刚五十几岁，胆气是越来越少，可老气越发显得多。心脏、血压都有故事。特别是神经，像绷紧的弦，经常禁不住一拨。尤其是不敢听电话，生怕有不好的消息。

早上，接到省城我弟弟的电话，大哥手术顺利，推出手术室就苏醒了，能认出周围的人。大哥差一岁六十，肝胆上长了点东西，不知好坏，唯恐恶变。大嫂问我。我说越早越好。于是，三天前他们去了省城。

大哥牵着我的心，这几天老惦着。我这一辈子写了好多的文章，唯独没有为大哥大嫂写过一个字。这种多少有点内疚的心情，促使我在病中写下了这篇文字。

我们家是最普通不过的百姓人家，从祖辈到如今，没有出过读书人。考上大学的我算是个例外。据说，家族要有好的墓地，祖坟要能冒出青烟，才能世代书香不断。不知我们家的祖坟在哪里？当初，我爷爷逃荒从山东老家闯关东到大连，得了重病，用一个萝筐抬着满世界找大夫，没钱给人家，当然也没有人肯伸手治他，眼睁睁地等死。那时，我父亲尚年幼，他们三个兄妹只会哭。我爷爷身后葬在哪儿，至今不得而知。那时候死的人太多，乱葬岗荒郊野地一扔了事，还得给发送的人几个大子儿。

我们这辈兄弟四个，身上大哥，文革开始时刚上高一，且是重点高中，想必是冲大学去的。然而，文革一起，先是串联，扒火车到处跑，后是武斗，再后来“大联合”。到1968年，“老人家”一挥手，广阔天地当知青去了。

记得那年我跟在送行的车队后面跑，咧着嘴，喘着气，冒着鼻涕泡，送大哥他们走。真是羡慕死人了。那么多的人、车、红旗、红花，锣鼓喧天，太热闹了。这一切对十四岁的我来说，真像当年悟空从地上来到天庭，到哪儿哪儿都新鲜，兴奋的睡不着觉。

转过年（1969年）7月，夏天，没有学上的我搭父亲联系的一辆货车，去二百里外的山区找哥哥。夹在一堆货物中，我格外兴奋。沿途的山呀，水呀，草呀，花呀，树木呀都太新鲜了。尽管车子跑了快一天，身上脸上满是土，可那高兴劲儿，至今还记得。毕竟那是我头一回离开家那么远，而且是去找大哥。大哥当时在我的印象中，真是太令人神往了。但到底羡慕他什么？我也不甚了了，只是觉得大哥那边一定好玩儿。

玩是我的长项。小时的我淘气捣蛋得出名，是山就上，树也爬；是水就下，捞过鱼，摸过虾，捉过一串串的蛤蟆，缀在腰间；潜水到河底，摸过蛤蜊；打死过猫，也勒过狗。还曾经拖着婴孩的尸体满街跑。大年三十曾把鞭炮扔进过人家的灶坑里，初一把鞭炮插在弟弟刚拉出的屎上，结果炮仗炸响，到处都是黄金甲。我的身上以及自家和邻家的院墙也尽是斑斓。我和一群野孩子曾经窜房越脊，在学校屋顶上掀瓦片，砸向路上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结果被专政大军逮住受审，关了一个晚上。弄得全家人心惊肉跳。幸亏审我们的是相同观点的造反派，不然，恐怕要祸及九族也说不定。

不过，我也看书。现在想来，鬼使神差般的不可思议。当初，邻居家有一位大哥，是高中生，给小学代课，戴着近视镜，一圈圈的玻璃像瓶底儿。他有一张借书证，不知道在哪个图书馆借来的书，老牛了。那一本本又厚又大的书，他读完我读，懂不懂很难说，愿意看。一看就到下半夜。多数时候是父亲过来，一把抢过书扔到很远的地方，闭了灯，才算了事。记得那些书净是苏联人写的；；；什么《叶尔绍夫兄弟》、《静静的顿河》、“保尔柯察金”之类。也有中国人的书：《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奇怪的是，我竟然能过目不忘，真是不可思议。直到后来，我一个人找到哥哥读过的重点高中的军宣队代表，提出想上这所学校，并得到批准。进入哥哥曾经坐过的教室，复课闹革命，我的作文经常上墙，作为范文展示，好不自豪。大约就是靠这一点，我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中，就上了分数线。那时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报了北大中文系，结果不难想象：一个25岁的知青在僻壤六年，辛苦劳作，临到考试急忙抱佛脚，连本教课书也不好找，更不要说有谁来给你辅导了。此种情形，能上北大才是荒唐，况且还注定要和老三届也有一拼。结果是“体”也检了，“政”也审了，就是通知书不来。无奈第二年再考，这回学乖了，没报北大，报了财经学院对外贸易系。鬼使神差，竟被师范学校录取，每月还享受二十几块钱的助学金，也挺牛。要知道，当年招工回城的，一进厂当徒工，一个月也才十九块。

话说回来，那天在一个小镇路边的一棵千年古树旁下了车。一打听，离大哥的青年点还有七八里的山路，就连蹦带窜地跑完了这段路。一进村口，就看到大哥他们住的青年点。那是村里最大的、也是最新的房子。大哥哥大姐姐们见我到自然是惊喜万分，认为这小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天晚上，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在熏天的脚臭和蚊子的吟唱中，挨过了乡下的第一个夜晚。

天光破晓，最先叫醒人的是在电灯线上睡了一夜的苍蝇。清早的它们不知为什么显得格外兴奋，或许是发现了新来的客人？反正它们在你的额上爬，耳边闹。睁开眼睛，看见颜色尚鲜的松木檩条，微微泛黄的秫秸。向下便是糊满各色文字报纸的墙，呲牙咧嘴的玻璃窗。头一回看到北方的大炕，真挺新鲜。南北对头两铺大炕，每铺大约有十几米长，中间有一个窄窄的过道，哥哥们的行李或堆、或摊、或卷、或叠，有的正睡着的人能看到一颗颗圆圆的脑袋，有的只留下一个空被窝，人却不知道哪去了。南北大炕的尽头，有一截拐子炕连着，上面放满了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木箱。在那堆箱子中，我找到了大哥那只糊了白纸的小木箱。显然那里装着秋冬的衣裳。或许还有几本书？也说不定。至今在我的家里，还有一件从哥哥那里得到的小小的订书器。时过四十年，订书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得斑斑点点，每次收拾东西都舍不得扔掉。那是哥哥临下乡前给我的礼物。当时我对这件礼物爱若珍宝，直到今天有时还翻出来订几页纸，并且随时装满书钉在槽里，让它始终处在备战状态中。我想，哥哥的小箱子里，或许会有纸笔、订书器之类的东西。

在炕上往地下看，没有地板也没有砖头铺着，直接祼露的黑土地上，净是各式各样的鞋子。那种黑底绿帮的解放鞋居多，间或会看到翻毛皮鞋、大头鞋。几乎所有的鞋都大得吓人。这些鞋子有的张了口，露了眼儿，个别的帮底还分了家。布鞋的鞋帮上满是泛起的汗渍，也有糊满泥巴的。鞋子里边有烟头、旱烟梗、地瓜皮。炕上的炕席的缝隙中，也填满了旱烟叶的碎屑，间或有一些粗枝大时的烟梗在炕沿那泛着白色的长条木板与炕席形成的夹角中堆积，与地下被踩踏过的烟梗、破报纸、乱手套、烟头、火柴杆等垃圾遥相呼应。房子东头和西头的男女生茅厕传来很响的小便声。院子前面的猪圈飘来粪便和猪食在一起发酵的酸哄哄的气味。两只瘦骨嶙峋的克了猪，耐不住饥肠辘辘，顽固而恼人的哼叽着拱着圈门及用半截圆木挖出的食槽。做早饭的姐姐抱着被露水打湿的柴禾走过它们的视野时，它们便闹得更加厚颜无耻。灶间先是传来很响的水声，可能是哪个大哥挑水往缸里倒吧？接着是灶下柴禾燃着时吱吱作响的呻吟声。再听听屋外有隐约的口琴声，不知是哪个姐姐或哥哥吹的。期间还杂着哥哥们大声的吼叫、歌唱声。和窗前的洗漱声、泼水声猪叫声混淆在一起，还有那种把水含在口中，先在嗓子眼咕噜几声，再用力地喷出去，将水砸在地面上的声音。伴着一声很大的泼水声，克了猪辟里

叭拉躲避时的脚步声和委屈的叫苦声传来。不用看也知道，一定是有人把洗脸水泼到了它们的头上。不过，它们很快就高兴起来——随着一声哟喝，一个老头赶着一群大小不一的猪经过里。做饭的姐姐跑过去，打开圈门。那两个忍耐多时的家伙，迫不及待地挤出圈门，一溜烟撒着欢儿加入同胞的队伍。山坡上鲜嫩的青草在等着它们。夏天的清早，把猪放出去，任它们吃多半天的青草、树皮，会省下很多的饲料呢！畜生们也很快活。当然，这些都是四年后我也插队后才知晓的。

我决计用一天时间把地下的鞋刷一遍。我找了一个筐，足足装了一大筐。抬到河边，找了一根玉米骨儿，擦满肥皂，一只只地刷起来。时常有蟑螂的尸体、老鼠的粪便之类的东西从鞋子里涮出来。然后，把刷过的鞋子像战利品似的摆得满世界。哥哥们并不在意我的举动，大概他们是想：任他折腾去吧，早晚累了，还是那样。因为他们要去拔大田的草，得挨一天的太阳的晒。

因此，我一门心思对付那些像小船似的鞋子，也没有功夫看做饭的姐姐如何收拾碗筷，怎样做的午饭。反正中午大家吃的都挺香。苞米馇子用凉水捞过，又凉又爽；菜是土豆伴子，非常鲜美的新鲜土豆的味道。吃完大家倒头便睡，他们要抓紧时间恢复体力，下午还有一个长长的半天要干活。半睡半醒中，还要赶走讨厌的苍蝇。圈里的那两个家伙，大概是吃饱了青草，那草在肚子里发酵了吧？因此，他们也像醉汉似的放肆地倒在秫秸遮出的阴影下呼呼大睡，还不时地摇摇尾巴，扇扇耳朵，赶走那些不识趣的访客。闲着的我，抚弄着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钻出来的一只小猫崽。扔开它，它就凑过来，好不识趣，还“喵喵”地叫，似乎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

傍晚，我可是大开眼界了。只见做饭的姐姐招呼我，一起拎起一个很大的篮子，里边是新挖出来的土豆。在小溪边，她叫我与她一起用脚踩篮子里的土豆，去掉土豆上的那层嫩皮。我要脱掉鞋子，姐姐示意我不必要。她脚上穿着黑色的塑料凉鞋；我脚上也是塑料凉鞋。我们两个就在水里踩起来。小溪水冲走了土豆皮和泥土。我们在水里，将土豆漂了几漂，就拎回来。再看姐姐不知从哪个地方摸出一块腌过的猪皮，在烧过的大铁锅里，用铲子压住，在锅里一转，随着吱吱的声音和油烟升起，一股刺鼻的肉香冲上屋顶。姐姐把一篮子土豆一下子倒进去，添了瓢水，盖上用秫秸串起来又圆又大的锅盖后，又转身去另一口煮着玉米粥的锅前，在热水中用笊篱十分认真地捞起浮在水面上的玉米脐子。一会儿用勺子搅，一会儿叫我帮助添柴，她则转身给土豆锅里加上盐和酱。又变戏法似的端出盆不知道什么时候和好的玉米面。只见她一脚踏在锅台上，拉开架式，用手团了一团面，掷到锅沿上。那面团很听话地粘在锅边上。面团本身是湿软的，在引力的作用下，向下流淌但不滑落，慢慢延伸成一个长椭圆。开始，姐姐叫我加柴禾，过了一阵，又叫我快撤柴火。后来才知道，如果不撤，饼子就要糊了。在烟熏火燎中，手忙脚乱的我出了一身透汗，眼泪直淌。

晚饭，挺热闹。哥哥姐姐们仨一群，俩一伙儿，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树下，或站或坐，吃的自在。我端着一碗土豆，拿了一个饼子，把一碗粥放在猪圈的木桩上，边吃边看圈里的那两个家伙的乞求和贪婪的眼睛。这时，做饭的姐姐拎着一桶猪食，里面有刷锅水、青草、菜叶，剩饭之类的东西，劈头倒下去。那两个家伙顾不得淋了一头五花八门的泔水，只顾张着嘴儿接食。随着那些东西落进食槽，它们索性把长长的嘴脸埋在汤水之中，咋咋有声地吮吸着。鼻子里的呼吸在汤水中冲起气泡。气泡破裂的声音和它们幸福的哼叽声形成混响，给傍晚的空气中，增添了一丝幸福的味道。

夕照逐渐落下。周遭的大山在宝蓝色的天光里猛然挺起黑色的身躯。性急的水星早已上了天穹。“明天会更热。”不知哪个哥哥就说了这句话。夜色模糊着人们的视线。屋子里、院子里突然好像是少了一些人。哥哥姐姐们不知道溜哪去了。不远处传来口琴声，还是那位姐姐吹的。大哥哥在院子里弹起六弦琴，还有胡琴、笛子也加入其中。从敞开的窗子往里看，炕上有两个哥哥在下棋，旁边站着支招的两个人，手里拧着用报纸卷着的老旱烟。只见在唇齿间一蹭，用口水粘好烟卷，然后调过头来，咬掉纸捻后，放到嘴里叼上。随着火柴的燃着，烟火并起。他们的脸和头便笼罩在烟雾中。几年后我终于明白，那些悄悄走掉的哥哥和姐姐们，有的去贫下中农家接受“再教育”；有的去黑地里谈情说爱去了。有见识的，一心想和村里的贫下中农拉上关系，参军、入党、招工回城什么的，出头之日来的快；见识短浅的，则沉缅于情爱之中。一点没头脑的才下棋弹琴。我大哥属于后一种。不过他乐此不疲。甚至直到他后来抽工到了三线工厂，以及从三线回到市内，他一直都是厂文艺队的主要乐手。带弦的乐器，他都能弹，而且足够精彩。或许后来嫁给哥哥的嫂子，当初就是看中了哥哥的这一点也说不定。记得80年代流行乐坛的歌星多是弹一手好吉它，身后的“粉丝”不知有多少。时代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

第二天，哥哥说要带我去玩一天。不知道他事先是怎么通知邻村的哥哥和姐姐的。

山，异常险峻。陡峭的崖壁直上云天。大哥告诉我当地一个传说：古时候只有野山羊也能登上这座大山。从山下望去，羊像是在崖壁上悬着，又云遮雾罩似神仙显形，故此，人们把那座大山叫做“玄羊砬子。”三个男人（如果当时的我算是个男人的话）和一个女人，在苍茫的大山里，原本就微不足道。这回走进山中，就像是被山吞进了肚里一样，无声又无息。盛夏的阳光使原本就成老绿色的草木林莽显得更加沉重。向阳面的半山腰，有淡淡的一层青色的岚气；背阴面的沟壑，在阴影里漆黑一片。四周默然无声，天赖俱寂。偶尔有为知名的鸟在远处啼叫和被我们踩落的石头跌落深谷声以及惊起的蛇的穿行声。高大的柞树，浓密的叶子飒飒有声，让人生出异常的神秘滋味，感觉像是大山在倾诉远古的奥秘；抬头看天上，天空蓝到虚无；向下看，山坳里的村庄像小小的鸟巢；河流像一条珠链在闪烁；村道则像一条细细的绳索。一切静止不动，好像从有这个世界直到今天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邻村的知青大哥身高马大，穿着一身绿军服。和他同来的姐姐皮肤黝黑，半截小辫子搭在肩上。黑葡萄似的眼睛，在齐刷刷的刘海下闪亮。漂亮的脸蛋一笑就有两个酒窝，露出一口洁白细碎的牙齿。尽管她穿着肥大的裉了色的土黄色的旧军装，可是仍然让人感觉到她那修长健美的身体。一路上，三个男人因为有了她的存在而生动了许多。她一惊一咋，一窜一跳，一傍一倚，一颦一笑。看似无意，却总能让两个大男人开心。时而他们分开，时而聚在一起。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在山顶上，好像世界就是他们自己的了。他们大声吼叫，高声歌唱。什么“喀秋莎”、“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三套车”……

当时，不谙世事的我，对男女之事还是檬懂。直到多年后才明白。邻村来的姐姐看上去像是邻村哥哥的情侣，其实，是在点醒我大哥，想要他因嫉妒而生爱。然而，我大哥的身旁，也正有两个姐姐，也都在“叫劲”。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很微妙。那种若即若离，难以取舍的感觉，后来我在谈情说爱时才明白个中滋味。上山有时要拉个手，下山有时要用怀抱接着那个姐姐。爬山其实给他们制造了一种身体接触的机会。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地发生。少了些许的尶尬。后来，那个姐姐始终没能成为我的嫂子。而我哥哥身边的两位姑娘中，有一位就是我现在的大嫂。那天，邻村的姐姐对我格外关照，邀请我到她们的青年点去玩两天。大哥不好拒绝，只好答应了。

邻村的姐姐因为肤色比常人稍黑一点，哥哥们便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她本名叫丽清，可大家叫她“臭油”。当时她也给大家做饭。她好像永远都在唱歌。除了睡觉，都能听到她的歌唱。她总也闲不住，带我去溪流中去捉蝲蛄（南方人称小龙虾），回来剁碎了，拌上点农家自己腌制的豆酱，蒸熟了给我吃。那简直是天堂中的美味呀。人世上哪能尝到这种美味。那香味在唇齿口鼻之间三日留香。美味还在锅里蒸着，就馋的大哥哥们直嚷嚷。可丽清姐姐说：“这是招待客人的，你们都规距点。”气的大哥哥们挤鼻子弄眼，骂她“臭油”。一律用十分嫉妒的眼光看我。我把美味推给他们，他们礼节性地用筷子沾了沾，很大方地再推给我，以表示大人对孩子的气度。

中午，天热的像下火。趁大家午睡的时候，丽清姐姐端个搪瓷脸盆，装上几件衣服，叫上我一起去河边。说是洗衣服，其实是去洗澡。我们头上顶个大太阳，走了约十分钟。远远看见河水在阳光下黢黑地闪着刺眼的光芒。在一块背阴处，由高崖和树林遮挡的地方，姐姐先将两条短辫披散开，然后，脱下外衣和黑色的长裙。那天她穿了一件湖蓝底儿带白点的半袖衫，圆圆的一个白色娃娃领，衬着一张俊俏的笑脸。因为走的急，天气热，本来就黝黑的脸上挂着油亮的汗珠。我心想，难怪大家叫她“臭油”，还真是名如其人哦。她上身只剩一件短背心，是那种白色的的棉布料做成的（那时没有现在五花八门的胸衣），下身一截短裤头，也是白色的。瘦削的肩，鼓鼓的胸和浑圆结实的臀都散发出青春的气息。她踮着脚，快步走向水中，然后将整个身体投入河中央的深水中。她用蛙泳的姿势，游了一段又折回岸边，向我招手。见我呆在原地不动，就径直走上岸来。我看见阳光穿透了被水浸湿的胸衣和短裤，棉布像皮肤一样贴在身上，鼓胀的两乳给人一种结实的感觉。淡淡的**从胸衣中隐约透露出来。结实的平滑的小腹和浑圆的臀部，显示出一种青春的张力。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站在青春期门口的一个男孩，平生头一次看到如此动人心魄的异性的身体，竟有些不知所措。姐姐在一瞬间，可能明白了什么，笑了，略微有些害羞的样子，但只是一瞬间而。她笑着问我：“你不会水吗？下来一起游哟”。说着进出手来拉着我的手。就这样，我们一起下到河里。起初，她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看着我，当看到我向深水中游去时，喊了一声：“小心”！其实，她不知道，我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大哥哥们在河里、江里洗澡，在一切有水的地方洗澡。有一年学校组织看电影，电影散场后，路过青年湖。还没到五一节，水正凉着，天正冷着，我就耐不住，跑下去洗澡，冻的直哆嗦。1973年的夏天，在沈阳北陵公园，我和一位当兵的同学逛公园，一下看见了水，又耐不住了。脱了衣服让同学拿着，他从湖边走，我从湖的这岸游到对岸……

那天，水我没游多少，多数时间在看姐姐游水。那是一幅难得的美景。清清的水，柔柔的波，寂静中的水声，和平而宁静的山野。活脱脱一个精灵，一点也不比屈子笔下的那个洛神差。那天，姐姐草草地洗了衣服，然后把头发很认真地洗净，任其披散着。她走上岸来换衣服。可能她从来也没把我当异性看？换衣服也不刻意躲避。只是背转身去，先将上身背心形的胸衣换下来，然后，从头上开始往下套黑丝裙，扯到腰际之间，从裙子里面把裤头换下。这一切都是在我的眼前完成。然后，她把换下的两件行头洗净，放在沙滩上晾干。在等待晒干的这段时间，我们在树荫下唠些家常。她问我小时候在那儿上的学，让我给她讲大哥小时候的故事。“一次，”我讲道：我和大哥推着小孩推车，车上坐着弟弟，车把上挂着一个提包，包里装着一个小铝锅，里面是煮好的面条。我们给妈妈送午饭。妈妈的工厂离我们家并不远，只五分钟的路程。结果半路上被一头高大凶猛的狗给拦住了。当时我和大哥都吓哭了。听我这么说，姐姐爽声大笑。银铃般的笑声在平静的水面上，在空旷的山野中回荡。我问姐姐：“那天去爬山和你一起去的大哥哥，你们是不是很要好？”她反问我：“什么叫要好？”我搜刮出当时我所能理解的一个词——对象！她笑了，用手指头一杵我的前额，说：“小人精，你知道什么是对象？”盯着她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我问她：“你是不是也喜欢我哥哥？”她一怔，脸微微有些泛红，反问道：“你看呢？”我说：“我大哥可比那个大哥哥好，虽然没有他高。”姐姐又杵了我一指头。“人小鬼大，看不出你这小脑袋瓜子还装了不少事，走吧，咱们回去吧！好做晚饭了。”在回去的路上，姐姐问我：“你哥哥跟你说过他喜欢我吗？”我撒谎说：“说过！”她追问：“怎么说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姐姐看出我在撒谎。伸手要打我，我一溜烟先跑了。

那些天，我天天跟在姐姐后头。一起去田里挖土豆，一起去摘豆角。帮她加柴火烧火。有时候，姐姐用铲子翻动锅里的菜时，她胸前的两个**便在衣服里边舞蹈。我本不好意思抬头看，心里却又想看，我觉得姐姐就像天上的神仙一般的美丽。这许多年来，我脑海里会时常出现那些美丽的画面。我真希望时间能永远停留，我也永远不要长大。在我心中深深爱着那个健康、青春、美丽的被大家称作“臭油”的姐姐。在我的心里，我多么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嫂子。三年后，在开始我知青生涯的初恋中，也会经常把眼前的恋人和当年的“臭油”暗自比较。谢谢大哥哥大姐姐们，是你们让我的生命中有了那一段“伊甸园”般的日子。的确，那些时光，像是在梦中度过的。那种美丽，只有在上帝的花园才看得到。

从大哥那里回来后，我念了三年书。1972年底，我也来到一座大山深处，开始经历着长达六年之久的知青生涯。这期间，我大哥抽工到了三线一个机床厂。所谓“三线”是指当时落实“老人家”“备战备荒，准备打仗”的精神，将城市里的工厂搬迁到大山里。大哥在工厂当钳工，因为胃溃疡，我还给他送过药，并在他们的宿舍住过几个晚上。后来，一块高速旋转着的砂轮突然碎裂，有一块碎片以子弹般的速度击穿了大哥左脚上的大头棉皮鞋，将脚背打烂了。经过治疗，此后好多年，哥哥走路还一颠一颠的。

1973年，大哥结婚了。大嫂是当年青年点中两个追他的姑娘中的一个。我和大哥从没谈过情感这类很隐私的话题，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恋爱故事。只记得当初曾经有一个圆脸的姐姐，来过我们家几次。后来，就是现在的大嫂。每逢春节必来我家。大嫂是很爽朗的女性，乐天，知足，善良且有礼貌，从未见过她发愁，更不曾见她发火。她嗓门特大，走到哪里很快就响起她爽朗的笑声。这种笑声也很能传染，不一会儿，一圈人便热闹起来。

大嫂来我们家，和大哥在一起经常呆到很晚，有几次住在我们家。父亲让他们住在我们家房头接出的“违章建筑”里，并告诉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们。母亲很担心，怎么说也是“干柴烈火”，便瞒怨父亲，又转弯抹角地叮嘱大哥。可能母亲唠叨的太多。打那以后，大哥也时常去大嫂家住。大嫂在家里是老幺，她们姐妹八个，大都成了家。有的在外地。嫂子和父母住三间土房，担水吃。大哥经常帮着买煤，担水。结了婚，大哥“倒插门”，工作仍在三线。大嫂在市内一所小学校教书。不久，我们有了侄儿。父亲便让我

和弟弟们经常去担水、买煤、和煤。那时没有蜂窝煤，烧的是粉末状的朝鲜无烟煤，得用黄泥和着烧。通常，百姓人家在炉灶挖一个坑，下进去一个木箱，算做是煤槽。和一槽煤也挺累人，但至少能烧三、四天呢。

早在大哥结婚之前，大嫂家的土房就摇摇欲坠了。我父亲和大哥决定帮他们重新翻修老房。因为大嫂的父亲常年患病，母亲只能做一些家务照顾丈夫。他们没有能力修房子。那段时间大哥和我们几个弟弟到市郊的山上，在遗弃的一座日伪时期的地下建筑里，挖出花岗岩块石、红砖。用筐子搬运到山下，再用手推车运到十多里路以外的嫂子家。将近半个月，终于把沙石、砖料备齐了。和我们家住邻居的，曾经被大哥一砖头打掉一颗门牙的同学，他父亲是干了一辈子的泥瓦匠。我们请老人家帮忙砌墙、倒瓦、抹墙、盘炕，大家全给他打下手，挖地基、和石灰、搬砖头，重新翻盖了房子。算算只有屋顶上的一些旧瓦和石灰是花了钱的。我们都非常地自豪。因为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项大工程。因为这项工程，我们也为大哥争了光，让嫂子一家看到了我们的真情和实力。后来，嫂子的父亲去世了，嫂子和她母亲卖掉了那所旧房，搬进了他们买的新房。新房在郊区的一座山坡上。从那里往山下望，能看见我父母住的三间平顶房。而那三间房子，正是因为我结婚没房，父亲不得已在市郊买地皮建起的新家。市区的老房，给了我和三弟居住。四弟和我父母住在一起。

1975年地震闹的凶。后来果然震了一下。当时我在农村，在家的两个弟弟抱着侄子往外跑，并在操场上住帐篷。这其间，大哥依旧在山里的工厂。电话又不通，只能写信一封跟一封，聊解记挂惦念之心情。

1977年，工厂回迁。大哥才回到了城里，结束了六、七年的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这期间，他们的女儿也诞生了。我父亲乐得脸上像开了花。我们家就缺少闺女。后来，侄女考上了大学，我父亲更是高兴。每年压岁钱也给得格外多。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大哥大嫂就这样一路走到今天。如今，他们的儿子有了儿子；他们的女儿也有了儿子。孙子、外孙、媳妇、女婿热热闹闹一大家人。大哥大嫂过到这份上可谓功德圆满，每天伺候孩子再累也开心。两年前，大嫂退休了。明年大哥也将要退休。每逢春节，大哥一大家子人回家和我们一起过春节，其乐融融。每年一进门，大嫂就里里外外忙活，准备年夜饭，包饺子。从来没听她有什么抱怨。嘻嘻哈哈，总是满脸幸福到灿烂无比。

2000年，父亲辞世后，每到星期天，大哥大嫂总是带着孩子去看望我母亲。天一煞冷，大哥总是劈柴、安炉子、装暖气。冬天下大雪，四弟又不在家。大哥一大早就跑出去扫雪。大哥大嫂身体力行，做出一个长子、长媳的榜样。也正因为如此，母亲活的格外舒心。

大哥肝胆部长东西，是偶然发现的。因为感觉胃口不舒服，先做胃镜，结果没事；B超发现有东西，休息观察。大哥所在的工厂，先前是国企，三年前改制，卖给了私人。大哥一休息，工资立见分晓，每月只有三、四百元钱，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怪媒体报道日前上海某调查机构入户调查：在四千个被访对象中，仅有百分之一的人愿意选择当工人。诸多媒体哀叹——那曾经真实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自豪感已经随着社会转型期人们那种浮燥、奢靡而倏忽飘散，散落于历史的风尘之中。

如果说时间是一条河，那么政治就是这条河的汛期。洪水经常改变地貌也改变河流的模样和走向。在洪水中，泥石草木一切事物都被裹挟而去。虽然说，人生就是某些选择，但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把握主动的态势，而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住这种“主动”？我至今不理解，大哥大嫂为什么在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不参加高考。至少那是一次他们可以选择和把握的机会。我的大哥，出生不久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人的飞机在城市上空扔炸弹。我母亲抱着一岁的大哥钻过防空洞。三年自然灾害，大哥和我们一起挨过饿，吃过杨树、槐树开的花；用它们做汤，蒸过糕；吃过米糠兑面粉擀的面条。文革中两派对立。有一回，大哥差一点被另一派的人用木棒击中后脑。当时他只是机灵一闪，躲过致命一击，锁骨险些被打折。还好，被校园楼内冲出的同学救了回去。大哥他忠诚，不乏热情；或者也曾有过济世救民的宏大理想，有过誓令“**山河一片红”，“寰球同此凉热”的伟大抱负——叫下乡，打起背包就走人。在工厂，他从一名钳工做到高级技师，负责全厂的质量检验及售后服务。他曾经去过日本维修设备，每年都出差到各地维修服务。我大嫂也一样，踏踏实实地教学，送走一茬又一茬的孩子。他们的人生实际上不容许他们选择——在生活的河流中沉浮，随波而去，最后沉淀到社会最底层。现在被称为“弱势群体”。

去年春节，嫂子曾讲起她们的同学聚会，大哥因为工作没能参加。听大嫂说，大家都老的不成样了，一时间认不出对方；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有的中风瘫痪；有的还能行走。多数人做了父母、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上有老人，下有子孙。最令他们感觉温暖的是那些年轻的日子：在学校，在农村，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恋着这样一种温暖，那天，他们大杯喝酒，大声唱歌，夸张地拥抱对方，真诚地拍打对方。当然也有下岗，待业，买断，失业，再就业，自主创业，退休，医保，子孙升学，就业，住房的话题。而他们就是这种社会转型期诸多事件的亲历亲为者。当说到今后要靠退休金度过剩下的日子时，有人幽默地说，“面包会有的。”嫂子说，那天，当年追过大哥的女同学也能坦然询问大哥安好。只是让大嫂觉得依然有那么一种微妙的距离感在中间。我问“臭油”去没去？嫂子说没去。听说好像在几年前嫁过一回，又好像有人说，还是没嫁成。

今天，大哥成功地做了手术，之后他要面对更多的困难。首先，他要战胜疼痛；稍后要充分休息增加营养，尽量少操心；还要定期检查。好心情和无畏的精神，这一切，大哥他都能够做得到吗？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和我大哥大嫂一般年纪的那茬人，那些大哥大姐们。他们这茬人幸福吗？在过去的时光中，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哪些？他们的人生算是成功的吗？假如有可能让他们重新来过一次的话，他们会不会还选择同样的生活？答案并不确切，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和今天的80后的一代人相比，他们应该是幸福的。至少他们在知青那段岁月，在那个时空点上，他们毫无负担地爱他们所爱并为此付出一颗真诚的心。如今，在我们身边，正不知有多少忙忙忙碌碌的80后人。他们年过30，有的是“白领”；有的是“金领”；有的是什么“领”也不“领”，整日里除了在职场上打拼，耗蚀着自己的青春，还要为房子拼命，为位子、为跳槽谋取一个更好的去处而绞尽脑汁。他们怀揣钞票，却找不到自己的真爱；他们沉迷于网络，用既近切而又遥远、真实而又虚幻的网络调情聊以**；即或是“真情涌动”、无数个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网恋被骗，“闪婚”“闪离”之类的故事充斥人们的视听；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依靠别人，甚至不得不求助于中介机构去认识另一半。在决定交往之前，他们要精密地计算对方——从身高到长相，从目前薪酬、社会地位到远期发展，从家庭成员到对方人脉，从脾气秉性到遗传疾病……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爱情完全是一种扭曲了的商品化了的人生。这样的情爱，并非情爱，而是一种对异性的需求与被物欲扭曲后的某种支撑。也正是这种对

现实的恐惧才使得“丁克”和单身“贵族”形成当今一景。

人，生来总是要吃些苦的。佛教则把人生分为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烦恼炽盛苦”。无论是谁，大抵逃不出这些苦。似乎人生来就应该忍受这些痛苦。但《楞严经》中还有这样的说法：“纯想即飞，纯情即沉。”意思是说，偏重于内心观照，能把持自己的心性，注重道德自我完善，不使其沉沦，追求真。善。美菩提境界的人，只要“心持禁戒”，便会“举身清轻”，因而能够“飞动不沉，自然超越”；而一味追求世俗物欲，则难免墮落沉沦。可惜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多是凡夫俗子。他们大多囿于早已被物化了的世界并被“染着”。他们“发起妄情”，“贪求财宝”，“心着行淫”；他们自然是“润湿不升”。因此，他们只能沉沦于尘世炼狱而不得进入佛国。我想，若是真的一定要什么人达到那种“举身清轻，飞动不沉”的境界，那也只能是应在大哥大嫂他们的那一茬人身上。即使这样，也只是相对而言。但这已经足够了——他们豁达、乐观、善良、真诚、知足、感恩，从来不过多地抱怨，也没有更多的奢求。佛家所禁戒的“贪”、“嗔”、“痴”三毒于他们不近，因此，他们才快乐。即便是社会待他们不公，即便是他们并不富有，但他们依然“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他们为后代做着表率与楷模。不管后来人如何评说，他们就是他们——我的哥哥嫂嫂们。

后记：当我抱病支撑着写完这些文字的时候，接到大哥的电话，声音依然那样乐观。他告诉我：他已经回到家中，一切都好；只是上楼梯时，上一层得坐一会儿。大哥说，让我不要担心他，要注意自己身体。

放下电话，我的内心稍稍感到一些宽慰。我虔诚地发愿，愿上天保佑大哥，还有当年那些大哥大姐以及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们。我们应该过得平安，幸福。在人们努力寻求社会公平公正，政府和公众上下齐心，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愿望不应只是一个理想愿景，而是一个最终能够实现的社会现实。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让我们看不到失败，让成功永远在……”在收拾纸张文具时，我不由地吟起了《祈祷》。好像是一首曾经非常流行的歌曲。我是不是很俗？其实，人人都是俗人。即使那些文坛巨擘，艺术大师，在现实生活中也极少有人能免俗。真正能脱俗的，只有那些历史上出了名的佛教高僧而非我辈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