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中医有理论，所以他才能在用药时是医，不用药时也是医
中国人明白偏方治大病、四两拨千斤的道理，知道人不可貌相，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知道有藏龙卧虎的事和一物降一物的道理，所以并不因中医从门前拔两把草药治病而小瞧它，也不像有的人那样认为这是欺骗而悲哀。我对女儿说，世界上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聪明人。在侦查破案中，聪明人的工作效果并不好，并不是罪犯魔高一尺，侦查人员就要道高一丈。那些看上去笨笨的，用笨办法在一个个细节上下功夫的侦查员才是破案率最高的人。我相信，中医如果回归到传统轨道，脚踏实地去做一桩桩具体工作，就能在医疗工作中发挥很大作用。
中医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审视西医的立脚点，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作用也是如此，这是很难得的。为什么非要把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的行为理解为是光大国粹呢？难道医生研究病毒是为了传播病毒？如果我说，我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是为了用中国之石攻西方科学之玉行不行？我打磨一个中国金刚钻想揽点西方的瓷器活可不可以？捍卫科学可以，但不是把对手消灭这么个捍卫法。把西医的人体纯净思维方式用在捍卫科学上就会把中医理论当成是与科学理论尖锐对立的敌人。都知道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多获得一双看世界的眼睛，多获得一个思考问题的大脑，而中医作为东方思维的代表就没有现代科学需要借鉴的东西吗？
以科学名义对中医赶尽杀绝是陷科学于不仁不义之地，非真正热爱科学之士所为。批判的逻辑把人分成对和错、智和愚、好和坏、贵和贱，其功能不是知识和理论的互补，而是排除异为己，外带价值评判。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学术之争中充满了讽刺、讥笑、污辱和谩骂。一开始我还认为这是修养问题，后来认识到这是逻辑问题。这个逻辑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不尊重人，否定别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难道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就可以是反人类的？
对中医持废医存药观点之偏可以从治国之理上看出。百年来中国的社会问题正是一段时间以来过于用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形成了药物迷信和药物依赖的治疗结果。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总认为世上存在一种灵丹妙药，只要找到这种药，就能把中国的诸多毛病治好。很多人相信自己找到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结果全用上了，效果却不理想。如果这时有人说，停药，休息养生，恢复阳气，只用点健脾胃的药调养，你是不是认为这人不是医生，不科学？如果我们把医就理解为药，那么就会药外无医、治外无医，我们就将陷于药和治中不能自拔。
正因为中医有理论，所以他才能在用药时是医，不用药时也是医。古人为什么把医生和宰相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
西式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把离自己最近的前位当原因，后位当结果。用这种思维下围棋，围棋就是天下最简单的棋了。亲朋好友有个头疼脑热，我总劝他们不要急于采取治疗措施，而是先“观察三天”。我们现在做事往往不给事物发展变化留有余地，判断事物时也不给事物自身规律留有空间，总是在第一时间介入，而许多问题恰恰出在这一介入上。
一个熟人说他最近做了手术而身体虚弱。他叙述了手术经过后，我一声没吱。他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人，单位搞竞聘上岗，他的群众信任票没过半数。他没想到会是这一结果，接受不了现实，顿时感到胃痉挛，吃不下东西，连口水也喝不下去。到医院诊断为贲门狭窄，开刀做了手术，术后身体就一直不好。我心里暗暗骂医生心实，其实只在他胸口划个小刀口，骗他说做手术了他就能好，何苦真给他做大手术？
中医的合理性是随人类的发展走向而变化的。可以说，人类让它合理它就是合理的，让它不合理它就不合理，这要看人类向哪个方向发展。人类顺应自然，就会认可中医；违反自然，别说要铲除中医，就是毁了地球也在所不惜。所以，人们要取缔中医不是中医的悲哀而是人类自身的悲哀。
当科学有一天基本取缔人的身体时，中医也真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女儿摸脉有时会感到困惑，看到她迷惑不解的表情，她师傅就接过手来摸，问病人：“做过手术？”“出过车祸？”师傅告诉我女儿，手术和车祸都可以改变人原有的气血运行方式，遇到这种情况就给以脉诊病带来很大困难。如今手术使用得如此频繁，最终会使气运学说在人体上失效，当人的身体器官被摘除太多，移植太多，放置塑料、金属太多时，中医还如何诊断，还调什么气血？那时中医还不灭亡？
可以说，我对阴阳五行的认祖归宗是从西方绕了一圈转回来的。中国人讲“根”，根是历史，是传统，埋在土里的历史是无枝无叶的，必须要得到当代的阳光和雨露才有枝有叶，枝繁叶茂时我们只觉得与当代有关系而不觉得与根有什么关系，只有当这一代的枝叶凋零时，我们才会在叶落的过程中认识到什么是归根。
西方不是把阴阳的内在动力解析为五行而是直接把矛盾的两个方面转化为“水”、“火”两行。“水”与“火”没有“木”来“通关”就只有克而没有生，只有斗争而没有调和，只有否定之否定而没有肯定之肯定。只讲两行不讲五行，水火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对立和斗争；而没有通过木的生和助，通过金和土的宣泄和抑制，没有五行周转这一“永动机”形成的“生生不息”就不会有“水火相济”的景象。用阴阳学说容纳矛盾论，把对立的两方面作为两行再加上三行成五行，会使理论更丰满。
当把发烧视为火时，不同的药对付火的方式不一样
我认为人往往是无可选择，所选择的不过是自己的本质。好多数学家在解题时不是解题不开，而是想寻找一种自己认为是美的解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法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他不是在寻找外在的解法，而是在挖掘内在的已有。阴阳五行也是这样一种已有，所以，在我们寻求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时，不仅要寻求对的，还要可心的，不然，“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在中医理论中，不是中医拒绝使用逻辑，而是使用逻辑的效果与目的南辕北辙。
比如用现代方式编写中药教材，讲药性时，把退烧药归为一类，这石膏、地龙等退烧药有好多种，但只能有一个共同的药性——退烧。至于它们有什么不同，现代教材无法用逻辑区分，学生也无从领会。所以用这样的教材学习中药的药性并不能达到会使用中药的目的。
女儿说，这样编教材让学生怎么记呢？她学教材的方式是与古药书对照着看。她说，记住了教材与古书的说法不同才能记住现代教材的内容。我问，不同之处在哪里？女儿说，古书说得形象。
比如，按中医的表述方法，这退烧药各有各的作用，区别是很大的。当把发烧视为火时，不同的药对付火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浇水，有的是抽薪，有的是止沸，有的是吹息。要因情况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药物。如果柴多火大，用吹的方法岂不吹得更旺了？如果是草地上的野火，又怎么抽薪？所以，是中医使用中药的方法决定了中医的表述方式。
如果论述象棋，可以从车的作用、马的特点、炮的功能进行论述，逻辑可有用武之地。如果论围棋，单拿出一个棋子怎么论？拿出所有棋子怎么论？只有在棋局中，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棋子才有它确定的真正的意义。所以象棋和围棋运用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我从来不说中医“深奥”、“博大”和“神奇”。正如中国没有大哲学家一样，中医也是一个灰姑娘。它想要被人推崇，得需要一些外在条件，如城堡、臣民和仆人，还得有一个王后的头衔。如果在灰姑娘挎着篮子买菜时，我就称赞她高贵、美丽、典雅，怎么能不遭到人们的嘲笑呢？
人们嘲笑中医的一个方法是举原始人的治病经验和一些动物比如大猩猩能自己找草药吃的例子来说明中医的原始性和经验性。这种嘲笑我觉得反映了人的狂妄自大。电视节目《动物世界》为什么受欢迎？不正是我们发现动物的确有我们没有认识的神奇之处吗？我们的科技进步很多还没有超出仿生学的范围。动物与人同样经历了千百万年的进化，身上沉淀着造化神功，它们比我们更接近自然，中医与动物的自然性如果有所交叉，这是中医的耻辱吗？寻找离自己最近的原因可以，但否掉稍远的因素不是熊瞎子掰苞米吗？
中医不存在于人之外，不存在于自然之外，中医不把自己客观化，它不定义对象，也不定义自身，它在治病的过程中阐释自己。当你理解了它，它就是你的思想，你也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阐释它。中医在现代环境中阐释自己是对其现代价值的实现，也是对自己现代存在的表述。人本身就是医，人与医是一体的，人与外在自然是一体的，人向自然学习。而人一旦变成物，中医就失去立身之本。阴阳五行理论可能不够理想，但他却是仅有的将人与物统一而不是分离的理论。中医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是作为人的医学而不是对于人的医学。能把事物客观化固然是好，但客观化的前提应该是有意义，意义是对人讲的，从人的观点解释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解释世界，世界因被人解释而有意义。
我曾经在北京向一位西医专家求教：为什么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医学问题就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呢？比如：感冒、避孕……专家告诉我说，任何一种医疗方法也不可能适宜所有人群，总有“漏网之鱼”，所以还要不断发明新方法，这样一来，西医治一种病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但西医目前的问题是，并不能一开始就知道究竟哪种方法有效，得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地挨个儿试一遍。很可能是九种方法失败之后，才能找到第十种有效方法。我说，这样说来我们患者岂不是试验品？专家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我问，如果我试验了所有方法都失败了，我岂不是试验的牺牲品？专家笑说，正因为有“牺牲品”的存在才使西医不断去发明新方法。
西医曾给过我们医疗上一劳永逸的希望，比如青霉素当年的杀菌效力，可很快人就有了抗药性，一劳永逸的希望破灭了。如今西医对治病也是苦于在众多方法中不知哪种方法能有效，那么西医下一步是不是得想法子学会中医的“辨证施治”呢？对各种抗生素的使用，是不是也得做中医式的“浇水”、“抽薪”、“止沸”、“吹息”的药性分类呢？不然，我的一个同事发烧，前后用了二十多种抗生素也没退下烧来。现在的办法是做细菌培养，把细菌从你身上取点，不在你身上试了，在试验室里试，用各种抗生素喷它，看它怕谁。这个试验有个过程，病人通常要等上两三天，不通过试验室，医生自己是无法判断什么抗生素是对症的。
当西医担当起全人类的医疗重任时，我们看到，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趋同中医的方法了，不管人们嘴上是否承认这一点。当西医面对十个病人而有十个办法却不知怎样避免每个人身上用十种方法共一百次的话，中医的个体性的治疗思想是不是有可借鉴之处？将来的西医是不是也得辨证施治？抗生素是不是也得做中医那种形象的分类？
科学在发展，西医在发展，中医也在发展，发展的前景必然要有趋同之处。
有时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消极行为
有一次我置身于洪水中，游了两个小时还无着陆希望，不得不科学地计算我的体能，打算接受葬身江底的现实。这时，我看到一个硕大的暗红色的球体从上游滚到我面前——这是一团蚂蚁，一团抱在一起的蚂蚁。为了不致让水一面的蚂蚁淹死，这个球体在不停地滚动，从里到外地翻腾，顺时针地翻腾……我惊呆了，蚂蚁的个体寿命并不长，别说是一代的蚂蚁，就是十代、百代的蚂蚁也未必能遇到一次大洪水，它们是从何得知这一自救方法的？如果我从这团蚂蚁中拎出一只来问它，它可自知？你可以说它们这么做是出于本能，出于偶然，但他们用这种方式保存种群，其做法是不是很科学？这智慧是如此超越蚂蚁，以至蚂蚁凭着本能把自己交给命运，反倒成为蚂蚁最明智的做法。所以，有时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消极行为。当我在洪水中，意识到我身后有一个大过个体、大过科学的大逻辑时，我顿感力量无穷，这个力量使我得救。
有人说中医没有什么内容，其知识量与西医没法比。我承认这一点。每学期女儿拿回的西医教材本本都像砖一样厚。中医的书的确没有西医的多，所以学中医看不出是在学什么。
西医的知识要求学习者大脑的储存量和检索能力要相当于 “深蓝”电脑。一旦医生的大脑检索能力不及，就可能出现医疗事故。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一桩医疗事故案的卷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可由于知识的欠缺和检索能力的限制，判断失误，造成医疗事故。在医疗鉴定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被一大群专家质问、指责，甚至讽刺、嘲笑。我想，专家们的学历比他高，年龄比他大，见识比他广，而且他们是一群，做的又是事后诸葛亮。他们怎么对基层的医生没有一点理解之意呢？
在大医院，常常是一大群医生给一个病人会诊，这还不算众多的仪器和操作机器的人员。这不正说明西医的知识不是一个人的脑袋能记完全的吗？所以，西医的知识性要求西医要聚堆，要聚在大医院，要依赖尖端技术。人们为什么要往城市涌，要到北京的医院看病才甘心，能得到什么条件的医疗成了划分人的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实在是技术逻辑决定了人们的思维逻辑。我想，医改之后要设立社区门诊，要求单个西医是全科医生，我想知道社区门诊的医生得有什么样检索能力的大脑？其出现误诊的概率是多少？这个医疗责任怎么负？西医捆住中医手脚的绳索如今也要捆住自己的手脚。
大学学医的学制是五年，比一般的专业要长。随着医学的发展，将来医学知识成倍增长时，我们怎么学医？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学医至少要学10年才可以看病，将来这学制是不是得延长到20年、30年？出现50岁时走出校门，然后六七个人给一个人看病的情况？抑或是干脆就造看病的机器人？
我承认，西医的知识是很“实”的。相比之下，中医的知识和技术要少得多，学问要“虚”得多。我们如今只会用“实”不会用“虚”，以为虚就是假，就是骗。活到了年近半百我才理解“虚”的作用。年轻时努力学习技术，尽可能地占有知识。老了时，却有意地淡化技术和知识。我的专业是法律，可我现在尽量不用法律，也就是不用我的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有意让自己的内心“虚空”，让我所面临的事物尽量不受我的知识和我所掌握的技术去肢解，整体地进入我的内在。古人把“虚”比作寒潭，云和雁飞过时潭中有影，用来喻人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我母亲的第三个师傅，我的田姥爷就很讲究“虚”。他有一次给我母亲专讲这“虚”时，正好我父亲也在座。后来父亲跟我说起这事，他说，这足以证明中医没有什么实在东西，这虚就是糊人、就是忽悠、就是见机行事，没有原则……我那时是全盘接受父亲的观点。现在我知道，要学技术、学知识并不难，难的是把知识和技术用得了无痕迹。对现代人来说要把握这个“虚”真就是很难，我们的内心已被填得太实，以至我们本来具有的与其他动物一样灵敏的听觉、嗅觉和感知能力都退化了。
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事去寻找另一个同事。我远远看见这个同事来了，我就很高兴。两位同事就笑我近视得可以，能把一个陌生人认作是同事。这人走近了，我一看脸，真的不是。可我不甘心，因为我近视，识人不是靠认脸而是认形体，这人的形体分明就是我那同事。于是我上前问他认不认识我那同事，这人说：“他是我哥啊。”
前年，我25年没见过面的舅舅来看我。我带着侄子到站台上去接。我告诉侄子我舅舅的相貌特征，并说，就算我认出他来的可能性是50%，可舅舅认出我来的可能性也是50%，加起来就是100%。可舅舅就从我眼前走过去，我们谁也没认出谁来。但舅舅一出站，却与后赶来的我女儿相认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奇怪。我女儿长得像她姑姑，而我长得像我奶奶，我女儿和我舅舅是凭什么相认的呢？舅舅一看见我女儿就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接我？”我女儿回答说：“接你的人在站台里哪。”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你舅舅让我接到了。”
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如何不让知识把人掩埋了，如何在知识面前把握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让知识真正为人所用，而不是用来充当批判和指责别人的武器，我想，这是西医面临的一个哲学性问题。
让女儿这么一说，我又坦然接受我的“爪子”变回了“玉手”
由于少年时挑水、担柴，过于负重，造成我脊柱侧弯，用X光看是S形的。我调侃说，歪脖树也能活，要是把歪脖树整直了，还会要它命哪。
十几年前走路时被迎面而来的一个彪形大汉猛地撞了一下，当即贴在墙上就不会动了，站着缓了好一会才慢慢蹭着回家去。至此，左半身就不灵便，尤其是左臂麻痹、无力，随之失去了疼痛感、温度感等。我认定是那一撞，把我本来就已改变生理曲线的颈椎给撞出毛病了。看别人治疗颈椎病效果也不好，加之没时间，这一拖就是六七年。
有一次体检抽血，护士是个新手，连扎三针没见回血，就有些慌。我劝她别急，说我这条胳膊不知道疼，让她不要有压力。一个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医生就批评我说：“你这人太缺德了，她给你扎不上，本来就慌，你用这种方式挖苦她，还不如直接批评她。”我大呼冤枉，申明我这条胳膊真的是没有疼痛感，跟一条木头胳膊差不多……医生奇怪了，问是什么病？我说是颈椎病。医生说，笑话，你们这些病人就能自己乱起病名，颈椎病怎么是这症状？他便给我做了一番检查，断定我是脑袋里长瘤了，让我做CT。那时做CT很贵，我不肯做，反驳他说：“这瘤子是突然长在脑袋里，又六七年不再长大？”他觉得我这话有道理，于是说，这么着吧，你别在咱们这里检查了，我就是这儿的最高水平，你去找专家看看。他给我写了一个人名，让我到另一个城市去找一位神经专家看，回来把诊断结果告诉他。
半年后，我出差时顺便找到这位专家，他的诊断是：脊髓空洞。陪我去看病的朋友问，能治么？专家笑说，听说好像有人能治。我一听医生这语气就知道没希望了。朋友又问，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医生说，瘫痪呗。朋友还要问，我把她拉出了医院，说，你还问啥呀？没看出来这是没法治的病么？
此后，我就常作瘫痪的生活打算。到了前年冬天，我的左臂出现皮肤溃烂，肌肉萎缩，指甲坏死，继而手指不能并拢、伸直，呈爪样手。朋友们看了无不惋惜地说：“可惜你这漂亮手了，这下不能参加‘玉手大赛’了。”女儿给我针灸，告诉我她们学校神经科的教授说，这种情况只能维持，不可能逆转，这我心里也明白。看着我的“玉手”一天天变成了禽样的“爪”，我拿出一副接受科学真理的大无畏气概。
有一天，因朋友有病我领着去找女儿的师傅看病。女儿的师傅看到我的手问起，他便要求我服药医治，说着就给我诊脉、开方。我笑道：“也行，我这也算是疑难杂症了，你就拿我做试验，探索一下这不治之症怎么治吧。”女儿的师傅当即就不高兴了：“这怎么是拿你做试验呢？中医从不认为什么病就是绝症和不治之症，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对症了，没什么病是不可逆转的。”我虽不指望治好，但出于延缓病程的考虑，答应吃他的药。我把药用蜜做成了丸，一天吃两丸，心想，这么大的病，一天吃这么两丸草药能解决啥问题？这药断断续续地吃了一年，手臂的萎缩不仅被遏制了，失去的肌肉又大多回来了，而且手指能伸直、并拢，现在我练着又能打响指了。
有人讽刺说，治疑难杂症是中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我想，现代医学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病到中医手中能让其逆转，这能不让人有时觉得中医神奇吗？对此，女儿解释说，这神奇本是不存在的。100年前，不管中医治好了什么病，人们都觉得是应该的，没什么神奇的，倒是对比着觉得西医神奇得不得了。如今，是西医判定有些病是绝症和不治之症，可在中医的经典中对这些病可能早有论述，在治法上也是有章可循的，何难之有？我笑道，这么说，中医的神奇还是西医给封的了？女儿说：“正是，没有中西医对比哪方也不神奇。”让女儿这么一说，我又坦然接受我的“爪子”变回了“玉手”。
女儿的师傅每日钻研中医经典，在他眼里我的病就是“偏枯”，而不受脊髓空洞这个病名的影响，他开方给我调养气血、疏通经络，而不去想什么脊髓病变。虽说我的胳膊是受脊柱神经控制，但现在当我颇为自如地伸展左臂时不由地想，上级当然是领导下级的，可这下级的手臂活跃了是不是也对脊髓上级产生积极影响？
女儿在给我针灸时，给我讲经络学说，说针灸时要讲“得气”，这是经脉打通的标志。我喜欢与女儿抬扛，问她，如何能看出是得气呢？她说，比如你有酸、麻、胀的感觉。我说，偌大个针扎进去，没感觉是不正常的，除了疼之外再产生些别的感觉也不足为奇。女儿说，可作为扎针的人是有感觉的，不得气时这针下去了感到虚滑，得气时这针就紧涩。我说这也牵强，如果扎到脂肪上肯定虚滑，扎到肌肉上那就紧涩了。女儿笑了，先在手上给我浅浅扎上一针，针是倒伏的。她说，我现在按经络从上到下打通你的经脉，看看这针怎么反应。几针下去后，女儿不停地捻针，保证每一针都得气，然后说，你看，气至了。这时，再看先前那针自己站起来了，还微微颤动。我一时想不出再怎么抬扛了。
女儿在读西医教材时常读出声来给我听。每读一个病名，她说，你听，“病因未明”。西医这种“未明”很多，当然也就无所谓从根上治了。所以，往往写到治疗效果时就是“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这样一来，中医能说出原因来，拿出治疗办法来，再有效果，自然就会成为一条可行之路。有人指责中医的路总是小路，不能跑大车，这种指责纯属贵族逻辑，没有大路就不走路了？
女儿师傅性情的清高使他与主流思维拉开稍许距离，他不是来自学院的中医使他得以保持传统中医的一些特质。虽然他在给病人看病时也常用西医的名词和病理解释，那是在用科学武装自己，为了便于与病人沟通、交流，骨子里他还是个中医。
所以，这一纸检讨书就是泻肝火的药方
最近，一个朋友向我坦白压在她心头二十多年的一件愧疚事，告诉我她和她儿子都是乙肝患者。她这话是用短信发给我的，我没有回信。后来她又问我是不是生气了，不肯原谅她？我回信质问她，乙肝影响友谊么？万一我的孩子被染上了，她是不是这辈子就不告诉我了？要知道，他儿子小时候经常吃住在我家，就像是我家的孩子。她说在我面前一直压力很大，因为我的另一个有乙肝的朋友到我家吃饭时我分餐；请众多朋友到家聚餐时，我做自助餐。于是，她不仅绝口不提她的病，还装得和我一样防范。她还为自己辩护说，根据她的经验，乙肝不通过一般接触比如共餐而传染。她的证据是，她丈夫和我另一乙肝患者朋友的丈夫都没被传染。我为她的辩词气得发晕。
朋友这一做法让我觉得在女儿面前颇无面子，也就及时向女儿坦白了，还把朋友的辩词一并呈上。女儿倒很大度，也认可我朋友的辩护，并反问我：“你知道她俩的丈夫为什么没有被传染上？”我是很糊涂与她们二十多年来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的丈夫怎么没有被传染？女儿提示我：“你想想你这两个朋友都是什么性格，她们的丈夫是什么性格？”我这两个朋友全是A型性格，执着、认真、强迫，要求严格，雷厉风行，追求完美，办事不折不扣。其中一个如果让我从市场上给她捎回一斤干豆腐，我就得把我的性格临时调整成A型，先把市场所有的干豆腐逐一考查一遍，然后选最薄的，颜色最正的，在小贩称时，我还要伸着脖子看称够不够，而我给自己买东西是绝不费这么大心神的。
有一年除夕，其中一个朋友的儿子跑到我家求助，说他违反了妈妈的规定上网吧了，怕受惩罚。 我拍胸脯保证说绝不会的。除夕，就是过去最狠毒的地主这晚也要善待长工。可第二天这孩子就给我看他挨打的伤，把我气得和朋友大吵一场，没见过这么不宽容的。
但她们的丈夫却都是性情随和、宽以待人、无怨无悔的。女儿说，我这两个朋友总是着急、上火、不满，这肝能好么？而她俩的丈夫万事不往心里去，就是把肝病放在他俩身上，不出几天也让他们养好了。女儿这一说法让我笑了，这么说是啥人得啥病了？女儿说，可以这么说，比如你的病多是耗损性的，要是放在你的那些朋友身上就会养好了；而你的朋友们患的多是富贵病，他们的病要是放到你身上就会不治自愈。
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我们单位，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的人也多是A型性格。我知道要想做好我们的工作非这种性格不可。我的口号是“惯着他们，让他们A上加A！”所以，我电脑里备有几套检讨书的样本。一旦有同事与领导冲突，我先劝架，然后替同事填写一篇检讨交上去。想想看，A型性格的人对工作要求高，压力大，这肝负担就重，再和人生气就难以释怀，这身体损伤该有多大？所以，这一纸检讨书就是泻肝火的药方。
工作本是大家的，可却有一部分人比别人工作得更认真、更严肃，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身体代价。我这辈子仅有的几次超常发挥全是在A型性格人的逼迫下干的。要想跟上A型人的工作节奏真的很难，所以多做检讨是十分必要的。有一天，我用电脑制作了一组幽默图片，大家看得笑声一片，可领导看了却气得不得了，以为我是在搞讽刺。我赶紧写了一份检讨递上去。这份检讨如果读出来那就是一个相声小品，可领导没笑，认真地看，觉得写得很深刻。他也有肝炎。
暑假时，女儿回来到单位去找我。一位男同事伸出胳膊让女儿号脉，女儿说这是一个伤了元气的脉，就一个劲地刨根问底要找出伤了元气的原因。同事说没做过手术，没得过结核，刚做过的体检没啥大毛病，每天跑步、做俯卧撑，身体很好。说着还给我们展示他胳膊上的肌肉。可女儿眉头紧锁，还是苦思原因。我劝女儿道，可能天下就有这种脉弱而身强的人。女儿急躁地说：“不可能，找不到原因就等于没找到身体中埋藏着的地雷，那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正是这样的人才容易发生猝死。”经女儿这么一说，我也重视起来了。我提示同事说：“你是不是出去抓逃累着了？”同事说：“出去抓逃犯120天，吃不好，睡不好，大脑的弦绷得紧紧的，真的是累坏了，但这是工作啊，有啥说的，大家不都这么干？”女儿说:“这种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工作方式是很伤人的，过劳死就是这么来的。”女儿还说:“找到原因了事情就好办些了。”女儿建议我的同事注意休息，不要做激烈运动……
指点迷津非智者不能做到，正像出生于动物园的老虎是不可能自己找出忧郁的原因是什么。再者，人的心性是不同的，如果把人的个体差异按五行分类的话，人的健康标准就不是一个，张飞的体质与诸葛亮就不一样，诸葛亮要是脸通红，声如洪钟，那就快脑出血了。因此，中医对同样的病治疗方式不一样，同样是感冒，对山东大汉和江南女子就不能一样地治疗，便是心理要求也不能一视同仁。比如，遇事，我劝水性和木性的人宽容，就不劝火性和金性的人宽容。如果劝火性的人宽容，他要是能做到的话就糟了，肚子里非长出癌不可。所以，在进行道德教育时，也不能要求所有人全一样。因此,好多人觉得我没有原则，关键就在这里。同样的事到我这里，有的人我劝其忍，有的人我劝其发泄，一切因人而定。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道理是为人服务的。这也正是当年我不理解母亲，认为她没有原则的地方。
他从耳针疗法和草药治病入手，鼓励两名女青年担当赤脚医生
争论不清的问题把其还原成存在就不难看出问题所在。中医治病的互动性、预测性、简易性、自然性、廉价性、群众性、救济性、平等性等等，都不完全是由中医的医学性质决定的，而是中医在几千年生存、发展道路上与现实磨合而形成的生存法则。因为中医在历史上不是官医，不是靠政府给予行政支持生存的。中医的生存之道，自有其现实合理性，这一合理性在今天的中国也没有消失。
一直嘲笑中医的父亲，在引导农村青年对医学发生兴趣时用的却是一只耳朵模型和一本从我母亲处偷来的草药书。他从耳针疗法和草药治病入手，鼓励两名女青年担当赤脚医生，先用最简单的办法治最简单的病。父亲这时怎么不提倡西医疗法呢？中国的西医为什么好多是从中医入门的？西医的门槛高，精英式培养与民间小路不互通，做医生在国外也不是一般青年能够实现的。所以，承认中医是医对西医来讲的确是很困难的。
中医不断修正与现实的关系，寻求与现实的最佳结合并获得自身的生命力的自生性为现代医学发展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参考。
通过中医在我家三代人身上的体现，可看出中医衰落的原因是什么，西医与中医的差距在哪里。人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一生，还有如我母亲、我、我女儿这样连续中医的人生。当把一个人的人生放在这种连续的事业人生中时，许多个性色彩和偶然因素就呈现出共性特点和历史必然。许多细小的事件也能为现代人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我有个朋友否认女人的智能。我笑问，你以为人类的智能是单独继承父亲的基因，母亲只传个空壳？朋友问，男人靠社会和科学发展智能，女人靠什么？我说，女人靠观察和体验。
历史上表现出智慧的女人常被当作女巫看待。可我看这个“巫”字却感到很亲切、很哲学。这个“巫”字是人大脑的象形，有左脑和右脑，一边代表内在的人，一边代表外在的人……
母亲在世时，教过我气功。当出现身体功能紊乱时，她就说：“含口气。”我小时候得过哮喘，因为喘不上来气，我只得用气功呼吸法，后来又因伤力和脊髓空洞等症造成巨大疼痛，在不可解时，我就做气功缓解疼痛。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气功还有一个理顺情绪的作用。当我遇到一些看似不可解的心理冲突时，我会含口气静坐一会儿。这时，感觉到气功能在我的心中辟出一间会议室，让心理冲突各方坐下来开会。这时你会发现人的自我成分比较复杂。女儿问我，怎么个复杂法？我举例说，女儿小时候有一次淘气，把我气得不行，我扯过她来想打，可举在空中的手突然痉挛，怎么也落不下来。本来恐惧的女儿见此情景竟然笑了。过后我对她解释说，我奶脾气暴烈，打孩子挺狠的。我母亲性格柔和，不打孩子。所以，一见女儿淘气，我奶的遗传就命令我举起了手臂，而我母亲的遗传又拉住我的手，不让我打她的外孙女。而在我内心，因没打成孩子，我奶的性格成分就冲着我母亲的性格成分咆哮，于是，在强烈的内心冲突中我打了自己脑袋一拳。为了平息内心的矛盾，我只好坐下来，含一口气，开辟个心理空间，让我奶和我母亲进行对话。像我母亲活着时对我奶奶用以柔克刚法一样，在我内心中，我母亲的成分会劝我奶奶的成分息怒。如果我不给她俩开民主生活会，虽然她们早已去世多年，可她俩的矛盾冲突还会在我体内延续，如果无视她们的矛盾冲突，她们就会把我的身体作为战场。在战争中，除了交战双方伤亡，被破坏最大的恐怕就是战场了，何况这交战的双方如今也成了我呢？我的损失何其大也？所以，精神冲突给人造成的损伤是不容忽视的，中医十分强调情志的作用也在于此。我盼望基因学说能解开人的性格成因，但我也知道其解释不会超出中医解释的范围。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她怀疑自己的母亲不是亲的。从她列举的事实看，我认为她的怀疑很有道理。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了她母亲，我对朋友说，她母亲是她亲妈，都不用做DNA，一眼看上去就能认定，误差不会超过十万分之一。我认定这一点的是她们母女的思维方式，是极细微的性格特点，除了先天带来绝不是后天能学来的。所以，我说DNA并不神秘，用生活常识就可以理解。
如果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是简单的，那么我们发射到火星上的飞船找不到水和氧就会无功而返。如果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中，我们就得不断发射飞船到火星上去。
中医不是当今主流医学也成为一些人否定中医的理由，这种结果论的否定法失之简单。中国人讲此一时、彼一时、时空对应，何况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病，这病候就在主流上。比如大家普遍对当今主流教育不满，可在中国可有非主流教育？谁能开设第二种教育？我曾想在课堂上稍稍改变一下教学方式，可学生站起来告诉我，老师，课不是这样讲的。谁能像郑渊洁那样违反《教育法》不让孩子上学？
有人说，中医的衰落是西医冲击的结果，我认为这是给中医自身缺乏竞争力找借口。是的，中医人数不足解放初期的一半，可一百年前的中医算得上是昌盛的吗？中医从来就没有真正昌盛过，从前只是没有人和它竞争罢了。西医对中医的冲击是中医的历史劫数，也是它成长的内在需要。我很感谢西医的东进，虽然这使中医受压制，处于低谷，但这绝不是坏事。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一直缺乏挑战对手，一直没有参照、对比，这于中医发展不利。事物并非如火如荼就是有生命力，正因为有西医作对比，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审视中医的视点，才使我们得以总结中医特点。对比不是裁判眼里的比赛，目的是为了扬长避短而不是淘汰。
女儿的话给我指明了一个前途——做一个宠物
遇到从前的邻居，我打听他家的太奶奶。他说死了，春天死的，享年98岁。我纠正他，不是98，而是103岁。中国人不让自己满百，自称是98、99的人很可能过了百岁。这个老太太十年前到我邻居家来住亲戚，一早溜达到我家来串门。老太太看上去也就是七十来岁。她告诉我，老了，大牙掉了一颗，记性也不行了，上街要买三样东西，结果只买两样就回来了。我告诉她，四十岁的我，大牙掉了两颗，上街只想买一样东西也能忘了。当老太太告诉我她93岁，还给全家做饭时，我是惊讶不已。
今年五一时，到郊区参加义务劳动，遇到同事的奶奶，也是93岁。老太太一个人过，生火、做饭、洗衣，儿孙全住楼，谁接也不去。见我拿出相机要给她照相，老太太忙摆好姿势，笑容满面地对着镜头。
从长寿老人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人老了，并不必然招人烦。九十多岁的老人不仅自己照顾自己还为家人服务，看着不让人赏心悦目？可我们好多人刚刚上了一点年纪就要求别人照顾，不仅要求儿女常回家看看，还在物质索求之外搞感情勒索，这不是给儿女当包袱？每当电视播出那条常回家看看的公益广告时，我就对女儿说，我足够坚强，她不用常来看我，而我时刻准备为她服务。
有个很自私、冷酷的同事，对父母、妻子、儿子都没什么感情。但是，接到奶奶病危的电话，他把私房钱全取出来往家乡赶。奶奶96岁，医生说没有治疗价值了。我这同事问医生，还有没有没用上的药？医生说还有一种德国进口的很贵的药没用，但这药也没有回天之力。同事问，这药用上有没有什么坏处？医生说那倒没有。同事说，好，只要没有坏处就用！他把钱掏出来给奶奶用进口药……昏迷了几天的奶奶睁开眼，看见他就笑了：“我大孙子回来了！你是不是没睡觉？看把你累的，快躺在奶奶身边睡一会……闭上眼睛。”
奶奶摸索着拉过被子给他盖上。同事对我说，此时拉着奶奶的手躺在奶奶身边，对他来说是最幸福的时刻。而他母亲，在他面前诉说病痛，向他要点钱吃止痛药他都不给。近百岁的老人是我这位冷血同事的情感对象的确让我惊异。
我问女儿，等我老了，什么用也没有了，是不是我的价值就降为零了？她拍着我的肩说：“不会，你还有对我的无限忠诚。”哦，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狗一样的价值。女儿说：“妈妈，你老了坐在床上，一看见我下班回来，就咧着没牙的嘴冲我笑，你说，你是不是比什么宠物都好？”女儿话给我指明了一个前途——做个宠物。我想，如果我真的没出息，活个七老八十的，废物得像猫狗似的吃闲饭，我是不是起码得有宠物的价值？这使我不由地留心起宠物们的表现，狗的热情、猫的柔媚、鸟的乖巧……这都是我应综合学习的长处。在关于当一个什么样的老人才好的思考中，我还真没有想出比做一个宠物更好的角色。
街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自己做荷包出来卖，虽不精致，但里面装的是她种的香草。女儿说，这才是真正的香包哪。女儿常年放这种香包在枕边。还有一位九旬的老人讨钱。听他编出的讨钱理由，我为他思维敏捷所折服，掏出钱给他，还指给他一家饺子馆，告诉他什么馅的饺子好吃。
我有一位老年朋友，她活到96岁。在84岁那年，她偷着到儿子盖房的工地帮着搬钢筋。结果从没有护栏的楼上跌下来摔断了三根肋骨。我想这下肯定完了，就买点礼品，跑去看她。看着她的惨状，我一时找不到安慰的话。她却告诉我两点：第一，84岁了，死了不算夭折；第二，断的三根肋骨已经好一根了，再好一根就可以干活了。果然没几天，老太太就挣扎起来给家人做饭了。我佩服她的思维虽然简单，但却有力。之后的一天中午，老太太告诉我她病了。我看不出她怎么病了。她就表演给我看，喝了一口水，但这水顺着嘴角淌下来，她嘴合不上，老太太中风了！我冲出去给她儿媳打电话。儿媳带车回来要拉她上医院。她抱着门框不肯走。她儿媳对我说，老太太的儿子出差了，出了事可怎么交代？又给老太太的女儿打电话，老太太的女儿开车来把老太太接家去了。临上车时，儿媳妇塞给老太太一盒再造丸。一周后老太太自己走回来，病好了。她告诉我没上医院，只把那盒药吃了。
我观察这些长寿老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之道。我四姨爷活了近百岁。他的生活方式为我奶奶所不齿。我奶说他不管什么死猫烂狗、瘟死的鸡、病死的猪，全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吃了。邻居的三大爷也活到九十多岁，他喜欢钓鱼，却总钓不到鱼，每次都钓到一只甲鱼回来。我奶常拿这事开他的玩笑。小时候我经常蹲在他身边，想看他怎样对甲鱼做斩首行动，可我总是没耐性等到甲鱼把头伸出来。他喝甲鱼汤时，不仅没人讨要，还都笑他。现在我很后悔没要点汤喝。
据说长寿是遗传的，是有长寿基因。可我上面提到的这些长寿老人，他们的儿女五十几岁就死了的大有人在，可见这基因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关键的还是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
女儿的艺术老师们都可惜女儿没有走艺术道路。有个老师说她：“你要是搞艺术肯定能红。”女儿有时让我听摇滚乐，问我什么感觉，她说：“你不觉得这种演唱方式就是啼血式的？”她说这种艺术方式就是用生命换取的，所以摇滚乐手多短命。西方的文明多灿烂辉煌，我们有时不由地被其吸引，但这些成就往往是用青春生命换取的，如果不顾惜人的生命而一味追求这一辉煌是否合适呢？
当中国人就是活在相声里，太有意思了
看到网上提议签名声言要废除中医的一位教授，他妻子就是一名中医。这让我想起了我父亲，我就是在父亲声讨中医声中长大的。所以现在人们对中医的攻击在我听来都是我父亲的老生常谈。小时候，我是站在父亲一边的，因为科学这东西太对年轻人胃口了，攻击别人能迅速建立自信，真是太简单、太痛快了。我想，要是没有年轻人和西式思维，这“文革”能不能搞起来？“文革”时的大批判，大辩论使当时的年轻人觉得大批判可以横扫世界。
父亲视我母亲的不反抗、不反驳为中医无理，常给我母亲“上课”，想要用真理改造她。母亲微笑地听着。多年之后，父亲向我承认他的改造工程失败，因为我母亲纹丝没动。但他总结出的失败原因是女人不可理喻，认为女人不能接受真理。
母亲给人看病时，如果我父亲在，他有时要跟着捣乱，鼓动母亲的病人接受西医新的科技疗法。他弄一些土霉素片给我，告诉我得了感冒不用喝桂枝汤，吃消炎片就行。不过母亲还是劝我喝点桂枝汤。母亲让我观察，经过西药治疗后的人阳气往往被压住了，脸色青白，食欲不振……她怕我的表证吃西药后变成里证了。
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脸色黑乎乎的，难看极了。母亲感到奇怪，怎么也找不出原因。我父亲见了，就同病人聊了起来，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等等。然后打来一盆热水，拿一块肥皂，让这人猛洗两遍脸。再看时，脸色就好多了。原来这人整天烧煤焦油，每天洗脸洗得不彻底，天长日久，这脸色就乌了，竟使母亲看他脸色时，以为有什么大病哪。为这件事，父亲很得意，大大嘲笑了一番中医，并向我吹嘘他的判断力。如今我看有些人反对中医的做法与我父亲当年就如出一辙。
现在我想，父亲对中医的怀疑、对女人的否定，说到底是他的眼光是向外而不是向内。男人需要让自己感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感觉自己正义在胸，刀枪不入；武器在手，锐不可当。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母亲维护父亲的这一感觉。这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深不可测的宇宙，只有让男人锐不可当，才能为人类开辟一条生路。所以，当我后来又站在母亲一边时，我像母亲一样维护父亲的男人自尊。我想，那位教授的中医妻子不驳斥他很可能出于与我母亲同样的心理。
父亲当年向我描绘人类未来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发展方向，现在看，物质这方面发展得十分迅猛，而精神方面却陷于停顿。比如，父亲预言，汉字不仅要简化，还要拼音化，然后是世界语——全世界同说一种最合理的语言。那时候有些人专门致力于世界语的创造。父亲说，世界语也不理想，表达最完善的是数学语言，未来社会人人都是数学家。40年过去了，这个宏伟蓝图如今怎么不再被人提起了呢？所以，社会的发展不是同步的。有的人言必称科学时代，好像地球60亿人全生活在美国，好像医学的最高水平就是手术，是人得个感冒也应做手术一样。
那个教授读了33年中医书不得要领进而恼羞成怒反攻中医，这情感我能理解，也很同情，这不是那个教授个人的错，正像我走的弯路一样，是历史代价。女儿说：“我姥姥没让你学中医是对的，你如果不是用心去学，而是用脑去学，这对中医和对你都没有好处。”估计我当年要是学中医，肯定也是从科学角度入手，那么很可能转不过弯来，不比那位教授好多少。这是一个中国式的错误。一个中医开玩笑地对那位教授说：“你说人参没有药效，就是个干萝卜条，还不如萝卜条有营养，那我请你吃人参，你敢不敢吃？”我想，那位教授要是西方人，这个赌他肯定就打了，可别看他这么疯狂地反对中医，可这人参他是绝对不敢吃的，这真是中国式的幽默。当中国人就是活在相声里，太有意思了。
我之所以从对母亲和女儿的感情入手谈中医，在于我认为情感是根。情感和理性相互为根，不可特立独行。仅有情感无以阐述，只有理性就是外星人。我有个朋友提出人类文化有母性与父性之分，表述在中国文化中就是天与地、乾与坤。不管承认与否，这是客观存在。
跟外星人说话也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因为语言和文章的本质就是“断章取义”，留有很大空白。我们教孩子写作文时，简略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的“不言而喻”的事理可简写或略写。可这对外星人就不行了。它们“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置身在人类任何一个历史时空中，因此，他们对人类的好多事理没有“不言而喻”的理解能力，而人类给外星人发送的金属板只有图。华罗庚主张把我国古代的“青朱出入图”送去。我主张把阴阳八卦图带上。为什么人类文明在这块金属板上要归于不言而喻的形象和意象？这是不是不够学术？
在地球上，在当今时代，我们自产了一批秉持着外星人客观的“地球外星人”。他们不调整自己的时空位置，不去打造时空“虫洞”，不以不言而喻和心领神会的方式进行学习，不仅不能理解传统文化，对当代好多事物也做不到不言而喻。他们坐等呈上来，持着一寸长的逻辑，判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与小孩子一寸长的逻辑相反，这些“地球外星人”的逻辑脱离地球实际。如果从中医角度看，这些人患的也是时空错乱病。
只有外星人可以要求人类割断情感与理性的联系。我认为，在目前理性偏执的情况下对情感回归，以便以情为根重新选择理性，这是中国人归本溯源的校验方式。回归，不仅是候鸟和一些鱼类的行为，人类在精神上也需要从根基上再长新枝。
看来，无法解释，说不清楚是西医也存在的问题
我不是医生，由我来谈中医有个负面效应，就是把中医降低到了一个非医生也可以谈的程度，使中医不像一门专门学科。
这就扯出另一个话题，专业分科问题。我们知道，西医分科很细，有专门研究脑的专家，有研究心的专家，有的专家就研究手而不管别处。于是，一个专门研究手的专家，可以有高级医生的职称，但很可能连个感冒也治不了。如果一个中国农民来到大医院，他很可能一时半会理解不了，为什么被称作主任医师的大夫却看不了他的病？为什么越是细枝末节就越高级？
中医难以分科，难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于是，按西式思维中医就是不专门、不高级。中医能为一个外行人侃侃而谈，在一些人看来本身就说明中医的专业技术含量很低。在有些人看来中医的大众性就是它的低级性和无价值性。这是不是科技分泌出来的愚民思想呢？
这是一对矛盾，我们认为简单的就是低级的，于是就走向复杂和专业化。所谓专业就是不为专业之外的人理解，“外人”除了崇敬、敬畏，无权提出质疑。许多学者因在专业的堡垒中称王而洋洋自得。如果自己的专业能为普通人所理解，那就是专业人士的耻辱，因为专业性程度越高它的大众性就越低。于是隔行如隔山，人们彼此越来越难以理解了，相互批评却没有批评权。
这样一来，有一个问题就必然性地被提出来了：作为人类社会，可不可以这样无止境地专业化下去？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在我们消灭了所有阶级性分歧实现大同世界之后，会不会因科学分歧而再次出现分裂？如今为什么医患关系紧张，有那么多医疗纠纷？为什么人们仇视执法人员，上访案件激增？对此，人们多从社会制度上找原因，而很少从专业隔阂上作考虑。其实，矛盾冲突往往起于非专业人员不接受专业人员的解释。我们这里的医院设立“委屈奖”，专门奖给向患方解释医理而没有被理解的医生。看来，无法解释，说不清楚是西医也存在的问题。如果一解释就能明白的话，那现在为什么不普法了？
人们有要求理解专业问题的愿望，这在中国尤甚。西方的医学名词都是专有名词。一个“高血压”除了医生普通人也不认识，所以难以满嘴专业名词地同医生进行辩论。可汉字的特点本身就是打破专业壁垒的。别说“高血压”，就是“脑血栓’、”肠梗阻”，也全是顾名思义，不用解释医理，就要求医生从字面上解释，这西医也得像中医千百年来做的那样不能拒绝。历史上的中医培养了要求解释的中国患者，中国患者习惯了当医生的考官，不把医生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人们不因理解能力被否定和行业限制就放弃想理解的愿望。医生的逻辑挡住了患者，患者的逻辑就会把医生当成屠夫；法律的逻辑挡住了百姓，百姓就把执法者当恶棍。不能被理解的事物使人产生的不全是敬畏，还有反抗和怨恨。毛泽东当年总强调群众性，不想把各学科搞得过于专业化恐怕也有这一考虑。
中医简单，拔一把门前草可以治病，用一根针可以行医，中医可以用“赤脚医生”的模式达到普及。可中医简单吗？你真钻研进去试试？围棋在所有棋类中看上去是最简单了，没有将，没有王，没有什么规则，三岁孩子也可以下，可围棋简单吗？你相信人类会造出一个计算机围棋大师吗？入门简单而出门难的学科还少吗？
下围棋的人很多，可下得好的人不多，但人们并不因平庸棋手太多而否定围棋；搞中医的人少，神奇的更少，人们却据此否定中医。人们相信棋力有高低之分，不因自己棋力不行而否定聂卫平、马晓春，然而却否认中医的能力，为了否定中医而说张仲景、李时珍是骗子。因为，如果承认中医有名医就无法废除中医。
在现代意识中，身体是机器，我使用我的身体，可我没必要知道我身体的工作机理，也不用检修这台机器，因为那是专业人员的事。身体这台机器出毛病了，交给医生去处理。当医生工作时，我不知他们的技术水平如何，我只能用不安的眼睛看着医生，从他们的态度上作推测。如果他们的态度漫不经心，我的病情又恶化，我就会认定是他们出了错。既然生死是由医生和医院负责的事，当我接受不了死亡这一事实时，把我的恐惧和愤怒转嫁给医院和医生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我不是医生而谈医学是因为我拥有一个身体。作为一个有身体的人，我要求对身体有一定的医学认识，我想做自己的第一医生。正如我下围棋和爱好哲学，是因为我在生活，我首先是我自己的棋手和哲学家，不能因为有马晓春和李泽厚的存在，我就不能下围棋和思考哲学问题了，我不想除了为棋圣和哲学家欢呼外没有自己的棋道和哲学，我想要有自己的一元生活。
中医在建立之初就不想专业化到只让少数人能理解，中医为什么要与中国文化一致，为什么力图使治病之道与治国、治家、与天地自然之理统一起来？为什么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只有与天、地、人一理，与其他学科事理相通，医理才可以被想要理解它的人理解和接受。中国统一的文字，上下一致的话语体系，仁义忠信等道德标准曾使皇帝与百姓对话也不会产生语言歧义。所以，中医能被会种庄稼的农民理解。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专业分科越来越细，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是不是对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使用效率、合理使用人脑资源有益呢？
如今中医不被理解，是因为西方文化打破了这个我们原有的统一的认识体系，是西医护卫着人类偏离了自然轨道，是中医所依托的传统文化不被人理解了。但是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历时久了必然要提出弥合的要求。
我就奇了怪了，这高血压比传染病扩散得都快？
母亲给人看病时，不但说出病人的病症，还常常说出病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性格特点。疾病在她看来不是从天而降的灾难而是有其前因后果的。因而，母亲经常向病人指出，如果不肯改变其生活方式或者调整情绪而企图用药物来维持原有生活方式的话，那是不行的，她拒绝为其治疗。为此，一部分人转而向西医求治，因为西医能给他们的生活方式提供药物支持。
像如今有人用吃药来维持暴饮暴食、过量饮酒、日夜颠倒、寻欢作乐的生活方式，都是母亲所反对的，她认为这对身体危害极大。
如今我们都习惯把疾病看成是从天而降的灾祸，把寻找病因当成是医生的事而不是自己的事，其实大部分疾病我们都能自己顺藤摸瓜地找到原因的。而医生找的原因却是CT片上的和化验单上的。
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外地读书，有一天校方突然打来电话说孩子瘫痪了，当地医院无法确诊，正用救护车连夜送往省城医院。朋友两口子吓傻了，也乘火车往省城赶，半路上打电话告诉我这事。考虑他两口子没什么亲属，又慌了手脚，怕误了孩子的病，于是我乘下一班火车也赶去了。
动用了省医院各种高科技手段，什么检查都做了，就是找不到病因。校方说是因为军训淋了雨，孩子上床之后就全身瘫痪，不会动了。我看孩子不烧、不肿、不疼的，就问孩子和同学有没有过身体激烈碰撞？他想了想说有，他正跑着，和迎面跑来的一个同学撞到了一起，那个同学倒了，大家去扶倒下的同学，他被撞到一棵树上站住了没有倒，当时有全身麻木的感觉。我去找医生把这个情节告诉他们，他们又来详细询问一番，然后请来一位女博士为孩子针灸，针了二十多天后孩子就痊愈出院了。
女儿说，在西医院的神经内科，中医出身的医生比纯西医有优势。
最近，两个熟人死了，一个42岁，一个不到40岁，两个人都很肥胖，得的同是高血压、脑出血类病。看到他们的亲人悲痛欲绝，我感到人的生命实在是很脆弱。
回忆小时候，很少看到胖子，患高血压病的人很少，偶尔遇到一个高血压病人，我母亲会很感兴趣。医院也很重视高血压，血压高一点就给开病假条。有想偷懒歇一天的人，就想办法把血压弄高点。我记得方法是：先跑上800米，再喝上一大杯热水，大夫给量血压时攥紧另一只拳头……这血压就高了，能得到休息一天的病假条。
如今每年的10月8日已被定为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患病率为18.8%，上海城乡高血压患病率为29.2%。有数据说，超过一半的中学生血压偏高。而高血压病和与高血压病密切相关的心肌梗死、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占人口死亡原因的一半。
我就奇了怪了，这高血压比传染病扩散得都快？要是按早年的标准，这一半的中学生和三分之一的上海人岂不是都得休病假？
对高血压的成因，医学界还说不清楚，有关专家认为，九成半高血压病来自遗传。我想这高血压家族也和我们一样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专家估计的1.6亿多患者也不可能都是高血压家族人生的。
为什么高血压病在当今增长这么快呢？女儿说，当然是今人的生活方式使然了。中医认为饮食失节在高血压发病诸因素中占有重要位置。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成人超重率为22.8%，大城市成人超重率高达30.0%。这些人是高血压的易患人群。同时，精神紧张也是一个致病因素。上世纪50年代我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大概是2％，到了2000年，我国精神病发病率已经达到了14％。有着这么多肥胖人和精神紧张的人作基础，社会怎么可能不流行高血压呢？
我说，吃降压药啊。女儿说常用的降压药是扩张血管，血管粗了，一量血压，当然就不高了，可是造成血压升高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心脏还承担着血管扩张带给它的更大调节负担，照样还存在心脏和脑病隐患。其实，治疗高血压并不难，只要调整生活方式就可让高血压患病率大幅下降，可人们宁可服用降压药，也不肯改变生活方式，这是不是一种新式愚昧呢？
今年的体检过后，一同事举着心电图，大呼小叫地到我办公室说得心脏病了。我一听就紧张，不是紧张她得心脏病，而是怕她大动干戈地治病，她的身体维持着一种很脆弱的平衡，任何治疗措施都会打破这一平衡，使她真正致病。从心电图上分析她心脏供血不足，可她最近也没失血，怎么会突然不足了呢？如果这一气血不平衡现象不是因为血不足，那就是气相对足了。这让我联想到单位最近搞的文体活动对这个从不运动的人来说是有点吃不消了。但我不能说是这个原因，不然她更要拒绝运动了，我得再找原因，我问：“你最近大量吃大枣了？”她说：“是啊，每天半斤，吃了一箱了，是大枣吃多了？”我告诉她停吃大枣，注意休息，一周后再去做个心电图。另一个同事拿来化验单，说胆固醇升高了，我问他最近吃什么了，问出他吃了一箱鱼子罐头。我说，你的胆都摘除了，还吃那么多鱼子怎么能受得了？别吃了，停一周再去化验看看吧。后来两人去检查都趋于正常了。
改变生活方式，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如今人们住楼房，用空调，电器设备齐全，家务劳动少，食不厌精，尤其在提倡消费、主张享乐的时代，想要过一种自然些的生活也不可能。如今的孩子更会享受生活，没有吃过苦，缺乏毅力，指望他们自己改变生活方式是不现实的。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一出生就在其中的方式，他们怎么能想到要改变？又怎么可能去改变呢？所以，宁可用药物维持现状，也不可能改变自身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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