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家内幕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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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语重心长说的一段话，“故宫处处有历史，随地是文物。在故宫，要对 一砖一瓦、一殿一宫都用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它，认识它。”于是，单士元多 年来特别注意收集和紫禁城有关的文物，包括残砖断瓦、旧门钉、锈铺首、 木雕花，琉璃小兽等，并将他拾到的这些文物交到古建部资料室，还叮嘱说： “都有用，当文物留着，别当破烂。”　　有一次，他在地上拾到一张从故宫马神庙破旧天棚上掉下来的高丽纸。 这块纸虽已历时 500 多年，仍然白净细薄而有韧性。他感慨之余，随即赋诗 于纸上：“明代遗构留旧纸，有司不识视等闲。弃之不惜如扫叶，拾得片断 记因缘。”　　一位 40 多岁的故宫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单老对故宫感情之深是出了名 的。凡是对于破坏故宫原貌的事，他都坚决反对，包括一根古梁，一块砖瓦。 单士元这辈子喜欢文物、保护文物、研究文物、视文物为生命，可有一 条：他从不玩古董。他说：“文物不在于它值多少钱，更广的意义是代表着 我国古文化。我不是复古主义，却也不能忽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元老，在故宫观四季之景是单士元的癖好。春观柳烟 听松涛，夏望千龙四喷水，秋听细雨落梧桐，冬赏白雪覆琉璃。单士元常常 说：“故宫博物院的院龄，就是我的工龄。”这位迄今所知在故宫连续工作 时间最长的人，业已把故宫当成另一意义的“家”。当年，溥仪在宫也不过16 年的光景，而单士元却在这 72 万平方米的皇宫里度过了近 70 年的沧桑岁月。就此而论，他也算得上是故宫真正的主人了。但是，与这雄伟奢华的故 宫形成强烈对比的，便是单士元那自称为“蠖斋”的小小天地了。他食于斯， 寝于斯，读书于斯，会友于斯，随遇而安，落得几分超脱的安宁。单士元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祖辈已在此居住生活了几百年。现在，他已不住祖传的四合院，而搬进了单元楼。可祖上传下来的那些古朴典雅的老 式家具和一幅四季图画，单士元还一直精心保存，带进那依然窄小的书屋。 这正是老人对一切古文化拳拳爱心的流露，这种爱心驱使他一直致力于中华 民族的古文化的研究。于是便有了《中国历史档案丛录》、《明代宫苑考述》、《清代建筑年表》、《故宫札记》、《中国琉璃技术史》、《小皇帝时代的溥仪》、《明末墨本书目提要》、《中国古建筑维修工艺杂录》等著作不计 其数，珠玉琳琅。单士元可称得上是一位辛勤治学的“老学究”，可他却丝毫没有“学究”的孤僻和怪诞。他待人随和，襟怀坦荡，虚怀若谷，无论是学者、商人、还 是工人、学生，他都能聊得海阔天空，既富于老北京的幽默和风趣，又不失 文人的儒雅。他对自己现任的众多头衔，这顾问那理事的，却不愿多谈。他 说：“我是以樗栎之材问学无成。”这虽是老人的谦抑，却可窥见老人对自 己的严格。　　年轻时最迷恋打网球的单士元，如今虽步履不免有些蹒跚，但经医生检 查，身体仍是“基本正常”。问其是否有祖传的养生之道，老人笑笑：“别 看我这瘦老头子，可最喜欢吃肉，现在是无肉不饱。”半生清苦的老人，如今已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　　1985 年为纪念入故宫 60 秋，老人曾题诗一首：“乙丑入紫禁，今又乙 丑年。弹指六十载，仿佛一瞬间。桑榆已晚景，伏枥心不甘。奋蹄奔千里， 直至到黄泉。”诗后附言：时已黄昏，余晖未尽，将以残烛之光为人民服务， 死而后己，用报党教育之恩。　　现在，单士元已退居二线，可最使老人牵肠挂肚的还是故宫。 多年来，他一直以旷达和淡泊伴随紫禁城的苦涩甘甜。今天，紫禁城和它里面大量珍贵文物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与这位蜚声中外的史学家、档案 学家、古建筑学家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单士元与故宫之间建立的那种浓 重且意味深长的感情是无法用寥寥数笔言说的。　　听听老人自己的感慨，便不难从中领悟他的心胸了。“近 70 年来，我每 天必来故宫走一圈。每当我看到它那红墙黄瓦、飞檐陡壁时，我就仿佛看见 了中国的古老文化，看见了一种智慧的结晶，看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 我一天看不见故宫就吃不下饭去??（1992 年 5 月）“台胞之家”的文总管林丽韫 张 进　　林丽韫女士的名字，是生活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台胞所熟知的。从 1981 年起，她已连任 3 届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大陆上的 28000 多名台 胞把她看作是“台胞之家”——同乡会的代表；海外和宝岛上的台胞则视她 为可信赖的乡亲、朋友。奔波大江南北 服务万千台胞　　80 年代初，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成立一个同乡会性质的民间团体， 以便于充分发挥台胞的桥梁作用，开展海峡两岸民间沟通与交流，促进祖国 的和平统一，已显得十分必要。1981 年 12 月，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 立。生于台湾并和海内外台胞有较多联系的林丽韫女士当选为会长。　　台联会成立初期，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为大陆台胞落实政策的任务 很重。因此，林丽韫不辞辛劳，到处奔波。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西北边陲 到东南沿海，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所到之处，她帮助台胞落实政策，解决生 活困难，发放抚恤金，安置待业青年和病残人员，解决台胞子女入学问题等 等。 1985 年 12 月，林丽韫冒着严寒，乘汽车颠簸在中国西北崎岖的公路 上。 26 天里，她辗转天山南北、内蒙古草原，深入台胞家中间寒问暖，解 决问题。在新疆，她了解到有一家台胞母女体弱多病，生活十分困难，便请 有关部门贷款，帮她们搞起了服装加工，使她们开始了充满希望的生活。林丽韫还十分关心第二、三代台胞青年的教育。近几年，全国台联和地方台联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先后选送 1000 多名台湾籍青年进入北京师范大 学、福建华侨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和广州暨南大学等高等学府深造。还组织 夏令营、冬令营，吸收了海内外近千名台胞青年参加。1990 年 8 月，又组织 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 40 多名台胞青年赴延安参观。　　　　　　　　　　海外相会 共叙乡情 全国台联成立后，立刻引起海外和岛内台胞的关注。他们急于想知道“台联”是什么性质的团体，林丽韫是何许人。　　1983 年，林丽韫首次以全国台联会会长的身份出访巴西，此后又多次访 问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她和蔼可亲的风度、赤诚的同乡情谊，深深打 动了旅居海外的台胞乡亲的心，清除了他们的疑虑，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 为了使更多的台胞了解祖国大陆的真实情况，林丽韫从早到晚不停地同各界 台胞接触、交谈。林丽韫说得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她娓娓而谈，乡音带着乡 情，亲切感人，这给台胞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认为她“很有耐心，很善良， 有人情味，令人尊敬。”甚至主张“台独”的人也尊重她。台胞们争着接她 到家中去住，请她品尝家乡菜，对她倾诉思乡的情怀，有时一谈就谈到凌晨 两三点钟。一位陪同她出访的工作人员说：“每次在国外，我们都没有多少 空闲时间，除了去台胞家中座谈，参加各种形式的聚会，就是坐着汽车在高 速公路上奔驰。”　　旅居美国多年的老台胞杨基振先生多年来一直做着归乡梦。在同林丽韫 交谈之后，杨先生了解了祖国的巨大变化，不久就偕夫人来大陆旧地重游。 他说：“林会长有一种魔力，把我们吸引来了。”　　为人和善亲切 喜爱音乐文学　　“林会长很和气，尊重人，没有一点架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许多从海外或岛内回到大陆的台胞常常慕名来见林丽韫。不论多忙，林 丽韫总要亲自接见。她说：“乡亲们远道而来，我怎么能不见呢！”青年台 胞联欢，举办夏令营、冬令营，她也是每请必到。但当她 80 高龄的姨妈一家 来北京时，林丽韫却因工作繁忙不得不请秘书陪同老人参观故宫。对此，她感到很内疚，对老人说：“等我退休之后，一定陪您去各地走走看看。” 林丽韫喜爱音乐。“我喜欢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合唱，它要求众人统一和谐，能增加友爱。” 读书是林丽韫的另一爱好。她尤其喜爱文学作品。每遇到好书，她一定要买下。有时工作太忙没时间看，她就收起来，笑着自慰：“等我退下来再 好好看吧。”离乡五十载 思归情切切　　林丽韫 1933 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县的清水镇，早年随父亲到日本神户读 书。林丽韫的父亲曾担任神户华侨总会会长。 1952 年，林丽韫随父回国， 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客别家乡半个世纪，我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当年青梅竹马的朋友 50年后才在大陆相见。家乡的老人何时才能再见。我多么希望能早日回到故乡， 旧地重游，对老一辈人尽份孝心啊！”林丽韫动情地说。林丽韫祖辈是清朝乾隆年间从福建泉州渡海到台湾的。她是林家在台湾定居后的第 8 代人。在采访快要结束时，她说：“我 4 岁的小孙孙已经是第10 代人了。他属虎，活蹦乱跳的像只小老虎。我盼望着早日带他到台湾，看 望家乡亲人。”（1991 年 3 月）李羡林梦萦未名湖 叶稚珊　　北京大学，一直被人们看作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中国几代最优秀的 学者不少人是从这里培育出的。曾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在这里任教 已逾 40 年。他教过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已无法统计，但他自己仍在不倦地探 索、学习。他钻研的并不是众人瞩目的热门学科，也并非有意避开人们追逐 的目光，在知识殿堂一个安静的角落里独享寂寞，然而他依然声名远扬。海 内外的学人无不敬重这位宽宽额头，沉默寡言的学者。他渊博的学识、闪光 的才智，他的人格操守，凝结成了他特殊的精魅力。　　季羡林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留德 10 年。 1946 年回国 后历任北大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大副校长，后任北大南亚研究所 所长。 40 几年来，他从未离开过湖光塔影的燕园。他的生命、他的事业、 他的感情，已经和北京大学无法分开。现在，在北京大学蜿蜒的林荫路上， 你偶尔会看到这位布衣老人骑车而过，你不会相信他已年近八旬。在南亚研 究所的小楼上，有一间所长办公室，里边有木桌、木椅和许多书，季羡林主 持着这里的工作。在朗润园公寓前，数根摇曳的翠竹背后，有一扇窗，是季 先生家的窗。每日清晨 4 点多，朗润园最早的灯光就从这里透出。80 高龄的人很多。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津津乐道于养生、长寿。而季羡林把他的每一天都浸沉在知识里，又用他的每一分钟写成传诸后人的著作。把 季先生的作品垒在一起，已远远高出了“等身”。且不说他早年翻译的包括《沙恭达罗》、《罗摩衍那》在内的 400 多万字的印度文学名著，也不说他已写下的几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就是近几年，他仍平均每年写十二三万字。 翻开那一部部凝结着几十年研究成果的专著，如同面对葱翠叠蟑、云雾缭绕 的名山。高山仰止，我唯有崇敬和感叹。但除此之外，那汇集了季先生几十年散文佳作的《季羡林散文集》，曾把人带入一个意味无穷的境地。那是一个沉默的老人心中的文字，每一篇都 体现了他对散文的理解：既注重文字修炼，又讲究谋篇布局，但最注重的是 “真”，是“情”。写的虽是身边琐事，却情真意切。这样的散文，非大家 学者是断然写不出的。与季先生蜚声中外的作品同在的，是他一成不变的简朴生活。在他国内外大城市生活的时间，已经几倍于他在山东老家的时光，但他却始终钟情于 少年时代家乡给他的滋养。绿豆小米粥，是他几十年不更换的“佳肴”。那 是长寿的良方，还是一介书生的清贫？是对乡土的眷恋？还是修身齐家的一 种自我约束？其实，看看老人那张永远平静的脸，就如同看到了他永远平静 的心。他所献身的是一个无比安静的世界，永不会浮躁。他对生活的要求， 也就仅此而已。　　在这样的导师身边，他的研究生学会了孤独的苦学。东方文化的深邃， 远不是充满名利欲望的心所能接近和掌握的。季先生的两套住房中有一套是 “图书馆”。他的私人藏书是属于他和他的学生共有的。不必惊动先生，学 生可以轻轻进来，静静研读，敞开门的“图书馆”如同先生敞开的心扉。学 生从先生言行中得到的，远比从书本上得到的更多得多。　　在季先生身边，还有一位常年追随左右的助手李铮。他虽不曾得到博士 学位，甚至不曾出过自己的专著，但季羡林在他作品的后记中充满感激之情　　地提到了他“那种独特的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说“没有他的努力，这个 集子是编不成的”。出于对亦师亦长的季先生的尊崇，李铮常年全身心地扮 演了一个幕后无名的角色，外务内政，他为季先生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虽 然他的家也在北大校园，但一年中有许多时间他就住在“季羡林图书馆”内。 季羡林视他如家人。他也始终对季先生满怀崇敬之情。因为，时间越长，他 就越清楚地看到了季先生人品的闪光。　　1991 年 8 月 6 日是季先生 80 岁生日。人们在准备向他祝贺，为他开学 术讨论会和出版纪念文集。届时港、台和日本、韩国的许多学者都要来参加， 那将是一个使人兴奋的热闹场面，季羡林到时会怎样表达自己的激动呢？他 会发言说“??前见古人，后见来者，以吾老朽，尚何所求”吗？而他现在 依旧是那么安静，一如既往的每日“点燃”朗润园的第一盏灯。累了，就在 竹椅上靠靠，或和老伴聊聊天。在他的儿孙辈中，有学建筑的，有学计算机 的，唯独没有他的同行。在美国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孙子不久前写信来，向爷 爷表示有意试笔，老人欣喜地回信支持。事业的延续并不一定要家传，他鼓 励每一个孩子在本职工作中勤学敬业。　　有时，老人也会放下笔，走到楼边的小山坡上，站在绿色的小树和草丛 中，眺望工作生活了 40 几年的燕园，若有所感，若有所思。那是发思古之幽 情，还是感念远游的学子？老人说，“愿普天之下的北大校友，国内的、海 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割断对母校的回忆的丝缕， 愿你们永远梦萦未名湖。”（1991 年 6 月）中国核工业的英才姜圣阶 戴亚平 石岩　　1964 年 10 月 16 日，伴随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一片硕大无比的蘑菇 烟云在中国西北大戈壁上空冉冉升起。　　它向世界宣布，中国没有原子弹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的核工业开始了 一个新纪元。　　在经过了 20 多年的秘密历程后，那些曾经为中国核工业铺路和奠基的 “无名”人物才陆续在公众面前曝光，他们中间有在物理理论研究中作出重 要贡献的科学家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郭永怀，也有姜圣阶、 蒋心雄、刘书林这样一大批实干家。　　1962 年，担任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 兼总工程师的姜圣阶，突然从南京消失了。他到哪里去了呢？同事们都不知 道。他当时已被选为江苏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大会 在北京召开时，人们却寻觅不到他的踪影。　　冬去春来，15 年之后的 1977 年，姜圣阶才传奇般地出现了。他先后在 核工业部担任了副部长和科技委员会主任，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在中国核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理 事长。1962 年，中国刚刚起步的原子能工业及原子弹研制工作由于苏联专家的撤走，许多任务亟需中国自己的专家去承担。人选名单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 公桌上，周总理慧眼识珠玑，选中了姜圣阶。从此，姜圣阶就“失踪”了。 不久，他来到了大西北的戈壁滩担任了西北综合核燃料工厂的第一副厂长兼 总工程师，隐姓埋名，在大戈壁滩上工作了 15 个春秋。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时，姜圣阶多次来到现场观看那绽开的蘑菇云，那中间凝聚着他的汗水和心血，作为核武器核心部件的制造和生产组织者， 姜圣阶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他和他的同事们将后处 理工艺的“沉淀法”改为“萃取法”，使中国的核燃料生产走向了一个新的 天地。姜圣阶还是中国发展核电的积极倡导者。早在 1981 年，他就在中国核学会第一次大会上慷慨陈词，阐述在中国发展核电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当时， 响应者为数不多。可是在 8 年后的今天，发展核电已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核电将成为中国能源的一支 重要支柱。　　几年来，这位中国核电的倡导者为发展核电事业奔波于全国各地。值得 欣慰的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和引进国外技术建设的广东大亚 湾核电站已先后破土动工，目前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并将分别于 1990 年和1991 年建成，并网发电。 从原子弹、氢弹转到核电，中国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1986 年，当中国的两座核电站刚刚开始起步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漏事故给中 国核电事业蒙上了一层阴云。在香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掀起了一场不大不 小的反核风波。这时，姜圣阶再次挺身而出，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发 生的第三天，兼任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局长的姜圣阶就向记者指出，中国的核 电选择的是先进堆型，不会发生类似苏联的事故。他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香港的访问团，向他们阐明核电的科学原理和安全知 识，终于使这场越酿越大的风波逐渐平息。　　姜圣阶于 1950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科学硕士学位。1950 年 10 月回 国。在南京工作期间，他领导并参加了合成氨塔内部的结构改造，使氨产量 提高了 10 倍。他领导设计和制造出大型沸腾炉，在国内首次用于硫酸生产。 他领寻研制的多层式高压容器获得国务院特等奖。由于他对核武器研制的突 出贡献，在国务院授予“原子弹技术突破与武器化”为全国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中，他是获奖的 7 个人之一。他先后编撰了《决策科学基础》、《决策科学引论》、《积分决策学》、《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学》、《法元论》等专著，1987 年 6 月，他获得了法国 总统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现年已是 74 岁高龄的姜圣阶，仍在每天辛勤地工作着。命运已经注定把 他和中国的核事业联系在一起。从昨天的核武器，到今天的核电，前者为年 轻的共和国带来了和平，后者将为祖国未来带来耀眼的光华。（1990 年 1 月）十亿人的耳鼻喉科主席姜泗长 李艳华　　中国有十亿多人，人类五官可能出现的毛病在中国病例中几乎全能找 到。　　欧洲耳科协会会长鲍特曼博士在法国国际会议上向世界介绍了一个人： “这是十亿人的耳鼻喉科主席！”这个人是位军医，叫姜泗长。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题词称他：“技术精益求精，诲人桃李天下。” 姜泗长自己说：“我这一生可以欣慰的有三件事：一、开展了一些疑难手术，为中国的颞骨病理学、耳外科学奠定了基础。二、创建了全军耳鼻咽 喉科研究所。三、培养了许多值得骄做的学生。”少年意气济世梦江泽民是 1993 年 9 月 14 日给姜泗长题的词，这个月姜泗长整整 80 岁。　　80 年前他出生时，留日归国后一直在家待业的父亲突然找到了工作。“所 以，父亲特别喜欢我，认为是我给他带来了运气。”可惜运气并没有一直跟着姜泗长。高中毕业后，他被保送到辅仁大学医预科刚一年，父亲的工作又丢了。姜泗长不得不转到学费低廉的国立北平大 学医学院，靠着连年榜首的成绩，每年拿 20 块大洋的奖学金，读完了 7 年的 医学课程。1937 年夏，姜泗长走出校门时，北平城已插上了太阳旗。他南下南京做了中央医院的外科医生。不到百天，南京又告急，姜泗长随院迁至长沙，而 后又西进巴蜀，在成都正式做了中央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在这里， 姜泗长遇到了影响他毕生人品医德的导师胡懋廉。胡当时是全国闻名的耳鼻 喉科教授，在八年抗战中，姜泗长一直追随着他。胡懋廉不仅教他技术，而 且还教他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当时，耳鼻喉科还不算中国医学的大科类，姜泗长身无分文，又患过咯血，研究工作几乎难以为继，全凭自己咬着牙创造条件。1940 年，按照一位 热心病人提供的线索，姜泗长在成都找到了一处地基工地，扒出来 200 多个 完整的头骨，他就靠着这笔“财富”打下了医学生涯中牢固扎实的解剖基础。 与此同时，姜泗长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个耳科实验室，室里的第一笔不动产，还是他从成都郊区拣回来的那百十来个颅骨。　　　　　　　　　给吴阶平留下的第一印象 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的姜泗长开始全面主持学院耳鼻咽喉科工作，并于 1947 年获得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的资格。在大学附近的国际公寓里，与 姜泗长住斜对门的就是目前中国医学界另一位泰斗人物吴阶平。吴阶平说： “泗长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翩翩学者风度。当时他从事耳鼻咽喉科工作 已近十年，一到芝加哥大学就选中了学习刚刚发展起来的内耳开窗术。”　　三年之后，这种先进的内耳开窗术被 37 岁的姜泗长写进了新中国的医学 史。共产党的官不能随便不干　　1948 年底，姜泗长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海上漂泊后，踏上了上海码头。一 上岸，看见街上到处是抢购黄金的人群，全都急急惶惶，又动荡又嘈杂。细 一打听才知道，国内正打淮海战役，解放战争快见分晓了。听到这儿，笔者 插了一句：“当时好多学者教授都去了台湾，您想过要去吗？”老人显得很 意外，满脸不解地反问：“我去台湾干嘛？！”　　姜泗长就这么继续留在了刚解放的南京，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大学医 院院长。那时候，他一门心思扑在专业上，对做这个院长有点懵里懵懂，所 以接受职务时就和解放军代表讲好：“只干三个月，然后就放我回耳鼻咽喉 科。”三个月后，他跑去找领导辞职，军代表耐心地跟他解释：“共产党的 官不能随便不干，除非你犯了什么错误。”姜泗长只好继续当这个“共产党 的官”，从一个不懂政治的科学家一步步成熟为九死不悔的共产党员。身着 戎装，历任南京第五医大附属医院院长、西安第四医大附一院副院长、解放 军总医院副院长、解放军耳鼻喉科研究所所长，国防绿装点了他的一生。
让聋人听到时代的声音 耳聋是常见致残疾病之一，传统的诊断认为是由中耳炎所致。姜泗长经过无数临床诊治，怀疑某些患者是耳硬化症致聋。可是翻遍国外权威文献， 统统一个结论：“中国耳硬化症罕见。”1949 年底，一位丧失了听力的病人 来找姜泗长，低声地说：“家里人都讨厌我，不理我。您要是不给我开刀， 我真不如死了！”姜泗长给他下了耳硬化症的确诊后，思虑再三，终于决定 为天下之先，施行内耳开窗术。姜泗长开始四处奔波凑器械：电钻是牙科用的线钻，一个将就着能用的听力计是从别的医院换来的，真正无可挑剔的只有“软件”——那套手术方 案，姜泗长推敲了半年多。1950 年 7 月，中国首例内耳开窗术成功了！为这些病例手术撰写的论文报告随即被收入了美国耳鼻喉科学杂志索引中。此后，姜泗长又公布了他的 调查数据：中国耳聋者中每 120 例中就有一例耳硬化症聋。在前人不敢涉足 的内耳“禁区”，姜泗长接连为一个个患者打开了通往有声世界的“窗户”， 创下的 81.4％的有效率，跃入国际先进行列。1954 年，当这个实验室和南京中大都已经规模初定并声名远播时，中大改为第五军医大学后，军队院校大合并迁往西安。一片荒凉之中，姜泗长又 以主任教授的身份领导起大家，开始走进一段筚路蓝缕新的创业里程。“如果说从南京调往西安时我心里是惋惜、遗憾和恋恋不舍的话，1959年从西安调我去北京时，我可真是感到深深痛惜了！”回首当年，姜泗长对 解放军总医院调他出任耳鼻喉科主任、教授这件事还是叹喟不已：“从 1949 年至 1959 年，十年中三次大变迁，创了业又不能继续事业，那种痛苦真是刻 骨铭心啊！”　　这种痛苦不是无谓的。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里，姜泗长辗转于南京、 西安、北京三地。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三个都城里分别奠定了耳鼻喉科基础 科学。　　这十年里，尽管动荡，姜泗长还是在刚翻开的共和国医学史上写下一连 串“第一”：1951 年，国内第一套成人颞骨成片和第一批死婴内耳标本制成；1954 年，国内第一部《临床耳鼻咽喉科》专著诞生；1960 年，西方由来已久 的鼓室成形术被打破。姜泗长推出自行设计的鼓室成形术和鼓膜修补术。2500例做下来，疗效高达 93.1％?? 来到北京的第三年，姜泗长完成了石破天惊的又一首例：在高倍放大镜和双目显微镜下，姜泗长用一根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银针探入患者一孔之微的 内耳之内，成功地完成了镫骨切除术。其时，国外同类手术刚刚开始。 30 年过去，由姜泗长开创的这类手术在临床施行已近 2000 例，提高听力有效率达 94.8％。 当年，《人民日报》郑重报道了这则消息，标题是：《让更多的聋人听到伟大时代的声音》。　　　　　　　　　　磨难砺志 弥贞弥坚 姜泗长经历过共和国的伟大时代，姜泗长也经历过共和国的劫难时代。 在劫难时代里他自己却被迫沉入了长久的缄默。 在姜泗长教授医学生涯上，1964 年至 1975 年是空白的。又是一个十年。 曾经以共和国名义填补了世界医学史上众多空白的姜泗长，对于自己生命中这长达十年的一段空白却回天乏力。　　1968 年 8 月 1 日上午，姜泗长刚下手术台就有人通知他：“二部政委、 主任找你”。他想也没多想就赶去了。进门一看，气氛不对，怎么当屋正中 挂了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呢？“坦白”什么呢？琢磨半天也说 不出个所以然。姜泗长被关了起来，整整 8 个月。“那时候，我巴不得快点把我送进监狱，那样老伴还能按时来看看我。可关在这楼里，家里人连我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8 个月，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手边只有四本《毛选》。我反复看了 三遍，越学越坚信毛主席，坚信党。《毛选》成了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整了我 8 个月。到出来的那一天，我也没搞懂什么是他们给我定的‘资 产阶级医疗作风’。我只是格守不牵累任何人的信念，虽然受了些苦，可是保持了完整的人格和做人的尊严。想想还是心安。”　　这位既天真又认真的医学教授终于又回到了他一手创建的耳科，任务是 打扫卫生刷厕所。“这不错，起码可以天天回家了。”在当时境遇下，姜泗 长真是由衷地觉得这样很不错了。“几天之后，又让我同时做护士，我学会 了怎样开饭，怎样转抄医嘱，怎样执行医嘱。”目睹伟人人生的最后历程　　“1974 年冬天，一个晚上很晚了，我接到电话，说派我第二天出差，我 问要带什么。通知的人说什么别的也不用，带上毛主席著作就行了。”蹊跷 中又有几分神秘。　　这一次，姜泗长是以一位医学专家的身份被派去中南海，做毛泽东的保 健医生。 1974 年 12 月至 1976 年 9 月 9 日，姜泗长亲眼目睹了这位伟人生 命中最后一段生活。　　“这段时间也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时期”，说到这里，80 岁的姜泗长脸上 现出格外的凝重。他说过：一生中对他产生根本影响的有三个人：父亲姜世 尉、导师胡懋廉，最后一位也是他尤为敬重的就是毛泽东。让学生超过自己姜教授的生平大事年表从 1978 年以后又密集起来，而且是越来越密。仅1989 年一栏里，就记录了他获得的八项大奖。 继伟大的时代、劫难的时代之后，姜泗长在古稀之年才走进了他辉煌的时代。　　1978 年，复职为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的姜泗长拿到了国务院批准的首批 硕士、博士导师资格。百感交集中，第一个跳进他脑子的形象是当年他自己 的导师胡懋廉。在姜泗长早年走过的几个关键路口上，胡先生都曾起了重要 的作用。当年南京方面肯于送姜泗长赴美留学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远在西南 的胡先生来中大教书。胡先生二话没说，举家东迁任课于中大。用自己当梯 子，把门下高足托到了他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30 年后，姜泗长也成了这样一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导师。 为了调一位听力专家进京，凡事不爱求人的姜泗长先是找到总后勤部长阐述要人理由，又跑到北京市委领导那里要求安排他的家属进京，终于保证 了这位人才轻装上阵，不带任何后顾之忧。1984 年，从总医院乃至全军各医 院科支任都还是老一辈的专家，姜泗长却力排众议，推荐自己的助手杨伟炎 接替自己，使 48 岁的杨伟炎成了总医院第一位年轻的科主任和博士导师，成 为欧洲耳鼻咽喉学会的两位中国成员之一。最优秀的导师往往是集宽宏慈爱与严谨严格于一身的导师。姜泗长一旦“严”起来，学生真是不能不服他。他走进实验室，看见刚做完试验的学生 满身试剂，就要批评：“看看你这一身就知道试验没有条理。搞科学的人处 处要严谨。”他给学生修改论文，坚持要先看完几千张实验切片才肯动笔， 而且将文中所有“可能”、“推测”一类模棱两可的词语全都删去，然后严 肃地告诉学生：“做学问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可能’和‘推测’。”自 1978 年以来，姜泗长培养了 10 名博士生和 24 名硕士生，接纳传授过几百名进修生。目前中国许多所医科院校和各省市中心医院的耳鼻喉教研室 主任或科主任，都得过姜泗长亲传。在庆祝姜泗长从医 55 周年的大会上，总医院院长廖文海代表本系统感激老教授：“姜泗长为我国耳鼻咽喉科事业不仅仅是培养了一个个，而且是培 养了一代代优秀专业人才。”而姜泗长自己的理想却极为简单——“让学生超过自己。”　　沉稳儒雅的姜泗长声称：“经历了变幻坎坷的一生，很难有什么事能令 我再激动。可是 1990 年 4 月 26 日这天，我的心情真是心潮激荡！”一座雪 白的小楼拔地而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耳鼻喉科研究所正式成立。而筹划这个 研究所的最早一次报告，姜泗长起草于 35 年之前。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站在 80 高龄上的姜泗长教授，回首今生，既得育 天下英才，又以毕生心志为祖国创立了一门基础科学，可谓无憾。而他终究 彻悟出的一句箴言却是“行医苦行当”——这是 1992 年，姜泗长发表在《大 众医学》上一篇文章的标题。　　“如果你选择了医学，那么你首先必须具备奉献精神。医生这门职业是 一个高尚的受人敬重的职业，要做一个好医生，不仅要钻研医学知识，而且 还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品德修养，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姜泗长用他一生的人品和医德作了诠释。 在采访姜泗长之前，我已经耳闻了方方面面许许多多对他高山仰止的评价。于是我怀着极为敬重的心情去努力搜集尽可能多的外围资料。终于，我得到了一份姜泗长本人撰写的《我的回忆》。真是如获至宝。文中最长的一 章叫做“经验与教训”，罗列了他半个多世纪医学生涯中种种不该发生和本 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每一例都描述得非常详尽。前因后果，自己的判断及其 根据，乃至病人的音容笑貌和出事后自己痛悔不已的心情，无一疏漏。　　我惊呆了。我从没见过这么揭自己短处的科学家，而且是这么一位扬名 海内外，德高望重的老专家！　　按照预约的时间，我来到姜泗长家。秘书把我们迎到客厅里，悄声告诉 我们：老人昨晚心脏病突发——房颤。此言一出，我觉得自己心里也忽悠“房 颤”了一下，看来采访只能改期了。未及我再征询秘书的意见，高处有脚步 声响起：一位身材颀长的老人连同他谦和温文的微笑，从楼梯上一级一级降 下来。　　他那种从容博雅的气度像是暖冬正午的阳光，不用着意挥洒，已经弥弥 漫漫地笼罩了四处空间和空间里的我们。　　我傍在这位既熟稔又陌生的老人耳边，听他娓娓道来的故事起伏跌宕， 忘了自已走来采访。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恍然惊觉：老人抱病在身，不能再拖着他聊下去了。 我们请老人多多休息，姜泗长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说：“不要紧，反正今天 我还约了位平顶山的病人。”“今天还约病人？改期吧！”我脱口而出。“姜 老预约病人一般不再改期。”秘书接过话来：“姜老现在还每天在院里和所 里转转，每星期四还坚持门诊。”姜泗长向我们点点头，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和印象里他那阳光股的微笑缓缓地暖暖地升上去、升上去。 我很怅然。努力连缀自己来时准备得好好的思路，可是脑子里灿灿一片，那种亮丽的感动让我再也抓不出一条线索。我坐下来，和秘书再谈。 背对着楼梯，我觉出阳光重新笼罩了我。又走下楼梯来的姜泗长再一次轻轻握住我的手，再三叮咛：“要写，就一定实事求是。”（1993 年 12 月）德艺双馨唱河山——记骆玉笙 张世英　　骆玉笙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几十年前她就唱“压 轴戏”，现在她仍然是唱“压轴戏”，而且不论是曲艺专场，还是大型的文 艺晚会，只要有她演出，她总是“攒底”（最后一个）。她款步出场，台下 便掌声雷动；她一开口演唱，就赢得满堂彩。年近八旬的骆玉笙，虽是皓首 银发的老人了，但是她的演唱却是高音响遏行云游刃有余，低音如潺潺流水 玉润珠圆。不仅是中老年观众痴迷她的演唱，就是青年观众也被她的演唱所 征服。　　　　　　　　　金喉女歌王却有凄凉身世 年轻的观众知道她叫骆玉笙，年老的观众知道她叫“小彩舞”，可不一定知道这两个名字都是她。骆玉笙是她的名字，“小彩舞”是她的艺名，它 们包含着她凄凉的身世和辛酸的经历。她生于 1914 年，出生才 6 个月就被卖 给在上海变戏法的天津艺人骆彩武。从此她姓“骆”，成了天津人，但她对 自己真正的家乡、生身父母，却一无所知。这位者艺术家从 4 岁起就跟着养父出入于上海大世界，作为养父变戏法中的玩意儿在台上演唱，成为轰动上海的“四岁小怪物”，演唱二黄。9 岁 时拜一代鼓王刘宝全的琴师、三弦圣手韩永禄为师，艺业日益精进。1936 年，22 岁的骆玉签从金陵来到曲艺之乡天津，随之红遍津、京曲坛，享有“金喉女歌王”、“金喉歌后鼓界女王”的美誉。
推陈出新独创“骆派” 骆玉笙曾深有感触他说：“在旧社会，不管我怎样出名，霓虹灯上‘小彩舞’三个字在夜空多么耀眼闪烁，都丝毫改变不了一个女艺人被损害的地位。” 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骆玉笙的苦难历史。 翻身的喜悦，焕发了她的艺术青春。在继承传统和保持自己风格的基础上，她不断改革创新，逐渐改变了解放前以擅唱悲剧见长的特点，探索出用京韵演唱现代曲目的新路子，她在演 唱《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珠峰红旗》、《韩英见娘》等新曲目的 同时，形成了刚健、高亢、响亮的崭新风格。1985 年，70 高龄的她，又以一 曲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风靡全国，她的名字 更是家喻户晓。　　在 60 年的艺术实践中，她经过不渝地努力、不断地完善，创造了京韵大 鼓中独具一格的“骆派”艺术。1991 年 5 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曲艺家 协会，联合在天津、北京举行庆贺骆玉笙曲艺艺术生活 60 周年纪念活动。陈 云为她题词：“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李瑞环发来贺信，称赞 她“不愧为当代德艺双馨的曲艺艺术大师”。
“骆派”艺术不乏传人 这位老艺术家，几十年来，不但活跃在曲艺舞台上，还在曲艺的沃土上
不停地耕耘，辛勤培育曲艺新苗。“我现在最着急的事，就是培养更多的接 班人，我要尽可能地把自己几十年的艺术经验传给后人！”这就是骆玉笙这 位老艺术家的最大的心愿。她除了经常不辞辛苦地到培养曲艺新人的所在地——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亲自为学生授课、指点外，还不断为弟子传经 授艺。去年，她曾率多名弟子及弟子的传人，老中青少四代同台在京、津献 艺，盛况空前。　　前两年，台湾的两位女士仰慕她的精湛技艺，专程来大陆拜她为师，使 “骆派”京韵大鼓艺术在台湾有了传人。今年 6 月底，她又在北京喜收 3 名 高徒：饰演周总理的著名电影演员王铁成、朝阳区穆斯林餐厅经理何风仪和 京剧女演员王树芳。这些多方面的人才醉心“骆派”京韵，可见其魅力！　　如今已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的骆玉笙， 始终没有忘记一个普通演员的职责。已是 78 岁高龄的她，仍然经常奔赴全国 各省市巡回演出。她要把满腔的情和爱，奉献给千千万万的观众。（1993 年 1 月）人民音乐家施光南 源 潮光南走了，走得这样突然。 他倒在钢琴上，倒在他的歌声里——他的一生就是一组传世的歌。
《春天》 每个人都有他的春天，光南的春天夹着雨和雪。 “有人猜我是童子功，也有人说我是大器晚成，其实都不是。”光南在广州曾对我彻夜长谈过他的身世：“我小的时候，家里颠沛流离，能活命就 不错了，哪里顾得上让我学习音乐，更甭说什么练琴练耳了。幸运的是，我 遇上了一位从育才学校毕业的女教师。她特别喜欢音乐，不知怎么注意上了 我，说我对音乐敏感，模仿力强，格外注意了对我的音乐启蒙。5 岁那年春 天，我在课隙随口哼了一阵即兴调调，有心的老师赶紧用笔把谱记了下来。 她说：这段旋律虽然不及莫扎特的神童曲，倒也挺有点春天的情趣，就取个 名叫《春天》吧。这就是我的处女作。”　　光南真正的春天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刚解放的北京城是个歌声的 天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伴随着一 个个生机勃勃、民心振奋的年代。这一段社会主义的春天是光南音乐创作最 早的根基，他写的第一批创作歌曲几乎都是以歌颂党为主题的。光南的父亲爱听京剧，在工作之余也常哼上几段。光南跟着听，跟着唱唱，小小年纪居然能流利地背下许多长段板腔，甚至能说出梅、程、麒、余 等各派唱腔的艺术特色。小学快毕业那年，正赶上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大 汇演，中华各民族的民歌、民曲、民调使光南仿佛忽然来到遍布珠贝的海滩， 一下子不知道捡什么好了。那阵子光南成了个民歌迷，一会唱一段河北梆子， 一会又哼一段“四季调”，旁人听了都说：“韵和味还挺像回事的。”光南 的同行王立平向我介绍：“光南是我们这辈人中民族音乐底子最厚实的。” 光南说：“人家老问我从哪儿学来那么多民间旋律，其实都是搞音乐之前就 哼熟了的调。”　　　　　　　　　《我要飞翔，我要歌唱》 光南当年并不安心在第一流的 101 中学读书，他的心早就飞进了音乐世界，他一直想上音乐学院附中，但是妈妈不同意。光南无奈，只好在业余时间做自己的“音乐梦”。下了课就抄歌、唱歌、听歌，随身的小本子，几乎 就是《新歌集》，班上要搞文艺活动的时候，大家都来借他的小本子。常言 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光南歌抄得多了，肚子里不知 不觉地就酿出不少新的旋律。他在作曲者的位置上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名 字，而总是胡乱填一个假名。这些歌从光南的小本子上传到同班同学里，再 逐步传到其他的学生中，居然就渐渐地唱开了。　　50 年代，俄罗斯民歌流行一时，在北京郊外的校园区，只要月亮一挂梢， 到处能听到有人哼《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时的光南开始给杂志上的苏联 短诗谱曲，于是，他的小本子里“诞生”了不少谁也没听说过的“俄罗斯作 曲家”。1955 年的一个夏日傍晚，他在报栏里浏览当天新闻，北京市少年歌咏赛获奖节目将在当晚汇报演出的消息自然逃不脱这个“音乐迷”的注意。忽然， 他眼睛一亮：在获奖的节目单里居然有一首《懒惰的杜尼娅》，再看作曲者 正是那位除了光南再无人认识的“××斯基”。血顿时涌上了这位 15 岁少年 的头，他转过身就向城里赶去。等到了剧场，他才发现自己没有票，到售票 窗口，人家说今天的观众全是请来的客人，不卖票。急得他在门口乱转。这 时有一位等人的中学教师看到了他，走来问他为什么老是不进去。光南像抓 住子一根救命稻草，连忙把自己写的歌得了奖，却没有一张听歌的票的原委 都告诉了老师。这位教师听了很感动，就拿出自己的一张票给了他。光南后 来回忆说：“当一个穿绿背带裙的小姑娘从幕后走出来唱那支歌的时候，我 忘记了自己在哪里，我好像和歌一起飞起来了。那是我发表的第一个作品， 我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进入高中以后，光南的志向就更加专一了，以至对除了音乐之外的功课 显得不那么专注。这引起了同班同学的一些非议。光南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 团小组长伍绍祖：“有的人用劳动为祖国服务，有的人用知识为祖国服务。 我的志向是用歌声为祖国服务。”伍绍祖最先理解了光南，他召集了自己团 小组的团员们说：“谁知道光南今后就不能成为中国的贝多芬呢？我们应该 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为此，团小组有人提议：“光南写了这么多歌， 可惜人家都不知道，我们给他出本书吧。”于是，这个五角，那个一块，大 家凑了几十元钱，到誊印社为光南印了一本手抄的《中外歌曲集》。几十年 后，当出版社争着要出施光南作品集的时候，他感慨他说：“我的第一本作 品集是团小组出的。”1957 年的夏天，高中还没毕业的光南决心去投考中央音乐学院。他事先按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作了准备，临进考场之前还信心十足的：不管怎么说总 还是个重点中学的“音乐明星”嘛！谁知卷子一发下来就傻了眼，什么“和 声”、“调式”、音乐的基础理论全讲不清楚，考莫扎特的奏鸣曲连三分之 一也弹不下来。尽管如此，主考教师还是让光南在钢琴上弹了几段即兴曲， 又看了一些他自己写的作品，就让他回家了。没想过了几天，音乐学院的教 师找上门来，他说光南的基本功差得较远，但是从即兴弹奏上看，他的乐感 好，节奏感强，有搞音乐的潜在素质，不学音乐可惜了。他建议光南去读音 院附中，补上基础知识再进学院学习。光南最早创作的男高音歌曲是《我要飞翔，我要歌唱》。歌中唱道：“天上的大雁有双金翅膀，请你借给我，我要飞翔。美丽的云雀有条金喉咙，请 你借给我，我要歌唱。我要向宏伟的目标展翅飞翔，我要向烂灿的明天纵情 歌唱。”光南后来回忆他的中学时代：“为了要让我的歌飞起来，我那时真 有股‘九死而不悔’的劲头。”《打起手鼓唱起歌》　　1959 年，光南如愿以偿地进了天津音乐学院，在校期间，他是校方宣传 的“天才加勤奋”的典型。他把紧张的学习，有趣的生活，艰苦的劳动锻炼 中的见闻和体验，都用五线谱记了下来。他当时写的《五好红花寄回家》很 得群众的喜爱。　　60 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刮起动乱的风暴，文艺界更处于风暴的前沿。光 南可不愿理睬这些。他把熟悉的草原风光和牧民们欢乐的情怀用跳跃的音符 连在一起，写出了民族风味浓郁的女中音独唱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由　　于光南的歌特别上口，群众爱唱，一时间到处都能听到人哼：“来来来，来 来来”的歌声。谁知这几个“来来来”却触犯了当时文艺部门的一个“大人 物”，那么多个“来来来”是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光南生性耿直，他容不下 所谓“左派”对他作品的歪曲和指责，提笔就给那位大人物写了封据理力争 的信，逐条反驳了对《打起手鼓唱起歌》的无端指责。好心人提醒光南别捅 那个马蜂窝，光南说：“怕什么，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光南和祖国是同命运的。
《周总理，您在哪里》 光南最亲密的合作者晓光说：“这么多年来，我只见光南流过三次泪，其中两次是为周恩来总理而哭。” 光南的父亲和周总理是多年之交，周总理那令敌人都佩服的智慧和风度光南早有所闻，周总理在干部和群众中有口皆碑的高风亮节为光南亲眼常 见。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光南和大多数正直的人们一样，把周总理看作 是人民与“四人帮”抗衡的正义之柱，看成是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的保护伞。1976 年那个暗淡的 1 月，周总理离去了，融进了祖国的山川湖海。光南听到 这个消息，失声痛哭了一场，他想写歌，但写不下去，就是写出来了，谁又 能唱得出来呢？在中华民族那段充满着忧虑的日子里，光南的心中没有歌。 当人们痛定思痛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想到了为人民忍辱负重、鞠躬尽 瘁的周总理。一时，怀念周总理、呼唤邓小平的诗词遍布街头。其中女诗人 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最为感人。光南充满着内心的激动为这首诗谱 曲，他写了一稿、两稿，总觉得有限的音符表达不尽对周总理的爱戴。歌写 好以后拿到中央乐团试排，光南和指挥李德伦都感到意犹未尽。他们两个在 一起悄悄商量：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迟早也要平反， 应该把这层意思唱出来。于是歌中的高潮就出现了：“我们回到了祖国的心 脏，我们在天安门呼唤你：总理！敬爱的周总理??你就在这里！你就在这 里！你永久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　　这支歌上演那天，剧场里挤满了人。男高音的旋律牵着所有人的心，在 夜空里回荡，当最后一句“人民想念你”的歌声渐弱渐远，数千人的剧场一 片寂静。几秒钟之后，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 5 分钟，掌声中夹着唏嘘，观 众的脸上，演员的脸上，指挥的脸上，也包括光南的脸上都挂着心心相印的 泪。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光南最擅长的是写抒情歌曲，时代和人民也给了他这个机会。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人心舒畅，社会安定。人们需要用歌声来表达来之不易的安居乐 业的赞许，表达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这时的光南把积蓄了多年的灵感 尽情地发挥了出来，他到处走，到处看，到处听，每一件使他激动的事他都 能够化成歌声。在短短几年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抒情歌曲，仅 1979 年就写了100 多首反映人民心声、赞颂美好生活的歌。音乐界的老前辈李涣之说：“他 心中好像有流之不尽的旋律，抑制不住地往外倾泻。”　　在这段时期的创作中，光南最得意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却因为时限 关系没赶上评奖。这首低回婉转，情意绵绵的女中音独唱曲使关牧村蜚声歌　　坛。也使他和关牧村结下了莫逆之交。关牧村后来说：“只要光南招呼我们 唱歌，我不论在哪里都是要赶来唱的。”　　在为不同声区的独唱演员创作“成名歌”的过程中，光南周围团结了一 大批名演员，他在音乐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1985 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上， 他当选为年纪最轻的副主席。　　　　　　　　　　《在希望的田野上》 中国的大多数人都熟悉《在希望的田野上》。光南在这首歌中流露的对祖国的爱恋和对家乡的期望引起过亿万人的共鸣。 光南并不是一个对现实的一切都感到满意的人。他经常通过全国青联向上反映知识分子应该得到更多重视和支持的建议。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 只得了 30 元稿费，他诙谐地表达他的意见：“才够买一张流行歌星音乐会的 入场票。”但是光南从不让不满意遮住希望。他在去年底全国青联常委会的 一次座谈时说：“不论社会上有多少让人不满意的事，我总是对我们的国家 充满希望，要是我们的社会没有充满着希望的人，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 呢？”　　光南在祖国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写下了 1000 多首洋溢着赤子之情的歌 篇。基于他的歌在爱国青年中的广泛影响，他被选为以爱国为基本宗旨的中 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并且由于他的正直和负责，很快成为青联中享 有威信的老大哥。　　　　　　　　　　　　《屈 原》 我是在北去的火车上听光南讲写歌剧计划的。8 月的硬座车厢里闷热又嘈杂，汗流侠背的他完全沉浸在创作大作品的构思中。他说：“我要写一个能拿到世界歌坛去的作品。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优秀演员，这几年多次在国际 大赛中得奖，可是他们的参赛曲目都是外国人写的歌剧，我要让他们能唱着 中国人写的歌去得奖！”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最寄希望的歌剧《屈原》， 这是光南一生中攀登的最后一个高峰，也是他倾注了最多心血和情感的作 品。光南的生活确实不宽裕。他的社会活动和联系很多。为了装一部电话不得不卖掉心爱的摩托车。他甚至难以叫辆出租车让年迈的老母去听《屈原》 音乐会，那天在民族宫的礼堂前停下了不少小汽车，可有多少人想到光南自 己是骑着自行车去的呢？　　曾经在一段时间，外面风传要推荐光南当副部长，家里人想这下可好了， 至少有急事找车可以不用操心了。谁知光南听了以后说：“我不能当什么副 部长，我的所长在音乐，一旦离开了音乐，我的事业也就完了。”
《伤 逝》 去年夏天，全国青联在广州为光南举办《声乐作品音乐会》，凭着光南的威望，关牧村、关贵敏、佟铁鑫、胡松华、张暴默、殷秀梅、韩芝萍、程 志、董文华等一大批著名演员都去了。我看到这么强的演员阵容，高兴地对 光南说：“这么多名演员大聚会不容易，请他们每个人唱一首你近年来最喜 爱的歌，出一盘磁带保证大受欢迎。”谁知光南不干：“我这回全上新歌。 这几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写的数百首歌都没有出版或上舞台的机会。这次我要让新歌和群众见面，在人民里找到知音。”他笑笑又说：“我现在是一心 朝前看，还没有到开回顾展的时候呢！那些事等过了 50 岁再想吧。”谁能料 到，50 岁将不再属于他。　　1990 年 4 月 18 日晚，忽然听到光南脑溢血住院的消息，昨天还在电话 上谈笑风生的光南，这时竟毫无知觉地躺在急救台上，没有一点生命的反应。 光南的夫人洪如丁和女儿蕾蕾告诉我们：他是倒在钢琴上，他是倒在歌声里的。　　团中央、全国青联、文化部的领导很快都来了。一大批名演员焦急地聚 在急教室门口，协和医院的主任、教授们也赶到了，会诊的结果严酷而无情——脑死亡。 他静静地躺在白被单下，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他周围的人却说了很多。 晓光说：“这个星期日我陪他骑车跑了一整天，为《屈原》的上演到处求人，终于批到 30 万元钱，他特别兴奋，也特别劳累??　　几个演员说：“本来 2 月份就准备在北京开的《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 没能如期召开，他到底没能在生前实现他多年的梦??”　　洪如丁说：“早就该让他检查身体了，他有一年多没进医院的门，上次 他头痛得厉害，就吃了点感冒药硬挺着去的??”蕾蕾说：“我爸爸还有 200 多首歌压在抽屉里，都是这几年写的，没能发表，也没来得及排唱??” 是啊，多少事该做还没有来得及做，多少事想做而已经不能做了。 光南是属于人民的。（1991 年 1 月）三代御医之后——记赵绍琴 傅强年　　73 岁的北京中医学院教授赵绍琴，是闻名中外的三代御医之后，是我国 著名的热病专家。　　著名专家的节奏是明快的。目前赵绍琴除了在学院教学、带 13 名研究生 之外，每周还为 6 家医院的病人门诊看病。在繁忙的教学、临床工作之余， 他还致力于整理祖上三代的医学遗产。经过 10 年时间，他将父亲赵文魁一生 的经验整理成书，名曰《文魁脉学》。最近，他又完成一部新著《文魁医案 选》，是他父亲给慈禧太后、宣统皇帝和皇亲国戚们看病用的药方，全书大约 15 万字。同时，他又着手撰写《赵绍琴内科学》一书。 超绍琴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是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顾问。他对热病的诊治和研究，不仅在国内受到极大的 关注，而且在国外也产生了影响。他已多次应邀赴日本、新加坡讲学，受到 很高的赞誉。　　赵绍琴是如何走上中医之路，又是为何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代御医之后的 呢？赵绍琴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清代著名的御医。其父是清末最后一任太医院院使（即院长）。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他少年时便时常自读医书。稍大些，父亲请来了太医院学馆的翟书源指导他学习中医理论，十二三岁的超绍琴每天清晨都要跟着老师用蝇头小楷抄写李时珍的《濒湖脉学》，还必须把它背得滚 瓜烂熟。 1934 年，年仅 16 岁的赵绍琴考取了中医师，取得了挂牌门诊的 资格。此后，他又拜当时的京城名医韩一齐、汪逢春为师，专攻临床。其中， 仅随汪逢春学习治疗伤寒病就用了 4 年时间。新中国成立后，在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中，他又抽机会进修学习两年西医，这更使他如虎添翼。 50 年代初，他以甲级中医资格，参加了北京中 医学院的筹建工作。时至今日，他在这个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已经 30 多年。被聘为北京中医学院终身教授，成为海内外知名的瘟病专家。瘟病，又称热病。是世界上一种常见的疾病。按赵绍琴解释，这是指由外感四时温热或温热邪气所引起的，以急性发热为主要临床特征的多种感染 性疾病。长期的临床实践，使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把人体由表及里分 为四个层次（也称四时），即“卫”、“气”、“营”、“血”。他认为哪 里发热，就要在哪里散热。如果热在“卫”（表皮），你却治在“营”（内 脏），用再好的药，也是徒劳。　　他行医 50 年，主治各种急性发作或不明原因的高、低烧，尤以治疗肾炎、 尿毒症、肝硬化、白血病等疑难病种见长。对于癌症引起的热，赵绍琴也始 终坚信用中药是可以控制的。一次，他接了一位患食道癌并已扩散的病人， 已滴水难进有气无力了。经赵绍琴诊治一个星期后，便能喝水、吃东西。又 调治了一个月，这位患者就可下床走路，发烧的现象也基本控制住了。　　其实，赵绍琴本人就是一位喉癌患者，那是 1973 年经山东医学院孙洪权 大夫——我国喉癌专家确诊的。赵绍琴没有作手术，全靠吃自己调治的中药， 加上练气功，控制住了，至今没有出现新问题。　　　　作为著名的专家，赵绍琴强调要重视中医、中药，发掘中医、中药的宝 库，使它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康水平服务。他认为要从三个方面努力： 首先，要能治疗高烧、昏迷、吐血、抽风等危急病症，以改变人们误认为中 医只能治慢性病或只能对病人进行一般调理的成见。其次，要提高诊断的准 确性。他感慨他说，近 20 年来，中医水平降低了。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而切脉是基础。要能分辨出脉象的部位、形态、薄厚、宽窄，准确地判断病 情，就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过去御医给皇帝、后妃看病，必须跪着，而且不 许发问，所以没有切脉的真功夫是不行的。他说，现在有的中医只问问病情 就开方子，这就缺乏科学依据，日本有人正在试制脉象仪，但还处于原始阶 段，他们希望中国能试制出较好的脉象仪，作为人工切脉的辅助手段，这将 对提高中医水平大有稗益。第三，要大力培养中、青年大夫，全国要建立一 两个能治疗急性病的中医医院，以尽快改变中医后继乏人、对中医重视不够 的局面。（1990 年 5 月）走过时代风雨的“老太太”——记胡絜青 王越红　　拜访絜青夫人之前知她有病在身，及至见面问起病因还是不由得吃了一 惊：85 岁的老人竟然还踩着凳子往墙上挂东西，凳子一晃，伸手去抓立柜， 整个身体被倒下的柜子压在下面??　　“幸亏发现得早，”二女儿舒雨嗔怪道，“都 80 多了还什么事都要自己 干，我妈就是这么要强。”语气中虽然有埋怨和责怪，更多的是敬爱和自豪。 女儿一席话引起了老人对过去时光的回忆，我把它集成一束水仙，献给读者。
众家朋友的“白皮书” 老舍先生和胡絜青女士家世同为满族正红旗。老舍先生的父亲是皇城护军，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死于巷战中，全家靠母亲做工为生。老舍先生的 母亲曾经做过第四女子小学的校工，其时胡絜青还是一个小女孩，她当然不 会想到这位天天见面的、勤劳善良的工友后来会成为她的婆母。说老舍先生有了结婚的念头完全是为了朋友，也许很多人不太相信。1930年老舍先生结束了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讲学工作回国，和老朋友们见面使 他欢喜非常。他是一个极重友情的人，朋友们也真心地希望他幸福，他们“威 胁”当时已经 34 岁的老舍说：你再不结婚，那老光棍儿脾气会特别别扭，我 们就没法儿跟你交朋友了。已经是有名气的作家的老舍认真地回答说：“我 什么都不要了，但不能没有朋友，要是真觉得我别扭了，那你们就想法儿给 我介绍吧。”幽默、机智的老舍又把球踢给了朋友们。时至今日，絜青夫人 说到这儿也还是忍俊不止。“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了四年书，没跟男生说过一句话。”絜青夫人的母亲是一位极有主见的人，她支持女儿读书，可又给文雅秀·丽的女儿做了 那么多规定：一、二、三、四??介绍人罗常培先生既是老舍先生的小学同学，又是絜青女士二哥的中学同学，他认定这是一桩极好的姻缘。他忙碌了起来，和朋友们商量好了请老 舍和胡絜青吃饭。大家你请了我请，三顿饭以后，老舍先生拿起了笔写道： 我们不能凭借朋友请吃饭才能见面，我们都有一支笔，就用它来谈心吧。
能干的“老太太” 那时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任教，这“两地书”写了有 150 多封，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投缘。一个来信说：我寒苦出身，两袖清风，只会写几 本书，倘若是想坐汽车你别找我，倘若是想天天吃鱼翅的也别找我。另一个 回信说：倘若真想当花瓶儿、做阔太太，也就不上北师大了。7 个月后的暑 假，他们在北平幸福地结合。　　当老舍先生携新婚的妻子回到齐鲁大学校园里，一位教师在向大家介绍 絜青夫人时竟脱口而出说：“这位是老舍先生，这位是老太太。”唉，“老 舍”这笔名的名气太大了，谁也不去注意“舒舍予”这个本名了，如花似玉 的新娘子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刚结婚就成了老太太了？！“老太太”却很能干，本来絜青夫人可以在大学里谋一个教职，可老舍先生怕别的夫人们会由羡慕而嫉妒，他劝说妻子到附中任教。絜青夫人在解 放前的几十年里一直做着教师工作。抗战时期住在重庆时，为了维持家庭， 她同时兼职女子师范学院的师范部和乡村建设学院两校的课程，一周中有三 天在重庆市，三天在歇马场。因为当时老舍先生在文化界抗敌协会工作，收 入很少，后来又和曹禺一起受美国政府邀请赴美讲学，家庭的重担就落到妻 子一个人身上。　　絜青夫人很多家务事都是自己亲自做。她曾经给老舍先生手缝了一件皮 袍，老舍从济南回北平见了岳母就说：“您看，您女儿给我做的皮袍比裁缝 做的还漂亮、还好！”孩子们的衣服也都是絜青夫人亲手缝，不是袍子马褂， 是大衣裙子一类的，当时叫“洋衣裳”。50 多岁的二女儿舒雨至今对妈妈做 的衣服赞不绝口。　　十年动乱，老舍先生被迫害致死，与老舍先生共同生活了 35 年的絜青夫 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她坚信正义总会得到伸张，默默地等待着那一 天，她努力地工作，丝毫没有懈怠。　　1978 年 6 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老舍先生的平反骨灰安葬 会，邓颖超提前半小时来到会场，她拉着絜青夫人的手说：“你真坚强啊！ 儿女们要跟妈妈学，学她的坚强。”
从画家到“电视名星” 曾经有人问齐白石先生，平生最喜爱的女弟子是哪一位，老人说：“是那个舍??舍夫人。”他所说的其实就是老舍夫人。絜青夫人自幼酷爱书画，即使在战乱年代，在老舍先生去世后的艰难岁月里，她也没有放弃绘画。　　早在 1957 年，她创作的工笔大画《姹紫嫣红》，就被作为国礼送给越南 胡志明主席贺寿。中法友协、中日友协、或是国家领导人出访，也常用她的 画当国礼。她创作的国画《老松》被收入《当代中国画名家集粹》中。很多 中外友人都以收藏她的绘画为荣。此外，为支援非洲灾民，为了中国残疾人 基金会筹款及瞿秋白纪念馆落成的活动，她都捐赠过字画。她还积极参加一些有益的社会活动，常常出现在屏幕上，孩子们善意地称她为“电视名星”。她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她忙碌的身影似乎不断在我 眼前变幻着：美丽娴淑的少妇和称职的教员，治家有方的母亲和著名的画家、 社会活动家。??一生的追求和奋进尽在不言中了。（1990 年 5 月）贺绿汀“躲”寿 吴 霖　　尽管贺绿汀“躲”进了华东医院，尽管这个以给高级干部看病而闻名的 医院如何“森严壁垒”，但是，90 岁的贺绿汀却躲不过追踪而来的问候、祝 福和鲜花。这位曾写下无数精彩乐章，并以一曲《游击队歌》而名震天下的 作曲家，这回是绝对无法再“游击”到别处了。贺绿汀今年是整整 90 岁了，沧桑风雨的 90 岁。 按照中国做虚岁大寿的惯例，去年，贺老先生的祝寿活动可谓是“轰轰烈烈”。一切“贺绿汀音乐作品演奏会”，让人听了，就仿佛跟着音乐走路， 走过了数十年的中国历史，有悲壮，泣而无声；有狂欢，喜形于色。有诸多 的旧雨新知，尤其是无数桃李弟子簇拥而至，他实在是很高兴，虽然，也累。 所以，今年快近 7 月 20 日生日时，他便不事声张地“躲”进了医院，就像一 个“老游击队员”。　　可是，他的“战略”“战术”，却绝对逃不过热爱着他的人们的眼睛。 他们不屈不挠地带着鲜花和欢声笑语来了。于是，他的病房，不可避免地成 了欢乐大世界，成了花房??在这一天的同一时刻，在北京的皇冠假日饭店的艺术沙龙里，也聚集着一批带着欢声笑语来的人们。他们用乐器，用歌声表达着自己。从“嘉陵江 上”的“百灵鸟”，到“晚会”上的“摇篮曲”，一曲“幽思”的“牧童短 苗”，诉说了上海与北京相距遥远的“怨别离”??感谢现代化的通信设备，得以使北京的声音热线传真给了病房中的贺绿汀。而贺绿汀的答谢，又乘着电波的翅膀，飞临首都的上空。他深谢关心他 的人们，说“大家冒着酷暑，为我贺寿，实不敢当??”许多年前，年轻的贺绿汀因革命而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曾口占一首《浣溪沙》以言志，上阕的末一句是“不知何处是吾家”。下阕的第一句是“好 梦有情来欢迎”。今夜，在贺绿汀的梦中，在医院做的这个梦中，有那样多 的爱戴者陪伴，他还能找着回家的路么？他的家，空空的了，像一只温暖的巢，等着他的归来。满院子的绿荫和蝉声，还有他所钟爱的四季鲜花，都在等待着已迈开人生第 90 个年头之步的 老人。他的失聪，使他永远的形象是费力地戴着助听器，认真地倾听着别人的诉说。此情此景，让人感动。他过去享有的“硬骨头”绰号，依然紧随着他， 形影相随。他还是不平则鸣，用那带有辣椒味的湖南普通话。他依然酷爱音 乐，而对酒吧音乐堂而皇之的泛滥感到愤怒。他就是他。或许你可以说他近 乎偏颇，但这种执著，却能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格上的份量。　　贺绿汀最关心的，是国家大事。1988 年时，他曾在某次会上诚恳他说： “我老了，我要死了。行动不方便了，我要退出政协常委，一退到底。政协 不能尽让七老八十、路都走不动的人来干，要让能干实事的人来干。我不能 尸位素餐。”可是，他井没有从此“躲”进小楼成一统。他每天听新闻广播， 读多种报纸，他在政治上依然敏锐。他不仅是个成功的音乐家，而且，还是 中国共产党中有着 67 年党龄的老同志，所以，他受到党内外的广泛尊重，应 当是可以理解。所以，为庆祝他从事音乐工作 70 周年，江泽民总书记为他题 词：“谱写生活的强音，讴歌人民的事业。”　　　　贺绿汀每天坚持写回忆录和日记，而这一切，无疑和他所奉献给后人的 音乐作品一样，将成为他生命的延续。他最近在重读唐诗宋词，还在读《张 国煮回忆录》，而这两者，却使他浮想连翩。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和贺老一起消灭 各种敌人，包括病魔。“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我们和贺 老将唱着歌行军，在人生旅途愈走愈远，愈坚定不移??上海的夜空，今天是一张乐谱，星星是流动着的不顿的旋律。（199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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