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三习一弊疏》（转）
《三习一弊疏》
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日夜惊惶。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悄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故过计而预防之也。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退。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沤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
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亦并未有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有知之而不敢言，抑可言之而不见听者矣！
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
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犹望道而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
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之圣心肾凛之也。
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退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囗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净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
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
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惜。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为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满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
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能如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敢故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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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读清史时看到过这篇奏疏，近年磨练，前日读南怀谨《孟子旁通》又见此文，大有感悟！以乾隆帝之英才天纵，苦心经营御宇60载，虽不及千古一帝，终归算历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乾隆初登大宝，见孙老头这个奏章，极为赞赏，当朝宣示，可见其欲有作为拳拳之心。然，及乾隆后期，终难逃三弊之习，用和坤而乱朝野，清代走入衰落向谷底滑落。以乾隆之雄才大智，尚且如此，我等凡人做管理者，岂敢不更加时时警惕乎？
来看老孙这个文章。老孙上来先客气了一通，说皇上你现在很好没毛病但我瞎操心，因为我发现一个古今不变的管理规律希望提醒您。言外之意就是因为皇上您太聪明了我才敢和您说，量小智弱的我才不说呢，省得看不懂生气看的懂更生气。
接着老孙就讲自己的学术成果，“三习一弊”理论，附标题是《论以人治为基础的政治及企业管理最终必然衰败的博弈论分析》（这是我编的），非常精彩，入木三分，且行文优美气势磅礴一气呵成令人击节。
先说三习。管理者久了就不由自主形成三个习惯，“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非常精彩！每一习的动因都进行了逻辑分析，用古文老孙仅需短短三行字就分析透了，而且读来朗朗上口，这就是古文的高深与优美处，用现代文老孙这个文章能写出一大本书来，但绝没有这样的精彩。比如耳习怎么形成的？“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所谓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开始是不喜欢反对的人有不同意见的人，匡拂者拒，后来木讷者厌，即使不反对但说话不顺耳的也讨厌了，最后进步到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说好听的但水平不高没啥新意都不行了。管理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博弈，皇上是极端的管理者，大臣是被管理者，老孙先把这三习的观点抛了出来，应用了人类心理学、管理学概论、博弈论。。。三习说的是皇上这方，也就是管理者这方。然后分析博弈的另一方，臣工，被管理者。同时结论就出来了。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呢？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多么精P啊！！！
我认为对小人和君子先要有个认识，小人不是指坏人，君子未必就是好人，我们讨论管理，不能带太多文学浪漫色彩，讨论的是逻辑。君子与小人，实际是”君子之性“与”小人之性“。听不懂？就是两种性情、性格。君子之性，特点是”按比较固化的道德规则与处世原则博弈“，这样的大臣（下属），他在和皇帝（管理者）的工作博弈中，因为他的道德观比较固化了稳定了，他会把道德感或者说价值观、公平性放在自己个人利益的前面考虑，因为他性格就是这样的。比如有个事，做了对自己有好处，但肯定是不公平不道德的，他会放弃，不会不择手段甚至损公肥私，大不了装病不玩了也不破坏自己的观念，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君子之性。小人之性就不是这样了，“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主要原则”，他更强调自己的利益，道德观相对就很淡，这也不能怪他，他就是这样的人。在博弈中，君子之性的人就先给自己加了若干游戏规则，这样的事我不做，那样的事不能干，与小人之性的人比起来，天生就容易得罪了管理者的耳朵眼睛感觉，就容易不顺眼、不会说话、假清高。
这两种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齐景公的三个手下，相国晏子（就是二桃杀三士那位小个子），大司马（国防部长）穰苴，还有一个近臣叫梁邱据。一天晚上，景公在宫里喝高兴了很爽，想与民同乐，就带着酒菜奔晏子家，早有人通知晏子说皇上来了，晏子”玄端束带，执芴拱立于门“，见到景公，惊惶而问”诸候得无有故乎？国家得无有故乎？“
——古文真的太美，廖廖两句，我每次都觉得在看大片儿，呵呵。。。景公说没事我想你了找你一块喝酒，小晏子一听就不乐意了，说这事儿你找别人吧我睡觉去了明儿还得上班呢。景公被关在门外，很郁闷啊，说那奔司马家吧，通知他。到了司马家，见穰苴“冠缨披甲，持戟立于门外。鞠躬而问’诸侯得无有叛乎？大臣得无有叛乎？”。。。景公一听完了又是这么一主儿实在无趣，想了想，走！我们去梁邱据家！还没到，就见梁邱据“左操琴，右挈竽，口中行歌而迎景公于巷口。景公大悦，于是解衣去冠，与梁邱据欢呼于丝竹之间，鸡鸣而返。“
我查了一下，其实梁邱据也没干什么太坏的事，但是办正经事儿的能力很弱，胆子也小，他的长项不在这儿。从博弈论讲，让景公玩开心了是他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是非常理性的选择。对一个管理者，从理性角度，用君子之性的人和小人之性的人，哪个好？答案是：当然是前者。因为你不用再强加给他一些规则了他会遵守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质上管理者就是受益者。君子趋义，小人趋利。但有个私利与公利，“利者，义之和也。”大家都讲义，都按规则办事遵守公认的规则，义之和，就是大利。这个大利是天下的大利，是企业的大利，最终受益者也包括管理者。小人之性的人因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第一规则，很容易出事儿，越是关键时刻越容易把你卖了。这就是为什么小人往往没骨气没大节。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逼近北京西北重镇宣府（宣化），巡抚朱之冯决心死守。崇祯派来的亲信监军太监杜勋，却主意打定，出城三十里，迎接李自成。朱巡抚痛骂死太监，杜勋嘻嘻一笑，还是带人去了。朱巡抚登上城楼命令开炮，左右谁都不动，亲自点火，被左右拉住，一看，大炮点火的线孔已经被用钉子钉死。朱之冯叹道：没想到人心至此！自杀殉国。五天后，三月十七，李自成围北京，十八日，城破，十九日凌晨，崇祯自缢景山。明亡。这个例子中朱巡抚和死太监两种人就更悲壮更极端了。
用君子是管理者的理性选择，但不是必然选择。历史事实是：最终君子群体必然被小人群体淘汰。三习带入一弊，小人聚聚君子远离。历朝历代，除了初创君主江山得来不易，警惕之心尚在，传几代，天下太平了，老孙的理论就开始生效，谁也逃不出这个圈儿。直到GAME OVER，走入下一循环，为什么？
我认为，原因出在“理性选择”，理论上是这样的，现实中理性选择是很难的。管理者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圣人。活生生的人就会受到外界周围影响。而常识告诉我们，小人之性的人影响力普遍强于君子之性的人，因为他没有框，除了获得好处没有别的原则。理性是性，习惯是心。佛学讲明心见性，多数人从心而忘性，心又会蒙住性。人大多活在习惯中，而非理性中。
回到孙老头的《三习一弊疏》上，我认为孙老头这个论文前半部精彩，提出了问题分析了成因。到后面如何解决上，显得无力了。“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皇上你要时时提醒自己啊，保持清醒提高修养，才能愿意听不顺耳的，愿意看不顺眼的，愿意接受不顺心的。太空，可行性严重有问题。在这方面，孙老头无法也不可能逃出历史的局限。中国人主要依靠管理者的修养觉悟来制衡，稳定和可预见性非常有问题。也有好的例子，象齐景公。回到刚才喝酒门事件。第二天，晏子和司马上朝说景公你不该这样大半夜跑到大臣家喝酒有失礼数，景公是厚道人，很坦诚，“寡人无二卿，何以治吾国？无梁据邱，何以乐吾身？寡人不敢妨二卿之职，二卿亦勿与寡人之事也。“说的多直白，很可爱。其实已经有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思想，我是所有者我玩我的，你俩是管理者我也不干预。晏子是个圣人，景公也是春秋明主，所以梁同学尽管是个小人之性，没机会做出太出格的事儿。但更多的例子就没那么圆满了。齐恒公（小白）在管仲帮助下成为五霸之首，后来恒公喜欢上三个人，易牙、竖貂、公子开方。一个擅长做饭，把儿子烹了让恒公尝鲜，一个为接近恒公就卡嚓自宫了来服侍他，开方是另一国的王子，王子不当了来侍候恒公。这仨人很对恒公路子对他侍候的非常好，恒公觉得这仨人很爱自己。管子临死，劝恒公远离此三人，“近必乱国”。小白说你平时怎么不说啊？管子说我平时不说，是怕你不爽，我就做了那个堤坝，关键的地方拦着他们，所以不会泛滥，现在我死了堤坝没了，水就会泛滥了。管子死后小白真把这三人轰走了。没多久，还是忍不住寂寞又招回来了。这时恒公老了还没定继承人，这三人各自投靠一个王子夺权，祸起潇墙之乱，竟然把恒公一个人困在宫殿里门都堵死不让人进，说恒公有令，恶闻人声，各自在外边折腾夺权。五霸之首的小白就这样被活活饿死。这三个人就是小人之性，但你能怪他们么？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管仲死了，恒公老了，投奔个王子夺权，成功了那收益多大啊，这样做对他们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必然的。其他的本来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规则。这就是小人之性使然。
即使平时，小人之性的人不管能力如何，只要有机会接触权力中心，控制了信息，就会把事情搞乱搞的黑白不分，因为按他的规则，收益最大化的规则，正经事最终一定乱，这不是能力问题。“义之和”根本就不是他所考虑的，他有能力也不会放在“义之和”上，不乱才怪，而乱了对他就更有利，比正常规则的利益还要大，因为这时管理者必然更依赖他，这种对他的增信作用又会让他的影响力更大。。。这是个怪圈。风气终于养成，君子要么走人，要么隐声，要么也变成小人，怪圈越来越坚固。所闻所看，举目周围都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都习惯了，把管理者就给包围的越来越结实，此时管理者实际已被小人之性的团伙绑架，然后直奔谷底。。。最后再难跳出这个怪圈。即使如崇祯这样真想做成事业的皇帝，也感叹无从发力，周围都是糊弄自己的人了，游戏规则都变成这些人制订的。此时大势已去，历史永远不会总是青睐你，只能革命循环。这种小人聚和与绑架管理者的现象是阴谋么？非也，完全是各自出于本身利益所做的必然选择，不需谋划，只要身边有成功的榜样其他人就会加入进来，并且之间具有天然的默契。
我唯一不认同孙老头的地方，是关于能力。老孙认为，小人能力往往比君子更强。这个不对。君子之性与小人之性只有一个区别标准，就是公平原则性（类似法律上的公秩良俗）是放在私利前还是后，与能力无关。有这个公平公道之心，私利上取之有道，就是君子之性，反之就是小人之性。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原则下谋求利益最大化。假设有个小人之性的人，能力很强，按正常规则他做的很好升官了，对他也是一个好的选择，他也还没条件有其他选择。等到他进朝庭了接近皇帝了，发现皇帝的爱好了，最后投其所好皇帝很喜欢信任他。这时，他可以继续发挥能力做好工作，但他发现这个成本高，对他收益最大化的，不再是办正经事的能力了，变了。怎么让皇帝更信任自己更听自己的，这个收益最大，他就把精力都用在这儿了。拉拢党羽，操纵视听，这种事是很费心思的。所以条件具备时，小人之性就出来了。再比如有一个中性的人（不是性别），其实挺不错的在干活，一看周围人都这样，或者都打算这样，他也加入进来了也想分一杯羹。其实，君子与小人是模型化的两个符号，就象0和1，这种中间的才是最大多数。所以说和能力没关系，只要这样是收益最大化的，而且他有了这样的条件，这个选择就无法避免，甚至本来的君子也变成小人了。那有没有能力又强、又是君子、又让皇帝信任喜欢的全才呢？有，象管仲。但我们讨论管理，这个问题不重要，也没意义，个案的出现不能举证规律与趋势。管仲是圣人。
所以中国帝王政治的历史永远走不出这个圈。中国文化重道德而轻视结构轻制度、轻视逻辑和数据的传统，决定了这一问题的突破必然出自西方。靠制度，制度建设。这就是为什么近代西方几乎没有君子小人之争，因为这个划分法已经不重要了。不管你是哪种人，你的框就在那儿，出了框就不行了，因为框大家都看的到。各种结果都是有数字的，大家也都看的懂。架构设计效能替代了道德力量，游戏规则更加明朗并因此容易测评。
中国商业上也有特例，比如晋商。晋商在管理商号时已经具备了非常超前的治理结构，一点不比现代企业差，比如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东家只拿分红不管经营，职业经理制，期权与干股。。。要知道在几百年前就能汇通天下做大金融，管理不到位行么？记得01年海南一帮上市公司董秘跑到平遥参观，看了晋商的历史，大叹：我们现在象小学生一样学西方上市公司的一套制度，老祖宗早就都做到了！所以晋商才能持续辉煌500年。
向孙老头致敬！他的《三习一弊疏》深刻道出了历史政治中最重要的一个规律，并在人性上进行了深入分析。其结果象魔咒一样悲观，也被历史所证明。站在今天的时点上，我们已经知道了制度的重要性。但知其然是一回事，知其所以然是另一回事。孙阁老的《三习一弊疏》对帮助今天的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管理提了帮助。
马未都的观点：
孙嘉淦（）今天鲜为人知，除相关史学工作者知其身世外，大部分人连其名字中的“淦”（g&n）字读音都读不大准。但这并不妨碍他名垂千古，以一奏疏获此殊荣，连孙嘉淦本人也未曾想到。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癸巳（1713年）进士，时年30岁，正值风华正茂。康熙朝九年官场生涯孙并无建树，雍正时上疏险遭大祸，乾隆登基时孙已逾天命之年，三朝为官，按说应学会圆滑，不说拍马屁的话也不会说逆耳之言，但孙见乾隆帝年轻气盛，写下千言的奏疏，史称“三习一弊疏”，满朝文武都替他捏一把汗。
孙嘉淦开篇即告诫皇帝，“出一言而盈廷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不算是好事，为君者最易陷于此境地，“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孙嘉淦语重心长，“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孙的此番言语虽已事过境迁，我们又是后人旁人，但读之仍感如芒在背，当时正值乾隆元年，喜庆话还听不完呢，众臣都以为孙嘉淦此次凶多吉少。谁也没料到乾隆帝襟怀大度，特命将此疏宣示于朝，并提拔孙嘉淦官至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
从此事即可理解乾隆执政60年为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盛世。孙嘉淦上疏说：“今欲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中国封建文人是知道优劣的，《三习一弊疏》被誉为清朝“奏议第一”绝非侥幸，而孙嘉淦的告诫今天对于我们层层官员及平民百姓是否也有益处呢？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三习一弊疏》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癸已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谥文定。
此疏乾隆元年上。曾文正公《鸣原堂论》文云：“乾隆初，鄂、张两相国当国，
蔡文勤辅翼圣德，高宗聪明天，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诏谕颁示中外，识者
以比之典漠誓诰。独孙文定公，以不自是匡弼圣德，可谓忧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
纯庙御字六十年，盛德大业，始终不懈，未必非此疏神使高深。厥后嘉庆元年，道
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进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登极，寿阳相国祁囗藻亦抄此疏
进呈。余在京时，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余以其文气，不甚高古，稍
忽易之。近所细加纳绎，其所云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
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转色，东西可以易位，亦非绝大智慧猛加省惕者，
不能道。余与沉弟忝窃高位，多闻谀言，所闻三大习者，余自反实难免。沉弟属官
较少，此习较浅，然亦不可不预为之防。吾昆弟各录一通于座右，亦小宛诗人迈征
之道也。”
臣一介庸愚，学识浅陋，荷蒙风纪重任，日夜惊惶。思竭愚夫之千虑，仰赞高
深于万一。而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悄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
不敢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岂复尚有可议。而臣
犹欲有言者，正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故过计而预防之也。
今夫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
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退。
此其问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
海沤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
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
谀而恶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
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
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
柔而恶刚。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
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
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
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
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
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
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人耳，谛观之而其
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
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
我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登庸耆硕，贤才汇升，岂惟并无此弊，亦并未有
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有知之而不敢言，抑可言之而不
见听者矣！
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
“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
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
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书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是也，文王之民无冻馁，而犹视以为如伤，惟文王知其伤也。文王之易贯天人，而
犹望道而未见，惟文王知其未见也。
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
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之圣心肾凛之也。
危微之辨精，而后知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民隐难周。谨几存诚，退
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怀，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夫而后囗然不敢以自是，不
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净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
者，愚己而陷之阱也。
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
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
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
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
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
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惜。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
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
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德日新，万邦为怀；志自满，九族
乃离。”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
失，皆因于骄泰。满于骄泰者，自是之谓也。
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
能如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
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
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语曰：“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
臣幸生圣世，昌言不讳，敢故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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