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病请长假。 是属于国企劳动合同的社会用工, 怎么装病请长假_百度知道
怎么装病请长假。 是属于国企劳动合同的社会用工, 怎么装病请长假
就是不想干了, 还不愿意自己说不干.
那样得不到赔偿.
想不干，就表现差，有不良嗜好，故意违反制度，等他开除你吧！装病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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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是属于国企劳动合同的社会用工，我想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难的，公司可以给你换不同的工种，会让你自己提出来辞职，公司也有公司的办法，公司也不会随随便便辞退一个员工，因为公司不愿意给你赔偿，道理很简单，和你想的一样，你所想到的公司已经想到好久了，你还不如自己爽快一点辞职算了，个人建议、、、、
想得到赔偿可不容易，国企有大把的办法来对付员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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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儿 时 的 记 忆
常言道：从小看大，三生至老。意思是说，一个人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人，从小就可以看出来；三个生日以后（即三岁以后），就注定长大成人，甚至于到老是什么样子。这虽然说得有点太过，但也许有一点道理。
从我的记忆里，我儿时记忆力还是不错的。但时隔三十多年，除了那些比较深刻的记忆外，其他的也就模糊不清了。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直身体不好，经常吃药。当然，也到过不少地方去看病，但从来没有住过大医院，因为家里很穷。
记得有一次，去温泉看病，还差一点把我给弄丢了，回来后，二姑还埋怨父亲好几次。那时的我大约也就是四岁左右。去温泉这个地方，需要坐火车，我记得很清楚上火车的门。所以，火车一停，父亲说：到站了，该下了。我就径直往原先上来时的火车门走去，谁知那个门没有打开。当我回头时，父亲、母亲都不见了，于是，慌着找他们，因为我发现有一个门开着，就跑了过去，我看见父亲正朝着火车口张望，而此时，火车正缓缓走动，恰巧一个乘务员在我身后，把我抱起来递给了父亲。火车开走了。惊吓之余，父亲才说一声：谢谢。我相信，那个乘务员难以听到。这是我儿时记忆最深的一次。后来，听父亲说：那是个小站，火车停的时间很短，所以，差一点把我给弄丢了。
我母亲在温泉治病。我们就租住在一个农家院里。房东的儿子和我差不多大，我们经常在一走玩。但那时玩具是没有的。我与他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当椿棒棒。将椿树的叶去掉，剩下一个小棍棍，然后，将一根放在比较高的一个平台上，多少露一点头儿，用另一根去敲它，看看谁的棒棒蹦的最远。
那时，我并不清楚大人的苦恼，玩得挺高兴，以至于后来离开时，还有点恋恋不舍。
在温泉的时候，经房东介绍，父亲抽时间还经常到外面给人家编席挣钱。有时，我也随父亲去过，后来，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到房东家查过我们，因为有大队和公社的介绍信，我们也就安然住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听说介绍信快到期了，我们只好回家。但在那里，包括晚上看电影，都是很高兴的事。回家后，还经常向小朋友们炫耀：向他们介绍坐的火车，看的电影等等。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回家时，路过一个河，河里水不多，但河滩里面有很多滑石蛋子&&就是表面很光滑的石头。我闹着要带几个回去，父母拗不过，就让带两个长形的光蛋石头，用来捣蒜汁。到母亲去逝前，还用着那个从河里带回来的石头。我呢？还在口袋里装了好些小的光滑石头蛋。现在，回想起来，那条河应该是汝河。
我们是先到二姑家，在二姑家吃了饭才回家的。
小的时候，我就很怀旧，时常想起在温泉的日子，曾向父母提出，有机会的话，还要到那地方玩。
其实，那时苦了姐姐。我随父母出外，姐姐才不到十岁，就要在家自已过日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近七岁时，父亲让我去上学。那时候，上学也很简单。在村南头，大队盖了一排十多间瓦房，那便是村里的小学，只有一年级、二年级。上三年级要到大庄小学。大庄小学和初中，村里人称她为高小，是上丁村、大庄村、北姚村和王张村合办的公办学校。我的童年学习时光大部分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第一次上学，是父亲领着我去的。只记得一个姓张的老师在门口站着（后来知道他叫张显）。我喊了他一声&张老师，我也想上学&。不知道父亲与张老师说了什么，但我是被张老师指到一个靠近里边的位子上。所谓的坐位，实际上就是用泥坯子垒的长条形的台子。凳子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大概是上学不久，就开始考试了。我什么也不会，交了白卷，但很高兴，因为张老师说：留道，你考了一个大鸡蛋，拿回去让您伯（我们那里习惯称呼，凡是排行老大，下辈人包括自己的儿子都叫伯）看看。但老师并没有给我发鸡蛋，我却高高兴兴拿着卷子回家了。我的堂弟军昌因比我小一岁，还未上学，跟着我到我家说：&留道哥，大鸡蛋咋考的？我也上学考个大鸡蛋。&大人们都被逗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得了零分，是不光彩的事。当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考过大鸡蛋。
我家以前是个大家庭，在生产队里占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小的时候，我觉得院子很大，从前院到后院要走好长一段路，花费好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我家并不是那种典型的四合院，也不是典型的大家富豪的院落。前院在后院的南面，中间是中院，但后院多少偏向东北方，而中院的正后面是另外一家人。据二爷讲，这是经他爷爷时盖的房子，当然，他也不记得。从院落分布上，后院是三老爷家的，前院是二老爷和四老爷家的，中院才是我老爷应得的一份。老爷弟兄四人，应该是他的父辈或爷爷辈盖的房子，到他这一辈分家住，才这样分配院落的。从我记忆里，二爷一家主要在前院和中院的西房，还有一个看似上房的过屋（这里曾经是从前院到后院的通路）。过屋是一个套间，它的西间是住室。三爷家住在前院中院的东偏房和中院上房的西一间。我们住在中院上房的中间一间和东面两间偏房，东屋的门口南一点垒了一个迎北墙，紧捱墙的北面长了一棵向西弯的枣树；墙的南边是二爷家的东屋和西屋，东屋与我家住的东屋是一体的，当时，是六叔住着；中院上房的东一间可能是分给三老爷了，所以，它的门朝北，但还明显看出，以前，这三间上房是一体的，东一间只是个里屋。后院三间上房、二间西偏房和一间中院的上房，都由我二叔住着，因为他是我三老爷留下的唯一独苗。我三老爷只有一个儿子，我应该叫四爷的，死得早，四奶改嫁到村西头。二叔是跟着三老奶奶长大的。从中院的上房屋门往东有一个将近一米的过道，是往后院去的道路，但我记事起，我二叔家就临近路边，南北路从院东边通过，打破了院落的格局。所以，院落以前的样式，我是长大后才想象出来的。听大人们讲，原先我们的东边是很高很高的寨墙，解放后，寨墙被扒了。二老爷和四老爷都只有一个女儿，二爷、三爷便给他们过继了，继承了他们的家产。所以，我记忆中的家里，是经过一番斗争（争夺遗产的斗争）才形成的布局。那时候，我们周家二十多口人就挤在这样一个院落里生活。
我家住的东屋两间，北间是里屋，南间是灶房和外屋。进去屋门紧捱南墙依次是大水缸、轧煤池、一米见方的煤火、存煤的煤池，东墙紧捱煤池放了一个大案板，案板的北头放着各式各样的几个坛子。北墙是个正照着梁的半截墙（我们称为隔墙），紧捱案板和隔墙的是煤灰池，往西是烧火的锅底（做饭的灶台），然后，就是里屋的门。里屋放着各种各样的农家工具，捱着北墙放着一张床，正照着里屋门，床的东头是一个上下两截一大木箱子，听说，还是我奶奶的嫁妆呢，捱着床的西头和旧式窗户放着一张老式桌子，桌子南边放着一把靠椅，但靠椅的一个把手折了一截儿。我和父亲经常就住在东屋的床上。
东屋的窗户外下边，父亲盖了两个鸡窝。我家喂养了几只鸡。
照着上房的西一间，三爷在院子里盖了一间平房当灶房，当时，四叔就住在上房西间，用着这个灶房。
在上房的西山墙下，三爷盖了一间小房子住。再往西隔了一个五尺空地（四叔当时作为厕所），就是与李遂行家的院墙了。但三爷住的那间房子前面有五尺过道，再往南是院墙，院墙那边是一个姓张的人家的后院，所以，那时的老院子很不规则。
我刚记起事，我的大哥，就是我三叔（二爷的大儿子，堂兄弟排行老三）的儿子，比我大两岁多，领着我在生产队场院门口玩，那里停着一辆牛车。大哥突发异想，让我坐在牛车前面的拉杆上，他和几个大一点的孩子站在牛车后面，将牛车压起，然后再慢慢放下。当时，可能是为了逗我玩。但是，突然有一次，他们将牛车压起时，我却坐在牛车拉杆上没有起来，他们赶紧将牛车棚子放下，正好砸在我的左手无名指上，鲜血直流。不知是谁去喊了我父亲。我父亲赶紧把我弄到卫生所简单包扎后，卫生所医生告诉父亲：应该把我送到茨芭卫生院治疗。父亲赶紧到位于十字街的大队部，那里大队正在开会，将我五叔（三爷的二儿子，堂兄弟排行老五）叫出，可能向队长请了假。我五叔背着我小跑到十里外的茨芭卫生院。卫生院医生说：粉碎性骨折，作了治疗，并敷了药，好像还取了吃的药，可能是治疼药。这次小事故，把大哥吓得不轻。直到现在，我的受伤的手指与另一只手的同指相比，短了一厘米。由于当时很疼，所以，刻骨铭心。
后来，据大人们讲，那辆牛车可长时间没用，牛车拉杆与车棚之间绑的麻绳糟了，可能是在压车时，绳子断了，车棚放下时，由于错位才压住了手指。当然，那只不过是孩童时的一次小事故。
我家是中农。解放前，虽然穷，但很有权势。据老人们讲，我爷爷大号叫东方，名升堂，是几个村的联包包长（大概相当于现在各乡镇分片管村的片长或区长），经常背一个长枪，腰里插一个短枪，很威风的。那时候，我们这一带归苏坟镇管辖，镇长是付东林（解放后被镇压了），与爷爷是结拜弟兄，爷爷排行老大，所以，镇里很多事也需要爷爷点头才行。镇长对爷爷很尊重，经常到家里来。
爷爷很害怕别人暗地里害自己，经常是去苏坟村走一条路，回来时则要另走一条道，即使绕了远也行。爷爷三十几岁就去世了，没有被人杀害，却死在一个什么病上。据说这种病是不能喝酒的，但付东林要娶儿媳妇，作为大哥是必须要去的，经不起众人的敬酒，就喝醉了，是付东林亲自把爷爷送回来的。医生说：这种病见了酒就没治了，所以，爷爷的命就没了。那时我父亲才八岁，二爷接了爷爷的班，继续当包长，直到解放。
爷爷去世了。奶奶很伤心。有一次，二爷拿着枪对着奶奶威胁道：整天哭得神鬼不安的，烦死人了。他用枪要打死奶奶，大姑和二姑都给二爷跪下求情，父亲当时被老爷抱着，没敢出声。那时，打死人是很平常的事情。直到后来，大姑、二姑还经常提起这事。虽然，事隔了很久，但父亲也记忆犹新。我现在想：二爷也许是吓唬奶奶的，其实，他也很伤心，可能不想让奶奶哭，以便引起家里其他人的悲伤。二爷在解放后曾经被工作队押到薛店的一个什么军管会的地方，因为没有民愤，军管会只是了解一下情况，就把二爷放了回来。但是，在后来工作队召开的斗争会上，二爷还是挨了批的。那时，没有人愿意提意见，只有西头的一个本家媳妇讲了一点二爷的不是，主要是国民党党员、包长之类的事，但因无关痛痒，所以，从那以后，也就没有再开二爷的斗争会。
父亲曾经讲过，如果是我爷爷在世，那一定会被共产党镇压的。因为他比二爷名声大，又是镇长付东林的结拜兄弟，难逃一劫。
小时候，一有时间，我最喜欢的，还是听老人们讲我爷爷的故事。
我爷爷从不打骂小孩子，但很有威严。那时候，家里小孩哭闹，只要听见爷爷的声音，立刻就吓得不敢哭了，所以，家里大人在哄不住小孩时，就拿爷爷吓唬他，准灵验。爷爷是家里的当家人，尽管那时老爷还健在，但老爷一般是不管事的，甚至于以爷爷为自豪。
据说，爷爷的枪法很好。有一次，在院里几个人闲谈，说起枪法，爷爷说：他可打死正在石墙的缝隙里往外观望的的老鼠的嘴，相距约有几丈远，爷爷竟然拔枪把老鼠的小脑袋给打烂了，赢得了众人的一片喝彩。所以，那时候，恨爷爷的人曾经说：要想治东方的业（即暗杀），必须一枪毙命，否则，你自己就没命了。老人们讲，爷爷确实枪出手很快，很准。方圆十几里地没有人敢实施抢劫。土匪们怕在村子周围十几里碰上爷爷。所以，那时，做生意的人，只要到我们村，就可以安心到村里住下歇歇脚。
据老人们讲，闹荡将（土匪）时，吴凤祥曾带几百人围住了我们寨子，爷爷在寨门上告诉吴：你可以进寨，但你的人除你贴身待卫外，都不得进寨，相峙了很长一段时间。吴凤祥让他的人住到了邻村，自己带着两个侍卫进了我村。爷爷热情款待了他，和他称兄道弟，还让村里富家人拿出粮食、猪肉运去犒劳士兵们。可能那时，吴凤祥已经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了。爷爷是否清楚，无人知晓，但爷爷担心他们进村后抢劫倒是真的，所以，坚决不让吴带他的士兵进村。
我家紧邻东大路，过去大路，东边有一个大水坑，坑东边有南北长约50米、宽5米的菜地，再往东，大约高出菜地一米左右是一个场地，那就是我们第六生产队的场，水坑的南岸紧邻一条东西路，这条路正好与东西大街直接相连。路南是一个东、西、北屋共近二十间瓦房相围成的一个场院，场院的南面没有墙，直接可以望见前末（庄或街道的意思）的房子。院子中间是一片场地，本来是我们生产队打粮晒麦的地方，但因为后来院里喂了牲畜，所以，另外又搞了一个场地。场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夏天，不仅可以睡在场里尽享野风习习，而且，白天在这里玩耍也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放学后，，同伴们几个到场里见大人们正在推麦籽，我们就也拿起推把推麦籽，队长有时还夸奖我们呢，我们干劲十足。当然，自家的大人看见了会不高兴的，因为小孩干活是不记工分的。
儿时非常喜欢夏天，因为夏天可赤肚娃（裸体）到处乱跑。没上学前，每到刚开始下雨，大人们就会诓着小孩们在大街上，用双手拍着屁股喊：下大了，麦罢了，小孩子长大了。即便是屁股拍红了，也在所不惜。所以，儿时是很快乐的，无忧无虑。
毛主席逝世时，我正在地里帮父亲往架子车上装烟柴&&生产队分给的。五队的一个人下地干活，告诉父亲：臣须哥，毛主席死了呀！
&这可不敢瞎说。他咋会死了呢？！&父亲赶紧说。
&真的，刚才广播里，支书说了，公社已经开会讲了，收音机里也播放了，毛主席真的死了。&那人说后面一句很轻，但我还是听得很清楚。
父亲放下手中的活，立在那里半天才说了一句：&他敢死呀！？那以后咋办呢？&好像父亲仍然觉得毛主席的逝世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又重复了一句：&他怎么会死呢？&所以，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回家，一打听，这是真的。
毛主席逝世了。很多老人们在灵堂里哭。他们根本就不记恨这么多年来过集体所受的罪。在他们心目中，毛主席是神，是这个大家庭的当家的。当家的都死了，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我是在学校参加毛主席追悼会的，很多老师哭了，我与许多学生也跟着哭了。当然，我们只不过是受老师们的感染而已。因为我们还小，只知道毛主席很伟大，是救星，至于死的含义，对我们来说，还很模糊。
在我的记忆里，并不记得外公、爷爷、奶奶，因为他们在我还未出生时就已经去世了。至于外婆，在我不到二岁时也去世了，还是母亲告诉我的。所以，我的儿时生活里，没有亲人死去的记忆。有时，看见别人家出殡时的哭喊，觉得很有意思，也常跑去看，听大人们议论：&谁哭得最厉害了&， &谁在他爹（娘）活着时多孝顺了&等等。
外公是解放前让该村的包长枪杀的，说是误伤。因为早上他们到外村去赶会，回来时，外公却挨了一枪，虽然那一枪并不至于毙命，但在那个落后的年代的农村，仍然还是要命的。外公因流血过多，没几天就去世了。
听父亲、母亲讲，奶奶是与对门的李天保老婆去河（汝河）南拾麦，在回来时被河水淹死的。那时，姐姐还小，一岁多点。李天保老婆非让我奶奶与她一块去，但因为当时生产队按户排班磨面（当时，用的是石磨，需要用牲口推）的，那天正好轮到我家。奶奶不想去，说：&他婶子，今天轮到俺家磨面了，我得在家看玉先。&
&去吧，咱俩一块是个伴儿。玉先她娘忙的话，让您婶子（李天保的母亲）过来看一会儿&。李天保老婆说。
奶奶动心了，与她一块去，并带上了瑞姑（三爷的二女儿）一块去。可能是回来时河水涨了，照原路返回，两个老太太是小脚，站不稳，被水冲走了。李天保的女儿当时和瑞姑年龄差不多大，但她拉着她娘的手不丢，试图将她娘拉回来，结果自己也被冲了下去。瑞姑松开了奶奶的手，游到了岸上，坐在岸上哭喊，被当地的村民发现了，村民们将被淹死的三人打捞上来。岸边大队按照瑞姑说的地址找到了我村。当时，父亲在学校上班，家里人去叫时，他还有点不大相信。但还是回来去河南把奶奶的尸体拉了回来。奶奶死在自己不会游泳上，又是小脚。
尽管我不怕死人出殡，但我非常害怕新坟，因为我怕鬼。听大人们讲，鬼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刚死的人的鬼魂，夜里光捏人的鼻子。鬼的样子很可怕。但父亲不怕鬼。他经常讲：人死如灯灭，死了什么都没了，哪来的阴由（鬼魂）。父亲是个很胆大的人。
母亲也常说：胆有多大，福有多大。我想，我大概是没福的。母亲不识字，但很迷信，经常烧香拜神，不过，始终没有让自己健康起来。
我小的时候，听婶婶们讲，一岁前，头就像在肩膀上放着，根本直不起来。可能是母亲吃什么药造成的。但后来，长大了，看着还挺壮实的。
我有一次与父亲去村北头办什么事，记不清了，但记得很清楚的是，父亲在回来的路上与街上的人们打着招呼。有人就说：臣须，您孩子长得快跟你恁高了。我父亲笑着应酬着过去了。我们走过之后，听见他们在议论：这孩子将来肯定比臣须身体棒（壮），至于材料（才能）能不能照着臣须那就难说了。我和父亲听得很清楚。
我胆小。小时候，生产队买回来一盘钢磨，试磨时，生产队里很多人去看这一先进东西，我也跟着去看。磨面的声音很响，我就吓得嘴咧着想哭，父亲和母亲领我回去，还安慰我说：不怕，啊，你没看见您章留爷和东升爷按着它吗，它不敢咬人。但我还是不敢往跟前去。等大了一点，父亲当了生产队的磨倌，我有时还敢跟着父亲到老场院里玩，而且，也敢到磨坊屋里去。
生产队的磨坊屋紧捱着老场院的北出口，西隔壁便是炕烟的炕房，炕房隔一间还是炕房，中间一间是个平房做为炕烟人烧火、看温度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几个小朋友们常常在这个炕烟的小平房里或平房上打纸牌、下军棋，但上平房要爬梯子。我们当时小，搬不动梯子，只有趁大人上平房后，没把梯子搬走，才能上去。但有一次，不知谁把梯子搬到了场院西排房的炕烟平房去了，可能是有人上那个平房看烟叶炕的情况，没有再搬回来。我与京朝、京良等几个人站到平房上看不到大人，却想到了向下跳一办法。因为平房后边是东西路，而且紧捱平房有一个粪堆。如果我们跳到粪堆上，再下到大路上，那就容易多了。京朝比我大一岁，第一个跳了下去，没事。我们几个就都跟着往下跳。大人们有的还可以站到粪堆上扒着平房边上去，但对于我们小小孩来说可是冒着危险的，也很刺激。
我天生并不聪明，可是上学很用功，所以，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前几名。
三年自然灾害时候，我没有出生，所以，没有受那罪。听大人们讲，大食堂时候，好多人因饥饿得了浮肿病。有的人坚持不住就去世了。听母亲讲，大炼钢铁时，在东山上，她也被派去炼过钢铁，但在工地上还可以吃饱。
当我记事的时候，生产队也已接近尾声，但还是受了一点罪的。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队长有权，会计有钱，撑死保管，饿死社员。我小时候，母亲有病不能下地干活挣工分，父亲因腰痛而落下了驼背的后遗症，整天弯腰弓背的干活，一天下来，才给9.8分。有人曾开玩笑地对父亲说：留道长得还结实，长大了一定是个十分劳动力，比你强。父亲很满意地笑了。我是独生子，是父亲的希望。每年年底统算分粮食，劳动力多的人家，挣的工分多，能多少分一点，而我家只有父亲一人挣工分，总是欠生产队粮食。我那时怎么也闹不明白，干了一年，还要欠生产队粮食。那时有红薯和红薯面吃已经很不错了。可是有一年，我家红薯面也没有了，整整饿了我将近两天。直到父亲到庞庄他舅爷家借来了两口袋红薯干，磨了面，我才坐在东屋的门坎上，母亲烙一个馍，我就吃一个。当然，也给姐姐一点，不知吃了多少，我才饱了，但听父亲讲：孩子是真饥了啊！
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可以玩，那时，大人把牛铃铛绑在小孩子脖子上，走起路来就发出响声------叮铛、叮铛的响；再让小孩子用竹筒吹肥皂泡，五颜六色，很好看。我也一样，每当听到响声，父母亲就知到我回来了。
我上学前，父亲还在大队的林业队里干过，与八队的周全忠一起管理过林业队的桑树园。桑树园在我们村的东地，离家不是很远，我有时也跟着去，特别是桑椹儿熟的时候，跟着去可以吃桑椹儿。桑椹儿又红又紫的，最好吃，酸甜酸甜的。那时，大队种桑树不是为了养蚕，主要是把桑树在长到一人多高时，将它修成木叉的形状，等到长成后，砍伐了可以捏成木叉。各生产队都可以分一些木叉，多余的还可以卖钱。有次跟父亲去桑树园，父亲让我拿着桑叉刀，不小心，刀掉到我的右脚上，刀的尖正好扎进脚面，流了好多血，到现在还留了个伤疤。
后来，父亲从林业队回到生产队当了磨馆，还当过现金保管。虽然也做过一些管理工作，但始终未改变我家贫困面貌。
在生产队里，工分就是命根子。等我稍大一点，经常在放学后与小伙伴们去割草，回来交给生产队喂牛，可以记工分。每个署假也能挣几十分。
在我印象中，挣工分真难，尤其是割麦挣分，又热又饥饿。那时，根据地块大小，麦趟（土语：即行的意思）长短，队长会确定每趟是多少分，一般都是在0.2&&1分之间。妇女们在生产队里干活单个人工分低，大概一天5.6分。但麦天割麦虽然劳动强度较大，可还是能挣高工分的，一个妇女一般一天都能挣十几分。为了挣工分，我也总是跟着大人们后边去割麦，一天下来有时还能挣四、五分，但累得够呛。有时候，与姐姐相邻，她还能帮帮我。所以，我一般是与姐姐一起去割麦。
一次，不知为什么，姐姐没有去。我只割了两套。但当大人们割到头后，坐在树荫下休息时，我还有一大截子没有割到头儿。我很累，也很着急，但为了挣工分，为了早点可以坐到树下凉快，我还是不停地割着麦。但我隐隐约约地听见他们在议论我：恁小就来割麦挣工分，受罪哩！四婶（三爷的大儿媳）说：我不敢歇了，得去接接俺留道去。四婶从地那头割麦，直到割完。
每天割麦下来。实在太累，我就说：腰疼腿困。大人们总是笑说：小孩子家，哪来的腰。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人说小孩子没腰呢？
按照学生应该&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导思想，我们还要学工、学农、学兵。为不使我们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校还专门设有劳动课。那时，我还小，但也同初中生一样在老师带领下，在初中院里（我们称南院）的南半部，开垦出了几亩地，种上了蓖麻。蓖麻，一种油质作物，为学校创收。而且，学校组织学生在我大队的西沟开垦了几片荒地，至于种了什么庄稼，因为当时我小，没有参加那里的劳动，现在已记不起来了。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我们很多人从小崇拜英雄，如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雷峰等英雄。尤其是男孩子，在没事的时候，总是爱成群结队玩打仗游戏：就是把人分成两下，然后，拉开距离，以石头为武器，互相攻击。但这种游戏很危险，需要每个人自己找掩体。我们这几个村是半山区，地里到处是石头，很容易找到武器。当然，大人们往往是不许自己孩子参加这种游戏的。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村西地，我们村几个男孩子玩这种游戏，不小心，对方的石头在落地时，刚好落到一个大石头上，蹦起来又砸到了我的额头上，肿了一个疙瘩，还往外浸血。只要有了伤员，双方就停火了。大家都围过来，然后就是威胁利诱。大一点的孩子一般就是头儿，宣布两条规定：一是今天都必须把割的草拿出来一部分给留道，二是留道回去后不要告诉您伯，否则，以后就都不给你玩了。出事后，不准告诉自己的父母，这是游戏规则，是提前说好了的。于是，我们一直到很晚才回家，生产队负责称草的人说，都看不见称星了。那晚，父亲不放心，去接我，还夸我割的草，今天咋这么多。伙伴们也都跟着夸，但我知道每个人都盯着我，怕我告诉父亲玩打仗的事。但作为独生子，在家是很娇的。到家后，趁着灯光，母亲第一眼就看到我头上的紫疙瘩。我高低不说是玩打仗受的伤，但后来，父亲还是调查得清清楚楚，那几天，我父母没有再让我出家门。
没有小伙伴们一起玩是很寂寞的，特别是假期里，但我们那时候玩游戏，的确让大人担心。我们那时玩的另一种危险游戏就是在树上捉迷藏。几个人爬到一颗大树上，用布蒙上一个人的眼睛，然后，其他人散开，被蒙上眼睛的人只要摸到任何一个人，就可以将蒙布取下，把被摸到的人眼睛蒙上。如此玩下去。我们在树上爬来爬去，有时为了不被摸到，常常躲藏到很细的树枝上，这样的话，被蒙眼的人（我们称为瞎子）才不会去摸你，因为他相信那枝上站不住人。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掉下来过，但仍然让大人们担心。谁家的大人如果看见了，准保会把自家的孩子叫下来，训斥一顿。只要有一个人叫下来，游戏就结束了。因为大人们除训斥自己的孩子外，还会恐吓其他孩子说：告诉您爹，看收拾你不！一般情况下，都怕回家挨打，就不玩了。
小时候，捉迷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主要娱乐。尤其是秋天的晚上，如果月亮当空，那当然是最佳的玩闹时间。街面上到处放着晾晒的烟柴、秫术（玉米）秆，只要藏在里面，一动不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找到的。大人们往往来叫，因为他们第二天还要干活，同时，也怕小孩子玩久了，万一闯出什么祸来。一般，谁家大人来叫，都不大乐意回去，但只要一少半人回家，那么，就只好散伙。
平时，我们还当木台（tai）。一种游戏，人数不限，每人可以准备一个以上树根或树枝，长短大约一尺左右，在地上划一长线，在长线的一边约三米到五米的地方再划一个小圆，作为发木台点。一般情况下，经过协商或者锤包剪游戏来决定谁是庄家，非庄家的人将垂直于那一长线的方向集中把木台放在发& 点，然后，由庄用自己的& 去投掷放在地上的& ，把谁的& 冲到了长线的另一边，谁的&& 就归了庄家，随后，再放上一根。如果发&& 后，庄家没有把其他人的&& 冲过长线，庄家的&& 只要不过线，其他人按照自己的&& 离线的远近排出名次，第一名将用自己的& 去投掷冲击庄家的& ，第二名用自己的& 去投掷冲击第一名的& ，依次类推，庄家将用自己的& 去投掷冲击最后一名的& ，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有人将他人的&& 冲击到线的另一边，就成了下轮的庄家，然后，重复以前的动作。有力气，有眼力的人往往赢很多&& 拿回家，还能得到大人们的表扬。因为所谓的&& ，其实就是烧火用的柴火。这种游戏基本上没有什么危险，大人们一般不阻止。有时候，只要伙伴同意，谁家的大人也还替谁当一、二次，但一般情况下，伙伴们是不同意的，因为大人们力气大，基本上每次都赢，所以，反对的次数会多一点。这仅仅是少年的游戏而已。
我们玩的另一种游戏，就是当&地片&（又叫面包）。地片是用纸折叠成的四方或三角形的玩具，有正面和反面之分，只要你用自己的地片把对方的地片打翻了过来，即反面变成正面或正面变成反面，你就赢了。我们农村那时很穷，没有水泥地，所以，地片放在地上，一般都会有一边存在较大缝隙，只要照着有缝隙的一边用力扇过去，十有八、九衬着风劲的力量和地片的冲力，能够打翻对方的地片。在这方面，我有一定经验。记得有一次，与大哥（三叔的大儿子）当地片，把他的地片全赢完了。他当时住中院的西屋，回去后可能哭了。三婶正在训他：恁大孩子了，输了还哭！我实在心里过意不去，就拿着地片到西屋门口，将赢的地片还给他。三婶说：并哭了，留道又给你拿来了。他没有接。我放在门口回屋了。
虽然当地片是一种游戏，但可影响学习了，因为当地片不仅占用时间，而且，有的在输急的情况下，将书本撕毁了叠地片，所以，大人不怎么支持孩子们当地片。
当时，没有电视看，同伴们在一起是一定要想办法玩的，尤其是放假期间。我们那时比较经常的玩的东西是下军棋和打扑克牌。我对下军棋不大感兴趣，但很高兴打扑克牌。当然，打牌但不赌博。玩的游戏主要有打百分、五拾K、对竹节、喷大话等。
五拾K游戏，那时总是将2作为主牌，或者说经协调也可以将3作为主牌，谁输了，给赢家&进贡&，就是在下一局起完牌后，将手中的最大一张牌进贡给赢家，赢家再回送给一张小牌。经过协商，也可以由赢家向输家随意要一张牌，但超过三次要牌而输家都无此牌时，将不再进贡。输家手中有大小王者，也不进贡，这是游戏规则。虽然没有物质剌激，但我们玩得很开心。
&打百分&近似现在的&打升级&。就是四个人玩，对门两人为一家，每次起牌前，由赢家随意抽一张牌正面朝上插在牌的中间，这张牌就代表&主&，比如，这张牌是红桃，就以红桃为主牌，其他为副牌。底牌六张，由庄家（赢家）二人中任意一人起到手中，然后，再从手中挑选六张牌放下做为底牌，由庄家中起底牌的人先出，然后，按顺时针方向出牌。5、10、k（10分）为分牌，2作为主牌。庄家不要分，而非庄家只要能挣到60分，就可以成为下一局的庄家，超过80分就可以让下一局的输家进贡了。进贡的路数当然是捡手中的最大牌上贡。
打百分有时也可以三人打牌，那叫个人百分。规则基本上和四人打牌的规则一样。但有一点类似现在的斗地主，不是庄家的两个人往往共同对付庄家，可挣分是各挣各的，谁挣的分数超过60分就成为下一局的庄家，而没有挣够分的要和原庄家一起成为下一局的非庄家，所以，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是庄家的两个人有时也不&团结一致&。
&对竹杆节&游戏，可以2&&4人玩，就是将牌全部起完，然后，确定谁先出。这里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起最后一张牌的人先出牌；一个是随意抽一张牌插在所有牌中间，谁起到这张牌谁先出，出牌时，不管你先出哪张牌，后手必须按同样的牌的下一个牌号出。比如，你出一个红桃7，下手必须出红桃8，如此类推，谁出最后一张牌就是输家。
&喷大话&是两个人以上玩的游戏，就是将牌起完后，一个人先将一张或几张牌放在地上，当然是字朝下，喊出一个数。比如，放下一张牌7，其他并不知道这张牌是几，你可以说任何一个数，比如喊9，其他人不信，认为小，就说小，将牌翻过来一看，却是大，这张牌就归翻牌的人了；如果猜对的话，牌要归出牌的人，然后，由猜对的人喷大话；如果没人敢猜，扣在地上的牌就归公了，由出牌人继续出牌。只有你猜对后才敢翻牌，否则，手中的牌会越来越多，谁先将手中牌出完，谁赢。这个游戏很有意思。
我喜欢牌，所以，总希望父亲给我买一副。有一次，在同伴们的撺掇下，我纠缠父亲半天，才买了一副长城牌扑克牌。保存了好些年，直到我上了公社初中，不再打牌了，慢慢地也就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了。
小时候，我们村东寨墙有一段没有扒完，刚好在我家大门口南不远处留了一段，上面长着很多荆棘、杂草。据说，寨墙很宽，上面可以走人，但我见到的寨墙经过多年雨水冲刷，已经变成下面一堆土，上面稍尖的薄的一堵墙。我们同伴在上面刨树根，或者在小树下乘凉。但没过多久，大队就将这么一小段寨墙给扒了，完全变成了东大路。
小时候，火柴很便宜，好像是安阳出产的，2分钱一盒。同伴们有的用自行车链子上的链子儿穿在像手枪的铁丝上，然后，再用一根皮子牵着一根钢丝做为撞针，将火柴上的火药抠下来，装在链子儿的最头的里面，那里用一根火柴塞着，当抠动板机时，撞针撞击火柴头就可以发出一声&叭&的响声，火柴杆就打了出去。父亲也为我做了一个，但这种玩具是不能对着人的。听说，邻村的孩子就因为对着人打响了枪，火柴扎进了被打的人脸上，引起了大人们的恐慌。所以，有这种枪的人常被大人们警告：不能对着人开枪。时间久了，虽然对玩枪的记忆已模糊，但那是小时候最好的学英雄的玩具。
当然，也有人依照真枪做了一个安&砸炮&的玩具枪，但&砸炮&比较贵，大概5角一张，一张上约有十个砸炮。这种枪，撞针撞击砸炮发出一声&叭&的响声，比链子子儿枪要响得多，很好玩，但没有危险。可是，那是合作社卖的，较贵，穷人买不起。我也就没有这种枪，只是见别人玩过。
小时候，也拿一根烟柴或棍棒放在两腿中间，当马骑，并且，还不停地喊&驾&&&。但棍棒或烟柴在地上画了一道痕迹，升起一溜尘烟，很脏，所以，大人往往不大喜欢孩子&骑马&玩。
从我家住的中院往前院去，要通过一个不到二米宽的过道，过道东边两间是四老奶奶住的房子，西边是二爷住的过屋，前院大门早已没了门，只剩下约有一间房子那么宽的出路，那就算是大门了。大门口外西边紧邻院墙放了一个一米多长的青石板，青石板的西边约隔一尺多，长着一个记不清啥时候栽的皂角树。那时，妇女们洗衣服，多数用皂角充当洗涤剂。门前就是东西大街，街南有一个三间房的仓库，是我们队里的。仓库东边长着几颗枣树，还有一个存储秸杆草根发酵的臭坑，我们称为沤粪坑。坑的东边便是南北大路。大门口紧邻村口。仓库门口东一点，立着一个约一米高的对椎窑（就是一个大石头上面凿了一个坑，用一个能够安木把的半圆石头，可以在里面捣碎一些能吃的东西）。村里人常用来捣碎一些秦椒、韭花等东西。
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品，对我们来说，唯一能消遣时间的高兴事就是公社电影放影机在哪个大队放电影。我们村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要去看电影。因为我小，又特别喜欢看电影，所以，那时，八叔（二爷的四儿子）就是我的希望。八叔还未结婚，经常和他的同龄人去看电影，我就可以跟着去了。
记得有一次，听说马山水库放电影，我喝了汤就去找八叔，但八叔对来叫他去看电影的人说：十几里地，太远了，我不去了。我知道八叔一定会去的，就藏在大门口的青石板西皂角树后，那是个有月亮的秋天，我清楚地看见，八叔不一会就走出大门，顺着大路往东走了。我尾随其后，怕他发觉，不让我去。大约走到大庄大队的东地，我才小跑撵上了他们，大约有十几个人，也有比我大一、两岁的小孩。同生产队的李远水发现了我，对八叔喊：克选，您留道跟来了。八叔无奈，就只好让我跟着去。快到马山水库时，已经听到电影播放的声音。远水叔用一个柳条赶着小孩们跑。八叔将我撂到背上背着我跑。水库因干旱已没有水了，所以，就在水库里面放电影。人们依势而坐，与大电影院差不多。八叔把我放在离布景不太远的地方说：在这儿，不要动，等电影演完了，我来接你。那天夜里演的电影是&长空雄鹰&和&洪湖赤卫队&。大约是演到第二场时，我看见父亲过来了，可能是八叔告诉他我在这儿。父亲因为找不到我，一打听，听人说，我一个人出村口往东走了，就猜到我去看电影了，不放心，也跟来了。
八叔没上过学，却对木匝活很感兴趣，所以，就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木匝、泥水匝。他看电影却很用功，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提前退场回家的。记得有一次，红旗水库演电影，那个地方叫萧河，是上丁村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是个靠山村，离我们村有将近十里地。那天晚上，演的什么电影，我已记不清了，好像是&上甘岭&和&打击侵略者&，但记得清楚的是，正演电影时，下了小雨，很多人都回家了。留下来看电影的，大多是红旗水库上打坝的民工和萧河村上的人，有的打着伞看电影。离家太远，我不敢单独回家，眼看人越来越少。我就站起来在稀疏的人群中找八叔。没有找到八叔，却碰到了五叔（三爷的二儿子），他那时在我大队的民工伙上管伙食。他让我站到他身旁，如果八叔真的走的话，今晚就住下，明天回去。电影演完后，八叔在布景下找我。五叔听见了喊声，就冲他喊：克选，留道在这儿那。随八叔回来的路上，八叔还说：叫你不要乱跑，跑丢了咋办。我说：人越来越少，我以为你走了。其他人都跟着笑。有人说：您大（叔）会舍得把你留这儿。八叔笑着说：那真哩，丢了，回去，俺大哥会愿意！？当然，那时候没有听说拐卖儿童，但如果谁家孩子找不到了，仍然还是很焦急的，因为，有时我们这里一带有狼。
如果在本村演电影,父亲也会带我去看。记得有一次，在我村南寨门外的五队场里演电影，放映的是&奇袭白虎团&，看电影的人太多，父亲就把我放在肩膀上看，但因为与布景角度太小，我看见的电影上的人几乎都是扁的，长脸、窄脸、扁身子。
随着年龄的增大，大约是上初中以后，我就和同龄人结伙去看电影，周围的村，如上丁村、大庄、葫芦套、石灰王村、煅磨李村、庞庄、杜村、付村、山头赵村、茨芭村、王张村、棋盘村等，只要演电影，我们都去。那时演的电影主要是战争片，如反映抗日战争的有&地雷战&、&地道战&、&烽火少年&、&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红灯记&、&沙家浜&、&铁道游击队&、&东进苏区&、&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反映土地革命战争的电影有&枫树湾&、& 闪闪的红星&、&红孩子&、&洪湖赤卫队&、&杜鹃山&、&独立大队&等等，反映解放战争的电影有&车轮滚滚&、&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侦察兵&、&战上海&、&智取华山&等等，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有&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上甘岭&、&奇袭白虎团&、&长空雄鹰&等等，反映土改反匪的电影有&暴风骤雨&、&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等等，反特片有&铁道卫士&等， 反映建国后的电影有&喜迎门&、&龙江颂&、&春天里的战斗&、&好事多磨&、&朝阳沟&等等，动画片有&大闹天宫&、&小号手&等等。此外，还有&红色娘子军&、&从奴隶到将军&、&战斗里成长&、&十月风暴&、&列宁在1918&等等。我们看的英雄片多了，所以，崇拜英雄就成了我们那个年代青少年思想主题。
学校有时也会演电影。上小学时，记得有一次，班主任讲：今晚七点在南院操场集合，学校演电影。我们当然很高兴，吃罢晚饭就早早地来到了南院。那晚，演的电影是&创业&，大意好像是：一个副专员、教导主任思想有点反动，校长思想正确。印象最深的就是，校长在大山里找一个叫大年的学生，走着喊着，很有劲。还有就是，校长抓住大年那打铁而长满老茧的手说：这就是资格（上大学的资格）。现在，想起来，那还是宣传推荐上大学好处的，目的是培养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我也非常爱看戏。我们大队有个越调剧团，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时演&沙家浜&，五叔、六叔都在剧团上，五叔演的是反面人物，好像是胡传魁，被当（扮演）郭建光的周玉打死了，我骂周玉，大人们不让骂，说：那是演戏哩，不许骂人家。因为太小，对大人说的不十分清楚，仍然记恨周玉。等稍大一点，才明白那不过是假的，仅仅是演戏而已。
县豫剧团很少下乡村演出，因为上丁村有个人在剧团上当副团长，再加上上丁村是个大村，能够请得起剧团，所以，县豫剧团曾来上丁村大队演唱现代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朝阳沟&、&李双双&，别的记不清楚，但记得扮演银环的那个女演员腔很响亮（很好），尤其是&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万里&&&那段戏，大人们说，快赶上魏云唱的那么好了。听说她长得也很好看，但脾气不好。因为戏台子是木板搭建成的，中间有小空隙，我们有些调皮男学生就钻在台子下面，用手去挠她的脚心，她一起急，把木板跺得很响，后来，民兵就看住了台子下面。看戏的人很多很多。我干脆就住在大姑家，以便能及时看戏，还能站个好位置。那些在后面的人往往就挤在了一起。也有人爬上周围的树上看戏的，很热闹。
粉碎&四人帮&大约一年以后吧，听说中央让唱古装戏了。那时，在以前&破四旧、立四新&时候本应该销毁的古戏装，由于有心人把戏装藏起来一部分，现在派上用场了，大队又拿出一部分钱购置一部分戏装。演员就是演革命样板戏的那几个人，教师是下放到我大队劳动改造的李天义。李天义本是舞阳豫剧团下放来的，我们这里人称他&教师&。他不识字，完全靠脑子记，口述了几部戏，再加上又找了几个剧本，我们大队的剧团就改造成了唱古装戏的剧团。那时，唱的戏有&麻义滚钉&、&收姜维&、&火焚绣楼&、&辕门斩子&、&岳云召亲&等十几部戏。剧团还经常被别的地方请去唱戏。当然，唱戏是记工分的，收入也归集体。直到后来分了地，各干各的，人们便没有了积极性，戏班子也就自动散了。
我们村的村民都很爱戏曲。那几年，村里的老支书、大队的副支书、民兵营长都在剧团上工作。大队也很支持。为了演得出名一点，有一次还请了个叫李自杰的名人唱&下郴州&，周围几个村的人听说了都来看戏，人很多。后来，听六叔说，李自杰很纳闷：我在别处唱戏，掌声不断，怎么在这里没有人拍手呢？六叔告诉他：我们这里的人看戏，只要台子底下静得没人吭声，就是非常赞成，拍手是倒喝彩。李听后，才有所理解。听说，请名人唱戏要花很多钱的。
那几年，上丁村大队也成立了梆子剧团，经常与我大队剧团对戏（类似比赛），为此，两个村的戏迷们还闹了矛盾，但毕竟上庄下邻的，大多都有点亲戚，并没有闹得很僵。
上初中时，还经常与堂哥（三叔的二儿子，比我大一个月）京良上午下学后，跑到前院把二爷的收音机拿到西屋的平房上，两个人趴在收音机傍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非常聚精会神。
后来，村里一个叫付军政的做衣服生易的人，买了一个黑白电视机，因他家正好在十字街住，电视上演&霍元甲&，到家看电视的人太多，就把电视搬到临街的平房上，每晚都围很多人观看，当然，我也去看电视，几乎集集不少。现在，虽然记不很清楚内容，但大概意思还是有印象的。
我上小学时，已经是文革后期，正在批林批孔。我记得最清楚的课文题目是&戳穿林彪鬼花招&。还有一个反映地主石老五搞破坏的课文。其中有句：恶霸地主石老五，装病不上工，偷偷摸到牛棚里&&。唱的歌是&小弟弟、小妹夫、手拉手、快快去、誓把革命干到底&&&。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学习这些带有阶级斗争思想的文章。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那时候，无论课文，还是宣传，都是教育人们不要忘记旧社会的苦难。&旧社会真黑暗，穷人苦得如黄连，受压迫，受饥寒，千仇万恨记心间。毛主席领导咱，领导咱们把身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千万提高警惕，要忆苦思甜，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新中国就是好。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受到的启蒙教育。
那时，说书（河南坠子）也是很吸引人的。记得有个叫麦棱的说书人，手脚都能拉唱。就是说，在说书时，手拉弦子和剪板（说书时手拿的两块木板，我们这里称这种木板为剪板），脚还蹬着一个自制的可以敲击铜器的东西，很好听的。他是郏县有名的说书人王书德的学生，但他却敢与老师比试。听说，他曾经与老师俩人一个在村东头说书，一个在村西头说书。他老师那儿听的人还没有他这儿人多。他是我们公社东姚村大队的人，所以，在我们这儿几个大队，基本上都说过书。他说的书主要有&桐柏英雄&、&郏县围歼战&和一个反映计划生育内容的书。那时，毛主席提倡计划生育，主要搞宣传。我记得说书的开头是&日头出来照山洼，山洼里有家好人家，男的姓张，叫张振华，女的姓白，叫白玉霞，他们夫妇一年生一，两年生俩，三年、四年一&&&。&怀里抱着老三和老四，正在灶房来做饭，噗哧屙了一锅黄渣渣，&&&。他说的书很有感染力。
我们生产队有个叫姚遂太的人，因为出身地主家庭，订不来媳妇，后来凭着会编席的本领出外闯荡，在陕西灵宝县的一个地方招了养老女媚，对方可能是贫农，而且父母在大队说话挺算数，户口也就安在了那里。为了生活计，父亲曾经去灵宝县找过他，在灵宝编席。那个时候，是不让搞自家副业的，父亲出外都是以为母亲看病取药为名开的介绍信。当然，一般不会按时回来。那时，我还小，记得一次，冬天，父亲回来时，正好是夜里，给我捎回来好多糖块，我在被窝里就吃了几个，很甜。后来，父亲与前末的张振海父子又出外过一次。那时候，全社会都在抓流窜犯（就是不务正业、到处流浪的人），出外是需要格外小心的，而且，社会上的知识青年还结伙打劫，治安状况十分不好。父亲后来讲，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差点被民兵抓到，而且，还碰上了知识青年的搔扰，幸好张振海父子个子多少大一点，对方看不好下手，没能受到打劫。单个人出外是很危险的。
过集体生活，反对小私有，是那个时代农村的主要指导思想。对偷盗也管得很严。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生产队一个社员，因为扒了前末生产队（大概是二队）的红薯，被当场抓住，大队让民兵把他绑了，勃子里挂了一个牌子，在村里游街。所谓游街，就是在民兵押送下在村里各主要街道走着，并不断有人敲着铜器，让被游街的人走着喊着：我是李XX，偷了生产队的红薯，大家不要向我学习。这种方式虽然很让人丢面子，但就因为如此，许多人不敢偷盗。如果被抓住游街，那不仅丢自己人，而且，连老祖宗的脸都丢尽了。那样话，年轻人没人愿意给你说媳妇，年老人也会影响下一代人的婚姻。这一手的确很厉害。
那时，我记得有时还有宣传车来村路过。宣传车是公安部门组织的，几辆车中一般有一到三辆卡车，卡车后面的车斗里公安人员押着犯人，每个犯人都用绳子绑着、脖子里同样挂着一个硬纸牌子，上面一般写着该人所犯的主要罪行，如反革命、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投机倒把等。车队每到一个村都会放慢速度，开着喇叭，里面讲着犯人犯罪的事。很多人围着看。尤其是罪犯里面有熟人时，都会发点议论，当然是贬低的话。
那时是高度集中的集体经济，人们过着集体生活，没有什么自由。出外要有大队和公社的介绍信，否则，寸步难行。所以，人一般都很老实。但在集体生活下，劳动力是可以流动的，就象工人调动工作一样，只要两个单位愿意，就可以调动。我隔墙的一个姓张的人家，他的后院正好与我家西屋和院子相照。他在五队当牛把儿，而且在村剧团上掌鼓板。听说，他是前末人，解放前，不知什么原因搬到了后末住的。后来，经他要求，大队将他调回到前末一队或二队，具体调到哪个队记不清了，但他把房子、院墙扒了盖到了前末东头去了。所以，从我们院里通过他家原先的院子，再通过李遂行家大门外的一片空地，就可以到大街上了。因此，我家住的院子就成了可以从东大路到东西大街的捷径。有一次早晨，前末的电工李天义路过我家堂屋门口，捏着洋腔喊父亲，我在被窝里听到了他与父亲的对话，一下子就猜到了他：他是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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