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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刚诞生时，中国人的服装差别还很大：沿海城市中，中山装、长衫棉袍布鞋、干部服胶底鞋、西服革履等，同时并行；而广大农村和城市底层的民众维持着&短褐不完&、衣衫破旧的着装水平。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苏维埃为模式的工农联盟，改变了中国人的服装形象。很快就在男子中推广了干部服，妇女中推广了&列宁装&。
民国原有的中山装，简化后由红军、解放军采用做军装，由此发展为&干部服&，特别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推崇，并且延续不衰。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山装受时尚文化的影响，尤其受到列宁装的影响，在款式上有了新变化（如翻折领的领头变尖了，单排7粒扣变为5粒扣，上下贴袋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简化处理等等）。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刀阔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暴风骤雨般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迫使地主富农不敢再戴瓜皮帽，不敢再穿团花缎面袄或长衫马褂。接连而来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运动，又使资方人士和知识分子自觉地解下领带，脱去西装，为表示进步而换上了干部服或中山装、布鞋胶鞋，融入劳动群众之中。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本着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政府纺织部门设计出新颖大方、省工省料、便于劳动者的服装。
由此，首先重视服装的实用性，至于民族文化的审美观则被忽视了，传统被淡忘了。无产阶级已经破坏了旧世界，而新的世界尚未健全起来。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简洁质朴的衣着，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朴实无华的大众化服装，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
中山装的来龙去脉
英国2007年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服装展览，就是&名人套装样式展&，其中包括毛泽东、丘吉尔和查理&卓别林等人的服装。中山装被列为&国际十大名人套装&之一。
毛泽东喜欢穿中山装。
1949年新中国领导人的照片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媒体上，他们所穿的套服也随之名闻世界。这种标准服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称为&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它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来，便和西服一起流行。北伐胜利后，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曾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毛泽东主席一向对中山装很欣赏，他坚持穿中山装，因而国外朋友又称中山装为&毛式制服&。现在，中国领导人和广大干部还时常穿中山装。
顾名思义，&中山装&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现代化中式男子服装。
自从清朝覆灭、民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中山装一脉相承，成为我国新生代的主流标志。
但是关于中山装的起源，没有第一手确切资料记载。各处众说纷纭，考证起来莫衷一是。
目前至少有两家老牌服装店在争夺&中山装&的首创权，这两家都是20世纪初期上海滩的所谓&丰帮裁缝&（浙江宁波奉化帮，又讹称为&红帮裁缝&）。一家是张氏&和昌号西服店&，是1896年宁波人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办的上海第一家西服店，创始人之一是从日本学艺回到上海的宁波鄞县裁缝张尚义；另一家是王氏&荣昌祥呢绒西服号&，1910年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开办的上海最大的男式西服店，创始人之一是宁波裁缝王才运。
据说清末民初孙中山先生多次到上海市做服装。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日本士官服和学生制服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型男士服装，由上海的服装店制作成功。
又据说孙中山委托日本华侨张方诚设计了中山装的草图，然后到了上海，于1916年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著名宁波裁缝王才运依照图样制作。亦有一说是1919年孙中山将自己穿过的日本陆军服拿到上海的亨利服装店改为便服，成为中山装的起源。
关于中山装，还有如下说法：&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裁制出的一种服装式样。&认为中山装来自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孙中山早先在1902年于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曾委托河内一个来自广东的裁缝黄隆生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孙中山采取当时南洋华侨流行的&企领&代替西装的硬领，等等。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公认。
对于中山装的来由，费孝通（20世纪80年代中）还特为此做过一番解释。他的父亲费璞安曾在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费孝通说：&我们穿的这种衣服，叫干部服、中山装。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大约80年前，当时我父亲不到30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穿这样的衣服，上边没有这一条领，是日本的学生装。日本的中学生到现在还穿这种衣服。这个衣服式样是孙中山先生传到中国来的，所以叫中山装。把日本的学生服变一变，加上这一条领子，后来花样多了，口袋多了。&而说到日本的学生装又是来自德国的士官服。德国士官服又派生出列宁装&&如此再追溯下去，简直没完没了啦。总之，应该说中山装跟西服不同，是由日本的学生服改变而来，也就可以了。
1945年10月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穿着中山装。看当时的照片，他们二人所穿的中山装是一个标准样式的。
跟原先中国传统服装（大褂）相比，这种新式男装有四大特点：（1）前部开襟，有一排五到七个圆形纽扣，而原先是没有纽扣只用布制褡袢的；（2）上下左右共有四个口袋，而原先是根本没有口袋的，放什么物品都是往怀里一揣或者拢在长袖里；（3）直筒形的袖口，完全不同于原先的&马蹄袖&等；（4）不同于西装的特点主要在于领子为圆形，带有风纪扣，不是敞开的；还有，后部下方不开缝。
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中山装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以后便和西服一同流行。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定为礼服，修改中山装造型，并赋予了新的含义。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
中山装的最初款式为：上衣是立领、前门襟、9粒明扣，4个压爿口袋，背面有后过肩、暗褶式背缝和半腰带。1922年中山装改为立翻领、7粒扣，下口袋为老虎袋。后又改成现在的款式：上衣为立翻领，有风纪扣；衣身三开片，前门襟，5粒明扣；4个贴袋，各有袋盖及1粒明扣，上为平贴袋，下为老虎袋，左右对称；左上袋盖靠右线迹处留有约3cm的插笔口。高档的中山装，在袖口部位有3粒饰扣。与中山装配套的裤子，一般采用同料同色的西式裤，两侧有斜口袋和后部暗袋。
20世纪前期，在孙中山倡导下，革命党人以身着&中山装&为荣；此后国共两党都采用&中山装&为标准礼服。
正因为革命领袖和干部都穿中山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便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热爱。于是，中山装成为新中国一款标志性的服装，甚至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服&。
中山装作为新中国一度推崇的常式礼服，同时也承载着一种文化礼仪，一份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新中国领导人的服装艰苦朴素
新中国的党政领导干部服装基本上是由红军的军装发展而来：简单的八角帽、粗布干部服。抗日战争以来，民间亲热的称呼所谓&土八路&，服装就是这么&土里土气&，反映了军队跟老百姓一家亲！
20世纪20年代，周恩来、朱德、陈毅、聂荣臻这些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革命者，在欧洲都曾&入乡随俗&穿起了西装，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正式场合都一律穿起了简易化的中山装&&干部服。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跟蒋介石谈判，穿的服装是临时现做的。当时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合影全身照片，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国共两党各自的风格。
毛泽东一辈子没有穿过西装。早年穿长衫，红军时代穿军服或军便服、布鞋，开国大典穿中山装。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领导干部，如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贺龙、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也同样。除了某些从事外交工作的干部，如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王稼祥等，有时（特别是出国时）也穿西服革履，但那往往出于工作需要。总的说来，他们的服装都很朴素大方。
当时中央领袖在服装上一贯艰苦朴素。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工作人员见他穿着一条屁股上打满了螺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裤子，劝他换一条。他说：&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再说，我就坐着不起来，怎么会现丑？&工作人员听了哭笑不得。
周恩来总理的内衣、衬衫，也是打着补丁。他的一双皮鞋，一穿20年。节约闹革命嘛。
中山装的新发展
在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穿一套黄色呢子中山装作为礼服。它的料子是战利品&&美国产的将校呢，是请京城有名的服装专家王子清亲手裁做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或其他公开场合，毛泽东都穿中山装，特别喜欢灰色的中山装。
20世纪50年代，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特级工艺师田阿桐在为毛泽东制作服装时，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制：为体现领导人高大伟岸的形体和非凡的气度，将领型、袖型、口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作了修订调整，使之更加大气、高贵，强化东方文化的新风貌，有些外国人称之为&毛式服&。随之，中央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穿起了这种毛式服。这也影响了后来的元帅服的造型。
在1955年评军衔时，本来准备按照苏联给斯大林评定军衔的做法，给毛泽东评大元帅。为此，天津一家总后的军工厂按毛泽东的身材做好了一套大元帅服。但毛泽东拒绝穿，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样的大元帅服穿在身上会很不舒服。
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制作军服。
我们看到许多历史性的照片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代领导人，都经常穿统一制作的中山装作为标准制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山装已经成为常见的衣着。广大干部、公务员们，在正式场合不是穿西服就是穿中山装。
实际上，中山装早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新中国形象&。
毛泽东不喜欢国际惯例的黑色
1949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到苏联访问。周恩来根据国际惯例，指示为毛泽东制作黑色中山装和黑色皮鞋。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喜欢黑色，而喜欢灰色中山装。周恩来知道后，便指示叶子龙等为主席制作黑色和灰色各两套，共四套中山装礼服。毛泽东说：&做新衣服太多了，如果在西柏坡就不会做这么多。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罗瑞卿看到他穿一双棕色皮鞋，便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的吧。&&为什么？&&按照国际惯例&&&&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毛泽东打断罗瑞卿的话，&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的惯例穿！&
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联共产党第24届代表大会，穿着黑色中山装和赫鲁晓夫多次交锋，归国以后就再也不穿黑色中山装了。一次某国领导人来访，外交部礼宾司某负责人不了解毛泽东在服装颜色方面的好恶，为毛泽东又制作了一套黑色中山装，让毛泽东试穿。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非常厌恶这套黑色服装，坚决地说：&为什么又做黑色的？我不穿！&工作人员解释，外交部礼宾司规定，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穿黑色的&&毛泽东大声说：&为什么听外国人的？我是中国人，按中国习惯穿。谁做黑色的谁穿，反正我是不穿！&说完扭头就走，只留下工作人员在那里发呆。
（参看《历史的见证》，凤凰出版社，2008年10月初版。）
风行全国的苏联式女装&&列宁装
1949年流行的歌曲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随着解放大军南下、西进，每个新解放的城市都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解放区的干部服由此传遍全国。
男式干部服，也就是用料普通的军装&&简易朴素的黄布或灰布中山装。在时装方面，整个社会开始鄙夷挂红穿绿的服饰风尚，旗袍映衬出的悠闲舒适的女性形象，失去了辉煌的地位，而被女干部服&&列宁装取而代之。
&列宁装&的普及率最高，年龄适应性最广。这时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本来是男装上衣的列宁装，在中国却演变为专门的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这一男性领袖的着装，携带着革命的政治意识，却在不知不觉中包裹了女性的身体。顾名思义，列宁装原为列宁常用的着装，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而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现。
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英姿飒爽、朴素干练。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风尚潮流。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只有三种：蓝、灰、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配音演员苏秀年龄尚不满24岁。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她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渴望着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1950年初，她报考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演员，可毕竟是业余演员，心里总觉得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后来她又报考了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演员，就是为了能堂而皇之地穿上列宁装。
(苏秀《我的配音生涯》。)
风行全国的苏联式女装&&布拉吉
20世纪50年代，妇女服饰几经变化。先是脱下旗袍，穿起蓝、黑或灰色的列宁装，造型方面男女差别不大，只是女性穿的列宁装要求腰间略为收紧。下装一般是西装裤，也有配穿裙子的。当时中国经济尚在恢复，社会崇尚简朴，女装多用棉布料。
1950年以后，上海等城市较为流行的女上装是女式两用衫、女式衬衫，而冬季是中式棉袄，外面加一件薄棉布罩衫。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者认为传统的牡丹、梅花是封建的装饰，而苏联传来的花布是革命的。苏式服装风行中国各地，以俄罗斯花布做成的女服被称为&苏联袄&，妇女们多爱穿那种抽象花纹的长袖衫。夏天一到，来自十月革命故乡的花衬衣，在街头随处可见。
最初中国人听说&布拉吉&时，还以为是一种苏联机器（近似拖拉机的发音），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苏联式的&连衣裙&。
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这就是从苏联传来的布拉吉。布拉吉本为当时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20世纪50年代在大众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女性，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布拉吉成为一种象征，也因此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最进步、最流行的青少年女性服饰。
阳光明媚的年代，一群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火热的50年代，劳动最光荣，革命最时髦，布拉吉流行在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大概穿不穿布拉吉，不仅仅是风尚的取向，更多的是觉悟与思想意识的问题。
20世纪上半叶&布拉吉&这俄语发音的&苏联式连衣裙&在老百姓俚语中保留了十几年。&反修防修&以后，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1956年：&小燕子，穿花衣&
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提前完成。为展示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政府提出&人人穿花衣裳&的口号，才使捆扎着的女装松开了束缚，刹那间，&爱劳动穿花衣&成了人们生活的新口号。
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著名故事片&&《护士日记》走俏大江南北，影片中最美丽的女演员王丹凤缝制衣服时唱的主题歌叫做《小燕子穿花衣》，这歌曲与花衣裳也在新中国大地流行起来。艳丽的花衣裳与革命的列宁装、苏式的布拉吉三足鼎立，成为50年代女装中的时尚。
1956年工商业者和&高知&照旧&西装革履&
日下午，上海市50万人大游行，庆祝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进入社会主义。报道说：&由西装革履的工商界人士组成的队伍，在广场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扭起了秧歌。&差不多同时，北京、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等地也敲锣打鼓地宣布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进入社会主义。
当时留存的一些照片表明，城市中还是有不少人照旧&西装革履&，特别是结婚典礼上，新郎新娘仍然盛行洋派的西服作为婚礼服。
1956年公私合营期间，&前店后厂&的苏广成衣铺，经营时装、西服业，并专做中式服装，仍然受到市民欢迎。很多人愿意量体裁衣，定制时装和礼服。
20世纪50年代，上海西服店多达700多家，其中宁波人开设的有420家，占总数的60％；著名的&荣昌祥&于1959年9月并入公私合营的&春秋西服店&。
在北京，由上海市高级裁缝师傅迁来组成了著名的&红都时装店&，就是专门为&出国人员&制作西服、中山装和旗袍的。长期以来，我国裁缝只不过&来料加工&，自己却没有多少独立的主张。按照顾客的想法设计式样，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为某种民意的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上面，顶尖的一颗大黄星代表共产党领导一切，围绕着大黄星的四颗小星，有人解释为&士农工商&，但是顺序要颠倒过来，成为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工、农（武装的农民就是兵）、士（学即知识分子）、商&。当时就有人预感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后的阶级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和高知（高级知识分子）必然成为斗争对象，大难临头了。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甚至&脱下裤子割尾巴&、脱下西服革履，换装吧！赶紧换上干部服，以表示愿意接受改造走向革命的进步形象。
从宋庆龄到王光美
1956年，宋庆龄在上海宴请印尼总统苏加诺，江青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都同席作陪。那一天交谈中，江青提出要宋庆龄出面，规劝毛泽东打领带、穿西服。因为孙中山经常按照欧美礼节西服革履，而且外国人总认为毛泽东主席和中共官员们的穿着太单调。但后事如何，未见记载。
1959年的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也以喜爱旗袍而闻名。每逢国事访问或出席外交场合，她均以旗袍作为代表中国形象的礼服。
在《王光美访谈录》里面，特别说到宋庆龄对她的关心。20世纪60年代国家主席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印尼等国之前，给宋庆龄写了封信，请她从服装、礼仪上给一些指教。宋庆龄立即回了一封信，让她的隋秘书到锦江饭店来看王光美。她开了一个单子，让隋秘书带着单子来一条一条地解说。宋庆龄想得很细，说旗袍礼服白天穿白色、浅色的，晚上穿黑色、深色的；参观时可以着便鞋（中式女绣花鞋），正式宴会要穿高跟鞋或有跟的鞋，等等。王光美一条一条地记下来，很感谢宋庆龄对她的关怀。
在人们印象里，当时王光美的形象是与旗袍联系在一起的。
旗袍的余晖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压箱底的旗袍被重新拾起，中国新女性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从骨子里流淌出东方端庄的情调，雅致的美丽。典雅的旗袍，呈现出性感的元素，柔滑的触感，有一种肌肤之亲的感觉。
此时的旗袍款式简洁，腰身比40年代宽松，很少用刺绣、镶滚等装饰，色调素雅和谐，体现出&得体大方&的风尚。面料以棉为主，少用丝、毛织物。穿法也多种多样，外罩背心的比较普遍，此外，也可搭配毛衣、列宁装、军便服。
这是旗袍的残阳夕照，迸发出最后一抹靓丽，很快地，旗袍与花衣裳都再次被打倒。
&反修防修&结束了苏联式服装的流行
20世纪50年代，我国青年小伙子穿上一件哥萨克式斜开襟小立领的衬衣，并将它系扎在长裤里，是最新潮的服装形象。春秋两季可以在外面套件西装上衣。哥萨克上衣的特征一是花条，二是不用扎领带。还有一种乌克兰式的条形花领衫，也风行一时。这都是从苏联电影上传来的流行男装。戴一顶鸭舌帽在头上，称作伊万诺夫式。50年代的鸭舌帽是模仿苏联工人老大哥的形象。沾一点儿苏维埃的边，就象征着布尔什维克精神。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导致了苏联式服装在中国迅速退出舞台。1963年以后全国掀起&反修防修&、学习&九评&的高潮，一片&打倒美帝苏修&的口号声，谁再提苏联传来的喀秋莎式&布拉吉&和伊万诺夫式鸭舌帽，就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是反动透顶了。列宁服、连衣裙虽还勉强能穿，但俄语称呼已成为暗淡的秘史、忌讳。新中国的日常衣着消费新中国的日常衣着消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党政军干部普遍实行供给制。政务院为了统一全国财政开支，在1950年9月颁发了《全国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自9月1日起执行。对服装费等的供给标准作了规定。
这些数字虽然枯燥，但确是鲜为人知的宝贵的历史文献，特地抄录在这里供参考。读者可以从中知道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一些真实情况。
50年代初，供给制的服装标准
党政军一般干部，服装消费水平是：每人每年发给单衣1套，单帽1顶，衬衣1套，棉帽1顶，棉鞋1双，夹鞋3双，袜子2双，草帽1顶；此外棉衣3年2套，棉被4年1床，棉大衣3年1件，蚊帐5年1顶。可见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朴素。
每人每年的衣着费用如下&&
单衣1套，白布34方尺，染色工资等折米10&25斤。
单帽1顶，白布3方尺，染色工资等折米2&3斤。
衬衣1套，白布23方尺，染色工资等折米5&15斤。
棉衣2/3套（3年2套），每套白布67方尺，棉花2&3斤，染色工资等折米12&30斤。
棉帽1顶，白布3方尺，棉花2两，染色工资等折米2&4斤。
棉被1/4床（4年1床），每床白布60方尺，棉花2&4斤，染色工资等折米3&5斤。
夹鞋3双，每双白布16方尺，染色工资等折米每双3&8斤。
棉鞋1双，白布20方尺，染色工资等折米5&10斤。
袜子2双，每双白布7方尺，染色工资等折米3&5斤。
草帽1顶，折米5&9斤。
棉大衣1/3件（3年1件），每件白布60方尺，棉花3斤，染色工资等折米18&30斤。
蚊帐1/5顶（5年1顶），每顶纱布60方尺，白洋布22方尺半，染色工资等折米7&25斤。
（注：当时1斤米合今人民币2&2?5元的购买力。）
其中有些项目因地区不同，发放的数量不尽相同。如东北、西北等地区，需要发皮大衣的，不再发棉大衣。华东、中南、西南过去发过蚊帐的，已有的不发，没有的尽量先发。
典型衣着消费价格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民的典型衣着消费价格，以两件常用的物品作为代表：棉毛衫和解放鞋。
50年代以后，在物价统计中，通常以这两件日用品的价格为基本数字，作参考对比。
（一）尺码90公分的棉毛衫，32支纱织品。后半世纪的价格如下
从50年代直到1963年，每件价格恒定为2元1角；1964年至1976年，每件价格恒定为2元8角；1977年至1982年，每件价格3元2角7分；1983年至1989年，每件价格3元7角4分；1990年至1994年，猛涨到每件8元3角7分；1995年每件12元；1996年每件16元；1997年每件18元；1998年以后每件20元。
（二）尺寸40码的&解放鞋&，后半世纪的价格如下
从50年代直到1963年，每双价格恒定为4元5角；1964年至1967年，每双价格4元8角8分；1968年至1982年，每双价格又回到4元5角；1983年至1988年，每双价格略有下降，为4元至4元6角6分之间；价格的这种变化，主要因素是商品鞋的花式品种增加了，居民可以有多样选择了。1989年每双5元8角3分；1990年每双6元1角5分；1991年每双6元2角8分；1992年，涨价到每双7元5角。
（注：1955年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合今人民币约20元。）
90年代以后，这种&解放鞋&逐渐不流行、在市面上淘汰了，现在没有人再穿了，也不见生产了。可见，对于衣着消费价格说来，1990年是大涨价的分界线。布票时代30年布票时代30年
票证，作为我国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购物凭证，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国民生活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影响深远。20世纪50年代，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面对一穷二白的贫困家当，物资匮乏，产品稀缺。按照&战时共产主义&原则，全面发行、管理和使用粮票、布票、副食票、购货本、工业券等总共百余种票证，有效地保障了城镇居民的基本生存和社会秩序。票证时代是几代人不堪回首又无可奈何的长期痛史，是遏制了消费也遏制了经济活力的巨大铁索。票证贯穿了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始终处于贫困的阴影笼罩下，十分之八九的人口长期陷入普遍的穷苦而无可奈何。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十几年，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才总算摆脱了票证的束缚。
1954年最先印发布票
最先正式印发的票证是布票。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和粮油计划供应。日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布的统购和统销，即所有的公营或私营的机织布，一律由中国花纱布公司统一购销，垄断纺织品市场，勒令原私营批发商改行。9月份开始在城镇范围内发放布票，实行定量配给棉布的严格管理制度。（一年后的1955年11月正式在全国使用粮票，同时印发油票；1957年7月开始印发肉票；等等。）
布票的使用和管理，经历了整整30年，直到1984年才取消（比全面废除粮油票、购货本早了10年）。
一开始，根据南北各地的气候不同，城镇大小不同，对于棉布的最低需求量不同，而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例如：北京等地每个城镇人口每年平均定量17?3尺，刚刚够中等个子做一身蓝布单衣再缝一双布鞋；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最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袄、棉裤；而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年仅发给每人7尺4寸布票。后来又经常减少定量。
每户的布票，并不是按人头平均分配使用，而是全家人统筹安排，看谁最需要做衣服就集中买布给他做；或者到百货商店凭布票购买成衣。有时需要量增大，布票不够使用，只有向亲戚朋友东借西凑。当时政策规定，丝织品、毛织品、麻织品和毛巾、鞋帽等部分布制品暂不列入计划（凭证）供应的范围。
布票上印有使用期限。最早的上海市、江西省、贵州省等地的布票都注明：&有效期限自1954年9月至1955年2月底止，过期作废。&期限6个月。但最早的天津市布票注明：&有效期限自日至1955年8月底，过期作废。&可见布票有效期限不等，通常为半年或1年。
忽冷忽热：棉布滞销和供求危机
1955年第四季度，国务院商业部基于全国棉布销售计划至11月中旬止仅完成年度计划74?01％的情况，特于12月5日电告各地，&允许于12月底以前，对质量过次、储存较久的滞销品种可以在限期内酌情少收布票&，而后又将少收布票品种的销售时间延长至次年春节前。日，国务院商业部进一步下达了《关于五种布制成品（童装、衬衫、衬裤、背心、特制运动衣裤）一律暂停止凭证供应的通知》，并指示各省市可自行考虑增发一定数量的临时布票，消费者因定量不足时亦可酌情发给等。此令一发，政策走到基层就难免要变形，有的县向群众宣布如果有布票就拿布票买，无布票也可以买布；有的采取干部凭机关证明信就可以直接买布；有的将增发临时布票的权限下放到县公司，上面也无控制数；亦有好销的布列入折免收票范围的现象等等。为此，国务院商业部6月9日即通电指示：&这种做法如不迅速改变，计划供应年度指示将有超过危险，并带来第三季度安排上的困难&&&显然，这种缺乏硬指标约束的一般性要求在贯彻中不免收效甚微。
1956年夏季，部分棉产区因水灾造成减产，国家棉花收购的计划未能完成（比1955年同期减少334万担），故自当年9月1日起，免票供应的办法一律停止，衬衣、衬裤等布棉织品恢复了凭票供应。日，国务院又专门下达了大力削减公共用布的指示，提倡工作服&打补丁&使用，提高面粉袋的回收率20％等，同时还取消了5寸以下不收布票的规定，令各地可制发一些寸票，用以找零。
但问题并未因此解决，到了1957年夏季，短缺状况愈加突显。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上年放宽了供应后，国家棉布库存已大幅减少，无以以丰补歉；二是1957年的布票，是在1956年7月发出的，当时大面积的水灾还没有发生，对棉花、棉布产量国务院商业部估计偏高，一共批准发行了15　711万疋布票，其中第一期10　212万疋，第二期为5499万疋。由于控制不严，有些省份自己还加发了一部分布票，约720万疋，而可供应的民用布只有12　700万疋，按布票回收率95％计算，缺口仍高达3000万疋，进口棉花的计划亦因外汇不足，大部分不能实现。这是中央政府实行棉布计划供应以来首次面临的严峻考验。对当时来讲，解决下年度的棉布供应量。二者比较而言，方案一紧在夏季，方案二紧在冬季，故中央政府最终采纳了国务院商业部的建议，决定将1957年度第一期布票（&）继续十足通用至1957年8月底，而将第二期布票（&）一律按票面数额对折使用，对某些未分期发放（即全年通用）布票的省份，自4月20日起，一律按票面数额对折使用。在该文件的附件说明中还提到：&甘肃、河南二省所发布票自4月20日起不分前后期一律对折使用（甘肃未分前后期，河南虽分前后期，但在发票时发乱，省人委于1956年曾公布不分前后期一样通用）。&&河南省第一期布票印为自1956年至1957年4月底，并误印有&过期作废&字样。该布票仍旧十足通用到1957年8月底为止，不打折扣。&&湖北省的布票第一期为1956年9月至12月，第二期为1957年1月至8月底。第一期布票继续十足通用至8月底，第二期布票从4月20日起对折使用，其中武汉市的第二期布票仍从5月1日起对折使用。&&云南省布票&&根据国务院（五办）指示，不论第一、二期一律对折供应。&&军用布票一律不打折扣。&
发生在1957年的这一场&棉布危机&就如此渡过了。
1960年困难严重
1960年严重灾害（人祸大于天灾）时期，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发布票3?7尺；山东城镇每人只发布票1?6尺。
1960年上海市人均购买棉布6?6尺；1961年3月至8月，上海市区每人只发2?6尺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衣服。到1962年才略微增加到人均购买7?7尺。商店里成衣供应的数量很少、质量很差。
1965年情况有所好转。1966年&文革&初期，华北城镇人均定量13?6尺,如果要做棉衣，还得加上每人配给的&棉花票&。到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1968年城乡居民棉布定量的通知》指示：由于煤电供应不足，纺织生产&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1968年城乡居民棉布定量又减为平均每人9尺，比一年前减少4?6尺；特种职业补助用布由6尺减少为3尺；侨汇优待用布，农垦兵团、&三线&建设职工鞋子用布等，一律取消。
布票定量减半又减半
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四川城镇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裤；年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个子小的还能做件上衣，个子大的就顶多混条裤子了。年年捉襟见肘，大家穿的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勤俭节约劳动服。不久，买一双袜子也要2寸布票；咬牙买高价的粗呢裤，还要收半尺口袋布的布票。那布票就越发显出了重要性。
60年代初，风声一天天紧，听说四川省只发3尺7寸布票！因为连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紧到这种程度。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
一位女教师说：&谁想到这回布票只发3尺7啊。&另一个女教师说：&3尺7寸布票能够做件啥衣裳？当头的以为我们都是幼儿园的孩子呢。&这叫穷开心！
1961年3月至8月，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全加起来，也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
不仅布匹数量少，而且品种单调。60年代初期，用布票只能买到蓝色或灰色粗布，以及从苏联进口的粗劣花布。
全家人的布票
山东省某作家回忆：听从伟大领袖说的，人多热情高，干劲大！于是女人们拼命生孩子，争当英雄母亲。父母虽说没有文化，在生育方面一激就活，一口气生了兄妹八个，可谓泱泱大家。
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用得多，只有父亲一人工作，仅有的80元工资竟然巧妙地养活了全家10口人。母亲有本《红旗》杂志，里面夹满了政府发放的票证：粮票、油票、布票、烟票、火柴票、肉票、糖票、鸡蛋票、鱼票、糕点票&&这些票证纸张极差，大小不一，印刷粗糙，很容易仿冒，有意思的是当时没人敢仿冒。
母亲有一把小剪刀，该买什么了，就从一大张（16开）全幅票证中间剪下所需要的一张。有时，它们并不是连着的，而是跳跃的，一月下来，那张大纸竟被剪成了窗花。1960年，山东每人发的布票是1尺6寸，做条短裤都不够。
母亲将一家人的布票全花在我（长子）身上（10口人共16尺），长子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扯来的是16尺蓝卡其布，做了一套棉袄棉裤，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我穿新衣服的那天正好下大雪，地上结冰，和同学打雪仗、滑冰，结果一身新衣裳弄得面目全非，我泥猴一般溜回家。母亲见了，抡起扫帚疙瘩狠狠把我揍了一顿。当时我没哭，母亲倒是呜呜地哭起来了。她边哭边说：&一家人的布票都花在你身上！你妹妹马上要上学了，连件新衣裳都没有！你还不爱惜，能不打你吗？&
梦中的人造棉衬衣
北京市刘某总工程师回忆：1963年秋天，他18岁，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一个贫穷的江南小镇来到首都。竹扁担挑着铁皮箱和铺盖卷颤悠颤悠迈出北京站时，最新鲜的感觉是：这地好平好热哟！原来，他已走在被阳光烤软了的柏油路面上。
国家刚度过三年严重灾害时期。他的助学金，除每月15元伙食费外，只剩4元零花钱。谈不上添新衣，多数学生都穿得补丁摞补丁，而他更连一件御寒棉衣都没有。冬天实在要有事出门，就只得暂借北方同学的棉衣穿。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毕业。
后来听说发明了一种&人造棉&的化工产品，能代替棉花纺织布，甚至比棉布还要经久耐穿！不久传来一个重大新闻：好消息！人造棉试制成功并已小量面世。因为那时棉布凭票供应，在北京，无论大人小孩、高矮胖瘦，每人每年一律定量供应17尺3寸，只够中等个子缝制一身单衣再缝一双布鞋。而今棉布可以人造了，就意味着人们会有较多的衣服穿，但产量太少。面对6亿多人，国家首先想到他们这些学子，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做一件衬衣的定量。为此，还非常郑重地向每人发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凭证购买。发证后，又专门开了班会，同学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了深深感激之情。
他看着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十分为难：想买没钱，终因实在拿不出3元人民币，而放弃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机会！他将这枚购布证珍藏起来。
只有极少数同学穿上了人造棉衬衣。那衣料确有一种飘逸感，引来了众多羡慕的眼光。
1968年参加工作后，他终于用8尺布票缝制了一件人造棉衬衣，圆了一个人造棉的梦。
80年代有一天，年迈的母亲为他整理房间，从箱子里翻出一包大学时的旧衣物，全是补丁摞补丁，也翻出了那枚从未能使用过的购布证，刹那间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此后，他时常做梦，梦见慈母的老泪，梦到他的大学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衬衣。
抹不掉的记忆
天津一位中学校长回忆说：有了票证，并不能保证买到东西。过了期限，票证作废。有一年，他需要添置一件棉衣，连里带面需布20尺左右，全家的布票一大半都归他使用才够。拿着布票，多次到布店，都因人太多太挤，没有时间挨个儿，只好走了。有一天，他见铺里人少，店员闲着，他便拿出布票，请店员量布。售货员只说了一句话：今年的布票过期。再说什么也没用。布票作废，棉衣没有做成，只能靠破袄再过一冬。
奖励农民的布票
实际上，通常布票仅仅发给有&市民户口&的城镇居民，不发给农村人口。当时许多农民不得不在农贸市场以粮食、鸡蛋等换取城镇居民的布票，赖以解决最低限度的穿衣问题。困难时期在许多农村，经常存在&一家人只有一套破衣服，出门时轮着穿&，甚至有&十八岁大姑娘没有裤子穿&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三年灾荒，全国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奇缺。在年间，国家商业部为了调动农民交售粮食及农副产品的积极性，拨出一部分&布票&作为奖励。当年批判&奖金挂帅&，忌讳颁发奖金，所以用有价证券&布票&代替。有些地区，这种奖励农民的布票，延续到1984年。
棉花票、民用线票、手帕券
棉花票是商业部统一发放的用于购买棉花及棉花制品（如棉被胎）的凭证。1954年9月实行棉布统购统销政策后，为保障城乡居民对棉花的需求，又统一印发棉花票。发放数量依所在区域御寒实际需要而定，每人1斤或半斤。棉花票限在本省、自治区内流通，也有限制在本市、县内流通的。属于布票一类的票证还有民用线票；三年困难时期，上海还印发按季使用的手帕券，1个季度每人凭手帕券可以购买1条手帕。
有些聪敏的妇女就用两条手帕为婴儿做兜肚。
补丁盖补丁
经历过60年代的人们，都是苦水里泡过来的。穿衣服也只求蔽体，四下把身体一围，只要不露出肉就行。孩子们只有过年，才能换上一身缝纫机做的新衣。平时，大家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皮鞋、拖鞋也是穿了十几年、几十年，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普通百姓家里，即使翻箱倒柜，也很难找出一件不打补丁的衣服。不过，在以朴素为荣的年代，大多数人对带补丁的衣服情有独钟，穿上一件新衣反而有点儿害羞。
那年头，&补丁&是一种被放低了期望的时尚，暗补丁、挖补丁、接补丁、织补丁&&在衣服上一簇簇地开出花来。若在家中排行老幺（最小），穿补丁衣服自然是家常便饭。老大穿过的衣服补一补给老二穿，老二穿过的衣服再补一补然后轮到下一个穿。一件衣服，传到老小身上时，已破得不成样子了。
有人曾回忆当时的景况&&
家里穷，我只有在街灯下读书。没有书，只有借别人的书。没有钱，我就无法进电影院。看见很好的衣服，也没钱买，只能穿姐姐留下的补丁衣服。
因为布鞋必须要布票，穿不起，所以那时许多小伙子穿的是草鞋。穿袜子的也不多，即使穿袜子也是那种自家做的粗布袜子。棉裤基本上都打着补丁，除了少数女孩子的花棉袄上的纽扣是全的，没有几个穿着钉全纽扣、不露破花絮的棉袄。男孩子往往棉裤棉袄里面什么也没得穿，空荡荡的，过堂风从脚后跟进去，脖子根出来；顶在头上的一顶顶破棉帽子，总是耷拉着两只耳朵；嘴唇上一冬天都流着清凉的鼻涕，方便实用的两条袖子被擦得锃亮。
知道什么叫做&补丁裤&吗？60年代，有人发现装尿素的袋子既柔软又结实，居然找些针头线脑，攒出条如今看来很&后现代&的裤子，当时称为补丁裤。没想到过了不久，这种又肥又大的&补丁裤&竟然风行全国，而且&一片大好&！这原料自然是不用愁，因为当时中国正从日本大量进口尿素，顺手拈来就成。有好事者还专门编了这样一首歌谣：&肥料袋做裤，省钱又省布，前面印&日本&，后面是&尿素&。&不过，这种裤子只能大冷天穿，到了夏天，布料被汗水一浇，裤子上的字全黑糊糊的粘到屁股上去了。
三年灾害时期，连一些上层人物穿的也是满身补丁的衣服。
假领与脖套
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历史时期，人们在穿着上总能想出一些巧妙的障眼法，以使简陋的服装看上去很讲究。如小小的胸前呈三角形的假（衬衣）领子，就不失为杰作。
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马路天使》里，赵丹扮演的男主角有一个动作令人们捧腹。为解心上人小红之难，他和老王去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咨询求教。律师工作室里，阳光充足，并装有暖气。他身着西装，仪表堂堂。一会儿感觉热了，他下意识地想脱掉西装上衣。当怀已敞开，露出胸前的简易衬衣领时，被同伴发现，立即手指暗示。男主角大窘，马上把上衣扣好。
时光逝去30年，至60年代初，由于人祸天灾，百姓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从节衣缩食的角度考虑，各商场纷纷出售假领子，而且大行其道。假领子的形状是一个正规的衬衫领，前襟仅到三粒扣下，而且呈三角形，往两侧上方延伸至肩，腋窝处有条窄布将前后片相连。后片虽也有后背，但明显短于前襟，只是一条很短的横布。这主要是为了着毛衣或敞式领时，外露部分很像完整的衬衣，不易露出破绽。
假衬衫领子在中国用了好多年，到90年代时才在商店中不见了踪影。作为一种既省布料（因棉布要凭票证购买）又省钱的小件服装，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起码能做到一点，只要当众不脱外衣，那衬衫领就可以很新很清洁，可令着装者保持着完好的形象。
与当年提倡&多快好省&精神相一致的服装，还有脖套。脖套是用毛线织成的。若织条毛围巾，至少要六两毛线，长的则要一斤多。脖套则不然，二两线就能织个精致的脖套，上面还可以凭巧思织成各种颜色、宽窄不等的纹饰。在寒风凛冽的冬日，保护颈部不受寒，又挡风入领口，脖套足矣！
增加&日用工业品购货券&
供不应求的工业品，种类很多，都只能限制定量供应；但如果一一发给票证，任务又过于繁重，太难以管理。20世纪60年代初，山西省太原市试行一种办法，就是按照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日用工业品购货券&，凭购货券可以在几十种商品范围内选购。
1962年，商业部在全国推广了太原市的办法，凭购货券可以在几十种商品范围内选购。这些商品一般是供不应求又不宜平均分配的日用工业品。购货券大约按工资额的5％发放，即20元工资发券一张，每月发一次。
1962年，上海发放购货券2?08亿张，年终回笼1?5亿张，占发券数的72?4％，平均每张购买商品1?07元。
凭日用工业品购货券供应的商品范围，1962年最多时有56种，它包括：绸缎及其制品、呢绒及其制品、毛线及其制品、丝袜及丝内衣、尼龙内衣、毛毯、棉毯、丝绵、夹胶雨衣、手帕、手套、帆布腰带、胶鞋、高档皮鞋、驼毛、羊毛衣裤、羊毛领圈、羊毛袜、人造棉及其制品、皮带、定量外民用线等等。
1963年7月，商业部向全国发出《关于改进商品供应办法的通知》，计划供应和凭票证定量供应的衣着用品为：棉布、针棉织品、布制服装、布鞋、民用线等；凭购货券供应的商品为：呢绒及其制品、绸缎及其制品、毛线及其制品、人造棉及其制品、手帕、线手套、丝绵、高档皮鞋、胶鞋、定量供应以外的轴线等。从1963年第四季度起，购货券减发2/3，即每60元发一张，60元以下按60元计算。1963年，上海凭日用工业品购货券供应的商品年初是53种，到年末减少到14种。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人民所穿的鞋子主要有4种：胶鞋、布鞋、皮鞋、塑料鞋；4种里面有3种鞋的原料（橡胶、皮革、棉布）是天然产品。
60年代困难时期，由于原料不足，市场供应十分紧张，胶鞋是百货中最先实行限量供应的商品之一。1962年上海胶鞋零售总量只有246万双，只相当于1959年零售总量1054万双的1/4还不到。
布鞋采取凭布票供应；其他3种，即胶鞋、皮鞋、塑料鞋都凭日用品购货券供应。1961年开始，胶鞋还作为商业部门收购农副产品的奖售物资之一，发放给农村。
由于牛皮原材料贵重、缺乏，所以当时上海皮鞋业首创用猪皮制造劣质廉价皮鞋，售价7元6角5分一双。当年《新民晚报》刊登过一篇小品文《765》，摘要如下&&
《765》是什么？原来是当年用7元6角5分买来的猪皮皮鞋。&它岂止是便宜，简直就是下贱了。&&今天听气象预报，可能又要下雨，所以我又把它穿了出来。&作者自问，假使今天我愿花10倍的价钱买一双鞋，&它经得起我如此践踏吗？能伴我如此长久吗？&于是，作者发了议论：生活不能一天到晚尽是出风头；交朋友不能尽是交攀附风头的人物；领导选人才不能尽让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钻了空子；&于是想到了自己。我不知道我这人究竟还能发出多大的光彩，起多大的作用。但是正如我脚上这双&765&，还经得起拖，吃得起苦，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那些年代，并不像如今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些年代几乎一切都需要票证，没有票证，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寸步难行，无法生存。
票证年代准确地说，就是计划经济年代。一般人所知道的票证，无非就是粮票、布票、棉花票、油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烟票、酒票、糖票等，那些年代真实票证的琐屑、细致却决非现代人能够想象。
布票是按人头发的，最少的时候，每人每年4尺5寸，刚好够打补丁用，怪不得那些年代人很难有新衣裳穿。就是到裁缝铺缝补衣裳，也是按照补丁大小收布票和钱。布票之外，还有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等。
这些票证之外，还有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无处不需要票证的地步。
票证之外，还有一种&工业券&。&工业券&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票证，凭票证之外的所有商品都需要按&工业券&购买。&工业券&的购买范围很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工业券&采取配给制，按照工资计算，每20块钱的工资配给一张&工业券&。
而这些，只是城市户口人的待遇，对于没有这些简陋计划供应的农村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则更加悲惨。城乡壁垒森严，差别更加扩大，界限分明。
一件红花格子衣服
上海市一位女作家回忆：1969年春，16岁的红卫兵妹妹初中毕业，要到吉林去插队落户了，贴红喜报、领军大衣、凭通知购买混纺毛毯&&家里忙得不亦乐乎。小姑娘远行，母亲舍不得，暗暗垂泪。那天黄昏，舅舅下班后，关照妹妹说：明天舅妈带你去四川路买东西。第二天，妹妹乐不可支地捧着一件漂亮的红花格子衣服回来了，是她自己坚持挑选买来的。布料十分厚实，价格9元8角钱，好珍贵！是寻常衣服的两三倍。全家7口人每天的菜金是5角钱，星期天改善伙食才1元钱，这9元8角钱，对全家意味着奢侈。家人把这件衣服翻来覆去欣赏不已。后来才知道妹妹对他们隐瞒了重要的内情：当初舅妈答应买这件衣服的时候，说原先的计划是花5元钱，超支的部分，特别是布票5尺，必须跟姆妈要的。超支的钱就算了，不过布票是一定要还的：家里小孩子多，布票比钞票还要紧张！妹妹由此伤心了很多年。
北国寒冬说布票
在哈尔滨长大的敬一丹（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在《我管布票的日子》一文中回忆：年间爸爸去了军管会学习班。妈妈去了北安&五七干校&。姐姐去了密山的生产建设兵团。她开始管家。那时她13岁，两个弟弟，大的10岁，小的7岁。后来姥爷来了，她们三个未成年人才有了主心骨。
管家管不了多少钱，却管着不少票。总就盼着居委会的韩姨上门收户口本，一收本就要发票了&&在种种票证中，情有独钟的是布票，每年发一次，一发下来一大张一大张的，花花绿绿的，像邮票一样有小孔，能撕开。有10尺一张的，5尺一张的，还有1寸的。数这些布票时，眼睛、手、心都是在享受。哈尔滨市那时布票每人24尺，小孩要少一些。
哈尔滨冬天很长，光是棉袄、棉裤就得用多少布啊！用布票的地方多着呢，动一寸布票都得掂量掂量。她总是货比三家，看哪家商店有&减票布&&&就是少收布票的那种布。都是些花色不好的或者混纺的布，一洗就掉色、起毛，可毕竟能用有限的布票多买上几尺。
那时她也算是正值妙龄，可经常穿着爸爸穿旧的、肥大的、四个兜的蓝布制服。弟弟从出生总是穿姐姐、哥哥穿小的衣服，衣服上总是这一个窟窿，那一个三角口。她补衣服的本事就是为了弟弟练出来的。妈妈曾用她和姐姐小时的两件旧红格子外套，改做了四件棉坎肩，四个儿女一人一件，最小的那件是用28块布角拼成的。
布票把人们逼出了很多才智：拆劳保手套织衣服，拆鞋带织线衣，姐姐的一个兵团战友不知拆了多少手套才攒足了线，又用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织成了件有无数棉线接头的衣服。&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破&封资修&和&四旧&服装&文化大革命&期间大破&封资修&
和&四旧&服装1966年夏天，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实际上既没有文化，也不是革命，而是无知、野蛮、狂暴的大倒退，在极左口号&造反有理&引导下，红卫兵、造反派开展了一系列造反行动。史无前例的&破四旧&和&抄家&的风暴，在北京引导下席卷全国各地，当时美其名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什么叫做&封资修&和&四旧&
什么是&牛鬼蛇神&呢？当时就是指阶级敌人&帝修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及其走狗、反革命。而阶级敌人&帝修反&的意识形态就是&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这些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坚决彻底横扫的革命对象！〔参看1966年5月&8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当时称为&两报一刊&）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好得很》等社论。〕
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中，非常重要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一段核心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主席提出的，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排斥西方现代文化、清算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他把古代传统的叫&封&，西方现代的叫&资&，其他共产圈国家（苏联东欧）的叫&修&：苏联是&苏修&，蒙古是&蒙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文化领域专政&的斗争和打倒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向广大文化低的工农兵群众解释起来咬文嚼字的毕竟费口舌，所以，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笼统简明的&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凡沾上一点&封资修&的都属于&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必须对它实行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
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
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1964年8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后，最高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广为流传。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从1966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四处扫描、搜寻革命对象。从6月开始，学校停课，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毒打。打老师打腻了，便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更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宣布要&砸烂一切四旧&，&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
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以&红五类&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新华社把这幅照片发向全国、全世界。
那么&红五类&指什么呢？就是按照阶级出身&根红苗壮&的革命干部子弟、革命军人子弟、革命烈士子弟、工人子弟、贫下中农子弟。相对立的&黑五类&则指的是&地富反坏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不久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黑八类&，后来又加上&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都在横扫、打倒与砸烂之列。在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心目中，阶级对立非常清楚。
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从首都北京开始的。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红五类&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冲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造反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全力支持红卫兵造反行动。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横扫、砸烂&奇装异服&
红卫兵小将们凭着一股无知冲动的狂热拥向街头，大破&四旧&，责令商场、店铺不准出售&封、资、修（古典和外国）&的产品。售货员们简直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只有盲目听任红卫兵的摆布，把认为是&封、资、修&的商品一律从柜台上撤下来。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
长期的极左思潮积累，爆发为愚昧而残忍的暴力行为:&抄家&。虽然还没有文件规定什么属于&封、资、修&，但当时只要涉及名牌、洋气、古典（所谓名洋古）的服装，就足以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一概横扫、打倒、砸烂。
首先横遭冲击的是西服、妇女烫发、小裤脚管、尖头皮鞋等；至于化妆品、首饰等，更被贬斥为粪土。所谓&奇装异服&的资产阶级分子，动辄被大会批斗、游街示众、剃阴阳头等，受尽侮辱和毒打，甚至因此丧生。
总的说来，短衣短裤（典型的是劳动布工作服），即所谓的&短打扮&是自古以来属于&无产阶级&的服装形象。相对来说，长衫、旗袍乃至现代的西装、风衣等都是&反动&的。只不过长衫、旗袍源于中国古代，则批判为&封建主义服装&，而西装、风衣批判为&资本主义服装&，布拉吉、鸭舌帽、哥萨克式斜开襟小立领、乌克兰式的条形花领衫，则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服装&，一律撕裂、砸烂或烧毁。&&
全国至少有1000万户被抄家
红卫兵造反派&砸烂旧世界&的革命行动，不仅冲向街头，而且冲进人家、破门入户，翻箱倒柜，搜查、没收、毁坏&四旧&用品财物，叫做&抄家&。这&抄家&本来是历代皇朝和衙门处罚罪人、籍没家产的刑罚，但被红卫兵造反派&古为今用&了。
当时红卫兵造反派&抄&哪些人的&家&呢？
有计划有步骤的&抄家&是预先拟定名单，并且得到公安机关支持甚至配合的，就是抄&黑八类&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家，包括所有工商业主和&高知&（高级知识分子）的家。每十户人家就有一两户被&抄&。
根据不完全的史料记载，当时不到一个月北京市就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据说上海市&抄了十万户资本家的家&。
全国各地城乡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就有7800户被抄家。浙江嵊县，8000户被抄家。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275户被抄家。
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家，抄走金银、饰物及日用品7500件。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315户被抄家。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565户被抄家。
据后来的不完全统计，1966年夏季全国至少有1000万户被红卫兵造反派&抄家&，各地民间的珍贵文物，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人们头顶的&抄家&威胁，使得人们不敢在家里保存&封资修&的衣装服饰。
当时妇女不得不跟男子一样，多穿灰色、蓝色的服装，青年女子常穿草绿色军便服。
突出政治的阶级斗争观念，把人们统一在同一衣着模式之中，没有色彩、没有性别差异、抹杀个性的服饰现象，扭曲了人们的审美心理，使服装文化又一次成为政治风云变幻下的牺牲品。在极左思潮统治下，&老三色&&&蓝、黑、灰，&老三服（装）&&&绿军服、干部服、工作服占领了服装阵地，一统天下。西服革履和旗袍高跟鞋更没有任何人敢穿了。国际报刊上的报道和图片，把当时中国人的形象描绘为&蓝蚂蚁群&，而街头铺天盖地的红旗、红纸大标语则构成了&红海洋&。
革命从头革到脚
1966年国庆节前夕，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日在全军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作的形势报告。)
曾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说了一句&红卫兵剪人家头发，怎么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击伟大领袖的滔天罪行，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揪斗。(《历史在这里沉思》第6卷第18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声援红卫兵，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日《人民日报》。)尖头皮鞋并不多见，于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销声匿迹。一般人本来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革命造反派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引自《人物》1994年第4期第71页。）
前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型&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720事件亲历记》第19页。）
如今看来分明是丧失理智的疯狂暴行，在当时当地却被认为是&革命行动、造反有理&，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因为，谁要是反对这些&革命行动&谁就是&现行反革命&。
发型也要&破四旧&
从女子头发来看，盘头的发辫、发髻属于&封&；新中国成立初期盛行的长辫子属于&小资情调&，必须马上剪为短发。烫发卷发属于&资&或&修&，若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怀鬈&（天生鬈发）那可麻烦了，谁能证明你不是烫过呢？责令拉平！女子都以解放战争中农村妇救会长的形象为样板。短发，最好土里土气，至多只能别个黑发卡，不能别花发卡，比当年的贫农大娘要俭朴得多。女学生可以将头发分到两边用猴皮筋扎。
男人发型最时兴的却是山沟里的放羊娃式：像个&盖儿&，周围一圈白头皮；吹风、抹油当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年从南方传来男子蓄长发的趋势，不幸成为红卫兵剪刀下的革命对象。当街走着走着，忽然被红卫兵吼一声：&大长头发，阿飞！流氓！&那就彻底倒霉了。随着一声喊，狂热的群众蜂拥而上，手持剪刀，将该人摁在街头跪下，胡乱剪起来，东一下西一下，或剃去一半，名为阴阳头。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造反派，强制给&反动分子&剃阴阳头，这是&文革&批斗风盛行时一种侮辱人格的暴力举动：把人的头发剃一半、留一半，这样的发型，就叫&阴阳头&。一般是剃光左边、留下右边头发；因为&黑五类&、&牛鬼蛇神&等坏人都被划归左中右的&右&里面。个别凶悍的行刑者，甚至对眉毛也同样剃一半、留一半。从野蛮时代遗留的民俗里，只有对小偷、妓女、败坏门风的妇女，才采用这样极端的践踏人格尊严的方法代替肉刑对其惩处，留下耻辱的印记。比肉刑加倍惨厉、残忍。
1966年8月以后被剃阴阳头的人，有学术权威、教师、走资派、历次运动屡挨批斗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甚至还株连了他们的配偶（一些是无业的家庭妇女）和子女（多半是学生）；有男人也有女人。但主要针对平素习惯于精心侍弄发髻的女性（乌发如云已经融进了她们的天生丽质、爱美天性而成为她们的内在自我）&&剃成这样的发型，男女性别的外部特征都显不出来了，特别难看。加害者就是要让被害者以这样的姿态&示众&，达到施虐、施暴的目的，摧毁被害者的意志力和自尊心。剃阴阳头和戴高帽、挂牌、罚跪、毒打，成为批斗的重要内容。剃头的人多是临时拿起剪子来的，根本不会剪发，胡剪一气，奇形怪状、深浅不一，更加凌乱丑陋得刺眼。多数被剃者只有&忍痛割爱&，避免刺激加害者寻衅进一步升级，少数人或者把另一半头发也剃掉，或者用帽子、头巾把脑袋遮起来，以此维护自己残破的尊严。虽然有旁观者以为剃阴阳头比起毒打来&不重&，但还是有个别人因此自杀或试图自杀。亲历者体验的羞辱感，甚至时间过去近40年，仍然强大到足以使她们在受调查时矢口否认曾经历过那样的屈辱遭遇。
《周书&异域传》说波斯国的刑法&轻罪则劓、刖若髡，或翦半须，及系排于项上，以为耻辱&。它到底是源于古代西域的波斯还是中土华夏自产，已汗漫不可稽考。
直到21世纪的中国司法理念终于确定，剃人阴阳头，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由何人施行（即使是执法者）、施于何人（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或服刑者），都构成污辱罪。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认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容侵犯。即使是罪犯，可以惩罚其罪行，不能践踏其尊严。
（参考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