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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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朋友们：　　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首都人民今天在这里举行盛会，纪念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接着，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同德、意、日法西斯进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付出无数牺牲，终于彻底打败了侵略者。四十年前战争结束的时候，举世欢腾庆祝胜利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很深的印象。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中国人民胜利的节日，世界人民胜利的节日！人类历史上空前惨重的战祸终于得到制止，人类的文明终于得到拯救，人民的牺牲终于从历史的进步中得到补偿。在经过四十年的沧桑变化之后，我们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隆重纪念这个重要的历史节日，重温这一正义战争胜利的深远意义和丰富经验，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显然都是很有教益的。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在整个中国人民革命进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饱受帝国主义奴役之苦的中国人民，为抗击外国武装侵略，曾进行过多次可歌可泣的民族战争，结果都失败了。抗日战争改变了这种结局，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这样，就一举洗雪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显示了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国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人民迅速取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不仅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全部赶出中国国土，而且使此后任何企图继续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势力都只能得到彻底失败的下场，使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中国反动统治势力只能得到覆灭的命运。经过抗战烈火的洗礼，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进代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战胜利后的局势发展作出了科学的预见和有力的指导。中国人民终于从深重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朝着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胜利前进。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长时间抗击和牵制日本的大部分陆军和大量空军海军，年复一年地消耗着日本的实力，这就打乱了日本的侵略部署，使日本迅速征服中国并与德国会师的计划陷于破产，也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对于远东盟军对日作战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同样，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美英盟军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对日本的反攻和苏联军队在我国东北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大大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对打败共同敌人也作出了贡献。苏联、美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曾经给中国抗战以人力、物力的援助。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以各种方式给中国抗战以国际主义的支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衷心感谢和永志不忘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各国人民结下的战斗友谊，把它看作是鼓舞自己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的巨大力量。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胜利。大家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早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就已开始。但是，从东北开始，接着在上海，稍后又在长城各口和察北绥东发动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和人民群众参加的局部抗战，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其他条件的限制，阻挡不住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面对国土一天天沦丧的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个主张迅速得到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包括许多国民党人士的热烈赞同和支持。事情很明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所有中国人面临亡国危机的时候，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都应当以民族利益为重，把自身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使各自的利益服从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只有这样，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也才有自己的前途。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共同认识，也是时代的要求。经过各方爱国力量的一系列努力，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当局终于认识到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决定结束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于是，在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以后，形成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因此而具有中国民族斗争历史上空前广大的规模和无比深厚的力量，能够经受住长期的异常艰难的历史考验。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曾多次出现过曲折。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开展了有力的斗争。一些有见识的爱国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和高级军政官员，以他们的特殊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国人民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总潮流下，民族大义总是能战胜少数顽固派的偏私，使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得以保持。这是抗日战争坚持下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应当说，这个历史经验对于国共两党，对于当年积极参与其事的所有党派和个人，都是值得长久记取的。　　在近代中国，挽救民族的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神圣任务，也是中国走向民主和富强，实现现代化的首要前提。任何真心谋求祖国的繁荣和进步的党派，都必然要为实现这一神圣任务竭尽自己的努力；而谁在这个问题上努力最多，贡献最大，谁就最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回顾抗日战争历史的时候，这个经验教训也是很明显的。　　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于它的主流是持久的人民战争，即不仅有正规军队，而且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长时期的全面抗战。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战争和持久战的方针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坚持了异常艰苦的斗争。在抗日根据地，这支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正确的战略战术、严格的组织纪律、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的人民军队，通过艰难的战斗，逐步发展壮大。（⑴⑵）在它的带动下，根据地各行各业的人民普遍地发动和组织起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支援军队，以至直接协助前方作战；同时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工作，不断增强后方的实力。这就形成前方和后方、军队和人民相互依靠，共同战斗的人民战争的洪流，粉碎了敌人多次残酷的“扫荡”，取得辉煌的胜利。解放区战场抗击和消耗了日军伪军的大量兵力，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支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正面战场，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军队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的官兵，爱国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也为保卫祖国、抵抗敌人克尽了自己的努力，作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卢沟桥战斗和淞沪、忻口、台儿庄等战役中英勇作战，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打破了敌人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神话。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冲破重重阻力，多次掀起坚持抗日和争取民主的运动。人们不顾战争带来的艰难困苦，奋力支援前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也都同仇敌忾，踊跃支援抗战，或者就地参加抗日斗争。在沦陷区，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打击敌人，惩治汉奸，使侵略者“以华制华”的阴谋难以得逞。中国人民正是经过这样雄伟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的锻炼，不断积累和加强自己的力量，最终赢得了胜利，赢得了光明和进步。　　在这个隆重的纪念大会上，让我们向在抗日战争中一切为保卫祖国英勇战斗、流血牺牲的烈士，一切爱国的武装部队的官兵和政府官员，一切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纪念！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各个国家的烈士和优秀儿女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纪念！他们的战斗精神和英雄事迹永远活在世世代代人民的心中！现在我提议全场走访，为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烈士默哀一分钟。　　同志们，朋友们！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胜利，是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德、意、日法西斯把战火烧遍世界广大地区，肆意摧残人类的文明。许多城市乡村被毁坏，人民的财产被掠夺，人民的自由被蹂躏，数以千万计的生命遭受牺牲，数以亿计的家庭遭受颠沛流离、亲人伤亡的痛苦。面对极端残暴、野蛮的法西斯侵略，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许多国家，不同肤色、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亿万人民，广泛地联合起来，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这个强大的统一战线的重重包围和坚决反击下，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法西斯侵略者，最终归于失败。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战争使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使它们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战争也使一些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受到严重削弱。苏联在战争中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并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反侵略战争中以极其英勇坚强的爱国主义行动赢得人民的爱戴，增强了共产党的威信和力量。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诞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而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获得独立。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形成，使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进步知识界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世界人民维护和平、要求裁军、反对战争的群众运动日益发展壮大。这一切，同战后迅猛发展的新技术革命一道，大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平、民主、民族解放、社会主义的社会进步潮流和科学技术进步潮流，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　　由于战后世界局势出现了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四十年来，虽然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从未止息，地区性的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是，全世界人民最为担心的新的世界战争一直没有发生。展望前景，我们认为，只要世界人民共同努力，使制约战争的因素不断增长，新的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世界和平是能够继续维护下去的。　　当然，我们必须正视今天依然存在和发展着的战争危险。超级大国进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以维持均势作借口，为自己谋求军事优势，正把战略武器的竞赛从陆地、海洋、大气层扩展到外层空间。它们在欧洲竞相部署中程导弹核武器，使那里的对峙状态进一步激化。它们在第三世界不惜动用武力或支持地区霸权主义者进行扩张，使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这样的局面如果不加以扭转，战争危险将会日趋严重，人类的安全将会受到更大的威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骸骨犹存，奥斯威辛死亡营的遗迹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创巨痛深。战争不仅使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而且给侵略国家的人民带来很大的不幸。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世界各国人民必须联合起来，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在侵略者还没有准备好发动战争的时候就防止战争，在侵略者已经发动局部战争的情况下，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制止战争。绝对不能对侵略者姑息纵容，来换取一时的苟安；绝对不能靠牺牲别的国家的安全，来摆脱自身的危险。今天重温世界人民遭受侵略战争灾祸的历史，包括侵略国家的人民遭受法西斯统治和战争灾祸的历史，就是要共同吸取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发生。　　中国人民正在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的未来。我们最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对外关系中，一贯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同周围所有邻国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国支持任何方面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支持一切有利于裁军、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我们欢迎美苏两国首脑举行会晤，希望两国通过谈判在停止军备竞赛、大幅度裁减核军备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果，达成切实可行而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协议。不久前，中国政府决定裁减中国人民解放军员额一百万，这又一次表明了中国对裁军的诚意和决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一个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强大的中国，将会对保障世界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中日两国已经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关系，这是两国政府、两国人民和许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两国关系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晶。由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两国敌对的历史已经结束。这种历史决不许重演。日本有少数人还在进行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这是违背中日两国人民意愿的，是不利于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的。我们相信，中日两个伟大民族的政府和人民将会按照两国领导人商定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四项原则，不断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使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这个庄严时刻，我们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为保卫和平、防止新的战争而共同奋斗。我们也呼吁世界各国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们以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的态度，选择尊重别国独立和主权的和平道路，摒弃征服和压制别国的战争道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继续努力，为防止战争、维护和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今天正处在振兴中华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这个时期的三大任务就是，在国际上维护世界和平，在国内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国人民都要同心同德为实现这三大任务而努力。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台湾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回归祖国。但是，三十多年来，台湾被人为地同祖国大陆分离开来。这是中国长期内忧外患历史的产物，是外国势力干预的结果，是违背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意愿的。多少年来，我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消除台湾同祖国大陆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和完成。我们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悠久历史文明的培育，经过近一百多年来反抗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斗争的锻炼，形成了强大的爱国主义的凝聚力。对祖国和家乡命运的深切关怀，总是把中国各族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任何力量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现在，我们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已经圆满解决了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同香港问题性质不同，不是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而是和平统一的问题，但是也可以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来解决。这可以说是最大的“求同存异”。“求同”，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求“一个国家”之同。“存异”，就是存海峡两岸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之异。实现和平统一，就是保证谁也不对谁实行强制。大陆不要求改变台湾现存的社会制度。大陆人民实行的社会制度，自然也不是台湾当局所能改变的。　　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在大陆、台湾分别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共同进行和平建设，使海峡两岸长期分离的骨肉重新团聚，促进台湾和大陆在资源利用、贸易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合作，这对于振兴中华是极为有利的。一个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的中国，一个由于实现统一而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将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尊重，产生更大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两党合作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今天，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千秋大业，为了中华民族的新的振兴，国共两党为什么不可以再次携起手来，实行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希望台湾的广大人民，工商、科技、教育、文艺、新闻等各界人士，共同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贡献力量。我们也希望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出力。一切对最后完成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人，都将受到全民族的拥护和子孙后代的赞颂。　　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坚实基础，是振兴中华的根本途径。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正在全面深入地进行。全国人民对完成各方面的改革，对实现本世纪内的宏伟建设目标，充满了信心。为了保证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前进，我们在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在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热爱祖国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对民族存亡命运的历史责任感，对民族敌人奋战到底的坚强意志，为保卫祖国而不惜牺牲一切的英雄气概，是我们能在抗日战争中用劣势武器装备打败凶恶敌人的伟大精神力量。这是我们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此相联系，我们爱国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面向世界，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谋求国家的革新和进步。这两个方面都是为了从根本上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基本特色。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与当时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道路上进行革新、取得进步分不开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加需要丰富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用当年打败侵略者的英勇战斗精神，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用面向世界、锐意革新的精神，努力学习世界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成果，汲取各个国家的长处，以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祖国争光辉，为民族争荣誉。　　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是英勇善战、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模范军队；抗日根据地是政治上民主进步，广大干部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地区。当时许多采取公正态度的中外人士，在考察了我军的作战情况和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之后，从这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引以自豪的、永远不会磨灭的光辉的一页。我们老一代人要坚持和传播这种革命传统，年轻一代人要了解、继承和发扬这种革命传统，把我们的党风搞好，把我们的社会风气搞好，使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的伟大祖国不断兴旺发达，使先辈们艰辛缔造的革命事业如长江黄河，永远奔腾向前！　　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人民日报》（&第1版）
献花点烛上香敬酒鞠躬
缅怀先烈网友:李克勤（jixuie）
向彭真同志致敬！网友:侯马
伟大的老一代革命家家乡后辈非常敬重您网友:网友
深切缅怀永远怀念网友:卫进民
我们永远怀念您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相反，恰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大飞跃。
这种发展，究竟有多大，又是怎么做到的？
抗战八年教育大发展
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抗战爆发后，最主流的舆论意见是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
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蒋介石等人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张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在蒋氏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初等教育：以乡镇地方财政50%为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结束时后方入学率维持在50%以上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8万，抗战结束时增至126万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力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并保证教育质量。
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不断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1936年在校中学生为48万余人，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不降反增至120余万。具体增长数据如下图：
▲学年度全国中学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高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增至8万余人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解决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而得以继续维持。因为当局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具体数据如下表：
▲学年度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高校研究所：从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
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 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1939年，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
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其发放范围也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入复旦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达5-7万人，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40年后物价飞涨，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其他公务员好很多
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了粮食部。如此修订的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报》社论明言：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陈立夫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山西儿童受义务教育比例长期达70%
在农村实施“撤点并校”是错误的
一场错误的高等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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