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版的《原野》--湖北频道--人民网
潜江版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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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是曹禺唯一的一部“涉农”剧作。
曹禺坦言：“那时，听到乡下恶霸地主杀人的事情很多，这对我有些影响，我没有真正到过农村，偶然去看看，没有什么生活……”（《曹禺全集》第5卷，第100页）
可见，《原野》的故事，有很多是作者“听”来的。
有一位潜江人是《原野》故事的讲述者之一。
他叫刘其珂，是曹禺的姑表兄。当年，曹禺的父亲万德尊由于不满意旧私塾和洋学堂，专门从潜江老家请来中过秀才的刘其珂到天津对曹禺进行启蒙教育。“从刘其珂那里，曹禺陆续读了正统的经书子传，似乎也听到了戏曲传奇、话本小说，乃至太平天国‘闹长矛’的历史故事……”（张耀杰《戏剧大师曹禺》，第14页）
曹禺对启蒙老师刘其珂有一段传神的描写：
“春假中，我在路上遇见昔日我读‘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的老师，八九年没见面，先生居然留起松松白鬓，招呼之后，只好毕恭毕敬地陪他到茶楼闪座。寒暄、问候、话别，以后我们才谈家乡的变迁……。”（《偶像孔子闲说》，1927年5月《中南周刊》第25期）
事实证明，刘其珂给予了曹禺终身受用的财富。有趣的是，曹禺故乡的艺术家们和老百姓对《原野》仿佛是情有独钟，早在1989年就将《原野》搬上了花鼓戏舞台，至今仍久演不衰。《原野》（花鼓戏改编剧目为《原野情仇》）的演出，为潜江这个小地方培养了两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和一名文华奖表演获得者。
饰演仇虎的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胡新中说，《原野》仇虎一角属戏曲花脸行当，虽与他主工小生存在“隔行问题”，但许多与潜江话接近的台词，赋予了他很大的创造空间。比如：
焦 母 你怕什么？
仇 虎 （威吓）我怕你――不敢。
焦 母 不敢？
仇 虎 “光着脚不怕穿鞋的汉。”你忘了我身后跑着多少
冤屈的鬼。……干妈，“狗急还会跳墙”，人急，就
――。我想不用说你心里也不会不明白。
焦花氏 那么走吧，我们走吧。
仇 虎 （眼闪着恶狠，对前面）不，办完事着！
这段对白，用潜江方言道出，尤其显得妥帖、富有生活气息。特别是那个句尾落脚的“着”字铿锵有力，仇虎的“恶恨”仿佛就重重地砸在了这一“着”字上。
文华表演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孙世安，在焦母一角的再创造中更是得心应手，将“千斤说白四两唱”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
焦 母 （回头，从牙缝里喷出来的话）活妖精，你男人叫你
在家里还迷不够，还要你跑到外面来迷。
我没有眼比有眼的还尖。……哼。迷死男人的狐狸
精！……扯你娘的臊……她起誓，不是放屁！
孙世安说，在处理这段台词时，只需将“迷”念成“梅”字音，潜江话中那浓浓的“土味”便越发“正宗”了。
对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李春华饰演的焦花氏（金子）一角，有评论家认为是一个“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金子”。她的“野”，源自剧作的魅力，源自对台词处理的匠心独运。
有一段被观众津津乐道的“夫妻干仗”戏，演员只是将原版的焦花氏台词稍做了处理，就有了很浓的“潜江味”：
焦花氏 （忽然真挚地）难道我不是人么？掐了我，我会喊
痛；抠了我，我会说痒；骂了我，我会生气；难道待
我好的人，我就对他没有一点人心？在他（指大
星）面前。我跟你说，不知为什么（改说成“不晓
得为么事”）我真是打心窝里见着他厌气……
焦花氏 （回头向中门）哼，我跟瞎婆子是一尺的蝎子碰上
十寸的蜈蚣，今天谁也不含糊准……昨儿格（改
说成“朗搞”），我梦着大星回家……是哪个瞎眉
糊眼了……
焦花氏 （两眼望望。恨恶地）哼，（冷笑）你们逼我吧，逼
我吧！（忽然高声）我做了，我偷了人！养了汉！
我不愿在你们焦家吃这碗厌气饭，我要找死，你
们把我怎么样吧？
这些整句与散句相间的台词，洋溢着诗样的“野”味。这个金子不再是曹禺邻居家那个叫金子的美丽女孩，也不再是原型之一的曹禺的前妻郑秀，而是一个对自由和爱情充满向往的金子。金子成了一个符合观众审美风尚的艺术形象。
读曹禺《原野》，常常会有一些看似的“巧合”。
仇虎与金子“暗合”的那一幕戏：
［渐渐由右屋传出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低低唱着：“正月
里探妹正月正，我与那小妹妹去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哟，妹子，我试试你的心哪，咦哈呀呼嘿！”中间夹着粗野低沉的笑声。
仇虎唱的“正月里探妹正月正”的此类俚歌俚曲在江汉平原比比皆是。在《潜江民歌》中就有一首《探妹》：“正月里探妹是元宵，我看我的小妹妹生得俏……”
在《原野》里，焦母、花金子哄孩子睡觉的“催眠歌”，仿佛就是“潜江式”的：
焦花氏 嗯――嗯， 听话呀，嗯――嗯，小宝贝睡觉觉呀，
嗯――嗯――嗯！
再听听焦母的哭嚎，分明就是流行于潜江民间的《招魂调》：
焦 母 （声音嘶哑，震颤出一种失望的鬼音）回来，黑子，
我的心肝，你回来！回来！我的肉，你快回来！
花鼓戏《原野》的改编。经历了“删繁就简”与“化简为繁”。曹禺曾热情鼓励：“改好了。”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的贺敬之说：“这个《原野》是我看到的许多改编本中最能接受的一个。”
此剧两度进京演出，并唱进中南海，被首都观众誉为“农村版的《原野》”。
其实，它何尝不是潜江版的《原野》呢？
（待续：《北京人》里的潜江人）
(责编：周雯、王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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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人物形象及表现手法的艺术价值
学术界在谈到曹禺在《原野》中所用的表现手法时，争论更加激烈了，有的认为，曹禺“在艺术上追求创新，但结果却落进了表现主义文艺思潮的圈子，这确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关于怎样评价《原野》艺术成就问题，关键是用什么做为尺度来衡量的问题，“性格塑造，是衡量一部叙事型文学作品水平的重要尺度”。《原野》中的人物性格塑造是否成功呢？凡读过《原野》的人都会被剧作中的人物所吸引、所震撼的。先看仇虎这个形象，对这个人物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到“典型人物等于阶级”的理论公式的影响，于是有人认为：既然仇虎是一个与地主有着深仇大恨的苦难农民，按照“阶级分析”，就应该有勤劳、勇敢、革命性强等，这是农民阶级所有的属性，怎么能在报仇后犹豫动摇？事后又产生悔恨、恐惧等心理状态呢？这些疑问，恰恰是人物性格不寻常的地方。仇虎是具有民国初年农民的典型性质的，他一生受尽迫害，他的强烈的复仇情绪，表明他并不是远离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现实的超阶级的人。但仇虎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他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的这种阶级特点，是通过独特的际遇，不平凡的活动，不寻常的恋爱纠葛，复仇时面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等，具有个性化的人物命运体现出来的。
　　仇虎是民国初年的农民，曹禺先生确切地说过：“当时农民只有两条出路，一条出路就是被迫得家破人亡，活着的人只有变成傻子，才可以在农村苟且地活下来；另一条出路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去当所谓的‘土匪’”。
“土匪”其实就是反叛的农民。仇虎就是被当成“土匪”的人，他和他的对立阶级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仇虎的父亲因被焦阎王霸占了田地，同焦阎王打官司，衙门向着有钱有势的焦阎王，结果仇虎的父亲被焦阎王活埋了，……仇虎被焦阎王诬陷为“土匪”打入牢狱。八年后，他越狱逃回农村报仇。这种阶级的对立关系规定了仇虎的复仇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可是仇虎与焦家除了阶级对立关系外，还有很多纠缠不清的社会关系。焦阎王曾是仇虎的干爹，焦阎王虽然死了，但干娘焦母还活着，她是一个瞎眼的但比明眼人还厉害的老太婆。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是仇虎儿时的伙伴，曾亲如兄弟，大星媳妇金子原是仇虎的未婚妻。当仇虎为复仇潜入焦家时，嗅觉特别敏感的焦母早就对焦家防范森严了，她通过各种手段刺探金子的内心反应及行动。她像阴云不散的幽灵一样，阻碍着仇虎的复仇行动。因此当仇虎与金子在房里叙旧情厮混时，焦母恶狠狠地用拐杖朝仇虎劈去，不幸的是她劈死的不是仇虎，而是大星和前妻的儿子小黑子。这场戏是激烈的，惊心动魄的，仇虎想要焦家断子绝孙，却苦于如何下手，焦母要仇虎的命，他却送上门来。焦母在错手之间杀死的正是自己的孙子，这样仇虎就巧妙地借焦母之手达到了目的。焦母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呢？（她儿子大星被仇虎杀了，她还不知道），再加上儿媳妇又被仇虎夺回去了，这狗急跳墙的老太婆疯一般地喊叫：“还我的小黑子”，这惨烈阴森的声音在回荡，仇虎的心也被恐惧包围了。这时，在森林里走投无路的仇虎好象有点“良心发现了”，但内心深处，杀父夺妻之恨鞭挞着仇虎。因此，仇虎在幻觉中又重新目睹了自己的家世冤仇，好像在对人间诉说，焦家的结局是自食其果，罪有应得的。这样就让仇虎在经历内心矛盾与恐惧之后摆脱了动摇和懦弱，而下决心一拼到底了。剧作正是通过仇虎特殊的遭遇及复仇前后矛盾的、复杂的甚至奇怪的心理，刻画出人物身上个性化的突出特征，在较高的艺术层面上表现了当时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恰好证明了仇虎还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谈不上有什么正确的思想武器，而只不过是一个具有自发反抗精神的典型的农民。但他又不是一般意义的农民，特殊的经历又使他具有一般农民所没有的冒险精神，甚至还有一些豪侠气慨，这种人往往就极容易成为反抗剥削阶级的代表，这一点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还有金子与焦母这两个形象，不仅性格独特、鲜明，而且有较深的社会文化意蕴。金子是当时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她“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由于命运的安排竟成了地主家的少奶奶。她性格倔强机灵，大胆泼辣。她深爱着仇虎，但她不幸落入虎口时又能像高超的水手一样驾着人生之舟在暗礁险滩中穿行。当仇虎回来复仇时，她不顾名节，蔑视封建伦理，与仇虎相爱。她与乖戾古怪的婆婆周旋，她不爱大星，但又不得不做大星的妻子。她讨厌大星，因为大星对母亲的孝顺近似于害怕他母亲，而且毫无主见，他就像她母亲的傀儡。焦母是金子的婆婆，由于生理的缺陷（瞎眼）与传统的婆婆对媳妇的偏见，她非常暴戾、古怪。她痛恨金子，从中离间金子与大星，她断定金子就是“狐狸精”，是偷汉子的“妖精”，对金子严加防范。她使出封建宗法社会赋予婆婆的权利和威严，不仅对金子的言行举止进行挑剔，而且还派常五盯金子的梢。金子走路重了她不满，金子走路轻了她说吓着她，她骂金子“走路象鬼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
。她装神弄鬼，编派金子的不是。她知道金子的心不在大星身上，所以她恨金子，她做了个“小布人”当成金子，在“小布人”身上扎针，妄图用迷信的办法把金子“咒死”。这是一个可恶又可怜的瞎老太婆。而金子呢，她知道婆婆恨她，百般为难她，所以她也知道大星是不可能不要他妈妈的，因为大星就像他妈妈还没“断奶”的孩子，但她也要大星回答，大星按她的要求说只要她，不要妈妈时，金子就像得到了一种虚幻的满足。金子也用一种敌对的态度对待她婆婆，也在内心里偷偷骂她。这种紧张的复杂的婆媳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但在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把婆媳关系写得那么紧张而生动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只有曹禺和巴金了，巴金的《寒夜》也表现了这种复杂的婆媳关系。这是我们民族特有的人伦关系的景观，这景观在不同寻常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得更为惊心动魄，引人注目又令人深思。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婆媳关系本来就不平等，如果再加上出身或经历的悬殊和被扭曲的心态，其紧张程度决不亚于阶级的尖锐对立的。她们之间的冲突既是观念的冲突，也是性格的冲突，一个是不安分、大胆追求、与命运抗争的倔强的媳妇，一个是保守、挑剔、古怪暴戾的婆婆，她们各自的性格表现得那样鲜明。特别是金子形象，是那样生动和扣人心弦，这样的鲜明形象也只有在曹禺的笔下才会出现，内心世界这样丰富，这样的让人着迷的形象，也只有繁漪才能与她媲美。另外剧中的其他人物刻画也很成功，怯弱的大星，狡诈的常五，愚笨的傻子，虽然只是配角，但是性格也非常鲜明。
　　《原野》问世至今，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受到“左”的关于文艺典型的理论影响，即由于仇虎既不是先进农民的代表，焦母甚至是个地主婆，花金子又是那样不安分的女子，他们都够不上既定“标准”的好人，因此曾被打入“冷宫”许多年，《原野》这部杰出的性格戏剧也就否定多于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原野》在舞台、银幕和荧屏的重现，对它的研究问题也有了更丰富更趋公允的结论。但对剧作中第三幕使用的“表现主义”手法问题还是给人模棱两可的感觉，好象“前进中的曲折”已给《原野》的艺术探索下了一个模糊的结论。从有关曹生平的史料中知道，他在创作《原野》那一年，曾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讲授《剧作》和《现代戏剧批评》。理论准备的充分和成熟以及中国20世纪30年代农村题材创作风盛一时影响，共同催化了《原野》这部颇具特色的戏剧的诞生。从演出后公众的反响来看，就充分表现了作者创作手法的成功，也表现了作者已经纯熟地掌握了戏剧艺术的规律和技巧。作者在谈该剧创作时也详细谈了第三幕的情况，并对此幕中所出现的“幻景”作了解释，并对自己所用的手法始终是肯定的。他说：“写第三幕比较麻烦，其中有两个手法，一个是鼓声，一个是有两景用放枪收尾。我采取奥尼尔氏在《琼斯皇帝》所用的，原来我不觉得，写完了，读两遍，我忽然发现无意中受了他的影响……（略）至于那些人形，我再三申诉，并不是鬼，为着表明这是仇虎的幻想，我利用了第二个人。花氏在他身旁。除了她在森林里的恐惧，她是一点也未觉出那些幻景的存在的”
。可见《原野》受奥尼尔的影响是真实的，但这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照搬，而是根据剧情的需要和表现人物性格的需要来运用表现主义手法的，其中的暗示和象征意味也非常清楚，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过于浓厚又神秘的色彩遮没了它的社会意义”。前文前引用过曹禺先生说过的话：“我采用了以主人公的幻觉展示形象的手法，来描绘仇虎和他全家人的苦难,最后一幕是写现实，也是象征的。
它象征着仇虎没有出路的结局。我认为这种表现手法能够让主题的意义更加丰厚，更加深远，它让人们感到这种阴深、诡异的氛围给人的是压抑、愤懑，这感觉是源于人们对仇虎的同情和仇虎所采取的复仇手段的否定”
。作者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表现主义的“心理暴露”的方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仇虎这个自发反抗的农民，由于本性的善良所经受的无法自制的良心谴责和折磨的复杂心理活动。他把人物内心世界的流动变化作直接真切的袒露，专注于写人的精神、心理、意识和感情，把人的灵魂引上舞台，在舞台上突破时空的限制，造成时空交错，现实与幻想交融，用非现实的技巧表现现实的内容，作者把传统的戏剧讲求戏剧性与现代派剧表现人物内心活动两方面结合运用，这是我国现代戏剧创作史上对戏剧艺术的表现技巧探索过程中一个成功的尝试。
　　中国现代话剧是在清末接受了西欧话剧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创作由开始直接摹仿到后来发展为吸收外来剧的艺术营养，丰满自己的骨肉，显示出脱胎换骨的质变”
。曹禺的剧作正是这种质变的标志。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话剧《终身大事》便是典型的摹仿易卜生的作品。在话剧发展过程中，最早取得丰富的成就的剧作家田汉，他早期的浪漫伤感情调的作品，也明显地受易卜生个性解放的影响。早在1922年，科班出身（留美学习戏剧）的洪深创作了剧本《赵阎王》，就是借鉴奥尼尔《琼斯皇》表现艺术的一个尝试，直接采用“独白”来描写兵士的心理状态，还借用了奥尼尔的《琼斯皇》中的背景与事实。例如，在森林中转圈，神经错乱而见幻景，众人击鼓追赶等等。但并没有曹禺后来借鉴这种手法那样出神入化。
　　早期的话剧是配合反封建这个主题的，而且大部分是独幕剧，创作水平不高。早期剧作的主要题材是妇女解放问题、家庭婚姻问题、军阀混战等。曹禺的话剧创作是处在戏剧的发展阶段，他剧作的题材和主题都继承了早期剧的传统，但在主题上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和丰富。他的第一个剧本《雷雨》，使人们像惊喜春雷般惊羡他的艺术才华。剧本通过周鲁两家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写出了带有浓厚封建性家庭的罪恶以及处在被损害被侮辱的下层人物的不幸。剧作的人物个性鲜明，心理刻划也相当成功，矛盾冲突尖锐错杂，扣人心弦。这部剧还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重要标志。接着他继续创作，连续有《日出》（1935年）、《原野》（1936年）、《蜕变》（1940年）、《北京人》（1940年）问世。《日出》是作者尝试用“横断面的描写”的一个成功，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写在《原野》后的《蜕变》和更后的《北京人》也甚得好评，因为这两个剧本都以当时的“抗战”为背景，《蜕变》中宣扬的“抗战必胜”深得人心[9]。《北京人》是被公认的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的喜剧，因为它有反映封建社会行将没落的主题和鲜明的向往光明向往共产党的倾向性。
　　唯独《原野》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其中有很多社会因素。它反映的内容是民国初年的农村社会的情况，而且是一个有关家族复仇的故事，表面上，与当时“一切为了抗战”的主流文化不符。在《原野》创作的1936年，戏剧界提出了“国防戏剧”的口号，而且有大量的剧本表现民族要求抗日解放的热烈情绪，以抗日和反汉奸为主题。例如，于伶的《夜光杯》、《浮尸》、《汉奸的子孙》、辛泯的《我的故乡》、《死亡线上》、易扬《打回老家去》、以“国防”为主题的影响最大的是夏衍的历史剧《赛金花》和现实剧《上海屋檐下》。一部戏剧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搬上舞台后的反响大小来实现，《原野》当时演出的机会很少，这是因为《原野》出版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短小的街头短剧由于演出形式灵活，易于宣传抗日而风行一时，多幕剧创作也绝对服从“抗日”的主潮，其反映的内容绝大多数是抗日军民的斗争生活，仅从内容看，《原野》早已是“过时”的作品了，加上受表现手法的公式化和程式化的影响，《原野》中富有象征意义的表现手法被认作为脱离现实、宣扬神秘主义的失败之举了。基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原因，没有什么好说的。但现在回头挖掘戏剧艺术宝库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发现，除了那些为当时可歌可泣的抗日壮举唱赞歌的好作品外，还有一些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艺术借鉴价值的作品，《原野》就是其中一部。从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的角度看，曹禺《原野》与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一样，标志着中国话剧已经跨越了单纯故事情节戏的状态，而向着人物性格戏的方向发展，而且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也由过去的单一浅薄向复杂丰富发展，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进入了成熟和繁荣时期。同时也使中国现代话剧能够与现代小说等其他艺术门类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这座辉煌巍峨的大厦。
　　文学史上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时间越久，推敲越细，其见越真。事实上，《原野》今天已远远地超出了与它同时代同题材的许多作品，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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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原野（1981年凌子执导电影）_百度百科
关闭特色百科用户权威合作手机百科?????????1981年凌子执导电影????????全部展开收起 收藏 查看&原野（1981年凌子执导电影）
《原野》——由开国元勋之女执导的电影，改编自根据同名。1981年即拍摄完成，但历经7年才在国内公映并荣获1988年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女主角则凭借“花金子”一角获得第11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法国电视台最佳女演员奖、北京电影制片厂颁发的“青年进步奖”，以及中国电影表演学会第2届“学会奖”。外文名The Savage Land出品公司南海影业公司制片地区中国拍摄日期1981年导&&&&演（叶向真）编&&&&剧&/&&/&主&&&&演，片&&&&长102分钟上映时间1988年对白语言汉语普通话色&&&&彩彩色主要奖项1988年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在线播放平台56视频
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
荒凉的原野上，从一列囚车上跳下了回乡复仇的仇虎。仇虎没有想到他的仇人焦 阎王已经死了，未婚妻花金子现已是仇人的儿媳妇。仇虎爱恨交加，便对花金子进行试探。仇虎想以占有金子来对焦家进行报复，这使金子的心灵受到了极大伤害。金子在瞎婆婆焦母的淫威下，在焦家没有任何地位和自由。焦母为和金子争夺儿子焦大星，不断咒她快些死掉。
仇虎了解后，更加同情金子的遭遇。不久，焦母发觉金子有了外遇，并终于有一天在金子屋里遇上了仇虎。焦大星逼问金子，金子理直气壮地承认。正当焦大星用鞭子抽打金子时，仇虎突然出现，为金子解围。焦母终于明白仇虎就是金子的相好，是焦家的仇人。
与仇虎相处数日的金子也觉察到仇虎的来意不善，她极力相劝仇虎离开焦家。不明真相的焦大星把仇虎当成兄弟。焦母为保护儿孙不受伤害，报告了民团来抓仇虎。
仇虎终于杀了焦大星，闻讯赶来的焦母错将睡在炕上的孙子打死。跑出森林的仇虎和金子，被追捕他们的侦缉队赶上，仇虎不愿再次落入他们的手中，推开金子，自杀而死。
原野上只有金子的呼喊在回荡。影片《原野》导演凌子（叶向真）原著问世存争议，曾被批判
《原野》是剧作家曹禺1937年创作的作品，与《雷雨》《日出》并称曹禺早期创作的“三部曲”。
《原野》自问世以来一直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解放后还遭到过批判，这部作品的演出也受到一定影响。
凌子，原名叶向真，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转投中央戏剧学院。“文革”期间转行学医，在北京301医院担任7年外科医生。“四人帮”倒台后重返文艺界。
1978年，重新“归队”的凌子调任中国新闻社电影部。当时，凌子和北影以及中戏的一些朋友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艺术。在这个松散的小沙龙里，艺术成了他们表达自我思考的一种途径。一次，凌子向朋友们提出了改编《原野》的想法。
凌子找到当时的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南海影业公司董事长吴江，提出拍摄故事片《原野》。剧组成立后，首先通过北影厂和长影厂借演员。“选来选去，女主角觉得刘晓庆最合适。”当时，刘晓庆正在拍摄《神秘的大佛》，接到通知后非常干脆：“这个角色非我莫属。”男主角的借调虽然有些波折，最后仍然选定了硬汉形象的杨在葆。
《原野》既是名著却又遭到过批判，凌子说，在拍摄过程中他们十分谨慎。“当时拍刘晓庆和杨在葆的一段幽会的戏。导演组在现场开会，讨论怎么表现两个人亲热过。有人说刘晓庆的两个扣子都解开，有人说不行。最后定的是只解开第一个扣子，再把领子拉大一点。”《原野》副导演黄嘉明对记者说。影片最终花费23万元人民币。“当时不让我对外说是20多万，对外要说是大制作。”凌子大笑道。
为在国内公映惊动廖承志
正片完成之后，吴江请中新社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前来看片。廖承志当场指示，这个片子要拿到国外去参加电影节。
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当时，马克·穆勒来到中国，在看完13个电影厂呈送的全部影片，都没选中，最后决定将中新社立项拍摄的《原野》送去参赛。
凌子回忆说，就在签证全部办理完毕准备前往威尼斯的时候，演职人员突然接到电影局通知：禁止前往威尼斯，理由是这部片子不能代表中国。因为凌子的工作单位是中新社，电影局无权干涉，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198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原野》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
回国之后，按照正常流程，《原野》开始进入审查和公演事宜。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此片只能外销，禁止内销。“就是不让演。电影局说中新社是对外的，所以国内不能演。”凌子说。
据凌子回忆，当时有关部门请工会、共青团、妇联开了个座谈会，结论是男女主人公乱搞男女关系，教唆犯罪，宣扬有妇之夫通奸和宣扬暴力复仇。凌子记得，为了争取能在国内上映，廖承志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两人在电话里都吵起来了”，但结果仍是，只能外销，不能内销。
一时间，关于《原野》的传闻四起。有说影片中有刘晓庆的裸戏，而且电影分为国内国外两个版本。影片主演刘晓庆在其回忆录《路程》中写道，“传我拍了床上的裸体镜头，后来据说竟然出现在国内的《大参考》上。”
时过境迁，内参片转公开
虽然国内禁止公映，但从1981年开始，《原野》已经从另外的渠道伴随着传言在大众中开始传播。“《原野》那会儿成了国产内参片。很多机关开会，休息的时候都放这个电影的录像带。”《原野》的监制马游对记者说。
凌子感到，此后《原野》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1982年，凌子为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根据作家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电影节的关注，对方发函电影局请求寄发拷贝。但电影局未给回应，随后寄出另外一部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参展。与《原野》相反，凌子的第二部作品得到的待遇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这个电影的本子，电影局审了8遍。”凌子说，最后在金鸡奖和百花奖开奖前一周允许上映，“时间这么短，显然不能参加评奖了。”
这两部电影之后，凌子用《三宝闹深圳》这个闹剧挥别影坛，此后不久前往香港居住。
但事情并非就此完结。日，中国新闻社提交了《原野》的送审报告单，再次要求在国内公映这部影片。而导演一栏署名不是凌子，而是江峰。据凌子好友黄嘉明透露，这是凌子从医时的曾用名。
1988年，身居香港的凌子突然接到一位友人电话，告知《原野》在国内上映的消息。随后凌子接到邀请，回内地领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奖项。
“其实我觉得也就是打个补丁。”凌子对于时隔7年解禁公映的解读是，“可能是因为时过境迁了吧。”
（摘自：新商报，杨时旸 文[1])[2]
用凌子这个名字，把的表现主义话剧改编成电影剧本。《》虽一度遭禁，但最终还是获得解放。时隔7年之后，在1988年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而在1986的深秋，叶剑英元帅因病逝世。让凌子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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