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论乾隆下部(张宏杰播讲)有声小说_成败论乾隆下部(张宏杰播讲)在线收听_千千听书网有声小说: 成败论乾隆下部(张宏杰播讲)文:佚名 & 播音:佚名 & 共有12集 & 书号：10532 & 更新： 扫二维码到手机上听最近更新的小说殡葬专业的我，为了大学入党，接手了一桩白事，导致晚上跟上吊而亡的红衣女尸共眠，之后发生了...[恐怖悬疑] [玄幻魔法] [玄幻魔法] [玄幻魔法] [儿歌童话] [历史评书] [恐怖悬疑] [恐怖悬疑] [都市小说] [都市小说] 《成败论乾隆下部(张宏杰播讲)》有声小说mp3播放列表其它网友喜欢的有声小说推荐黄博士的心理专题讲座尤其受到各界的欢迎，特别是谈到现代人的婚姻及家庭问题的讲题更是叫好又...1195017421315282834266154401153463418121769601249361735405743618484311060352643892732969119287《成败论乾隆下部(张宏杰播讲)》有声小说mp3下载列表最新章节：小说全本完结局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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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还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特别是同治元年的一次“神秘体验”，更让他相信某种程度上的天人感应的存在。那是同治元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晚上，他为阵亡的曾国华写铭旌，忽然闻到一股强烈的檀香味，而询问身边人，并无人焚香：
&&&&昨日为季弟写铭旌，自外入室，闻檀香甚烈，意戈什哈等焚之，以致诚敬。及至写毕一问，并无人焚香者，殊为可异。
&&&&过了半个月，他在家书中又一次谈起此事，认为这证明“神异之不虚”：
&&&&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而八年五月三日扶乩，预料九江一军必败，厥后果有三河之变。及昨二十九日写铭旌时，异香满室，余所亲见亲闻，又觉神异之不尽虚妄也。
&&&&因此，晚年他继续用鬼神说来解释一些生活现象。他与曾国潢都死了孙子，他认为这是有损阴德的结果：
&&&&接沅弟信，知纪渠侄之子元十于六月初四日殇亡，殊为感怆……念澄弟昔年于骨肉根本之地，尽心尽力，而两年连殇二孙，殊不可解。闻弟近年好帮官司，好罚人出钱，好送人关班房，岂有损于阴德耶？抑闻侄妇有不敬其姑之处，神示之儆耶？
&&&&他仍然参与一些“迷信”活动。同治六年，江苏大旱，曾国藩迎神于密室，焚香祈祷，下雨之后复出重金还愿。平日在督署，他晚上经常登上内宅的上房，向天拜祷。
&&&&然而，在做这些事时，他的心态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希望“有求必应”，他不过是祭神如神在，尽其责任而已。晚年的他，以“浑”为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相互矛盾的各种说法，皆并存于他的头脑中而不悖，如同十八般武器罗列库中，在需要时随手拈来。因为皈依了“天命”，曾国藩对于“功名富贵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一概归之于命，不再像以前那样患得患失。在更多的时候，他对“迷信”之说已经不再那么尊重。在许多事情上，在晚年的他看来都无可无不可。
&&&&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当金陵久攻不下，军营疫疾流行，曾国葆染病身死时，曾国潢在给他的信中说曾国荃的妻子找人算了命，非常担心曾国荃的命运，要求曾国藩放九弟回家：
&&&&科四母子益信神，因有看八字者说沅弟明年断不可打仗亲自出队，话语颇不吉利。九娣妇母子苦欲求大伯父另派一人往金陵督兵，求谕沅弟来身边办事云云。弟不深信邪说，想兄亦以谓然。因九娣妇再三苦求，是以附呈。
&&&&曾国藩得信，甚为恼火，在信尾亲批道：
&&&&金陵如何退得？亦无他人可以接手。只好不亲身督队，格外小心耳。八字以理推之，当不可信。若果可信，则天下每年只手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咸丰八年之后，他对风水及其他迷信活动的批评开始增多。咸丰十年，曾国藩闻听弟弟曾国潢在家经常做道场后，写信严厉地批评了他：
&&&&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白玉堂做道场一次，大夫第做道场二次，此外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由此可见，到这一时期，曾国藩对风水活动已经以批评为主了。
&&&&曾国藩晚年多次向兄弟子侄提及祖父的“三不信”，并约为家训：
&&&&所欲常常告诫诸弟与子侄者，惟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三不信曰“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确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
&&&&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
&&&&既然相信灵魂暂时不灭，曾国藩对自己未来的葬地，也不能不有所考虑。
&&&&曾国藩的老朋友冯树堂自认精通相地之法，在曾国藩去世前一年曾赴南京与曾会面，见曾精气大衰，预感其不久于人世，自告奋勇要求为曾氏选择葬地，曾国藩欣然同意。
&&&&回到湖南后，冯树堂四处跋山涉水，经过千挑万选，为他相得湘乡东台山一地。东台山乃湘乡风景名胜地，“东台起凤”乃湘乡八景之一。它“南连华盖，下瞰涟水”，从风水角度来看，确属极佳。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冯树堂还约了另一个精通风水的朋友，也是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一同相看了一回，得出结论是“龙，穴，沙，水，向五者，皆可惬心满意”。葬于此地，据说可保家族兴旺，万年不衰。他还精心撰写了《东台山地图说》一册，详细阐明此地的种种优异之处，寄给曾国藩阅看。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曾国藩断然拒绝了这个选择。详细阅读了《东台山地图说》后，曾国藩发现此地是当地公会所在，按八卦的说法，又恰值县治的巽方，据说这个方向“关（一地之）文风”，早已为众人所瞩目。如果葬在这里，也许可保曾氏一族文风大盛，却可能影响湘乡县别的家族人才继起。
&&&&故曾国藩在给冯树堂的复信中说：
&&&&此地即为公会所在，又为文风所关，邑人必不乐从。即令巨绅应允，而士庶或窃有遗议。
&&&&他又解释自己寻找葬地的原则说：
&&&&鄙人平日论求地之道，不贵万众指目吉壤之区，不贵阴谋诡计巧取而得，苛于人情万无妨碍，方当营度，否则不为勉强。小地十一处中当有较佳者，容与舍弟商妥定议。
&&&&这一选择，反映了曾国藩晚年信条：
&&&&天道忌巧，谦退不争，不伎不求。
&&&&第二节精通相面，粗通算卦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曾国藩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史载：江忠源任侠自喜，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曾国藩善相之名流传如此之广，乃至有人将《冰鉴》一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
&&&&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葛虚存就否认曾国藩以术相人：
&&&&盖生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
&&&&清政府对他盖棺定论，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一句。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曾国藩确曾以“相术”相人。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
&&&&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1863年9月，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容闳这样回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相过面后，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个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但容闳并不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回答说，他也许有军人需要的勇敢，但缺乏军事训练，通过这种方式谢绝了曾国藩的好意。
&&&&这是文字中记载曾国藩相人实践最生动详细的一篇。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字材料证明曾国藩精研相人之术。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同官册》一册，内容是曾国藩接见属员后写下的评语。从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相学素养。有一些人的身形面相为他所肯定，比如“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腰劲挺”。在这些人名后面，他画0，这类面相说明这些人“心术正”、“可造就”、“可用”。另一些人名下面则记有“目有浊气”、“横纹入口”、“视下，言闪烁”、“鼻削下锐，面干瘦非福相”等从相法角度来说是恶相的描述，这些人的名字被画了，后面评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等词。很显然，许多下属仅凭这一面之缘，或者说，仅仅因为自己鼻子和眼睛的形状，就被曾国藩决定了政治前途的穷与通。
&&&&除了这本《同官册》，曾国藩研究运用相术的记载还大量见于其日记之中。
&&&&咸丰八、九两年，曾国藩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接见部下时的相面结果，随手举出几例：
&&&&陈青云……眼圆而动，不甚可靠。
&&&&刘湘南……眼黄有神光，鼻梁平沓，口圆有童心，腰挺拔，面英气可爱。
&&&&廖世霖……充哨长。鼻梁直，腰身正。在家小贸营生。头发、眉毛有浊气。
&&&&熊登武……目有精光，三道分明。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三年入罗营，从救江西。
&&&&周惠堂……充水营口官。颧骨好，方口好，面有昏浊气，色浮。不甚可靠。
&&&&傅裕昆……鼻歪，不可恃，色亦不正。
&&&&曾国藩之精通相术，与他的识人之明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多数人认为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就这样说：
&&&&湘乡（指曾氏）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
&&&&相面术在中国源远流长。春秋之时，在中国贵族之中已经十分流行。《左传·文公元年》载：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也就是说，周天子派遣内史叔服前来鲁国参加葬礼，公孙敖听说内史叔服会看相，便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叔服对公孙敖说：“谷可以祭祀供养你，难可以安葬你。谷的下颔丰满，其后代必定兴于鲁国。”
&&&&而范蠡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尉缭讲秦始皇“蜂准（鼻子高），长目，鸷鸟膺（胸部挺起），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这是在历史上更广为人知的相面实例。
&&&&春秋以降，相术大兴，历代著名的相人专家层出不穷，比如，汉朝时的许负、王充、王符，唐朝时的袁天罡，宋朝时的陈抟，明朝时的袁珙、袁忠彻。各类相书更是汗牛充栋，像《麻衣相书》、《五行相书》、《柳庄神相全篇》、《平镜宝库》、《骨相法》……不一而足。及至明清，相面摊遍及城乡，相面术成为影响中国人生活的一种重要方术。在晚清政治高层人物中，以相术择人甚至成为一种风气。
&&&&胡林翼在向曾国藩竭力推荐李鸿章时，理由之一就是李氏的相貌显示他肯定会飞黄腾达：
&&&&少荃可治淮上之师，并带去营哨官也……少荃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之放手放胆耳！
&&&&胡林翼还给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友冯卓怀相过面，结果评价很低，说他“唇不掩齿，非期颐之难致，即谗谤之易集”。冯卓怀就是曾国藩早年日记中常提到的好友冯树堂，此人与曾国藩定交多年，关系深密，最后还是因种种原因终生未得大用。
&&&&而更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身边的人，也经常给曾相面。王运相面的结论是：其相法当刑死，而竟封侯，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
&&&&而薛福成给曾国藩相面后得出另一种结论：
&&&&曾公器宇凝重而面如月满，发髯奇伟，殆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钜谷龙虎，变化不测者。当代钜公，无与匹也。惟鬃眉稍低，生平劳多逸少。
&&&&除了曾国藩的湘军集团，晚清另一些重臣也对相术很有研究，比如荣禄，在《梦蕉亭杂记》中，陈夔龙记载过荣禄和他的一次谈话，内容是谈论肃顺的相貌。荣禄说：
&&&&以相法言，肃顺长身玉立，鸢肩，火色，头部长锐下丰，全系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贵。但忌声嘶。肃顺豺声，是以不克善终。
&&&&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研习相人之术的。阅读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他的相术知识主要来源于历代相术名著。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四页纸，是他的相学“札记”，记载了一系列相人原则。比如，面“色黄黑而润泽者吉，哑白而枯涩者凶”；“口唇太薄而颤动者靠不住”；“头如山者贵重”（谓头不乱动）；“腰长过人者贵重”；“视上者傲，视下者，侧头旁视者则奸”；“隆准而圆美如珠者贵，准削而歪者人心不正”；“指甲坚者心计定”；“行路稳重者贵”。
&&&&对照《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等著名相书，“札记”所云，大体相合。这说明这本札记是曾国藩的学习笔记，他的相术确实“学有本源”。
&&&&《月波洞中记》卷上说：“眼中有神者，贵；无神者，不贵。”《照胆经》卷上则说：“凡瞻视无力者，不可与立事。”
&&&&曾国藩日记中记人相貌，重点也在观察眼睛有无“精光”或“神光”，如：“目有精光，三道分明”；“眼黄有神光”；“目有精光数道”；“眼有清光”；“眼无神光”。
&&&&《照胆经》卷上说：“睛屡转动者，多诈。”曾国藩也通过眼睛判断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能不能靠得住。他的评语中常见这样的结论：“目不妄动，为可靠”；“眼圆而动，不甚可靠”；“目精光而动……不甚可靠”。
&&&&传统相书次重鼻子，认为“鼻为中岳，五行属土……须要端正耸直”；“鼻梁不正，中年受困”；“鼻头斜曲，寿命亦促”。（《相理衡真》卷四）至于嘴则以方者为贵：“若口不方者不贵。”（《月波洞中记》卷上）“口如一撮，孤独贫苦。”（《玉管照神局》卷中）曾国藩对这些论断也奉为圭臬，日记中屡见“鼻梁直”、“鼻准勾而梁方，口有神而纹俗”、“鼻歪，不可待”、“口方鼻正”、“方口好”、“口小，不可恃”、“鼻正眉疏”等记载。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注意观察对象的腰身及身段，如：“腰身正”，“腰挺拔”，“身段稳称”。这也依据传统相术对人物腰身的判断标准：“腰者为腹之山……直而厚者富贵，细而薄者贫苦。”（《太清神鉴》卷五）“男儿腰细，难主福财。”（《神相全编》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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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貌与性格的关系，历来是人们争论不已的话题。由表及里，是人类观察世界的本能方式。挑选苹果时，我们总会先看看苹果个头大不大，颜色好不好：有经验的人能从外表看出这个苹果好不好吃。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为初识者“相面”：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嘴唇薄的人能言善辩，嘴唇太厚的人愚笨迟钝。方下巴者性格刚毅，满脸横肉通常表明这个人性格蛮横……然而事实上，这些我们通常认为比较有效的经验之谈，很少得到科学方法的支持。
&&&&西方骨相学曾经风行一时，甚至被警察当成识别坏人的依据。这种“学说”将高颧骨、窄鼻梁、招风耳、头发浓而汗毛淡的面相界定为“罪犯型”。然而后来科学家在美国测定了一万三千名罪犯的骨相特征，否定了骨相学的说法。也有人把不同的面相特征（高额、浓眉、薄唇等）与不同的性格特征（聪明、敦厚、奸诈等）相配，共配成二百多个项目；然后随机抽取大量调查对象，逐一测定，结果发现其相关系数很低。
&&&&虽然，中国相法被传得神乎其神，但相面技术之中有无科学成分实在令人怀疑。在世相人心的复杂莫测面前，历代相术大师苦心揣摩的相法许多时候看起来过于简单明了。我们翻阅传统相书，其中荒唐可笑、机械僵化、穿凿附会之处比比皆是。比如，袁天罡的称骨测命法，将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换算成骨头重量，求其和，说据此就可以查出一个人的命运，其荒谬当然不值一提。
&&&&但是，传统相术确有部分合理内容。因为除了相五官外，它还有“相精神”的传统。相书说：“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刘劭在《人物志》中把人的举止概括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项内容，称为“九征”，并说一个人的内心决定了他的外在气质神态：
&&&&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甬甬昂昂。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夫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
&&&&除了对“相五官”做过研究外，曾国藩对于“相精神”、“相气质”、“相行动”更是非常注重的。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是日，意城为我抄陈希夷《心相篇》，因熟玩数过。
&&&&《心相篇》是宋初术士陈抟的名作。它也是主张从人的行动细节中去推测其性格的：
&&&&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发，观行而祸福可知。出纳不公平，难得儿孙长育；语言多反复，应知心腹无依。消沮闭藏，必是好贪之辈；披肝露胆，决为英杰之人。心和气平，可卜孙荣兼子贵；才偏性执，不遭大祸必奇穷。转眼无情，贫寒夭促；时谈念旧，富贵期颐。重富欺贫，焉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能裕后光前。轻口出违言，寿元短折；忘恩思小怨，科第难成……
&&&&这里面既有“因果报应”的老生谈常，也有大量日常生活积累的宝贵经验，曾国藩自己，也有一些相似的结论。比如，咸丰八年他再出之前，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这与《心相篇》可谓异曲同工，精神相通。
&&&&在日记中，曾国藩还结合自己多年相人之经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看相方法：“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寿夭看指爪”、“风波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尽在语言中”……这都是曾国藩注重从精神气质角度去相人的明证。
&&&&咸丰九年三月八日的日记中，他又一次总结相人经验：
&&&&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美六恶。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遁。
&&&&“长”是体格魁梧；“黄”是指肤色健康；“昂”是精神奕奕器宇轩昂；“稳”是立得稳，走得稳，坐得稳；“紧”是指其人精神集中，顾虑周到；“称”是均衡性好，为人处世，分寸感好，这六项是“六美”。而村头村脑，昏沉庸暗，懒惰粘滞，是谓“村、昏、屯”；“动”是指心无主宰，浮躁好动；“忿”是不问是非，动辄发怒；“遁”是逃避责任，委过他人，是所谓“六恶”。这又一次说明曾国藩识人，重点不止形状，更在神情。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断，曾国藩相术的有效性，主要来自于对精神气概的判断而非具体的五官相貌。
&&&&除了风水、相面外，曾国藩另一项频繁进行的“迷信”活动是算卦。
&&&&曾国藩请人算过卦。
&&&&咸丰八年十一月，因为深陷战争的九弟曾国荃“久无来信”，曾国藩“不胜悬悬”，于十一月十四日，“请李笏生占牙牌数，似尚平安”。
&&&&另一次记载是关于军事决策：
&&&&请陈雪楼筮卦，筮浙江可保否。得《艮》之彖辞。筮余军是否南渡，得《解》之《师》。筮次青之应否赴浙，得《兑》之复。
&&&&他自己也会算卦。
&&&&每当军事进退两难之际，他常用算卦来推测吉凶。是否派兵，是否移营，全局利钝，都是他卜测的范围。
&&&&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屡次占卦，亦智略不足，故不能审定全局确有定计。
&&&&早起郁郁，若无主者，又占二卦。
&&&&自占一卦，问江北有兵来南岸否。遇“坎”之“观”，见者以为佳。
&&&&夜占卦问左军利钝，卦象不吉，焦灼之至。
&&&&因卦象不吉而焦灼之至，可见他对算卦确实是十分相信的。我们这些崇拜曾国藩的后人，可能很少想到，在曾国藩的军事策略背后，居然隐约晃动着“封建迷信”的影子。事实上，曾国藩幕府中，一度专门养着些占卜之士，以至于在他刚刚升任总督，征求朋友幕僚如何施政之建议时，汪梅村建议他“屏术数星卜之士”。
&&&&从文字记载来看，曾国藩算卦，纯用周易之理。比如，与太平军作战正紧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说：“念金陵、宁国两处危急，焦灼不可言状。因占二卦：金陵卦，遇否之涣；宁国卦，遇屯之益。”周易占卦的方式是先占得一卦，再求得一相关的变卦。前者称“遇卦”（即本卦），后者称“之卦”（即变卦）。曾国藩为金陵局面占的卦“遇否之涣”，就是先占得否卦（遇卦），再得涣卦（之卦）。
&&&&曾国藩算卦，是他读《易》的副产品。
&&&&读易本是理学家的本行。理学的宇宙理论，就建立在易经的基础之上。世界的本源问题，是任何一个哲学理论都无法回避的，然而孔子的平实言谈并没有给企图建立世界模式的程朱等人太多的启示，好在孔子十分推崇的《易经》给了他们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机会。程子和朱子等理学大家通过注《易》，建立起了理学的宇宙原理，即“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万物”，因此《易》可以说是理学体系的奠基石。
&&&&作为一个理学家，曾国藩一生对易经十分重视，用力至勤。考《曾国藩日记》，曾氏一生，至少五次通读《易经》。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易》的喜爱，终其一生，至老弥笃。他从这部古老的经典中不但读出了辩证法，读出了大量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学会了算卦。
&&&&曾国藩的卦算得准不准，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但从他乐此不疲的事实判断，他对此中消息确有吟味。
&&&&应该说，易经占卦，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其中也有一点哲学启示在。《易经》认为，宇宙是个相互感应的大系统，系统内的每一事物都与全体相通。世相虽然繁杂，但多不碍感应，体不碍互通。因此《易经》认为，世事并非由神明前定，而是有规律地发展的（就是“道”）。这一规律，虽然混沌难明，但人竭尽全力，还是能探讨得一点消息。
&&&&第三节曾国藩从神秘文化中得到了什么
&&&&虽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有正常好奇心的人，不可能不对“怪力乱神”感兴趣。因为风云变幻、旦夕祸福的生存环境使中国人特别希望解读未来和变数。而当时人文的智慧成果却对混沌的宇宙缺乏解读力。
&&&&在传统时代，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荒谬的界线并不那么分明。非理性的气氛弥漫在大部分经典之中，几乎所有学说中都有着神秘文化的成分。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荒诞无稽的五行学说，是中国上古各派哲学的共同理论依据，也是古代医学、科技的理论基础，更是神秘主义者修仙、预测的共同依据。可以说，中国古典智慧都是游离在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谬误、世俗与神秘中间。大部分中国式学问，在体系上可以说其实都是荒诞不经、站不住脚的。比如，中医理论就停留在玄学医学和神学医学之间，连五脏六腑的位置都未判别清楚。《黄帝内经》中，用传统政治中的君、臣、父、子这样的伦理关系比附内脏系统。心是皇帝，肺是丞相，肝是将军，胆是参谋……所以舌乃心之灵苗。
&&&&中医开方用药，也充满玄想色彩，讲究君、臣、佐、使，一个药方里，某种药是君主，某种药是大臣将佐，某种药是领路的使者，整个药方就是一支作战部队，浩浩荡荡向病灶杀去，好不威风。
&&&&这简直是行为艺术了。
&&&&其实，儒家学说何尝不是如此。董仲舒这样论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说，“人副天数”，也就是说，人是天的副本。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视瞑。天有暖冷，人有好恶；天有寒暑，人有喜怒。所以天人可以感应。
&&&&如果单看理论体系，中医和儒学，与相面和算卦并无高下之分。事实上，对于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并不重要。中国式智慧真正的宝贵之处在于荒诞的体系架构下大量的与这个架构也许没什么关系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只是一个筐，真正起作用的，是筐里的东西。中国式学问的妙处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高人圣者的许多话，听起来空谷足音，无根无傍，玄而又玄。也许突然某一天，与你的人生经验发生共鸣，使你醍醐灌顶。
&&&&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将曾国藩的“迷信”归入“愚昧”。他一生大量的迷信活动，反映应出其思维的局限性和落后性的一面。但同时，在曾国藩与中国神秘文化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曾国藩穷尽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精神资源。
&&&&站在今天的知识高度反观，曾国藩在他的历史时代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中国传统经史子集，虽然汗牛充栋，基本精神却千篇一律。而曾国藩要面对的世界却是复杂的、宽阔的、流动不息的。他身上肩负的任务太重了。他要指挥战斗，治理地方，修身齐家，内圣外王。他要恢复社会的秩序，指引国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对于这些，仅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空疏教条是不够的。
&&&&曾国藩不得不上穷碧落下黄泉，去寻找一切可能的精神依傍。他以最广阔和胸怀和最勤苦的态度去对待古人留下的智慧。所以他身上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开阔性。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除了传统士大夫致力的经史，曾国藩对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牍之文”也很感兴趣。《曾国藩年谱》说：曾国藩在工部任侍郎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较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曾国藩是浑厚、开阔，无所不包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兴趣，自然在情理之中。当然，与经史子集比起来，神秘文化中的营养的成分少得可怜。但凡事都愿亲身尝试一遍的曾国藩仍然要榨取一过，才能放心。
&&&&曾国藩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与其说曾国藩从《易经》、从相术中学到了知识，不如说他读易、读相法、读风水过程中与自己的生命经验偶有所印证而已。《易经》、相法之类对曾国藩来说，只不过是些钩子，用来系挂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说，曾国藩从《易经》中学到了“盈虚消息之理”，读出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读出了谦虚谨慎，读出了自强不息，其实更应该说，他是借《易经》中这些经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经验系统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没有自己一生的复杂历练，曾国藩坐在书斋中读一辈子《易经》，也不会有什么所得。还是曾国藩自己总结得好：
&&&&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神秘文化当然不会给曾国藩驱灾祈福方面的直接利益。如果从正面来看，神秘文化应该给了他如下启示：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诉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启示他宇宙的规律可以索解，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易经》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思维方式，相面术中对精气神的判断，风水理论中关于水源的选择，以及传统养生术中动静结合的理论，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发挥过正面影响。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于他的，也许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国藩算卦之中的自娱自解的成分，也许大于求索未来的欲望，他所求的，其实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紧张。至于“命运”之说，对他开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极度困难痛苦之际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跋：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是“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是“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其时官场已经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抗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待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人，能够低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话话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世界，以强凌弱之世界”。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常见的，晚清官场“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辩”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顾准批评他们：“宋儒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这种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的“这物那物”的道理。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像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即时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优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眉梢，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他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也。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分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
&&&&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
&&&&他转学朱子，“立乎大者，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对朱子，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宁详勿略，宁近勿远，宁下勿高，宁拙勿巧”的世俗学问。
&&&&这就是胡适说的“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对“笨”字有种言若有憾、实则喜之的看法，“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学英文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
&&&&“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写字一张，不甚至间装饰，从结构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于腕下。”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想着能像老曾说的，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一上来都很兴奋，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这个字是真难，难怪老曾说：“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
&&&&没有这个，靠强烈的目的性，靠一时兴起，很快就放弃了。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洼处，不在隆处，在平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除此无他途。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想想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之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
&&&&体制内的改良者，大都经历过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临终前两年，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
&&&&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吾辈自尽之道，则与‘运气’血战一博，赌乾坤于俄顷，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已，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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