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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7年10月，南京城的上空忽然飘起了洁白的雪花，说是雪花其实更像绽放的礼花，它们似乎在为一个王朝的诞生而庆贺。
&&&&城门楼上，朱元璋对身边的刘伯温和李善长说：“瑞雪提前到来，说明上苍助我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刘伯温和李善长深表赞同：“元璋同志说得极是，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早日实现您的宏图大业。”朱元璋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得天下后，我们一定要制定个章法，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黎民百姓，让大家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未等刘伯温开口，李善长连忙道：“元璋同志深远谋略，有国就要有法，法不严则国危。我们一定要制定出像样的法律，比元朝的好，不，比历朝历代的都要好。”朱元璋颔首微笑，手捻胡须继续赏雪。
&&&&我对朱元璋有好感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个同志很有法治观念，对治理江山社稷很有韬略也很有前瞻性。“太祖初渡江，颇有重典。”可见，尚未得天下时，朱元璋就开始酝酿和思考过立法之事。领命遵旨后，刘伯温和李善长立即组织力量抓紧实施。在朱元璋同志反复审定修改后，不到两个月，《律令》出炉了。两个月啊，效率够高的了。这足以说明朱元璋同志善于用人，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律令》出炉的同时，李善长还弄出了一部叫《律令直解》的条例。皇宫中，已成为洪武皇帝的朱元璋边烤着火边听着身边工作人员关于《律令》执行情况的奏报。大明初定，一些大臣争权夺利，形势复杂。乱世出重典，严格刑法方能稳定局面。朱元璋暗下决心，一定要以非常之法，救非常之弊。
&&&&雪花在《律令》中潇潇洒洒舞了6个冬天。这6年，朱元璋同志对法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每每对各地执行操作《律令》时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雪霁初晴，朱元璋心情极好，遂命太监传刑部尚书刘惟谦进宫。朱元璋对刘惟谦说：“小刘同志，你负责大明的司法工作，一定对《律令》有着深刻的感受。朕命你以《律令》为基础，重新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法律。我想好了，新法就叫《大明律》。”
刘惟谦诚惶诚恐应允：“皇上圣明，臣一定不负厚望。”
刘惟谦接了这份活儿倍感责任重大，回去后立马邀请京师内外所有的法律学者和专家，在刑部专门腾出的两间办公室里开始加班加点工作。对参加加班的同志，刘尚书还自掏腰包，买了许多烧柴和茶叶，让大家在温暖的屋子里干活，而且还能喝到上好的茶水。不到三个月，也就是洪武七年二月，《大明律》终于出炉。其篇目仿《唐律》分《卫禁》、《杂律》、《断狱》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在听取刘尚书的汇报后，朱元璋同志说：“《大明律》是我朝开创以来的第一部大法，必须要突出一个‘严’字。法若不严就是自毁长城，自挖墙脚。我们要通过《大明律》，让天下臣民不想违法不敢违法！”随后，朱元璋花了3天时间亲自审阅《大明律》，可谓字斟句酌。对其中量刑较轻的地方，朱元璋都进行了细致修改，使《大明律》成为“严”字当先的“不刊之典”。
《大明律》刚性十足，可操作性极强。颁行天下后，朝野上下各行各业秩序井然，遵纪守法者越来越多，人人行为得以约束。凡触犯《大明律》者，很难法外逍遥。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同志又命人对《大明律》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大明律》以名例律冠于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包括五刑、十恶、八议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四百六十条。自此，中国历史上法律体例焕然一新。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那位性情宽厚的太孙朱允炆同志认为《大明律》用刑苛重，量刑应适当减轻。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太孙，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大明律》中70款重刑条文重新进行了修改。在《大明律》三次大规模修改中，朱元璋同志自学成才，成为一名伟大的法学家。在后来的嘉靖、万历时代，《大明律》虽屡经修改，但总体上都保存了朱元璋同志的思想精髓。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今人多羡慕古人能娶小妾，联系《大明律》，不禁哑然失笑。《大明律》中《户律》第六卷第三条明文规定：“其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可娶妾，违者笞四十。”也就是说，您如果是个没有高贵身份的人想娶小老婆，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无子，年龄四十以上，而且只能娶一个小老婆。如果违反规定，你就要先挨40鞭子。若你是普通百姓，即便有钱想雇几个佣人那也不行。《大明律》中《户役》第四条规定：“若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当然，在维护《大明律》尊严的幌子下，一些忠良和无辜者遭到诬陷迫害的也屡见不鲜，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部重要的法典，《大明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草创于朱元璋登基前，成于重典治国的洪武年代。它特色鲜明，条目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无论形式或内容都有新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法律编纂的历史总结，对清朝、民国乃至新中国法制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在法制建设的历史上，《大明律》光彩夺目，朱元璋同志更是功不可没。
因《大明律》的诞生，明朝的雪纯洁度很高。
&&&&明朝的雪轻柔如絮，就像胡惟庸家里豪华的被子一样绵软舒适。
&&&&在朱元璋同志的光辉业绩中，丞相是一个关键词。自打登基后，洪武皇帝朱元璋对丞相这个职位一直很矛盾。从李善长、徐达到汪广洋再到胡惟庸，像走马灯似的调换来调换去，而胡惟庸后，明朝索性就不再设丞相一职。到了清朝，这一职位也未出现。也就是说，胡惟庸光荣地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位丞相。
&&&&胡惟庸这个人说白了，有野心没胆量，有贪欲没素质，在往具体一点儿上说，此人乃十足的小人。最早这个人具体干啥，到现在都难以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和李善长是老乡。老乡见老乡，能帮就得帮。在李善长的积极推荐下，胡惟庸自然前途光明。他先后任宁国主簿、湖广佥事、太常少卿，中书省参知政事，朱元璋当皇帝第6年，在换了3任丞相后，经过民主测评、群众推荐、组织考核，最终胡惟庸同志被任命为右丞相，没过多久，又从右换成了左，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重臣。胡惟庸这个人没当丞相时还比较谦和，喜欢和群众打成一片，加之一副气质内敛、做事谨慎、沉稳老练的模样，很受朱元璋同志的喜爱。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岂不知，没有勃勃的野心怎能有如此的演技？胡惟庸在演戏，在努力演一场完美的戏。
要说，胡惟庸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那是扯淡，毕竟假的就是假的，演得再真，总有露馅的时候。对胡惟庸的品质，刘伯温早就有评价。洪武元年的第一场雪，刘伯温就在皇宫中向元璋同志坦陈胡惟庸不可重用：“譬之驾，惧其偾辕也。”
啥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车辕就会断裂犁杖就会残破，国家必将受其拖累。可朱元璋同志不以为然，还把刘伯温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惟庸同志年富力强，说话办事很谦虚，群众关系又很好。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要有度量，要向他多学习，和他搞好关系。刘伯温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刘伯温目光锐利，早就引起胡惟庸的嫉恨。那年，刘伯温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率御医前往探寻外加看病。一副毒药任刘伯温修行再好，也无力回天。最终，睿智的刘伯温同志还是没有躲过胡惟庸的毒手。
小人向来是人一阔脸就变。报复心极强的胡惟庸当上左丞相后，权势显赫，遇事专断，骄纵跋扈，彻底丢弃了原来那副小心谨慎的面具。他官气十足，对百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套，谁若不服，就向元璋皇帝进谗言，把白的说成黑的，让你死都不知怎么死的，阴险毒辣可见一斑。朱元璋同志还真愿意听信胡惟庸的话，不经调查，经常处置胡惟庸的眼中钉肉中刺。可胡惟庸却感觉意犹未尽很不过瘾，索性绕过朱元璋直接搞“老子就管你们了，我不一手遮天谁能一手遮天”的一套，把没罪的定为有罪，把小问题变成大罪过，甚至生杀废黜大事，都不向朱元璋同志汇报，自己直接处置就是。就连大臣们给元璋同志的奏章，胡惟庸也要先审一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一律扣下。这样，没多久，百官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那些热衷功名善于钻营者，则纷纷投靠到胡惟庸的门下，送钱送物送美女不亦乐乎。正直的徐达对此深恶痛绝，向昔日的老战友今日的皇帝朱元璋同志投诉胡惟庸。朱元璋把批评刘伯温的话又向徐达重复了一遍，并加了一句：不要庸人自扰，要“将相和”。
徐达做不到“将相和”，可胡惟庸却在朝廷内外到处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这个人很讲乡情，凡安徽籍的官员大多都在他的圈子内。为了与太师李善长密切关系，胡惟庸居然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亲侄子李佑，真是门当户对好成亲那。这还不算完，胡惟庸还善于拉拢朱元璋同志的反对者，比如陆仲亨和费聚两位。胡惟庸的相权越来越大，而朱元璋的皇权则越来越受到威胁。总有一天，你老朱也要听我指挥。胡惟庸一边搂着美女喝着小酒，一边欣赏着庭外的雪，舒服至极。可胡惟庸高兴得有点儿早了，殊不知，朱元璋重用他自有重用的原因，那就是他原本很勤勉很克己，一旦抛弃了这一点，等待他的除了不满外，就是杀身之祸。你以为你是丞相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你的权力再大也是我给的。现在，你不知天高地厚跟我玩起了轮子，你就去死吧！
很多人对朱元璋杀胡惟庸报以同情，甚至质疑胡惟庸的谋反罪名是否属实。其实，谋反不谋反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皇权的存在。洪武十三年，也就是1380年，朱元璋同志终于以“谋不轨”罪名，果断地杀了胡惟庸，与胡惟庸一同殉葬的还有他的九族包括讨好卖乖的不成功人士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
临死之前，胡惟庸望着满天的飞雪，不知道自己死后会升天还是会下地狱，但有一条他已清楚了，那就是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与自己的魂灵一样马上就要灰飞烟灭。
瑞雪降吉祥，朝廷选贤良。明朝的雪飘来飘去，飘到了洪武二年。天下太平了，老百姓可以过安宁的日子了。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看着朝堂之外的雪，求贤若渴的朱元璋与大臣们商量：“历朝历代都有选拔人才的方式，我大明江山要千秋万代，需广募贤能。”李善长上前奏本：“陛下说得极是，自隋唐以来就有科举制度。我朝新立，理应效仿古人之举，面向天下招贤纳才。”刘伯温上前奏曰：“隋唐科举制度还很有局限，我们可借鉴其长发扬光大。我认为，实行科举不能搞‘一勺烩’，更不能一次只招那么十几名。应分成几个层次逐级选拔，并扩大招贤规模。”看来，扩招一说，早在明朝就有了。朱元璋闻听大喜，立即昭告天下，定科举法实行科举取士制度。
实行扩招，科举范围广了，这对那些想从政的大明子民来说无疑是最利好的消息。于是，天下有志从仕者纷纷弃农、弃商，开始十年寒窗苦读书。在《明朝的雨》中，我曾经提到过明朝的科举等级和方式，这里不妨再赘述一下。明朝科举完善了武举和殿试制度，以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而考试又分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院试的考生叫童生，参考者从七八岁到七八十岁不等。这一级主要在州县范围内。通过一年一度的严格考试，成绩优秀者为秀才。考上了秀才也就摆脱了平民身份，大小也算个知识分子，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不须徭役，见到父母官也无须下跪。乡试绝非乡间考试，这是省级统考。在这一级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作解元。明朝规定参加乡试者要符合“人才俊秀，容貌整齐，年及十五之上”等条件，否则不得报名。三年一考的乡试中举名额极少，命中率比现在公务员录取率还低。但凡中举者，也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如果你见过哪位举人去参加地方官员的追悼会，别以为他和这个官员是亲戚，很大可能是来探听虚实想替补空缺的。会试也是三年一考，考试时间一般在二月份，地点为京城贡院。考第一名的叫会元，其他入围者为贡生。凡考中者，定能谋上一官半职。会试成功者最后参加由皇帝亲自出题亲自主考的殿试，相当于今天组织上选拔领导干部。根据考生的表现，再划分三甲：一甲为进士及第，状元、榜眼、探花，名额各1名；二甲叫赐进士出身，名额若干；三甲叫赐同进士出身，名额若干。殿试成功者均视为国家栋梁，最低职务是副处级。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时候是不允许女子参加科考的，也绝没有《女驸马》中冯小姐女扮男装中状元的事。明朝科举考试是天下从政者的主要途径，也是光宗耀祖的最好办法。儿子很小的时候，我逗他：“宝贝，长大了干啥去？”儿子奶声奶气地说：“考北京大学，当状元。”北京大学每年确有文、理科状元，但此状元非彼状元。明朝的大学生只称为监生，状元在那时可是三年才出一个啊。
身份论尊卑，学历最重要。你是进士但你当的官不一定比举人当的官大，可一旦举人出身的官员知道你是进士出身，他马上就会站起身深施一礼。若都是进士出身，那就比年限。我比你早三年及第，即便你年长我几岁，你也得给我行礼。年限比完了，就该比具体名次了。我是二甲第二名，你是三甲进士，那你就该给我再次行礼。这个麻烦那，想想当年这些科举成功人士可真够累的。哪比今天啊，管你哪所大学毕业，只要是国家承认的学历，一考上公务员，只有凭行政级别论英雄了。
因“南北榜案”，明朝科举还实行过一段南北分试。而考试的范围始终很窄，不比今天考试要买很多复习资料，而是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形成“体用排偶，谓之八股”。所谓股，即对偶之意。不管怎么考，内容都在这里，只要死记硬背就成，比今天考大学考公务员简单得多。这样简单的内容，渐渐演变成臭名昭著的八股文。八股文一直支配着明朝科举考试，最终成为“八股取士”。八股文法十分古板，字数要正合适，不许多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很多科举者为了凑字数，几乎都要发疯了。你查那试卷上的字数正好，卷面也很干净，可你仔细一读，满纸都是废话。
八股取士，考出了一些诸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国家栋梁，但国家栋梁一直很稀缺，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而更多的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了自身才智，这些人即便金榜题名也大都是书呆子和庸俗之辈。明朝学者宋濂对这类人有过很形象的描述：“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这就像今天有些领域只重学历不重能力一样：由于一些高学历者一门心思捧着书本学习，实际工作能力却几乎是零。在270个冬天的无数场雪中，伟大的明朝先后举行90次乡试，录取10万余名举人，举行89次殿试，录取进士25000人。
明朝的雪纷纷扬扬，毫无章法。虽然明朝科举制度在普及教育和公平选才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效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其弊端突出，严重束缚了广大学子们的思想，不仅将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也使欣欣向荣的大明王朝渐渐走向衰败之路。
有人用六月雪来比喻蒙受奇冤，比如《窦娥冤》。在明朝，有一个比窦娥还冤还惨的人，他就是方孝孺。
方孝孺是福建台州人，著名学者、散文家。方孝孺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宋濂，在宋濂的门下，方孝孺是最厉害的一位。名师出高徒。方孝孺在短暂的46年生涯中博学多才，著有《逊志斋集》、《侯成集》、《希古堂稿》。他的散文多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当时读者所景仰和传诵。在明惠帝，对，就是那个被朱棣抢了皇位的朱允炆执政的4年中，方孝孺官至文学博士，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朱允炆十分倚重方孝孺，不仅“国家大政事辄咨之”，还在临朝奏事时，请方孝孺批答。燕王朱棣起兵篡权，朱允炆进行讨逆，其诏檄皆出方孝孺之手，可见方孝孺文采何等了得。要是在今天，估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1402年，“靖难之役”中的主角燕王朱棣攻占南京，朱允炆自焚而亡，史称“壬午殉难”的血腥大屠杀正式开始。其实，篡权夺位不一定非要搞血腥镇压，毕竟各为其主，应该给予谅解。你把皇位都夺到手了，还纠缠原来那些琐事干啥？“靖难之役”开始，朱棣的谋士姚广孝曾对朱棣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方孝孺可以说是当时天下文人中的领军人物，不杀他就会笼络一大批文人，就会安抚民心。攻下南京后的第二天，朱棣登上了奉天殿，立即召见方孝孺。出乎意料的是，方孝孺穿了一身孝服，一路走来痛哭不已。见方孝孺很悲痛，朱棣忙进行劝慰。可方孝孺不予理睬直接问：“皇上去哪儿了？”朱棣说：“自焚死了。”方孝孺哭着说：“那为何不立他的儿子来当皇帝？”成祖曰：“国家也依赖尊长之辈。”方孝孺又问：“那为何不立成王的弟弟当皇帝？”成祖曰：“这是我的家事，你就不必操心了。”说完，就让工作人员拿来笔墨纸砚，请方孝孺起草安抚诏文，表达朱棣有能力当好这个皇帝、有能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决心。方孝孺执笔写了，写的却是大大的“篡”字，写罢，把笔摔在地上义正词严地说：“万世之后，你也摆脱不了这个字。”朱棣气晕了，站起身大声喝道：“方孝孺，你别以为你有才华我就不杀你！”方孝孺轻蔑一笑：“随你便。”朱棣大怒：“你就不怕被株连九族？”方孝孺刚烈地回答：“灭十族也不怕！”
方孝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一个敢杀，一个敢死，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在方孝孺毅然决然放弃生的希望时，方孝孺的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方中宪、方中愈一起上吊自缢，两个女儿也投了秦淮河。朱棣派兵将方孝孺的亲戚朋友一个个抓来，并把他们一一带到方孝孺面前以此加以刺激。灭族其状惨不忍睹。史料称，一共杀了七天，共八百七十三人。其间，方孝孺始终镇定自若，还慷慨赋诗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其弟方孝友临刑前还和了一首告别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
据说方孝孺被腰斩后，以肘撑地爬行，手蘸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二十四个半才气绝身亡。对方孝孺的死法，《明史》记载是腰斩，但也有野史资料说是凌迟。总之，朱棣在处理方孝孺这件事上可以说最没有气量。任朱棣有多大的丰功伟绩，也难以拭去乱杀无辜的阴影。
这些天来，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文人的气节。文人的气节内涵应该比士可杀不可辱的含义还要广：他应该是忠诚的、正义的、有道德和操守的；他深晓事理，明辨是非，能抵御各种正常需求之外的所有诱惑；他宁可站着死也绝不跪着生，更不会违心改变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信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舍生取义也。”文人的气节最终战胜了胆怯，方孝孺始终未向嗜杀成性的朱棣屈服。方孝孺非简单的愚忠，也非大脑不开窍，而是一种东西在主宰着他的思想和精神，这就是气节。他用凛然正气和慷慨赴死来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真正的气节。令人遗憾的是，楷模很美丽，现实很骨感，像方孝孺这样有气节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在历史上不害人不误国的文人，就算是个好人。倘若放在别人身上，遇到朱棣邀请写诏文，不说激动万分，至少也不会去直接违抗并笔诛口伐。若真如此，方孝孺也就不是方孝孺了。鲁迅评价方孝孺有“台州式的硬气”，胡适称方孝孺为“杀身殉道的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称方孝孺公为“骨鲠千秋”。200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中称方孝孺“刚正不阿、以身殉国”。
有人用因果报应来对方孝孺的死进行解读，说方孝孺出生前其父选择了一块地准备造祖坟。那日，其父梦见一红衣老者恳求他延缓三日，待子孙搬迁后再行施工。方父梦醒后，不信梦中暗示，立即命人抓紧施工。待掘至地下，发现一穴，穴中有红蛇数百条。其父不管三七二十一，让人一把火就将红蛇全部烧死。当晚，其父又梦见那位红衣老者。红衣老者怨恨地对方父说：“我至心求你，你竟然杀了我八百多子孙。你灭我族，我亦要灭你全族。”够惊悚的了，真伪与否还需各位研评。
方孝孺死了，明朝的雪在不散的冤魂中无助地飘着，不知该如何向天下苍生诉说自己的无奈。
雪花飘飞，南北白茫茫一片。
朱棣篡权登基，定年号为永乐。在执政21年中，该同志勤政务实，文经武略，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确保国家安全。他注重广交博往，先后七次派郑和同志下西洋，加强中外友好往来。他注重经史子集以及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医卜等各类著作的整理，领导解缙等同志编修了宏大典籍《永乐大典》。而朱棣最高明的举动，就是迁都北京。
“靖难之役”，朱棣除了杀了方孝孺外，还杀了很多人，而被杀的人中多半是江南士族。虽然朝中大臣和南方广大人民群众对朱棣的嗜杀行为敢怒不敢言，但愤怒的情绪一旦集中爆发起来，后果就不堪设想。对这一点，朱棣同志自然十分清楚。自明朝建国，北方虏患就没断过。可朱棣同志坐镇北京那几年，北方还真没出大乱子。自打朱棣同志篡夺皇位在南京当起皇帝后，北方战事又起。内忧外患，朱棣同志寝食难安。一日，他不经意地听到身边工作人员发牢骚说：“南京城的饭真不好吃，要是京师设在北京就好了。”听闻此话，朱棣同志眼睛一亮。对呀！何不把京师迁往北京呢？一迁都，既可避开南方人对自己的不满，也可以遏制北方的虏患。
朱棣同志要走一下民主程序。这么大的一件事，总要听听臣工们的意见。其时，前任皇帝朱允炆的老臣都已被朱棣清洗得差不多了，跟随朱棣篡权的人也都成为要害部门的负责人，这些人自然会在思想上和朱棣同志保持高度一致。尚在的几位旧臣普遍反对迁都北京，北方寒冷大雪不断，生活艰苦不说，连饮食也不习惯啊。有的情绪有些激动，说了不该说的话，发了不该发的牢骚，都被朱棣以各种理由收拾了。征求意见也就是个形式，你们还是把嘴闭严为好，免得身首两处祸及家门。朱棣龙威中环视百官：谁还有意见？没有？那就这么定了！迁都北京！
迁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那时候的北京还很残破，一些建筑设施比如说城墙毁坏严重，要定都于此，必须大规模进行修缮和建设，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再说了，朱棣也是要面子的。你刚在南京当上皇帝，屁股还没坐热就灰溜溜地跑了，成何体统？这不明显让天下人笑话自己胆怯吗？何况要迁都北京，必须要好好准备一番。比如，除了居住的宫殿外，还要有大量的粮食财物来储备等等，这些都需要源源不断地从江南运往北京，没有个畅通的路肯定不成。否则，大家跑到一个荒凉的北京，不冻死也得饿死。一定要准备周全，哪怕花上几年十几年也在所不惜。朱棣牙一咬：任何困难都别想阻挡我前进的道路。
为确保迁都这个巨大工程顺利进行，朱棣同志做了几件事：一是命令不愿意还俗的和尚姚广孝设计新北京城及皇宫；二是向北京大量移民，积极宣传在北京消费低住房大没雾霾的好处，不问你是啥学历也不管你是否有前科，只要愿意就可以去北京发展，享受最惠国民待遇；三是疏浚会通河，凿清江浦，使运河重新畅通，恢复南北运输干线。据记载，洪武三十年，通过海运由南方输往北方的粮赋只有七万石，到了永乐六年就增至六十五万石，运量翻了近十倍，等到了永乐十六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就已高达四百六十万石，运量大增了近七十倍。
建设新北京用了整整15年的时间。通过艰辛的努力，北京城的财赋供给与人口都达到了首都的要求。1421年正月，也就是永乐十九年，朱棣同志宣布正式迁都，自此，北京由“行在”变成了首都，南京则变成了留都。岁寒之季，路途艰难。南方那轻柔的雪花，渐渐被呼号的风雪所替代。一些人因忍受不了旅途的艰辛和北方的严寒逃离了迁移的大军，抓住的立即砍头，幸运逃脱者则隐姓埋名不敢再回家乡。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迁都大军全部入住新北京。在雄伟的紫禁城里，朱棣同志做了总结讲话，对参与新北京建设的有功者进行了隆重表彰，该奖励的奖励该升官的升官。
迁都北京一百天后的一个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惊雷阵阵。新修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顷刻化为灰烬。这个预兆可不妙啊，朱棣同志心生一种不详的感觉，他连忙命人迅速研究雷击的征兆。很快，礼部司长萧仪同志呈奏：皇上迁都北京，却把祖宗陵墓丢在南方实为大不敬，才招致雷击。这不是作死吗！朱棣龙颜大怒，立即命锦衣卫将萧仪抓起来，一不审讯二不示众，就以“谤君之罪”处以了极刑。为彻底根除一些人想将京师再迁回南京的想法，朱棣同志让大臣们在朝堂之外进行大讨论，不讨论出个结果不许回家。正是春雨时节，大臣们跪在皇宫外冒雨讨论，面红耳赤且狼狈不堪。无论持哪一观点者，最终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朱棣不会因这场雷击动摇在北京发展的决心，别说烧毁了三大殿，就是把北京城都烧光了，大不了重新建，也绝不会再将京师迁回南京。
朱棣迁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对明朝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今天其影响依旧尚存。有趣的是，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和孙子朱瞻基在皇位时对迁都的看法各自不同。朱高炽当皇帝后还有过迁都南京的想法，却未能实施，而朱瞻基同志当皇帝后立即做出永久立北京为明都的决定。这一决定，被坚定不移地贯彻到崇祯上吊时也没改变。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一国三都”的研究文字，感觉很有意思。此构想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作为国家的行政首都，再将上海定为国家的经济首都，而北京只作为文化科技首都。人都喜欢扎堆居住，尤其是优势资源集中的地方。就中国国情而言，均衡发展十分重要。不管如何设置首都，我只希望被堵车、雾霾等问题困扰的北京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减负。毕竟，北京是中华民族永不停歇的心脏。
明朝的雪轻飏飞溅，苍茫大地粉妆玉琢，万里疆域银龙腾空，好一派洁白景象！
大雪弥漫中，明朝诞生了一位风采卓越的重量级人物。他，就是王阳明。
日，宁波余姚雪花飘逸，一位怀胎近11个月的母亲生下了一个非凡的婴儿。这个孩子到了5岁时，虽能默记经文却还不会说话。祖父详查资料进行探究，最后在《论语&卫灵公》中获“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一句，遂给这个孩子更名为“守仁”。名字一改，王阳明也即王守仁，还真就开口说话了。
阳明说话虽晚，记忆力和悟性却极强。他勤奋好学，出口成章。在熟读四书五经和兵法外，还潜心研究道学、佛学、心学。18岁时，携夫人返故乡途中，学得“格物致知”之理。为了检验“格物致知”，阳明不辞辛苦“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不仅没收获还大病了一场。“守仁格竹”遂成典故。在科考之路上，阳明历经坎坷，最终于一场瑞雪降临后，终得二甲进士第七名。此时，“格竹”已过去整整10年。阳明从政后，正逢宦官刘瑾大肆陷害忠良。为搭救正义同僚，已官至兵部主事的阳明上疏皇帝说情，却不料被皇帝驳回还被打了40大板，降职到贵州龙场当驿栈驿丞，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副镇长。在去赴任的途中，阳明险些被刘谨派来的人给杀了。龙场闭塞而未开化，风俗陈腐思想极其落后，阳明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根据当地风俗因势利导宣传新理念新思维，最终获得群众的爱戴和支持。在实践中，阳明同志深刻领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在龙场任职期间，阳明同志深刻反省，撰写出“教条示龙场诸生”，这就是至今被传颂的“龙场悟道”。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像王阳明这样500年才出一位的人才，历史是不会忽视他的。明朝的雪花飘到正德十一年，阳明同志终于获得了一位大人物的赏识，他就是兵部尚书王琼。王琼这个人自身能力一般，但很会识人。对阳明同志的文武潜力，王琼同志早就有所耳闻。国之栋梁，不可荒废。在王琼的力荐下，阳明同志最终被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为何选此，我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阳明同志本身就是南方人，尤其是被发落到龙场以后，对南方风俗人情了解更深；二是南方盗贼兴起，几处大小盗匪遥相呼应，形势严峻，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朝中南方武将不多，也很少有人愿意主事南方，而阳明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是骡子是马总得牵出来遛遛，王琼和正德皇上都这么想。
阳明不是骡子也不是马，他是一头有勇有谋的狮子。阳明到任后，严查细访，掌握大量情报，随后命令福建、广东兵合一处，诡异决断，出其不意连破盗匪四十余寨，斩杀、俘获盗匪7000多人。仗打得痛快，但阳明同志感觉不解渴，不是别的不解渴，是权力太小了不解渴。44岁，正是雄心勃勃的年龄，阳明向朝廷上疏，请求权限。王琼当即批准，给阳明新的权限。如虎添翼的阳明兵进大庾克左溪、横水，攻破匪巢84个，斩杀、俘获盗匪6000多人。随后回师赣州，斩杀利头的盗匪2000多人。为患数十年的盗贼，终于被阳明一鼓作气清缴干净。“此人实乃天神下凡也！”无论是盗匪还是当地百姓，都如是评价。
此时，宁王朱宸濠在江南拥兵自重，对皇帝宝座觊觎已久，于明正德十四年发动叛乱。谁人堪当平叛重任？王琼和正德皇帝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王阳明。可这时南方盗匪已剿灭完毕，阳明调动兵马的虎符已上交兵部，朝廷再派人送虎符还要等上一些天，怎么办？这难不倒阳明同志，阳明边联络江西境内的大小官聚集辖区内的士兵，征调军粮、制造军械和战船，边邀各地省外人马到江西听令。为争取时间，阳明同志用缓兵之计稳住宁王，使其在南昌按兵不动，待其发现上当后，阳明同志的大军已集结完毕。宁王精锐部队赶往安庆迎战，却忽视了南昌兵力空虚问题。果然，阳明同志虚晃一枪，率兵攻打南昌，宁王仓皇回师解救，双方在鄱阳湖展开了激战。3天，就3天，叛乱35天的宁王被阳明俘获，所有叛军也一举歼灭。
是该歇歇了，54岁的阳明有些累了，该回乡办办学，讲讲课，把“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思想好好宣传一下了。可历史并没给阳明过多做学问的时间。嘉靖六年，也就是阳明去世的头两年，湖广一带的卢苏、王受相继造反，当地官府无人能平叛。阳明再次被委以重任，领兵前往清剿。卢苏、王受闻听阳明前来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立即投降。嘉靖七年二月，大雪淹没了前进的道路。可各路人马在阳明的率领下，仍然分路直抵断藤峡叛军匪巢。叛乱平息了，阳明同志却因患肺病医治无效去世于行舟之上。江西军民闻听阳明同志去世的消息，无不痛哭哀嚎，他们自发地披麻戴孝为阳明同志送行。是该歇歇了，阳明同志。在你57个冬雪飘飞的岁月里，你立德立言于一身，以辉煌的业绩诠释了知行合一的内涵。
阳明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不仅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军事家。阳明同志容貌文质彬彬，却文韬武略，和平之时传道授业解惑，战事一起，立即统率千军万马，所向披靡，让叛军和盗匪闻风丧胆。就连小日本的所谓“军神”东乡平八郎都无限敬仰地称“一生低首拜阳明”。
在明朝的雪中，王阳明是唯一一位称得上英才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明朝仅此一位。
明朝的雪轻缓中多了一丝刚毅。它不畏寒风，优美地展现着自己纯洁的品格。1514年，明朝南部的海口，诞生了一位深受最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海瑞。
让我们先简要地了解一下海瑞的简历。海瑞，小名汝贤，笔名刚峰；民族：回族；籍贯：海口；职称：明代著名政治家；出生于1514年，病故于1587年，享年73岁；特长：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学历：举人；历任福建南平教谕、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户部云南司主事、右佥都御史、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职级：正部级；主要功绩：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性格特点：刚直不阿，清廉正直；家庭成员：老母，无子女；婚姻状况，已婚，三妻两妾，病故的病故离异的离异；官方最高荣誉：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忠介；民间最高荣誉：“海青天”、“南包公”。
小时候，我就看过有关海瑞的故事书，当然，就是那种连环画式的小人书。海瑞为官清正，秉公断案的高大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广大人民为何都喜欢清官呢，因为只有清官才能真正地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可惜，在封建社会，这样的清官实在是太少了。《明史》记载：海瑞“秉刚劲之性，憨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励，诚为人所难能”。少年时，海瑞就立志将来要做官就要做一个不谋私利、不媚权贵、刚直不阿的好官，“刚峰”得名如此。嘉靖二十八年，35岁的海瑞参加乡试因《治黎策》一文中举。为何写此文？原来，乡试前海瑞回乡祭祖，耳闻目睹官军杀黎族同胞非常愤慨。他对那种大汉族主义盛行、歧视和欺压少数民族的思想极为不满，尤其自己也是少数民族，这就使海瑞萌生了各民族要团结的想法。在《治黎策》中，他呼吁海南各民族加强团结，朝廷要注重改善黎族人民的生活与地位。这一思想，充分表现出海瑞与各少数民族亲如一家的民族感情。
嘉靖四十三年，海瑞被调入京，任户部主事。此时，明朝土地大量集中，吏贪将弱，军备不整，民不聊生，鞑靼、倭寇侵扰不断，明王朝日趋衰落。而嘉靖皇帝20多年不理朝政，不顾国家兴衰得失，一门心思求长生不老之术。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大雪弥漫。海瑞毅然向嘉靖呈上《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在奏疏中，海瑞将嘉靖与历代贤君对比，指出嘉靖执政以来的严重问题，批评嘉靖不理国政，贤愚不分，奖罚不明，使广大人民群众“家家皆净无钱用也”。海瑞最后劝诫道：“翻然悔悟，日视正朝，洗十年不道之误。”嘉靖看此奏疏，勃然大怒，立即将海瑞打入死牢。好在嘉靖混蛋是混蛋，但多少还是品出海瑞一腔忠君的思想，否则还真就把海瑞杀了。
海瑞不仅敢于冒死直谏，还厉行节约，严禁奢侈浪费。淳安四通八达，过境官员很多，稍微招待不周，必惹来麻烦。当时的接待标准大致为：一般官员路过，接待费约银二三十两，相当于今天6000多元人民币；督抚大员路过，需银三四百两，相当于今天10万元人民币。可难的是当时官府并无此经费预算，只能由当地百姓负担，每年这项开支就高达12000多两，摊到当地百姓头上，每人要负担三两五钱。海瑞担任淳安县令后，立即调整接待标准：一般官员的接待费为五六钱银子；督抚大员的接待费最多不超过八钱银子。这样，淳安每年的接待费仅需银900多两，为此前的7.5%，而百姓每人每年仅负担二钱五分，为此前的7%。海瑞担任省长后，立即发布《督抚条约》36款，规定自己出巡时：各府县官员不得出城迎接；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至三钱；所有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张；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
除了应得的俸禄外，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现在有很多公务员都喊工资低，其实，在明朝各级公务员的工资那才叫低呢。海瑞担任县处级领导干部时，每年工资仅为60石老白米，折合白银不足30两，只够日常吃饭用的。海瑞自己动手，自给自足，率手下工作人员在县衙后院种蔬菜，养猪是养不起了，所以吃猪肉也就相当于过年。海瑞去世时，所剩钱财不足一个月工资，连丧葬费都不够。好友王用汲前往吊唁，见海瑞家布衣陋室，一时泪奔，连忙凑够丧葬费，把海瑞安葬了。海瑞为官廉洁、一生清贫的道德操守，至今依然令人敬仰。
儿子说，海瑞为官清正，但不该将自己的女儿给活活饿死。我严肃地对儿子说：“各种野史记录，难以求证。尤其是海瑞生前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自然不会说海瑞的好话，他们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肮脏事都安到海瑞的头上。”儿子听罢，不再言语。为了维护群众利益，海瑞一生得罪了很多权贵。贪官们怕他，一听海瑞前来当官，有的立即仓皇辞职，有的甚至将朱漆大门改成黑色，就连织造太监也赶紧将八抬大轿改为普通小轿。可人民群众爱戴他，海瑞江上归葬时，十余万百姓在江岸上延绵一百多里披麻戴孝为海瑞送行，场面令人动容。
海瑞去世374年后，剧作家吴晗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该剧颂扬了海瑞执法严明、为民申冤除害、不畏强暴、刚正不阿的精神。可不到4年，江青就授意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此剧肆意歪曲，并罗织罪名将吴晗迫害致死。可苍苍宏宇浩气长存，岂容祸国殃民者长久？历史最终证明，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明朝的雪纵情飞舞，雪中突显一楼，名曰白雪楼。
历史上，各朝文体，比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自领风骚。到了明代，除了小说较为代表外，诗赋也很盛行，代表的比如明朝的“前七子”和“后七子”。我在《明朝的雨》中介绍过“前七子”中代表人物李梦阳，现在再介绍一下“后七子”中的代表人物李攀龙。
李攀龙是济南人，自幼爱好文学，尤其喜好古文。他经常拿着古籍向老师，当然是私塾老师提一些类似“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被同学们称作“狂生”。李攀龙闻听后，不但不恼反而欣然道：“吾而不狂，谁当狂者。”9岁时，李攀龙的父亲死了，李攀龙的母亲肩负起抚养李攀龙兄弟的担子，艰苦奋斗，勤俭持家。这些，李攀龙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用实际行动回报辛劳的母亲。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攀龙27岁时，终于以乡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中举。嘉靖二十三年，30岁的李攀龙中进士。入仕后，李攀龙先被分配到吏部文选司，不久后担任刑部主事。在刑部任职五六年，成绩显著，却因不善于巴结权贵遭到严嵩势力压制而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在明朝中后期，一个从政的人若没有后台和银子，即便你再有才华再有能力，也要装成三孙子，否则定会遭到排挤和打压，可李攀龙淡然处之。做人，李攀龙正直磊落；作文，李攀龙文采飞扬；主持事务，李攀龙干净利落。对李攀龙的超凡脱俗，一些同事和领导自然是不以为然，甚至背地里时常讥讽李攀龙，李攀龙也不客气，经常予以针锋相对。
“雅不欲以刀笔见长，而其听谳最号公平”（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在任山西司郎中时，一名武将触犯了法律，但其罪并不重，却因未向上行贿险些被判死刑。李攀龙得知此事，立即为这名武将据理力争，解除了他的死刑。后来，这名武将在战场上建立了功勋，依然怀念李攀龙的救命之恩。嘉靖三十二年，李攀龙担任顺德知府后，心系群众，视解决群众疾苦为头等大事，积极向上申请免除民税，放宽刑罚，增设驿站。在担任父母官的三年中，当地没有发生一起冤假错案，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得到缓解。由于政绩卓越，李攀龙被提升为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查当地的教育和学风。在陕西，李攀龙做了很多切实有效的工作，倡导务实开拓，反对人云亦云，但终因忍受不了本是同乡的陕西巡抚殷学的傲慢，辞官而去。
回乡后，李攀龙文思泉涌，诗情飞逸，创作了大量作品。在此期间，他拿出仅有的微薄积蓄，在济南东郊建造了一座充满书香气息的白雪楼。李攀龙以“白雪”命名，取意“阳春白雪”，自喻清高不俗。在白雪楼上，李攀龙不问凡俗，潜心著书，与志同道合的文人饮酒吟诗作赋外加研讨与交流，好不悠闲。“海内学士大夫，无不知有沧溟先生”，这里的“沧溟”是李攀龙的自号。当时在文友圈里，都称李攀龙为“沧溟先生”。志同道合是加入李攀龙这个圈子的前提，否则即便你是达官贵人，李攀龙也绝不稀罕。李攀龙很喜欢这座白雪楼，写文道：“楼在济南郡东三十里许鲍城，前望太麓，西北眺华不注诸山；大小清河交络其下。左瞰长白、平陵之野，海气所际。每一登临郁为胜观。”后来，白雪楼真的成为名楼，成为“济南十六景”之一。
李攀龙是“明后七子”的代表，也是济南诗派的领军人物，当时在全国享有较强的知名度，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攀龙都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官场失意文坛得意。辞官后，李攀龙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硕果累累，文学主张上，李攀龙继承和发扬了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思想，坚决抵制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掀起了明朝文学复古运动。说到这里，我给大家泼一下冷水。李攀龙的文字虽然很厉害，但有的作品却很一般。白雪楼是一座多美的楼啊，可在李攀龙的诗中却不见神韵所在。现将其《白雪楼》拿来，请君一读：
伏枕空林积雨开，/旋因起色一登台。/大清河抱孤城转，/长白山邀返照回。/无那嵇生成懒慢，/可知陶令赋归来。/何人定解浮云意，/片影飘摇落酒杯。
此诗，表明李攀龙效仿陶渊明，表达自己永葆高洁情操，维护心灵净土的鲜明态度，却缺少了应有的节奏和气势，读着跟喝白开水一样，感觉还不如顺口溜读着实惠。不管怎么说，李攀龙的文学贡献和文学地位依然不可低估。在白雪楼10年，李攀龙不仅得到了天下文人们的赞誉，也躲过了严嵩父子的倒行逆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后七子”中多为正直孤傲者，岂能依附严党，最终结局自然多遭贬外放。隆庆元年，李攀龙恢复官职，先后担任浙江按察司副使、河南按察使。此时，戚继光抗倭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李攀龙诗兴大发，以诗赞美热情讴歌。诗虽不著名，却也见一腔爱国之情。
重新做官的李攀龙在济南大明湖百花洲上又兴建了一座白雪楼。此楼高三层，底层为客厅，中层为书斋，上层为其爱妾蔡姬的闺房，档次相当于现在南方农村临街的民宅。虽然拥有两座白雪楼，李攀龙却也为官清廉，没有什么积蓄。李攀龙死后，家道中落，其子孙“僦居穷巷，托迹浮萍”。他的爱妾蔡姬七十多岁了，还在西关卖胡饼讨生活，其清贫景象令人悲怆不已。
在明朝的雪中，白雪楼傲然耸立，就像它的主人一样卓尔不群，风采飘逸，留给后人几多慨叹。
明朝的雪下到嘉靖六年，大片大片的雪花将天地连成了一片，不仅阻塞了发展的道路，也模糊了人们的视野。而此时的福建泉州府诞生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他的名字叫李贽。
李贽本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至于为什么要改姓李，我也不知道。李贽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也是教师，大凡教师家庭生活都很清贫。李贽少年时就“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12岁写了一篇《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26岁，李贽中举。按说也应该和范进一样高兴一下，但这次中举却让李贽大发感慨：“此直戏耳！……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
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舍得花钱，你就能中举。科举还神圣吗？还需要追求学业吗？什么都是假的，还有什么意义？自此，李贽将自己的科举之路画上了句号。
只考举人，不再会试，那只能在基层公务员的层次上混了。4年以后，李贽谋得河南共城教谕之职，相当于县教育局的一名股级干部。虽然以后有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等履历，但工资待遇一直很低，难以养家糊口。按说早就该愁眉苦脸了，但李贽不为五斗米折腰，从当上基层公务员的那天起，他忙完公务后就在家中一门心思研究学问，绝不拉拉扯扯搞关系。由于工资待遇低，李贽的家里经常揭不开锅。一年大旱，农田颗粒无收，三个女儿饿死了两个。李贽擦干眼泪，继续坚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原则一百年不动摇。
苍天有眼。51岁时，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这个职务虽然是个四品官职，却没啥油水。姚安条件艰苦自不用说，而且还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说到这儿，不能不补充一下，李贽是回族人。但愿这一点是朝廷派他来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诱因。李贽很乐观，到任后从不压制民声。他察民情访民意，积极化解民族矛盾，有啥问题坐下来一起商量解决。3年过去了，姚安各项事业稳步发展，民族团结，地方稳定。云南巡按御史刘维考察后，对李贽大加赞赏，表示不收李贽任何礼保举他升迁。要是一般人，早就跪倒谢恩了，可李贽一听刘大人此意，立即跑到滇西鸡足山里躲了起来。“我这么大年龄了，哪有那番热情，还是辞官研究学问算了。要不答应，我就在山里不出来。”李贽对刘御史派来的人说。刘御史闻听苦笑，只好答应了李贽的请求。李贽辞官姚安，“士民拥车，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也”。
辞官后，李贽领着妻子、女儿、女婿跑到湖北黄安，在好友耿定理那儿当了一名教师。每天，他在天台书院讲学论道，主张个性要解放、思想要自由。这个观点在当时无疑被视为异端邪说。果然，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得知此事后，立即训斥李贽的“不良”观点，并要求耿定理将李贽驱逐出门。可耿定理很支持李贽，不畏耿定向的责骂依旧容纳李贽。好景不长，没多久耿定理突然病故，李贽失去了保护伞，只好从耿家搬出来，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在知己周思敬的资助下，李贽把妻子、女儿、女婿送回泉州老家，自己一人跑到麻城的寺院里搞起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既无家累，又断俗缘”，李贽索性剃发留须、出家但食肉，活得很洒脱。
在此10年间，李贽创作一发不可收，也出了很多书，什么《李氏续藏书》、《续藏书》、《史纲评要》、《李氏焚书》、《焚书》等等。不寻常的经历，激发了李贽思想大解放，李贽冲破“三纲五常”的羁绊，呐喊出“人人皆圣人、可以有自我”。上至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没有几人不知道有一个出家当和尚的李大学问家。各地邀请李贽讲学、研讨、座谈、出书的信函像雪片一样飞来。只要李贽一出现，上至80岁老太太下至18岁大姑娘，都要跑来聆听李贽的百家讲坛。一时间，李贽成了明朝的大明星。
李贽年岁已高，腰包里没啥钱，身子骨也弱。虽然出了很多书，也到处开办百家讲坛，但李贽却没赚到多少稿费，更没挣到什么讲学费。是不是让经纪人什么的给卷跑了，不得而知。要不是友人和粉丝们的资助，李贽恐怕早就饿死了。按说对这样的人，没有必要再踩了，可耿定向却不这样作。这个思想顽固者，不仅要踏上一只脚还要把李贽置于死地。绞尽脑汁后，耿定向给李贽安了一个罪名：僧尼宣淫。这个词，我不用解释，想必大家也能理解。作为一个僧人，不节欲，倡乱伦，有伤风化，实乃十恶不赦。当地官员哪敢得罪耿定向啊，只好以“维护风化”为名，烧毁了李贽居住的龙湖芝佛院，毁坏了墓塔，驱逐李贽。万历皇帝不仅爱听桃色新闻，还视李贽为极端学说者，立即下诏：“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其著述一律查抄烧毁，凡收藏保留者严惩不贷！”
一个76岁的老人，只做学问不问政治，何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损害风化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此时的李贽正在通州好友马经伦家避祸，当锦衣卫上门搜捕时，李贽毅然走出来说：“都是我惹的祸，不许连累他人。”在狱中，李贽坦然自如作诗道：“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李贽不图别的，但求一死。万历皇帝混蛋不假，但心不太黑。细想想，庙也烧了，书也毁了，人也抓了，差不多得了。最终万历皇帝决定：遣李贽回老家，交由地方看管。李贽大失所望：“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最终，李贽用剃头刀抹了脖子，两日后，气绝身亡。
李贽以死抗争明朝的思想僵化，又以死开启了学术上的新大门。明朝的雪似乎在为李贽伤怀，在静穆之中，把整个世界染得白茫茫凄惨惨……
风雪连天，塞北苍茫。雪中，袁崇焕隆重出场。
袁崇焕，广西人，自三甲科后，在36岁时当上了福建邵武的知县。可当了没几天，却又改行到兵部当了一名武官。而后，又去辽东下基层锻炼。多次击溃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护卫辽东，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官至辽东巡抚，兵部右侍郎。虽然其间被迫辞职，但这不是袁崇焕自身错误所致。
魏忠贤死后不久，崇祯皇帝重新启用了袁崇焕，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平台召对”，崇祯与袁崇焕谈得十分畅快。此乃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栋梁之才！崇祯对袁崇焕寄予了厚望。纵观历史上忠君之臣，一到关键时刻都会犯头脑发热的毛病。在这一点上，岳飞如此，于谦如此，袁崇焕也如此。见皇上对自己欣赏有加，袁崇焕有些飘飘然。他向崇祯皇帝保证，只要给我足够的权限、钱粮和兵马，5年就可以打败清军。这弓拉得太满了，袁崇焕没有出师，就犯了第一个错误。
按说一个武将吹点牛皮不算啥事儿，但袁崇焕错就错在不该跟崇祯这样的皇帝吹。崇祯是明朝的最后一个法定君王，虽然十分勤勉，可他生性多疑遇事较真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崇祯见袁崇焕信心十足，甚是欣慰，立即答应了袁崇焕所有的请求。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有条件要满足，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满足。袁崇焕春风得意，前往辽东赴任。
可还没到地方，宁远驻军却因拖欠工资发生骚乱。按说事不大，做些思想工作安抚一下，实在不成把领头闹事的打几板子也就算了，袁崇焕却不这样做。他到了宁远，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军吴国琦和10多个情绪有些激烈的士兵都给砍了。袁崇焕这样做，稳定军心是一方面，最主要的给大家一个下马威。艰苦的辽东，兵士收入本来就低，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人，也没灰色收入可拿。你不涨工资就罢了，还拖欠工资，就是农民工也要闹的，何况手中有刀枪的兵士呢？虽然最终补发了工资，但袁崇焕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即处罚士兵过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已难以挽回。
绝对的权威就是没商量更不能讨价还价，只有服从绝对地服从。把原总兵满桂调离后，袁崇焕又对狂傲的毛文龙下手了。左都督平辽总兵毛文龙曾立过战功，对袁崇焕本就不服气。老子也是有过战功的人，凭什么你一来就管老子？毛文龙这个人的特点除了居功自傲、谎报战功、窃取他人成绩外，就是贪心过重。用当年明月的话说：“毛总兵驻守皮岛八年，大大小小的走私船都从他那儿过，收钱就放行，他还参股。”袁崇焕与毛文龙开始交锋，一来一往几次，就把毛文龙杀了。毛文龙是崇祯的一员干将，也是皇太极的眼中钉，杀毛文龙无疑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你袁崇焕做事太鲁莽，要杀文龙，为何不事先向我请示？崇祯心里对袁崇焕十分不满。袁崇焕乱用尚方宝剑先斩后奏，犯了第三个错误。
而致命的错误，就是北京保卫战。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于谦时代；第二次是袁崇焕时代。两次保卫战，虽结局差不多，但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性质更不同。第一次北京保卫战是英宗朱祁镇决策失误所致，战役是经皇太后批准实施的。对此，我在《明朝的雨》中做过介绍。而袁崇焕所面临的北京保卫战，实属是他监察军情不利所造成的。崇祯二年十月初北方初雪，皇太极领兵10万从辽东绕道辽西再到蒙古，历时半个月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袁崇焕得知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忙派部将赵率教领几千人马前往迎战，没过几天，赵率教及所率人马全部阵亡。清军轻易地接近了北京，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崇祯十分恼火，将在朝值班的兵部尚书王洽给砍了。王洽是兵部尚书，分管北京地区防务，不杀他还能杀谁？王洽死了，袁崇焕的老领导孙承宗官复原职，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比袁崇焕高半格。可是，这时的孙承宗同志已无法调动袁崇焕了，毕竟小袁同志现在已是正部级的领导干部啦。
11月11日，明朝光棍节。袁崇焕率几万关宁铁骑拦截不成，最终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皇太极领着十几万部队围着北京城来回跑，仅有几万人马的袁崇焕力量悬殊，也只能在后面追而不战。5天下来，关宁铁骑被动之极、无奈之极也狼狈之极。朝中大臣、北京城外的商人、名士、普通百姓对袁崇焕这样的做法都大为不解。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袁崇焕在引狼入室！洪承畴比你如何，人家叛变投敌了，也没引狼入室啊!你比洪承畴还要坏上百倍，不，是坏上千倍万倍!在众口一词中，本就对袁崇焕产生信任危机的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叛国投敌的行径深信不疑。当然，皇太极的反间计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其间袁崇焕进京面见崇祯解释，但越解释崇祯越怀疑。虽然袁崇焕在北京城外舍生忘死与皇太极苦战，可自身最终被凌迟处死的噩运已无法逃脱。
袁崇焕不仅是明朝末年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抗清名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历史对他的评定。大英雄也有争议。袁崇焕的争议就在于他的自傲、自信和自大，就在于他得罪了很多人，包括崇祯皇帝。崇祯不该自毁长城杀栋梁，可你袁崇焕本身难道就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吗？信息闭塞不是你的错，不请示不汇报不交流还说大话，这才是你的错。
在遮天蔽日的雪中，明朝已穷途末路，再无生机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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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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