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甄城：我所了解的侯宝林家鲜为人知的事（一）
侯宝林告诉我，他在解放前跑码头的时候，常去说相声的地方，一个是天桥，一个就是鼓楼前。旧北京最热闹人最多的地方有四个，一个是天桥，一个是前门大栅栏；再一个是东单至东四牌楼那一段，还有就是鼓楼前。
　　【长城曲艺网编辑整理】我从小就是个相声迷，而且最喜欢听侯宝林（）与人合说的相声，像他与郭启儒合说的《关公战秦琼》、《婚姻与迷信》、《改行》、《三棒鼓》、《卖布头》、《北京话》、《买佛龛》；与刘宝瑞合说的《讲帝号》；与郭全宝合说的《戏剧与方言》、《猜谜语》、与于世猷合说的《向您道喜》；与李国盛合说的《醉酒》、《谈规律》等，都是百听不厌，每听每笑，开心之极。
　　文革初期大批封资修时，我就听说了不少有关侯宝林的传闻。当时最流行的一个段子是：当造反派振臂高呼&打倒侯宝林&时，他老人家立即在台上向前来了个&卧倒&，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逗得全场轰堂大笑。押解他的人也忍不住笑，然后问他为什么要趴下，并把麦克风伸到他的嘴边要他回答。侯宝林一本正经地说&这可不是我自个儿想趴下的，是你们要我趴下的嘛&。那人分辨说&我们只是喊打倒你，并没要你趴下呀&，侯宝林还是趴在地上一脸严肃地说：&是呀，我如果不全身着地儿，怎么能叫打倒呢？&一席话又是逗得全场大笑。结果，批斗会变成了侯宝林的单口相声表演会，最后只能在笑声中不了了之。
　　再一件家喻户晓的事儿，是侯宝林的大弟子马季带头造他的反，不仅伤了他的心，而且也伤了广大&侯宝林迷&的心。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马季在百姓中的口风臭不可闻。有关这件事，我还与侯宝林当面对质过。1981年夏的一天傍晚，我专程到北京什刹海边儿上的侯家老宅去看望侯宝林，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印象中的那个院子不是很大，大概有五间房是侯家的，院儿里好像还住着其他的人家。侯家正屋里一进门就能看见很多坛坛罐罐，都是些很值钱的古董，可见侯宝林在文革中虽然受到了冲击，财产损失却不大，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宝贝留下来。那次去他家，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一是当面问了他有无徒弟斗师父一事。
　　记得，候宝林当时是拧着眉头，眯着小眼，很认真很严肃地看着我说的：这件事儿确实是真的，但是在老百姓的保护下，他们（指造反派）没落着什么便宜。侯宝林感慨地说，北京的老百姓好啊，我侯宝林这一辈子，净沾百姓的光了，甭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老百姓从来都是我的衣食父母。说罢，他起身找出一个小布口袋，从里面捏出一小撮白沙，在写字台上给我表演起&沙书&来了。他一边写一边说：&旧社会那会儿，我们这些说相声的，属于下九流，是社会上最底下的那一层贱民，甭说社会地位，连做人的尊严都谈不上。为什么说相声的都爱拿自己家里的叔叔大伯七大姑八大姨糟蹋着玩儿呀，因为别人你敢说吗？提谁人家不跟你急呀？
　　我问他：您手里的白沙又能派什么用场呢？
　　侯宝林说：这玩意儿现在用不上了。可解放前却离不开它，天天都得拴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到哪儿。你就说天桥吧，那会儿干我们这行的管那叫跑码头，一到了那个地面上，先得拜码头认老大，也就是现在的地痞流氓，只有老大发了话，我们才能在那块地盘上站住脚。其实，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地儿，就是给了我们这些靠卖艺糊口的人一条活路。否则，你还没说完一个段子，就有人来砸你的场子了。唉&&他叹了口气，又说，那会儿混口饭吃不容易呀。说着，他又用手里的白沙在地上示范起来：我们在街头地边上要先用白沙画出一个圆圈，算是圈出一块我们的地盘，然后再用它把我们的名号写上，譬如我和郭启儒搭档最多，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就都要写上。这样，人家来了只要低头一看，就会先知道这两个人是谁，然后才决定听不听你说的相声。
　　侯宝林用沙子手洒出来的字非常漂亮，有点像楷书，连笔峰都是纤毫毕现，真让人佩服。于是我才问他写不写毛笔字。侯宝林嘿嘿一笑，谦逊地说：&别看我的沙书写了那么多年，看上去有点儿型儿，毛笔字可比它差远了。不过，解放后，我没事时也练练毛笔字。说到这儿，他就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枝中号的狼毫毛笔，顺手从旁边拿出一张宣纸说，要不，我给你写几个字，喜欢你就拿走，不喜欢就把它团了扔字纸篓里。
　　听他主动这么一讲，我赶紧接过话茬儿说：&睢您说的，这可是我求不得的事。
　　侯宝林说，这个词儿可得你出，你说写什么，咱们就写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刚结婚不久，要不，您就给我们小两口写几个字？
　　侯宝林嘿嘿一笑，说，齐了。那咱们就写&美满姻缘&吧。说着，提笔就写了这四个字。然后，又在抬头上写下了&庆如指教&，在落款上写下了他的大名侯宝林三个繁体字。放下毛笔，他晃着脑袋左看右看地说，这几个字总算还能拿得出手。于是，又找出一方印章笑着说，你别看我这个字儿写的不怎么样，家伙事儿可是样样齐全，随后就在上面押上了他的名章。接下来，我们就聊了起来。
　　说到这儿得插上一句题外话。人与人交往确实是讲缘分的，这话我从小就信。因为，有的人天天在一起相处，彼此之间却形同陌路；有的人头一回见面，就像他乡遇故知，亲热的不得了，而且什么话都能讲。我与侯宝林一见如故的类似事儿，在我的新闻记者生涯中非常多。当然也有不投缘的，但极少。
　　侯宝林告诉我，他在解放前跑码头的时候，常去说相声的地方，一个是天桥，一个就是鼓楼前。旧北京最热闹人最多的地方有四个，一个是天桥，一个是前门大栅栏；再一个是东单至东四牌楼那一段，还有就是鼓楼前（现在叫地安门大街）。民间艺人最活跃的地面就是天桥和鼓楼两地。早先，他们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无着，但后来随着他的名气大起来之后，听他说相声的人一多，收入也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后来，他不仅置下了家产，还娶了三房太太。而且，这三房太太都跟着他一起跨进了新社会。一直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那一年，情况才变。
　　侯宝林说，三个太太你只能留一个。你说怎么办？该留哪个，不留哪个？人家政府说啦，这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可帮不上忙。是呀，这种事就连毛主席也帮不上忙呀。因为按《婚姻法》规定，毛主席也只能有一个夫人，我侯宝林的身边怎么能有三个老婆呢？哎哟，别提了，当时在留谁不留谁的问题上可把我给难住了。
　　说到这儿，侯宝林嘿嘿一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别处，又说，这种事儿跟你小老弟讲，总还是有点难为情。不过，你已经结婚了，是过来人了，说说也无妨。接着，他就又往下讲道：后来，我给三个太太一块儿开了个家庭会议。我先问她们，谁想留下。这一问不要紧，三个女人都哭哭啼啼地说死活也要跟我一起过。这哪儿行啊，我说，你们光哭不行，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主意，我也不想和你们分开。可政府不答应。老大就说，你每个礼拜都给毛主席唱堂会，你去跟毛主席说说，让他发句话不就解了吗。我说，这种事儿能跟毛主席说吗？甭说他那么忙顾不上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是他想管能管得了吗？这是《婚姻法》规定的，就连他老人家都不能破这个例，我侯宝林怎么就能特殊呢？我这么一说，三个太太都不言语了。
　　后来，我一看老是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就表态说，老大老二你们就搬出去自己过吧，老三岁数小，生活能力差，而且跟我一样，也是个京剧票友，遇上个演出什么的，她还能凑个数，就让老三留在我身边吧。
　　我问侯宝林，那么，大太太和二太太分出去住哪儿，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侯宝林说，我那会儿不是有些家产吗，给她们三个人分分，每一个人的手里都有些钱，过日子是不用愁的。房子呢，我也一人给她们找了一处。你说的不错，她们总得过日子，总得有个安身的地方呀。（未完待续）
原标题：往事历历：我所了解的侯宝林家鲜为人知的事（一）
(责任编辑：小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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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告诉我，他在解放前跑码头的时候，常去说相声的地方，一个是天桥，一个就是鼓楼...尔雅网络《用相声演绎中国文化》考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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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北京木樨地24楼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家中，我与病中的侯老最后一次亲密接触
我从小就是个相声迷，而且最喜欢听侯宝林（）与人合说的相声，像他与郭启儒合说的《关公战秦琼》、《婚姻与迷信》、《改行》、《三棒鼓》、《卖布头》、《北京话》、《买佛龛》；与刘宝瑞合说的《讲帝号》；与郭全宝合说的《戏剧与方言》、《猜谜语》、与于世猷合说的《向您道喜》；与李国盛合说的《醉酒》、《谈规律》等，都是百听不厌，每听每笑，开心之极。
文革初期大批封资修时，我就听说了不少有关侯宝林的传闻。当时最流行的一个段子是：当造反派振臂高呼“打倒侯宝林”时，他老人家立即在台上向前来了个“卧倒”，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逗得全场轰堂大笑。押解他的人也忍不住笑，然后问他为什么要趴下，并把麦克风伸到他的嘴边要他回答。侯宝林一本正经地说“这可不是我自个儿想趴下的，是你们要我趴下的嘛”。那人分辨说“我们只是喊打倒你，并没要你趴下呀”，侯宝林还是趴在地上一脸严肃地说：“是呀，我如果不全身着地儿，怎么能叫打倒呢？”一席话又是逗得全场大笑。结果，批斗会变成了侯宝林的单口相声表演会，最后只能在笑声中不了了之。
再一件家喻户晓的事儿，是侯宝林的大弟子马季带头造他的反，不仅伤了他的心，而且也伤了广大“侯宝林迷”的心。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马季在百姓中的口风臭不可闻。有关这件事，我还与侯宝林当面对质过。1981年夏的一天傍晚，我专程到北京什刹海边儿上的侯家老宅去看望侯宝林，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印象中的那个院子不是很大，大概有五间房是侯家的，院儿里好像还住着其他的人家。侯家正屋里一进门就能看见很多坛坛罐罐，都是些很值钱的古董，可见侯宝林在文革中虽然受到了冲击，财产损失却不大，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宝贝留下来。那次去他家，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一是当面问了他有无徒弟斗师父一事。
记得，候宝林当时是拧着眉头，眯着小眼，很认真很严肃地看着我说的：这件事儿确实是真的，但是在老百姓的保护下，他们（指造反派）没落着什么便宜。侯宝林感慨地说，北京的老百姓好啊，我侯宝林这一辈子，净沾百姓的光了，甭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老百姓从来都是我的衣食父母。说罢，他起身找出一个小布口袋，从里面捏出一小撮白沙，在写字台上给我表演起“沙书”来了。他一边写一边说：“旧社会那会儿，我们这些说相声的，属于下九流，是社会上最底下的那一层贱民，甭说社会地位，连做人的尊严都谈不上。为什么说相声的都爱拿自己家里的叔叔大伯七大姑八大姨糟蹋着玩儿呀，因为别人你敢说吗？提谁人家不跟你急呀？
我问他：您手里的白沙又能派什么用场呢？
侯宝林说：这玩意儿现在用不上了。可解放前却离不开它，天天都得拴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到哪儿。你就说天桥吧，那会儿干我们这行的管那叫跑码头，一到了那个地面上，先得拜码头认老大，也就是现在的地痞流氓，只有老大发了话，我们才能在那块地盘上站住脚。其实，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地儿，就是给了我们这些靠卖艺糊口的人一条活路。否则，你还没说完一个段子，就有人来砸你的场子了。唉——他叹了口气，又说，那会儿混口饭吃不容易呀。说着，他又用手里的白沙在地上示范起来：我们在街头地边上要先用白沙画出一个圆圈，算是圈出一块我们的地盘，然后再用它把我们的名号写上，譬如我和郭启儒搭档最多，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就都要写上。这样，人家来了只要低头一看，就会先知道这两个人是谁，然后才决定听不听你说的相声。
侯宝林用沙子手洒出来的字非常漂亮，有点像楷书，连笔峰都是纤毫毕现，真让人佩服。于是我才问他写不写毛笔字。侯宝林嘿嘿一笑，谦逊地说：“别看我的沙书写了那么多年，看上去有点儿型儿，毛笔字可比它差远了。不过，解放后，我没事时也练练毛笔字。说到这儿，他就从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枝中号的狼毫毛笔，顺手从旁边拿出一张宣纸说，要不，我给你写几个字，喜欢你就拿走，不喜欢就把它团了扔字纸篓里。
听他主动这么一讲，我赶紧接过话茬儿说：“睢您说的，这可是我求不得的事。
侯宝林说，这个词儿可得你出，你说写什么，咱们就写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刚结婚不久，要不，您就给我们小两口写几个字？
侯宝林嘿嘿一笑，说，齐了。那咱们就写“美满姻缘”吧。说着，提笔就写了这四个字。然后，又在抬头上写下了“庆如指教”，在落款上写下了他的大名侯宝林三个繁体字。放下毛笔，他晃着脑袋左看右看地说，这几个字总算还能拿得出手。于是，又找出一方印章笑着说，你别看我这个字儿写的不怎么样，家伙事儿可是样样齐全，随后就在上面押上了他的名章。接下来，我们就聊了起来。
说到这儿得插上一句题外话。人与人交往确实是讲缘分的，这话我从小就信。因为，有的人天天在一起相处，彼此之间却形同陌路；有的人头一回见面，就像他乡遇故知，亲热的不得了，而且什么话都能讲。我与侯宝林一见如故的类似事儿，在我的新闻记者生涯中非常多。当然也有不投缘的，但极少。
侯宝林告诉我，他在解放前跑码头的时候，常去说相声的地方，一个是天桥，一个就是鼓楼前。旧北京最热闹人最多的地方有四个，一个是天桥，一个是前门大栅栏；再一个是东单至东四牌楼那一段，还有就是鼓楼前（现在叫地安门大街）。民间艺人最活跃的地面就是天桥和鼓楼两地。早先，他们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无着，但后来随着他的名气大起来之后，听他说相声的人一多，收入也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后来，他不仅置下了家产，还娶了三房太太。而且，这三房太太都跟着他一起跨进了新社会。一直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那一年，情况才变。
侯宝林说，三个太太你只能留一个。你说怎么办？该留哪个，不留哪个？人家政府说啦，这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可帮不上忙。是呀，这种事就连毛主席也帮不上忙呀。因为按《婚姻法》规定，毛主席也只能有一个夫人，我侯宝林的身边怎么能有三个老婆呢？哎哟，别提了，当时在留谁不留谁的问题上可把我给难住了。
说到这儿，侯宝林嘿嘿一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别处，又说，这种事儿跟你小老弟讲，总还是有点难为情。不过，你已经结婚了，是过来人了，说说也无妨。接着，他就又往下讲道：后来，我给三个太太一块儿开了个家庭会议。我先问她们，谁想留下。这一问不要紧，三个女人都哭哭啼啼地说死活也要跟我一起过。这哪儿行啊，我说，你们光哭不行，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主意，我也不想和你们分开。可政府不答应。老大就说，你每个礼拜都给毛主席唱堂会，你去跟毛主席说说，让他发句话不就解了吗。我说，这种事儿能跟毛主席说吗？甭说他那么忙顾不上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是他想管能管得了吗？这是《婚姻法》规定的，就连他老人家都不能破这个例，我侯宝林怎么就能特殊呢？我这么一说，三个太太都不言语了。
后来，我一看老是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就表态说，老大老二你们就搬出去自己过吧，老三岁数小，生活能力差，而且跟我一样，也是个京剧票友，遇上个演出什么的，她还能凑个数，就让老三留在我身边吧。
我问侯宝林，那么，大太太和二太太分出去住哪儿，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侯宝林说，我那会儿不是有些家产吗，给她们三个人分分，每一个人的手里都有些钱，过日子是不用愁的。房子呢，我也一人给她们找了一处。你说的不错，她们总得过日子，总得有个安身的地方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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