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威王和齐湣王是父子关系吗?_百度知道
齐威王和齐湣王是父子关系吗?
齐威王是齐国（田齐）第三任国君，齐湣王是齐国（田齐）第六任国君，所以肯定不是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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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闵王，本名田地，齐宣王之子，田齐政权第六任国君。公元前301年即位，在位十七年。齐威王（前378～前320）早在古齐国时，田氏夺取11个姜氏的政权，建立了田氏齐国。　齐宣王（约前350年－前301年，约50岁)，本名田辟疆，战国时齐国国君，齐威王之子。
不是 齐威王的儿子是齐宣王田辟疆 齐宣王是齐湣王的父亲
父子关系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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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齐国君主_百度百科
齐国，为中国历史上从到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分为和两个时代。姜齐从开始，到为止，共32位国君；田齐从开始，到为止，共8位君主。
前？年-前1000年
前999年-前？年
前？年-前？年
前？年-前？年
前？年-前863年
前862年-前860年
前859年-前851年
前850年-前825年
前824年-前816年
前815年-前804年
前803年-前795年
前794年-前731年
前730年-前698年
前697年-前686年
前685年-前643年
前642年-前633年
前632年-前613年
前612年-前609年
前608年-前599年
前598年-前582年
前581年-前554年
前553年-前548年
前547年-前490年
前488年-前485年
前484年-前481年
前480年-前456年
前455年-前405年
前404年-前379年
田氏家族首领
陈（妫，田）完
？-前545年以后
？-前532年以后
？-前516年
？-前484年以后
田恒（常）
？-前468年以后
田盘（班）
田白（伯）
？-前411年
前410年-前405年
前404年-前384年
前383年-前375年
前374年-前357年
前356年-前320年
前319年-前301年
前300年-前284年
前283年-前265年
前264年-前221年
(，也作，原名妫完，陈厉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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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武子(田开) 田僖子(田乞)
陈昭子(田昭) 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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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成子(田恒，又名田常) 子士 简子 宣子 穆子 廪邱子 芒子 惠子 孙凭
田襄子(田盘) 孙武
田庄子(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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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悼子(田利)
齐太公(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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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废公(田剡)
齐桓公(田午)
孺子喜(田喜)
齐威王(田因齐，也作田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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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田辟疆，也作田辟彊qiáng)
郊师(田师)
靖郭君(田婴)
齐闵王(田地，又名田遂，也作齐湣王) 孟尝君(田文)
齐襄王(田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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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共王(田建，襄王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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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升(田建长子)
田安(济北王)
王禁(王贺嫡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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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 王曼 王谭 王崇 王商 王立 王根
王逢时 王君侠 王政君 王君立 王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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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新朝建兴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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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 王获 王安 王临
王兴 王匡 王嬿 王晔 王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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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 王千 王寿 王吉 王宗
王世 王利 王妨
：“国”君主的，为君主。
(妫跃)之子妫完，后称，也作，谥号“敬仲”，史称“”。
田完，生田稚；
田稚，生田湣；
田湣，生田须无；
田须无，生田无宇；
田无宇，生5子：田武子(田开)、田僖子(田乞)、陈昭子(田昭)、孙书、子亶；
田僖子(田乞)，生9子：陈瓘、田成子(田恒)、子士、简子、宣子、穆子、廪邱子、芒子、惠子；
孙书，生孙凭；
子亶，生子献；
田成子(田恒)，生田襄子(田盘)；
孙凭，生；
子献，生诸御鞅；
田襄子(田盘)，生田庄子(田白)；
田庄子(田白)，生二子：长子田悼子(田利)，次子齐太公(田和)；
齐太公(田和)，生二子：长子齐废公，又称或田侯剡；次子()。；
(田剡)，生一子：孺子喜，名，田剡、田喜同时被田午杀死；
齐桓公(田午)，生齐威王(田因齐)；
齐威王(田因齐)，生3子：长子齐宣王(田辟疆)，次子郊师(田师)，第三子靖郭君(田婴)；
齐宣王(田辟疆)，生齐闵王(田地)；
靖郭君(田婴)，生(田文)；
齐闵王(田地)，生齐襄王(田法章)，配(之女)；
()与君王后的为(田建)：是最后一任君王，也称“齐”；为：公元前208年，在救魏的战役中被章邯军所杀，收其余众，东走东阿，齐人立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角之弟为将，不久，田荣率兵逐走齐王假，立田儋之子为齐王，而自封为相，为将，取得齐地，田假被逐后逃到楚，田间、田角至赵，田荣劝赵、楚杀田假、田间、田角等。楚、赵不杀。后灭田荣，复立田假为齐王，田荣之弟田横趁项羽回救彭城，击田假，田假亡走楚，楚杀田假。
齐王建生三子：长子田升、、第三子。
田升之子名，田安为西楚王朝的。田安之子名田()，因灭齐(国)，为避免杀戮，田□(失名)改名为。
王始之子名，为汉朝。
王遂生子，名，王贺为汉武帝的绣衣御史。
王贺生二子：长子，为汉朝阳平侯，“阳平顷侯”；。
王禁生四女男：长女王君侠，封广恩君，是汉朝定陵侯的；次女，乃西汉，是的生母；第三女王君力，封广惠君；第四女王君弟，封广施君；长子，封敬侯；次子，追谥为哀侯；第三子，封平阿安侯；第四子，封共侯；第五子，封成都景侯；第六子，封荒侯；第七子，封让侯，后来改封为“直道让公”；第八子王(也作)，封戴侯。
王弘之子，名，封安阳敬侯。
1.新都哀侯王曼生二子：长子，，称“世子”；次子，父爵为新都侯，并于公元8年腊月建立，史称新高皇帝或新朝。世子王永，生，衍功侯；王光之子为衍功侯。
王莽，生六子三女：长子，为；次子，为；第三子，封新迁王，后来立为新朝太子；第四子，封统义阳缪王；第五子，封功脩公；第六子，封功建公；长女王，即汉朝，后来改封为；次女，封睦脩任；第三女，封睦逮任。
隐太子王宇，生六子二女：长子功隆公，次子功明公，第三子功成公，第四子功崇公(即)，第五子功昭公，第六子功著公；长女王，嫁西汉城门令史王兴(，非大名王氏，“四将”之一，被封为奉新公)；次女，嫁汉(汉末主)。
2.之子为安新公；王舜生三子：长子安新公、褒新公、第三子说德侯。
3.安成共侯之子为安成靖侯王奉世；王奉世之子为安成侯王持弓。
4.成都景侯生二子：长子成都侯，次子隆信公；王邑之子为王睦。
5.高平戴侯王逢时之子为高平侯。
6.阳平敬侯之子为阳平厘侯；王襄之子为阳平康侯王岑；王岑之子为阳平侯王莫。
7.平阿安侯生四子：长子平阿剌侯、王、、；王仁之子为平阳侯；王述之子是；王磐之子为。
8.直道让公(直道让侯)之子为直道公(直道侯)王涉。
9.红阳荒侯生二子：长子、次子；王丹之子为武桓侯。&>&&>& > 正文
《汲古集》：5，孟子的现实与他的“仁学”
作者：沙黑
发布时间：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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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的现实与他的&仁学&
　　孟子的年代(前372&前289)，如他自己所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孔子的生卒年是&前551&前479&，正当历史上的春秋末世，战国即将到来。孔子而后百年，孟子生，正当战国中期。孟子对齐宣王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可见，经过若干年兼并，当时中华，较大诸侯国有九个，另外还有滕、邹这样一些小国。这就是战国中期的景象，即将迎来七国争雄的战国后期。因此，战国中期是孟子所处的时代，他面对的国家社会现实，就是战国中期的情况，他的核心思想是从这个现实中产生的，也只能从这个现实中去得到解释。关于战国中期国家社会方方面面的大体情况，我们从《孟子》一书中，可以获得较鲜明的认识，它就反映在孟子本人的言论之中。孟子是一位激烈的时评家，一面时评，一面摆出他的思想政治主张。
　　孟子有着孔子之后以道自任的意思(见于《孟子》全书之末)，程颐亦有&孟轲死，圣人之道不传&的话，朱子在《孟子序说》中所引程子的话，&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都承认孟子自任得对。然而，儒学中&亚圣&到底指谁?程子说：
　　&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
　　可见，程子是把颜回摆在距离圣人只在毫发之间，而孟子差了一级，原因是说孟子有重大缺点，就是有点儿头上长角。程子贬抑孟子，要求大家学颜回的&浑厚&。颜回，除了在《论语》中孔子赞扬他为第一得意弟子，却短命而死，除了只言片语，未有著作和创见留传下来，程子却要抬他到孟子之上去，说明着程子的厉害，难怪苏东坡等一般朝臣见了程子都有点怕他(参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程子之意是说亚圣当推颜回。不过，一般并称孔孟之道，亚圣仍指孟子。
　　后来，朱元璋的意见就跟程子一致。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发脾气，对人说，孟子&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后来有人替孟子说情，这才恢复孟子配享。洪武二十七年命人编《孟子节文》，一共删节八十五条孟子言论。以删节后的《孟子》颁行全国，所删去的那些话，不得用来命题作文，不得用到科举考试中(见吴晗《朱元璋传》)。
　　由此可见，孟子的理论有它的彻底性，正因如此，其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根本利益，却有时而为最高统治者所不能接受，像贾府的焦大一般真正忠心，却会被用马粪塞嘴。
　　孟子时代的国家社会，糟得很：诸侯争战，横征暴敛;国君奢侈，上下无礼;所谓良臣，实为民贼;所谓富人，可称富桀;民不聊生，有如倒悬。
　　他的针锋相对匡时救弊之法，就是大倡他的仁学，高扬&仁义&的旗帜，可总括为这样三个方面：
　　1，反对霸道，主张王道
　　2，反对独乐，主张同乐
　　3，反对君本，主张民本
　　这样一看，孟子的&仁学&对于他的现实的针对性，他作为思想家在他的时代的合理性，他对于历史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根源于人作为群体社会动物而有的自身自心的&亲亲为仁&，被自觉自为地提升而成的&仁术&的合理性，也就显示出来了。所以，历史地对待孟夫子，就应当有着肯定的一面。然而，撇开无法实行的改良倒退的恢复井田制不说，&仁学&一定意义上就是怀柔与&心学&，用于处理与调整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非一朝一夕能成，迂阔空谈，不为当时诸侯接受，后亦遭韩非子激烈责疑，斥之为乱世之&显学&与&蠹&。
　　由于孟子在他的时代，是只有要求当时统治者来推行他主张的仁政王道的，首先也就不能把统治者给忽略了，而是要把他们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来仰仗，不光在策略上需要这样，从孟夫子所习的思想资源上(孔子)，从他所处社会地位上(在&君子、劳心者、治人者&这种行列里)，他也只能做到这样。所以，我们虽佩服孟子的深刻和&浩然&，却不得不指出他的局限性，人们将孔孟连称为&孔孟之道&，其褒贬之义尽在其中。
　　1，反对霸道，主张王道
　　霸道，就是以在诸侯国中称雄称霸、兼并别国土地人民为追求，如此，在国内当有一套与之适应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儒家看来，大体属于暴政。曾有春秋五霸之说，比如，齐桓公、晋文公就是著名两霸。到了孟子所在的战国中期，诸侯国之间的争战不但并未停止，而且持续地更大规模地进行，许多小国都被大国兼并，华夏大地上总的形势主要是九个大国并峙，更加然地是一个不让以至争霸的局面，历史向着七国争雄以至秦王扫六合狂奔。孟子的政治主张截然相反，他针锋相对，主张&王道&，也是行&仁政&，而不是暴政和霸道。齐宣王请他讲讲春秋二霸齐桓晋文，他回答说：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就是说，你问我的这些，我无可奉告，但你如果问我如何行&王道&，我可以讲一点。其实，孟子对历史是深有研究的，并不是&未之闻也&，只是他认为&《春秋》无义战&，他不能给齐宣王讲那个，他的原则如此。孟子的话在当时也可算是&反潮流&的，反数百年来愈演愈烈的兼并大势而力挽狂澜。
　　孟子作为著名学者和游说之士，所对话过的国君，主要有大国的梁惠王、齐宣王、齐湣王，还有小国的邹公、滕文公，他的言谈始终贯彻着他的&王道&主张，而对相反的情况，则给以尖锐批评。
　　若在以前的春秋之世，诸侯是不能称&王&的，唯称周天子为&王&，所以强大如齐桓、晋文，也只能称&公&。可是到了孟子这时，这些大国之君就公然称&王&了，因为他们的地盘与国力，实在都已经是周天子所远远不能比拟的，周朝早已形同小诸侯，其价值就是徒存天子的空名。
　　孟子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对话时，也口称梁惠、齐宣这些人为&王&，真是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这也就意味着凭他及其弟子，是无力扭转战国大趋势的，他的&王道&之说，总的是说了没有用的，时代将依照着他所批评的暴政和霸道的方向继续往前走。
　　然而，孟子还是要反复地对这些国君讲他的善道、王道。这种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动。
　　那么在当时，行&霸道&的情况具体如何?我们从对内与对外来分析。
　　对内，依孟子对梁(魏国)惠王所说，当时诸侯国内，&上下交征利&很严重，实际上也就是乱序无&礼&，令人时时有&国危矣&的不好的感觉，孟子观察研究到一个规律：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他认为，这都是国家社会&后义而先利&带来的。因此，矫正这一时弊，也就应当是：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只有倡&仁义&、行&仁政&，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确实，如果&仁义&行，哪里会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淮南子&主术训》)这样糟糕的事情呢?
　　&仁义&太好了，一方面，它来自人心的&亲亲&之情，是人就没法否认它，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成为&仁术&，用来调整社会君臣上下等级的关系，子必须孝父，弟必须尊兄，臣必须忠君，君应当爱臣。这样，一切问题不就可以摆平了吗?什么&弑其君&这样背理出格极端可怕的事情是决不会发生的了。
　　孟子的这一设计，确实说得通，也说明着他的一派&仁人&之心，但拿到现实中去实行，就复杂了，看来终战国之世，天下并没有照这样的设计去做，偏偏是他所不屑和指责的&霸道&行于天下。
　　后世虽称韩非子&集法家大成&，但是韩国执政者不听他的，他不像李斯有秦国那样施展抱负的政治条件，另外，他已处秦将统一天下的年头，即使能让他在韩国施展，也来不及了，人家秦国一以贯之积累了六至七世的成果才那么厉害的。以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衡量，韩非子都不行，他只能做个空头理论家了。
　　孟子的&仁政&之说，在他的时代行不通，时代正如比他晚生百年的韩非子所说，是&争于气力&的：你不争，不能动员起举国之力来强国、卫国、争天下，你就要被灭掉，越是弱的，越是抱什么幻想的，包括行&仁义&之教而不是&霸道&之教的，就越是易被灭掉。
　　孟子当时，若行所谓霸道，在对外关系上，情况如何?一般地说，也就是争战，或胜或败，就这么战来战去。梁惠王对孟子诉苦说：
　　&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
　　梁惠王完全深陷战争之中，损失极大，十分痛苦。他要报仇血恨，请教孟子，得到的回答是首先需要&施仁政&，不但要&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而且要&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这就是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全面备战，有了这样备战，就&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而对方情况若是相反，&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是&陷溺其民&，那么&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在这段对话里，孟子循循善诱，劝梁惠王行&仁政&，这样的&仁政&于国于民，不能说是不好。然而，人们要问，若敌国也行这样的&仁政&，则如何?答案只能是比谁的&仁政&实行得更好，但另一面，战争较量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管&仁政&本义如何，在当时情况下，已经不得不以战国的现实为前提，已经谈不上很自在很纯然。孟子没有笼统反战，也没有不重视农耕，这与在他之前的商鞅(前390-前338)&耕战&理论之间，是接通的，说明着孟子承认着现实，并不一味空谈&仁政&，这就也有了些&王霸道杂而用之&的意味，只不过他主要地还是强调&王道&，这是他与商鞅之流划清界限之处。
　　孟子对于主张&王道&，很自信，与梁惠王交谈之后出来，发出感慨说：
　　&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在另一处，他对梁惠王有过更为强烈的指责，说：
　　&不仁哉，梁惠王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
　　这就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最是&不仁&的表现。以争夺疆土的原因，驱民赴战，结果大败，死伤惨重;又为血耻报复，而驱太子领兵赴战，结果太子被虏，将军庞涓战死，这真是一个&不仁&接着一个更加的&不仁&，所以，&不仁哉，梁惠王也&。
　　孟子的话里有个逻辑是：相比于疆土，民为重，所以应当爱民重于爱土，若以民去为争夺疆土而战，就是&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就是&不仁&;相比于民，太子为重，所以应当爱太子重于爱民;现在因为作战失败，人民死伤很多，为求报复，又让太子领兵，结果又是大败，太子被虏，这是又一次&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但此处孟子虽未讲，若不是为了争夺而是为了保卫疆土，则该怎么处理，但很显然，仍应当爱民甚于爱土，爱太子甚于爱民，才是&仁&的立场。
　　齐宣王的情况，与梁惠王也差不多。他的&大欲&，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这很明确，也就是称霸天下，要让连秦楚这样大国都来朝拜于齐(实际上也就是一统华夏的意思)。孟子指出，以你现在的所为，要作这样的追求，是&缘木求鱼&，道理在于，&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齐以要&以一服八&，是不可能的，是&必有后灾&的。
　　那么齐王现在的所为，是怎样不能与这样的追求适应呢?是他没有行仁政。所以孟子劝他应当从行仁政做起：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之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
　　这样，也就能天下无敌，甚至能以一服八。孟子的话，也不能说不对，但迂阔而远，齐王听得昏昏然，说自己不能做到，但是，仍&愿夫子辅吾志&，孟子就谈如何从恢复井田制做起，这就更是扯远了。在齐王听来，也就更不切实际(事实上井田制再也没有能恢复)。
　　孟子的&仁学&因其有不满意于争战与同情人民的一面而有合理性，但其具体内容与精神实质，却是很有问题的，主要是代表着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没落的旧世界。孟子可算是&战国的春秋主义者&，而不是&战国的战国主义者&，有时他也不得不举着战国旗号，政治目标却是要回到春秋井田制，这是他根本性的迂阔。
　　齐王对外争霸，利用燕国内乱，伐燕大胜，孟子此时在齐国，他的态度是，你如果像武王伐纣那样是王者师，你可以伐燕，所谓&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这是孟子自知阻挡不了齐王的野心，只好按他的&仁学&如此说。
　　关于齐宣王出兵燕国事，&朱子集注&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国大乱，齐因伐之。但齐宣王伐燕，实在此前，见《史记》之《燕召公世家》易王二十九年，记载&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我，取十城&。齐宣王死后，才发生燕王哙让位其相因而内乱的事，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趁机伐燕，取得大胜(至郭沫若，仍将此事错记在齐宣王身上);燕昭王即位，二十八年后对齐报复，几乎灭了齐国，齐湣王出逃，后被楚将淖齿杀死(《史记》之《田敬仲完世家》)。把燕王哙的事情放在齐宣王时代来说，对照《史记》，是&朱子集注&弄错了。总而言之，孟子亲见齐国陷在战国的总势之中，不能如他希望的&发政施仁&。
　　当齐宣王取燕之时，别的诸侯国要攻齐。齐宣王问孟子怎么办?孟子回答说，你伐燕之后，&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这是不可以的。你虽然因伐燕而增加了土地，但你没有行仁政，所以必&动天下之兵&，你只有赶快下令，把从燕国虏来的男女老少放回，把从燕国抢来的重器宝物送回，与燕人商议安定燕国，你才能够让天下不来进攻你。事实上后来因有人游说(《史记》记为苏秦)，齐国才归还十城给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以及《苏秦列传》)。
　　《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记载着齐臣沈同私问孟子&燕可伐与?&孟子回答说，&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后来，&齐人伐燕&，又后来&燕人畔&，齐王&甚惭于孟子&。这个齐王，该是齐宣王之子齐湣王。
　　关于孟子对于齐人因燕王哙禅让子之而伐燕，到底是何态度，《史记》之《燕召公世家》说，&诸将皆劝齐湣王伐破燕&，孟子也说，&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
　　《孟子》的《公孙丑章句下》，记载有孟子对于他自己的有关辩解：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孟子自辩，俺是说过可以伐燕的，但齐国不应当&以燕伐燕&，以乱伐乱。只能讨伐燕王哙乱国，而不能趁机夺取燕国的土地人民重器。
　　这段辩解，与《史记》也不矛盾，《史记》孟子的话意是以文王、武王的正义性去伐燕，就是可行的，过了这个，就是不义、不仁的。
　　孟子是这样循循善诱地引导当时大国之君，以至于他并不一般地笼统地反战，而尊重了他们身在&霸道&之世的现实，可惜他们对他的微言大义式的引导是那样不能领会和接受，觉得迂阔难行。
　　孟子对于小国，同样也是这样劝说与指导，这主要体现在他与邹公、滕公的对话中。
　　邹穆公说，我邦与鲁国发生冲突，我的有关人员被打死的有三十三人，民众袖手，并不上前为本邦拼命，我真想杀了他们，但民众是诛不胜诛的。可是他们看着官长战死而不救，这怎么可以?孟子回答说，你应当回顾，那年闹饥荒，邹国之民老的饿死，壮的逃荒，达数几千人之多，而你的粮库钱库是满满的，你的有关部门隐瞒灾情不报，这就是你所说的民众看着官长战死而旁观的原因。你等着吧，这样下去，&民今而后得而反之也&!但你如果改变一下，那就会不同，&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的这个&仁政观&，虽然是从为统治者的角度说的，虽尖锐却有理，他讲清了君国必须善待民众，而后民众才会维护君国，国与民的这一层关系，算不上深奥，然而不仁之君臣却往往不懂得或做不到。
　　滕文公请教孟子，滕是小国，夹在齐楚大国之间，到底是倒向哪一头较好?孟子说，我拿不出这样的大计谋，你实在要问，我只能说一条，就是&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孟子这回答，是认为滕公唯有行仁政这一条路，以得民心，与民同守家邦。
　　滕文公进一步问，齐人取薛地筑城，现在就逼到我家门口了，我怎么办?孟子说：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
　　这实际上也就把话说到底了，说，只要能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谁不想大业能传承下去?但能否成功，要看天意。你现在拿齐国也没办法，你只有努力在你的国内为善，也就是行&仁政&，别的一切，全凭天意吧。
　　滕公心有不甘，似仍想能给他明示好些的命运，说，我确实是小国，我竭力顺从和服侍大国，但最后仍不能避免被大国吃掉，我到底该怎么办?孟子就举出周初的艰难光景来启示与安慰滕公：
　　过去，周的太王居于邠，狄人入侵，献出多少好东西给他们，也还是不能让他们不入侵。太王于是会集邠地长老，说，狄人老来入侵，是要霸占这块土地，土地本来是养人的，现在成了害人的东西。我决定离开这里，我无力再做你们的君上，但你们可以不离开，是会有人来做你们的君上的。周太王于是迁居到岐山之下。邠人们说，那真是仁人啊，我们怎能离开他?于是都追随周太王而去。周朝的大业就是从这里重新开始的。只要你有周太王一样的德性，子孙也许终究能成大业，现在你也只能在这方面做些努力了。
　　&朱子集注&中引&杨氏&说，当时&理之可为者，不过如此。舍此，则必为仪秦之为矣。&意谓孟子给滕公指出的，是唯一正路，如不这样，就只有像张仪苏秦那样，以纵横捭阖的一套阴谋诡计死顶软抗来求侥幸的生存，对于滕国这样的小国，更是没有前途。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孟子给滕公所言，以及这&杨氏&的注说，是有道理的，是一种深邃眼光。以滕这样的小国而行&仪秦之为&，或能得计于一时，却是徒劳无益、不能算数，或者还可能自取速灭。这样的小国在战国行&霸道&也罢，行&仁政&也罢，都不能改变被兼并的命运，倒不如行&仁政&，让百姓少受些苦，自己也留点儿好名声。
　　2，反对独乐，主张同乐
　　梁惠王在他的园子里对孟子炫耀他游玩的快乐，孟子给他当头一盆冷水，说，古代帝王&与民偕乐，故能乐也&，举引《汤誓》里的夏代民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以说明不与民同乐的后果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当初商汤讨伐夏桀，就以这民谣为证，指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朝就取代了夏朝。孟子真是说话不客气，如程子所言，简直是头上长角。坐在龙庭上的朱元璋见到《孟子》有此类言语，也很恼火。
　　孟子对齐宣王也讲了他的这番&与民同乐论&，他启发性地问齐宣王：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在这样的提问之下，齐宣王只能回答&与人、与众&。孟子就把问题推进一步说，你齐王好鼓乐，好田猎，如果你的百姓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皆因好战)，你的这些快乐就会遭到百姓的怨恨，因为你没有&与民同乐&，反之，你如果&与民同乐&，那么，百姓听到你宫中的钟鼓管籥之声，看到你旌旗飘扬车马出行去打猎，就会欣然有喜色说，我们的君王身体很好、很快乐啊。所以，你如果能做到&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齐王问，听说周文王的园子方圆七十里，而我的园子只有四十里，百姓还说太大了，这是为什么?孟子说，周文王的园子，百姓们割草打柴、猎兔逮雉，都允许，文王如此与百姓同乐，百姓们希望文王的园子更大些才好。而你的园子虽没有文王的大，但百姓如果在里面猎杀了麋鹿之类的，就等同于杀人之罪，你这园子不就是四十里方圆的大陷肼么?百姓们当然要认为你这园子太大了。
　　关于官方的园子(囿，苑囿，禁苑)，一般确实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我们在出土&睡虎地秦简&上就看到这样一条记载：
　　&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
　　这个&杀&字，至少是要杀其犬。国君专用打猎的苑囿，有专职官员管理，不许百姓进去打猎，割草打柴也是不行的。汉《张迁碑》上记载了汉文帝时与禁苑有关的事情：
　　&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
　　可见专职管禁苑的官员有苑令、啬夫之类，苑令属公卿行列，是随时可以调为重用的。
　　又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会见孟子，像梁惠王一样有炫耀他这样享乐的意思，孟子也是当头一盆冷水，说，&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人们非上，虽然是不对的，但&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也不对。道理就在于，&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所以，&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这些话，就是后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来源了，但二者角度有所不同，范仲淹是站在国家忠臣的地位上，而孟子是站在为王着想的谋略上。齐宣王还说自己有&好货，好色&之癖，虽然表面说是&寡人有疾&，实际上亦有炫耀之意，针对这个，孟子劝他，&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使国中&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总之，孟子反对独乐，主张同乐，他的说法，对于改善统治状况，对于善待民众，有积极作用，虽然说了也不见得有效，但作为一种理论或说法，其中深刻反映着社会矛盾，启发君王&将心比心&为民着想，提出了统治者应予考虑的衷恳意见。
　　3，反对君本，主张民本
　　《孟子》书最后一篇《尽心章句下》中记载：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这段话的意思，&朱子集注&讲：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建国就要建社稷，也就是立坛，因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轻重就是这样的。所以，得民心的，就得为天子;至于诸侯，那是天子封的;大夫，那是诸侯封的。诸侯的行事有危社稷，就要变更诸侯。祭祀及时，仍然旱涝不止，就要重新立坛，另建社稷，这就是社稷虽重于君，却是轻于民，民是个本。
　　在《孟子》书《梁惠王章句下》里，齐宣王问，有无&汤放桀，武王伐纣&这样的事?孟子回答，历史记载是这样说的。齐宣王紧一句问，这不是臣弑其君么?难道可以?这里的&君&，是夏桀，是商纣，级别都是&天子&，远远高于&诸侯&，相反，当时的&汤&与&武王&，地位只是诸侯，他们是以下伐上，以臣伐君，以诸侯伐天子。
　　孟子回答说：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的方法，是先把商纣王从&天子&的高位上拉下马来，给其定位为&一夫&，既然是&一夫&，讨伐他也就不存在&弑君&这个罪名了。表面看，这里立起了一个大道理，就是&天子&也不能&贼仁、贼义&，要不然，就变成&残贼之人&，就变成&一夫&而已，下面的诸侯臣子就可以讨伐你。孟子这该算是强调了统治者内部的一种&民主&，以对应于&天子&的绝对专制。
　　在后来的《万章章句下》里，孟子当着齐宣王的面说，&贵戚之卿&有一种特别的权利，&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就是说，王族可以合议废黜君王。齐宣王听了很不高兴，&勃然变乎色&。孟子说，你不要这个样子，你有所问，我只好有所答。
　　齐宣王又问，那么&异姓之卿&有无这种权利?孟子说，&异姓之卿&的权利是&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这与孔子主张的态度一致，谏是可以适当谏一下的，但总原则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至于废黜国君之类的事情，则不敢参与其中，因为那是&贵戚之卿&的权利。
　　所以，孟子的&王政&理论是较彻底的，在承认王权的前提下，把&与民同乐&与&诛一夫&的问题提出来，从诸侯作为一国之君，到天子作为天下之君，都要应用&民为贵，君为轻&原则。如果照着办，当然会改善统治，有利治国。孟子的&王权&理论的彻底性，是一种设计，让王朝能在君王不合格的情况下，有自我更新功能，这样避免本王朝被他王朝取而代之，这也是汲取了商取夏、周取商的历史经验。所以，孟子的话听上去虽然很尖锐，几乎让君王听着受不了，但由于毕竟是为王朝的万世长存着想的，逻辑上是讲得通的，所以立得住。孟子这样的人士，对于王朝统治者，不管是帮忙也好，是帮闲也罢，总之是帮到底了。
　　&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区分，反映了当时的某种政治等级情况，是一种&礼制&。我们不要一看到&仁、义、礼&，就失口而说好东西好东西，这&好东西&在实际的历史情况中是等级森然的，朝廷公卿尚有等级严明如此，何况&民&、&小人&们呢?孔子、孟子都是清醒的，并不主张死谏，给弟子们开示了一条&去、隐&的活路。朱子心领神会，说，&大臣之义，亲疏不同，守经行权，各有其份&，继续明示一条聪明的活路。到明代泰州学派王艮，则提出&身是国家之本&(身本论在先秦诸子中屡见，王艮只是在自己的时代重提)，以保身第一，其《语录》说：
　　孔子曰，谏有五，吾从其讽谏乎?仕以为禄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禄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道也何有?君子不以养人者害人，不以养身者害身，不以养心者害心。
　　这些，依孔子对于进谏的&中庸&之道，在自己时代发出了&重视生命、人的解放&的新信息，对于&克己&的&心学&，也提出了纠偏，具有启蒙思想的性质。王艮&身是国家之本&一语，可视为对孟子语的倒装，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个思想又是从《大学》中来，&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王艮把它改造，变成&身是国家之本&，处在第一的是&身&，而不是&国家&，也不是&修身&，含义全然不同。&不以养身者害身&，就是不为仕害身;也不以所谓&修身&害身，叫做&不以养心者害心&;突出了个体生命的重要，对于现实中那些死死地修身、修心、克己复礼、死谏的迂腐子，是一种振聋发聩起死回生的教育，是一次&人的觉醒&。
　　4，孟子之道不行
　　孟子对时政的抨击，尖锐激烈，他对梁惠王说：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或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孟子认为，这一切的恶政暴政，其来已久，百年前的孔子早就为之痛心疾首，&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孟子认为，世乱的原因，是：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他要挺身而出救此乱世：
　　&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孔子拿春秋乱世没办法，就退而编书，用《春秋》寓褒贬，以正人心。孟子拿战国乱世没办法，就通过他的&好辩&，来消除&杨墨邪说&的坏影响，以正人心。他认为乱世的根源就在杨墨，因为杨墨的学说导致&无父无君&。
　　孟子面对战国天下，寻找这一片混乱的根源，思想源头上找着了杨墨。他对乱世现象的批评确实是尖锐的，他对乱世的根源抓得对不对呢?所谓&杨氏为我墨氏兼爱&这两种学说导致&无父无君&，是怎么回事，且不去详究，总之天下之乱是&无父无君&的结果，反之，若是&圣王&在世，有父有君，则诸侯不会&放恣&，处士不会&横议&，天下就是太平的。也就是说，总而言之，还是因为&礼崩乐坏&，还是迫切需要&克己复礼&，回到&圣王&之世，百年前孔子对问题抓得是准的，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愈演愈烈，孟子要接着孔子的事业做下去，实在是一种&志士仁人&的精神。
　　孟子认为，&无父无君&的根子，在于&利&，而&利&与&仁义&是对立的，讲&利&，则会排斥&仁义&，所以他处处批评&利&，处处提倡&仁义&。而这个以&利&为特点的时代，其实就是战国时代，一切不得不以是否有&利&于在这特定时代里立足、强国、争霸为考虑。
　　《孟子》书一开篇就是对&利&的猛烈抨击：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在后来的《告子章句下》中，孟子剖析说：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另外一面，就是大力提倡&仁义&，呼吁诸侯们行&仁政&、图&王道&：
　　他对梁惠王说，&地方百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夫谁与王敌?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他对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甚至对于邹、滕这样的小国，他也劝他们行仁政，认为这样即使一时不能抵挡大国的兼并，后世子孙也或者会有王者兴的。
　　但当然，若&万乘之国行仁政&，就能&事半功倍&。所以他主要是致力于劝齐魏这样的大国能&发政施仁&。
　　他对弟子公孙丑说，像齐这样的大国要成就王者大业，易如反手。当年夏、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而齐有其地矣，齐国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齐有其民矣。此时地也不用再扩大，民也不用再聚合，行仁政而王，真是时候，谁也不能阻挡。
　　孟子滔滔雄辩，认为施仁政不是难事，齐魏这样的大国，&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施仁政，不过就是实行《礼记》所载古代理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怎么就这样难呢?对于国君来说，应当是不难的，只要能发政施仁就行。那么，这仁政具体如何实施?孟子提出的办法，是从经济基础做起，叫做&仁政必自经界始&，要恢复井田制。
　　孟子说，让农夫能好好种地，让江河不受滥捕，让山林不受滥伐，这就能使民活得安、死得起，&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他分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以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给出了一幅理想中的井田制的美丽图景。
　　这就叫做：
　　&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也做不到：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以治礼义哉?&
　　做不到这样，危害就很大：
　　&无恒产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网)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要保障黎民有恒产有恒心，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还要给以一定的礼义的教育，所以一要恢复井田制，二要谨庠序之教。
　　当时的情况，&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民众的土地被&暴君污吏&所&慢&，也就是任意侵夺。只要正了经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井田制乱，带来首要的问题是&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成了问题，也就是野人不养君子了，君子没有野人供养了。野人，就是整日在田野上劳作的人们，是农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是很明白的事，怎么能乱?
　　孟子的&井田制&是这样：&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
　　朱子集注说：这是周朝传下来的制度，&公田以为君子之禄，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后私，所以别君子野人之分也。&
　　朱子注说是不对的，应当是：私田八百亩八家君子各有百亩，公田一百亩是这八家共管用来给国家纳赋的，至于在这九百亩田地上劳动的都是&野人&，即种田的农奴，君子是不劳动的。孟子原话里没有说野人受田百亩，只是说实行了井田制，君子就能&以别野人&，野人是谈不上有田的。(参见郭沫若一九五四年版《奴隶制时代&西周也是奴隶社会》与杨荣国一九五四年版《中国古代思想史&孟子的事迹》。)
　　这样，弄好了井田制，先公而后敢私，如《诗经》上所唱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君子也有养了，国家赋收也解决了，仁政有了基础，天下也就可望太平。另外，&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朱子集注说，&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而君子是&一夫受田百亩&，这&一夫&如有弟弟，年十六以上，则另外受田二十五亩，叫做&余夫&。这样的安排，是较周到的了。
　　据杨荣国分析，孟子笔下的&百姓&，即&百官&，而&民&指自由民，其中也有&百官&中没落而来者;&野人&即&氓&(又作&甿&)，是在田野上直接从事生产劳作的奴隶。孟子所谓&民为贵&，是说自由民为贵，&仁政&是指从&正经界&做起，来维护与巩固自由民为基础的统治。如此，我们读《孟子》，历史感就更具体了，如果要为&民为贵&三字叫好，那也只能是在较&抽象&的意义上了。
　　孟子这套&仁政&，与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大趋势不相容。公元前594年，最讲&周礼&的鲁国&初税亩&，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说，即履亩而税，这就承认了开垦或占有大片土地的新兴地主是合法的，使得领主(即孟子论中的靠井田供养的&君子&们)经济走向崩溃。公元前408年，秦国&初租禾&，这已经落后于关东各国近二百年。而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可见，到了孟子的时代，&君子&赖以为生的井田制的崩溃已经二百六十年以上，而孟子仍想恢复它并且更理想化地建立它，认为是行&王道&的基础，他的迂执，真是甚矣。
　　从邹国情况看，&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这些&散之&的人众，就不止是&君子&，该还有隶属于他们的大批&野人&，问题一定是平时国君对&民&们征敛过多，超过了三代以来通行的&什一&税。所谓&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是不可过份的。然而要说减轻些，也不可乱减，比如北方的貉国，税征是&二十取一&，而在&中国&，这么轻的税是不行的，因为&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必须坚持从尧舜以来的十取一，正好养君子维社稷，过与不及都不行。对孟子提出取法貉国的人是白圭，《史记》说，白圭薄饮食，忍嗜欲，与童仆同苦乐，以此居积取富。孟子认为这方法不能普遍用于天下。&君子&们怎么能都像白圭这样&忍嗜欲，与童仆同苦乐&呢?
　　总之，正如司马迁所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荀卿列传》)
　　这很好地概括说明了孟子时代与他何以不能为时王所用。孟子之道虽不行，而其指斥时政、为&民&请命、敢于陈辞的风度，却是令人敬佩的。鲁迅所说&拼命硬干的人&，孟子算得一个，所以他的话&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也就成了名言。我们对孟子的精神及其思想方法，也只能是&抽象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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