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 上传教案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评价文档：
勇气 上传教案
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
想免费下载本文？
把文档贴到Blog、BBS或个人站等：
普通尺寸(450*500pix)
较大尺寸(630*500pix)
你可能喜欢莫泊桑项链中的女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_百度知道
莫泊桑项链中的女主人公是怎样一个人
1、女主人公开始是一个比较单纯但又有些虚荣心的小资女人。她丈夫不富裕，自己仅是小职员，却热衷于参加高档社交晚会。当时只能向朋友借用首饰。当发觉项链丢失以后，由于虚荣心和爱面子，她不好意思告诉朋友实情，只有默默担当起巨额借贷倾力赔偿的担子。2、在偿还债务的过程中，她逐步改变了自己，成为一位踏实、能干、有担当、能抵挡风雨的劳动妇女。还清债务之后，她不再爱慕虚荣，选择自由自在的生活，坦坦荡荡的向女友打招呼并说出了实情。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提问者采纳
虚荣，单纯，自食其力，勇于承担责任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
莫泊桑的相关知识
其他2条回答
莫泊桑在小说《项链》中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关于“项链”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玛蒂尔德一直是众多读者争论的焦点。重读《项链》可以发现,玛蒂尔德是一位有着很高的审美能力,具有坚韧毅力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女性形象。
玛蒂尔德·路瓦栽，是19世纪法 国“短篇小说之父”吉·德·莫泊桑 ()在短篇小说颧锄中 塑造的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小资产阶妇 女的典型形象。小说紧扣“项链”，通 过借项链、失项链、赔项链、还项链 的情节展开，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小小 的关于“项链”的故事。也许因为 幻负钳，的作者莫泊桑的创作方向是批 判现实;也许因为19世纪法国虚浮的 世风;也许因为玛蒂尔德参加的是 “夜会”，借的项链是“假”的;也许 因为玛蒂尔德外貌的变化太大，生活 境域反差太大，总而言之，一时间， 主人公...
莫泊桑在小说《项链》中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关于“项链”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玛蒂尔德一直是众多读者争论的焦点。重读《项链》可以发现,玛蒂尔德是一位有着很高的审美能力,具有坚韧毅力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女性形象。
玛蒂尔德·路瓦栽，是19世纪法 国“短篇小说之父”吉·德·莫泊桑 ()在短篇小说颧锄中 塑造的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小资产阶妇 女的典型形象。小说紧扣“项链”，通 过借项链、失项链、赔项链、还项链 的情节展开，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小小 的关于“项链”的故事。也许因为 幻负钳，的作者莫泊桑的创作方向是批 判现实;也许因为19世纪法国虚浮的 世风;也许因为玛蒂尔德参加的是 “夜会”，借的项链是“假”的;也许 因为玛蒂尔德外貌的变化太大，生活 境域反差太大，总而言之，一时间， 主人公...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后使用快捷导航没有帐号？
新版 战斗在法国 客户端强势归来！
前身是法国最大的华人论坛战斗在法国。这里有欧洲最前沿的华人生活文化娱乐平台，为在法华人提供新闻、跳蚤、旅游、社区、家园、黄页、游戏、法语等多个内容频道与自由互动交流
扫描二维码安装
扫描二维码安装
支持分类信息/主题分类
支持搜索/分享/删选/注册
社区新帖热帖实时更新
所有数据和网站实时同步
查看周边用户、周边帖子
查看网友发帖位置
随时随地拍照上传
可多选5张照片
轻松录音上传
倾听ta的声音
回复信息及时通知
和好友实时语音交流　　1847年10月，《名利场》连载发表到第10期。萨克雷正忙着誊清校样，突然收到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审读人威廉&史密斯&威廉斯寄来的一部样书。他原想随手翻翻，浮光掠影地过一遍，不料开卷一阅，竟无法释手，顾不得自己的工作正在紧要关头，印刷所还在等着他的誊清稿，一口气读下去，读到情深意切处，还潸然泪下，把进房来添煤的仆人吓了一跳，以为主人中了什么邪。这本令萨克雷着魔的书，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简爱》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英国小说。它出版时&伦敦一片轰动，人人在猜匿名的作者&。文学界好评如潮，乔治&亨利&路易斯盛赞它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乔治&爱略特则&深为《简&爱》陶醉&。与此同时，它也遭到许多恶意攻击。有人谴责它&不道德&，还有人把它归入&不良书籍&。读一点当时的负面报导，可以了解一点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的写作环境和精神压力，也多少能看到，这些才华横溢的女子怎样超越了时代，又不可避免地为时代所局限。
　　所有恶评中，措辞最严厉、批评最猛烈的，要属1848年底《评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分三节，先评《名利场》，次谈《简爱》，最后总论家庭女教师的状况，署名伊丽莎白&里格比（Elizabeth Rigby）。第三节是作者受英国家庭女教师慈善机构委托所作的一个年度报告，第一次披露了女家庭教师的困境，指出在精神病院的病人中，女教师所占比例最大。此文对于今天想了解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状况的研究者而言，仍然是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里格比算来也是一位才女：出身名门，美貌聪颖，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多门语言，谙熟艺术史，曾翻译多部德文艺术著作，而且擅长绘画，今天泰特艺术馆仍藏有她60件作品。她还是定期为《评论季刊》供稿的首位女撰稿人。1849年，她嫁给后来成为伦敦国家美术馆馆长的查尔斯&伊斯特莱克勋爵，遂以伊斯特莱克夫人（Lady Eastlake）之名闻达于社交界（以下简称伊夫人）。
　　在伊夫人的笔下，夏洛蒂的小说一无是处：语言粗俗，结构松散，趣味低级，前后矛盾。女主人公呢，&除了自夸如何禀赋聪明，如何富有洞察力，我们从她那里听不到任何别的东西，而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在冒犯我们，从中我们看不到她自夸的品质，只看到完全相反的品格：卖弄学问，愚昧无知，俗不可耐的粗鄙&。小说据说反映出一种可怕的&趣味&。她用&coarse&来描述这种趣味。这个词反复出现，有时用来形容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有时指小说的语言和作者的旨趣。
　　倘若真如伊夫人所言，《简爱》只是一部内容粗俗、语言粗鄙、品味庸劣的小说，那她何必写上洋洋数万言的文章，对它无情挞伐&事实上，她也承认，《简爱》是一部&真正有力量的杰作&。可恰恰在这股力量中，蕴含了一些新兴的，危险的，具有极大威胁的元素。究竟威胁到什么&小说究竟触动了她哪根神经，以至于如此紧张，如此愤怒&伊夫人在文章第三节对家庭教师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何必要对亲尝职场甘苦的简爱不依不饶呢&她说：&工人可以反抗，商人可以联合，不致于使其劳动报酬和福利降到一定水平以下。但是，女教师没有可倚靠的避难所&&没有后路。她有身份，可是窘迫，而她的服务如此可贵，不好明码标价，因此，她们命运的乖蹇就要看雇主的仁慈与否了。&不错，伊夫人是同情家庭女教师，然而，让她放下架子，真正以平等心对待，她一百个不情愿。理由很隐晦，&英国人特有的情感、风俗和成见&必然要使雇主同女教师们保持距离。其实，所谓&特有的情感、风俗和成见&，正是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她可以同情女教师，也可以帮助其改善境遇，但自己比她高一个等级，这是无可改变、毋庸置疑的事实。《简爱》在这一点上，恰好触犯了以伊夫人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的禁忌。
　　贫寒女子嫁富家少爷，英国小说史上不是没有成例，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塞缪尔&理查逊撰写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小说洋洋洒洒一千多页，讲述贵族家庭的一名女仆如何抗拒东家少爷的威逼利诱，誓死捍卫贞洁，最后使得对方真情感动，突破陈规，与之结为连理的故事。伊夫人认为，帕梅拉同简爱既像又不像。据她说来，两人都是地位低下的女子，都攀了高枝，入了豪门。可是，帕梅拉虽然落了个&不合礼俗&的名声，在理查逊时代仍然&情有可原&，《简爱》的粗鄙和低俗，则在&我们这个时代完全不可原谅&。
　　伊夫人这么想，不难揣度其端由。首先，帕梅拉虽无门第与财富，却仍有美貌、教养和温柔。她是老夫人一手调教出来的，知书达礼，温文尔雅，一副贵族小姐的作派。其次，她不仅恪守门第之别，也完全认同传统的妇德观念，依凭贤淑端庄、洁身自好、温柔可人等品质才得到富家公子的青睐。简爱呢，贫穷、低微、矮小不说，还蔑视权贵，深信自己的价值，反对将财产和地位作为缔结姻缘的基础，宣扬爱情的基石应当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和平等的精神&上。正因为相信有共同的志趣和平等的精神，在简爱的心目里，罗切斯特和她成了同一类人：&我相信他跟我是同一类的，&&我肯定他是，&&我觉得自己跟他相似，&&我明白他面容和举止中的含义。尽管财富地位相隔天壤，我的头脑和心灵、血液和神经中却有一种东西使我和他精神上彼此相通&。
　　夏洛蒂无疑刻画了一个崭新的，英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女性形象，威胁到了温良谦卑的妇女操守和严格的等级秩序。从她身上体现的现代自我意识，让等级观念森严、性别观念保守的伊夫人深感不安。她甚至认为，简爱比《名利场》里的丽贝卡还危险。丽贝卡聪明伶俐，才貌出众，虽然利欲熏心，有点不知廉耻，却&从来没有一个人物像她这样，如此充分地满足了我们关于女性邪恶的想象，而又丝毫不冒犯我们的情感和礼俗。&简爱呢&伊夫人不得不承认：&不错，简爱没有做错什么，还显示出强大的道德力量&，但她傲慢，无可容忍地傲慢：
　　她身上体现出堕落品质最深重的罪孽&&这就是傲慢。她自高自大，因此也就不懂得感恩。上帝让她成为孤儿，举目无友，身无分文&&但是她毕竟得到了维持生存的衣食，得到了朋友和伙伴，在无助的少女期得到了指导和教诲，所有这些恩典，她不感激任何人，甚至一点儿不感激上帝。&&相反，她以为这一切不仅是她应得的权利，而且远远不够。她的思想里没有谦卑（humility）的教义，她的心灵也拒绝接受这一教义。她能攀上幸福的高峰，完全是凭仗她自己的才智、美德和勇气。
　　伊夫人所谓的&傲慢&，究其实质，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身上极为罕见的自我肯定意识。这种自我肯定，既是浪漫主义的余音缭绕，也是在经济迅猛发展，商业极速繁荣的背景下个人主义不断得到拓展的一种表现。英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在商业领域愈演愈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衍变为冷漠无情的放任自由主义（laissez faire），另一方面则是对女子的约束日益严苛，温顺、服从、谦卑等妇德反复加以灌输。谦卑（humility）同谦虚（modesty）不是一回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为女权一辩》里曾着意区分了这两个词：&modest是指一种清醒的理智，它教导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超过恰如其分的程度，但应该与humility区别开，因为humility是自卑自贱。&然而，能够区分谦卑与谦虚，毕竟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经书有言：&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财富、尊荣与生命&（箴言22：4）。由于女性自古地位低微，辅以宗教的催化作用，&谦卑&历来被视为女子应有的美德。自18世纪以降，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家庭与工作）逐渐分离，男子进一步稳固社会事务和公共领域的主宰地位，女子则退守家庭的私人空间。到勃朗特姊妹写作的年代，公 / 私分离更趋明显，性别区分更形强化，要求女子无条件顺从、无私奉献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标榜的女子德行中，&谦卑&和&自我否定&乃最重要的品质。与夏洛蒂和伊夫人同时代的艾利斯夫人（Mrs. Ellis），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写了一个系列，讨论英国中产阶级女子的社会地位、品格以及责任。其中，《英格兰的女儿们》宣扬自我牺牲，称&最严格的自我否定&，会得到&仁慈天父的祝福与荣光&。她甚至这样称赏那些勇于克制和牺牲的女性：&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直到死亡，她们的整个生命，都在感受，而非行动。她们最崇高的职责是忍受，默默地忍受；最大的享受都是跟别人相关的；至于自我，她们一无所有，一无所是；假如不参与别人的生活，她们的生命体验将是一片空白。&
　　其实，伊夫人也好，艾利斯夫人也罢，并非食古不化的老顽固。伊夫人的报告发布后引起巨大反响，使家庭教师一度成为街头巷尾、报纸新闻、小说虚构的热门话题，要求社会关注其生存，改良其处境的呼声也随之高涨。《英格兰的女儿们》倡导开发女性的智力，强调实施教育的重要，对于女性应当履行的职责，也有合情合理的论述。一方面，她们关注女性的进步，希望妇女的状况有所改观；另一方面，谦卑的妇德和等级观念这两副枷锁无影无形，却又深入骨髓。只有明于此，我们才能了解《简爱》的进步意义，明白夏洛蒂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也才能理解观念的更新如何艰难，这个过程如何复杂。
　　&粗俗&并非一家之言。美国费城的《格雷厄姆杂志》称《简爱》&贯穿着男子的力量、宽广和狡黠，含有男性的坚硬、粗俗和自如的表达。俚语并不少见。&1848年10月发表于《北美评论》的评论对作者的性别亦感困惑，最后推断《简爱》乃一家人的集体之作：
　　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它的魅力所在，是描绘人物、行为、景色时所体现的清楚、明晰和果断的文风。这一点不断暗示的，是男子特有的思维。头几章里，也许没有什么可以打破这样一个印象：我们正在阅读一位非凡卓越的才女的自传；可是，当令人钦佩的罗切斯特先生一出场，他的不敬、粗野，因厌世而放荡的俚语，像一颗鱼雷，震撼了我们的神经&&小说含有如此多的激情场面，表达得如此热烈、果断、凝练，具有如此坚定的男子气概，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在这篇小说里，同样有创作《呼啸山庄》的那个头脑。
　　显然，这两篇评论相比伊夫人的文章，少了稍许火药味，多了一些赞词。然而，这赞赏听来，夹杂着苦涩的滋味。不错，小说有吸引力，但它的种种优点&&无论是&力量、宽广和狡黠&，还是&清楚、明晰和果断&，甚至于&自如的表达&&&都是男子特有的。透过这些话，我们不难想见当时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性别偏见。&粗俗&也是男子的专利，女子，尤其是淑女（lady），万万不可染指。粗话和俚语，激情场面，人物的粗野和放荡。要之：一切不合女德、有伤风化的内容，都该尽力避免。这些都是禁忌，是意识形态里的潜规则。在这一点上，两篇评论的立场与伊夫人完全一致。所以，伊夫人振振有词，指责《简爱》的作者：她竟然敢让简爱听了罗切斯特早年的放荡行径后还神色镇静，脸都不红一下！她竟然会让英格拉姆小姐&穿着一件天蓝色绉纱晨衣，头发上扎一条淡青色纱巾&跟罗切斯特先生打台球！伯莎纵火的那天晚上，她竟然让简爱披上&罩衫&（frock）就去救火！稍懂礼节的人都知道，一个女士完全有适合这些场合的衣服！伊夫人抓住这些小辫子，继续穷追猛打。她称简爱&思想绝顶庸俗&&这样一个人，我们不屑于结识，不想和她交往，不愿与她沾亲带故，我们还要格外小心，避免请她做家庭教师&。
　　这几乎是人身攻击！如此简单的批评手法，今天我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手段的简单，恰恰反衬出规矩的繁琐来。《简爱》、《呼啸山庄》和《安格妮斯&格雷》发表时均使用笔名，勃朗特姐妹希望把自己真实的性别身份隐藏起来。个中缘由，夏洛蒂曾这样披露：&因为我们有个模糊的印象：人们会怀着偏见来看待女作家；我们注意到，评论家们有时以人身攻击为武器来指责她们，以虚假的奉承来褒奖她们。&
　　这番话不仅体现勃朗特姐妹的顾忌和担忧，也照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写作处境的艰难。应该写什么，怎样写，社会有期待和限制，稍微不合规范，就会遭来指责和批评。伊莱娜&肖沃特在她那本富含洞见的研究论著《她们自己的文学》里指出，社会舆论对于女性作家要求苛刻，任何不合常规的语言，都会被冠以&粗俗&之名：&它可以指《简爱》里的粗话，《呼啸山庄》的方言，罗达&布劳顿的女主人公的俚语，《罗拉&莉》的口语，或者更宽泛一点，指一部作品的道德旨趣，比如某位颇有警惕心的批评家从《亚当&比德》里捕捉到的&危险的情色内容&&。
　　可见，&粗俗&原本是伪道德家们善用的武器，不必太把它当真的。然而，身处其境的女性作家们，要做到超然洒脱，并不容易。据盖斯凯尔夫人讲，夏洛蒂访问伦敦时，有一位女作家同她打趣：&勃朗特小姐，你知道吗，你和我都写了不规矩的小说。&女作家用的是&naughty&这个词，形容人的行为时，有&不合规矩，不道德&的意思，甚至令人联想到&淫秽&和&邪恶&。若按当时的女性行为准则论，简爱确实是&逾矩&了。可是，夏洛蒂听了这句话后，却深感不安。盖斯凯尔在传记里这样写道：&她老是想着这句话；而且，好像这件事沉重地压在心头似的，她找机会问了史密斯太太，《简爱》中是否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如果她不是自幼失去母亲的话，她会这样问她的母亲。&
　　言下之意，自幼丧母的夏洛蒂，没有机会被教导如何做一名淑女。她的&逾矩&，是无意识使然，因为她根本不懂得这些规矩。换言之，夏洛蒂原非主动反叛习俗的急先锋，只不过在特殊的成长环境下，她的诗人天性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滋养出那个时代在女性身上十分扎眼的自我意识。这也正是她屡受非议的缘由。我们尽可以庆幸：假如夏洛蒂不是有这样特殊的童年，假如她头脑里过早灌输了条条框框，她哪能有如此丰沛的撞击心灵的想象力&后人哪能读到像《简爱》和《维莱特》这般激荡人心的作品&个人之苦竟成众人之福，失恃之痛又成诗人之幸，命运的安排，总鬼使神差，出人意料。盖斯凯尔也是母亲早逝，一岁便由姨母收养。只不过她的娘家是有名的赫兰家族，与英国中部的维支吾兹、达尔文、透纳等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相互通婚，所以她教育环境比夏洛蒂优越，也更多地接受了淑女的那一套规范。
　　事实上，盖斯凯尔在写《夏洛蒂&勃朗特传》（1857）时，想努力根除的，正是那样一种屡屡为批评家诟病的&粗俗&形象。因此，她不惜笔墨刻画夏洛蒂对家庭责任的重视，详细罗列勃朗特姐妹们每天必须承担的家务，着意描述她如何悉心照料病父，如何为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鼓足勇气从事令她厌恶的家庭教师的工作。除了这些细节，盖斯凯尔还大量援引夏洛蒂的书信，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向读者呈现了一位值得尊敬的，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中产阶级淑女形象。什么才是真正的&淑女&&风度优雅、仪态端庄，只关乎外表，相形之下，内在品质更为重要。盖斯凯尔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反击手法果然奏效。传记于夏洛蒂辞世后两年出版，一经问世，便风行一时，继《简爱》之后再度掀起文坛风暴。此书不仅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传记之一，而且彻底改变了夏洛蒂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甚至使评论界纷纷转变口风。可叹的是，夏洛蒂的扛鼎之作《维莱特》（1853）发表甫始，即招来各种非议，《都柏林评论》称其作者&难以亲近，令人不悦&，《基督教醒世报》指责她&是一个远离社会并根本不依从社会法则行事的人&，而四年后发表的《教师》结构简单、情结偏弱，却因出版于《夏洛蒂传》之后，竟引来一片赞扬声。其间的反差，实堪寻味。夏洛蒂若泉下有知，在感谢盖斯凯尔替她提升形象的同时，对于众人先无情打击，后人云亦云的跟风作法，怕也只能摇头苦笑。
　　奥丽芬特太太（Mrs. Oliphant）在《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女性小说家》一书中，提醒下一代女性，不要忘记夏洛蒂&追求的，不是解脱，而是更多的责任&。照顾家人和管理家庭，是那个时代的女子必须承担的首要责任，也是唯一的责任。&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更成为天经地义、无可更改的家庭格局。所以，历史学家彼特&盖伊讲，这个时期的女子，&她们的专属领域是家，那是她们唯一可以实现太太和母亲天职的地方。即便有些权威也承认女性拥有某些天赋，但这些天赋完全局限在感情的领域：审美的感性、母性智慧和优雅的社交天分&（见《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连前面提到的英国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一辩》中替女性拓宽视野，开阔胸怀，健全理性寻找理由时，反复陈述的，也是这种种品质对于管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必要性。如此便不奇怪，盖斯凯尔为夏洛蒂洗脱&粗俗&的恶名，也要刻意突出她顾家的这一面来。
　　《简爱》多处表现了简爱对于家庭生活的热爱和管理家庭的才干。当她意外收获两万镑的遗产，圣约翰问她&现在究竟有什么生活目标，什么意图和雄心&，她回答说，&第一个目标就是彻底清扫荒原庄&，要让家具闪闪发光，屋子收拾得妥妥当当，炉火生得旺旺的，还要烹调出各式各样、丰富美味的食品来。她拼命地干活，&欢欢喜喜地在闹得天翻地覆的屋子里忙个不停，&在&这一片混乱中建立起秩序&，最后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个家在自己手上变成干净整洁、温暖舒适的典范，跟屋外荒凉寂寞的冬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读到这里，我们也许会一边分享着简爱的快乐，一边替她感到些许的惋惜。毕竟在这里，女子重建秩序的努力仍然只局限于家庭。简爱为获得独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不论是当家庭教师，还是教乡村女孩，她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然而，在她内心深处，最终的幸福和归宿还在家庭。尽管简爱追求的绝不只是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是精神、思想和灵魂上的平等，可是，她并没有意识到，争取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是女性获得真正平等的必然途径。小说依然沿袭老套路，用从天而降的遗产来帮助女主人公摆脱困境，与她心爱的人喜结良缘。这样一个安排，既是作者视野的局限使然，又是女性作家与社会习俗之间既抵制又依赖的复杂局面的反映。
　　照顾家庭理应是人之为人所当承担的责任。但是否仅仅女子的责任&是否女子唯一的责任&夏洛蒂和盖斯凯尔在历史的语境下，不能公开提出这类问题来。但她们已经想到，而且用实际行动做出了回应。她们意识到，女作家要承担的责任，既有家庭的，又有社会的，比男作家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简爱》的成功，使夏洛蒂于家庭责任之外，又添一份社会责任&&原来她只要做一名女人，现在既要做女人，又要当作家。这两个角色并不矛盾，可要调和得完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盖斯凯尔指出，如果是男作家，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困境：
　　当一个男人成为作家的时候，对他来说，也许只是职业的变化而已。他用了一部分以前用于其他研究和工作的时间；他放弃以前想为别人效劳的法律和医务方面的职业，或者放弃一部分他一直赖以谋生的行当和事务；另一个商人、律师、或者医生填了他的空缺，也许干得和他一样好。可是，除了上帝专门指派的人以外，再没有别人像被指派的人那样，能够很好地履行女儿、妻子或者母亲那种默默无闻、很有规律的职责了。
　　盖斯凯尔在写这段话时，未免没有想到自己。她是牧师的妻子，四个女儿的母亲，既要持家教子，又要襄助丈夫管理教区，忙起来，连每半个小时做什么，都有明确的安排。据说她常常敞着门写作，方便一边写，一边管家。说她是&一心二用&，并不夸张。然而，正是这些一心二用的女作家们，以超拔的勤奋和努力，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在男权意识依然深固的当下社会，需要事业家庭兼顾的女性不在少数。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大部分工作的女人不能摆脱传统的女性世界，她们从社会和丈夫那里得不到必要的帮助，在具体的形式上变得与男人平等。&波伏娃说这番话，是上个世纪的中叶。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职业女性面临的这一困境依然存在。对于她们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既是力量的源泉，亦是反思的坐标。
　　（实习编辑：白俊贤）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零度的描写与自然主义
&&&&&&本期共收录文章16篇
　　中国现代文学在抨击传统文学、树立新范式的时候，曾经非常高调地提倡"描写"。中国的传统小说是章回体小说，章回小说有两个最大的特征：全知叙事和以情节为结构中心。全知叙事型的故事，观察者可以自由地进入各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人物彼此却互不了解，但叙述者一目了然。"以情节为结构中心"则是以事件而非人物作为叙述的核心。盛行于辛亥革命至《新青年》期间的礼拜六派小说，虽然已经过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小说的洗礼，但小说的传统气息仍然为新文学运动家所诟病。例如以下的一段文字，被茅盾评为记帐式的报告而不是描写："情劫生本是个多病之身，又兼着多愁，自然支持不住了。他心好似被十七八把铁锁紧紧锁看，永没有开的日子。抑郁过度，就害了心病。他并不请医生诊治，听他自然，临了儿又吐起血来。他见了血，像见唾涎一般，毫不在意，把一枝破笔蘸了，在纸上写了无数林倩玉字样；他还给一个好朋友瞧，说他的笔致，很像是颜鲁公呢。那朋友见了这许多血字，大吃一惊，即忙去请医生来；情劫生却关上了门，拒绝他进去，医生没法，便长叹而去……"①。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充分表露了作者对于世界的自信，认为事情的发展都可以在自己的掌握之内。茅盾批评这段小说是记帐，完全没有心理描写，也就等于说，他认为"心好似被十七八把铁锁紧紧锁着，永没有开的日子"、"抑郁过度"、"他见了血，像见唾涎一般，毫不在意"等等，都算不上心理描写，因为描写是要刻划环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上述的叙述只是作者的主观叙述，没有客观的证据。 中国论文网 /5/view-1929728.htm　　新文学里的"描写"，大概可以从周作人对芬兰作家科诺布涅支加(Marja　Konopnicha,1846-?)的短篇小说《我的姑母》的赞词中看到。周作人是当时许多文学青年的偶像，他的说法应该有代表性。这篇短小的译注发表于1921年10月，与《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发表的时间相差半年，而这篇小说可说是20年代初期较重要的译作之一。这个时期，茅盾积极提倡自然主义，周作人是重要的支持者。正如笔者在《文学思潮--弱小民族》②一文中所说的，这个时期属于弱小民族作品译介的第二个高潮，注意的焦点主要放在技巧，和第一期不同。第二期的弱小民族作品，主观抒情的段落如第一期的《摩诃末翁》的回忆、《灯台守》的独白等，已不多见。如果将这两篇和第二期的《我的姑母》比较，分别更为明显，如后者写姑母霎时间的感动，是从客观的事象开始的： 　　在那老姑娘的脸上，分明现出很可感动的争斗，伊的两颊有时红了，有时苍白了，垂下的两手又显出柔弱与忍从的状态。③ 　　同样是写心绪的突变，《灯台守》则有完全不同的面貌： 　　诵至此，声忽中绝。似文字皆膝掷而前，胸中有物若破，又渐上涌，类乎波涛，扼其喉，声为之寒……是时心事波起，不能自制，迷啜泣自投于地，白发皓然，与黄沙相杂。④ 　　三个短篇小说的译者都是周作人，可见事隔十年，译者在选文的时候，要求明显不同了。周氏称赞《我的姑母》一文的描写是"细腻优美"⑤。可见他心目中的描写，是作者的全知叙述视角的缩小。 　　所谓全知叙述视角，是一种传统的、无所不知的视角类型，叙述者或人物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观察被叙述的故事，并且可以随意转换位置，全知视角擅长作全景式的鸟瞰，在作品里面，观察者犹如一位先知，对故事的结局、人物的命运了如指掌⑥。全知视角适合于史诗式的作品，作者对于时代环境的脉搏能够充分掌握，表现出无比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在传统崩溃以后，显得特别缺乏。 　　茅盾从强调写实主义的文学思想，转而强调自然主义的文学技巧，是他试图提倡自然主义，又希望摆脱自然主义宿命倾向的表现。但是他要提倡自然主义的文学技巧，就无可避免地要受到经验主义的洗礼；他认为写实主义在技巧方面的特色是反映真实，自然主义的技巧却是"外廓描写"，这种在技巧方面的不同侧重，就是他转向自然主义的一个很好的例证⑦。也由于自然主义的关系，茅盾的作品没有脱离从外而内的羁绊，在描写技巧上，始终保持着第三人称或全知视角的特色。 　　自然主义最大的特征是细腻的描写，要做到描写细腻，又必先对环境进行调查研究；这种从外把握人物的方法，成就了作者主观的"我"和作品的疏离，形成了一种所谓"客观"的特色。然而，这种既要求作者从外把握人物，又要从内表现人物意志的描写方法，充满矛盾。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认为近代文学起源于语言和对象物之间的指意系统的崩坏，这种崩坏造成了新的语言现象。由于新的事物还没有适当的语言去指意，遂藉着不同的符号而涌现出来⑧。而所谓"描写"就是新涌现出来的符号现象之一。 　　柄谷行人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主张认识主体必先要把认识对象外化，然后认识才可以成立，但是当主体对外化的客体进行认识的时候，同时又把原来是外在的客体内在化，成为了主体的一部分，他称这个认识过程为"倒转"。以现实主义为例，柄谷氏认为现实主义的本质是非亲和的，因为现实主义作家把谁都从未看见过的风景显示出来，让读者第一次认识到有这样的风景存在，因而把原来不亲切的景物变得亲切，完成了"倒转"的认识过程⑨。 　　这里所谓的"谁都从未看过的风景"，大概可以从以形式为美的古典主义审美角度来解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一书中，提到美是要在整体的各部分的安排上见出秩序，而且还要有体积大小⑩。因为要合乎形式才能成为审美或者认识的对象，被认识了的客体又成了主体的一部分，如果主体停止了继续把客体外化，一直沿用既成的形式来套取外物，那么可以说古典主义作家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风景，只看到了中古时代以前的风景。由于"倒转"现象的关系，主体自己也跟着丧失，因为对主体的认识是要把主体作为客体外化了以后才变得可能，那么主体停止了外化的活动，也就失掉了自己。如果运用到"描写"上来说，就是失掉了活跃中的主体，描写便会变得没有个性。中国现代小说采取视角缩小的方法，也就是放弃全知视角来处理"描写"，其实是希望能够重新确认主体，当然在现代小说中的认知主体，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之下，仍然是迷茫而非自主的。 　　自然主义的出现，其实是文学发展至现代主义的过渡，在自然主义的眼中，现实纵然和传统决裂，但是似乎还是可以把握的，即使这种把握已经变得零碎和不可捉摸11。 　　自然主义兴起的背景是17、18世纪英、法的启蒙运动，是在科学取得了极大突破的时候揭开序幕的，当时的人大抵相信科学能够真正使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对人类的未来怀着无限乐观的精神。自然主义者对科学的信仰可以追溯至16世纪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那个时候，具代表性的笛卡儿哲学认为在形体世界里(包括天体、地球和生物的躯体)，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只作机械运动的物质所构成12，自从他提出这个说法以后，一直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为止，机械论的哲学才开始普及起来。因为在牛顿以前，人已经不再相信理性的(即以理念先行）、全面的综合是认识事物的金科玉律，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也再不能成为任何理论的无上权威，人开始自由而谦卑地接受事实，即使这些事实不能一下子建构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这个时候，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把握，还是零碎和片断的，只有到了牛顿的时代，这些零碎的资料，仿佛七巧版的零块一样，被拼凑成某些图案，牛顿发现的重力定律，可说是科学上的一次大综合。自此以后，人开始渴望从整体上去把握自然，并把自然现象归纳为几条一般的定律13。这时，人们对于定律的信赖逐渐取代了神学的地位，甚至认为定律可放于四海而皆准。在笛卡儿的时候，人体被看成是一副机器，到了牛顿，机械论的范围已经推广至宇宙，他把宇宙当作一个待发动的钟摆，只要神祗轻轻地推动钟摆，世界就会自动地运作起来。 　　根据斯平克(J．S．Spink)的研究，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医生应用机械论来解释人体运作的情况很普遍，而且不独在医学上如是，哲学、物理学和化学等领域都有相同的倾向14。无论在笛卡儿或牛顿那里，上帝仍然是一个创造者，推动世界运行；但是到了18世纪的后半期，这种观点已经开始改变，特别在法国，自然神论以至无神论的思想已经很普及了15。正如马赫(Ernst　Mach，)所说，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以为他们自己离开用物理的和机械的原理，去解释世界上一切的事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拉普拉斯(Pierre　de　Laplace，)甚至以为人类只要懂得了物体的质量和速度，便可以预测自然界将来的发展16。这种机械决定论的色彩是人们过分迷恋于科学的必然后果，因为科学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了万应万灵的良方妙药。 　　正如璧克(urton　Pike)在《现代文学与都市》一书所指出的，19世纪以来文学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把自罗马田园诗人维吉尔后，作为欧洲传统的田园和都市之间的相对形象弱化，社会完全的都市化，田园风味丧失殆尽，牧歌般的自然许多时候流为抽象的描写，而都市的形象则越发鲜明17。回归自然一向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不过在自然主义的作品里，怀乡的主题淡化了，随之而来的是对都市的物质文明的礼赞。 　　是永骏(KORENAGA　Shun，1943-)在《茅盾小说文体与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一文中指出，茅盾在30年代的杂文里对机械文明的看法有着先驱性的意义18，在茅盾的同代人里很少像他那样颂赞机械的力量和美，这种对机械崇拜的感情几可替代了浪漫主义者从自然的崇高而产生的敬畏感。在《子夜》里，大厦、汽车、小火轮等代表着都市物质文明的东西，经常都是以怪兽的形象出现的，例如： 　　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19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扛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20 　　"巨兽"和"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都能够使人产生畏怖和神秘的感觉，特别是后一段的描写，使人感到了死亡的威胁。除了《子夜》以外，茅盾的其他小说都一无例外地用怪兽来形容现代的机械，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根据璧克的意见，19世纪以后的小说家，由于田园的丧失，更多地运用了都市的景物，来表达出几千年来潜藏于人类心理深层的集体无意识21，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茅盾的怪兽象征，应该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此外，田园的景色在作者笔下，永远没有像都市的鲜明，而且许多时都被作者运用来对比现代文明的进步，对于落伍了的东西，丝毫没有露出半点怀恋。这种思想，在《虹》里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梅女士看着这些木船微笑，她赞美机械的伟大的力量；她毫不可怜那些被机械的急浪所冲击的蜗牛样的东西。她十分信托这载着自己的巨大的怪物，她深切地意识到这个近代文明的产儿的怪物将要带新的"将来"给她。22 　　相对于海岛、古堡、大森林，俊伟英武的骑士和王子的浪漫形象，现代文明里一样有与之匹敌的东西，《子夜》里的男主人翁吴荪甫，就是20世纪机械文明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不像中古时代的那些骑士和王子会击剑，会骑马，他们却是打盘，坐汽车23。 　　科学的发达使人对物性的因果律有绝对信心，对于科学定律的信赖逐渐取代了神学的地位，甚至认为定律可放于四海而皆准，因而普遍排拒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为代表的，以理念先行的全面的综合方法作为认识事物的方法。 　　18世纪极端的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Julien　de　LaMettrie．）在《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一书里，曾经说过人体是一架自己会发动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模型；体温和食料就是这副机器动力的来源24。他的学说虽然极端，但与同时代的孟德斯鸠25和孔亚狄克(Etienne　．de　Condillac．)26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拉美特利彻底否定了笛卡儿的"天赋概念说"27，以为人的道德品质和民族特性，是完全取决于食物和环境气候的不同。在他看来，"动物精神"只不过是由各种液体组成的物质，通过神经系统来操作的机器而已，绝对不是处于超然地位的灵魂。拉美特利根据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认定了精神只是不同体质的副产品，不同的性格和风俗，只是黑胆、苦胆、痰汁和血液等体液，按照一定方式的不同配合而已；就是由于这些体质上的不同，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差别28。 　　自然主义者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人不是一种具有超越的灵性的动物，而只是受著物性因果律的支配，完全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这种极端重视肉体，将之作为人的唯一存在的看法，茅盾以"丰肉而灵枯"一语作过批评29，但他以后的作品虽然没有否定人有超越的理想追求，不过重视肉体成为了他的小说的特色。这种强调肉体的精神，其实也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思潮的重要转向之一，厨川白村在《文学思潮论》一书中，曾经引用过惠特曼的话来说明这种倾向，他说："肉若不是灵，什么东西是灵?"如果用周作人的话来说明，惠特曼的意思是要藉着人体的美来发现精神的美30。同样的思想，也可以从陈独秀有关新青年的理想形象的论述中见到。1916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纪的新青年，首先应该在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陈独秀以"面红体壮，威武陵人"来形容他理想中的新青年。他认为青年的强壮勇武与否，直接影响一国的国力，青年壮健活泼，国民则进取有为，青年貌美质弱，则民族衰微。因此，陈独秀根据福泽谕吉的意见，认为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应当以兽性主义为本，因为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所以他的一切本能，最初与动物无异，及后凭着自身的发展能力，在动物本能的基础上，建立起人间的道德活动。陈独秀所说的"兽性"，是以体魄强健为主的，因为他在谈到中国濒临灭亡时，屡次指出中国曾受教育的青年，大都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31。 　　茅盾在《妇女杂志》1931年5月号一篇题为《问题原封不动地搁着》的文章里，清楚指出基于封建思想的女性美是静的美、病的美，然而生长在大都市的中产阶级的市民，所追求的却是动的、健康的、富于肉感的、刺激的女性美。茅盾笔下的女性形像，和世纪末的共同想像有许多明显不同的地方。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一书，曾经提到世纪末颓废女人的形象是现代主义男性作家否定女性的表现，她说： 　　他们视新女性为"食人魔"、"放荡不羁的性欲"、"非理性的破坏力"的"病态的批判"，是"十九世纪末的一种典型酿造"。32 　　李今在书中大量引用了戴斯德拉(ram　Dijkstra)《倒错的偶像--世纪末幻想里的丑恶女性》(Idols　of　perversity:Fantasies　of　Feminine　Evil　in　Finde-siecle　Culture)的论点，指出女性被男性作家想像成蛇、猫以至吸血木乃伊33。以上的形象都是一种颓废美。如果用这种形象去比对茅盾笔下的女性，会发现很大的不同。尽管茅盾的研究者三枝茂人(SAIGUSA　Shigeto，1956-　)曾经指出，茅盾的性欲描写有着鲜明的阶级意识34，不过在肉体描写方面，无论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女性，在茅盾的笔下，却都是充满了欲念和健康强壮的女性形象。例如： 　　淡蓝色的薄纱紧裹著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35 　　她们身上的轻绡掩不住全身肌肉的轮廓，高耸的乳峰，嫩红的乳头，腋下的细毛!36 　　一大幅雪白的毛布披在她身上，像是和尚们的袈裟，昂起了胸脯，跳跃似的走过来，异常高耸的乳房在毛布裹面跳动。一张小圆脸，那鲜红的嘴唇就是生气的时候也像是在那里笑。是妖冶的化身，是近代都市文明的特产!李玉亭被那雪白的肉光耀得眼睛发花，恍惚觉得身下的椅子也软瘫下去了。赵伯韬微微笑著，转眼对李玉亭尖利地瞥一下，伸手就在那女人的丰腴的屁股上拧一把。37 　　他的赤热的眼光突然落在王妈手上了。这是一只又白又肥的手，指节上有小小的涡儿。38 　　卡尔?弗莱德里克(Frederick　R．Karl)在《现代与现代主义》一书中，形容以波特莱尔为首的女性描写，是一种对新女性的攻击。他指出这股对新女性的大规模进攻并未一举成功，另一股以俄国为核心的反击也在同时涌现。他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63年发表的《怎么办》是其中最具指导意义的，这篇文章号召妇女除了要解放自己，还要利用获得的自由以革命手段改造社会39。 　　如所周知，在五四初期，茅盾积极参与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根据南云智(NAGUMO　Satoru，1947-)的统计，1919年至1925年间，茅盾在《妇女杂志》、《解放与改造》、《东方杂志》、《妇女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其中提出了建立平等的两性道德，女性必先自觉并承担社会义务等意见40。1920年6月，茅盾在一篇题为《怎样方能使妇女运动有实力》的文章中，认为最先解放的必然是中产阶级的女性，因为中产阶级的女性一般不用太为生活忧心，而且又没有养成奢侈的生活习惯，有机会接受教育，没有失去劳动本能，拥有思想、道德和勇气41。 　　从茅盾对于中产阶级女性的描述中，可以知道他理想中的新女性都是健康的，而且有活力的。这些新女性在追求个人自由的过程中，大部分都热心于社会革命，像《幻灭》的静女士、《动摇》的孙舞阳、《追求》的章秋柳等。茅盾在《几句旧话》一文中，谈到过自己创作《蚀》的动机是因为在大革命前后，上海的一些现代女性，思想活跃，行止解放，情感外露，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这些女性都积极地参与社会运动，勇敢地发表自己对社会改革的意见。这些女性形象，很明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构想中的女性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洛维(Romana　N.　Lowe)在《虚构的女性》(The　Fictional　Female)一书中，认为左拉小说的女性形象，较之同时代的作家，是别具一格的。 　　洛维运用了基拉尔(Rene　Girard，1923-)有关暴力和牺牲的理论，来解释左拉笔下的女性，特别集中讨论小说《娜娜》(Nana)。基拉尔认为牺牲的仪式主要是宣泄暴力的冲动，而模仿并竞逐对方的欲望本身构成暴力的冲动，因为两者竞逐同一事物将会导致争夺，争夺导致暴力的冲动，为了解决，某一方又或者他的等价物成为牺牲。透过牺牲的仪式，暴力的能量可以转移42。洛维稍微改动了基拉尔的理论，认为暴力的冲动不是来自模仿，而是来自要把对方吸收进自己的视野，也就是羁占对方的欲望。洛维运用这种观点分析现代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暴力描写。他认为男性首先将女性视为异于自己的性别而贱视，之后女性成为可塑造的未知数的时候，又企图将女性视为模糊的性别，当模糊为性别分类带来危机，而导致威胁自身性别的权利的时候，暴力的冲动产生了，于是被塑造的女性非要成为牺牲不可43。 　　陈幼石发现茅盾回忆录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蚀》的创作背景，回忆录的第一至第十一章，基本上都是关于《蚀》的时代和《蚀》的主体内容，而《子夜》只占回忆录的一章（第十二章）。她从这样的篇幅安排推论，茅盾自己最偏爱的小说应该是前者44。不过无论是哪一部，茅盾是20年代最着力描写新女性的作家，《蚀》的描写都侧重在女性，男性的特征反而显得模糊。王德威认为这是因为男性作家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所以将希望寄托在女性的形象之上，对于男性来说，新女性是一个解放了、有待塑造的"他者"45。茅盾笔下的革命女性完全不生活化，而是一个具有男女两性的模糊个体。 　　运用洛维的模式，《娜娜》最先是以描写传统女性的形象出现的，之后逐渐拥有了男性的特质，与此同时，娜娜眼前的男性变得女性化，性别的角色开始混乱，最后左拉不得不把娜娜描写成野兽，以娜娜作为牺牲而结束混乱46。 　　《幻灭》中的静女士温婉娴淑，先后和抱素、强惟力恋爱，两段恋爱关系静女士都是处于依附的地位。例如发现抱素的不真诚，静女士患上猩红热而住院，连长强惟力出发参加战事，静女士和朋友返回上海等待爱人等等，都是传统女性的表现。这种情况到了《动摇》有了变化，孙舞阳不是温婉娴淑的，而是"不负责任的、诱人的、谜一样的"女性，茅盾这样形容孙舞阳： 　　这位惹眼的女士，一面倾吐她的音乐似的议论，一面拈一枝铅笔在白嫩的手指上舞弄，态度很镇静。她的一对略大的黑眼睛，在浓而长的睫毛下很活泼地溜转，照旧满含着媚，怨，狠，三样不同的摄人的魔力。她的弯弯的细眉，有时微绉，便有无限的幽怨，动人怜悯，但此时眉尖稍稍挑起，却又是俊爽英勇的气慨。47 　　镇静的议论与俊爽英勇的气慨，都是男性气质特有的。再看一下方罗兰求爱失败，孙舞阳的宣言："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48态度完全是驾御性的，而方罗兰的反应就明显带上了女性气质的味道，茅盾这样描写方罗兰： 　　从昨天谈话后，他对于这位女士，忽爱，忽恨，忽怕，不知变换了几多次感想，现在则觉得不敢亲近她。怕的是愈亲近愈受她的鄙夷。所以现在孙舞阳看了他一眼，即使仍是很温柔的一看，方罗兰却自觉得被她的眼光压瘪了；觉得她是个勇敢大解放的超人，而自己是畏缩，拘牵，摇动，琐屑的庸人。方罗兰叹了口气，他感到刚脱口的话又是不妥，充分表示了软弱，无决心，苟安的劣点，况且维持现状也是痛苦，以后孙舞阳也不理他，则痛苦更甚。49 　　方罗兰完全是处于被玩弄的地步了。女性的男性气质似乎在《蚀》不断得到加强，《追求》中的章秋柳，是这样出场的： 　　她微微一笑，就走过来；她的蹑着脚尖的半跳舞式的步法，细腰肢的扭摆，又加上了乳峰的微微跳动，很惹起许多人注目。她像一个准备着受人喝采的英雄，飘然到了特别椅子前面。50 　　玩弄男性的孙舞阳，在《追求》中摇身变成了"受人喝采的英雄"，"肉体是女性的，而性格是男性"51的雌雄同体。方罗兰在孙舞阳面前只是性格软弱，到了《追求》的史循，就连肉体都觉得不如了。茅盾这样描写史循在章秋柳面前的心情： 　　章秋柳已经站在窗边衣橱前面，很骄傲地呈露了莹洁的玉体，但却是背面。史循急步向前，在相距二尺许的时候，章秋柳转过身来，史循突然站住，脸色全变了，他看见了章秋柳的丰腴健康的肉体，同时亦在衣橱门的镜子中认识了自己的骨骼似的枯瘠!52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秋柳在《追求》里，对史循彷佛是一种威胁： 　　你的发旺的女性的肉体展露在我眼前，很惨酷的比较出我和你相差太远，我不能满足你的--你的欲望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53 　　《追求》里的几个女性的下场，较之《幻灭》和《动摇》都悲惨：章秋柳从史循身上传染到梅毒、陆俊卿被毁容，王诗陶为了生活而卖淫。 　　自然主义向来被认为是纯客观的文学，纯客观的创作方法的荒谬性已经为许多学者论述过，例如沃克（Philip　Walker)曾经研究过左拉的《萌芽》和《崩溃》里非理性和虚无的倾向54，亨明斯（Fredefick　J．W．Hemmings)也指出《卢贡?马卡尔家族》的部分篇章，渗透著作家个人的经历55。三浦雅士(MIURA　Masashi，1946-)在《身体的零度》一书中，认为当一切禁忌和虚饰都剥退净尽以后，人面对赤裸裸的身体，这个时候，身体只作为纯生物的存在，不带判断56。左拉在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想从纯科学的角度去探究人体，他笔下的女性都是健壮的生殖体，和动物没有两样。不过，"零度"的存在是困难的，健壮的背后充满了男性性的想像，例如娜娜的乳房描写就是典型的男性象征。根据洛维的分析，娜娜肉体的描写，第一次泄露这样的讯息的，是以下的描写： 　　her　amazon　reasts，the　rosy　points　of　which　stood　up　as　stiff　and　as　straight　as　spears．57 　　1985年郑永慧的译本把这段文字译为： 　　健壮的胸脯，像喷嘴一样挺起的结实的粉红色奶头。58 　　不过如果根据英译，则应直译为"和长茅一样坚硬和挺直"，洛维认为这是男性生殖器的想像59。 　　法国历史学家米什来(Jules　Michelet，)认为历史的进程就是直线和循环两者的交撞，直线的中断象征死亡，产生不动性。米什来被誉为历史成为学问的真正始源，是法国近代的大学问家。他对于女性性的阐述，影响了巴特有关符号和女性性关系的想法60。米什来认为不动性是负面的，仿像当女性处于"郁血"和"乾燥"的状态时，就脱离了女性性，而回复自然的血的循环，也就是月经周期，女性性也就回复了，这种自然的循环为直线的男性性带来转机，从中得到重生的生命力，于是又再从不动性之中转向运动，历史的下一轮进程又再开始。因此女性性是当直线运动停顿时所渴望的，这也是男性向往女性性并求得两性共有的另一个动机61。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男性作家将自身的形象投射向女性描写，是想从中得到生命力，但当女性想像侵犯了原来的界别范围，而男性作家又已经从中得到了所需以后，作为他者存在的女性想像就失去了存在价值。这样的解释再印证于王德威有关男性作家在找寻自己身份的说法，思路似乎是一致的。 　　纯客观的理论诚然已经过时，因为时至今日，自在的认识主体不可能存在的道理普遍地被接受。然而从外化的认识角度去观察中国的现代文学，却可以发现无论浪漫主义者或者自然主义者，都在努力发掘和表现自我，从而达到反传统和在再认识的过程中确立自我的存在。自然主义者在重构自我的过程中，以细腻的描写为手段，发现了许多新的风景：机械和肉体的颂赞以至新女性的憧憬等，不过这些新的风景都不是自在的，也就是不可能是客观和写实的。当然，本文所说的"自我"，其实只是新语义符号的产物，并没有触及主体的深层，所以李幼蒸在《文化符号学》一书里，批评福柯所说的记号，并不存在于事物的镜像中，而是存在于镜外或诸镜片的彼此投射之中，结果"记号的生产"具有无穷的丰富性，解释也就注定不可能会有完结62。 　　 　　①参见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页88，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2月。原载周瘦鹃《留声机片》，《礼拜六》108期，日。 　　②梁敏儿：《文学思潮--弱小民族》，《五四文学研究情报》6期，1986年4月。 　　③⑤周作人：《我的姑母?译注》，《小说月报》12卷10号，1921年10月。 　　④鲁迅：《域外小说集》，页270，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3月重印版。 　　⑥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初版，页24、25。 　　⑦⑨梁敏儿：《自然主义与茅盾的文学理论》，香港大学未刊硕士论文，1989年3月，页11、34-35。 　　⑧柄谷行人：《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东京讲谈社1988年6月初版，刷，页36-37。 　　⑩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8月初版，页310。 　　11这里的观点可参考以下的资料：1．Lukācs，Gyorgy()著、杨恒达编译：《小说理论》，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2．Jameson,Fredric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台北合志文化，1989年2月初版，1990年5月增订初版；3．arthes，Roland()台北久大文化，1993年11月初版，1994年8月修订；4．梁敏儿：《刘以鬯的《酒徒》与香港文学史里的现代主义》，《文学评论丛刊》2卷1期，1999年11月。 　　12王太庆：《笛卡尔》，《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卷4，钟宇人、余丽嫦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版，页140。 　　［作者单位：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范智红 　　-13-15W．C．Dampier()：《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78年6月初版，页216、页278-279。 　　14-16-J．S．Spink：French　Free-thought　　from　Gaendi　to　Voltaire.　　(London：　　Athlone　Pre，1960)，p．215-225、279． 　　17-21urton　Pike著、松村昌家译：《近代文学と都市》,东京研究社，日初版，页32-133。 　　18是永骏：《茅盾小说文体与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89年4期。 　　19-20-23-35-36-37-38茅盾：《子夜》，北京开明书店，1933年1月初版，次印刷。 　　22茅盾：《虹》，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3月初版，版，页10。 　　24拉美特利著、顾寿观译：《人是机器》，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4月新1版，页20。 　　25侯鸿勋：《孟德斯鸠》，《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卷5，王树人、李凤鸣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初版，页56-159。 　　26洪丕柱：《孔狄亚克》，页478。 　　2728朱德生等：《西方认识论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初版，页201-204、17-18。 　　29茅盾：《〈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书后》，《东方杂志》17卷18号。 　　30厨川白村：《厨川白村全集》卷2，东京改造社，1929年5月，页7。 　　31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2卷1号。 　　32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134-135。 　　33Dijkstra，ram：Idols　of　Perversity:Fantasies　of　Feminine　Evil　in　Fin-de-siecle　Culture(New　　York：OxfordUP，1986). 　　34三枝茂人：《茅盾的性欲描写与〈蚀〉、〈野蔷薇〉中的性爱》，《中国文学报》(京都大学)44期，1989年10月，页144。 　　39卡尔?弗莱德里克（Frederick　R．Karl）：《现代与现代主义--西方文化思潮的历史转型》，陈永国、傅景川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251-255。 　　40南云智：《茅盾の妇人解放论》，《中国文学论丛》(樱美林大学)1974年5号。 　　41《妇女杂志》6卷6号，1920年6月。 　　42Rene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trans．Patrick　Gregory．(altimore　＆　London：JohnsHopkins　UP，1977),p．143-168． 　　434659Romana　N.Lowe.The　Fictional　female:Sacrificial　Rituals　and　Spectacles　of　Writing　in　　audelaire,Zola,and　Cocteau.(New　York　&　Washington　D.C.:Peter　Lang,1997),P.7-12，P.89-102. 　　44陈幼石：《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50。 　　45Wang,David　Der*.wei,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ao　Dun，Lao　She，　Shen　Congwen.(New　York：Columia　UP，1992)，p．79-80． 　　474849茅盾：《动摇》，《小说月报》19卷2号，1928年2月。 　　50茅盾：《追求》，《小说月报》19卷8号，1928年8月。 　　51茅盾：《追求》，《小说月报》19卷7号，1928年7月。 　　5253茅盾：《追求》，《小说月报》19卷9号，1928年9月。 　　54Philip　Walker．Prophetic　Myths　in　Zola,PMLA　vol．76，1959,p，444． 　　55Frederic　W．J．Hemmings．Emile　Zola．(Oxford：Clarendon　Pre，1953),p．3． 　　56三浦雅士：《身体の零度》，东京讲谈社，1994年，页3。 　　57Emile　Zola,Nana．trans．GeorgeHolden．(London：Penguinooks，1972),p．44。 　　58左拉：《娜娜》，郑永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页30。 　　60铃村和成(Suzumura　Kazunari，1944-)著、戚印平等译：《巴特：文本的愉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71-92。 　　61Arthur　Mitzman,Michelet,Historian：Reirth　and　Romantic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New　Haven：YaleUP，1990),p．73-74． 　　62李幼蒸：《文化符号学》,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页148。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
【xzbu】郑重声明：本网站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