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女儿忆文革：曾偷偷跑去看批斗刘少奇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卧室的一角摆放着父母亲的照片，一束鲜花常年放在他们的面前。看着父亲的照片，我禁不住想起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许多感人的故事。看着父亲神采奕奕的微笑，我不由地想起他的外交风采。看着六十年代父亲健壮的身影，文革中父亲备受摧残和年迈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但仍历历在目&&
　　一 父亲的战友情结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英国留学期间曾看过英国记者拍的一个有关新中国的记录片。片尾镜头是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仪式。解说词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取得政权，而且在建设方面取得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内人才济济，特别是有一个具有团队精神的领导集体。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经受了战争考验和生死与共的集体。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之间的战友情是很感人的，而且这种战友情一直延续到对战友后人的关爱上。
　　父亲和毛泽东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一九二八年井冈山创建红军时期。父亲和毛泽东的关系既有亲密深厚的一面，也有不协调和冲突的一面。父亲多次在党内做自我批评，讲自己在历史上曾反对过毛主席。这主要指在1929年夏，父亲曾被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替代了毛主席。客观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红军初创时期，党和军队都很年轻，领导人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缺乏斗争经历，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核心，更没有什么绝对权威。全党都在摸索正确的革命道路，发生分歧，出现偏差，是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父亲当时仅二十七岁，秉性直率坦诚，政治上还不十分成熟，特别是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采取了调和矛盾的态度，没有更坚定地支持毛主席，没有把握住会议的方向，导致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主席落选，父亲当选。会后毛主席愤然离开了红四军。后来，父亲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认为这样做不对，主张把毛请回来。父亲服从中央的决定，带着中央的信回到闽西，亲自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一九七○年巡视各地时曾提及。他说：“陈毅敢于改正错误，敢把中央的意见原原本本地传达，陈毅是个襟怀坦白的人，错误是有，但是个好同志。”尽管如此，父亲一生都为这段历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此后，特别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以他非凡的雄才伟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确立了他在全党全军的统帅地位，也赢得了父亲由衷的敬佩和真心的拥戴。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父亲在自己分管的战区和工作领域，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和交往，毛泽东也加深了对父亲的了解和信任，与父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六六年，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父亲一开始是拥护的。但很快父亲就跟不上了。他对中央文革小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言行很反感。他在党的会议上讲斯大林起用赫鲁晓夫，而赫后来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提醒全党要提防那些阳奉阴违、搞阴谋诡计的人；表达他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以及对林彪和“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不满，并非影射毛主席。他讲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强调搞运动不要扩大化，不应该打倒所有的老干部。由于张春桥等人的挑拨，毛主席完全误解了父亲，而且不见父亲，不给父亲申辩的机会。父亲从此被彻底打倒。一次，我梦见我来到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不一会儿，毛主席向我走来。我迎上前问主席：“毛主席，我父亲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主席微笑地看着我，不说话。这时我醒了。这个梦是无法做下去的。被多次批斗、蒙受不白之冤和受到极其不公正待遇的父亲在弥留之际还想着毛主席的生日，呼唤着“毛主席、党中央”。他最后的心愿是向毛主席陈述他对“二月逆流”和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看法。这恰恰表明父亲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党的，并不反毛主席。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事件使人们能够更清楚地察忠辨奸。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主席到八宝山出席父亲的追悼会。他一进休息厅就说：“陈毅是井冈山的人。现在，井冈山的人剩下的不多了。”母亲说：“陈毅反对过主席。”主席说：“陈毅是好同志，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过贡献。这是做了结论的嘛。”
　　父亲同朱德的感情很深，曾协助朱老总带领南昌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朱老总有一个大家庭。文革前，朱老总家在中南海西楼餐厅开伙，总要两个大圆桌。从小，我就念过朱老总写的《我的母亲》一文。看到朱老总一大家人围在一起吃饭，康克清为孙儿们添饭加菜的情景，我特别羡慕。文革初期，看到批朱老总的大字报，父亲公开说：“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一九七一年夏，父亲到北戴河疗养。朱德夫妇闻讯来住所探望。父亲同朱老总谈的很融洽。朱老总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老是说成训练班。父亲笑着问：“到底是学习班还是训练班？”康克清在一旁笑着说：“陈老总，你就别逗他了。他搞不清楚，又要犯错误了。”父亲去世后，在三○一医院地下室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当时，朱老总身患感冒，穿着军大衣，围着围巾，带着军帽，吃力地走过长长的走廊，在父亲的遗体旁肃立，缓缓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军礼。一九七五年夏，我留学回国后去看望朱老总。他对我说：“你从外国留学回来可不要忘本啊！”
　　父亲同周恩来相识在法国，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五五年，父亲随总理赴印尼出席亚非会议。得知国民党准备谋杀周总理的消息，代表团召开了紧急会议，父亲要求人人做保卫工作。他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文革中，周总理死保父亲。父亲得病后，又是周总理批准父亲回京治疗并亲自过问他的手术和术后治疗方案。一九七○年夏，周总理和邓妈妈到北戴河办公。白天，邓妈妈到住所看望了父母，也亲切地询问我的近况。傍晚，父母到海边散步，只有我一人留在住所。周总理驱车来看父亲。他派车去找父母后就同我聊天，询问我三个哥哥的情况，还问我是否还在学英文。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到一九七○年，我已经有四年的时间没有见过周总理了。可他对我们兄妹四年前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仍记得一清二楚，当时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很快，父母回到了住所。周总理迎上前同父亲握手，然后同父亲在凉台上谈了很久。总理走后，父母又在凉台上坐了很久。我为父亲感到高兴，作为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周总理能来探望是对父亲的最大安慰。我也为自己能见到周总理并同他谈话感到光荣。
　　一九七四年我回国探母，周总理把我叫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先是邓妈妈在客厅里同我谈话。后来，周总理从办公室里匆匆走出来同我谈话。他好像是事先做了准备，一口气讲了二十多分钟。他说：“你父亲对党是忠诚的。他的最大特点是能团结人。阴谋诡计他是绝对不搞的。他光明正大，说出来了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受住了考验。多少人没有经受住考验。因此，他保住了晚节，赢得了光荣。毛主席那样的高龄还出席你父亲的追悼会，这在我们党内只此一次。这是最大的光荣了。你们要很好地领会这一点，永远记住这一光荣，永远按照毛主席在追悼会上对你们讲的话去做。”周总理还询问了母亲的病况，说：“你母亲从年轻时的样子变成现在这样的坚强，很不容易。”周总理还问及我在英国学习的情况。他问：“伦敦的雾还大吗？”我说：“伦敦已不再是雾都了。反到是北京上空的烟雾越来越浓。”周总理听了皱了皱眉。
　　我十分有幸两次同周总理对话。周总理的魁力不仅在于他相貌堂堂，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无论同谁谈话，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认真地同对方交换意见，使人感到他待人之亲切平等。周总理一生谨慎，待人处事十分严谨。他在文革中一直处于十分复杂和艰险的环境中。“四人帮”和林彪整父亲和其他老干部，矛头直指周总理。他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和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同我谈话，实属不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富有深刻寓意的。表面上，他是在评价和怀念一位战友，但从深层次看，他是谈他自己对文革的看法，对国家和党的前途表示忧虑，对搞阴谋诡计的人表示义愤。他谈到革命者要保持晚节，实际上是在表达他自己绝不向恶势力低头、与“四人帮”周旋到底的决心。后来，邓妈妈经常带着总理的问候去医院看望母亲。她向母亲提及总理同我的谈话，她说：“这很难得，珊珊应牢记周伯伯对她讲的话。”据总理的医生说，周总理在病危时说过，我很想念陈老总的几个孩子。可惜的是，我再也没有机会见他老人家了。“四人帮”垮台后，我专程去看望邓妈妈，同她共庆“四人帮”的垮台。我特别向她讲述了我因周伯伯去世痛哭而受到追查的事。邓妈妈说：“你太年轻了，没有处世和斗争经验。你周伯伯去世后，我的处境十分困难，既要保护好你周伯伯的文件档案，又要同&四人帮&周旋。”
　　邓小平、刘伯承元帅和聂荣臻元帅都是父亲的四川老乡。战争年代，父亲曾同刘邓并肩作战。父亲去世时，小平叔叔落难江西，特别委托女儿毛毛回京时看望母亲，转达他和卓琳的哀悼和问候。毛毛说，当爸爸、妈妈和奶奶从广播里听到陈伯伯逝世的消息时，大家都哭了。小平叔叔回到北京后，经常同卓琳一起到医院看望母亲，母亲曾要求他今后关照我。一九七五年，我回国后去看小平叔叔，他记着母亲的托付，要我搬到他家住。“四人帮”粉碎后，小平叔叔的处境刚刚有所改善，就把我叫到他的住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外事活动中见到我说，看珊珊多文静。九十年代，我去看望小平叔叔，他动情地说，你父亲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我们从他那里第一次听说三大注意八项纪律。后来，我们在部队中也实行了三大注意八项纪律。小平叔叔的家是一个大家，吃饭时摆两个圆桌，老少四代，有说有笑，很是热闹。我常想，小平叔叔三起三落而身体健康精力不减，同他能享受天伦之乐和得到家庭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家庭的餐桌是激发灵感、沟通思想和交流信息的最好场所。一九七五年，我从英国留学归来去看望小平叔叔。他问我，在英国有没有吃法国面包？我说，我们学生每月生活费只有四十元人民币，买法国面包，连想都不敢想。后来，科学院的同志告诉我，邓副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及同你的对话，提出要提高留学生的生活费，使他们在国外能生活得比较好，安心学习。每次在北戴河度假，我们家同刘帅、聂帅都住隔壁，经常相互串门。一九七一年夏日的晚上，父亲和聂帅在北戴河第二浴场露天平台上摆龙门阵，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切切私语，时而开怀大笑。父亲去世后，刘帅视力不好，在别人的搀扶下来到父亲的灵柩旁，用颤抖的手抚摸父亲的遗体。父亲去世后，聂帅和张瑞华十分关心我，带我到北戴河休假，经常叫我到他们家里做客。
　　叶剑英元帅同父亲关系很好。文革中在会议上，叶帅写了一首词偷偷递给父亲看：“串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父亲大加赞赏，当即写下“绝妙好词”四个字。他们的思想和立场是一致的。林彪集团垮台后，叶帅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父亲病危，从三○一医院转到肿瘤医院治疗。为保证父亲能迅速和安全转院，沿路增加了交警。叶帅的儿子回家对叶帅讲，陈老总今天转院，沿途都加了岗哨。叶帅说，那当然，陈老总本来就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嘛。父亲病危后，叶帅几乎每天打电话询问父亲的病况。父亲去世后，母亲调到了军事科学院，住在程家花园，离叶帅的住所很近。母亲去世后，叶帅每隔一段时间就找我们到他家里，询问我们的生活工作情况。
　　父亲从上海调到北京后，曾同贺龙元帅、罗荣桓元帅和张鼎丞住在东交民巷八号院。罗帅因病早逝。贺老总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我心目中，贺老总是个标准的元帅，是个威武的军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挺直的腰板，还有那小胡须，同苏联电影里的英雄一模一样。当然，贺老总是两把菜刀闹革命，是真正的英雄。在贺老总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体育工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了起色。国家乒乓球队不断获得世界冠军的称号。我们这些孩子都成了乒乓球迷。记得，贺老总和父亲都曾为国家乒乓球队和其他运动员举行过庆功宴。文革中，父亲说：“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二○○○年九月，贺老总的夫人薛明把曾在东交民巷八号住过的各家孩子共六十多人都邀请到她家里做客。罗帅的夫人林月琴、罗瑞卿大将的夫人郝治平和宋任穷的夫人钟月林也来了。薛明说：“我老是想起住在八号的那些日子和各家的孩子们。”林月琴和郝治平都对我说：“珊珊，我最近时常想起你啊。”
　　郝治平的一句话使我想起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总参谋长罗瑞卿受到批判。父母对此事很感意外和紧张，还专门为此事召开了家庭会议。文革后，罗瑞卿复出后，专门接见我们兄妹。当时，我们知道他将出国治病。我问他：一定要去吗？他说，我的腿在文革中没有接好，现在很痛。到外国去做手术，治好了腿，就可以更好地工作了。谁也没有料到，罗瑞卿在德国做手术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
　　廖承志由于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同我父亲很熟。他们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官方外交、人民外交、对台和统战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过生日，父母常随周总理夫妇登门表示祝贺；有时还带着我去。廖承志的小女儿丁丁同我是外语附中同班同学。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我们几个学外语的女孩子通过丁丁找到廖公，要求参加接待日本民间文艺团体的访华工作。廖同意并分配我们参加接待日本前进座剧团的工作。父亲去世后，母亲患病，廖公常到家中看望母亲。母亲病重，组织上批准我回国探亲。我抵京后先去了廖公家，他告诉我，你母亲已经不行了。这次让你回国，主要就是因为你母亲的病。对你母亲的病，你要有思想准备，你要很好地照料你母亲。母亲去世后，廖公依然关心我，同经普椿一起出席了我的婚宴。
　　粟裕、谭震林、叶飞、姬鹏飞和钟期光等一大批新四军和三野的领导和干部对他们的军长怀有深厚的情意，对母亲和我们兄妹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爱护。他们家的大门永远对我们敞开，随时欢迎我们到家中去，向我们讲述过去战争年代的故事。每逢重大的节日，他们专门邀请我们去家中做客。叔叔阿姨们还亲自为我操办婚事。一九九九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举办诗歌演唱会，老战士和儿孙同台高唱“新四军军歌”，缅怀先烈，抒发革命豪情。
　　外交部是父亲最后的工作岗位，也是文革中父亲受到严重冲击的地方。但是，外交部广大的干部和职工对父亲是信赖和敬重的。在那是非颠倒、人妖难辨的疯狂年代里，在父亲已经被打倒的情况下，一九六八年二月，外交部九十一名中层干部贴出了一张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外交部干部坚持真理、反对极“左”思潮的勇气和行动真是令人钦佩，令父亲感动。后来，这些同志因这张大字报而挨整。直到一九七一年毛主席肯定了这张大字报后，这些同志才得以解脱。我调入外交部后，外交部历任部领导都对我十分关心。不少干部和职工向我表达了他们对父亲崇敬和怀念之情。他们还推选我为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和第十三届、十四届党代表大会代表。
　　二 父亲的外交风采
　　父亲从一九五八年起兼任外交部长直到一九七二年逝世，一共十四年。父亲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年代开始做外交工作的。他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点的将。也许因为新中国需要一位能文能武的外长；也许因为了解父亲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和在解放战争中同美国军事小组打过交道的经历，或许是欣赏父亲的学识和风格，毛主席和周总理才挑选了他。父亲说过，在接任外交部长时，周总理送他八个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这八个字使他终生受用。他还说过，他是辅助周总理做外交工作的。在任外长期间，他参与了五十年代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峙以及中苏纷争，六十年代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支持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七十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等复杂的国际斗争，目睹了我国的外部环境从被包围封锁到打破包围圈、走向新的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
　　父亲对外交和国力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荣誉，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不是靠别人恩赐的。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既不靠人家封，也不靠自己吹，而是要靠全国人民认认真真努力发展经济建设。我们在国际上是否能争取一个有利地位，取决于国内工作。社会在发展，各国的经济也在发展，我们不能懒洋洋、冷清清、无为而治。时不待我，要高速度赶上去。外交工作要有经济实力作基础。国家经济力量强，外交就好办。国家经济力量不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正是出于这一点，父亲坚决主张和支持加强国防建设，发展我国自己的核工业。
　　父亲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和爱国者。父亲率团出席了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同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一九六五年九月，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近三百名中外记者出席。父亲用激昂的语调和诙谐的口气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有关中美关系、中印边界争端、印巴冲突、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台湾等问题。他的铮铮金石之声充分表达了中国人的骨气和气概。他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了。我的头发都等白了。仗打起来以后，就没有国界了。中国有句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对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父亲做了坚决的抵制。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访华，在会谈中蛮横地指责中国的外交政策。父亲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严和骨气震住了赫鲁晓夫。赫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提及此事。
　　父亲曾陪同刘少奇主席和周总理多次出访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由于积极地开展外交活动，我国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父亲同亚非拉国家领导人有着广泛的接触，深切地同情和坚定地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荣誉会长的身份在北京会见过许多来访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国情和革命成功经验，支持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斗争，支持各国在独立后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建设自己的国家。在外交工作中，父亲充分发挥了其“元帅诗人外交家”的特点。他同外宾谈话诙谐，可以谈政治，谈经济，谈军事，也可以谈科学，谈文化。他以诗会友，他所写的诗词当中，有关外交的诗词就有六十多首。他曾在沙滩上同缅甸领导人踢足球，同周总理一道参加泼水节，以亲善友好的形象促进中缅人民的“胞波”友谊。为打开中日关系，他曾同日本客人下围棋，提议中日首先在文化体育方面开始交流，开展围棋比赛。他的建议受到日本朋友的积极响应。两国之间的围棋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后来，日本围棋界人士成为日本社会中要求日中恢复邦交的重要力量之一。
　　父亲重视对国际形势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对驻外大使说过，办外交，既要综观全局，抓大事，又要见微知著，善于抓住动向。在国外工作要见事早，得机早，才能争取主动；见事迟，得机迟，势必陷于被动。要做到见事早，得机早，办法就是调查研究，对形势变化要多研究，才能时刻把握局势发展的关键，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至十月十八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父亲为召集人，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一起开了二十三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就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战略格局和大三角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就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等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先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两个报告。老帅们认为，美苏的争夺和矛盾是第一位的，因此，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方，苏联对我安全构成的威胁比美国大，因此，我国应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破中美关系僵持局面。在当时文革极“左”思潮的压力下，工作人员担心这个建议可能会被人扣上“右派”的帽子，但父亲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向周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关于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同年十二月，中美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应该说，四老帅国际形势座谈会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做出对外战略调整以及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决策提供了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论证。
　　父亲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外交工作要另起炉灶。外交部急需政治强、业务精的外交官。六十年代初，为了培养合格的外交官，父亲多次发表有关培养人才、政治与专业关系以及学外语的讲话。他说，学外语就要学地地道道的外语；搞专业就要又红又专。不能说用功的学生都是个人主义；不要随便批评人家走白专道路。如果毕业的大学生都是中等水平，我们中国就永远落后，永远翻不了身。我们农业、工业、科学技术还没有过关，就是因为专家太少。如果我们有几百万第一流人才，中国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邓颖超和母亲等人组成夫人外事工作小组，加强夫人外交工作。一次，我听到邓颖超同母亲说，外交工作要做活做细，外国领导人夫人的工作要做，子女的工作也要做。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来北京时，由于他喜欢孩子，每次都找些孩子去看他。胡志明看着围绕在他身边的中国孩子显得特别高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送他的三个孩子来北京学习。父母曾在家中请他们吃饭，并要我们出来陪客。父亲还当面表扬纳拉迪波王子在学校助人为乐做好事的行为。父亲还带我到一些国家驻华使馆做客。
　　文革中，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倒行逆施，父亲坚决地捍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他说：“我们的外交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决策的。尽管我们在执行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也绝对不能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更不能说成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我们不能否定十七年来的对外工作。”一九六七年，夺权风也刮到了外交部。父亲明确指出：外交大权是中央的，不能夺。他还发电报指示驻外使馆不能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串联）。面对一小撮坏人煽动挑唆、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围攻苏联大使馆和扬言攻打香港引发的香港风暴等严重外交事件，父亲忍辱负重，多做工作，减少损失，尽可能地为国家挽回一些国际影响。父亲说，只要我在位一天，就要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牢牢地掌握外交大权，就要顽强地表现我的党性，由不得造反派胡来。
　　一九七一年底，生命垂危的父亲惦念着我国的外交事业，高兴地看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美关系有了重大突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秘书立即向父亲报告了这一消息。父亲高兴地说：“好呀！斗了二十多年，总算有个结果。这证明我国执行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团结亚非拉人民的外交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希望早日结束运动，集中力量抓经济，要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是靠国家大、人口多，而是要靠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力量强，在国际上说话才有分量，才能在安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回到北京。十八日上午，外交部电话通知乔将于下午两点钟左右来医院探视。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他听了很兴奋，连午觉也不睡了，眼睛一直盯着门口，不断地问：“几点了？两点到了吗？”两点半左右，父亲看见乔走进病房很兴奋，连声喊道：“伟大的胜利，两万五千人。”还有一次，父亲对娘娘说，昨晚我做个梦，梦中我正在游泳。在游泳池里我碰到了几位老朋友。他们叫我赶快换衣服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在医院里，我每天早上向父亲报告国内外要闻。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我向他报告了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准将率领的尼克松总统访华先遣组抵京的消息。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里依然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和我国外交工作的进展，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十年代，我陪同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基对我说，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周总理对美国客人讲，我们的陈毅外长生前十分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很可惜他没能亲眼看到总统阁下的访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结识了孟加拉常驻代表凯瑟大使和巴基斯坦前外交官苏尔坦。五十年代他们曾在驻华使馆工作过。他们每次见到我，都兴致勃勃地谈及父亲的豪爽、真诚和风趣。二○○○年六月，我接待了以前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夏希为首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世界事务理事会代表团。夏希把周总理和父亲誉为中巴友谊的创始人。夏希在上海外滩，向父亲的铜像深深地鞠了一躬。前巴基斯坦外交部高级官员巴蒂对我说，一九五八年中国和巴基斯坦通航，巴方派代表团来华参加通航仪式。陈毅元帅在北京为巴代表团举行欢迎宴会并发表讲话说，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阴谋彻底失败了。陈毅元帅的讲话极富感染力，全场的人都热烈地鼓掌。直到今天他的话语仿佛仍在我耳边回荡。
　　许多亚洲国家的外交官虽然没有见过父亲，但一提到父亲的名字他们就肃然起敬。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曾对我说：“我最佩服陈毅元帅。他敢于同红卫兵斗。”二○○○年十一月，我邂逅突尼斯驻华大使拉比卜，他深情地谈起一九六三年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的盛况，特别提及和索要父亲当年访突时写的诗。
　　周总理曾对父亲的外交风格做了如下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二十九年来，从老一辈外交家和国际友人评论中，从历史文献记载中，从自己在外交战线工作体会中，我深深地感到，父亲是以共产党人的党性、政治家的胆略、军人的气概、诗人的激情、渊博的学识和人格的魁力形成了他独特的外交风采。
　　三 父亲的文革岁月
　　浩劫一词本是佛家语。所谓“浩劫”，是指人世间所有苦难汇聚在一起的总爆发。称文化大命革为“浩劫”，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在这场浩劫中，父亲仗义执言，英勇斗争，历经磨难，蒙冤受辱，积郁成疾，最后被吞噬了生命。
　　直声满天下
　　赵朴初称赞父亲是：“直声满天下”。这是对父亲在文革中表现的光明磊落和浩然正气的最好概括。父亲在党的会议上慷慨陈词，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和具体做法。中央文革小组在政治局会议上逼刘少奇主席去清华大学做检查。父亲站出来说，少奇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查就可以了。如果去清华，出了问题，谁负得起这个责任。一九六六年七、八、九月间，他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苦口婆心地向群众做说服工作。他谈自己过去干革命和参加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劝告大家要以大局和党的利益为重，反对极“左”思潮，警惕坏人搞阴谋。广大干部和群众喜欢他的襟怀坦白和快人快语，至今在民间仍广泛流传他在群众大会上念毛主席语录“陈毅是好同志”的故事。
　　父亲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会议上讲：“他们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不仅仅是要打倒几位副总理和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他们的目的是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么搞绝没有好下场！”在接见留学生代表的会议上，父亲说：“我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父亲还说过：“他（指林彪）不叛党，我不姓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我刚从外地串联回来。一进家门，父母就急忙找我说，清华大学造反派谎称刘平平摔断了腿，诓骗刘少奇夫妇出中南海，把王光美劫持到清华大学批斗；叮嘱我要格外小心，不要受骗上当被人利用。七月十八日，造反派在中南海西大灶食堂揪斗刘少奇和王光美。我曾偷偷地跑去看，被造反派发现，挨了一顿训。我又跑到邓家去找邓毛，遇造反派正揪斗邓小平和卓琳，我赶紧退了出去。九、十月间，刘邓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我同母亲讲起，社会上传闻，刘邓的孩子住进了黑帮楼&&母亲生气地打断了我的话说：什么黑帮！不许跟着瞎说！还不知道哪天你们也成为黑帮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呢！我十分惊愕地看着母亲。我没有想到母亲会发这么大的火。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人云亦云了。直到父亲被打倒和被疏散到石家庄以后，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这番话的的深刻含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至十六日，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父亲和其他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打倒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这些根本问题，同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父亲说：“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延安整风时，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吗？现在又有人这么整老干部，我怀疑他们上台后搞修正主义！”“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恶人先告黑状，中央文革小组连夜跑到毛主席面前进谗言。张春桥挑拨说，陈毅不仅否定延安整风运动；而且大讲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陈毅说，斯大林在世时赫吹捧斯最起劲，斯死后赫焚尸扬灰。陈毅这是在影射主席。毛主席发怒了。经他提议，政治局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对老同志进行批判。党内批判还不算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纵容和煽动下，造反派召开了八次批陈会。一时间，北京城里关于打倒父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给怀仁堂事件定性为“二月逆流”。从此，父亲被彻底打倒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曾到谭震林家找谭毛。父亲知道后，马上派人把我叫了回来。父亲对我说，最近有人攻击我同李富春和谭震林搞黑串联。以后你不要到各家串门了，免得授人以柄，还连累他人。又一次，我问父亲：“外边关于你的大字报很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说：“这是有人整我啊！”父亲的这些话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立场以及对文革的深层次的理解和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
　　一九六八年四月间，社会上有关三哥小鲁的谣言四起，污蔑他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联动”组织的头头。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星期日）的晚上，我和三哥正准备回学校。突然，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说，总理要见小鲁，要他立即去西花厅。父母都很紧张。父亲问三哥，你在外面有没有做什么错事吗？三哥坦然地回答：没有。父亲说，前几天，总理问起过你。如果你在外没有出什么事，那你就去吧。三哥走后，父母和我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直到晚上十点多钟他才回来。大家坐在客厅里，听小鲁讲述周总理同他的谈话。总理说，最近社会上关于你的谣言很多，当然这些谣言是针对你父亲的。为了保护你父亲不再授人以柄，我想把你送到东北交给陈锡联，安排你在军队农场锻炼。明天一早就走，到了那边不要同家里通信。小鲁向总理表示，自己没有做任何坏事；愿意服从总理的安排。事情来得太突然，母亲和我都哭了。那天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晚。三哥要我转告他的八中同学，一是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二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第二天一大早，三哥提了一个小包走了。父母不好送。我把三哥送出大门，看着他向胡同外走去，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我跑回屋，放声大哭。三哥一走就是三年，音信全无。父母十分担心儿子的安危。三哥的八中同学听到消息后，多方协助打探他的下落。有时打听到一点消息，我就跑回家讲给父母听，母亲边听边掉泪。母亲最担心三哥的身体，说他有肝病，不知在部队农场锻炼能不能吃得消。这件事对父母的打击是双重的。一方面，这件事很明显是针对父亲的。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打倒父亲后还想再踏上一只脚，让父亲永世不得翻身。另一方面，林彪和“四人帮”狠毒得不仅要整父亲，还要株连九族，这使父母内心感到十分不安。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收到上海革命委员会发来的通知，称上海选他作为右派代表出席“九大”。“九大”期间，父亲被编到华东组参加讨论。张春桥一伙人编写了《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印发给代表，事先分工，准备在会上批判父亲。父亲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承蒙上海党选举我为代表&&”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等人就打断了父亲的发言，蛮横地指责父亲企图分裂党。王洪文等造反派一哄而上，挥舞拳头，高呼“打倒陈毅！”等口号。一次庄严的党代会，一级党组织向一位代表发会议通知，竟使用侮辱人格的语言；在严肃的党代表大会上竟因为一个词，就被扣上大帽子，变讨论为批斗会，上演了一场蓄谋的政治闹剧。当时的党内生活是何等的不正常！林彪和“四人帮”对父亲的迫害是何等的肆无忌惮！父亲当时万般无奈。一个一九二三年入党的老干部，一个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战的元帅，眼看着真理遭践踏，党风被破坏，奸臣当道，群魔乱舞，而他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连发言权都被剥夺了，只好以沉默来承受这巨大的压力。可想而知，他的内心是何等的痛苦！
　　石家庄生活和庐山会议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借战备之名，发布一号命令。十七日，中央宣布将老同志分别疏散到外地居住，限二十日前离京，指定父亲到石家庄。当时我在部队上。十八日，我接到二哥电话，约我第二天（星期日）请假回家看看。十九日，我们一到家就发现家里上上下下都忙着收拾东西，清理文件，才知道疏散的事情。当时家里的气氛很压抑，大家的话都不多。吃午饭时，母亲只说了一句话：“以后就靠你们自己去干了。”午饭后，我和二哥要归队了，向父母道别，默默地走出了中南海大西门。部队的卡车停在西单。卡车一开动，我就蹲下身，禁不住放声大哭，一直哭出了德胜门。当时我的感觉是父亲被扫地出门了，不仅被赶出了中南海，而且被赶出了北京城，北京的家没了。第二天，父母在没有任何人送的情况下黯然离开了北京。
　　父母到石家庄后，被安置在河北省委桥西招待所。由于父亲是被打倒的老干部，当时的地方领导对父亲很冷淡。除了《参考资料》和一般性的文件外，任何其他文件都看不到。二哥和我先后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石家庄探望父母。记得我是在一九七○年春节前去的。父亲先看见了我，特别高兴地对我说，快去看看你母亲，她刚才还在流泪，想你们兄妹四人呢。父亲向我讲述了他们在石家庄的生活，除了上边安排的蹲点活动外，不能随便外出走动，也没有人登门，与外界是隔绝的。看到父母生活如此孤独清苦，第二次去石家庄我从北京带了些糕点给父母。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父母买东西。
　　父母到外地后，我开始同他们通信。在信中我谈及第一次当医生上手术台和接生的新奇感和恐惧感，还不时地提出一些有关历史、医学和化学等问题。总之，写家信就是报喜不报忧，只图让 二老高兴和放心。母亲在回信中总是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并寄给我有关的资料。外交部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曾听到我父亲说，我的子女们都离家了。我最不放心的是女儿。但从她的来信中看出，她工作努力，好学，表现不错。我所在部队党支部讨论通过我入党申请后，我马上写信给父母报喜。但是，没有想到上级党组织迟迟不批准，主要是因为我属于“另类”。当时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当权派子女的叫法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母亲来信询问说，你父亲担心是因为他的问题使你的入党问题受到牵连。我回信坚决予以否认。当上级党组织最终批准我入党后，我再次写信报喜。母亲给我回信说，父亲听到你们兄妹四人都入了党，高兴地说，现在我们全家都成了布尔什维克了。一九七一年春，三哥被批准回京探亲。接到家信，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连蹦带跳地跑去请假。战友们都说，你们家肯定出了大事，好像是喜事。
　　一九七○年八月，组织上派我到石家庄北京军区军医学校学习，我探望父母更方便了。每次去看望父母后返校，母亲总是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看着我上车，看着车远去。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父亲去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父亲从庐山回来后，我去住所看他。他很不耐烦地说：“我不舒服，找你妈说话去。”我很困惑，因为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冷淡地待我。母亲告诉我，你父亲自庐山开会回来后就一直沉默寡言。听警卫讲，上山后首长又挨批了，连警卫都没人敢理。父亲是老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向家人透露中央内部的事。后来，我单位传达九届二中会议文件和开展批陈（伯达）整风运动。领导在大会上讲，陈毅同陈伯达合流反对毛主席。听完传达，我气不过想不通，就找到校领导理论。我说，陈伯达是在北京红得发紫的大人物。我父亲一九六九年到了石家庄，连中央文件都看不到，既不能随便外出也没有人上门，如何同陈伯达合流反对毛主席呢？连毛主席都说，二百多位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是受骗上当的。我父亲可能因为不了解情况说了错话，但他绝不可能像陈伯达那样是这次事件的主谋和主要参与者。事过多年后，我们才了解到父亲庐山会议上挨整的真相。九届二中全会上，父亲被分在了华北组。谁又能想到华北组成为了这次党内斗争的焦点。陈伯达到华北组大讲了一通“天才论”，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汪东兴也慷慨陈词了一番，附和陈伯达的意见。大家都认为江东兴一直是在毛主席身边的人，他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那肯定是有其事了。在文革的年代，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可是大是大非的头等大事。华北组的代表争先恐后地发言表态。父亲离开中央已有一段时间，根本不了解上面的情况，但也得表态，他发言讲了自己对毛主席的敬佩，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有天才；表示如果毛主席同意设国家主席，他就赞同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但在整理出的简报里把父亲的上述发言浓缩成一句话：陈毅同志做了拥护陈伯达意见的发言。等到后来，毛主席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开始批判陈伯达等人。这时，父亲又被划到了陈伯达一边受到批判。在逐级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张春桥一伙故意放风，企图再给父亲致命的一击。父亲气愤地说：“这次庐山会议上我只讲了一段话，就把我搞成二陈合流，真是莫名其妙，冤哉枉也。”
　　父亲生命的最后乐章
　　一九七一年，父亲迎来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劫难DD结肠癌。父亲从一九七○年七月开始感到腹部隐痛并出现腹泻。九月庐山会议结束前，父亲曾向当时的军委负责人提出回北京检查身体的要求，遭拒绝。父亲只得回石家庄。父亲由于心情不好，腹痛腹泻加剧。父亲又写信给周总理要求回京检查身体。经周总理批准后，父母于十月二十一日回京。回京后，住院检查了五十六天，没有查出任何毛病。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六日父亲因急腹症再次住院，以亚急性阑尾炎发作、需做阑尾切除手术的诊断被送进了手术室，打开腹腔后才确诊为结肠癌晚期。父亲的病确实给耽误了。手术后，母亲给我们和一些亲戚写信，大家陆续到北京探视父亲。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去三○一医院探视，父亲对我说，你们要多来看看我，你们再不常来探视，就没有人来了。没人来看我，医生护士要说闲话的。父亲的日子真难过啊！
　　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父母亲到北戴河疗养。这一段时间，父亲的心情比较舒畅。主要原因是周总理来北戴河办事时曾专程探望父亲；朱德、聂荣臻等老同志同父亲也喜重逢。父亲看了美国电影《巴顿》，十分喜欢。电影中一位美国将军批评巴顿说，你是祸从口出。父亲对王震说，这是在说你。王震说，这是在说你陈老总。我和大哥也利用探亲假来到北戴河同父母团聚。我和父母经常下跳棋，我下得比较快，常常是胜者。父亲靠悔棋也能赢上几盘。而母亲总是第三名。有时，母亲看见我和父亲为一步棋争吵不休，就干脆推倒棋盘重新来过。在饭桌上，父亲总有说不完的顺口溜和笑话，说得我们开怀大笑，食欲大增。医生不准父亲下海游泳，父亲就坐在沙滩上晒太阳看我们游泳。傍晚，我们陪父母沿着海边散步。一次，听说礼堂要放电影《奇袭》。我说：我要去看。父亲马上附和地说，我也去。当我和父亲到达礼堂后，才发现除了最后三排坐了解放军战士外就再没有别的观众了。我也不敢往前坐。结果只有父亲一个人坐在前排的沙发上。看完电影后，父亲在车上对我说：“今天我是陪你来看电影的。你怎么不坐在我旁边？”这时，我意识到父亲是为了陪我才来的。母亲要我和大哥问一问父亲庐山会议的有关情况。可是我们都不忍心让他回忆那段最难过的日子。父亲却兴致勃勃地从北京家中要来李白写的诗《梁甫吟》，给我们讲解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引用的“杞国无事忧天倾”和“二桃杀三士”等典故。九月二日是父亲的七十岁生日。父亲原打算邀请朱老总和聂帅聚聚。工作人员对此提出意见，恐别人会讲父亲又搞串联。父亲听了不高兴，可又一想，小心一点也是对的。最后决定住得远的就不请了；但聂帅住在隔壁，还是邀他过来坐一坐。聂帅听说后爽快地说，陈老总过生日，我不请自到。九月二日，父亲和聂帅都换上了崭新的军服，我们为他们照了合影像。也许是预感到父亲的病不乐观，母亲要求父亲每天讲述他的家史和革命斗争史，母亲做记录。父亲在口述历史的过程中也表达了要把自己写的诗词整理出来的愿望。
　　在北戴河期间，我们知道林彪一家也来了。但是，当时没有人想到林彪会从北戴河叛逃并摔死在蒙古。父亲是在回京后才听到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传达的。这真是大快人心啊。社会上又盛传父亲和其他老帅们一起干“茅台”酒的故事。这虽然是老干部和老百姓当中流传的小道消息，但也说明老干部和老百姓把父亲看作是正义的象征，是他们的代表。父亲在军委的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揭发批判林彪，并亲自修改发言稿。一九七一年十月，我调回北京后的第二天去三○一医院看父亲。他坐在病床上，看见我走进来，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目光，高声地说：“珊珊，你回来了！”可我看着被病魔折磨得日益憔悴的父亲，竟然说不出话来。我知道，不到最后关头，是不会把我叫回来的。看到我的神情，父亲也觉伤感。十一月初，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父亲从三○一医院转入日坛肿瘤医院接受治疗。
　　十二月初第二次手术前的深夜，周总理和叶帅到医院探视父亲。当时，父亲身上插了六七根管子。父亲风趣地对他们说，你们看，我在这里大会餐呢。一天，他对吴院长说，我想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吴院长从家里拿来了唱片。又一次，我问他我的工作去向，父亲说：“不要搞政治，政治太危险了。”三哥要归队时，他对三哥说：“你们要各自奋斗。现在看到你们，我很难过。”
　　父亲病危的消息传开后，许多老同志都赶到医院探视。叶帅不仅来医院探望，而且每天来电话询问情况。一天深夜，叶帅又来电话问情况，我告诉他，父亲在昏迷中反复喊着毛主席、党中央。叶帅听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要把你父亲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天天向我汇报。一次，聂帅来医院探视，他坐在父亲的床边轻轻地同父亲讲话。我告诉他们，昨天，聂力姐姐送给大哥和二哥两个洋娃娃，一个是女娃，另一个是男娃。聂力姐姐说了，两个娃娃随他们挑，谁拿了女娃就生女孩。谁拿了男娃就生男孩。听了我的话，两位老人都开心地笑了。李先念来探视时，父亲身体已很虚弱，一直不说话。我说：“爸爸，李叔叔来看你，你怎么不说话？”父亲看着李先念吃力地说：“老同志了，我身体不好，不多说了。”李先念悲痛地走出病房，在门外站了许久不愿离去。我看着这情景伤心地哭了，上苍怎么连让两位老人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啊！看到父亲病危，我在医院陪床，尽力为他做些事，清洗他换下来的衣物，尽女儿的孝心。
　　父亲从一九七一年底以后经常发高烧，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天深夜，我和大哥守在他的身旁。他醒过来看见我们，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讲了许多话。可惜的是，父亲这时讲的话，我们听不太懂。我们能听懂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红军，路线斗争，一直向前，战胜敌人。”看着他在弥留之际除了反复呼唤毛主席和党中央外，没有一句留给家人的话，我感受到一个受了不白之冤的人内心的痛苦和悲哀。一次，父亲清醒过来，看见我，眼角里流出了眼泪，我轻轻地替他擦干眼泪，他把头转向了另一边。我握住他的手臂和手，轻轻地为他按摩。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叶帅赶到父亲病榻前对父亲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要你安心养病，会好起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让珊珊念给你听。”叶帅递给我一页纸。我弯下腰，在父亲的耳边大声读道：“现在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当时是&五一六&、王关戚，还有陈伯达打击一大片，包括你（指周总理）在内。当时那个情况有些同志要讲一些话，是应该的，是公开讲的。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可以讲？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读完后，看到父亲已不能说话，但神智尚清楚，我就对父亲说：“您要是听清楚了，就闭闭眼吧。”父亲闭了闭眼。叶帅和母亲赶紧叫我再念一遍。我又念了一遍后，再问父亲听清楚了吗？父亲没有任何反应。父亲就这样走了。他临走前是那样渴望见毛主席，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述说衷肠，再谏忠言；希望党中央和毛主席能为他洗刷不白之冤。他是死不瞑目啊！父亲在深夜去世，病房的窗门全部打开，所有的医疗设备都搬走了，医护人员也撤离了，母亲和其他人在隔壁的房间休息，我一人留了下来，我还想陪一陪父亲，看着父亲安详地躺在那里，想起他生命最后日子里发生的一切，我忍不住扑向父亲的遗体，哭着说，爸爸，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走得太早、走得太冤啊！
　　一月十日下午，毛主席临时决定出席父亲的追悼会。他对母亲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是个好人、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又特别接见了我们兄妹四人，并对我们说：“你们年轻人不懂世事，总要再过二十年，要摔几个跟头，才能懂世事。”毛主席还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陈毅是拥护我的，林彪是搞阴谋的。如果林彪搞阴谋成功了，他是要把我们这些人（指老同志）都搞掉的。林彪要往苏联跑，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向外宾披露林彪叛逃事件。毛主席出席父亲的追悼会以及他的讲话，是对逝者充分的肯定，对家属最大的安慰，对广大老干部的极大鼓舞。也许是副统帅的叛逃和父亲的含冤逝世这一组鲜明的对照，使毛主席他老人家终于良心有所发现和醒悟，使他想起更多的身陷囹圄的老干部。此后，在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具体运作下，大批的被打倒或被关押的老干部陆续被解放出来。
　　父亲去世前看到了林彪叛逃摔死的可耻下场。父亲在文革初期所说的话不幸言中了。他在弥留之际总算听到了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平反的指示。虽然父亲临终前没有给我们留下完整的遗言，但他在昏迷中的呼唤反映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生命尽头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父亲去世四年后，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此，中国大地回春。父亲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中的抗争和做出的牺牲没有付之东流。如同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们一样，他们为保卫新中国也付出了他们的生命。父亲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也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过失。但是父亲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文革中的言行充分证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如同他的战友们一样，父亲经受住了战争、经济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拥戴。最感人的是一九七六年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词海洋中也出现了悼念父亲的诗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父母也给我留下了许多无形的财富，使我终生受益。父母给了我生命、爱心和家庭温暖。父母要我学钢琴和小提琴，不仅培养了我的文化修养，而且在文革和以后的工作中都派上了用场。由于父母的督促，我在文革中没有完全丢了英语，为以后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父母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忠于党和人民。父母在毕生的奋斗中，不论形势如何险恶，无论道路如何坎坷，无论个人蒙受了怎样的冤屈和打击，他们的信念和理想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的胸怀总是那么坦荡和宽阔，没有半点私心杂念，他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没有丝毫的减弱。他们虽然一时蒙冤受辱，但他们最终得到了历史和人民的公正评价。同样，无论他们取得了何等辉煌的业绩，身居何等高位，他们从来不居功自傲，从来没有向党伸手要名要利，从来没有一天脱离过人民群众。父母淡泊名利、豁达大度和坚贞不屈的人格以及在文革中的遭遇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父亲的一生是辉煌的，他是老革命，老红军，留过洋，打过仗，负过伤，治理过中国的最大城市，驰骋过国际舞台，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父亲的一生也是悲壮的，一个开国元勋，一个堂堂元帅在文革中为捍卫真理而战，为国家和党的利益抗争，却遭来杀身之祸，备受凌辱，终于含冤而死。父亲的去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间引起极大的震动，党内外的人士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可以说，父亲用自己的身躯和鲜血为解放老干部、最终结束文革吹响了前奏曲。
　　我写这篇文章，既是缅怀父亲和他的战友，也为感谢关心和帮助过陈毅后人的党内外人士、军人和人民群众，更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了解历史，了解祖辈，为祖辈感到自豪，记取历史教训，热爱家庭，孝敬父母，珍惜荣誉和友谊，学习继承老一辈革命者的高风亮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和实现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
(责任编辑：周昂)
原标题：陈毅女儿忆文革：曾偷偷跑去看批斗刘少奇
主演：范冰冰/张丰毅/李治廷/张庭/周海媚/张钧甯
主演：陈晓/陈妍希/张馨予/杨明娜/毛晓彤/孙耀琦
主演：钟汉良/唐嫣/谭凯/杨W/菅韧姿/米露
主演：Behrouz Vossoughi/莫妮卡?贝鲁奇
萨姆 •沃辛顿 / 拉尔夫 •费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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