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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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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00 发布在
鲁迅研究之谜
谢　泳　 =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最近广州花城出版社再版了林贤治写于1989年底的长篇传记《人间鲁迅》，使这部差不多十年前问世的作品又有了许多读者。关于鲁迅，总有说不完的话，但这说不完的话中有哪些是今天人们还想听的，有哪些是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还给人以启发的，在已有的众多鲁迅研究著作里，不是每一本都有这样的追求。林贤治这本《人间鲁迅》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我以为是从始到终都有激情。在这么长的篇幅中，能保持这种激情，并且越到后来激情越饱满，对一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与林贤治对鲁迅的独特理解是分不开的。以往的鲁迅传记多数是为研究而研究出现的，那些作者不能说对鲁迅没有感情，但像林贤治这样先把鲁迅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然后再进入他的内心世界的研究者却不多。这不是一本为研究而研究的书，这是一本为表达思想为张扬理想而写的书。林贤治从鲁迅身上发现了许多独特的东西，他在为人们重新认识鲁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他认为在现代中国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中，以鲁迅为最理想。鲁迅是最彻底的反专制反极权的勇敢战士，林贤治对鲁迅是偏爱的，甚至于有偶像的意味。林贤治看重的是鲁迅身上那种对专制和极权的不妥协以及他对黑暗中国的清醒认识，在林贤治看来，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再没有哪一个知识分子达到了鲁迅的高度，鲁迅留下的精神遗产我们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林贤治对鲁迅很偏爱，所以他在分析鲁迅和他同时代人的许多论战时，林贤治不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也不取客观的态度，而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这种写作姿态时下能坚持的人已经不多了，林贤治敢于坚持，这也是他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立场。 　　我是喜欢林贤治这本书的，但我也认为他笔下的鲁迅依然让人们有很多困惑，而这困惑林贤治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这个困惑就是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鲁迅的悲剧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惟一一个没有被新时代否定的知识分子形象，文革中鲁迅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鲁迅是最不愿意和官员打交道的，不像胡适那样，还想过去做政府的诤友，鲁迅是最看不惯胡适这一点的。然而奇怪的是鲁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胡适却从来都是被骂的，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作为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就做文章这一点来说，胡适是明白的，他讲道理明白如话，相比之下，鲁迅是晦涩的，也就是说，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而鲁迅的话却可以被某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因为鲁迅的许多话是可以另有所解的。文革中鲁迅语录也很盛行，政治势力是在利用鲁迅，但人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利用鲁迅?在鲁迅的时代里，人们总认为鲁迅是拆台的，而胡适才是补台的，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 　　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惟一没有被禁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呢?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鲁迅是反专制的，可专制偏偏又找着了鲁迅，这是为什么?林贤治的这本鲁迅传没有能告诉我们，也许他就不认为真的存在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想真正走近鲁迅，想让更多的人理解鲁迅，就非得拨开这些迷障不可。林贤治的这本书让我想到了别处，他对鲁迅的过分偏爱，使我不得不想这些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摘自《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定价：28.00元。社址：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甲61号，邮编：100718）
来源：《书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3:43:5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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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三月，为林贤治《人间鲁迅》一书再版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发表了不少看法，现节录发表，以飨读者。 　　林贤治：说坏话是鲁迅的传统，批判就是说坏话。读过这部书的人对书的批评性意见，我是非常愿意听的。另外，在座的很多是鲁迅研究专家，对若干年来鲁迅研究中的盲点，都可以说，希望大家敞开来谈。鲁迅这个名字，就是意味着要解放思想、无所顾忌。 　　钱理群：相对来说，鲁迅研究中存在两个薄弱环节，一个是对鲁迅杂文的研究，与此相关联的是对鲁迅思想的研究。过去我们一直把鲁迅研究纳入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中，我觉得鲁迅有一些独特的思想命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另外，对鲁迅后期的研究也不够。去年我在北大给学生上课，要求学生重点阅读鲁迅三十年代的那一批杂文。从杂文文体来讲，最标准的应该是那批文章。鲁迅当时在上海，面对现代大都市，有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审视，我觉得这对我们现在都有意义。与此相联系的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都在为现代化寻找思想资源，从外国找，从儒家找，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不从鲁迅那里寻找资源？我们讲传统为什么不承认有一个五四传统？讲五四传统又不承认鲁迅传统。我认为这很荒唐。我们要总结整个二十世纪的经验，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鲁迅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潜力很大、有待进一步开发。这不仅是鲁迅研究界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任务。 　　王富仁：鲁迅是有自己完整的语言系统的，既不属于政治语言，也不属于学术语言，他有分解现实的独特方式，比如鲁迅是不分无产阶级文人和资产阶级文人的，他分的是"帮闲"文人、"帮忙"文人，有一些是"八哥"，有一些是"二丑"，有一些是"做戏的虚无党"。鲁迅就是通过这一套语言来分析把握现代的中国人、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其他的语言无法和鲁迅的语言重合。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语言透视现实的时候，总是不能深入到鲁迅的那个深度上去。从这一点可以看到，鲁迅这套语言，被接受的程度就是鲁迅实际上被接受的程度。我认为应该用鲁迅文字中独特的意象系统来分析他所分析过的人，解剖他所解剖过的人。不过，这样做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难的。鲁迅这样做可以，我们这样做，就会成为"人民公敌"。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要进行一种话语转移。如果有了这样的条件，我们就应该慢慢地让鲁迅的语言进入到中国人的意识系统中去，再对中国的现实作出反映，那么对鲁迅的接受度就大了。那就不是鲁迅被评判，而是我们拿着鲁迅的思想来评判现实了。 　　朱正：我也是写过鲁迅传的。我们五十年代写鲁迅传，的确是把鲁迅放进那样一个模式当中去的。我当时是怎么写鲁迅传的呢？所有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中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那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但我听说当年评白皮书的几篇社论是毛泽东写的，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我就按照这个意思来分析鲁迅的小说《采薇》。总之，凡是毛泽东说的，我是不敢遗漏一处。现在看来，我的那部书没有什么意思了，但当时那样写也是可以理解的。假如我当时写了一部林贤治这样的书，是找不到地方出版的。 　　谢泳：书中的许多观点我很赞同，但其中有一段，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可以把问题转换一下，就是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简单地说，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想不明白。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邵燕祥：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层次。在学院里面，把鲁迅与世界各种思潮作比较，但的确还应当向青少年推荐介绍鲁迅，在报刊上有一些合适的文章。因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特别青少年，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不了解，不容易进入鲁迅的世界。普及鲁迅的工作比普及钱钟书要迫切的多，可行性也更大一些。包括向一般读者介绍鲁迅，发一篇鲁迅的作品，加一点点评。鲁迅的悲哀就是他没有速朽，他抨击的时弊，今天十倍百倍地膨胀，甚至恶化，所以鲁迅的文章今天还继续富有生命力。 　　张梦阳：与现有的二十五种鲁迅传比较而言，林贤治的鲁迅传的重点在第三部。它通过对比，通过对冯雪峰的审视，对胡风的审视，对茅盾的审视，特别是对周扬的审视，凸现了鲁迅的人格。五十年代我在底下听人说，实际上鲁迅跟党的关系不好，在那个时候跟党的关系不好就是一种罪过，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鲁迅晚年跟党组织发生了冲突，在这个冲突中，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很多史实的研究者往往陷在细节里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在鲁迅研究中，有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就是得拉开一段距离，把鲁迅放到一定的历史框架中去理解研究。仅仅在党外人士与党的关系的框架上理解鲁迅，那就是错的。林贤治这部书的好处在于，对周扬和鲁迅的关系层层剥皮，认识到他们的矛盾实际上是精神实质的不同。鲁迅的精神实质是创造第三种时代，即既没有奴隶又没有奴隶主的时代，这是鲁迅始终的理想，后来鲁迅支持同情共产党，也是出于这一点，因为当时的共产党正是处于受压制的状态中。可是同周扬等人一接触之后发现了问题。梅志先生有一段回忆的话："有人问我，你们反对周扬吗？我说是的。你们知道周扬是代表党的吗？知道。那么你们反周扬不是反党吗？我不敢吱声了。反党不就是反革命吗？原来如此。经他用推理法这么一推，我才恍然大悟。"鲁迅对一切形式的奴隶主都是深恶痛绝的，能不与周扬发生冲突吗？ 　　邵燕样：鲁迅没有活到五十年代，不然他要经历第三种或第四种时代。比如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以前，我们在暂时做稳了人民的时代，然后就进入欲做人民而不得的时代。 　　林贤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鲁迅何以成为左派，何以思想那么激进？我觉得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就是对当年的右派（这里的右派和左派的区分标准和五十年代不一样）给予很高的地位，而鲁迅同情共产党的态度反而不能被大家认识。应当澄清的是，所谓鲁迅被利用，实际上是被歪曲地利用，把他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本质的东西淘汰掉了。这样鲁迅便成了一个空架子。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谈自由主义，当年的鲁迅仿佛就成了压制自由主义的容不得异端的非常不宽容的激进分子。对激进或激进主义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左"的，也有右的，不能一概而论。包括在座的牛汉先生当年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鲁迅先生为什么要支持左联、参加左联？就没有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虑，没有说清楚。现在有些人，甚至还说康有为高于孙中山，君主立宪比革命好等等。历史评价到底有没有标准？什么标准？"进步性"这类概念还要不要？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些年来确实存在着一股保守主义思潮，对革命的思想成分一概抹杀；对于历史问题，不是把背景性的具体的条件掏空，就是给予犬儒主义的穿凿的解释。比如，因为鲁迅当年进入左联，激进，是左派，现在就值得怀疑、值得否定。为什么就不能问一下：鲁迅为什么要进入？怎样进入的？当时的反应怎样？后来如何？他同"左联"的元帅闹翻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等等。 　　王富仁：这个问题我有同感。像潘光旦、胡适，都在大学、学院，是教授。我也是教授。学院派教授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现在是教授，还可以做比教授更"大"的官；第二种选择，我既不支持政府，也不支持反政府的力量，我就在那里写书，告诉大家社会向光明的方向发展，要民主，人与人之间是宽容的，同时很好地从事学术研究，这是作教授最保险的一条路，弄得好，还可以传世；至于社会上有什么人被抓到监狱里去了，就不提了。既不反对当局，也不反对受政府压制的人，双方都不反对，双方也都不会反对他；但是第三，假如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在某些知识分子受到专制主义压迫的时候，就应该站起来，站到受政府压制的人一边。当然支持的结果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假若这个人或这些人后来也作了官，他可能并不成为人们设想的人。因为他也是人，在我支持他的时候，我怎么能保证他后来对待别人不会像别人对待他那样？我觉得要是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鲁迅。鲁迅走的是一条最不易被人们理解的路，并且也是最艰难的一条路，但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正义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路。没有这种精神，所有的教授的理论，都不能在中国实现。当然，我并不是否认胡适们的贡献。只要想一想左拉对德莱福斯事件的态度，想想西方同类知识分子的现实表现，就知道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与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区别了。 　　钱理群：有时候明知他要变，还是要支持他。鲁迅和胡适最根本的区分就在于，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维护体制（包括大学体制）的，而鲁迅的彻底性正表现在这里，他是站在学生这一边的，追求彻底的个性精神自由，凡是压抑人的，不管来自哪一个方面，他都要反抗。为什么他会同当时的教授，甚至是多年的老战友，比如刘半农，最后决裂，正是这个原因。你爬上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掌握了话语霸权，就可能成为新的"压迫"学生的势力。我们现在也是当教授的，从所处的地位来说，很难不"压迫"学生，但关键问题是看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你对这种可能性是否怀有警惕，你有没有"自我反省（自我警戒）"的自觉--鲁迅思想的彻底性，鲁迅批判立场的彻底性，正在于他的批判首先是指向自己的：他不仅不能容忍对他人和自己的一切奴役，同时也警戒自己，不要去奴役他人。 　　邵燕群：我补充一点：当鲁迅在客观上加入了左联，成为左派，并被宣传成共产党的朋友的时候，他依然如过去一样地反对专制主义。他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就是因为周扬他们的那一套作风是带有专制主义色彩的。鲁迅与冯雪峰、瞿秋白等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接触中，感觉他们没有以党的面目出现，去压制他，而是朋友之道。所以，不能说鲁迅在晚年加入的是专制主义的体系。 　　张梦阳：我也认为不能把当时鲁迅对统治者、权力者的批判全盘否定。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否定了这一点，把鲁迅变成"名牌教授"，就不成其为鲁迅了。但是最可贵的是后来对周扬的批判，他把周扬概括为"奴隶总管"、"文坛皇帝"、"深居简出的元帅"、"工头"、"指导家"、"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汉奸"、"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会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这是一个最深刻的命题，是鲁迅的天才感悟，后来是不幸而言中。周扬七十年代末出狱后深有悔悟，周扬的价值正在于晚年的省悟。 　　钱理群：而且有意思的是，站在周扬的立场上看，他是非常冤枉的。因为周扬本身也没有做什么，不过是指责鲁迅"破坏统一战线"，限于言辞，而不可能有别的行动，跟后来他掌握了生死大权之后做的事比差得多了。这正是鲁迅敏锐的地方，他"见微知著"，从这么一点小事里面，提升出这么大的一个命题。这与鲁迅的思想与思维特点是有关系的，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立人"，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也就是"反对对于人的奴役"。他对任何奴役人的思想、意图都有高度的警惕。除了"奴隶总管"，"乏走狗"同样是一个深刻的命题。"乏走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文人之间的论战只能限于文字（语言）上的思想交锋，无论怎样尖锐都没有关系；但梁实秋却首先说鲁迅"拿卢布"，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反苏反共"政策)下是要杀头的，这就意味着要借政治权力来压倒对方。这样的"乏走狗"在今天的中国该有多少啊！"乏走狗"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是鲁迅对我们民族的一大贡献，现在反倒成了鲁迅的一大罪状。这是必须得到澄清的。当然，我们不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但鲁迅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了解，因为误解就轻易抛弃了，这是很可惜的。 　　邵燕样：不仅有"丧了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现在还有很多家，都各有"乏走狗"。 　　王国仁：关于"利用"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文化是在历史中传承的。当一种文化一旦在历史中形成，如果它越有力量，就越要被各个阶层争夺。当时在社会上最有力的、最有权势的力量最容易争夺到对这种文化力量的阐释权。那么，和这种文化在精神上一致的这部分人，就必须在一个时代，同他们的前辈一样，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这种文化，来贯彻这种文化。实际上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鲁迅在历史的运转中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权力者要把它转化为自己手中的东西，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胡风，就要从文化的方面把鲁迅精神传承下来。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对鲁迅的争夺。胡风当然失败了，但胡风用他的失败传承了这种精神。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阶段，是什么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些知识分子。所以这 是一种文化的必然、为什么胡适没有被利用呢？可以说，胡适作为一个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无力的。当然，他有自己的主张，但他没有强有力的力量来贯彻自己，来获取群众。胡适的思想一遇到别人的强力就会塌陷，他没有鲁迅的文化力量，没有胡风的文化力量。这是我们学院知识分子天然的弱点。我们讲在社会面前永远保持理性，没有一种情感的力量，鲁迅好就好在这里。鲁迅充满了有力量的思想，后代都想获得他。但是，应该把一种文化的创造者和后来的利用者严格地分开。这样，文化的创造者才能得到自由的创造。作为鲁迅，他选择了自己的时代，在自己的时代显示自己的意义，是不是会被别人利用，谁都无法保证，否则，谁都不敢创造了。 　　牛汉：鲁迅在各个时期都被统治者看作是一种政治势力。同时鲁迅又总是被某种政治势力利用，这只是一个方面。我还深深地感到，不仅仅是利用，首先是管制。五四运动那几年，毛泽东与北大的不少人物有接触，但与鲁迅却没有来往。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注意鲁迅，对鲁迅感兴趣的？冯雪峰跟我说，长征以前在瑞金，瞿秋白那时是人民教育委员，冯雪峰是党校校长，毛泽东当时没有权。他们三人几乎天天见面，喝老酒，发牢骚。这个时候，通过冯雪峰和瞿秋白，毛泽东才开始注意鲁迅，但他一辈子不理解鲁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跟冯雪峰一起住牛棚。我是一躺下就睡着，他睡不着，老推我，说："醒醒，我要喝咖啡。不加糖。"他很寂寞。他说："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这是冯雪峰一辈子憋在心里的话，到晚年说出来了。对鲁迅首先不仅仅是利用他，而是管制他，不让他通过作品，乱说乱动。鲁迅著作编辑委员会的头是林默涵，文革后社科院文研所鲁研室的头是沙汀。文化大革命前，林把鲁迅的很多信都扣下了，公开发表的只有三百多封，其余的一千多封都不见了。（编注：读者可参见一九五八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的编者说明。这批当时未能编入《全集》的书信，文革以后重新面世，编入一九八一年版的《鲁迅全集》。）记得解放后不久,《人民日报》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问假如鲁迅活着的话，党对他怎么安排？编辑部不好回答，把信转给当时的文委主任郭沫若。我看到过郭回的信。郭沫若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适当的工作。我当时真的不能接受。这叫什么话？现在看来就明白了，对鲁迅是有利用，但更有管制、改造。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个严酷的事实。 　　林贤治：我认为，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的评价不宜太高。与此密切相关的，就要联系到对鲁迅的评价。如何评价？一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王得后：这部传记对鲁迅有独特的理解。我把它归结为两点。一点是它注意到鲁迅的人间性，或者说平民性，完全为老百姓的生存温饱发展考虑。鲁迅的话是：为官帮忙，为商帮闲，如果主子作恶，也就帮凶。鲁迅是绝不干这个的。鲁迅从反击太阳社、创造社的围攻，到"两个口号"之争，给周扬写《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其实就一句话："革命是并非叫人死，而是要人活的。"鲁迅还讲，如果成仿吾们获得大众，我恐怕是要穿着红马甲去扫马路，这已经不错了。鲁迅从支持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在《答有恒先生》上写了：那么样的杀人，所以不再支持它。第二点，就是要斗争。从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的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不断有人在骂鲁迅这一条。其实很简单。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又说，一个奴隶挣扎，挣扎没有成功，不过还是奴隶；如果他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点来赞美抚摩，那他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那时，有人发表文章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实行得了吗？完全脱离实际的。你受到压迫，你怎么选择？鲁迅选择斗争。鲁迅也不怕围剿。他在"两个口号"之争中最恨的一句话就是"实际解决"。鲁迅质问徐懋庸，"什么是'实际解决'？杀头还是充军？"对鲁迅尚且如此，对别人还在话下吗？鲁迅在给周起应的信里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要杀人，尤其不是一个批评家拿起笔来就判处一个诗人死刑的。所以鲁迅不是乱斗，不是主张恐怖主义、暴力主义。其实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总结就是那两句话："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两句话也挨批呀！鲁迅这几十年不是也批得一塌糊涂吗？什么"唯心主义世界观"、"资产阶级世界观"、"人吃人"，这些观点都是挨批的。（插话：鲁迅关于中国五千年历史都是吃人的说法，也被批了。怎么刚吃了一顿就忘记了呢？吃了十年哪）所以研究鲁迅、写鲁迅传，不回到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考虑，不回到被压迫后主张斗争，那么同鲁迅是非常隔膜的。再说宽容。其实宽容是指向当权者的，不是指向作者的。作者都有自己的是非观。哪一个学派没有是非观？你好我好大家好？不可能的。必须说出自己喜欢什么、反对什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主张宽容的人，对"不宽容"的人、对鲁迅何曾宽容？讨论鲁迅和文化人的关系时，应该看到，鲁迅给别人戴的帽子，"乏走狗"、"洋场恶少"。"正人君子"，这些帽子都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但是对方给他戴的帽子，常常都有生命危险，比如像"拿卢布"、"反对基本政策"。党的政策能反对吗？何况还是"基本政策"。鲁迅给别人戴的帽子都是鲁迅对他思想、人格的判断，都是精神性的。鲁迅骂人是骂得很厉害，但他从来没有要"实际解决"，或者要国民党把你抓起来杀头。 　　鲁迅和"五四"一代文化人，和胡适，在一般文化的选择上是一致的，或相近的，在政治文化、现实政治的选择上才相对立；在是讲"人权"还是讲"民权"上，才相对立。这是值得深思的。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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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00 &&
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鲁迅已死，而死人不会再说话了。是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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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东皋子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自己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段话，把中国人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大有盖棺论定之势。　　十几年后，经历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面对着“舆论一律”的状况，一些心有余悸的党外人士私下里传问起这么个问题：鲁迅活着会怎样？传问得多了，最后传到了毛泽东耳里，结果就有了毛泽东1957年的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　　第一次是在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以上两次谈话内容都可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而第三次谈的内容则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的。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事儿得到了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证实。黄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说：“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内容，前两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评价，而第三次则与之大相径庭，因此，有些人就对其内容表示怀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在一年中说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来，而且以毛的“智慧和风度”，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因此，这第三次的“罗毛对话”是杜撰的。　　谁是谁非？让我们试着辨析一番。　　首先，“罗毛对话”发生的日是个什么时候？是在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正式开始的一个月后，而“反右”的目标就是那些在“整风”中发表了“右派反党言论”的党外知识分子。因此，毛泽东在有大批党外各界名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意在警告大家不要“乱说乱动”，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和他那“伟大政治家”的魄力。而前两次谈话是在1957年3月，当时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提出还不久，他正在酝酿“整风运动”，大会小会上不停地宣讲“双百”，因此，在那两次“座谈会”上以鲁迅为例，是要打消人们的顾虑，是鼓励人们说话的意思。所以这三次谈话的前后矛盾完全符合从“整风”到“反右”的“政策变化”，毫不奇怪。　　其次，我们不能以那些“主旋律”影视和出版物中表现的毛泽东来领会他的“智慧和风度”。从许多有关毛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个大开大合、性格鲜明的人物，许多清规戒律在他那儿是无效的，而且当时整个中国只有他是任何话都敢说并能说的。况且，他那些话虽然是公开说的，但却是在控制了范围的“座谈会”上，听众都是一些“高级党外人士”，自然与公开发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毛选”中的说法是不同的。而毛泽东在类似场合的“敢想敢说”，已经在许多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了。日《南方周末》登载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一文披露：据薄一波（当时任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安子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告诉刘源（刘少奇之子），在日至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当前的工作是要抓“敌我矛盾”，刘少奇却认为“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一怒之下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当着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么他对那些党外人士“估计”一下鲁迅怎么不可以呢？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和1957年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虽然说法不同，但都是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当时的战略方针的，是“伟大政治家”全盘计划中的一个策略，我们如果过于天真轻信，岂不可笑？　　至于鲁迅49年后如果还活着，他会怎样？毛的谈话给出了三种可能：一是因继续像以前一样写而被“关在牢里”，二是当歌功颂德的“文联主席”，三是“一句话也不说”。第一种可能，是真正敬重鲁迅的人们所希望的，但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鲁迅的地位，似乎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虽然有郭沫若的例子在，但以鲁迅的性格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第三种可能，结合政治环境和鲁迅的性格，并考虑高尔基和梁涑溟的例子，可能性最大。来源: 鉴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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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00 &&
胡适啥鸟？有何建竖？红学――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学术丑闻文章提交者：文明探源人 加贴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红学――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学术丑闻“(红学)它实实在在愧与‘甲骨学’、‘敦煌学’等‘显学’并驾齐驱，相反却沦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学术丑闻。”（贾瑛――中国红楼在线论坛）。&& 俞平伯自揭“胡说”或许网友不知，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三十年后，因病住院期间，曾用颤抖的手在纸条上写过这样的一些话：“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千秋功罪，难以辞达！”另外，俞平伯又写道：“（我在红学上）迷误后人，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笔者躬逢（红学）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考证派红学）下笔愈多，去题愈远。”正是研究方法、知识结构和视野的局限，俞平伯才会无奈感叹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得糊涂。 此外，一赵子还要告诉网友，鲁迅也是上了胡适的当的。关于胡适的学术水平，这里可引朱希祖先生的看法作说明：（胡适）他（为学）肤浅，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朱希祖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认可的五大弟子之一（鲁迅、周作人还都不在章太炎先生的眼中）。 上述相关内容可查看韦奈《俞平伯的晚年生活》（《新文学史料》一九九0年第四期）、王华著《俞平伯的后半生》（花山文艺出版社，二00一年出版）、《万象》杂志（二00五年四月号）及《都市快报》（二00五年四月十四日）上何秀才的文章。(一赵子――中国红楼在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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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00 &&
胡适啥鸟？有何建竖？再看看老曹对你的看法：如今外面的架子m未甚倒，饶s也M上砹恕＿@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l知@渔RQ鼎食之家，翰墨澹缃的O，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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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00 &&
　　钱理群：而且有意思的是，站在周扬的立场上看，他是非常冤枉的。因为周扬本身也没有做什么，不过是指责鲁迅"破坏统一战线"，限于言辞，而不可能有别的行动，跟后来他掌握了生死大权之后做的事比差得多了。这正是鲁迅敏锐的地方，他"见微知著"，从这么一点小事里面，提升出这么大的一个命题。==========================今天坛子里的一些人的作为，跟“本身也没有做什么”“限于言辞，而不可能有别的行动”的周扬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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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00 &&
……"乏走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文人之间的论战只能限于文字（语言）上的思想交锋，无论怎样尖锐都没有关系；但梁实秋却首先说鲁迅"拿卢布"，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反苏反共"政策)下是要杀头的，这就意味着要借政治权力来压倒对方。这样的"乏走狗"在今天的中国该有多少啊！========================================“拿卢布”，今天坛子里的语句就是先前的“网特”和正流行的“拿五毛”。虽然被说的不到要杀头的地步，说的人却跟当年梁某相去不远，同属“乏走GOU”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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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00 &&
文章提交者：小对子 加贴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乏走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文人之间的论战只能限于文字（语言）上的思想交锋，无论怎样尖锐都没有关系；但梁实秋却首先说鲁迅"拿卢布"，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反苏反共"政策)下是要杀头的，这就意味着要借政治权力来压倒对方。这样的"乏走狗"在今天的中国该有多少啊！========================================“拿卢布”，今天坛子里的语句就是先前的“网特”和正流行的“拿五毛”。虽然被说的不到要杀头的地步，说的人却跟当年梁某相去不远，同属“乏走GOU”一类……------------------------------云：拿“在野党”后台的卢布与拿“执政党”的“五毛”岂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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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00 &&
或许网友不知，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三十年后，因病住院期间，曾用颤抖的手在纸条上写过这样的一些话：“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千秋功罪，难以辞达！”另外，俞平伯又写道：“（我在红学上）迷误后人，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笔者躬逢（红学）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考证派红学）下笔愈多，去题愈远。”--------------------------------------文人误人子弟，历来罪当斩首。不斩祸国殃民，不斩国无宁日！看今日教育，谁之过？如今外面的架子m未甚倒，饶s也M上砹恕＿@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l知@渔RQ鼎食之家，翰墨澹缃的O，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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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00 &&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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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00 &&
也谈鲁迅研究之谜林贤治&& 　　谢泳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介绍拙著《人间鲁迅》之余，引出一个被称 作“鲁迅研究之谜”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 利用?” 　　鲁迅之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学方面的问题，而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 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鲁迅是在何种情况下被利用的?利用了他的什么?他的思想实 质与专制主义果然有相通之处吗? 　　其实，鲁迅生前就一直被人利用，不独身后为然。参加左联就是一个例子。 亲近如冯雪峰，也有着把他当成“统战对象”而加以利用的一面。自然，这都是 他所愿意的。对大众，对青年，对进步的社会事业，他甘于做“牛”，做“泥土” ，做默默的牺牲；但当他发觉在被人恶意地利用时，则设法回避乃至于拒绝了。　　鲁迅逝世时，正值抗战前夕，于是他的葬礼便成了民族团结的标志；而他的 精神，也就适时地成了鼓舞民族斗志的伟大象征。应当说，这是对于鲁迅的最大 范围的一次集体利用。从此，鲁迅的名字，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符码，便开始被 广泛使用了。毛泽东在延安，以及以后发表的有关鲁迅的评论，都是在这一意义 上进行的。对鲁迅的这种肯定，是一种名义上的肯定，抽象的肯定，整体象征性 的肯定。鲁迅思想中的许多重要成分，实质性的东西，却被忽略了，甚至被轻易 地给否定掉了。比如鲁迅说自己思想的两大方面，即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 时，明显地被划归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又比如，鲁迅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原则， 其中包括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 等等，在一个“革命”的故而是“光明”的环境里，也都变得不合时宜了。毛泽 东是政治家，看待一切事物唯用政治的眼光，对《红楼梦》如此，对鲁迅亦如此。 他是从来不讳言“功利主义”的。　　利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其名，一是用其实。用其实者，也有两种情况，或 者用全盘，或者用局部，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如果说，对鲁迅尚有一点较为具 体的利用的话，那么就是他的关于斗争的思想。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特别 强调阶级斗争；尤其在6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恶性的发展，直至文化大 革命的降临。这时，鲁迅的注重战斗思想，恰好被纳入流行理论之中；而鲁迅本 人，也就被打扮成了一个动辄“打杀”别人的姚文元式的棍子，始终高举“无产 阶级文化革命”旗帜的江青式旗手。岂止如谢泳所说的“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 唯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呢，简直是“当代英雄”! 　　“文革”是一个典型的造神时代，“凡是”时代。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通过 个人崇拜运动，此时已达“顶峰”状态。一个曾经被“神”高度评价过的人，获 得官方的“肯定”，岂不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吗?　　事实上，不同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作为一个平民 作家、独立思想者的思想，明显地，是不可能混同于一个大权在握的政治家的思 想的。鲁迅的斗争思想，首先根源于备受压抑的个人经历，根源于中国广大民众 长期遭受的压迫而生的痛感和耻感。至于“拿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说加 强了他对中国阶级社会的认识，并不曾改变他原来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晚年的阶 级斗争理论，却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带有鲜明的斯大林主义色 彩。的确，鲁迅是主张斗争的、复仇的、革命的。他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 不斗争?”在他看来，目下的中国有许多“二重道德”，主和奴、男和女，都是 有不同道德的，还没有划一，放弃斗争而一味“费厄”，则未免太偏，也太早。 正是为此，他承认他的作品有“暴戾之气”；也正是为此，他被主张“宽容”的 苏雪林们变着花样痛骂到如今。　　其实，鲁迅的斗争，与我们惯称的所谓“斗争”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在 他那里，永远代表着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者的利益。所以，这斗争就不是自 上而下、“为王前驱”的讨伐，也不是“同级斗争”。虽然他并不以“党同伐异” 为恶，却从来没有那种为组织所规限的党派性。他的斗争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 以弱势者为本位的一种反抗性行为。这是理性的反抗，现代的反抗，并非从前的 农民“造反”，更不是“文革”式的乱斗一气。说到《水浒》，他就十分反感那 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式作法，斥之为“流氓”。他从来珍视人类的生命， 对于那些随意以牺牲为代价，葬送群众性命的“革命者”，他是憎恶的，他明确 表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教人活的”。可以认为，斗争是他的人道主义和 个人主义的思想原则的最高体现。他不惮孤身一人，挑战权力者乃至整个社会， 乃是为了捍卫人类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活着的全部尊严。他深知，剥 夺了斗争，就剥夺了这一切。　　谢泳文中把胡适和鲁迅相并论列，问：“在鲁迅的时代里，人们总认为鲁迅 是拆台的，而胡适才是补台的，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是被 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远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 ――鲁迅谓之“血的游戏”――之后，鲁迅就明明白白反对一个唯靠武力支持而 不是经过民选的不合法的政府，野蛮的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的政府； 而此时的胡适，倒是立志要做“政府的‘诤友’”的。当时，国民党在“台”上， 共产党还在“台”下，因此鲁迅反抗国民党政府，正如寄同情和支持于被迫害、 被屠杀的在野的共产党，表明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由于有了这样一 种历史渊源，台上台下，或拆或补，全都变得可理解的了。　　当说及鲁迅与胡适时，谢泳还说到一个话语问题。他说，胡适的话是明白的， 没有再阐释的可能；鲁迅的话是晦涩的，故而存在被曲解的可能性。比较胡适， 鲁迅是一个独异的隐喻的思想者。他的文章确乎充满激情，意象丰富，但又同时 具有健全的理性和缜密的逻辑，尤其是论战的文字。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他已 然失去发表的自由，因而不断地变换笔名，且不得不“曲曲折折”、“吞吞吐吐” ；然而，即便如此，叛逆的思想指向仍然是明白的。　　谢泳问：“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连最 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我也不妨问： “可为什么在中国次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或不读过鲁迅书的知识者便连最起 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说?”“那么多不读鲁迅书的人难道就学好了吗?”鲁迅，一人 而已，用他的话来说，其实亦不过惟有一支笔，能对一个“黑染缸”般的大社会 负多大程度的责任?权力者的力量，知识者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教育的力 量，实际运动的力量，社会的综合力量，不是要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得多吗?何况 这个人已经被权力者连同知识者双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弄得简直面目全非了呢! 作为独立思想者的思想，要穿透公共空间――或可看作一个既成的、传统的或正 统的“场”――是困难的；愈是独特，愈是深刻，则愈见困难。倘使承认鲁迅的 思想是一笔宝贵的遗产，而且真正能为进步的社会力量所接受，所利用，那么， 就必须同专制者的利用，以及“帮忙”和“帮闲”的知识者的拒斥作斗争――虽 则我们对斗争本身并不见得有前定的需要，或先天的嗜爱!　　说到被利用，鲁迅尝慨叹道：“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 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对于身后的被利 用，他也不是没有预感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 被攻击和被冷落，一暝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 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可悲哀的。” 在这里，所说的仅属“无聊之徒”，尚未及于如他所说的“有力者”；可见世人 世事的险恶，远比他――一个尝自谓“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中国 人――预想的要厉害得多。　　近百年来，环绕鲁迅所花的口舌笔墨可谓多矣，由此，亦可照见中国社会及 诸般人士的面目。但我想，鲁迅既为战士，那么无论生前死后，被人攻击、歪曲、 利用，都不足为怪；惟独为别的战斗者所不解，所误解，这才是最深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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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00 &&
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 朱学勤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我还时时想起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戒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是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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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00 &&
鲁迅是反专制的，可专制偏偏又找着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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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00 &&
给文人竖立榜样，要立足于人民。竖立民族之魂。这叫利用？？？我们这个民族长期被统治者奴役和压迫，文人与统治者狼狈为奸。是我们这个民族落后的最根本因素。当今腐败即是。邓没有多高文化，没有看透中国文人的恶烈本质。狼狈为奸各有所得。酿成今日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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