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政策破产的标志是什么
绥靖政策破产的标志是什么
德国入侵西欧
绥靖政策也称姑息政策。一种对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纵容，退让屈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同侵略者勾结和妥协的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革命的兴起及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仇视。它们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既想削弱和击败竞争对手，又要反对社会主义，镇压人民革命。绥靖政策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出现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其内容，形式和手法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争夺世界霸权，反对社会主义和人民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推行者是英国、法国、美国等国。20世纪30年代前，绥靖政策主要表现为扶植战败的德国、支持日本充当防范苏联的屏障和镇压人民革命的打手。这从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中可以窥见端倪。在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洛迦诺公约中则更具体化了。　　到30年代，特别是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后（见远东战争策源地、集体安全政策），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严重挑战，以英国首相A.N.张伯伦为代表的英、法、美等国的绥靖主义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求得一时苟安，不惜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谋求同侵略者妥协，妄图将祸水引向苏联，坐收渔利。1931年 “九一八事变”，容忍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5年3月容忍A.希特勒重整军备。1935年8月美国通过中立法。1935年10月容忍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3月放任希特勒武装进占莱茵区。1936年8月对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采取“不干涉”政策。1937年7月纵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又策划太平洋国际会议，阴谋出卖中国，同日本妥协。1938年3月默许希特勒兼并奥地利。这些都是绥靖政策的例证。最典型的体现则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英、法及幕后它们支持的美国，妄图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在欧洲实现“普遍绥靖”，求得“一代人的和平”，实质上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绥靖政策表现为美国对前苏联的妥协。为争取苏联同一道参加对日作战，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中同意苏联的要求，表示中国外蒙古部分（现蒙古共和国）的现状应予维持；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所受侵害的帝俄（日俄战争）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下：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俄，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千岛群岛让与苏俄。这样，通过一系列牺牲他国——尤其是中国——利益的手段，美国达到了暂时拉拢苏联、避免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的目的。但是不久，由于北约、华约之间矛盾加剧，绥靖政策正式破产。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是一种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它无法满足法西斯国家的侵略野心，却鼓励了侵略者冒险，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绥靖政策一度破产。
[编辑本段]绥　　suí　　①会意：从糸(mì)，从妥，“糸”与丝织品、绳索有关。“妥”表妥当、平安。　　合起来表示有了这绳索，人就稳妥了。　　②本义：借以登车的绳索。　　③引申：安定、安抚。《诗·恒》：&绥万邦。&《三国志·薛综传》：&绥边抚裔。&[编辑本段]靖　　jìng　　安定。《书·无逸》：&嘉靖殷邦。&　　绥德、靖远和镇南、北平一类地名，皆取其吉也。[编辑本段]绥靖　　suí jìng　　[ appease]　　保持地方平静；安抚平定；过去反动政府不顾事理道义，使人民屈从于暴力和强权之下以求安定。　　例：吾在卅八年，不能绥靖区域，又值中州兵乱，秦陇倒悬，加以寝患弥笃，实思敛迹避贤。——《晋书·张轨传》[编辑本段]绥靖主义　　suíjìngzhǔyì　　[appeasement]　　用牺牲别国的利益安抚侵略者，以换取和平和安全的政策。　　以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来安抚侵略者。[编辑本段]绥靖政策　　1。定义：英法美等绥靖主义者，不惜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有恐战情绪），求得一时苟安，谋求同侵略者妥协，妄图将“祸水东引”至苏联，坐收渔利。　　2。实质：纵容法西斯侵略的行为　　3。最大后果：加速了二战的全面爆发，以及后来的美苏“冷战”　　4。直接后果：（1）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被出卖，从而助长法西斯侵略气焰　　（2）严重削弱了反法西斯力量，给世界带来更大灾难　　（3）西方大国的“自保政策”最终也损害了自身利益，以至于自食其果。[编辑本段]详细介绍　　绥靖政策也称姑息政策。一种对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纵容，退让屈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同侵略者勾结和妥协的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革命的兴起及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仇视。它们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既想削弱和击败竞争对手，又要反对社会主义，镇压人民革命。绥靖政策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出现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其内容，形式和手法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争夺世界霸权，反对社会主义和人民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推行者是英国、法国、美国等国。20世纪30年代前，绥靖政策主要表现为扶植战败的德国、支持日本充当防范苏联的屏障和镇压人民革命的打手。这从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中可以窥见端倪。在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洛迦诺公约中则更具体化了。　　到30年代，特别是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后（见远东战争策源地、集体安全政策），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严重挑战，以英国首相A.N.张伯伦为代表的英、法、美等国的绥靖主义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求得一时苟安，不惜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谋求同侵略者妥协，妄图将祸水引向苏联，坐收渔利。1931年 “九一八事变”，容忍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5年3月容忍A.希特勒重整军备。1935年8月美国通过中立法。1935年10月容忍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3月放任希特勒武装进占莱茵区。1936年8月对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采取“不干涉”政策。1937年7月纵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又策划太平洋国际会议，阴谋出卖中国，同日本妥协。1938年3月默许希特勒兼并奥地利。这些都是绥靖政策的例证。最典型的体现则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英、法及幕后它们支持的美国，妄图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在欧洲实现“普遍绥靖”，求得“一代人的和平”，实质上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绥靖政策表现为美国对前苏联的妥协。为争取苏联同一道参加对日作战，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中同意苏联的要求，表示中国外蒙古部分（现蒙古共和国）的现状应予维持；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所受侵害的帝俄（日俄战争）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下：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俄，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千岛群岛让与苏俄。这样，通过一系列牺牲他国——尤其是中国——利益的手段，美国达到了暂时拉拢苏联、避免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的目的。但是不久，由于北约、华约之间矛盾加剧，绥靖政策正式破产。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是一种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它无法满足法西斯国家的侵略野心，却鼓励了侵略者冒险，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绥靖政策一度破产。[编辑本段]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原因　　首先，英法在其实力日益衰退的情况下，为维护霸权地位所采取的策略。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损失，战后经济恢复非常缓慢。二三十年代，英国历届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经济问题上，把重整军备看作是恢复经济的障碍，企图以没有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政策，达到保住霸主地位的目的。法国由于和德国毗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保持军备和对德国实行强硬政策。但法国的经济一直处于衰退之中。相对稳定时期发展有限，30年代的经济危机持续时间又特别长，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同时法国的政局也不稳定，内阁更替频繁，使得对外政策难以保持坚定性和连续性。总之，英法的颓势是其推行绥靖政策的物质基础。　　其次，绥靖政策的推行是和当时两种社会制度共存这一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十月革命后，国际关系中开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英法等西方国家为阻止苏联的影响，把德国当作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当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权，进而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外扩张时，英法竭力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　　第三，绥靖政策的推行，同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也有很大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景象给欧美各国留下惨痛的记忆，因此，战后和平主义思想、厌战畏战情绪相当盛行，在法国尤其严重。英法等国的统治者既受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制约，又是这一思潮的推行者，绥靖政策只是他们推行这一思潮的产物。　　在英、法、美的绥靖政策纵容下，德、意、日三国加紧了对外侵略扩张，这就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迅速增长起来。　　（1）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　　（2）1935年3月，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公然扩军备战。　　（3）《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顶峰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署《慕尼黑协定》，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然后把此协定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史称&慕尼黑阴谋&。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顶峰。　　英法绥靖主义者作了法西斯的帮凶，把世界推向战争的边缘。　　因此，我们认为英法推行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　　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迫对德宣战,绥靖政策走向失败.[编辑本段]历史动因　　纵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政治氛围，尤其是英国社会背景，绥靖政策的推行并非偶然，它是多种因素的总和。　　1、经济衰败的后作用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经济决定政治；衰败的经济无疑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动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即使是战胜国的英国，直接损失达120亿英镑，同时造成大量劳动力的丧失。1921年起，英国的失业人数以每年120万人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国工业生产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9%，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1932年，英国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下降了23%，其中生铁、钢的生产减少了一半，造船业减少88%，机器制造减产1/3，外贸额缩减了一半以上，失业者达工人总数的22%[1] ,显而易见，英国经济已是衰败不堪，日落西山！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境，英国政府不得不从迫切的内政问题出发，致力于经济恢复工作。然而，这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军备力量的巩固。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派出远征军’”。 [2](p.43) “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一天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2]（p.44）因为统治当局坚持认为“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它必须让位，必须等待” [3]；他们甚至觉得凭英国现有的军备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足以应付任规模的战争。因此，军事上一直满足于“1918年的技术”，军费开支降到“严重的无法履行英国防卫义务的状况”。[4]（p.182）　　可想而知，严重的经济困境对军事实力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英国所采取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变相调配，不仅没有使经济困境从“节约”中得到改变，甚至还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国内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浪潮汹涌澎湃。同时，它还造成了内阁的频繁交替。在张伯伦上台前的不到15年时间内，出现了一连串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的奇怪现象[5] (p.233)，这就很难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实行一种连续和坚定的政策。相反，他们拒绝以任何方式认真考虑战争问题。英国公党领袖艾德礼曾宣称“我们决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 [3]这无疑对以后希特勒德国的武力威胁只能“息事宁人”、“妥协退让”，进而为绥靖埋下了祸根。　　2、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　　如果探究一战给人类带来的最深切的启迪，不妨说是对“反战求和”的热切渴望。英国在一战中直接参战600万人，伤亡244万，战争双方开支达1800亿美元，无数城镇化为废墟，各国财政一片萧条。“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6](p.589)它对英国人传统的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的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战争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厌倦，并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表示恐惧，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　　据悉，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最大的“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主义组织，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呼吁“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 [4]（p..115） 甚至宣称“放弃侵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卫。” [4]（p..150）。　　1936年，英国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了民意测验，90%的人拒绝参战，反战求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义者鼓吹和议、呼吁太平的同时，却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诅咒战争，诋毁军备，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而且使人们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觉。一味反战的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参战制造了舆论压力，制约了政府的决策。　　面对“社会太平”的反战求和思潮，英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对外策略的调整。他们认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对于慕尼黑悲剧，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相信“让德国恢复国土就可以保持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稳定的关系，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2](p.304)并且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2](p.289)这不仅反映了英国民众狭隘朴素的“避战求和”心理，也掩盖了张伯伦害怕战争的心态，迎合绥靖需求。可以说，“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正是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绥靖主义的温床，更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幌子！　　3、特定的政治安排　　英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安排是对外策略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面对当时的国际社会背景，英国当局的政治安排也别有用心。　　首先：扶德抑法，保持欧洲均势。　　“欧洲均势”政策是英国传统外交的核心之一，通过欧洲大陆德、法、俄的互相牵制，达到“实力均衡”。然而，一战的爆发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战后，《凡尔赛和约》奠定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建立起了以之为中心包围德国的小协约国体制。因而，法国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劳合o乔治曾强调说“法国是唯一可能给英国造成麻烦的国家”。[8]（p.123）因此，英国这时的均势政策是要加强德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从而在德法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冲突又互制的关系，用以维护及加强英国在欧洲政局上的地位。为此，英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德国扩军、毁约，以振兴德国，恢复其大国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国接受有利于德国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从而防止出现一个“支配欧洲而同时支配海峡沿岸和低地国家的偌大军事强国。” [8]（p.123）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势力均衡”的旧传统和“光荣孤立”的影子使英国始终定位在充当欧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扶德抑法成了英国当时对外政策的主题。丘吉尔也毫不避讳地说过：“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个，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会以亲德反法”。[10]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国保持欧洲均势的一种手段，通过均势，它将更大程度上实现并保持欧洲霸权。　　其次：以德反苏，实现“祸水东引”。　　面对战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深度恐惧：无产阶级运动一旦席卷英国，资产阶级必将面临灭亡的境地。因此，积极反苏反共也是英国当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苏的趋向，德国成为东方反苏的第一防线，尤其是1939年德国积极东进的攻势，令英国暗自庆幸：“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屏障，纳粹帮了欧洲一个大忙。” [11]（p.192）他们相信：“祸水东引”是摧垮无产阶级的捷径。如果把法西斯这股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使苏德之间发生冲突，彼此在战争中两败俱伤，那么英国的霸权和利益就能安然无恙[5] (p.235)，欧洲均势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巩固。张伯伦自鸣得意，把《慕尼黑协定》吹嘘为“辉煌的胜利”，以为“祸水东引”已告成功，从此“希特勒的行动将指向东方，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完全不卷入了”。[4](p.159)对于三国轴心的成立，英国更是毫无警觉，因为在他们看来，联系三国的纽带是《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反苏反共正是英国所希望看到的。　　出于嫁祸于人的初衷，英国自然对德百般纵容，绥靖便成了“放任”的代名词。　　再次：不战而和，维护霸主权益。　　如果说“反战求和”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思潮，那么，“不战而和”则是上层建筑一种侥幸的政治追求。一战中，英国的损失是无以伦比的。战争还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尤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英国统治阶级也不敢奢望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担心战争会动摇他的霸主地位，不敢同侵略政策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如英国外交官斯特朗所言：“任何战争，无论我们是赢是输，都将毁灭富裕的有闲阶级，于是他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9](p.83) 由此可见，对于统治阶级本身而言，“和平”既迎合了社会思潮，又能维持霸主地位的稳定，它是一种漂亮的借口。　　当然，“不战而和”作为一种息事宁人的怀柔外交政策，通过避免战争，可以防止战患的进一步摧残。然而，他却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助长了法西斯国家尤其是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以至达到不断满足侵略者扩张领土的欲望以求避战的境地，这就是“绥靖政策”的主要表现。《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国绥靖政策达到了顶峰，也为英国在二战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埋下了祸根。然而，张伯伦却说：“我们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引以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2](p.313)如果绥靖获得成功，“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欧洲，因而也不能向英国的全球霸权提出严重的挑战。”[7]　　显而易见，“不战而和”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安排，更是一种维护霸权的手段。它一方面是保持地方平静，熄灭战争；另一方面则是牺牲局部利益和他国利益，并以此为条件而与德国达成政治交易，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势力与影响以及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英国经济实力的不济和社会思潮的涌动及当局统治者的诸多考虑，英国推行“绥靖政策”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国际环境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法西斯德国的迅速崛起和咄咄逼人的态势，使英国深感力不从心，不得不妥协避让。然而，也正是这多种因素的重合，历史才走向了“绥靖”的起点。[编辑本段]历史启示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使英国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灾难。时至今日，“绥靖政策”对当今国际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国仍有深刻启示。　　1、富国强兵，提高综合国力　　一个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是立足于世界不败之林的保障，经济和军事则是衡量其国力的主要指标。且看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经济前提，可谓“衰败不堪”，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只得息事宁人，甚至为了经济的发展，进行变相的军经调配，幻想用无原则的和平换取经济的发展，导致军力下滑，国力不济。由此可见，没有巩固的经济和强有力的军事，国将不国。　　当今世界，经济变革日新月异。任何国家要想赢取财富，充实国力，必须迎刃而上，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然而，“富国”决不能忘记“强兵”，“避战”未必能换来“和平”。不思战，不备战，只能醉身于战争的温床。纵使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没有巩固的军力和有效的经济为和平撑腰，“和平”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富国强兵，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目前，台海危机愈演愈烈。一次次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无数次阻挠，要是没有我们强大的军力和经济作保障，“台湾独立”的阴谋早已得逞。我们“绝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方面，不屈从于美国的武力威胁，进一步加强军事训练与军备改革；另一方面，不搞军备竞赛，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综合国力的增长！　　军事学家克莱因曾说过：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相对而言，我们的“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分占世界第一和第三位，经济和军事能力也处于相对先进水平。这是一个乘数相当不错的“国力硬件”，但是“国力软件”即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却相对低落。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抗议”，只会“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大有李鸿章“不可衅自我开”之态。南联盟使馆被炸后的不知所措和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躲躲闪闪，充分暴露了其中庸和软弱。对于台湾当局咄咄逼人的态势，除了“严正申明”，就是“呼吁对话”，以致让台湾有恃无恐，变本加厉。这正是英国“绥靖政策”的翻版。　　对此，我们在富国强兵之际，更应注重上层建筑的塑造，形成鲜明的国家意志，反对迂回退让的偏安绥靖政策，从“软件”上更新，提高综合国力。　　2、友好政治，维护国际稳定　　政治是一个国家性质的体现；友好与霸道则是政治的双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将掀起世界恶浪。只有实行友好政治，才能维护国际稳定!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开明的君主国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昔日霸主，霸权政治根深蒂固。它无视弱小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国，支持德国整军、毁约，用以抗法反苏，甚至威胁法国“若采取军事行动，就会使自己同英国同盟分裂”[8]（p.124），助长了法西斯气焰，终究引火烧身。一定程度上说，英国推行“绥靖政策”是其霸权政治的体现和维护其霸主权益的需要。　　霸权政治是超级强国的本能表现。他们恃强凌弱，无视主权，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是世界不稳定因素之一。当今世界，美国到处以“民主、人权”为幌子，干涉他国内政，导致巴以问题、台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它放任以色列、台湾当局，又制造一系列冲突，造成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霸权政治下绥靖政策的产物，终将自食其果。　　中国历来注重国际友好相处，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是对霸权政治的有效限制。发展至今，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切不可唯霸权国家马首是瞻，应坚持正义，威武不屈，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因美国的干涉而放弃统一；当然，也不可“沽名学霸王”，忽视弱小国家利益。共同推进友好政治，才能协调国际关系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3、灵活外交，促进世界发展　　外交是一个国家与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径；传统与灵活则是能否顺利促进世界交流与发展的关键。外交方式是否得当，将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实行灵活外交，促进世界发展。　　环顾英国“绥靖政策”期间的战略性外交策略，可用“传统”概括，即沿袭“光荣孤立”的传统外交立场，变相地实行“欧洲势力均衡”政策。可以说，绥靖政策是英国“欧洲均势”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始终突不破传统外交的框架。面对德国甚嚣尘上的扩张态势，拘泥不知变通，用传统的眼光审视德国，忽视法、苏、美等国家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表现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对法西斯侵略恐惧万分，不知所措，外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可以说，“绥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国推行传统外交的结果。　　历史证明，传统外交只能延误一个国家政策的灵敏度，违背“变通”原则。只有随机应变，灵活外交，才能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当今世界，外交活动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活动的中心，尤其是近阶段，巴以问题、美伊关系、朝韩关系错综复杂，各国政府审时度势，积极变通，灵活外交成为一种必然。中国政府也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根据实力“对号入座”，积极实施所谓的“模糊外交”，即“不干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见机行事”，它是对“绥靖”的突破，既能避免卷入战争，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又能对大规模战争进行遏制，防止战争扩大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袭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主张不争一时之长，不扛大旗，不主动招惹麻烦，仍然处在消极防御阶段，不适应新时期战略外交之需要。至于“不放任”、“见机行事”，也不过是随声附和或“严厉谴责”。国家领导不求有所得，但求无所失，以不同美国对抗为最高外交纲领。外交部几乎成为外经贸部。中国外交有失高瞻远瞩、大气磅礴之雄风，万事以“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外交活动极为被动。　　当然，随着国力的提升和领导阶层的变化，中国的外交走向也愈发明朗。我们既要“袖手旁观”，又要坚定、果断，“提高嗓门”捍卫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义感和道德的呼吁只是绥靖论的变相。我们要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以对外界作出反应为主的外交，而致力于增强外交主动性。通过建立国家间联盟体系，实行多边外交，并将外交重点由第三世界转向发达国家，在世界发展道路上发挥更加活跃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英国绥靖政策的推行有其历史的必然，它给世界，尤其是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启迪。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年代，我们更应未雨绸缪，警钟长鸣！
日本偷袭珍珠港 详细解释： 30年代初，美国对外推行“中立”政策，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中立法》，规定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不得向交战双方输送军火和战略物资，以防止美国卷入战争。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宣布了美国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使美国朝野惊恐不安。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战争咨文，把爆发珍珠港事件的12月7日称为“一个永志不忘的奇耻大辱的日子”。当天，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同一天，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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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子与独木舟 我国不仅陆疆广大，而且河流众多，海域辽阔，因此中华民族不仅有一部光辉的陆上进化史，而且也有一部壮丽的水上开发史。而一部水上开发史必然也是一部舟船发展史。中国舟船发展史绵延数千年，最早还得从远古说起。在原始社会初期，先民们尚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他们的活动范围被局限于靠水很近的地域。但由于没有一定的工具，他们无法捕捞深水中的鱼群，无法狩猎河对岸的野兽，不仅如此，如遇洪水泛滥，他们甚至连生命都不能保全。恶劣的环境与求生的本能迫使人类去思考，人们开始寻求一种可以浮于水上的工具，以期猎取更多的食物和战胜洪水的危害。然而究竟什么东西能够浮于水面而不沉？长期与自然界的抗争不断增添着人们的智慧，自然现象的反复出现也给人以一定的启迪。“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世本》）“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淮南子·说山训》），古人终于认识到某些物体具有浮性，自然漂浮物成为人们创造舟船工具的最早诱因。经过长期实践，古人创制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这是一种用树干或竹子并排扎在一起的扁平状物体。原始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单根竹木虽具浮力，但因其为圆形，浮在水中易滚动且面积窄小，运载力有限，如将数根并扎，则在水中可平稳漂浮且运载量增加，既可载物又可载人。筏子，古时也称为“桴”、“泭”，或“箅”。继编木为筏之后，又有“刳木为舟”（《周易·系辞》）。“刳”是割开、挖空的意思，“舟”是指古代船舶的直系祖先——独木舟。它是一种用独根树干挖成的小舟，其制做过程是：先选用一棵粗大挺直的树干，将不准备挖掉的部位涂上湿泥，然后用火烧烤未涂湿泥的部位，待其呈焦炭状后，再用石斧等工具砍凿，这样疏松的焦炭层很快就被“刳”尽，如此反复多次，独木终被“刳”成带槽的舟。有了舟，人们尚不能在水中随意行驶，还必须有推动独木舟行进的工具。“剡木为楫”（《周易·系辞》），即是指古人制桨的方法，“剡”的意思是削。“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释名·释船》）。削木头做成桨，以推进舟的行驶。在舵未出现以前，桨还有控制方向的作用。独木舟与桨相配合，人们才可较随意地在水面上活动。“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周易注疏》卷4）独木舟具体出现的时代尚不能断定。但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一柄用整木“剡”成的木桨，(25)这表明至迟在大约七千年前，我国已开始使用独木舟，同时也说明，我国发明和使用舟船的历史较之车马出现的时代要早数千年之久。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目前尚未见有实物出土，但晚于原始社会的独木舟，解放后却多有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达二十余只。这些古独木舟已成为研究早期独木舟形制的重要依据。从后世的独木舟看，我国古代独木舟的形制，大致有三种：一种头尾均呈方形，不起翘，接近平底；一种呈头尖尾方形，舟头起翘；（图14）一种头尾均呈尖形，两头起翘。从舟体外形变化来看，第一种应属时代较早的一种，随着行驶经验的积累，人们认识到舟头部尖形比方形省力，且速度快，于是出现第二种形制，继而产生了第三种。独木舟的优点就在于一个“独”字，舟身浑然一体，严整无缝，不易漏水，不会松散，而且制作工艺简单，所以沿用的历史很长，直至今日，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独木舟还被用作渡河工具。 筏子与独木舟的相继出现，是人类开拓水域交通迈出的第一步。有了它们，人类的活动范围便从陆地扩大到水上，人类从此可以跨江渡河，使地域上的阻隔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二、木板船的诞生 筏子与独木舟都还不是理想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的干舷(26)非常低，装载量一大，筏子便浸没在水中。而独木舟的大小则受到木材的限制，且要想通过改进舟形来提高行舟速度也很困难。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水上运输活动日渐频繁，而且载重量也日渐增加，筏子与独木舟的“短处”便更为明显地暴露出来。在独木舟的基础上，人们创制出新型的船——木板船。木板船的问世，在我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商代。商代甲骨文中的舟字，写作：■、■、■，均是象形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代船的结构：它已不是独木刳成的舟，而是用数块木板组装的木板船。这表明，至迟在三千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完成了由独木舟到木板船的变革，且此时的木板船已具有成熟的形制。当然，这一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奴隶们长期实践，不断改进，逐渐创新的结果。雏型的木板船是非常简陋的，它无非是在独木舟的基础上加装木板，以扩大独木舟的装载量。这种改进的独木舟在考古资料中曾有发现。1975年江苏武进出土了一条汉代木船，(27)船体是用三块木料拼接而成的，它已脱离原始独木舟的形制。以后，人们干脆抛开独木舟，直接用木板造船。早期的木板船是由一块底板和两块弦板组成的最简单的“三板船”。至今在我国广西一些河窄滩多，水道曲折的地方还能见到这种原始木板船的踪影。全船仅由三块板构成，底板两端经火烘烤向上翘起，两侧舷板合入底板，然后用铁钉连接，板缝用刨出的竹纤维堵塞，最后涂以油漆。商代尚未有铁钉和油漆，因此想必当时制造这种三板船时或靠榫卯连接，或用藤蔓、兽皮条等缚扎。板缝则用草秆、麻丝、竹茹之类的纤维物质塞堵。另外从甲骨文“■”字的结构上看，在船的首尾部位还各加有一、二根横木，使船体联接得更加牢固。这种三板船是后世各类舢板船的祖先。年在河北平山战国时期中山国一号墓的南侧发现一大型葬船坑，出土三条大船、两条小船和若干支木桨。(28)这五条船是目前我国所见时代最早的木板船实物。从独木舟到木板船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至此，人类不再受自然界所提供的木材形状和体积大小的限制，而能够根据人的意愿，对材料进行加工了。在这一基础上，此后的各种弘舸巨舰、楼船方舟也陆续产生，从而给古代漕运、海上交通、水战带来了众多辉煌壮观的场面。舟船的出现原本是人类为了满足载货、运输和生产的需要，但在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舟船和马车一样，也成为战争的工具。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水战发生在公元前549年。《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杜注：“舟师，水军。”可见春秋时期大规模的船战已登上战争舞台。当时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太湖流域的吴国、钱塘江流域的越国和济水流域的齐国都非常重视发展战舰，建设舟师，因而水军力量以这四国最为强大，船战也常常在这四个国家之间发生。战舰是从民用船只发展起来的，但由于战舰既要装备进攻武器，又要防御敌舰攻击，所以其结构和性能均比民用船只要优越得多。因此可以说，战舰是当时造船技术水平的最高体现。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各国水军的战舰种类繁多，有“艅艎”、“三翼”、“突冒”、“楼船”、“戈船”、“桥舡”等等。艅艎 又称余皇。船头装饰“鹢首”，专供国君乘坐，因此又称“王舟”。战时则作为指挥旗舰。三翼指大翼、中翼、小翼，即三种同类型轻捷战舰的合称。突冒 一种冲突敌阵的小型战船。戈船 一种船上安有戈矛的战船。 这些战舰仿照陆军的车战形式而编制：艅艎相当于陆军的旄车（指挥车），大翼舰有如重车（革车），中翼舰有如冲陷车，小翼舰有如轻车，突冒船相当于陆军的冲车，楼船相当于陆军的行楼车，桥舡船相当于陆军的轻骑兵。(29)这些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战舰组成强大的舟师，有如现在由各种舰艇组成的混合舰队。由单纯的泛舟渡河，到大规模的水战；从简陋的三板船到各类战舰的建造，表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的诸侯国还建立了专门造船的工场——船宫。(30)先秦时期的战舰实物，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但是从战国青铜器上的“水陆攻战”纹饰中，（图15）(31)可以窥知当时战舰的大致结构：船体窄长，船分上下两层，下层有三、四个佩带短剑的划桨手，身体前弓，正奋力操桨划船。为减少伤亡，保证战舰攻守自如，桨手藏于船舱之内。上层则站立有四、五个击鼓、射箭、挥戈剑的武士，正与对方格斗。从每只战舰仅有七或九人来看，这种双层战舰属于一种轻型小舰，适于近战，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三翼舰中的一种。 古老中国 秦汉造船的高峰 一部中国舟船发展史，上下数千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发展时期——秦汉、宋元和明。秦汉是我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船只类型多，规模大，行船动力、系泊设施基本完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武力灭关东六国，统一了中国，在造船业上，继承和发展了原来六国中一些国家发达的造船技术，建造了许多轻舟巨舸，使当时的船舶航行已经能够通江达海。秦代的船实物，目前尚未发现，但在广州却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造船工场。(32)该船场中心部分平行排列着三个造船台，滑道长度都在88米以上。其中1号、2号两个船台都是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水平式船台。2号船台宽5.6—8.4米，以此长度和宽度计算，该船台可建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50—60吨的大型木船。若1、2号两船台并台造船，则可以造出载容量更大的船只。据专家考证，这个造船场是秦代统一岭南时建造的，汉代继续沿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汉时期造船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汉承秦制，造船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船只因用途不同，在制造形式上也划分成许多种类：艑 是一种内河运输船。《正字通》：“形扁，故呼为扁子。”《通雅》释为浅船。艇 是一种形狭而长的小船。《释名·释船》：“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径挺，一二人所乘行者也。”■ 是一种体型短宽的运输船。《释名·释船》：“三百斛曰斛。■，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可见■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 是一种航海大船。《说文·舟部》和《广韵》中，均称■为汉代海中的大船。 舲 是一种内河小船。《广韵》称：舲为上有小屋而设窗的船。舫 又称“方”或双帮船。晋郭璞说：“舫，并两舟也”，即两船并联一体的船。《史记·张仪传》记载：“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斗舰 是一种有防御装置的战舰。《释名·释船》：“上下重床（板），曰槛（同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先登用于运送士兵登陆攻击的前驱快艇。即“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以向敌阵也”（《释名·释船》）。斥候 一种用于观察敌阵的小船。“五百斛以下，还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释名·释船》）。赤马舟轻巧速疾的小船。艨艟 一种进攻型的轻捷小战船。“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也”（《释名·释船》）。外部用生牛皮蒙覆，两舷开有划桨孔，左右设有“弩窗矛穴”，敌船难以接近，又不怕矢石攻击，便于快速攻敌。楼船是汉代最富盛名的一种船，也是最能反映汉代造船技术水平的一种船。楼船，顾名思义，就是在船上建楼，一般是根据船只的大小在甲板上建楼数层，最高可达三层。每一层都有专门名称：“船上屋曰庐，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其上曰雀室，于中候望，若鸟雀之惊视也。”（《释名·释船》）广州东汉墓曾出土过一件木制船模，其舱房是双层的，(33)可称之为“飞庐”楼船。楼船的种类很多，用途也很广。在军事上，它是水军作战的主力战舰，因此汉代水军统帅也有“楼船将军”之称。以上所述汉代各类舟船，均见于文献记载，至今还没有发现遗存的实物。但汉代的舟船模型在江陵、长沙、广州等地却时有发现，这为人们了解汉代舟船的结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如1956年广州西郊西汉墓中出土一具木质船模，(34)此船模当为内河航行之舲船模型。（图16）1955年广州东汉墓也出土一件陶制船模。(35)据估计，这种船长约20米左右，是一种中型内河客货船。 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不仅舟船的种类日益增多，而且各种行船设施也日趋完善。人类建造舟船，其目的不仅能浮于水面，顺流漂泊，而且要能按照人们的意愿在水中航行。然而无论是逆水行舟，还是停船靠岸，都需要有驾驭船只的推进工具。汉船的推进工具有：篙 一种撑船工具。用篙支撑河底使船前进。因为篙与筏子同期出现，所以说篙是时代最早、形制最简单的推进工具。为了便于用篙撑船，一般船的船舷或船尾部都修建有撑篙用的走廊，这是我国船舶结构的独有特征。后世，按篙钻形状和用途不同，篙又有挽篙、独钻、叉篙、钩篙和桡板篙之分。桨 一种用人力推进舟船的木质工具。其出现时期几乎与篙相同或稍晚。人手握桨柄，用桨板向后划水，通过水的反作用力推动船只前进。桨在汉代又叫楫、札、棹。《释名·释船》：“在旁拨水曰棹。棹，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棹进也。又谓之札，形似札也。又谓之楫，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最初多为短桨，随着船体的增大，干舷的增高，又出现了长桨。桨越多，船行速度也越快。从出土的汉船模型看，当时已有用五桨、十桨划的木船，最多还有用十六桨的。橹 古代又称“樐”、“橹”，是一种效率较高，兼能控制航向的人力推进工具。《释名·释船》：“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它是在舵桨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特点是“摇”。舵桨的操作方式从“划”变为鱼尾式的摇动，就形成了从桨到橹的质变。只要在橹手处施加不大的力，就能产生较大的推力，所以效率大大高于桨。橹是中国在人力推进工具上独具一格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造船业的贡献之一。帆 又称篷。张挂在桅杆上的驶风装置。利用风对帆面的压力推船前进。帆的出现大约在商代。至汉代，帆已普遍使用。桅 又称桅杆、椳、樯。有帆必有桅。桅是竖立在船上用以挂帆驶风的粗木杆。汉代已有此名称。《释名·释船》：“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高貌也。”在航行中，避浅滩、绕礁石，准确地掌握和控制航行方向，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小船上的篙或桨既是行船的动力，又可兼作定向工具。至汉代，船体逐渐增大，推进工具与定向工具的分工也日益明确，出现了一种专司方向的舵桨。1951年在湖南长沙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和1974年在湖北江陵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36)其尾部的舷边上均置有一长木桨，显然它已不是作为划水之用，而是用于控制方向。在舵桨的基础上，继而又产生了通过自身转动控制航向的工具——舵。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那只陶制船模，其船尾就有一支舵，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古舵形象。舵不但见诸出土文物，文献中也有记载。《释名·释船》：“其尾曰柁（即舵）。柁，拕也，在后见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为了使船能停泊于水中，人们又发明了靠泊工具——矴和锚。一般来讲，先有矴、后有锚。矴，又写作碇，“系石为碇”（《三国志·吴书·董袭传》），就是说用绳索缚石，沉于水底或掷于岸边，利用其重量以定船身。所以停船也叫“下碇”，开船可称“启碇”。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船模，其首部系有一物，正视呈“十”字形，侧视为“■”形，已有后世多齿锚的特点。所以专家称之为“石锚”。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锚。 四、造船技术的缓慢发展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在这漫长的七百多年里，我国船舶事业的发展虽然进入一个低潮期，但并未停滞不前，而是在缓慢地前进、发展，在为我国造船史上第二个高峰的到来积聚着物质与技术的力量。这一时期的船舶制造有两个方面值得提出来。1.沙船的出现沙船是我国古代四大航海船型之一（另三种是福船、广船、鸟船）。如前所述，中国古船种类繁多，但如果仅从船体型制来看，它们大致又可归为两大类：方头平底船型和尖首尖底船型。沙船就是前一类船型的代表。它是在古代平底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船型。据专家考证，沙船始造于唐代的崇明岛，“以出崇明沙而得名”。(37)其船型特征是：平底，方首方尾，尾部出方艄，身长体宽而且扁。正由于沙船具有宽、大、扁、浅的特征，所以它具有以下这些优点：其一，船形宽大，横摇角度小。首尾俱方，又增强了抗纵摇的阻力。船身扁浅，使重心降低；上层舱房少，使受风面积减小，因而不易倾覆。再加上船舷两侧装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等安全设备，所以沙船的稳定性居诸船型之首。在七级大风下，其它船型的船均要进港避风，唯有沙船可以与狂风巨浪搏击，仍旧航行无阻。所以后世有人赞道：“诸船唯此（沙船）最稳”（明《兵录》）。其二，因是平底，吃水浅，不易搁浅，尤适宜在浅滩上行驶，“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搁无碍”（清《日知录集释》）。因此我国沿海的浅海水域广为使用沙船，特别是在江浙一带最为流行。其三，吃水浅弥补了方头增加阻力这一缺陷，所以沙船航速较快，驾驶起来轻便灵活。其四，船体宽大，可多置桅帆，充分利用风力。其适航性强，不但顺风逆风可航行，甚至逆风顶水也能航行。正因为沙船具有这些优点，所以产生以后，便很快为官方和民间广泛采用，不仅用作各式客、货民用船，而且也充当各类军用战船，成为唐宋元明清各代内河、近海、远洋船舶中的主要船型之一。沙船在唐代定型，宋朝称“防沙平底船”，元代名“平底船”，明嘉靖初年已通称“沙船”。元明时期是它发展的鼎盛时期。（图17） 2.设置水密舱将船舱用隔舱板隔成数间，并予以密封，这种被隔开的舱称为水密舱。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水密隔舱的建造始于宋代”。但江苏扬州(38)和如皋(39)唐船的出土则纠正了这一说法。扬州唐船的船体用木板隔成了五个大舱和若干小舱。如皋唐船则分九个舱。船舱和船底用铁钉钉牢，缝间用石灰、桐油填塞。设置水密舱具有许多优越性：其一，在发生触礁的意外事故中，即便有一、二个船舱破裂漏水，其他船舱也不致进水。这样船仍有浮力，不会沉没，从而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大大增加了船舶航行的安全保险系数。其二，隔舱板和船体紧密钉合，从横向支撑船体，增强了船体的抗压能力。另外船上分舱，也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保管。正因为水密舱具有这些优点，所以同时期的外国船只在触礁船体破裂的意外事故中，很快葬身海底。而同样情况下，中国的海船却能够继续航行，安全返港维修。所以说，水密舱的出现也是中国对世界造船技术的一大贡献。世界其他国家直到18世纪末，才吸收了我国这一先进技术，开始在船上设置水密舱。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管理民族事务，管辖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沿革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代王朝都设有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一定的管理办法。 周朝 设置“大行人”，“掌大宾客之礼仪”，接待远方宾客。在六官中,大行人属秋官,后来还设过“小行人”。此外，还设“象胥”，掌“异国”来使的语言翻译。 秦汉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夏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 秦时称华夏族为 “主人”，而称其他民族为“客”。秦朝中央设“典客”，“掌诸归义蛮夷”。秦将非华夏族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两类：①在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设道，不设县。②在归降的少数民族地区分别设置属邦（又称臣邦、外臣邦），设臣邦君长或臣邦君公统领其地。为管理这些属邦，中央职官中设典属邦（汉改称典属国）。《汉书·公卿百官表》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 汉承秦制。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 177)改典客为大行令,“掌诸归义蛮夷”。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又改大行令为大鸿胪。大鸿胪设行人、译官、别火及郡邸长丞。其中行人、译官，汉初已设置；别火，为狱令官；郡邸长丞，是管理各郡、各属国“邸在京师者”。王莽时曾改大鸿胪为典乐。汉朝对少数民族的管辖，在地方行政区划方面基本上承袭秦制：①在原有的和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郡以下设道，汉朝共设32个道。②在归降的少数民族设属国。如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匈奴昆邪王降汉，汉朝把他们从河西走廊迁到黄河以南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故塞外，分设五个属国管辖。汉朝的属国与道不同，它一方面臣属汉朝，另一方面又保存民族原来的“国号”和风俗习惯。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汉朝中央也设典属国，专门管理各属国事宜,属官有九译令。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撤销典属国，并入大鸿胪。 魏晋南北朝 自三国至北魏，各朝大都设有大鸿胪，并置谒者仆射或鸿胪卿等官职，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只有梁朝置十二卿,鸿胪为冬卿,改大鸿胪为鸿胪寺；后周设宾部。 隋唐 隋袭梁制，称鸿胪寺。唐初亦设鸿胪寺，高宗龙朔年间（661～663）改为同文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为司宾寺,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又恢复为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置寺卿以掌其事，另设典客署，专司民族工作事宜。鸿胪寺在民族事务方面的职责有：①“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②凡“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③“若诸蕃人酋渠有封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典客署具体掌管“四夷归化在蕃者之名数”，对各地来京的少数民族首领，“凡朝贡、宴享、送迎，皆领马。辨其等位,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皆馆供之。如疾病死丧,量事给之。还蕃,则佐其辞谢之节”（《旧唐书·职官志》）。唐朝分关内为十道，道设府、州、县；对所属少数民族地区，“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多都督府”，统称为羁縻州。唐最盛时，辖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府、州共 856处。少数民族地区的府、州，皆属十道中边境的都督府或都护府管辖，并由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任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宋朝 宋元丰年间()设鸿胪寺，置鸿胪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宋史·职官志五》）。宋时鸿胪寺既掌管国内所属少数民族事务，也管理与外国通使等事宜。南宋时，废鸿胪寺，民族事务归礼部管理。宋朝废都护府、都督府一类建置，羁縻州、县由邻近的正州（非羁縻性质的州）管辖。 金 辽、金设部族节度使，以统领藩部各族。辽称“部族节度使司”，金称“诸部族节度使”。金朝除置节度使、节度副使、判官之外，还设有知法、司吏、通事、译人等官。 元朝 中央不设鸿胪寺，“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由礼部的侍仪司掌管；“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由礼部的会同馆掌管。元朝中央设总管政务的中书省，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全国分置十个行省。行省以下设路、府、州、县。元代对各少数民族实行诸制并举的管理体制。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统归各行省管辖，在契丹、女真、党项、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都设路、府、州、县统治，“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对西藏，中央“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指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总制院,“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列传》)。至元十七年（1280），立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等事”（《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1288)，援引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的典故，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西藏为宣政院辖地，下设乌斯藏宣慰司、朵甘斯宣慰司等统属。元朝对黑龙江边远地区的水达达、女真人，在辽阳行省之下设合兰府、水达达路等,各仍其俗，随俗而治,以相统摄。四川行省设上罗计、下罗计等长官司和四十六囤蛮夷千户所等，以管辖“诸部蛮夷”。云南诸路行省设丽江路军民宣抚司、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乌撒乌蒙宣慰司；湖广行省设管番民总管、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八番顺元蛮夷官、沿边溪洞宣慰使司等，设蛮夷官，分别治理当地少数民族。元朝中央还设有都护府，“掌领旧州城及畏吾儿之居汉地者，有词讼则听之”。至元十一年（1274），“初置畏吾儿断事官”。十七年，“改领北庭都护府”。 明朝 恢复鸿胪寺，并设过九关通事、外夷通事等官，掌少数民族事务。还设有提督四夷馆，掌国内外各种民族文字的“译书之事”。从永乐五年(1407)起，设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翻译语言文字。正德年间 () ，增设八百馆；万历年间()，又增设暹罗馆。明朝在全国分置十三个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及羁縻诸司。“又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其边境海疆则增置行都指挥使司”。在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主要有三种形式：①沿袭唐制，设羁縻之府十九、州四十七、县六。②推行土司制，全国有土官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安抚司二十二，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六十九，蛮夷长官司五。③在西藏设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并广封当地佛教各派法王。 清朝 设鸿胪寺，但只管朝会、宾飨赞相礼仪，不管民族事务。中央设管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其职位与六部等同。理藩院的机构和职责是逐步扩大的。清入关前，崇德元年(1636)便设蒙古衙门，专理蒙古事务。蒙古各部尽归服于清之后，崇德三年(1638)蒙古衙门改名为理藩院，以后其职权扩大为全面管理全国的民族事务。从咸丰五年(1855)起，理藩院与礼部协同，分管一部分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理藩院更名为理藩部。理藩院的主要机构有 6个：①旗籍清吏司，掌考内扎萨克(即内蒙古)的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疆里，“畴封爵，辨谱系。凡官属、部众会盟，军旅邮传，并隶治之”；同时，还兼稽归化城土默特、黑龙江布特哈等游牧内属各部。②王会清吏司,“掌内扎萨克宾礼,典朝觐、贡献仪式。凡飨赉、馆饩,视等级以为差”。③典属清吏司,掌包括外蒙古、青海蒙古及新疆金山、天山之间各部在内的“外扎萨克”各部旗封爵、置邮驿、颁屯田、互市政令；同时兼稽游牧内属的察哈尔、额鲁特、乌梁海、哈萨克等部。④柔远清吏司,“掌治外扎萨克众部,凡嘛、番僧禄廪、朝贡，并司其仪制”。⑤徕远清吏司，“掌回部扎萨克、伯克岁贡年班”，及四川土司之政令，并掌回城卡伦外各民族的职贡。⑥理刑清吏司，“掌蒙古、番、回刑狱诤讼”（《清史稿·职官二》）。理藩院的直属机构还有:“主章奏文移”的蒙古译房;“主宾馆缮完除”的内馆、外馆，为培养熟谙蒙文、藏文、托忒文人才的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和托忒字，编拟理藩院则例的则例馆等。 清朝全国地方行政区域分为省、府(州、厅)、县三级，省设总督、巡抚以统辖。府设知府等官。同时，清朝还“自畿辅达各省，东则奉、吉、黑，西回、藏，北包内外蒙古，分列将军、都统及大臣镇抚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除了西南各省相当一部分实行改土归流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大都采取了不同于内地府州县制的组织，主要有 5种形式：①在内、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派驻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办事大臣等军政大员，分别统管当地少数民族事务。如在内蒙古设有察哈尔都统、副都统，热河都统,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等官。这些军政大员的职责是“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②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分全国蒙古族为19盟、203旗，除察哈尔、归化土默特、准噶尔和呼伦贝尔等蒙旗之外，各旗都设扎萨克（旗长）,旗以上是盟,设盟长。旗扎萨克和盟长，都由中央王朝委派蒙古王公贵族担任。③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沿用当地的伯克制,各城设阿奇木伯克等官。阿奇木伯克为伯克中最高的职位,“掌综回务”;其次为伊克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再次为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粮赋”，以及商伯克、哈资伯克等。各城的伯克都听命于驻防大臣。④在西藏，由驻藏大臣统辖全西藏的政教事宜。以达赖嘛掌全藏政令,驻拉萨;班禅嘛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驻扎什伦布。达赖和班禅都“受成于驻藏大臣”。“藏地分卫、藏、喀木、阿里四部，各置噶布伦治其地,职任綦重。仔以降,为佐理国事官。戴以降，为各城典兵官。边营官以降，为各城治民官”。西藏的僧官，“有国师、禅师、扎萨克大嘛、扎萨克嘛、大嘛、副嘛，并堪布监督之”。自国师至嘛，专司教事。⑤在西南各省和甘肃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沿袭明制，设置文武土官，由当地少数民族头人、贵族自理其政。土官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指挥使、宣慰司宣慰使、安抚司安抚使、长官司长官等。土官有文职、武职之分,文职由吏部验封司“堪土官世职”,武职由兵部武选司典“土司政令”。各地土官由各省督抚、大臣分别管辖。 　　一、姓氏源流　　宁（Nìng 甯）姓源出有三：　　1、出自嬴姓，以谥号为氏。据《姓纂》和《急就篇》记载：“宁氏与秦同姓，秦襄公曾孙谥宁公，支庶因以为姓。”春秋时期，秦国国君秦襄公有曾孙去世后谥号“宁”，其支庶子孙有以其谥号“宁”为氏，世代相传姓宁。　　2、出自姬姓，来源于封地，以邑名为氏。上古周朝时，卫国有位公族叫卫成公，卫武公将其儿子姬季亹（Wěi 音伟）封于宁邑（今河南省修武县）。他的子孙便以封地名为姓，称宁氏，世代相传姓宁。据《元和姓纂》四十六：“甯，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季亹，食采于甯，弟顷叔生跪，跪孙速生武子俞，俞生殖，殖生悼子喜，九世卿族。”又《潜夫论》引《世本》云：“甯氏出自卫武公子季亹，食采于甯，因以为氏。”再《姓氏考略》：“甯，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季亹，食采于甯，以邑为氏。望出齐郡，又与宁通。汉甯成，史记作宁城。”据此，宁氏发祥于春秋时代距今两三千年前的河北、河南一带古老家世，始祖卫康叔是周武王同母弟，当时被封为诸侯的周文王众多子弟之中，相当出类拔萃。卫武公则为卫国第二任国君，其在位时间相当于公元前812-758年。　　3、出自满族复姓所改。清满族有宁佳氏、宁古塔氏，入关后有从汉姓习俗，改单姓为宁氏。　　得姓始祖：季亹。宁氏的远沮乃是周文王第九子姓姬名封，因他初封于康，后人称他为康叔。周武王灭商后，把殷民七族和商故都（今河南省安阳）周围地区分封给他，国号“卫”，定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成为西周卫国的始祖。传至卫成公时，其子姬季亹分封于宁邑（今河南省修武县），后来他以邑为姓氏，其后裔世代相传姓宁，这便是宁姓的来源。到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其后裔宁相、宁渝、宁喜等，皆为卫国史籍有名的大夫。其中一名宁戚者，从卫国迁去齐国的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居住，也当上齐桓公的大夫，后来世代为官。故宁氏后人尊季亹为宁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缺）宁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宁姓出自姬姓：春秋时期，卫成公将小儿子季亹封在宁（今河南省获嘉县，一说今河南省修武县），季亹的后代中有的以封地名作为姓氏，称宁氏。　　三、历史名人　　宁 俞：卫国大夫，就是大名鼎鼎的卫武子，贤明忠勤，于卫文公有道之时，无事可见，当卫成公无道之日，却不避艰险，被孔夫子极口赞美为“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 戚：春秋初期卫国人，修德不用而商贾，宿于齐国的东门之外。有一天，率先称霸诸侯的齐桓公夜出，听到他饭牛扣牛角而歌，从歌词中，知道他的贤德，就命管仲迎拜为齐国的上卿，表现得果然高明，后来还进一步继管仲为齐相，千古垂名。 　　宁 越：战国时中牟人。他家世代种田为生，但他感到种田太辛苦。便问朋友说：“怎样才能免除种田的辛苦？”他的朋友说：“如果你能立志求学，苦读30年，就不用再种田了。”他说：“别人休息的时候，我不休息，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不睡觉，我苦读15年，应当有所成就。”他刻苦读书15年，因为品学兼优，周成公就聘他为师。终于实现了他的志愿。　　宁 成：西汉官吏，南阳穰县（今河南省邓县）人。他任济南都尉时，执法严厉。后来任关都尉时，出入关的人都哀叹：“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后辞官回乡经营，果然大富大贵，家族昌盛。　　宁 玉：元朝将军，能拉强弓，力大过人，为朝廷立功而当大官，他虽是武将，但很有修养，谦虚待人，深受赞扬。　　宁原悌：壮族历史上最早的史学家。钦江县人，出生宦海门第，曾祖为廉州刺史，父封谏议大夫。少年时勤奋好学，才识过人。唐武后永昌元年（689年）会试考取进士，又参加宫廷贤良策试，当时应试者有1000多人，以成绩优异排名第九，朝廷内外为之惊异。武后时授职校书郎，后累次升迁为谏议大夫。唐景云二年（771年），睿宗的两个女儿入道，要为她们建立华丽寺观，原悌以先朝为鉴，上书力谏，睿宗遂纳而停建寺观。在任职期间，积极参与国事谏议，其见解深得睿宗赏识。唐玄宗时，原悌以谏议大夫兼修国史，他胸怀坦荡，秉笔直书。玄宗审阅所修史稿，见直书李建成、李元吉被李世民所杀的事，便晓喻说：“白马求卿，黄金赎罪，以为如何？”原悌答曰：“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季友鸩杀叔牙，虽然太宗不得已杀掉建成、元吉，这也是他们自取灭亡罢了。”由是得罪玄宗，被罢官还乡。　　宁完我：明清之际辽东辽阳（今属辽宁）人，字公甫。天命年间投后金（清），隶汉军正红旗。天聪在文馆办事，建议设六部，为皇太极所采纳。后以好赌被免职。顺治元年（1644年）起用为学士，不久擢弘文院大学士。曾三次任会试主考官，充《明史》、《清太宗实录》总裁官。十年授议政大臣，次年因争权夺利，排陷陈名夏致死。后以年老休退。　　宁调元：字仙霞，别号大一。湖南省醛陵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次年创办《洞庭波》杂志（后更名《汉帜》）。萍例醛起义爆发，回国赶往参加，在岳州（今岳阳市）被捕。三年后获释，至北京办《帝国日报》。武昌起义后在两湖从事革命工作。民国元年（1912年）在任上海《民声日报》主编，旋任广东三佛铁路总办。民国2年宋教仁被暗杀，到汉口秘密活动讨袁，被黎元洪逮捕，在武昌遇害。年40岁。有《太一遗书）留世。　　宁协万：字楚禅，号邦和，湖南省长沙人。华兴会会员，民国12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国立北平大学教授。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辞去职务，编写史料和法学著作。著有《国际公法》、《最近政治史》、《宁卢讲义录》、《现行国际法》、《西征记事》、《柏林旅次》等。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据《姓纂》记载：“卫康叔之后，至卫成公生季亹，食采于宁，以邑为氏。”望出齐郡。　　齐 郡：西汉先为临淄郡，后改齐郡，治所今在山东省淄博市。　　2、堂号　　宁姓的主要堂号有：“齐郡堂”、“达孝堂”、“笃亲堂”、“成德堂”等。　　【宁姓宗祠通用对联】　　〖宁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奇才霸国；　　史笔直书。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春秋时卫国人宁戚，想辅佐齐桓公，但又因穷困无法自荐，于是为商旅挽车到了齐国，住在齐都东门外为人喂牛。一次，他见桓公出东门，便扣牛角而歌道：“南山矸，白石烂，后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Gàn 音赣，意小腿），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桓公听了，认为他是异人，便用为上卿，后迁国相。下联典指唐代宁悌原，累官至谏议大夫。修国史直刺王妃，玄宗欲易之，不从，遂以违旨名去官。　　匡勷桓公；　　师事威王。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春秋宁戚扣牛角而作歌，齐桓公用为大夫，遂成霸业。下联典指战国时赵国人宁越，耕种之余，发愤读书，十五年后终成为西周威公（周考王所分封的小国西周国君）之师（一说为齐威王之师）。　　〖宁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严肃朝廷相；　　勤奋帝王师。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西汉骨史宁成。宁成，南阳人。执法严峻，为宗室、豪强所畏惧。武帝时任内史。下联典指西汉赵国人宁越，原为中牟农民。因努力求学，十五年后即成为周威公之师。　　〖宁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礼贤下士称良将；　　博学鸿儒任大臣。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元代师职宁玉，礼贤下士，人称有古良将风。 下联典指清代实录总裁官宁完我，擢宏文院大学士，后授议政大臣。　　修史直书全其节；　　辅君复国表其忠。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人宁原悌，曾参与修国史，因违逆玄宗旨意而去官。下联典指春秋时卫国大夫宁俞，卫成公被晋国抓获时，他以忠辅君，终于复国。　　祖德绵长光卫国；　　宗功赫爵耀齐邦。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宁氏宗祠齐郡堂通用联。全联典出宁氏先祖在春秋战国时代卫、齐两国的事迹。宁氏在卫国九世卿族，权重一时；后宁戚又在齐国任大夫，辅佐齐桓公。齐郡堂为宁氏之堂号。　　福海恩深宗源远；　　鳌山德高世泽长。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新圩镇尧家村宁氏福海公支系祠堂联（1）　　〖宁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扣角兴歌，得为霸佐；　　读书发愤，终成王师。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春秋时，宁戚为人挽车，至齐，于车下饭牛，扣牛角而歌，桓公闻而异之，拜为上卿，后迁国相。下联典指春秋时宁越苦耕勤读，卒为西周威公师（一说为齐威王师）。　　勤学直书，应念先人之德；　　辅君佐霸，当弘乃祖之功。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安徽省阜阳市宁氏宗祠联。上联典指战国时赵国人宁越、宁原悌事典。下联典指春秋时卫国人宁戚、宁俞事典。　　济水分流，千年尚识支派；　　鳌山肇启，百世难忘本源。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新圩镇尧家村宁氏福海公支系祠堂联（2）　　奇才霸国，名高卫国无双士；　　史笔直书，吏列齐卿第一人。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宁氏宗祠齐郡堂通用联。（见上《宁姓宗祠七言通用联》首联联释）　　或智或愚，成保身济君宏业；　　且歌且挽，储为卿作相奇才。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周代宁武子事典。下联典指战国时卫国卿士宁戚事典。　　统系接闽江，由兹派别分支，数十世来绵两粤；　　祠堂归化县，此后宗联本根，五百年前证一家。　　——佚名撰宁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广东省化州县宁氏宗祠联。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姓开国将军生平简介】　　宁贤文少将　　宁贤文（），湖北省大悟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于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教导大队文书，独立师3团1营连文书，红四方面军交通大队排长，四川省委交通队队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129师随营学校科长，冀南军区教导大队队长，特务团团长，东北野战军3纵队8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入朝参战，回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40军参谋长，高级防空学校校长，湖南省公安总队队长兼政治委员。　　1955年曾被授予大校军衔，1962年曾经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日因病在湖北省大悟县逝世，终年81岁。　　附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关于宁贤文的入党、任职和授衔之前的记载，均有个“曾”字，表明他受过重大的党纪、军纪处分，但似乎不是自伤（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拟以武力解放金门，宁贤文用大石砸脚自伤以逃避渡海作战）他作为历史上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这件事。
“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让世人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儿童。拥有健康、快乐、无忧的生活，享有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是每一个儿童向往的幸福。然而，现实世界充满着悖论。一方面，有的国家、地区的儿童物质生活丰裕，小小年纪便大腹便便，为减肥而烦恼；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儿童饱受饥馑、战乱、疾病之苦，挣扎在死亡边缘，其骨瘦如柴的形象令人心痛。继续生存，成为这些苦难儿童最现实的心愿。非洲第一高峰山顶积雪融化严重 乞力马扎罗雪顶可能10年内融化，“赤道雪山”奇观将与人类告别…成都醉驾案疑犯被改判为无期[孙伟铭父亲称判决不公拟上诉][更多]·新疆发布公告依法打击针刺犯罪活动·加拿大部长称希望赖昌星能考虑自愿返华·印媒再次宣称中国士兵&入侵印度领土&·山西致277人死溃坝事故现场将建警示广场·河南平顶山矿难已造成44人死35人失踪·推广 | 注意！资金正在流向以下板块！独家:历史学家眼中60年中国[日军国主义不会复活][中国民族自信心重建]·深度 | “快女”粉丝江湖的“无间道”·军事 | 汉和：中国攻美导弹已批量服役·博客 | “砖家”点评快女 赌城结婚的明星·互动 | 真实记录一个农民工的北漂生活·推广 | 中信信用卡免费申请 即获QQ会员据一些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全球每年有1000万儿童在5岁之前夭折，其中650 多万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日均近2万名让人嗟叹不已的是，专家指出，世界粮食总量并不匮乏，足以养活每一个人，只要援助及时，加上一些廉价药品和简单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些孩子大都可以存活下来。然而，在人类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医疗技术进展神速的今天，仍有那么多儿童与幸福擦肩而过。众多儿童的不幸，折射出的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有超过 10亿的极端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和最贫困国家的人均ＧＤＰ相差300多倍。贫困和发展不平衡困扰着人类，当今世界所面对的一国内部冲突、国家间纷争、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以及非法移民潮等问题，背后都有贫困的阴影。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更是首当其冲受到伤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的报告认为，威胁全球儿童的各种因素中，贫穷是首要原因。儿童贫困不同于一般贫困。在贫困乃至绝望中长大的儿童，和在远离饥饿、享有教育与医疗的良好环境中健康成长的儿童，在个体心理、生理、感情和精神发展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儿童贫困应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不能只停留在精神层面，必须要有更多的投资，更多实实在在的行动。如果说，没有什么比儿童的苦难和死亡更令人惊心动魄的，那么，还有什么比投资儿童的身心健康回报更大的？消除儿童贫困，是国际社会消除贫困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援助，俨然已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时髦口号，各种方案层出不穷，但落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八国集团2005年鹰谷峰会“对非洲国家援助增加一倍”的承诺言犹在耳，2006年来自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却出现了10年来首次下降。一些经济学家不无讥讽地说，发达国家的援助承诺只不过是通过减免债务玩的一些会计游戏而已，并没有让发展中国家真正受益。儿童是人类的未来，是和平的希望，呵护儿童就是善待未来。一个消除了贫困的世界才是“一个适合儿童生活的世界”。实现这一愿景，人类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