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书札（1959）
灿然先生：弟孙人和&
&&& 《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大体审慎。后记中有数节，似须斟酌。又讹文误字，校勘不精，刊印之时，务希详核。今分别举例如下：
（一）应须考校者。
《五帝本纪》“神农氏世衰”下，《正义》引《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曰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其中有脱误。但《括地志》早已亡失，无从查对，只好标点作云云。（后记9叶下）
张文虎《札记》云：“疑有脱误。”作者盖因袭其说耳。其实张氏考之未审。此文“曰”字乃“昔”字之误。馀文尚顺。《荆州图记》云：“永阳县西北二百三十里厉乡，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礼》所谓烈山氏也，后春秋时为厉国。穴高三十丈，长二百丈，谓之神农穴。”（《太平御览》七十八引）《括地志》所本，《荆州记》前数语，亦微有省脱，而“曰”当作“昔”，则信而有征。
《项羽本纪》“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下，《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本春秋时邾国。邾子曹姓。侠居至鲁隐公徙（蕲）。”“侠居”下有脱简，只好标点作“故邾城在黄州
黄冈县东南二十里，本春秋时邾国。邾子，曹姓。侠居。至鲁隐公徙（蕲）”。（后记10叶上）
按颛顼之后有陆终，产六子。第五子名曰安，别为曹姓。其后裔名曰侠（或作挟）。武王伐纣之后，封侠于邹（即邾），为鲁附庸。春秋时进爵为子。侠传二十九世，战国时楚宣王灭之，移邾于黄州。汉以为县，属江夏。故《汉书·地理志》“江夏郡邾县”，《说文解字》“邾”字注，皆据徙后汉县而言。其古邾国，则见《汉志》鲁国驺，《说文》“邹”字注中，分别清晰，有条不紊。（邾国旧无专载，因检括群书，述其概况。）明于邾国变迁兴亡之概况，则此文亦可以推测矣。“侠居”下诚有脱文，然“侠”是人名，理在不疑，应加人名符号。“居”下疑脱“邾”字，似亦不当从“居”字断句。又鲁隐公当作鲁共公，此后人妄改者。
（二）讹文误字。
封舜于高辛。（后记1叶下）
“舜”当作“挚”。
“其母为取室”下，《正义》云云。（后记10叶上）
此是商瞿无子事，见《仲尼弟子列传》，不知何以误入《孔子世家》。
编辑同志：你部寄到历史系的《史记》标点本出版说明和点校后记，我全都看过了。仅有一点小意见，写出供参考。
1、出版说明第一段第三行说“他家世代做史官”，此句似应酌改。因为《太史公自序》中追叙其远代祖先之事，殊不足凭信，其可信的只是从其父司马谈才任史官之职。“世代”二字应改。
2、出版说明第一段第七行，“要他继承祖业”句，也应稍改。因为，既非“世代做史官”，自然只能从其父说起了。
3、点校后记第六页后面第九行，“禁不得祀。明星出西方。”说明中讲系根据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中之说而这样断句的，并讲岑仲勉有许多正确理由，所以依据他的意见而如此断句。实则，岑氏此说乃是从日人藤田丰八剽窃来的，乃一极端不通之谬论。因为，果如其说，则“不得”即“浮屠”或“吠陀”，是则秦代不但佛教已传入中国，且必已为广大人民所信信奉，其香火必已遍各地矣，此万万不通之论也。（“禁不得”如何，乃汉以来律令中习用语，《史记》此下容有脱文。）希望此处改用别种断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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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看了《史记》点校后记，有几点意见，提供参考。
一，第一页“兼采诸家绪论”这句话里的“绪论”是文言用法，放在口语里就成为当作“序言”解的“绪论”了，便讲不通。
二，第三页解“左右”为“横竖”，似无据。这是元以后用法，元曲中习见，但以前恐不如此用。
三，第六页的“将非”当即“将无同”的“将无”，“其人”指项氏，意谓“恐怕还需他们”。
“禁不得祠”句岑氏解说不确，日本人早已讲过，已有人加以辩驳。
琐屑意见，不一定对，请指正。
五九.六.十九
[整理附记]
点校本《史记》的出版说明，由宋云彬先生于月间起草，初稿完成后，按照金灿然先生要求，分作两篇出版说明和点校后记两篇，宋云彬先生毛笔手写原稿今存。据宋云彬1959年6月日记，“金灿然对《史记》出版说明甚满意，嘱油印分送专家提意见。”（《红尘冷眼》500页）“（叶）圣陶送回出版说明等，改得很好。”（同上，502页）“圣陶谓予所写《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说明皆佳，且有必要。然伯翁（王伯祥）、（陈）乃乾则皆不以为然云云”（同上，505页）除了日记所记，档案所存，尚有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等先生的意见信函。
意见主要集中于点校后记的举例和解说。根据孙人和先生的意见，出版时删去了所举《五帝本纪》“神农氏世衰”的例子，而关于《项羽本纪》“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的意见，则未被采纳。邓广铭先生关于对太史公先世的表述的意见，周一良先生对不能将“左右”解释成“横竖”的意见均被采纳，举例后删去了“其实‘左右’如同现在口语的‘反正’或‘横竖’”云云一段解释文字。关于《秦始皇本纪》“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条，邓先生和周一良先生意见一致。点校后记原稿这段文字如下：“有人认为明星就是灵星，《封禅书》说汉高祖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可见以前也有过祀灵星的灵星祠而给秦始皇禁废了的。这样说，应该以‘禁不得祠明星’为句，可是下面‘出西方’三字就落空了，于是有人说‘出’上脱一‘星’字，星指彗星。近人岑仲勉认为应该以‘禁不得祠’为句，‘明星出西方’为句，明星就是彗星”，‘禁不得祠’同‘明星出西方’是两回事。他有许多理由（详见岑著《两周文史论丛》），我们认为正确，所疑标点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正式出版时，根据二位先生的意见，删去了此条举例，但正文标点仍维持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断句（点校本253页）。
已投稿到：赵守俨先生遗墨
孔网所见赵守俨致华昌泗小札，赵先生遗墨佳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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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C05：书评·关注
四事追忆，我同中华书局是好朋友
日 星期六 新京报
　　中华书局百年，其影响层面大抵有二，一为学术层面，大量古籍整理作品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基础，一为传播层面，以《中华活页文选》等为代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在当代的传统文化普及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而在中华书局灿若群星的作者当中，阎崇年先生是难得在这两个层面都有所建树的学者。几年前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开一时阅读潮流，自不必说，另一方面，阎崇年先生又有《努尔哈赤传》、《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中国都市生活史》等学术著作。在此，我们邀请阎崇年先生撰文回顾他与中华书局的多年交谊，从中也可以读出时代阅读潮流的变化。　　问学&找中华书局借书　　我同中华书局有四件事，记忆永驻，没齿不忘。　　头一件事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我初学清史，初生牛犊不怕虎，想写《努尔哈赤传》，朝鲜《李朝实录》自是必看之书。这部书精装本100册，海外进口，据说只购进50部。我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查阅，只阅览，不外借，耗时费力，非常不便。那时我常到王府井北的中华书局去，到中国古代史组赵守俨先生、何英芳等的房间坐坐，得到不少知识，获得不少信息。后来我的论文集《燕步集》就是赵守俨先生题写书名的，我书房插架的一套精装本《清国史》（20册）也是何英芳送我的她的责编样书。记得有一次聊天时，无意中说起我在阅读朝鲜《李朝实录》的事。德公（刘德麟）说：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注〕还没出版，但有纸型，你看这纸型就省事多了，但要李侃总编批准。我找了李侃先生，他慨然允诺。德公说：书刚打了纸型，风向变了，不能出版，但以后总会出版的，请千万细心，一页不能丢。我俩商定：每次借100页，专备一个本，借时签名，1个月为期，还书销账。于是，我每月必去中华书局一趟，借还纸型，顺便聊天，前后大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我做了大量阅读笔记，到书稿中引用某条资料时，再去图书馆借书核对，真是事半功倍，至今感谢不尽。　　合作&正说开一时风气&　　另有一件事是在本世纪初的2004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清十二帝疑案》之后，找我要出这本书的出版社，前后有数十家。常有人问：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而给中华书局呢？我心里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记得一天傍晚，中华书局李岩总编带着两位副总编和宋志军主任等光临寒舍，颇令我吃惊。李岩总编进门没谈约稿事，而是跟我拉起几十年来中华书局同我的关系。我很受感动，决定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我要提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当时议论几个书名，李岩先生说：别人“戏说”，我们“正说”，叫《正说清朝十二帝》怎么样？大家说好，我也赞成。叫“正说”的书，一时成风。随后中华书局相继出版了宋志军、李洪超做责编的《明亡清兴六十年》和《康熙大帝》等书。　　校雠&一万多字小稿磨审了一年　　又一件事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张习孔先生和我是街坊，我们经常走动。一次他跟我说：“文革”结束了，吴晗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还要补几本，《北京史话》就请你写。我说试试吧。他催我多次，拖了些时日，才勉强交稿。我去中华书局找责编胡宜柔先生交稿子。胡先生学问好，做事认真，心地坦诚，待人和蔼，极为敬业。每次去都要坐一会，聊聊天。聊的都是学问，他不胡扯乱扯。同屋的徐敏霞，是傅璇琮先生夫人。当时物资匮乏，敏霞养海宝（一种菌类泡水做饮料），据说有营养，补身子。璇琮在工间休息时，匆匆到屋里一转，享受特殊“滋补品”。敏霞津津乐道地介绍其好处，我也品尝过，但始终没做。宜柔先生看稿子之认真，令我吃惊。他把我文中的引文、史实，全部做了核对。凡是有出入、有疏误、有欠缺的地方，或纠正、或调整、或补充。他大段大段地补了有价值的史料，这篇一万多字的小稿磨审了一年多。他夫人常年有病，孩子又小，回家照顾病妻、洗衣做饭、养育儿女，经济非常拮据，但从不发牢骚。这篇小书，虽署我的名字，他的贡献比我大多了，但他又总是那么谦虚。虽然胡公已经作古，但他在我心里是一座中华人的精神丰碑。　　书缘&促成中华与台北故宫合作　　还有一件事是2009年《康熙起居注册》的合璧出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去看清宫档案《康熙起居注册》，深感遗憾的是残缺不全。当时不知道另一部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以为时代变迁，原档遭受损失。1992年我们作为大陆第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到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观看了地下文物库，才看到《康熙起居注册》的另一半在那里的书架上。当然总想有一天能合璧出版，方便读者，嘉惠学林。2008年，我到台湾讲学，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林载爵发行人有同大陆合作出版此书的愿望。我同台北故宫博物院周功鑫院长、冯明珠副院长交谈，她们也愿玉成此事。回北京后，又同中华书局李岩总经理谈，他表示早有此意。我专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邹爱莲馆长谈，她也鼎力支持。经几方相关单位反复协商，多次磨合，终于在2009年，一部海峡两岸合作出版的《康熙起居注册》影印本，以同开本、同装帧、同版式、同纸张、同时间，精装50册，合作问世，开了海峡两岸合璧出版中华古籍的先例。有幸两方各送我半套，合璧成为一套，并有以上提到五位先生的分别签名，成为我书房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个珍贵纪念。　　我同中华书局是好朋友，为什么这样说呢？林肯有句名言：谁送给我一本书，谁就是我的朋友。中华书局出版的同我专业相关的书经常送我，他们图书馆也经常借给我书，还有每个中华书局人（从李总到司机），我们已成为朋友。　　回想起来，我同中华书局交往已经50年了。现值中华书局百年之庆，我将自己对中华书局的感触，概括为一句话，正如我赠给中华书局百年所题：“学界之友”。中华书局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学界、也都是作者和读者的朋友！□阎崇年　　阎崇年　　1934年生，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历史学者，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在中华书局出版有《正说清朝十二帝》等一系列清史普及读物。　　〔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平装，12册，分1至4册6元、5至8册5.9元和9至12册6.8元，共18.7元。为什么分四册一组定价呢？现在许多青年朋友可能不明白。我讲一个事情大家就明白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许大龄先生当时跟我说：“老阎，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出版了，我一次买吃点力，打算分三批买齐这部书。”他后来总算是买齐了这部书，至今回忆起来都令人心酸。　　【学者回忆中华书局】　　扬之水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步入名物研究之途，中华的书成为我的基本书目。颇得倚重的一部是孙诒让《周礼正义》（1987年12月第1版）。买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日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买下之后，也并没有认真去读，其实这也是我与书的常态。然而中华的书买多了，便会发现，无论我想做什么题目，手边都有论题所需要的以中华的书为骨干的一个基本书目。中华的书，以体贴人心的选题为我铺就了一条读书问学的路，作为“实体”，它成为了我家的一部分，作为精神，它自然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　　把中华的书搬进自己的家，这一项活动至今也还在继续。忽然有一天，自己的书稿也搬进了中华，这也许可以视作中华数十年如一日教授一个自学的读书人，而他终于能够向老师、向这位始终不渝的蔼然长者交上一份答卷。　　以我的芥豆之微，在中华百岁的时候，而能够以自己生命中的三十七年见证它与读书人的不离不弃，中华厚惠于学界者，又该有多少呢。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今年喜逢中华书局百年华诞，回想我和中华的文字因缘，感到从我治敦煌学过程中与中华的交涉，也可以见证中华从“文革”后的惨淡经营，到今天的辉煌腾飞，而不论何时，中华人都对学术研究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时光飞逝，好像一晃我们这些“文革”后出道的学子现在已经走上前台。且不说单篇文章的发表，我近年来主持的两个敦煌学或中外关系史的会议论文集，都是由中华书局精印出版的。　　从“手抄本”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到彩版精装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既是我个人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记录，更是中华书局出版事业日益进步的体现。中华以它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屹立在当今林林总总的出版社中间，我感受到的是中华书局编辑们对学术的敬重，以及与学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书局的许多编辑，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现在担任书局总编的徐俊先生，曾担任我的责编逾二十年，他在我这边看到敦煌诗歌校录的缺位，于是倾力完成《敦煌诗集残卷辑校》书稿，成为此一领域的权威学者。　　从我首次造访书局，至今恰好三十年，与书局几代领导、编辑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对书局的成就，也有许多新的认识。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点：坚持学术原则。严格规章管理。尊重作者权益。　　中华书局成立百年，我写了两句以表祝贺：“守护文明，沐百年风雨，幸为往圣存绝学；弘传学术，开万卷兰台，续向新民诵华章。”一家出版社，在百年风雨中始终坚持学术方向，为中华传统学术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空前的成就，我身兼作者和读者，谨以感恩的心情表达敬意，也祝书局兴旺发达，创造新的辉煌。　　以上各家回忆录自《中华读书报》【百年中华·我与中华书局】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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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就去日b的C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中国人的生活(组图)-搜狐滚动
　　回顾三家老牌出版机构60年发展史　　左起为三联书店出版的《小逻辑》（1954）、《读书》创刊号（1979）、《悲剧的诞生》（1986）、《存在与》（1987）、《存在与时间》（1987），商务印书馆的《与文化》 （1964）、《美学》（1979），中华书局的《史记》（1959）、《汉书》（1962）。　　2012年，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分别迎来成立100年、成立80年的周年纪念，商务印书馆也已走过第115个年头。　　三家老牌出版机构漫长的发展史中，绝不仅仅只有煌煌巨著。无数出版人和学者在其中的坚守更值得尊重。面对曲折的历史，幸而有他们的智慧与勇气，为我们接续学术余脉，为我们未来。　　1949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时的中国出版格局面临大变革，三联、商务和中华书局的命运也在此交汇。1954年，三联书店恢复出版，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则从上海迁到，并完成公私合营的转变，出版内容也改头换面。　　年代，整个文化思想界普遍沉闷。即便如此，商务印书馆仍在&&前组织学者、翻译家共完成了300多种译著的出版。商务印书馆副编审李霞谈及此说，&幸有商务在这个时期出版的洋洋三百多种译著，中国出版界还能多少无愧于这个文化学术的荒漠时期。在那个风霜日渐逼近的学术萧条时代，这300多种译著，成为向上接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辉煌的几缕仅存余脉之一，也成为中国学界与文化之间隔而不绝的标志。&　　而在1980年代后，当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而来时，出版界活跃起来。&那是一个快乐的年代，尤其是对出版人，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的压抑得到了，你做什么书都卖得好，做书的人根本不用考虑市场。&已经退休的三联老总董秀玉回忆了当时的盛景。　　三家出版社当然不会放过这&最好的时代&，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学术文库&，中华书局的《史料笔记丛刊》，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人无不受到这三家出版机构的。三家出版社用他们的图书启蒙了中国知识，也参与了中国学术重建，成为没有围墙和教师的大学，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中国学人学术生活的一部分。　　&&前无愧于文化学术的荒漠时期　　《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 三联中断的翻译梦　　1954年，并入人民出版社的三联书店恢复出版，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则从上海迁到并完成公私合营。在这一过程中，商务并入高教出版社，名牌；中华书局组建成立财政经济出版社。三者基本上被&改头换面&。　　这一调整对三家出版机构影响迥异：三联书店迎来短暂辉煌，而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这两家时期规模最大的出版公司却陷入沉寂。　　这一年，三联正在酝酿一份规模庞大的《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现已退休的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回忆说：&制订这个规划的来自中央，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规划由陈原主持，三联书店编辑部拟定选题计划，然后约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内的9家出版社共同实现。选题计划的初稿由史枚起草，动员了学术界和翻译界各方面专家，最终由陈原定稿，形成了《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规划总目录》，共收书1614种，计划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著。　　这份翻译规划对于当时的出版格局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时中国翻译出版界的重点在苏俄，内容上有严重偏颇。据沈昌文回忆，陈原在领导大家执行规划时极其稳重，他再三告诉编辑们，要从马恩著作中去找题目，马恩列斯肯定过的、过的，都可以出，便于大家研究马列主义。具体组稿工作，则由&陈原带队，组织了几个组稿人，带队组稿的方针叫翻箱倒柜，上各地的老学者那里翻箱倒柜，帮他们把自己的陈货拿出来&。　　这是一项文化&&，但由于频繁，再加上多社联合的出书方式组织困难，译印工作进展较慢，只有三联书店出版了黑格尔的《小逻辑》（1954年11月）、《哲学史录》第一卷（1956年4月）、《哲学史录》第二卷（1957年5月），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的原理》（1955年10月）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57年2月）等十几种国外名著。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编辑部进展中的工作全部停顿。这份凝聚着三联出版人远大理想的世界学术名著翻译出版规划戛然而止，但其意义却远未断绝。到了1958年，《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这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宏大文化工程，传递到了商务印书馆那里。　　　　1957年，九龙弥敦道三联书店　　商务掀起学术译介 让文化&隔而不绝&　　从1958年开始，三联编辑部的翻译世界学术著作工作全都转给恢复业务后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根据中央，外国古典学术著作全部由商务印书馆负责，中国古籍都给中华书局出版就去日b，三联编辑部的工作再次中断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任务被确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此后，翻译出版外国名著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商务的一项基本出版任务。　　1958年，&红色&新闻家的陈翰伯从《学习》调到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他被称为再造商务的奠基人。陈翰伯首先从三联书店接下了&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他调动起在学术界的各种关系,&削去冗繁留清瘦&地选了1614种作为商务中长期的出版书目，并在1963年形成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外国学术著作。这个规划，成为商务此后近40年在学术译著方面的大纲就去日b。汇聚了如朱光潜、贺麟、周建人、王亚南等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加入到这一工程中来。其中的一些重要项目，至今还在落实中。如近年出版的《琉璃宫史》就是此规划中的项目。　　李霞说：&在当时出版有着各种禁区和雷区的下，要实践这样一个被当时的副部长周扬戏称为搞洋务的出书方针，需要何等的困难，面临何等的风险。商务不仅遭受到社会上的向资产阶级捡破烂、为帝国主义张目等就去日b，还受到过主管领导的直接。&　　陈翰伯的部下兼朋友许力以曾撰文回忆了这样一件事。在某次会议上，一位领导抱着高高的一摞书进入会议室，&他摆在桌子上的书，全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主义的著作。他这些书，将读者的思想引向哪里，一种什么观点。还说书中没有序言，在群众中随意，造成什么影响。&　　如果考虑到那个时期商务所出版的译著中，有很多不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这类较为安全的书，而甚至包括了熊彼特、哈耶克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不能不钦佩这位出版家的胆识和眼光。　　这批高质量译著的大规模问世后，重新确立了商务在出版界的品格，同时奠定了商务在出版社科学术译著领域的权威地位。在之后相当长时间里，社会上有&翻译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看中央编译局，翻译社科名著看商务&的说法。　　在年的8年中，商务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著作，属于名著范围的有395种，另外还储存下了400种译稿作为选题的&水库&，形成了建国以来第一个译介世界学术名著的。　　李霞说：&幸有商务在这个时期出版的洋洋300多种译著，中国出版界还能多少无愧于这个文化学术的荒漠时期。在那个风霜日渐逼近的学术萧条时代，这300多种译著，成为向上接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辉煌的几缕仅存余脉之一，也成为中国学界与文化之间隔而不绝的标志。&没有这一时期以单行本出版的300多种译著储备，1980年代结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可能以每年一辑四五十册这样大的规模出版。这套丛书中第1-4辑中绝大多数品种是这个时期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　　传统文化&& 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计划　　从1954年迁京一直到1958年，中华书局还不是做古籍的，&我们做的是农业和财经出版，&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说，&这个时期，很多大大小小出版社都死了，被砍掉了，同时也组建了很多出版社，但真正能留下的大社只有我们中华和商务&。　　中华书局的命运和商务印书馆有些相似，它同样在1958年因为国家的规划而慢慢形成了现在的模样。&中华书局后来成为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为主的专业出版机构，受1958年的规划影响很大，受齐燕铭先生的影响很大。&徐俊说。　　日，齐燕铭向当时以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李侃曾在《齐燕铭与中华书局》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这个小组的任务：&确定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领导制定整理出版古籍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并检查这些计划的执行情况；拟定培养整理古籍人才的方案。&　　小组分文学、历史和哲学三个分组，共由19人组成，囊括了当时文史哲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其中包括叶圣陶、吴晗、陈寅恪、范文澜、冯友兰等。　　科学规划委员会很快批准了齐燕铭的报告和小组名单。日，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并在同年4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中华书局。文化部中华书局&除以出版古籍为主要任务外，还适当出版现代作者的文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在上海设立一个编辑所&。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史上一个重大措施。小组成立之后，文史哲三个分组很快制订了一个计划草案，开列数目洋洋大观，包括&经史子集&各种书籍不下万余种。同庞大的《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相似，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拿出的《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十年（）规划》同样也有一点&文化&的味道。　　此后，《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大型古籍大规模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被后人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1959年，由顾颉刚整理的《史记》，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由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前四史全部出版，其他各史也相继开始点校工作。但当时由于受到&左&的的不断冲击，狭隘地理解古今关系，片面强调对文化遗产的，古籍整理事业不时受到干扰，古籍出版数量逐年下降。　　&这是中华书局在1949年以后的一个黄金时期。&徐俊说，&这个规划非常学理化，学术性非常强，细致到每本书的版本和整理方式，以什么为底本。但是当时的规划与出书能力离得很远，出版能力很低，那个规划完成，在当时确实挺不现实的，而且很快就来了，那里的规划影响很大，实现很少。现在我们仍然还在增加的新品种都还是那个规划的，比如《十三经》系列，《新编诸子集成》等当时都有规划。现在依然在出版的《史料笔记丛刊》，当时也已经在规划了。&　　&&中学人的伞　　商务吸收&靠边站&学者　　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两场了一大批学者和翻译家上和从事研究的。这时候，担任出版任务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了学者、翻译家的伞。　　李霞介绍说：&当时主持商务工作的陈翰伯不仅将一些以前留学回来的、名校毕业但有历史问题或问题的人才搜罗进了编辑室，而且还邀请北大等高校和其他机构内的已经被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等担任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使他们能够通过翻译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得以文有所用。当时曾有段时期，在反资产阶级法权的压力下，出版社被要求停止稿费制度。但陈翰伯仍然要求编辑在稿费方面尽量按高档给名著开付稿酬。&　　&&期间，一些因参与商务古典名著的翻译而受到冲击，增加了&&，退回合理的预支稿费。这段时期，商务基本不能再出学术译著，一些专业老如蔡受百、于树生生活窘迫。商务为了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给他们每人每月预支稿酬50元，待以后能出版他们的译著时再从稿费中扣还。　　李霞讲述了&&期间朱光潜先生翻译出版《美学》的故事。1958年时，朱光潜已经翻译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黑格尔《美学》的第一卷。之后因受&&干扰而中断，第二卷译稿在&抄家&时被抄走。到&&后期，朱先生在北大西语系打扫垃圾时，居然在一个角落的废纸堆里发现了被抄走的黑格尔《美学》第二卷译稿。故物重逢，感慨莫名。在朋友的帮助下，朱先生拿回译稿并进行秘密修改。197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恢复业务活动，时任副总编的高崧提出了两个工作办法，一是将多卷本的书补缺，另一是人弃我取。在这一原则下，商务希望把朱光潜所译的黑格尔《美学》列入出版选题，于是派编辑陈兆福，经由朱先生的工宣队同意，去看望&学术权威&朱光潜。通过巧妙的周旋，终于避开了工宣队的，与朱先生洽谈《美学》出版事宜。　　　　1954年，中华书局由上海迁至　　中华书局&牛鬼蛇神&　　《二十四史》点校也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在整个风波中，同样因为这项出版工程的持续，让很多老学者依然能在风暴中能做一点学术工作。　　据徐俊介绍，整理《二十四史》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8年至1963年，第二个阶段是从1963年至1966年，第三个阶段是1971年到1978年。1958年为了给1959年国庆献礼，中华书局要在1959年国庆前赶出《史记》点校，徐俊说：&1958年到1963年，这项工作主要由中华书局老编辑承担，这些人员都来自书局内部。到了1963年，眼看做不出来，中华书局向申请，调各地的老先生到点，各地老先生就集中到了。&那个时候，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都在翠微，中华和商务的那些老先生都在翠微点校、翻译、编辑。　　一直到1966年，所有这些人员都解散去了咸宁干校。&但到了1971年，老先生们又得到重新回到，他们就陆陆续续从咸宁干校回到王府井大街36号的中华，当时的中华在文联大楼。&徐俊说，&在当时那个和时代背景下，他们也很愿意离开学习任务的，集中在这里点古书，所以很多老先生都在中华这里点古书十年十二年，比如启功先生。那个时候的中华了一大批老先生，对他们关怀备至，这也是组织上的要求。哪位老先生要看牙，哪位老先生家里要添置蚊帐什么都会有记录。& &那个时候的中华，了一大批这样子的牛鬼蛇神。&　　&&后学术丛书出版掀起读书潮　　《读书》的创办为知识提供言论空间　　中华书局&&刚刚结束不久，1978年初，中央党校内部出版的《理论动态》刊登了陈原《驳所谓& 三十年代论& 》发言的摘要，阅后《》于日刊登全文，这对当时的文化出版界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并受到国家出版局党组的高度重视。　　在三联书店恢复建制的历程中，1979年4月创办的《读书》，为其恢复建制后的出版方针和出版活动打下了基础，也为&&后的中国思想文化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这份由陈翰伯、范用、陈原、倪子明、史枚、冯亦代等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出版人合力创办，从创立伊始到其后的数年岁月中，《读书》在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力，聚集起一批优秀出版家、知识作者队伍，形成浓厚的人文气息，成为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思想启蒙读物。《读书》的创刊也为三联书店恢复建制后的出版之找到了方向，即以思想类和人文类为主，侧重于对人、对国家以及对民族的人文关怀，为此后的三联打下了深厚的人文烙印。　　已经退休的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读书》给三联书店出版社做了一个基础，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前身就是《读书》编辑部。&《读书》构建起一个联系出版者、作者、翻、读者的公共文化平台。　　《读书》创刊号开篇文章题为《读书无禁区》，一经面世，激起了无数回响与激烈讨论，几天之内，《读书》第一版印刷的5万册很快发完，马上加印5万册也销售一空。《读书无禁区》的作者是时任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经董秀玉约稿后，他写了一篇题为《打破读书的禁区》的文章，在发表时，正文一字未改，但标题由范用改为了《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即是出版界与读书界对日《日报》特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高声呼应 。然而，这篇文章也引来了众多反对的声音，直至1980年沈昌文出任《读书》主编时，《读书无禁区》的余波仍然未休。　　1983年，&清除污染&运动正在惊醒，《读书》也被宣传马列主义不足，甚至有停刊或改刊的说法，编辑承受了莫大压力。有人甚至要《读书》改变方针，办成青年读书的。据说，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为合并二为交出。包括范用、陈翰伯在内的几人轮流被谈话，他们一致据理抗辩，风波终于过去。　　吴彬如此回忆描摹了《读书》创刊前几个月的光景：&前辈们虽至少是花甲之年的人，但心气热情之高却如年轻人就去日b，他们天天乘公交车来朝内大街166号上班，开会时不是大说大笑、高谈阔论就是激烈争论。&　　沈昌文1986年担任《读书》的执行主编，总以&书商&自居的他，自1984年实际接手主编工作起，就更加奉行起宽容、兼容并蓄的办刊方针：&主义的，左的，我都发表。&在&文化热&中，《读书》的办刊旨&文化思想评论&中的&文化&一词，有了大大的用武之地，从&文化&的角度进入对社会、历史、现状进行思考，使刊物更加多角度而深邃，《读书》进入了全盛时期。更多栏目的出现，展示了编辑与作者的互动，以及1980年代思想文化的活跃。《读书》成为知识发表观点的言论重地、公共空间。　　三联书店推三套丛书 确立学术著作的出版地位　　1982年底，人民出版社决定恢复三联书店编辑部，1983年，停顿了20余年的三联编辑部恢复了工作。　　1983年3月，《第三次浪潮》的中译本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此时恰逢国家不久，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知识都十分关注国外新知。1983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对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著《大趋势》做批语，指出新技术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批示传达后，引起广泛注意。这本书还被确定为国务院系统司局级干部的必读书。　　1983年，三联书店编辑部开始着手出版《文化生活译丛》，这是&&后以三义出版的第一套丛书。这部丛书自1984年开始陆续面世，一直持续到1994年，共出版46种图书。这套丛书虽然选题和内容偏于闲散休闲，实际上却反映了一批老出版人在以出版进行思想突围、打破禁忌的努力。1983年《情爱论》申报选题的时候，正是&清除污染&运动提法最激烈的时刻，出版界也被要求清查1980年以来的各种翻译作品，&萨特&等受到，《情爱论》冒着种种风险，将有关&性&的描写删节之后，还是成功出版了。　　1985年，三联再次出版了庞龙的《宽容》，因为一时没找到翻译，就由三联编辑部的迮卫、靳翠微翻译，一印就印了15万本。1980年代的读者刚刚经历过&&那样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广大知识正处在对&宽容&的热切渴求之中，渴望实事求是，渴望思想解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阅读需求下，《宽容》如同一句口号，与千万读者的共鸣，也正因如此，这本书在1980年代被赋予了重要的启蒙意义，并在此后的20多年间余响不绝。　　1986年1月，沈昌文被任命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建制后的第一任总经理兼《读书》主编，董秀玉担任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三联编辑部时期的《文化生活译丛》已经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就去日b，其后，三联书店推出了阵容更为强大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包括以专业严肃学术译作定位的《现代学术文库》和以编译介绍为主的《新知文库》，加之以中等知识读物定位的《文化生活译丛》。&三套丛书同时出版，确立了三联书店出版现当代学术著作的典范地位。&董秀玉说。　　进入1980年代中期之后，一批在&&之后进入高校大门的青年知识羽翼渐丰，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思想极其活跃，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向历史、向世界问询中国命运的未来，而这些知识群体进行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组织编委会，与出版社进行合作翻译、著述各类丛书。在各类编委会中，出现了&未来从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和&中国文化书院&丛书编委会这几大著名的学术群体，这些编委会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动向，它们的出现缓解了出版界在&&之后的荒芜中寻找稿源的困顿，开辟了出版界和学界合作出版规模大、品种多的丛书的道，各类丛书争先恐后，彻底打破了严重书荒的局面。　　三联书店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渊源，建立在《读书》所创立的出版与文化交流的平台之上。早在三联书店恢复建制之前，甘阳、周国平、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等后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的编委会，就通过《读书》所举办的文化活动与三联的编辑进行了各种接触，成为《读书》撰稿的&圈子中人&。　　&1980年代是出版人的幸福时代&　　其中，编辑杨丽华最早结识了甘阳。1986年初夏，沈昌文和董秀玉约见甘阳等编委洽谈翻译出版计划。甘阳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哲所工作，1985年他刚刚从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硕士毕业，虽然是毕业未久的青年学人，但他已经翻译了卡西尔的《人论》。这部译著1985年出版，时值&主义&讨论过后，书名恰恰迎合了讨论的余热，畅销异常，使甘阳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子成为学术界富有声名的青年学者。也正是1985年，甘阳开始筹划翻译一批人文论丛，由此策划成立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并担任主编，编委会的大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教育研究机构刚刚毕业的研究生，通晓外语，之前都不同程度地从事过一些学术翻译工作。在其后的几年中，三联书店给予这些年轻的以充分信任和自主空间。　　《现代学术文库》 聚集了一批当时国内顶尖级别的青年他们不仅有着良好的翻译，如刘小枫本科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德语专业，陈嘉映则是大学德语专业毕业，周国平本科公共外语是俄语，读研究生后学习了德语，于晓则是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这些人也对其翻译著作内容有着深入的研究，如苏国勋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曹专业是科学哲学，周国平研究尼采，赵越胜研究马尔库塞，陈维刚研究马丁&布伯，陈嘉映研究海德格尔&&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做中国学问&的作者，如陈来、阎步克、陈平原等。丛书的译作者毕业并供职于中国学术研究的高级研究机构，他们个性分明，思想，大多受过系统的、相对专业良好的学术训练，他们的导师有多位在&&前就已是著名学者 。　　《现代学术文库》推出的第一本书是周国平翻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这本387页32开的译作在一年之内竟销出15万册。尼采的文字向来以闻名，但在1980年代的特殊中竟然畅销如斯，不得不说是学术出版史乃至当代出版史上一个&奇异&的案例。这种&奇异&在之后的丛书中都有所体现，1987年推出的语言思想更为晦涩的两本著作一样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译的萨特的《存在与》印了10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印了7万册。　　&海德格尔和萨特的这两本书很难读，但居然还能卖那么好，为什么？后来我请做了《存在与时间》的读本，因为我心里一直有担忧，就是大家只是为了赶时髦去买了《存在与时间》，至于是否读懂真是一个问题。对于出版人，不能只关心只要把书卖了就可以。陈嘉映后来就写了读本帮助大家理解，我心里想的就是，读者买了书要能够读。&董秀玉说。自1986年底至1989年，三联书店在短时间内集中推出了萨特、弗洛伊德、弗洛姆、本雅明、亨廷顿等大师的著名作品，在出版界和学术界都引起极大反响。　　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标志一个时代的开端　　1978年，国家出版局重新确认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和任务，主要仍为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和编印中外文语文词典等工具书。1979年起，陈原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伊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接续了20余年前在三联编辑部曾经付诸心血的事业组织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2年推出的汉译名著丛书便是这股春风下吹开的一朵蒲公英。&李霞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封面都有那朵象征知识的蒲公英。　　1982年是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这一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名著&第一辑50种，以一个高水平学术性出版社的形象&重出江湖&。此年2月5日的《》发表了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陈原为此套丛书撰写的发刊词：&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世界。&他还说，&这套丛书的出版说得大一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　　李霞说，&当时人们重新意识到，封闭只能导致和萎缩。这一时期就去日b，学界和社会对思想学术的兴趣大大提高，有人甚至称这种对的兴趣和热情之为思想上的洋务运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十年来文化学术活动的中断，也由于各出版社和图书发行各工作环节的百废待兴状态，出版上市的书籍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因此，形成那个时代特有的&书荒&。不少读书人都对那个时代的新华书店、各出版社门市部外的买书排队长龙记忆犹新。今天仍令出版者感慨的是，那时一书即出，常常能发到十几万册。　　当时主持出版&汉译名著&丛书的陈原，是一位久经历练的老出版家。而他也引领商务印书馆由乱到治，再度辉煌。陈原曾回忆丛书出版伊始所面临的风险和阻力时说：&要知道，1980年代之初出版这样一套学术丛书，是要冒风险的，阻力非常大。当时即有人，说我只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列主义。&比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出版，被一些人为将这种帝国主义阶段的、内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列为学术名著，是没有阶级意识。陈原也曾平和而坚定地回复了丛书出版初期的一些过激言论：&不久前，有位教授从我们编入丛书的某一种书出发，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在误党误国，误人子弟，我不以为是正确的。不过这种吓人的，却也有一丁点儿作用，即提醒我们以后选书要更加慎重些。至于有作者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大杂烩、破烂货，那就只好一笑了之就去日b，不必回话说其人的头脑是一片糨糊了。&　　在1983年的&反异化&和清除&污染&的运动中，一些报刊发表文章商务印书馆在搞&污染&，甚至将当时青年的&思想混乱&归罪于读了这些译著。在上级的压力下，商务印书馆一方面组织内部进行自查，纠正了一些译著出版的细节处理问题，但&汉译名著&的出版方针始终没有改变，出书也从未停止。1982年出版第一辑50种；1983年第二辑50种；1984年第三辑50种；1986年第四辑50种&&对于正陷入&书荒&，好书的读书界、学术界来说，这不啻为久旱甘露。　　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成就学科建设　　正当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夜以继日地翻译出版文化学术著作的时候，中华书局继续执行着新的古籍整理出版。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李一氓担任组长。在李一氓的主持下，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召开。1982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1983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　　中华书局现任总编辑徐俊说，&这一规划基本上影响了现在中华书局的产品线。中华书局的是服务于学术，实际上就是为古代文史哲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必需的书，这是中华书局与其他出版社略有不同的地方。小的综合出版社做的古籍书，不是按照学科需求来分类的，有合适的就出，中华书局有大量的小书都是必须出的。一本小书，单只有一本可能看不出来，但放到整体里，就看出其作用。很多书是每个学科都绕不过去的。通过出版社来组织学术界来做事，反过来又为学科服务，现在是跟着学术在做事情。&　　承担《二十四史》点校的大学和学科，也往往成为这一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学术重镇，&很多大学也知道，《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选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威，比如《旧唐书》选在复旦，是因为陈尚君在这方面力量很强，而反过来这对他的人员培养和学科建设也非常重要。《宋史》在上海师大就去日b，上海师大古籍所本来就是宋史研究重地，《宋史》重新修订，又使得一批年轻人在那里聚集。&徐俊说。　　三家出版社共同打造的思想基础　　在谈到1980年代时，董秀玉说，&那是一个快乐的年代，尤其是对出版人，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的压抑得到了，你做什么书都卖得好，做书的人根本不用考虑市场。&她回忆道，&那时候跟现在的形态完全不同，就是拼命翻译拼命出版。我们当时在文化宫书展卖书，有两个大学生拎着柳条包来买书，里面都已经装满了书。到了我们这个摊位，女学生说，这里怎么还有那么多好书，怎么办呢？就把口袋里面的钱都掏出来嘀嘀咕咕半天，我听到她俩说，接下半个月我们就合吃一份饭吧！那时候大家就是这样的心态。所以，这是出版人的幸福年代，读者有需求，我们就拼命吸收新的东西。&　　三联书店有时候被称为是理想主义出版社，&但理想是要经营的，否则是空想就去日b。三联的每本书都是让读者掏钱去买的，它没有卖教辅，不卖书号，是真正市场化的出版社。所以理想与市场是可以统一的，我们没有任何其他资源，也没有资源。&　　一走来，从《现代学术文库》、《新知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到《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董秀玉说，&学术界对中国和世界的反应，其实是很同步地反映在我们这些文库的变化中。做学术出版，一定是我们想要什么，就有很多学术界朋友帮忙。很多学术界朋友会告诉我们，一本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和评论怎样。因为出版是跟着时代在发展的，应该回应时代的需求，为这个时代提供一些营养。&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里的作者，在三联出版其学术著作时，都是三十几岁的年轻学者，现在也都50多岁了。&我特别重视的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学术力量，不能只是做翻译。后来很多人投博士论文过来，我们绝对不要，我们只要学术专著。当时我们已经做得很规范了，这个合约一直延续至今，现在一共做了82本了。三代编辑做这套书，成长了无数学者。&董秀玉说，三联是靠着学者一起建立起来的，在她看来，三联也是一个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三联。　　而在李霞看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就去日b，与其他一些优秀的译丛如 &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现代学术文库》和《二十世纪哲学译丛》等一道，推动了1980年代的阅读热潮和思想启蒙。&汉译名著中的很多书，一次次成为激荡中国学子的源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引导国人思考体制的基础；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和《旧制度与大》曾激荡过无数年轻学子的心；黑格尔的《美学》的出版成为当时了解美学的主要依据；而黑格尔和康德的著作则哺育了许许多多日后成为中国学界栋梁的学人&&汉译名著丛书在这波浪潮中，引领并共同参与打造了的思想基础。&　　相对于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代时的风光，中华书局只是扎扎实实地埋在古籍堆里。徐俊说，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的书多属于思想文化类，容易形成潮流和话题，跟社会文化更近一些，而中华书局是在各自的专业上往前走，&很多重要的古籍整理学者，他们的第一本书都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些老先生的书房，半个书房都是中华书局的书。中华书局面向的学科更多。&　　作者：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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