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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根据中央的决定，全市撤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及生产队，建立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摘自《滨州历史》）请问人民公社的开始建立是在
A．新中国成立初期B．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C．大跃进运动中D．文化大革命时期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山东省中考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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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年全国范围里试图在工业和农业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后在全国展开。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达到高潮、“大跃进”的标志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大跃进的后果使得这场运动最终难以为继，钢、铁合格率低下，大量资源遭到浪费，从1950年冬开始，这场脱离实际运动逐渐停止。大跃进运动的特点：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修改指标。大跃进运动：1、形成原因：（1）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2）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3）党的领导人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4）国内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后，开明人士不敢提出反对意见。2、表现：（1）农业方面，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计划指标，并开始大办人民公社，有的虚报水稻亩产65127公斤。（2）工业方面，工业方面的大跃进以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为中心。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破坏了环境，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3、影响：“大跃进”是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前进中遭遇的重大挫折。“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重大损失，使人民生活遭到了极大的影响。大跃进时期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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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江口所经历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在全国迅速形成。
我和我们那一代人，都殷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尽快繁荣富强起来。正因为如此，才会那样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但事与愿违，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非但没能改变落后面貌，反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左&倾错误泛滥开来，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1958年10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中，昌图县三江口人民公社成立。我担任了三江口人民公社第一任党委书记，亲历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全过程。
一、&吐&豪言壮语&，在狂热气氛中宣布三江口人民公社成立
日，由昌图县海丰乡、古力革乡、付家乡、太民乡、三江口镇这些经济条件不同、收入水平殊异的5个乡镇20多个村合并组成的三江口人民公社成立大会隆重召开。人民公社成立那天，三江口镇国旗飘扬，彩旗林立。在通往东西南北的镇口上，搭起以松枝彩带为主的彩门，街道两侧的墙壁上，画有类似神话、幻想的红红绿绿的宣传画：花生壳大如船，南瓜大如筐，玉米棒粗如椽；羊比猪还大，肥猪似大象&&。那一天，人流似潮车流似潮，人们穿上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涌入三江口镇。满怀对人民公社的憧憬与喜悦，参加三江口历史上空前的盛会。
大会会场设于沙丘之旁，绿林之间，在锣鼓声中，在欢呼声中，鞭炮齐鸣，五十多台（套）&的拖拉机驶入会场。主席台下摆放着拦东辽河水出平湖、多台抽水机在抽水作业水花高扬，正在建设中的太民水库和发电站的示意图以及开20里长渠种千亩水稻的示意沙盘，向人们展示着政社合一、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
在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我讲了话，那时的我充满着激情，口中新词不断。我讲人民公社是金桥；讲共产主义是人们觉悟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讲共产主义社会是按需分配，而不再是按劳分配，到那时农民的生活比苏联老大哥的今天生活还要好。当社员们询问苏联老大哥农民今天的生活啥样？之前，我曾陪同中国农民访问苏联代表团团员、双辽县省劳动模范齐宝恩同志在昌图县作过19场访苏报告，我就把齐宝恩报告中讲的苏联集体农庄种地不用牛，用拖拉机；集体农庄庄员点灯不用油，用电灯；集体农庄庄员吃面包喝牛奶；住砖瓦房有小汽车，有电话、电冰箱。我告诉社员，我们也有拖拉机能搞翻地、耙地、压地，不久就能收割，能种地。我们能拦东辽河种水稻，修太民水库，能发电，能养万尾鱼，吃大米饭炖大鱼，不久可以点电灯，村村通电话。我们要植树造林锁住风沙气死风婆，我们要搞水利化气死龙王。我们种好田夺高产争取大丰收，我们生活会更美好的&&
大会在狂热、欢呼、向往中落下大幕，给人们以欢乐、欣慰、鼓舞，人们对人民公社充满发自内心的憧憬与希望。我在会上讲了许多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当时有一首诗歌&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风吹雨打不坚牢，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我真心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座金桥，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二、三江口人民公社的大干、大办和大跃进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一大二公&，既是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所谓&大&，就是规模大，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天真地认为，我们正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1959年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公社。&我在党旗下宣过誓，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读过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列主义的书，在思想认识上也知道共产主义是遥远将来的事情，是我和我们那一代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热烈气氛下，我的头脑也发热了，开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大跃进&了。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在这也大干那也大干的要求下，在唯恐落后被&拔白旗&的氛围里，三江口人民公社制定了八项&大干&，加之后来增加的两项，就成了十项&大干&：在国家与省、市支持下，在建好拦东辽河大闸的基础上，修二十里长渠，种千亩水稻；借全县之力拦招苏台河，建太民水库和发电站，养十万尾鱼；大干100天，村村通电话；建农业中学、招半工半读学生120名；以现有50台（套）&拖拉机为基础，建三江口、付家屯拖拉机站，实现翻、耙、压地机械化和部分农作物种植机械化；在沈阳市五三厂、省林土研究所支援下，扩建机械厂、磨米厂、油厂、酒厂、木工厂和土化肥厂；1959年底，各生产队，要建成生产队部，仓库，场院，牛、羊、猪饲养所；为了防风防沙保护农田，绿化家乡，每年要以&三犁埋干&的方法，全社造林1000亩；按县委指示组成民兵连，参加全县大炼钢铁；各生产队要大办社员公共食堂，托儿所，公社要办敬老院。
此外，还有些来自省、市、县提出的单项大干大办，什么农用大车限期滚珠轴承化，深翻地要绳索牵引化，作物种植区域化。要办千只鸡场，百头猪场和名目繁多的这化那化。当时，市、县委指示的要坚决办，公社党委安排的要照办，上级检查团提出的要快办。各项任务不分轻重缓急，都要齐头并进，都是板上钉钉的任务。当时有句流行的话语：社会主义制度加大搞群众运动，无往而不胜。什么事情都要大搞群众运动，都要报捷、报喜。各项工作没有主次都要鼓干劲争上游。社员、干部都是白天大干，晚间提灯夜战，夜以继日哈大腰流大汗，不怕苦不怕累，热火朝天的行动起来。
三、&关于三年困难时期
当三江口人民公社在大干大办&大跃进&之际，1960年夹着春荒降临了，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的成因，是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反&右&倾以后继续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这困难、那困难，最大的困难集中在缺粮这个焦点上，城乡粮食供应普遍紧张。
1958年那年获得农业大丰收。1959年三江口人民公社的实际是春季大风侵袭，禾苗出的不全、不齐、不壮。夏季个别生产队夜盗虫大面积发生，一些地块一夜之间被吃光吃净，加之东辽河水长时间超警戒水位运行，为保证辽河不决口，为&保钢铁元帅升帐&，为确保太民水库按期完工，青壮劳力都去了&大跃进&的第一线，农业生产劳力大减，劳动质量降低。正如彭德怀元帅所讲&青壮去炼铁，收禾童与姑&。全社大面积出现草荒，老百姓说，远看绿油油，近看没垄沟，苗在草里头。全公社只有姜家等三、四个大队，做到铲蹚三遍，地里无草，这在当时成了奇迹。秋收时，提倡割、翻、耙、压，连续作业，把落地粮、玉米棒都翻于地下，遗失率之高，损失粮食之多，令人心痛。省、市（县）&为保证城市居民口粮供应，又征了过头粮。大办公共食堂时又超定量标准，寅吃卯粮，这就造成了粮荒，形成了危机。
为了战胜荒年，为了吃饱肚子，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应对措施，上下同心协力，千方百计，大量进口伊拉克大枣，进口食糖，返回一些粮食和糠麸&&初春时社员群众成群结队，在刚刚化冻的土地里，寻找遗失的落地粮，挖野菜、捡菜叶，挖刨遗失在地里的土豆、地瓜。公社、生产队对五保户、病号户安排劳力挖野菜保证供应。还安排了一定耕地种植小麦、土豆、地瓜、瓜菜等早熟作物。把种子发给社员，种在房前屋后，到林边、地角开镐头荒。当时上上下下闹饥荒，记得我去省委参加四级干部会议，与会者能吃到两块不大的糠麸饼加一块咸菜，喝到一碗有几片菜叶的汤就觉得十分满足。
为让群众识别野菜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们不仅组织交流经验，还组织公社卫生所医生一边看病一边到田间、地头，教群众识别。虽未因饥荒增加死亡，但社员误食有毒野菜的事情经常发生。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许多人患了浮肿病。
1960年春节前，为了保证全社家家户户春节都能吃上一顿有白面、有肉、有菜的饺子，三江口人民公社党委开了多次会议，结论是决不能让群众过年吃不上一顿饺子成为千古话柄，留下千古恨。为此，公社党委瞒上不欺下，以狼咬死散牛、散羊为借口，杀了一些老弱病畜和与粮库共同饲养的&千斤猪&，按人头造册登记，按手印并签字，社队干部集体到场并签字才能发放。除夕夜，公社三级干部混编，挨门逐户巡查落实情况。是夜，全公社很少鞭炮声和年俗活动，但家家户户吃上了饺子。
四、关于基本核算单位，大办公共食堂和反&五风&的问题
先谈谈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是人民公社体制存在各种弊端的渊薮。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还是生产大队，或是人民公社。这件事自人民公社建立之日起，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议不休，直到毛主席给生产队长一封信才一锤子定音。毛主席指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如果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就确定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可能不犯大刮&共产风&或减少生产队与生产队，生产大队与生产大队之间的贫富拉平和高积累以及义务工过多的一平二调的错误。我和一些同志曾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位，就不会被称为喜欢&一小二私&的另类人物。
其次，讲讲&五风&。自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的通知》止，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刮起一股强烈的危害极大的&五风&。
&大跃进&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共产风&的形成是&将原来几十甚至上百个经济条件不同，收入水平殊异的合作社并到一起，其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公共财产全部转归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和分配，被认为是扩大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规模；将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牲畜、林木、生产工具等收归集体所有，被认为是消除了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将国营商业、粮食、银行等部门在基层的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经营，被认为是在集体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以上几种所谓扩大和提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做法，由于头脑发热，迅猛发展起来，形成一股&共产风&，即由集体共了个人的产，穷社共了富社的产，公社共了国家的产。此外，为了大炼钢铁和其他各种大办，上级政府和人民公社还大量无偿地征用生产队的土地、调用物资和劳动力，甚至直接调用社员房屋、农具和家具。&
人民公社凭借政社合一的行政权力，搞贫富拉平，积累过多，义务劳动太多。对生产大队、生产队、社员进行&一平二调三收款&。平调各大队，生产队的劳动力、土地、林木、粮食、房屋、大型生产工具，收回社员自留地，社员饲养的牛、猪、羊。三江口人民公社在大办公共食堂、福利大院、农业中学，村村通电话，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大炼钢铁以及县在三江口公社修太民水库，砍伐林木近200多立方米，拆毁房屋近百间，平调社员牛、羊数百头。无偿平调劳动力近万人次，这些问题在纠正&五风&中先后得到解决和处理。&共产风&不仅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而且让群众对社会主义产生了误解，伤害了一批干部和基层组织，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党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矢志为这一远大目标奋斗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应当永远铭记当年搞人民公社化而刮&共产风&的惨痛教训，应当真正认清历史发展规律，真正认清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漫长历程
和必由之路。
也许是因为新中国建立后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所感染与鼓舞，也许是因为把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估计得太容易了，也许是因为天真地相信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也许是我们太幼稚，只低头拉车，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缺少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品格，只有一颗报党恩，报人民之恩的心，对&组织起来共同富裕普遍繁荣&求之太急。做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实现共产主义最终奋斗目标，是天经地义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的愿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在理论上、认识上不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区别是什么，社会主义要经过哪些历史阶段，那就不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至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在那个时期也是避不开躲不了的，在各种&大办&中，高指标、放&卫星&、限时间、一刀切、一律化，有的县社领导同志搞什么田间运动会、锄地打冲锋，修水库吹号搞竞赛等，就三江口人民公社整体而言也是比较严重，但反映在每个共产党员干部身上则有所不同，这则取决于每位同志的党性修养和自律了。
再讲讲大办公共食堂和收回自留地问题。人民公社建立之初曾推行供给制与按劳分配相结合，提倡&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有的人民公社提出几个或许多个&不要钱&的口号。
三江口人民公社是坚持以公社所在地命名的公社，也是建社之初未曾宣布大办食堂和提出几个或是许多个&不要钱&的公社。三江口公社的大办公共食堂，是在中共沈阳市委在康平县召开的全市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之后。在那次会议上，沈阳市委提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扛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阶级斗争的高度&。食堂是方向，解散食堂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江口人民公社是根据市委那次会议布置的限期大办食堂和收回自留地的要求后才大办起来的。大办公共食堂就得选择大院，就要拆并房屋，使食堂与灶房连接起来，就要调许多劳动力进食堂。在公共食堂吃饭不分大人小孩，劳动力和非劳动力，干活和不干活都一样吃饭，都吃一样饭，损失浪费不心疼。造成寅吃卯粮，人占畜料，瞒产私吃，真正成了吃大锅饭，大锅饭大家吃。社员普遍反映，&工分再不是小命根，分分再不是粮食堆儿&，&累了一身汗，公共食堂去吃饭，分配不给钱，农活没人愿意干。&
在把收回社员自留地视为切断与私有制最后联系的错误观点支配下，收回社员自留地实际上切断了自留地种蔬菜自种自足吃一年，切断了社员家庭副业，切断了社员养猪、牛、羊，养鸡、养鹅的进财之路。社员拥有自留地时盛赞，&养母猪是银行，没有零花钱养鸡鸭，养牛养猪卖国家发自家&。收回自留地严重地打击了社员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毁掉了&组织起来共同富裕普遍繁荣&的方针政策，致使社员在思想上行动上对社会主义产生极大误解。
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亲自调查后，发现&食堂成为发展生产障碍，成了干群关系中的疙瘩，降低工分值、减少社员收入，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刘少奇同志指出的&食堂情况以前我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等。可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舀米，一个食堂占三分之一劳动力&。发现&食堂或成为发展生产障碍，它同工分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才明确指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纠正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广泛流行的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否定了1959年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提出的&供给与分配给社员的做到各占一半&为宜的错误主张。
我还想说的几句话
1962年春节刚过，沈阳市委、昌图县委的工作队分别进驻全县14个人民公社。沈阳市一位副市长带领沈阳市委工作队来到三江口公社。市工作队来后，宣称三江口公社存在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集团。不久，工作队长在大会上宣布：三江口公社建立后发展的党员有30%的不纯，党支部有30%的不纯，三江口公社是全市全县&五风&刮得最严重，生产力破坏最严重的公社。三江口公社反党集团是以王水为首，姜&&&（副书记）、梁&&&（副书记）、任&&&（党办主任）&为核心，爪牙遍及各生产队。这个反党集团，贪污腐化，阶级路线不清，他们和地富反坏右穿一条裤子，坐一条板凳，重用坏人，罪行累累。自今天起撤销他们的职务，进行反省。随后将我弟弟从空军复员，把我爱人清除出教育队伍，撤销孩子们少年先锋队长，并说我家是冬穿皮夏穿纱，大米白面酒肉臭，我贪污的粮票用秤称有20斤之重&&
我们忍无可忍，怒发冲冠。写信给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焦若愚同志，焦书记派市委组织部长李欣带领工作人员来三江口公社进行调查核实。我们实事求是，忠诚老实地谈了情况，我们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并提出那位副市长召集县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令三长批捕，是违法的。李欣同志经过调查回沈阳市前向我们说：一定如实向焦书记汇报。她个人态度是运动尚在进行，工作队的责任是弄清事实。所谓的&两个30%&和某些问题均不清楚，不能定性。二十天后，省纪委通知我去省纪委实事求是地讲述了三江口公社在这场运动中发生的重大问题和我的看法，同时回答了省纪委领导提出的几个问题。谈话结束离开沈阳，省纪委派人派车送我去火车站。途中，省纪委白处长告诉我：省纪委领导班子认为，就目前情况而论，三江口公社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内纪律问题，市工作队应负责到底。并说省纪委、市委、县委会正确对待与处理三江口公社问题。我怀着最大的安慰和自信，高兴地返回三江口公社。
运动后期，县委安排我去中共昌图县八面城工作委员会工作，不久调任沈阳市农业局人民公社管理处副处长。我在三江口公社工作不足1000天，市工作队查我300多天，不仅没查出反党集团和&两个30%&，也没查出我和另外两名同志贪污腐化、阶级路线不清，包庇地、富、反、坏、右；没查出我贪污粮票用秤量有20斤之重等问题，反而查出我用粮票和钱救济五保户、困难户。同时也肯定了三江口公社在1961年前完成拦东辽水开二十里水渠，种千亩水稻，建成太民水库发电站，村村通了电话，造林2000多亩，建成农业中学，1959年大丰收，试验田获高产，千方百计保证老百姓除夕吃上饺子都是对的。同时也搞清了三江口公社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犯有&五风&的错误严重程度不是全县、全市之最，而是全市全县较轻的公社之一。
三江口公社问题经过甄别虽然仍有遗留问题，但总体上算得到了比较公正的处理。我和在运动中被列为反党集团的以及被株连的同志都非常感谢市委焦书记、李部长和省纪委。时任昌图县委书记的赵连吉同志到三江口公社调查听取情况，支持我讲真话讲实话，这在当时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凸显了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和坚持真理的高贵品质。我又一次深深体会了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是有错必纠的，这是我以我自己的经历做出的总结。
我虽已离开工作岗位进入晚年，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仍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作者时任昌图县三江口公社党委书记、曾任铁岭市政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王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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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公社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和任组员的姚文元到工作。11月，张春桥、姚文元托人带口信给：上海市委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他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徐景贤积极响应。，“后院起火”，“心脏开花”，徐景贤带领写作班子的人造了上海市委的反，提出“火烧！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的口号，并发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造反声明》。由于徐景贤打头，上海市委机关各部门的造反派纷纷起来，他们同徐景贤的造反派一起组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徐景贤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联络站的首领。徐景贤领导的“机联站”，“发号施令，人少权大”，他们又积极和王洪文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以及其他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向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进攻。徐景贤带头造反，受到的赞赏。毛泽东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还说，“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张春桥姚文元上海夺权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
，张春桥、姚文元身着军装以调查员身份回到上海，他们在接见徐景贤等市委写作班子的造反派时，张春桥说：写作班子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
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又接见了等人，张说：“上海的200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张特别强调说：“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
以徐景贤为头的“机联站”和以王洪文为头的“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在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的文件和发言都由张春桥、姚文元审查过；大会召开时，张、姚在他们秘密住处收视实况转播。在这次大会上陈丕显、曹获秋被揪到台上去，还有上海数百名局以上干部陪斗。大会宣布三项通令：
一、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获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7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从这一天起，上海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就实际地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的手里。
中央肯定和赞扬了上海的夺权。杂志1967年第2期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转载)说：“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九大政治报告说：“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造反派争论政权形式
上海夺权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全国各地，到处组织繁多，派别林立，对要打倒的权力，往往是争过来，夺过去。上海也是这样。1月6日，上海夺权后，还经过多次反复，诸如，1月15日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主的夺权；1月22日“上三司”的再次夺权；1月24日红革会的夺权——实际上是“夺印”，夺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机关，以及上海10个区的区委和区人委等23个单位的大印。“夺印”并不等于夺权，但夺了印带有很大的危险性，要是有人在出国护照上盖上钢印，可堂而皇之地跑到国外去；对此，张春桥、姚文元十分担心。他们想方设法做“红革会”的工作，要他们把印章交给上海警备区，再由警备区交回各单位，并提出召集上海各造反派开联席会议，商讨上海各造反组织如何联合夺权，以及新的政权机构形式和组成问题。经过曲曲折折的争斗，上海的“新”政权才初步稳定下来。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
夺权后，“新”政权采取什么组织形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春桥、姚文元曾经多次称赞过“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和“上海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这样的机构，认为它们实际履行了政府经济部门的职能。在12日举行的欢庆中央贺电(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上，曾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站的倡议》，其用意就是想以各群众组织的联络站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这时又传来了最高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显然各群众组织联络站的形式不符合这个要求，所以它不能成为新政权的组织形式。
怎么办？1967年1月底，以徐景贤为首的各造反派在起草夺权宣言时，想到了巴黎公社，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写出后，即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这个宣言的起草，显然是受到毛泽东的话和中央文件的启发。毛泽东曾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
上海人民公社 -
主要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主任：张春桥 第一副主任： 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1970年3月上任）、杨富珍（1970年3月上任）、马天水、王维国（1970年3月上任、1971年9月离任）、（1970年3月上任）、王少庸（1970年3月上任）、刘耀宗（1970年3月上任）、（1970年3月上任）、（1970年3月上任）、（1970年3月上任、1972年12月免职）、周纯麟（1970年12月上任）、（1972年11月上任）、王一平（1972年11月上任）、金祖敏（1972年11月上任）、冯国柱（1972年11月上任）、陈丕显（1975年9月上任、当年10月调离）、杨西光（1975年11月上任）&过渡时期（1976年10月至1977年12月）过渡时期领导人由中央直接任命
主任：苏振华 第一副主任：倪志福 第二副主任： 副主任：林乎加（1977年1月上任）、（1977年1月上任）、赵行志（1977年1月上任）、王一平（1977年1月上任）、周纯麟（1977年1月上任）、杨西光（1977年1月上任）、杨富珍（1977年1月上任）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主任：苏振华（1979年1月调离）、彭冲（1979年1月上任） 第一副主任：倪志福（1979年1月调离） 第二副主任：彭冲（1979年1月离任） 副主任：周纯麟（1978年6月调离上海）、林乎加（1978年10月调离）、严佑民、王一平、韩哲一、陈锦华、赵行志、杨富珍、王鉴、杨西光（1978年4月调离）、、杨士法（1978年5月上任）、杨心培（1978年5月上任、1979年4月免职）、（1978年5月上任）、钟民（1979年4月上任）、陈宗烈（1979年4月上任）、张承宗（1979年4月上任）、（1979年4月上任）
上海人民公社 -
上海人民公社
凌晨，张春桥和姚文元召开了各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张春桥一到场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把你们紧急请来，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们急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急着马上就开成立大会，这种心情我和文元都是理解的，我们当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个新的政权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在这个权力机构里，光有你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还不行，还应当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级的干部都没有‘解放’，那么，就算我和文元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吧，我们的机构里还要有军队的代表，驻沪的陆、海、空三军究竟派谁来参加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呢？他们三军的领导机关还得商量一下吧！”
姚文元接着说：“成立新的权力机构这样的大事，我们还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报告。再说，召开这样大规模的成立大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张春桥说：“是呀，我们还应当发表一个像样的宣言，现在宣言的初稿写出来了，可是我和文元还没有来得及看，我们想要仔细推敲修改一下……还有，成立大会上各方面的代表要发言，我们也要讲讲话，这些都需要时间准备。所以，我建议成立大会是不是推迟几天？”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来说：“上海人民公社开成立大会的事，我们己经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见大会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众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许多人都主张趁热打铁，最后张春桥一锤定音：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
2月5日下午，上海100万人参加了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张春桥在大会上致辞，说：“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这场胜利，如同日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姚文元发表演说，称：“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
大会宣读的上海人民公社通令指出：“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会后，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游行队伍穿街过巷来到上海市府大厦。“”的牌子被摘下来，用铁锤砸碎，丢到火里烧掉，接着挂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
上海人民公社 -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立即遇到了谁也想象不到的麻烦。上海夺权的前台指挥、后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九届和十届中央委员的徐景贤，回忆当时情况说：
第二天(即)，我们这些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就进入外滩大厦办公。可是，左等右等，一连等了三四天，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只有上海的地方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天天在大肆宣传。过了几天，上海街头出现了《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张春桥、姚文元也坐不住了；2月11日，张春桥把我单独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去，告诉我说：明天他要和姚文元到北京去一次，向中央汇报关于上海夺权和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张春桥再三叮嘱：这个行动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外传，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上海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北京告诉我们。
，戚本禹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和北京市公安干部时说：最近正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这个意思，要进行筹备，要按选举它。现在中央文革在讨论，由谢副总理负责。可是过了12天，即2月13日，戚本禹给聂元梓、蒯大富打电话说：大联合组织，是否用北京公社的名义，希望你们商量一下。
2月10日，谢富治与三司等群众组织座谈时说：(各造反派)要成立一个过渡式的统一组织……上海起了一个人民公社，《人民日报》就没有发表，北京就不一定叫公社。 同样也是2月10日，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在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等群众组织时仍然说：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人民日报》里有句话，不知道你们注意了吧！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
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又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12-18日)，毛主席三次接见他们，关于“公社”问题的主要内容，张春桥在上海的群众大会上是这样传达的：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你，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的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许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还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
上海人民公社 -
上海人民公社更名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明确地指出：
(一) 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
(二)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指出：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上海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的名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深深感到，这一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对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最大爱护。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指示，一致通过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到这时，“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也就被废止了。2月5日成立时被欢呼为“万岁”的“上海人民公社”，存在仅仅18天，就寿终正寝。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为上海新政权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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