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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于天，领导干部必须遵法畏法
法大于天，领导干部必须遵法畏法&来源：人民网&&&&&一直以来，权力与法律的胶着与较量，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且不说在少数无良官员眼中，所谓法律，只是权力挥舞的杀威棒，不惜以权代法、以权欺法、以权害法，权力干预司法时有发生。既便是“好官”，也会习惯用批示解决司法案件，以主持公道为荣；善良的百姓，更会引颈盼望出现“青天大老爷”关注自己的“冤案”，把涉法事件的解决，寄托在所谓“清官”或相关领导人的批示上。这些年，信访人群的不绝于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些百姓对地方司法、对地方官员以权欺法的不信任，却又对&“青天”干预司法产生憧憬，这仍然是带有浓厚人治色彩的社会现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人们期盼的这项制度，在3月30日落了地。中办、国办公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巨细靡遗，以不容置疑的坚定姿态，在权与法之间竖起“防火墙”，警告那些敢于铤而走险干预司法的官员，如越“红线”非但可能“官帽”不保，甚至可能还会面临牢狱之灾。&&&&一项制度的落实，必须是权威法条与操作细则的结合，既有事前警示、事中监管，又有事后追责——细看这一“规定”，让人放心不少，不但规定任何干预司法活动都将被记录，白纸黑字逃无可逃；且五类违法干预司法行为将进行通报，必要时向社会公开；更明确提出还要将之纳入党风廉政和政绩考核体系，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再向司法伸手，顶戴乌纱可能不保。“规定”的细致程度，几乎是不留死角、杜绝侥幸，比如以下这些曾经司空见惯的现象，一律叫停，“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以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这则“规定”，将司法和权力彻底“隔离”，法律终于将比“批示”更管用了——不管是要抓人的批示，还是要放人的批示。其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依宪行政，而宪法规定非常明确，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政府、各位“一把手”，都不能突破这个法律金箍棒划出的禁地。&&&&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整套完备全面的法律体系，但这只是法治的起点。法律的生命，在于不折不扣地实施；法治的力量，在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则“规定”，再次让公众看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希望，让法律真正成为保护百姓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曾在漩涡中载沉载浮、此消彼长的权与法的较量，或将以权力的完败而告终。中国治国理政已进步入新阶段，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得开始适应权力必须对司法敬而远之的常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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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明谈：俭以成廉 侈以成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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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倡廉肃贪的过程中,察觉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奢俭和贪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侈靡风行之处往往也是贪风炽盛之地,竞尚挥霍之徒也常常是贪赃枉法之辈。康熙时担任过文渊阁大学士的陈廷敬曾说:“贪廉者,治理之大关;奢俭者,贪廉之根柢。”(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意思是说:官吏之贪墨或清廉,是事关政治大局的事情;而决定官员或贪或廉的根基,则在于其追求奢侈还是谨守俭约。既然人们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崇俭鄙侈也自然成为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
&&&&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这样说:“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与其寡廉,孰若寡欲?语云:‘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者。”(《康熙政要》,卷十三)
&&&&为什么俭可以养廉,侈足以成贪呢?康熙帝所说“此乃理之必然”的“理”,又究竟何在呢?关于这方面的议论,清代的“官箴”书中反映得十分充分。
&&&&觉罗乌尔通阿的《居官日省录》中有这样两段话:
&&&&“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乔立君主编:《官箴》,第549页)
&&&&“盖国家廉俸有常,人念奢侈无度。金樽玉,器必精工;细葛轻裘,服必华丽;脂车秣马,壮我观瞻;食美饮甘,遂我哺啜;甚至娇婢娈童,一呼百喏。穷奢极欲,取给无门,由是百计搜求,贪得无厌。势不能不籍下民之脂膏,以供骄奢淫逸之念,其流毒可胜言耶?”(同上,第548页)
&&&&《平平言》的作者方大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几乎同样的意思:
&&&&“俭以养廉,老生常谈也。其理,却至当不易。”“若习为奢华,饮食、衣服、车马、器皿、玩好等项,件件讲究,所出之数浮于所入,势必缺用。缺用不已,势必借债。借债不已,势必贪赃。”(同上,第598页)
&&&&封建君主也常常用这个道理告诫大小官员们。嘉庆皇帝在一道谕旨中指出,那些因贪渎而“身罹重罪”的高官,“如蛾投火,实堪悲悼。推原其故,总由恣情糜费,日事奢华,以致廉俸所入,不足供其挥霍,因而败俭u闲,多方婪索。伊等岂不知得受赃款,律有明条,而利令智昏,遂自蹈重谴而不顾。”(《清仁宗实录》,卷75)
&&&&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清代官场的侈靡之风,不说愈演愈烈,至少也是经久不衰。这种状况的出现,其社会根源便在于传统中国社会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原本就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一心只想升官发财,以攫取政治权力作为个人飞黄腾达手段的人,一旦头戴乌纱,手握重权,就立即安富尊荣,穷奢极侈,整日里锦衣玉食,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纸醉金迷,“以官场为享福之地,借临民为行乐之方。”而为了满足这些无休止的欲念,就必定要巧取豪夺,苛征暴敛,贿赂公行,残民以逞。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对侈靡的追求是难有止境的。一旦身涉浮华,就会得陇望蜀,贪多务得,久而久之,则沉溺其中而不可自拔。如有人所生动描述的:“侈靡之为害也,取之百姓不已,必至侵及官帑。其始偶然,继乃常然,久且习为固然,而忘其所以然。”(汪祖辉:《学治臆说》)到那个时候,“利径一开,万难再窒。情移势逼,欲罢不能”。明知长此以往,终不免身败名裂,但欲壑难填,利令智昏,自然也就不惜以身试法了。
&&&&官场上的一些陋习,也常常成为助长侈靡之风的温床。例如讲排场的风气,就是如此:“仕途中有种习气,俗谓排场,亦曰讲款。如衣服合时,进退中度,仆从都秀,饮馔佳良,器皿精工,轿伞齐整,应对便给,书札殷勤,皆所谓排场也。”(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屏恶》)在这种风气下,不讲排场,似乎就有失身份,反而成了官员中的另类;而竞尚奢华,也就成了官场的一种潜规则。从这里我们看到,一旦某种陋习形成了风气,往往能够造成积非成是、以丑为美的怪现象。
&&&&侈靡之风的泛滥,促使社会更加增强了宣扬“以俭养廉”观念的紧迫性。这种观念的提倡,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侈靡与贪渎现象起到遏制作用,其实是大可存疑的。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政治荣辱观,鲜明地提出“俭以成廉,侈以成贪”,使崇俭鄙侈成为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它也可以成为古代政治文明中的一份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人们总是把俭与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谓“惟俭足以养廉”,所谓“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所谓“欲教以廉,先使之俭”,都是讲勤俭是廉洁的根本。从政治上来说,只有经得起财色等物欲诱惑的人,才能身正行端,真正做到“无欲则刚”。从生活上来说,只有清心寡欲,淡泊自甘,才能无觊觎之心,杜贪婪之念。有人总结俭有四大好处:“俭则安分,俭则洁己,俭则爱民,俭则惜福。故曰:俭,美德也,官箴也。”能俭则“不至侵用官项,K削民膏。身心俱泰,寝食皆安。”(《官箴》,第544页)
&&&&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俭,同吝啬完全是两码事。“可省则省,谓之俭;不可省而省,谓之吝啬。”(方大:《平平言》)俭不是指需要用而硬不用,而是指应该用而用之不过分。提倡俭约,也不是要取消一切正当的物质需求,更不是要装腔作势,矫情作秀。人们常常拿西汉时“以宰相封候”的公孙弘为例,他标榜自己“布被,食不重肉”,但大家认为这只是“矫情干誉”,“饰诈以钓名”,并不合乎俭的本义。其实,所谓俭,只是不要纵情声色,耽于逸乐,暴殄天物,劳民伤财而已。下面的一段话,也许对侈俭之辩讲得比较切实明白:
&&&&“凡宫室、饮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数,朴素些、简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从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转念之间,每日当省不省者甚多。日减一日,岂不安静快活?不但治生,即是寡欲清心之要。力持此法,更加一勤字,终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财,泰然自得,衾影无惭,不胜贪秽之富千万倍耶?”(《官箴》,第549页)
(作者:李文海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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