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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话剧史实闻见记
<font color="#08-5-28 10:43:00&&历下区情网&&供稿：徐北文
&&&& 一、30年代的济南话剧史实&&& “五四”运动的反帝思潮，直接原因是山东问题，所以运动之火，最早在济南燃起。与《新青年》相配合的进步刊物《新潮》，其主持人傅斯年即是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山东学生。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王尽美已经在济南宣传共产主义，他和邓恩铭又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20年代时新文化运动之风，已在济南劲吹。
&&& 1928年国民党继续北伐，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血腥的“五三”惨案。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暂驻泰安县。这时泰安城关聚集了国民党的政教头面人物，其中就有在泰山红门宫参加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的赵太侔（其后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原名赵海秋，义名赵畸），山东益都人，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西洋戏剧。1925年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兼任戏剧理论讲师。当时赵是以改革京戏（他留美时曾组织京剧在美公演）和提倡现代戏剧（话剧）为己任的。1926年秋，赵太侔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任国民党中央美术学院筹备主任，当年10月随军北伐。1928年夏，应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约请，他来泰安参与山东大学筹建工作，在泰安时他仍积极推动戏剧运动。他的新婚妻子俞姗（田汉主持的南国电影剧社著名演员）也曾参与襄助。在山东省教育厅的领导下，成立了“通俗教育戏曲演出队”。招收青年学生作为演员。这时泰安青年秦虹云也参加了演出队（秦虹云原籍湖北，某县，其上一代曾任泰安县知事，故出生于泰安。秦虹云跟随赵太侔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工作，后又在上海当电影演员，曾号称主演《春潮》名片的著名影星之一。解放后，在济南文化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逝世。）此外，学员有乔中玉（现任泰安京剧团演员）等。
&&& 1929年4月，济南问题中日达成协议，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入济南。赵太侔来到济南后除仍参与山东大学的筹建之外，在大明湖西岸的贡院墙根街创立了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当年开始招生，除俞姗、吴瑞燕、秦虹云等人之外，又招收了一批学员，后来曾名著一时的人员有俞启威（俞姗之弟，中共地下党员，江青的前夫，后改名黄敬，建国后任天津市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魏鹤龄（后为著名电影演员，先后曾演过《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祝福》、《北国江南》等）、蓝苹、崔嵬、陶金等。我所接触过的除秦虹云外，有魏乐文（解放后曾任江苏艺专音乐系主任，现在南京任江苏艺术学院教授）、朱星南（建国初期曾任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后调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工作）、王国田（此名或不准确，1946年曾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与我同事，建国后似在济南京剧团工作）和他的前妻宁静（建国后曾在济南第三及第九中学任教），以及现在泰安任京剧演员的乔中玉等。&&& 关于蓝苹（江青）的报考实验剧院，秦虹云曾做为逸事对我说：1929年当时还名叫李云鹤的江青，随姐夫王克铭由天津返山东，与姐姐、母亲等住在济南城内按察司街。她只有15岁，小学程度，到贡院墙根街的剧院报考时，乡村打扮，还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当时济南的女学生均已剪成短发，视梳辫子为落后）。考试成绩不佳，本不应录取，秦虹云和几个教员商量，一来因报考的女生不多，二来认为她居然留有这么一条古风未泯的大辫子，将来派演农家女子时，可以省下戴假发的麻烦，于是破格将其录取。不料开学报到时，李云鹤本人却以为自己已经成为省城的洋学生了，理应打扮入时，欣然将长辫剪去。当她穿着时装赫然出现在学校时，教员们爽然若失，也只好承认其学籍。他们又哪能逆料到，这条辫子不仅改变了李云鹤的命运，而且也影响了他们自己。如赵太侔于1968年任青岛海洋学院外语教授时被迫害致死；魏鹤龄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因知道江青的底细受到迫害；秦虹云在文化大革命时已在济南文化馆退休，当他到北京与实验剧院老友叙旧时，突然死去，据说死后竟破格葬于八宝山。 &&& 1930年夏，赵太侔就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1932年青岛大学改名为山东大学，赵太侔接任校长），俞姗及其弟俞启威随赵离去，（1931年春，江青也离济到山东大学就读）山东实验剧院由王泊生任院长，吴瑞燕任教务主任，并于1934年改名为山东省立剧院），王泊生与赵太侔不同，更倾心于戏曲的改革，并曾贬言：“话剧不是艺术”。在王的主持下，实验剧院以演出京戏为主，并着手于京剧的现代化改革尝试。在1935年11月，推出了七幕十二场大型新歌剧《岳飞》，在剧本写作方法、唱词，以及场面的设计与场次的分幕等，均吸取了话剧的优点，特别是革除了“龙套”仅作为“道具”的被轻视的地位，其服装、扮相均与主要演员同等重视，京戏的表情动作的程式化作风也大大冲淡。此外，背景设计采取象征手法，伴奏用中西混合乐器等。这在京戏改革历程上，是一个突破。王泊生的努力，也影响了江青。60年代的所谓样板戏，就是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不过江青对此则讳莫如深，归功于己。&&& 剧院虽在王泊生的领导下，重点演出京戏，但也以其馀力演出话剧。指导话剧教学的为吴瑞燕，并请在齐鲁大学任教的戏剧家马彦祥来院讲《戏剧概论》课。蓝苹于1936年4月底与唐纳结婚，两个月后她突然悔婚，返回济南。这时剧院已改为山东省立剧院，蓝苹这次返济，因其在上海影剧坛成为红星，使院长王泊生刮目相看，于是以实验剧院同人的名义，排演了日本菊池宽的《父归》（李一非导演），宋春舫的《一副喜神》（吴瑞燕导演），日本山本有三的《婴儿杀害》（王泊生导演，并扮演剧中的归货小贩）3个剧本。蓝苹在《父归》中饰女儿，在《婴儿杀害》中饰女工。6月7日至10日演出时获得很大成功。6月底唐纳来济南寻找蓝苹，闹出自杀未遂事件后，蓝苹又随唐纳返沪。这是她最后一次在济南演出。
蓝苹与王莹合影（一九三五年）
&&&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是实验剧院的北邻，同在贡院墙根街路东。该馆隶属教育厅，负责全省的社会教育工作，设有阅览部、讲演部、平民夜校等部门，并编印大型刊物《民众教育》月刊，出版通俗读物等。30年代中期，董渭川出任馆长，业务得以充分开展，颇有成效。当时该馆以开展话剧活动、普及社会教育为名，得到教育厅的拨款，成立了演出组织，它隶属于该馆的演讲部，故名为“化装讲演队”。实际是以创作、演出独幕话剧为业的职业剧团，在演出时也吸收业余爱好者参加。化装讲演队多次进行演出，为济南市话剧普及起了推动作用。该馆编写出版了《化装讲演集》约20种之多，实际是话剧集，发至各县的县立民众教育馆，对全省的话剧普及也有很大影响。&&& 我当时已由济南返回故乡泰安，读高级小学。1936年夏，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派工作人员和县民众教育馆共同举办“暑期乐园”，招收中小学生，指导文娱活动，我加入到话剧组。辅导员即省馆讲演部派去的阎哲吾（扬州人，抗战后为国民党搞宣传工作，听说小有名气）。我参与演出的是一个宣传抗日的剧本，成员都是高小学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话剧活动。暑期末，排练的几个独幕剧，在遥参亭的大殿里进行公演，观众爆满。由此可见，省民众教育馆的活动，确实有一定成效，连外县也受到影响。
蓝苹（1936年）在济南
&&& 由于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和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提倡，济南的话剧活动已甚为普及，并培养了一批演员和业余爱好者。这时，济南一中、济南师范、女子师范等校学生也在课余排演话剧，在恳亲会和义演中演出。“九一八”以后至“七七”前夕，话剧演出突出了抗日爱国的主题，起到很好的政治动员作用。“七七”后济南学生组织抗日宣传队，南下时途经各县，也利用话剧进行抗日宣传，我在泰安也看到济南流亡学生的几场话剧演出，亲见观众的激动万分的情景。&&& 二、日军占领时期的济南话剧活动&&& 日晨，日本侵略军占据济南，人民处于屈辱罹难的困境。不久大片国土沦陷，日伪政权粉墨登场，而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则方兴未艾。济南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成为文化沙漠。&&& 青年学生为填补审美欲望的空虚，发挥文艺创造的精力，寄托激愤抗争的感情，仍坚持“五四”精神刷新的中华文化的传统，互相传阅进步书籍，新文学运动所创作的剧本则在校园中继续演出。&&& 我曾在正谊中学就读，其后离济求学，仅就同学和戏剧界的朋友的诉说和假期返济所知见的片断追忆如下：&&& 当时济南校园中的戏剧活动一度颇为兴旺，并孕育造就出许多戏剧人才。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当时改名济南中学）较为活跃。当代著名剧作家王炼、著名演员周正等当时都是济中的学生。王炼学名王树鑫，家住饮虎池街，是戏剧活动的积极分子。最初的演出以独幕剧为多，田汉、熊佛西、李健吾等的剧本成为他们的剧目。后来，戏剧爱好者日多，又演出多幕剧，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原野》等成为青年最喜爱的剧目。他们也上演过外国剧本，如英国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法国雨果的《返魂香》等，惟独不演日本的剧本。演剧之风在青年学生中越来越旺，从校园走向了社会。如《第二代》（剧本作者已忘）的演出，在当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内容为表现一医生家庭，王炼饰父亲，周正（学名周大成，当时家住风凰嘴街）饰儿子。其中父亲的一段台词：“上一代的人死的死了，老的老了，未来的责任全靠你们第二代了。”在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演员与观众都怀有一种共同的潜台词，从而使此句话成为当时青年人生活中的流行词语。（王炼考上辅仁大学后，将此剧目带到北京，与如今已成为戏剧大师的于是之（学名于淼）分饰父与子在北京演出，亦获成功。演出时他俩取“今是昨非”之意，王炼改名王今，于淼改名于是之，后考沿用至今）济中学生逐渐又自行创作剧本，以便更真切地表现自身的感受。1943年夏，王炼即将毕业，为毕业纪念联欢会筹演节目，王炼赶写了三幕剧本《茫茫夜》，演出时深受欢迎，从剧名也可看出，茫茫深夜，正是沦陷区人民境遇的象征，表达了人民渴望黎明（胜利）的感情。这个剧目也在各校多次上演。济南中学的学生中，除王炼、周正之外，尚有张镇方、秦灏（学名秦在源）、班越、安登魁等，均是演剧的积极分子。&&& 济南女子师范（校址即今济南二中）也是开展戏剧活动较好的学校。她们所演的剧目，与一中所演大同小异，演剧积极分子有秦蓁（学名秦在萍，家居后营坊街）、陈媛兰、朱瑾、陶琪痕、马文（学名马光华）和王冬（学名王育玲）等。其中尤以秦蓁最为突出，在当时有较高的知名度，与济中的王炼齐名，成为校园演员中的双星。她现为中央戏剧学院资深演员。马文、王冬于解放后加入职业剧团，50年代初在上海华东剧团演出《不拿枪的敌人》等剧曾崭露头角。&&& 日军占领时期，华北各省的中等学校是依照日本的制度实行男女分校的。在校园中演出，济中学生只好男扮女，而女师学生则又被迫女扮男，大家自然不满意，于是便组成爱美剧团在社会公演。记得1944年我暂返济南时，正逢上男女学生联合排演雨果的《返魂香》，并在经二路新济南电影院（今职工剧院）公演，由于女生们发挥了裁剪的巧思。把西方士女的古典服装，搞得惟妙惟肖，增色不少。参加演出的有秦蓁、秦灏姊弟，以及陈媛兰、朱士禄等。出于和秦家姊弟的友情，我每场必到，亲眼看到观众的强烈的赞赏之情。&&& 日伪的机关团体当时也屡有话剧演出，由于控制的粗疏，在其职演员的个人作用下，也公演了一些内容较好的剧本。设在贡院墙根街的民众教育馆被伪政府改名为新民教育馆，其演员有秦虹云、于果夫和其弟于明德（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在《鸡毛信》等片中扮过多次反派脚色）等。约在1940年前后，李澄之（原国民党山东省委员，抗战后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被俘来济南后，曾主持中国青年协会，该会成立了中国青年剧社，由其侄李亦豪领导。中国青年剧社曾网罗了一些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该社选择的剧目的质量尚好，如《边城故事》等，竟也能公演。李澄之脱身重返解放区后，该社逐渐消沉。&&& 三、抗日胜利后的济南话剧剧坛&&& 日本投降，国民党军政人员进入济南，日伪机构、财产均被其接收。市面一时出现了短期的繁荣。其后解放战争继起，国民党政府所属各县的中等学校师生组成几个临时中学迁来济南，附近县城的地主富商也纷纷来济南居住，驻山东各地的国民党正规军与杂牌军的军官及眷属马弁等也均集中于济南。故而在大多数人民生活困穷物价飞涨之时，而济南的消费市场仍在畸形发展，文化娱乐行业也相应兴旺。接收初期，影片青黄不接，拷贝奇缺，后期则因济南被包围形成孤岛，运输困难，各影剧院无新片可演，往往断档，这就给话剧的上演提供了机会。尤其是经战前山东省实验剧院及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提倡培植下，济南具有深厚的话剧传统，既有富有经验的演员，又有大批基本观众，话剧此时达到空前的繁荣。当时除几个官办的剧团之外，不仅学界青年，而且也有机关、商业和工厂的职工以及无业青年都自发组织剧团，大小剧团此起彼伏，有的剧团昙花一现只演出一次即解体，有的则多次组织上演，这种剧团前后不下几十个。当时的济南，几乎每天都有话剧上演，有时几个剧院同时上演。以经二路纬三路为中心是剧场集中之地，曾上演话剧等，从新市场的影院数起，往西有大华电影院（在纬三路与北洋戏园斜对面）、青光电影院（在经二路路南，已焚毁）、教育电影院（今职工剧院），自纬一至纬四路就有4家电影院可为话剧提供场地，此外尚有经一路的铁路俱乐部，以及建国后政协所在地的礼堂的文化分堂和北洋大戏院、新市场内剧院等4家，也都断续上演过话剧。至于老城内和大观园等处影剧院则更多了。
王炼1988在上海
&&& 群众的话剧演出，记忆所及有以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前明星赵爱苹为主的《钗头凤》等；铁路女职工杨环（？）、青年学生刘凤蕙演的《清官怨》；戏剧家李束丝导演，其妻王文珠（？）主演的郭沫若的剧作等；于明德（现任上影演员）主演的《山城故事》等。当时的剧目，最受欢迎的则是表现日寇罪行的情节，电报局职工曹士伟最擅长演日本军官，扮相、动作和一口的“协和语”（中日杂糅的语言，类似中英混语的“洋泾浜语”）表演的惟妙惟肖，号称“活鬼子”，每一演出，上座倍增。出于观众的憎恨日寇和拥护抗日的爱国情绪，使重庆国民党御用文人所写的夸大军统打入日伪机构业绩的剧本如《无情女》、《野玫瑰》剧本也得以多次演出。总之，上演的剧目良莠不齐，但是却从未上深过色情和武打等下流剧目，这一点仍是“五四”新文化传统的遗风，值得指出。&&& 当时官办的剧团有：山东省教育厅社会教育工作队、正气剧团（隶属王耀武的第二绥区司令部）、山东青年剧社（隶属三青团）等。三青团主办的青年剧社，其成员大多数是接收自日伪时期中国青年剧社，演员均是本市青年学生出身，多数也未加入三青团，反而被其团长吕铁塔（姓名记不准）以“汉奸演员”作为要挟，用菲薄的待遇逼迫他们演出。上演的剧目，除《野玫瑰》这一歌颂国民党“抗日功绩”者外，如《日出》、《山城故事》等，均属新文学作品。该剧团以青光电影院为上演场地，剧场于1947年被焚后，即逐渐解体。&&& 我于1945年秋，随孙俊扬馆长（解放后任济南三中教务主任，现离休）接收伪新民教育馆，并恢复原山东省民众教育馆名称，孙不久离去，贾得敏、王玉符相继接任馆长。我任该馆艺术部干事。该部主任一职长期空缺，其业务由我主持。后派刘岱峰担任主任，刘是我的泰安同乡。年龄大而业务又不熟悉，故该部工作实际仍由我主持。艺术部的任务是普及文艺活动。举凡音乐、美术、曲艺和戏剧等都在内。由于我酷爱话剧，部内干事如秦灏（现为济南文化局退休干部）、邹煜泰、崔青、刘凤蕙等均是曾多次参加话剧演出的青年，因此业务活动就偏重于话剧。虽也曾到晨光茶社等曲艺场所进行联系调查，约请著名山东琴书演员邓九如等到馆记录唱段等，也曾举办青年学生美术展览会，但主要精力则放到提倡话剧上来。抗战开始后停刊的《民众教育》，这时又复刊，我的关于戏剧的论文，在此发表。我和秦灏、刘凤蕙等人还定期到山东广播电台演出广播剧，如《淡紫色的夜》等，或将独幕话剧略加改编再广播演出。曾经排练过《火烛小心》多幕剧，并约请秦虹云参加，但因剧本内容问题，被教育厅驳回，未能公演。此外，在暑假招收高中学生开办暑期艺术学习班，与济南剧艺研究社同仁分担课程，我与叶涛、王炼讲戏剧和文学课，本馆秦灏、张金寿讲美术课，聘济中教师陈朝儒（解放后在中央广播乐团搞民乐）讲音乐课等。在这之前，我已发起组建了济南剧艺研究社，本馆艺术部青年同仁均加入该社，在本市广泛开展戏剧活动。&&& 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于抗战时迁于国民党游击区，最后随山东省政府流亡至安徽阜阳，曾设立社会教育工作队，后来名存实亡。接收济南时，各单位按系统分配敌产，经二路的新济南电影院，因属德人经营，故分配给教育厅，并改名教育影院。教育厅遂借此恢复社会教育工作队以管理影院，队长由陈伟超担任。他原是体育教员，对影剧界很生疏，依靠秦虹云招收演员，利用影院作为舞台演出。该队分电影、话剧、文学、宣传各组，我兼任该队的宣传组长。人员仅20人左右，实际是分工不分家，都参加话剧演出。演员有秦虹云（已故）、周正（原名周大成，现任中央戏剧学院演员，曾在影片《以革命的名义》中饰演列宁而著名）、秦大枝（现是山东师范大学离休教师）、张镇方（现系某厂离休职工），女演员则有贾慧英、张兢等。该队多次在教育影院演出，除独幕剧之外，曾上演《恋爱与阴谋》、《雷雨》等大型话剧。&&& 四、我与济南剧艺研究社&&& 抗战胜利后我在教育馆及社教队任公职，而且承担戏剧工作，但是受反动政府法规约束和长官意志的干预，不能放手工作。&&& 我于日军占据济南时期在正谊中学读书时，受国文老师王大彤（后赴解放区，在中共济南市委城工部工作，建国后任山东师范学院副院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的影响，有的同学如姜千里（建国后曾任中共北京某区委宣传部长、文化部中层干部，现在中共老干部局工作）、赵义平（建国后曾任济南团市委学生部长，后调北京，在人民大学、第二外语学院工作，已敞）等都先后入党参加地下工作，在他们的带动下，我的思想日益左倾。日本投降后，由赵义平代表地下组织和我联系，赵义平赴解放区后，则由齐鲁大学学生苏宏因（建国后任山东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负责和我联系。通过他们我得以阅读毛主席著作（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和《大众日报》等书报，结合我平日读的鲁迅和“左联”作家的著作，以及苏联作品的中译本等，在文艺观点上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戏剧理论方面则服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学有所得，更愿在社会上进行推广。然而这只能在行政机关之外才能更方便的行动。行政职位给我了以进行戏剧活动的合法地位，我可以借此有利条件在社会上以个人身分更自由地工作，所以我便积极从事社会活动。
&&& 《诚报》是私营小报，依靠本市工商界的支持所办，无政治背景。社长朱羲堂之子朱士禄（建国后在江苏艺术学院工作，现在江苏剧协编辑业务期刊）是我在南京求学时的同学好友，通过他的关系，我为该报主编戏剧专刊，每周一次，后定名为《影剧谭》，在此刊物上试图运用革命的文艺观点评价当时上演的影片和戏剧，并正面介绍史坦尼演剧体系的论点。这是个四开小报，第四版还登载广告，每期只能发出万把字，有时不能畅所欲言。正好李束丝（建国后在北京、东北从事戏剧教学工作，并有著作出版）担任《大华日报》（国民党报刊）副刊编辑，较长的文章借他之力在该报发表，如我写《评《钗头风》》一文，即用史氏演剧体系理论，以前满映明星赵爱萍在导演该剧所用的程式化手法为例证进行分析批判。全文将近万言，是我市首次较充分地正面介绍史氏演剧理论的文章。史氏体系才为济南戏剧界所知，引起反响较大。《影剧谭》系同仁刊物，撰稿者皆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除朱士禄外，尚有王炼（建国后在上海人民剧院工作，创作剧本有《枯木逢春》、《焦裕禄》和《辛弃疾》等，电影脚本有《枯木逢春》、《魔术师的奇遇》、《他俩和她俩》、《邮缘》、《苦果》等，近年从事电视剧的编导工作，有《哭声笑声骂声》、《苦妹子后传》等）、曹士韦（建国后在某县任中学教师）、丘扬（原名丘书简，后与秦蓁结婚，建国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出版戏剧理论专著多种）和秦灏等。&&& 1946年春节前后，适逢济南学生界筹备义演。王炼时任第四临中国文教师，受委托执导，我们共商演出计划，选用高尔基的著名剧本《夜店》，并在排演时运用史氏体系执导，打破“第四面墙”，破除程式化和所谓“话剧腔”，尽量使表演生活化。参加演出的有王炼、秦虹云、安登魁（齐鲁大学学生，现任南京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副校长）、马文、王冬、薛某（女，名子已忘，薛中锐之姊妹）和我等，秦灏任舞台监督。公演苏联名剧，这在济南尚是首次，而且第一次由济南演员实践史氏演剧理论，虽不成熟，也是别开生面。所以当该剧在纬一路铁路礼堂公演时，反映强烈，场场满座，深受观众喜爱。&&& 在《夜店》演出稍后，正气剧团也在纬二路文化会堂（后为市政协原址）演出了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正气剧团是蒋军部队的剧团。抗战初起，国共合作，周恩来总理任军委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厅长，并请田汉负责领导各演剧队工作，诸演剧队后分属各战区，正义剧团即在此基础上组建，此时刚调至济南，隶属第二绥靖区。正气剧团有此渊源关系，故其成员中有些人接受了进步文艺传统。当其演出《结婚进行曲》时，我看了后，认为他们正是以史氏体系导演的，其水平显然比我们首次尝试者较成熟，又所选剧目亦系进步作品，于是在《影剧谭》发表评论，称赞之余，引为同调。剧团导演叶涛（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看到后便主动和我联系，我们一见如故，观点一致。&&& 我和王炼、叶涛共同酝酿建立一戏剧研究团体，主旨是宣扬革命文艺理论，提倡史氏演剧体系，批判市面上的反动、黄色电影和话剧表演中的公式化与形式主义倾向，推动进步剧目的上演等等。在人员的组成中以思想进步与剧艺修养较高的青年为骨干，团结爱好戏剧的青年学生。行动方式力求合法化，不使国民党当局借故干扰查禁。我为此曾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与我联系的苏宏因商量，宏因回报后转来建议让我不要过露头角，尽量隐蔽，不可轻举妄动。因此，我们又退一步，以协助单位开展业务为名。请民众教育馆馆长王玉符和正气剧团团长王侣担任正副社长，由教育馆艺术部的秦灏、邹煜泰和我，正气剧团的叶涛、郜大琪（建国后返其故乡南方任教师）、刘玛丽，还有四临中教师王炼，作为发起人，定名为济南剧艺研究社。我们取得馆、团两单位长官的同意，于1947年夏依法呈请济南市政府社会局备案，并将社址挂靠在省民教馆艺术部。吸收社员并不登记姓名，只是口头相约，也不确定职事人员，除两名挂名社长外，表面上无任何负责之成员，更无社员名籍之可查，凡活动会议皆不记录，以防当局之迫害。两位社长既属荣誉职位，实际活动安排之核心人物为我、叶涛和王炼3人。活动地点不定，或在大明湖、趵突泉畔之茶馆，或在同仁家中，有时也在民教馆内。活动人员及数目不定，根据活动内容，临时口头通知。活动时间也不固定，只在事先口头通知。
蓝苹在济南（摄于1932年）
&&& 主要的集会活动多是传阅革命、进步书刊后交流心得，有时确定中心议题，如文艺的作用，现实主义的特点，上演影剧的评论、作品朗诵与讨论等。传阅书刊，除个人手头已有者外，我还存有从姜千里、赵义平处获得者，这时苏宏因也陆续送我一些。此外，还从香港的生活、读书、新知书店邮购来者，如《联共党史》、《大众文艺》月刊、《李有才板话》等。交流座谈，除叶、王和我之外，郜大琪、曹士韦也常作重点发言人。青年学生经常参加的有济南中学的赵丙南（当时已是业余作者，笔名姜旅，现任齐鲁书社总编辑）、济南师范的陶阳（原名李伯海，现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神话学会副主席）、庞为，女师的马文（原名马光华，建国后曾任华东文工团演员，已故），还有钟志奇（原名钟仁，现任国家物资局中层干部）、严波（原名严仁源，当时中共济南市委城工部交通员，文化大革命中在市委工作时被迫害而死）等。总人数约在30多人，姓名大都遗忘。 第[1] &&& 上节提到的在教育馆招收的高中学生暑期艺术研究班，也多由剧艺社主要成员任教。学生约60人左右。&&& 剧研社正式成立之先，我在《诚报》编《影剧谭》，叶涛也在《山东新报》（属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管辖）主编《影剧》周刊。正式成立后不久，叶涛调出正气剧团任《山东新报》专职编辑，他又接过了该报的《文艺周刊》（最后几期改名为《星期文艺》），并由他与《大华日报》联系，承编了每周一版的文艺专刊，取名为《戏剧?文学》，公开署名为济南剧艺研究社编，以显示我们是合法团体。剧艺社成立之后，上述3家报纸的4个影剧与文学周刊，就都成了剧艺社的同仁刊物。这些刊物陆续刊出了表现我社总旨的评论和创作。我曾写过《《日出》再检讨》及批评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影片《艳阳天》的文章，该文据说很快被上海《文汇报》转载了。在《听相声有感》一文中宛转阐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我也写小说与剧本，曾在《戏剧?文学》上发表《王日：何以利吾国》等3个系列童话寓言剧，影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反动。叶涛主要写影剧批评，记得他写过批判美国电影《双枪将》等一系列文章。王炼既写理论文章也写散文与寓言。诗歌则有陶阳的《红高粱》，以比喻手法歌颂了革命战士。庞为写的《骆驼》，则赞美了劳动人民及其革命家的美德。离济居北平的丘扬也寄来《谈“花拳绣腿”派》，批判形式主义的表演方式。曹士韦、郜大琪、朱士禄、钟志奇、赵丙南也是我们刊物的主要作者。为了活跃评论气氛，记得曾效法《新青年》时代刘半农化名“王敬轩”这个保守角色以写反面文章的办法，由曹士韦署名水长西来向我刊“发难”，并由我写文章与之论战，当然，现在想来未免幼稚些了。&&& 剧艺社同仁在平日也广交文艺青年和戏剧界的朋友，并推荐剧目请所联系的剧团演出，也以个人身分在一些剧团中扮演角色。例如正气剧团又推出革命话剧《十字街头》及《升官图》等剧上演，正是叶涛、郜大琪施加的影响。&&& 互相研讨使许多成员都愈加倾向革命，赵丙南、郜大琪和刘玛丽都先后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据苏宏因转告的意图，是希望我们留居市内，长期隐蔽，保存和积蓄力量，但是我们这些20岁左右的青年正血气方刚，是很难妥善执行的。最后，在1948年夏，发觉已被当局注意，我与王炼、叶涛和钟志奇只好离济，在中共济南市委交通员严波的带领下，我们4人化装渡过黄河，到了齐河招待所。不久，由该所负责人陈奉九派人护送我们绕过市区转移到驻在南部山区西营村的济南市委城工部，受到正副部长张骏、亓象岑的接待，在我欣喜地见到我的中学老师王大彤也在这里时，愈加感到亲切温暖。&&& 五、建国后我所参加的戏剧活动&&& 1948年初秋，中共济南市委介绍王炼、叶涛和我到驻在潍坊的华东大学学习。教务长刘雪苇留王炼和我在校部，任助教工作，叶涛到坊子分校学习。当时华大是分系上业务课的，刘雪苇主讲文艺理论，我与王炼作助手。雪苇因我俩家眷在济南，为保护家庭，建议更改名子。王炼曾和于淼共同改名取“今是（昨非）”之意，改为王今和于是之，提议这次和我共同采用一词而联合改名，我取了在革命洪炉中“熔炼”之意，我由徐明改为徐熔，他由王树鑫改名王炼。建国后我恢复了学名徐北文，王炼则沿用至今。&&& 不久，济南解放，华东大学举行庆祝狂欢大会，学校委托我们成立演出委员会以进行准备，先赴解放区的郜大琪已调入华东大学，我和王炼就约请他和叶涛共同排演节目。我们4人共同演出了由我编导的一个小品剧，并指导各系学生演出了不少节目。演出持续到午夜，灯火辉煌，歌舞喧天，想不到剧艺研究社成员也能为庆祝自己家乡的解放而尽绵薄之力。&&& 遂即华东大学奉命迁至济南，师生们分批出发，雪苇分工潍坊的善后事宜，因此，我和王炼也随同留下，直到1949年1月前后，我们作为最后一批人员来到了济南。华东大学进驻济南后，任务改变，主要是收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施以政治教育，实际成了干部培训所，设研究部招收大学生，本科部招收高中生，预科部招收初中生，讲习班招收原公教人员，不再讲授专业课，因此，我与王炼分到研究部学习。但是，除上政治课外，仍需要开展文艺宣传活动。雪苇又调出，王炼与我负责搞演出活动。于是演出委员会正式作为一个单位组成，从学生中选拔出具有文艺才能者数十人做为成员。王炼任主任委员，我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马树庭（现在上海外事部门工作）、商易（现在上海歌剧院〈？〉工作，曾为歌剧《小刀会》谱曲）、梁光第（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长）和李墉等。成员现在记起的有马文、王冬、王苹、鹿茸、郭亚岚，以及李也甘（现为上海某剧院――或是歌剧院――负责人）、于明德（现在上海电影厂任演员）、李山（现是南京画院著名画家）和任桂珍（现是上海著名歌唱家）等。我们除排练外，校部派宁汉戈（后任山东省教育副厅长，现离休）来讲政治课，又派傅超武（后为上影著名导演）任协理员，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当时市面旧货店出售逃离济南的头面人物遗留下的娱乐品，唱片中有些世界名曲，我们尽量搜求，购到诸如裴多芬的几部交响乐、英扎特、史特劳斯的乐曲、舒伯特的歌曲和比才的歌剧《卡门》等。每晚为成员举行音乐鉴赏会，请吴富恒、朱维基和金诗伯（犹太人）3位教授结合唱片予以讲解，朱维基是诗人，但丁《神曲》的翻译者，对西洋古典音乐有精湛的知识，吴富恒又是西方文学专家，我们的学习，可谓是中西结合，兼收并蓄了。&&& 演出委员会除其成员演出外，也辅导帮助各部同学举行演出。曾演出《耍猴》、《海滨渔夫》等短剧，组织演出大型歌剧《血泪仇》等，最后一次大型剧，是傅超武导演的《思想问题》。我也写了《钓金龟》、《糖葫芦的风波》等剧本排演。后者又改名为《革命狂想曲》与王炼写的《校园小夜曲》和我加写的《英雄交响乐》合称为“思想改造三部曲”，成为系列独幕剧。&&& 解放大军南下，华东大学大部分师生分批随军前进，演出委员会改组为华东文工团，刘雪苇任团长，冯韧任协理员，也离济南下。我因照顾家庭，留济到华东大学附中任教。傅超武及叶涛、秦灏等少数留校人员，又组成文艺系，由吴富恒任系主任，招收新生。&&& 华东大学附中也改为山东实验中学，王大彤、宁汉戈先后任校长，他们命我教课之余指导全校的文娱活动。学校组有剧团，又有礼堂可供演出，上演时也可招待家长与附近居民。我们排演了《兄妹开荒》、《小姑贤》和我写的《糖葫芦风波》等剧。附近的学校黎明中学和山东师院（当时尚未迁至南郊）的学生排剧，也请我去导演。1950年开始，济南团市委也请我协助辅导学生的文艺活动。1950年2月济南郊区进行土地改革，团市委组织本市学生成立了两个土改宣传演出队，我率领的一队，在市内进行紧张的排练后，到段店、吴家堡一带巡回演出配合土改的戏剧节目。这一带当时还是农村，演出队既与农民同吃同住，演出之余也参加土改工作。其后团市委每年暑期组织的学生集中活动，我都去指导演出工作。1952年团市委在齐鲁大学（今为山东医大）举办暑期学园（大学部），我与魏乐文出任文艺指导员，魏乐文指挥了《黄河大合唱》，我为大学生们导演了多幕剧《青年进行曲》，这是我平生最后一次导演多幕剧了。这期间，为了演出能及时配合形势，我编写剧本较多，有《两家光荣》、《大洋片》等，其中《全家宝》（话剧）和《不朽的朝鲜母亲》（五场歌剧，苗晶谱曲）两剧先后均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魏乐文亦曾为我写的小歌剧谱曲，剧本名称已忘。
魏鹤龄在电影《祝福》中饰演贺老六
&&& 约在1950年左右，在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组建群众戏剧团体，挂靠单位为设在位于经三路公园中的文化馆。主要是团结社会上的话剧爱好者（也就是济南解放前众多的剧团成员），在宣传部文艺科长朱星南、文化馆长马次堂的主持下，成立了济南戏剧研究会，选举我为主任委员，张大经（后任济南文工团团长）和秦虹云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杨宝河（后在上影任演员）等。这个团体除学习文艺政策和理论外，也曾在公园小剧场演出。这期间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组成筹备会，我任筹备委员，负责人为方平（后任山东歌舞团团长，已离休）。&&& 1954年我调至新建之济南教师进修学院（现改名济南教育学院）任教，翌年反胡风运动时，在上海任华东文化部部长兼新文艺出版社长的刘雪苇被划为胡风集团的骨干（所谓的“胡风头顶刘雪苇，脚踏新文艺”），因我曾在刘雪苇的领导下负责华东大学的文娱演出活动的关系，也被划成“胡风分子”，受隔离审查8个月，甄别不久，又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我不再涉足于戏剧活动。&&& 在建国前后，我参与济南的戏剧活动约10年左右，结识了许多戏剧界朋友，所见所闻的戏剧活动情况颇多，足为济南戏剧史的资料，现据回忆所及，拉杂写出，其中的时间、人名、剧目有些可能有不确切或错误之处，遗忘的则更多，谨请读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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