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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旧社会的地主真那么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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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在国内度过童年的人，大都记得《半夜鸡叫》中的这个恶霸地主。他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周扒皮凶狠贪婪地残酷剥削雇工的故事让年少的读者们无不义愤填膺，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几代人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连瓦房店市阎店乡一个姓周的地主。据当地的老人说，他虽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啬的通病，但没有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 　　文学创作当然是允许虚构的，但作为反映现实的作品，无论怎样虚构都不能违背生活的真实，否则就成了胡编乱造，《半夜鸡叫》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哄哄小孩子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可以，却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佛怀煽仇录》的作者陈沅森先生从小生活在农村，熟悉地主的生活，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他说，"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日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于半夜学鸡叫，克扣和压榨长工如此厉害，他早已一败涂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宝毕竟太嫩，编造谎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驳。" 　　尽管出于政治需要，千方百计往"地主阶级"头上泼污水，但历史的真象有时仍会在不经意中泄露出来。陈沅森先生就曾讲过文革中的一件趣事：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 　　"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苦思甜'，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 　　"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既然精心塑造的"地主阶级"的形象完全是虚假的，那么真实的地主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你就会明白，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当然，象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一样，许多地主也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既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 　　从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来看，大体有以下三种：一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二是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三是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当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只是极少数。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是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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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4:38 &&
你才知道啊.地主有坏的有好地,就象,好人也会变坏,坏人能变好么?贪污犯算什么?卖国贼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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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41 &&
所谓的地主大部分都是起早摸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的农民.他们用积攒下的钱置地,地置办多了,等土改时便被划为地主了.我们知道的地主形象,是为了政治需要,被妖魔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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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14 &&
没养过鸡，问一个外行问题：公鸡在半夜会打鸣吗？公鸡不是在天亮时打鸣，而是听见有打鸣声就跟着打鸣的吗？就像母鸡生蛋后会咯咯叫，不生蛋就不叫那样的？公鸡也不是因为天亮了才打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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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39 &&
即使有，也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所有地主都坏，正像有一个孔翻身，并不代表他们都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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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12 &&
地主不敢太坏，当时农村讲宗族的，一个宗族的村里敢这么做根本无法站住脚。到是书记们爱这么干，因为书记们没有制约且有暴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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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16 &&
据我老妈讲，很仁慈，我觉得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罢了，因为她家是地主。很多地主在建国后，满门被灭，我外公的弟弟就全家死光光了。地主的仁慈是建立在不公的财富分配制度基础之上，所以这个仁慈要打折扣的，当然，比完全的冷血要好点。与communism一样，封建社会并不是好货，平等博爱的自由民主社会才是。很多人建议农村土地私有化，要把土地归还前朝的地主，那不是搞土地集中兼并吗？本质上是把前朝地主的后代往火坑里送，一个运动来了，又要死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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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14 &&
文章提交者：云道人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所谓的地主大部分都是起早摸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的农民.他们用积攒下的钱置地,地置办多了,等土改时便被划为地主了.我们知道的地主形象,是为了政治需要,被妖魔化了.=================================================================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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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33 &&
当时的地主大多是勤劳节俭的人，有经营能力，有远见，是农民中的精英分子，是农村的骨干和灵魂。所谓“地主阶级的剥削”什么的，就像今天我们给老板打工，完全合理，是D把它妖魔化了。是为了配合宣扬仇恨和斗争哲学的。地主们作为人，成了血林林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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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12 &&
哟，现在流行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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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49 &&
问问民国时代那些乡长、保长的情况，绝对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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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24 &&
过去的地主都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大善人，大能人，都是有历史可考的，后来土匪来了，地主就成了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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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50 &&
政治需要~~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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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18 &&
D得天下就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地主不坏就没理由分地主的田.D是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劣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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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45 &&
新地主大都是特别能吃苦的农民升上来的，在他们家干活的长工比较辛苦，因为地主自己起早贪黑，长工也没法偷懒。老地主宽容一点，长工比较幸福。不管是老地主还是新地主，他们代表的乡绅阶层，是农村社会道德体系的主要维护者。打倒了他们，农村的道德体系也就随着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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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文发表于1965年11月的上海《文汇报》，作者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作&&&&者姚文元发表时间1965年11月历史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主要内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浙江人。1948年加入。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部长，《》姚文元[1]杂志、《》编辑，《》编委。“文化大革命”中，与、、结成“”。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特别法庭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犯有领导反集团、阴谋颠覆政府、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和诬告等罪行。依法判处有期二十年，剥夺五年。[2]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捕风捉影地把《》中所写到的“”、“平冤狱”同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武断地认为《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3]1965年初，在上海与共同策划，由姚文元写批判新编历史剧《》的文章。整个写作过程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曾谈到：“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3]在的操纵下，围绕姚文元的文章发动了一场“大辩论”。毛泽东支持了对《》的批判，这就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严重的政治色彩，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3]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得到正确的解决。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日）、《论海瑞》（日），还发表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能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会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日 姚文元
从1959年6月开始，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961年，他又经过7次改写，完成了京剧《》，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的作用。”既然《》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在这个历史剧里，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展开。虽然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进行。“”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向海瑞叩头道：“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民们“，……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儿子绞罪。据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被处死刑，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口说“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1569年夏到1570春这段时间内，任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24万亩，有的说40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又叫“”）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中所反对的所谓“”。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宁以身为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
当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获得土地而“战斗”呢？海瑞要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的信中说明过要“”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有损无益，可为……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对“”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罢相后，政敌再起时干的，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垮了之后，徐阶、、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时还说过：“事在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中的假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的范围了。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1587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1644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60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宣扬了什么？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做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做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终以”。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大搞“”，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4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4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在朝时，也干过“”，在嘉靖第4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同志的观点，谁敢“”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15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学习“”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
谁“”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千夫指，俯首甘为。”毛泽东同志说：“‘’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对人民，是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也叫做“”，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1957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了，为什么《》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摘录于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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