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在河南長葛調查紀實︰痛批當地建豪華辦公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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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任村干部的劉水柱當年與習仲勛接觸很多，習仲勛用過的算盤劉水柱在小商店里使用至今。
　　1961年5月，習仲勛（前排左五）在河南省長葛縣調研期間與當地干部群眾合影。(資料圖)
　　第一章 /風起長葛
　　宗寨村、宗寨鄉、“五四”二社、宗寨生產管理區、宗寨大隊、八七大隊、八七村、八七居委會……
　　年年歲歲村相似，歲歲年年名不同。幾十年改革開放，滄海桑田，長葛在成長，由縣到市；宗寨在變革，由村入城。長葛城郊這個普通村落的名字，也在時代大潮中不斷變幻；每次變幻，都銘刻下一段共和國刻骨銘心的記憶。
　　日，毛澤東主席視察宗寨村。
　　日，為紀念毛澤東主席視察長葛10周年，許昌地區決定將宗寨大隊更名八七大隊；與此同時，決定籌建毛主席紀念館。2009年，該館被公布為許昌市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該館被評為國家AA級景區。
　　宗寨村在時代大潮的裹挾下亦步亦趨，與時俱進著。
　　在這里，有一群老百姓每年都會雷打不動地有那麼一次，沏上一壺茶，坐下來嘮嘮他們的習大哥，念叨一下他的事、說一說他的好。“長葛調查”期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總與這幫百姓稱兄道弟︰在農家，搬個小凳；在街頭，尋塊磚頭；在田埂，或站或蹲……
　　“我們並不是要趨炎附勢，也不是要攀龍附鳳。”八七村黨委書記張喜安說，“我們只是在表達發自肺腑的真實情感。”
　　百姓心中有桿秤。
　　百姓自發紀念習仲勛“長葛調查”的活動，始于1971年元旦。此後每年，他們都會坐下來聊聊，搞個紀念。日期選在農閑時節，也沒有固定在哪一天。如此循環往復，已經40多年了。
　　1971年元旦，習仲勛還在北京衛戍區被“監護”著，甚至幾年都沒有見到他的夫人與孩子。
　　習仲勛在北京受著“煎熬”，宗寨人卻在長葛享受著習仲勛給他們帶來的幸福。1971年元旦，時任八七大隊黨支部
　　書記劉水柱在紀念習仲勛同志長葛調查10周年座談會上說︰“習仲勛長葛調查第10個年頭的1970年底，我們大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糧食獲得了大幅度的增長，年畝產達到731斤，年總產達到133萬多斤，上繳國家糧食23萬多斤，超額完成分配的任務。集體儲備糧小麥20萬斤，還建成容納50萬斤的糧食儲備倉庫，集體經濟有了很大發展。”
　　毛澤東視察長葛，習仲勛長葛調查，宗寨都是“風暴眼”。
　　歷史為什麼選擇了宗寨？
　　其實，有點兒“陰錯陽差”，有點兒“張冠李戴”。
　　其實，當初毛澤東要去視察的，是長葛縣孟排村，不是宗寨村。
　　日，長葛降了暴雨，橋梁被沖毀，公路被沖斷。8月7日，毛主席視察長葛，車至長葛縣郊宗寨村田間路口，發現幾天前下的暴雨也把這兒的路面給沖壞了。于是，毛澤東下車，頭戴草帽，走到了宗寨村長勢不錯的玉米地里、谷子地里。
　　毛澤東要去孟排視察，緣于一個小人物的大發明。
　　1954年，時任後河鄉勝利一社（即孟排村，其後劃歸坡胡人民公社）支部書記馬同義觀察到︰填平的舊井坑、壕溝和開溝的蔥茬地，莊稼長得格外好。受此啟發，他帶領郭林奎、胡海松、胡全太等就在1.2畝的土地上搞起了深翻實驗。土地深翻1尺5寸，同時與分層施肥、澆塌地水、平整土地“三結合”。之後，他們種上優良品種白馬牙玉米；結果，畝產破天荒地達到1037斤。比沒有深翻過的土地增產了不少。
　　其後，他們摸索總結出一系列土地深翻法，比較系統的有︰“鷂子大翻身”、“人工普遍深翻”、“前犁後套”等10多種方法。著名土壤學家熊毅（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還把這種人工普遍深翻土地法命名為“馬同義深翻土地法”。馬同義因此被河南省授予省級特等勞模，孟排村因此榮獲周恩來總理親筆簽發的獎狀。
　　更要緊的是，1958年5月，長葛縣委第一書記呂炳光作為先進農業縣代表，參
　　加了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作了題為《土地大翻身，爭取畝產800斤》的大會發言。
　　毛澤東認為︰長葛人搞深翻改土，“這是一大發明”。
　　為推動“大發明”變成大增產，毛主席進行了一系列部署︰“五月講”（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由時任長葛縣委第一書記呂炳光作大會發言，毛主席當即予以高度評價︰“感謝河南省長葛縣委第一書記的發言。這個發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這是一個大發明。深翻一遍，增產一倍，至少增產百分之幾十。”），“八月看”（8月7日，毛主席親臨長葛視察），“九月號召全國干”（9月，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向全國發出“一定要把土地深翻好”的號召）。
　　毋庸置疑，深翻土地是一種科學種田的方法，特別是在那個年代。
　　但是，真理向前走一步就會變成謬誤。更何況，深翻土地變幻而為“土地大翻身”，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那個時代，“翻身”是個熱詞，“翻身得解放”了什麼的，一如今天的“星星”—“來自星星的你”。
　　“運動”中，“地翻一丈深，畝產一萬斤”等，不絕于耳。
　　在宗寨玉米地里，毛主席問︰“這塊地翻了多深？什麼時候播的種？施的什麼肥料？澆了幾遍水？計劃打多少斤糧食？”
　　走到該村邊，毛主席再問︰“這是什麼村？有多少戶人家？有食堂沒有？”（當時該村只有一個農忙食堂）
　　要說，這些問題不難回答。
　　但是，腦筋轉得多了，也會回答得千奇百怪，甚至荒誕離譜。
　　“八月看”之後，長葛的莊稼提足了“精氣神”，產量壓也壓不住地噌噌噌往上增。
　　在長葛的引領下，河南有了個空前絕後的“大豐收”，喜報、號外像遨游太空的衛星，飄揚在雲彩之上。
　　一、長歌當哭
　　毛澤東畢竟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1958年11月、1959年2月，毛澤東主席先後在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領導和部分地方領導參加的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或兩次鄭州會議，開始著手糾正一些“左”傾錯誤。
　　問題是，此時，河南盡管“冒進”了，惡果卻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
　　是時，我國實行的是統購統銷政策，吹牛也是要報稅的。
　　吃了苦頭後，基層干群就不想再放“衛星”了。
　　于是乎，1959年，河南開始“反右反瞞產”—基層干部說沒產那麼多糧食，就打你、吊你、斗你……如此這般，村村家家的糧食都被征購了。
　　1959年7月，廬山會議原定議題本是承續兩次鄭州會議精神，總結經驗教訓，繼續糾正“左”傾錯誤。不料想，因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一封信，風雲驟變，彭德懷等一下子成了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從兩次鄭州會議糾正“左”傾錯誤走向廬山會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于是，河南“反右反瞞產”火上再添汽油。
　　一場悲劇，就此降臨中原。問題通過不同渠道傳到了北京。
　　1960年初，習仲勛副總理接到衛生部和內務部反映的情況後，不顧廬山會議掀起的全國“反右傾運動”，冒著被打倒的極大風險，立即、如實地向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
　　中央震動。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等，開始著力解決全國農村特別是河南農村的問題。
　　帶著一系列問題，日，習仲勛，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奉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之命，率國務院機關黨委書記侯亢，國務院副秘書長曾一凡、趙守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李孟夫，國務院人事局局長金樹旺，國務院辦公廳副主任黃仁、田方等12位同志組成的中央工作組，來到“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五股風）典型的長葛，展開蹲點調查。
　　習仲勛一行來到長葛，當天就听取了縣委第一書記張漢英的匯報。隨即決定︰由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繼增等參加工作組配合工作，到存在問題多、情況復雜、離縣委機關最近、又能折射當時農村現狀的和尚橋公社宗寨、樊樓、杜村寺等3種不同類型的生產大隊，進行重點調查。
　　4月11日，習仲勛帶領曾一凡、侯亢和秘書張雲，在張繼增的陪同下，步行幾里路，來到宗寨大隊。時任黨支部書記趙憲章、副書記劉水柱等，將習仲勛一行接進村子。
　　起初，調查很不順利。
　　在趙憲章家，習仲勛請村干部實話實說，村干部面面相覷，有點兒尷尬︰縣里的干部就在眼前，敢實話實說嗎？
　　習仲勛再三鼓勵他們，並說出了問題由他負責。
　　氣氛慢慢緩和，村干部們這才開始講了一點兒問題︰
　　在“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下，宗寨大隊小隊並大隊，小村並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發現規模過大，管不過來後，又把村子分開，重新合並。
　　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隊3943畝耕地被公社調走825畝，817個勞力被調走356個。另外，調走糧食10萬斤、樹木3260棵、麥秸7萬斤。新購置的23部雙鏵犁，還沒解捆，就被調走煉了鋼鐵。農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業、手工業也被“五風”全給吹走了。誰想不通或不服從，就會被“拔白旗”、“拔暮氣”（揪斗）。“站起干，坐下辯；通了干，不通辯”—“大辯論”中，人只要往中間一站，一幫人就會呼啦一聲圍上去，拳打腳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來。批斗
　　你的人，輪班睡覺；挨斗的人，一點也不能睡，這叫“熬鷹”。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漢子都撐不下去。農民、干部一個個屈服了︰放棄了對土地、農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擁有權。不僅宗寨大隊如此，全縣都是這個樣。
　　趙憲章、劉水柱等村干部還向習仲勛反映︰宗寨由一個富隊變成了窮隊不說，大辦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飽肚子”不要糧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兩（十六兩秤）的糧食標準，再經過出庫關、磨面關、管理關、炊事關、打飯關、照顧關、干部多吃多佔關等，最後群眾吃到嘴里的糧食，四到五兩就頂上了天。說是要“瓜菜代”，哪兒還有什麼瓜菜充饑呀。榆樹皮都被吃光了。群眾營養不良嚴重，145位老年人出現浮腫、中年婦女子宮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燒完了樹木燒農具，燒完了農具燒家具，燒完了家具燒飼料麥秸，燒完了飼料扒民房燒木料
　　還有，宗寨5頭耕牛被調走、19匹騾馬被調走了18匹。餓得連走路都很吃力的群眾，為了活路，還不得不拉車、拉犁、推石磨。沒有牲畜、家禽，就沒有肥料。種地不上糞，等于瞎胡混，糧食還得大減產。再這樣下去，人都要被餓死了。
　　1959年“廬山會議”後，河南“五風”狂飆突進，哪個基層干部完不成征購糧任務，說實話，就會被打成“小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此推動工作，見效自然很快，惡果卻是災難性的。
　　還是在日這天，趙憲章和劉水柱等村干部，當著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繼增的面，壯著膽子，向習仲勛反映了更為殘酷的事實—
　　1959年、1960年，和尚橋公社打死4人、逼死7人、打殘11人、打傷154人、打跑外逃125人。現在，太平店的馮海成、崗劉的劉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隊干部、生產隊長和會計，因為上報產量不浮夸、講實話，被上邊定為“機會主義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監獄里。眼下，無論干部、社員，人人自危，無心生產，誰都不敢說實話，生怕哪天自己被關到監獄里。
　　習仲勛讓秘書張雲記下幾個“政治犯”的名字、基本情況等。
　　他心情沉重，回到住處，問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繼增︰趙憲章他們反映的所謂政治犯，情況屬實嗎？
　　張繼增說︰習副總理，你們中央領導在北京，對下面的情況不會清楚。一些領導干部為了創政績，整天放衛星、創號外，硬逼著下邊虛報產量和生產數字。大部分干部唯恐挨整，一報產量，就推托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報。因為，你報畝產300斤，第二個人就報400斤，甚至浮夸到一兩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畝產就吹到了11117斤。為的啥？“光棍不吃眼前虧”呀！誰說得早，誰倒霉呀！
　　“這情況，你們縣委第一書記不清楚？”習仲勛追問。
　　張繼增說︰“書記他最清楚。日毛主席視察時，他自己就在主席面前把玉米畝產吹到1500斤，爭取2000斤。毛主席當時莞爾一笑，問︰‘會打那麼多嗎？拿到手里才算數！’他聲稱，秋後還要到北京向主席報喜哩。那玉米畝產11117斤的數字，就是他讓上報省里、上報中央的。”
　　習仲勛說︰原來他就是全國糧食產量浮夸冠軍呀！他可給長葛人民群眾闖了大禍，怪不得監獄里關了那麼多“政治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監獄調查去。
　　日，習仲勛帶著中央工作組主要成員前往監獄調查，並看望這些蒙冤之人。
　　他發現︰劉毛已冤死獄中，馮海成已被內定為死刑。
　　習仲勛找來馮海成等人詳細詢問，秘書張雲作了記錄。
　　回到縣委，習仲勛立即召見履新不久的縣委第一書記張漢英等有關負責人，嚴肅指出︰立即釋放那些敢講真話、不搞浮夸、沒有虛報產量的所謂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復職務。
　　馮海成目前已經去世，其子馮文獻向大河報記者追述了父親被釋放後的一件小事。
　　4月16日，馮海成等100多名干部群眾被釋放。
　　回到家，馮海成才知道那天在監獄里向他了解情況的干部是習仲勛副總理。當晚，他思前想後，不能入眠。次日，他拖著虛弱的身子，走走歇歇，步行8里，要到縣城面謝習仲勛的救命之恩。
　　馮海成來到縣委大院，說想見見習仲勛。
　　縣委通信員一听，將聲音抬得很高，質問︰習副總理那麼大的官，誰想見就能見？他不在，你還是回去吧！
　　馮海成很泄氣，走了。
　　與此同時，習仲勛從辦公室快步趕了出來，問通信員誰在找他，要他趕快把人給追回來。
　　馮海成一見習仲勛，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痛哭道︰“習副總理呀，要不是您搭救，我馮海成也會像劉毛一樣，冤死在監獄里！”
　　習仲勛攙起馮海成，說︰既然給你平反了，說明咱們有緣。不要因禍喪氣。群眾認可你、擁護你，組織信任你。恢復職務後，你要大膽為群眾利益工作，勤政廉潔，做到問心無愧。
　　三、無顏吃農家的飯
　　作為長葛縣委書記處書記，在當地，張繼增是配合習仲勛長葛調查的主要人物。記者提出想采訪這位80多歲的老人，熟悉他的劉水柱等老人勸記者不要驚動張老︰他數度住院，怕他一激動出現什麼意外。
　　張繼增多次口述這段歷史，靳全州、李文秀、晁保欣等都做過很好的記錄整理。記者輾轉長葛，找到散居諸地的靳全州等諸位先生。一幕幕習仲勛長葛調查的影像，活生生地再現眼前—
　　日，習仲勛率工作組來到和尚橋公社杜村寺大隊。
　　張繼增向大隊黨支部書記張大力等介紹了中央工作組成員，說︰今天到咱這兒，主要任務是調研群眾的口糧問題，還要親眼看看糧倉。
　　張大力一听要看糧倉，嚇得話都說不囫圇了。
　　但是，搪塞不過去，他只好強打精神，領著工作組前去查看。
　　庫里，糧囤一個比一個高大。村里，餓成浮腫病的百姓一個跟著一個。
　　糧囤里真的裝滿了糧食嗎？習仲勛很是懷疑。
　　習仲勛讓張大力打開囤子看看，張大力顯得非常難為情。
　　于是，習仲勛就讓隨行的工作人員打開了糧囤。結果發現︰糧囤里，竹竿片兒撐了個拱，布罩在拱上；布上邊，攤著不足一寸厚的糧食。
　　習仲勛又氣又惱︰你們杜村寺大隊把黨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多快好省’學精了、用妙了！一個糧囤，如果用土填滿，一個棒勞動力擔土也得兩天時間吧。嗨，這下子好了，半個小時，就能把假給造出來。
　　張大力滿腹委屈︰“不瞞習副總理，1959年廬山會議後，這里還是到處都搞‘衛星田’。上面瞎指揮，種麥每畝地下種幾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揮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麥子產量呀，連種子都顧不住呀。可吹產量呀，一個比一個高。吹完了，听完了，上邊還要裝模作樣地下來，檢查工作。沒辦法呀，只好造假了。上邊壓下來的事，只能照辦。不照辦，就得挨批斗。”
　　面對習仲勛一行，杜村寺大隊學校教師孫守德出言謹慎︰“這些還是不說吧。不知哪句話說錯了，就犯綱犯線了。自己挨批斗不說，還禍及家人呀。”
　　習仲勛說︰你大膽說，一切由我負責。孫守德這才開口︰您去看糧倉了沒有？1959年廬山會議“反右”後，到處都搞衛星田。您去看看我們這里的3塊衛星田︰一號衛星田，是公社主要領導的；二號衛星田，是縣里主要領導的；三號衛星田，是地區主要領導的。他們只以毛主席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中的‘種、密’為依據，以每畝播10斤種能打800斤、播100斤種就能打8000斤為邏輯，強迫這兒的干部種麥每畝下種100斤甚至200斤，然後按照這個邏輯公式，以每畝麥播種200斤產出15000斤作為成績來上報。結果呢？連種子都顧不住。可是，把產量吹出去了，上邊到下邊來檢查，怎麼辦？只有造假糧囤一條路！
　　孫守德接著說︰坡胡公社孟排大隊馬同義，發現深翻的土地上小麥和玉米增了點產，縣委書記就匯報到黨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就受到表揚推廣了。可到了下邊，硬要強迫你用在種紅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層肥一層土去填平。可紅薯不喜高肥地，只顧長秧，就是不長睫塊。但是，領導們只依據紅薯秧長勢好得很，就報喜了，說︰一棵紅薯能吃半年。瞎指揮、強迫命令，勞民傷財，咋能不出現大饑荒呢。
　　習仲勛問︰“你五叔跳井尋短見是怎麼回事？”
　　孫守德眼淚欲落，沉默不語。
　　雙方談得很晚，孫守德尷尬而內疚地說︰“中央大干部到農家，該吃飯了，我竟管不起幾位一頓飯……”
　　習仲勛如鯁在喉︰我們無顏吃農家的飯。
　　四、長葛百姓皆兄弟
　　在習仲勛面前，百姓為什麼敢說掏心掏肺的話？除卻“一切後果責任由我負”、敢于為百姓擔當責任外，習仲勛處處都能與百姓打成一片，也是一個至關緊要的因素。
　　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黨和國家領導人，依照規定，習仲勛下鄉調查是必須保密的。習仲勛雖然衣著樸素，但他的口音與當地人還是很不一樣的。加之他身材高大，氣宇軒昂，還有當地干部、保衛人員隨行左右，走村串戶調研時，不免為百姓所注目。習仲勛一行的做派，甚至讓百姓疑竇叢生︰“咋不像過去的參觀團呢？一來都得去歡迎，不去就非推著你去歡迎！”
　　習仲勛告訴隨行人員，無論走到哪兒，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了。就說是國務院副總理到長葛來調查。這說明中央政府對長葛人民很關心。幫助長葛工作，有何不好？
　　他還要求工作組人員︰“下去搞調查研究，要真的能夠放下架子。只有幾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車，也不要騎自行車，步行去最好。”他還提醒兩位國務院副秘書長︰“不要讓保衛人員老是尾隨緊跟。機關放電影，要和同志們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眾劃界隔離。不然，鬧得自己心情也不暢快。”
　　習仲勛要求隨行工作組人員放下架子，與群眾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則，躬行自明，夙夜在公。
　　當年5月，在長葛縣委擴大會上，習仲勛教育干部們要這樣去走群眾路線︰“給農民講話，要深入淺出，要讓農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眾要求急需解決的問題，你要真心實意地去辦。譬如，眼下群眾迫切需要干紅薯葉下鍋，需要豆腐渣充饑，你就要想辦法辦到，群眾這才會把你當成自己人，當成知己，才會向你說出真心話。否則，群眾把你當成領導，當成當官的，那你就什麼也了解不到了。”
　　“習仲勛去宗寨、王莊、杜村寺、樊樓等村調研時，總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農邊走邊聊。走累了，隨手撿塊石塊、磚頭，就坐在了路邊樹下。坐得很隨便，聊得很熱烈。”長葛調研期間，劉水柱由宗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到代理黨支部書記再到黨支部書記，時常陪同習仲勛到各村了解情況，他說，“老百姓都拿這個大干部不當干部，有時還調侃他︰‘老習，你這個‘習’跟毛主席的‘席’差多遠？’習仲勛笑笑，說︰‘我只是咱炕上鋪的席（習），跟鋪天蓋地的毛主席的席是兩碼子事兒。”
　　劉水柱記得，一次開完會，習仲勛請參加座談的農村干部和群眾一塊兒吃飯。他為老農蔡丙戌添飯，風趣地說︰“老蔡，听你這名字就知道你是屬狗的。你比我大兩歲，就是老大哥。咱們一家人，不要客氣。這糊涂面條不算好，但是一定要吃飽肚子。”
　　時任宗寨大隊敬老院院長的李林海，是被習仲勛多次表揚的人。他和習仲勛一起論過年庚，小5歲。論罷年庚，習仲勛與李林海定了個“君子協定”︰以後見面，只能以兄弟相稱，不準再叫官餃。習仲勛一口一個“李老弟”，這可叫李林海犯難了︰習副總理是從北京來的大官，如果不稱呼官餃，顯得咱有點兒不通人情世故。于是，憑著河南人特有的忠厚尚義與狡黠機警，他挖空心思想出個兩人之間專用、官民結合的稱呼—“副總理大哥”。
　　今年81周歲的馮景堯，時任和尚橋公社樊樓大隊青年隊隊長。憶往昔，他告訴大河報記者︰“當時樊樓大隊三餐難繼，全村共49戶人家，習仲勛走訪了46戶。農家沒有凳子，他就隨地搬塊磚頭當凳子。每到被訪的人家，他都是稱兄道弟稱嫂道妹。群眾高興地說︰你看，人家大總理都叫我哥了，弟了，嫂了，妹了。”
　　“兄妹”不只是在嘴上。時任和尚橋公社王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王水木、村民馮國富，對當年習仲勛搭救馮國富一家記憶猶新。
　　1961年夏季，13歲的馮國富一直高燒不退，因為家里沒有錢看病，只有等死。
　　王水木將這事報告給習仲勛。在習仲勛指示下，馮國富連夜被送進了醫院。“我出院時，院長指著一竹籃子青霉素、鏈霉素空瓶說︰你的命真大。看你病好了後還孬不孬。”馮國富回憶道，“要知道，那是一個缺醫少藥的年代。”
　　馮國富說︰他家在村里最窮，工作組就住在了他家里，家里領了救濟糧款。為感謝習仲勛的救命之恩，他的名字“馮孬”改成了馮國富，兩個弟弟改名馮國印、馮國昌。
　　習仲勛與群眾攀庚續齒，稱兄道弟，群眾有什麼話，自然願意跟他說道說道。長葛調查，習仲勛听到了真實的聲音，實實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八七村黨委書記張喜安對記者說，習仲勛和村民聊天，時常說︰“老鄉，和你一樣，我也是農民的兒子。”有時，他和群眾一道絞轆轤、推水車，參加抗旱、收麥、播秋等生產勞動。有一天，他看到推水車澆麥的福興嬸腿瘸著，不但推不動水車，反倒被水車杠子拖著在井台上轉圈兒。習仲勛上前將福興嬸攙下井台，讓她坐在樹蔭下休息一下。福興嬸無意中摟起了褲腿，習仲勛立馬發現她的雙腿浮腫得很厲害。于是，習仲勛就讓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個坑，幾分鐘都不能彈回復原。見此，習仲勛潸然淚下。
　　被餓得有氣無力的社員們白天干活，晚上或勞動間隙，還得無休無止地開這個會開那個會。為讓群眾省點兒氣力，習仲勛在縣委擴大會上要求干部們︰“開群眾會，最多不得超過一個小時。開30分鐘的會，群眾還會多記住些東西。半天、一整夜的會，可能什麼都記不住。時間長了，都在打瞌睡睡覺。群眾是在勞動間隙來開會的，我們一定要愛惜群眾的精力、體力。干部講話一定要事先有準備，不要講話不沾邊，佔去過多時間。”
　　劉水柱還說︰“當時沒糧食，很多人家只能找點兒紅薯渣、紅薯葉、紅薯稈、壞紅薯、玉米芯等，將其粉碎後弄成飯團充饑。就是買這些東西，有的社員還不得不出賣衣物。當時鹽也缺，飯團澀得咽不下去。為體會百姓之苦，習仲勛副總理和群眾一道啃這種飯團。那會兒，都能看到他眼中噙著淚花。”
　　五、動用“國家戰略儲備糧”
　　糧食征走了，谷糠、薯藤、野菜、樹皮吃光了。
　　旱情在持續，麥子大面積枯萎，眼睜睜地看著夏糧行將絕收。群眾擔心︰繼續呆在家里，只有死路一條。于是，他們紛紛擁向長葛火車站，攜家帶口扒火車，外出逃荒尋找活下去的路。
　　習仲勛聞訊，立即帶領工作組趕到火車站。
　　面對此情此景，習仲勛非常動情地說︰“鄉親們，咱們這里遭到大旱災，大家生活困難，我們非常理解。我也是咱河南人，老家在南陽的鄧縣（今鄧州市）。我爺爺時遭遇饑荒，全家人逃荒到了陝西。那時是舊社會，老百姓的死活沒人管。現在是新社會，我們有黨和政府做靠山。今年咱這里的情況，我們已經向黨中央和毛主席作了匯報，相信很快就能得到解決。縣委、縣政府也想方設法籌集糧款進行救助，讓鄉親們度過饑荒。我們中央工作組將同鄉親們一道，克服困難，堅持抗旱，爭取不讓夏糧絕收，種好早秋，度過災荒。”
　　剛穩住群眾，沒承想，麥收後卻迎頭踫上了更大的危機︰上級下達給長葛縣的糧食征購基數是3651萬斤，超購289萬斤。如此一來，全縣有29個大隊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糧不足百斤，個別大隊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時任縣糧食局副局長趙壽亭回憶當時情景，說︰習仲勛知道這一情況後，立即召開縣委常委會，研究退庫和統銷（返糧）的問題。會上，他還提出動用國家戰略儲備糧的問題（那個時候，動用國家戰略儲備糧是個誰都不敢踫的高壓線。著名河南作家張一弓的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寫的就是饑荒年代李銅鐘在“違法糧”和“救命糧”之間悲壯抉擇的故事）。縣委第一書記張漢英思考再三，說︰關于國家的戰略儲備糧，縣里只有為國家妥善保管的責任；沒有中央批準，一粒都不敢動。
　　都听出了這話的意思，都將眼楮盯向了習仲勛。
　　都在心里相問︰習仲勛，你敢不敢擔當這個責任？
　　習仲勛果敢地說︰特殊情況下，要采取特殊措施。我們必須盡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現在動用一部分儲備糧，等于向國家“預借”。下年豐收，再補上。
　　會議室里，縣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組成員面面相覷，無人發言。
　　說得輕巧，能“預借”嗎？
　　說是“補上”，“補上”就完事了嗎？
　　看到這場面，習仲勛思考片刻，拍板決定︰“縣委做好開倉放糧的準備。我馬上打電話給中央和國務院，向周總理和小平同志請示。他們會考慮問題的嚴重性，給予破例。”
　　《長葛糧食志》記載︰“縣決定退庫（小麥）60萬斤，統銷341萬斤，又動用儲備糧62萬斤、機動糧135萬斤……共計1156萬斤，有效解決了群眾口糧嚴重不足的問題。”
　　1156萬斤糧食，挽救了多少長葛人的生命？
　　《長葛糧食志》上的這張表格，默默地記載著習仲勛的膽識與擔當。
　　長葛調查
　　一、解散“大食堂”
　　村哄鄉，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這次，國務院領導到了長葛，長葛敢不敢當面哄瞞國務院呢？
　　有人認為︰習仲勛帶領的中央工作組，面對他們的造假和騙術，還會像此前眾多檢查團一樣，睜只眼閉只眼，驚呼一聲，贊嘆幾句，打個馬虎，最後還是像先前那樣順利過關。
　　農村辦公共食堂，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新生事物”，被作為“共產主義萌芽”大力提倡。公共食堂開了，不少人餓死了。公共食堂已經成了眾矢之的。
　　1961年年初，中央根據群眾的呼聲，停止了統一辦公共食堂的做法。
　　“皇帝的新裝”已被戳穿。
　　但是，長葛有些人依舊高呼︰“皇帝的新裝”漂亮極了。
　　中央工作組到來之前，長葛不少公共食堂實際上已經散了伙。听說中央工作組要來長葛，縣里連夜召開緊急電話會議，嚴令︰各公社、大隊所屬公共食堂，必須趕在中央工作組到來之前重新開伙。
　　習仲勛到來後，有的干部向工作組不斷反映，說︰貧農、雇農、下中農擁護食堂；一些中農、上中農不贊成辦食堂。
　　一上來，就給習仲勛出了一道棘手的難題︰這是個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你習仲勛好自為之，自己去選立場站隊吧。
　　廣大群眾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習仲勛走村串戶，了解實情—
　　時任樊樓村青年隊隊長的馮景堯說︰他們村有49戶人家，除成分不好的3戶，習仲勛征詢了46戶人家對辦食堂的意見。除了個別五保戶和單身漢願意在農忙時辦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
　　女老少，都反對繼續開辦公共食堂。
　　日前，習仲勛和中央工作組調查完了宗寨、樊樓、杜村寺3個大隊，發現共有大食堂29個。
　　農民岳永平反映說︰“食堂吃一次飯，光排隊就得1個多小時。早晨吃飯到半晌，中午吃飯到日西，一天還能干多少活呢？辦食堂，佔用了一半的干部與勞力。下地干活的，都是婆婆媽媽和娃娃。照這弄法，再過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隊第一生產隊隊長張金鐸向工作組反映說︰“辦食堂，口頭上說的是加強農業第一線，實際上第一線全在食堂。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產就放松了。我一下地，群眾就吵‘吃不飽，干活沒勁’。于是，我只好親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員算計下鍋的面。搞了半個月，飯吃得稠了些。群眾說︰像這樣吃，還差不多。可我一離開，飯又稀了。現在糧食少，食堂是辦不好的。顧了生活顧不了生產，顧了生產顧不了生活。吃力不討好。”
　　時任宗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劉水柱向習仲勛反映說︰“辦公共食堂，沒燃料，就燒樹木；樹砍完了，就燒木板、農具、飼草，甚至扒房屋。僅宗寨大隊，就扒房21間，燒椽梁85根，燒農具24件，燒飼草5萬多斤。再辦下去，要出大問題。”
　　了解到真實情況，習仲勛有了發言權。
　　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習仲勛擲地有聲地說︰“公共食堂，只要群眾不願辦，就不辦！”
　　這廂辦大食堂，那廂大煉鋼鐵。群眾的鍋，都被收走煉鐵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眾連做飯的鍋都沒有了。習仲勛想得很細，說︰“過去辦公共食堂是
　　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後，不等于不管群眾生活了。相反，應該更好地關心群眾生活，幫助群眾解決生活困難。”他要求干部們︰食堂解散後，要幫助群眾解決鐵鍋、砂鍋等緊缺炊具，想辦法為群眾找豆腐渣、蘿卜纓等。
　　一天，習仲勛找到時任和尚橋公社黨委副書記楚西酉，語重心長地說︰“楚西酉書記呀，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這連年自然災害和人為‘五風’危害的困境下，要以菜代糧，想盡辦法拯救人民群眾，再不能讓老百姓患上浮腫病或者出現餓死人的現象了。不然的話，咱們當干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當時在縣委辦負責新聞工作、現已83歲的李喜木對大河報記者說，有件事，他至今記得還特別清楚。有一天，習仲勛在樊樓調研得很晚。摸黑返回縣城的路上，習仲勛听到叮叮當當的響聲。循聲過去一打听，群眾在偷偷開荒種地。他說︰群眾開荒自救，應該支持。受此啟發，習仲勛號召全縣干部群眾開墾路邊、河邊等“十邊荒地”，種糧種菜；要求干部帶頭養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當時，個人開荒種地、養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習仲勛頂著極大的政治風險，號召大家做這些事。”時任宗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劉水柱說，“他這套‘組合拳’出招不長時間，我們大隊145個浮腫病人的病情就好轉了。全大隊28個黨員干部帶頭養大牲口31頭。每戶養3至5頭豬，雞鴨每人兩三只，隊隊發展副業。很快，宗寨恢復了生產元氣。”
　　二、狠剎“共產風”
　　和尚橋公社等“五風”嚴重，習仲勛和中央工作組將這些公社列為調查重點，並以此作為狠剎全縣“五風”的突破口。
　　要整風，就得以實事當靶子。村村寨寨，留下了習仲勛和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足跡。
　　習仲勛和中央工作組調查發現︰幾年來，和尚橋公社佔用和扒毀民房6170間，刮走各種農具、家具等5995件。公社辦了個萬頭豬場，從各大隊調了350頭豬。蓋豬圈的任務，也分到了各大隊。並要求一天一夜建成。大隊沒有材料，就扒群眾的房子。段橋公社佔用社員70余間房屋、16戶社員宅基，建了兩個大院。除辦公室以外，書記、委員、社長還都有一個很漂亮的宿舍。群眾，卻無家可歸。古橋公社用了3天3夜，把白莊大隊李莊村的320間房子全都給扒光了。群眾氣憤地說︰“扒了民房蓋豬窩，行善沒有作惡多。”
　　—干部對生產瞎指揮，什麼都要“一律化”、“規格化”、大兵團化。說是玉米能增產，就不準群眾種高粱；說是密植
　　能增長，種麥都得用五條腿的耬。事事都要大協作，什麼都要統一行動。1959年，為了種麥，縣委規定統一時間︰“點炮為令”，一齊扎耬。為了統一種麥，有11702畝晚秋作物不熟就收了。1960年，為了種麥，干部命令群眾一個晚上把煙葉全都打完。煙葉不熟，又沒能力炕，大部分都漚壞了。
　　—講形式，搞浮夸。鋤地鋤地頭，上糞上路邊；年年反瞞產，季季“整產量”，群眾吃了“空頭糧”。1960年鬧起春荒︰全縣71個公共食堂斷糧停伙，佔總數的35%。
　　—文件濫發，許多縣、社的領導被淹沒在事務主義、文牘主義的汪洋里。1961年4月份，縣級各部門下達正式文件68份、18萬字，下達表格24478個項目，電話會開了17次。同期，縣級各部門接到上級電話會28次，共計45個小時。公社黨委同樣靠發文件、下指標、開電話會布置工作。公社黨委辦公室有4個干部，整天填表。一張抗旱澆麥表，就有480個項目。一些文件是縣委辦公室干部起草而轉發全縣的，公社黨委竟然不知道。上頭一根針，下頭萬條線。大隊干部應付不過來這些，群眾生活很少過問。
　　讓習仲勛吃驚的是︰和尚橋公社管理委員會從1960年3月選舉後，竟沒有開過一次會，以至于究竟誰是委員，查都查不清楚。
　　讓習仲勛憂慮的是︰中央工作組提出問題和群眾商量時，經常遇到的回答是︰“看上面咋規定”、“上面叫咋著就咋著”。面對這種黑色幽默，有的干部反而認為這是群眾覺悟高，“听黨的話”。開群眾會，干部上去講個把鐘頭，群眾齊聲高呼︰“保證完成任務。”于是，會議結束。
　　和尚橋人民公社是“五風”重災區，習仲勛決定以點帶面，前往該社開展整社整風。他提議由中央、地區、縣一起成立5人小組，就干部作風問題進行整頓。
　　日，習仲勛向中央和鄧小平呈報了《長葛縣和尚橋人民公社整風整社問題的調查》等。
　　“五風”雖然“剎了車”，局勢迅速得以好轉。但是，問題仍然成堆。退賠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在習仲勛的帶領下，中央工作組深入各村全面調查，實實在在掌握了第一手真實材料︰每個大隊、生產隊、社員在“一平二調”、“共產風”中被調走了多少土地、牲畜、家具等，都一清二楚。
　　中央工作組日形成的《長葛縣佔用和退賠社員房屋的調查》，記錄了習仲勛的態度︰“堅決執行黨的政策，滿足群眾的要求，用上壓下擠的方法，徹底進行退賠，有一間退一間。機關、公社和社辦企業，退賠後可搬到廟宇、祠堂、煙炕去辦公。大隊和生產隊的倉庫，保管室佔用的民房，如確實不能退賠，要與群眾商量，簽訂租賃合同，按時付給租金。扒毀群眾的房屋，采取三種方法︰一是幫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實物頂替，三是合理折價付款，群眾自己修建。”
　　群眾反映說︰公家根本不想退賠群眾的財產。而縣級機關向縣委打的報告卻說︰對群眾的“退賠”，已經完成了92.2%。
　　于是，中央工作組到和尚橋公社王莊大隊做了退賠專項調查。發現︰上級平調社員物資，退賠作價僅有實物的四成。有些機關從多方面刁難群眾，借口查實對證要“聲喊聲應”，找不到證人不算數。社員氣憤地說︰公家黑夜搬家拿社員的東西，黑夜伐樹，社員被迫遷村、關門、鎖戶，人不在，東西就被單位拿走了。拿的時候不跟社員說，往哪里找證人。如此一來，一些“平調”群眾的東西有物無主，機關也就繼續佔用。
　　面對重重阻力，習仲勛甚至親自上陣，幫助農民找東西。
　　《王莊村志》等記載︰日至19日，為尋找“五鬼分尸”的家具、用具等，習仲勛安排國務院副秘書長曾一凡帶領王莊村群眾先後到了縣委、縣政府、財貿委、公檢法機關大院和縣委招待所等，找回了該村原來的辦公桌椅、其他農戶丟失的許多家具物品。王老太家的水缸被縣中學佔用，她去學校要了好幾次，都被學校負責人以王老太沒有借據為借口，不予退還。習仲勛親自去學校交涉，學校這才退還了水缸。王莊村民馮根成、張明申、張富貴、張申妮、張小明、張清林、陳根、桑彥彬、王國記等9戶人家，房屋被扒無處住。習仲勛指示中央工作組立即將他們安置到縣服務公司和碗廠的公房居住。
　　橋南村被“割耳朵”，一分為四，被迫遷到外村。村民的房子都被扒了。為解決他們的居住問題，縣里決定將縣辦機械廠的房屋賠給群眾。而廠里卻把門給拆了，一遇刮風下雨，苦不堪言。習仲勛得知後，質問縣里的干部︰“這樣叫群眾如何去住？對維護群眾利益的事不能不管，必須抓到底。”
　　5月2日下午，習仲勛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嚴肅地指出︰機關隨便圈地、佔地、佔房，都退賠得很差。群眾沒房住，就是天大的事。佔地佔房，平調的一切東西，都要退還，並以實物為主。群眾的東西必須退還給群眾。不這樣做，就是退賠不徹底。退賠徹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眾相信黨、相信黨的政策的正確性。
　　面對機關不退實物，一間房子只作價十二三塊錢、瓦房作價20塊的情況，習仲勛很是氣憤。他對縣領導干部們說︰一間瓦房才賠給20元，連買磚瓦錢都不夠，房子是蓋不起來的。所付的退賠款，一定要能買同樣的東西。否則，就不合理。
　　長葛調查
　　悲憫蒼生，劍膽琴心，習仲勛秉筆直言，長葛調查讓毛主席、黨中央清楚了當時中國鄉村的真實情形。
　　時常陪同習仲勛走村串戶調研的劉水柱說︰習仲勛與干部們談話強調最多的是“真理必須到群眾中去找”，“一定要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任何工作都要走群眾路線”。
　　日，長葛縣委召開（擴大）會議。這是扭轉長葛局勢的一次大會，也是走群眾路線活動的一次教育大會，更是改變長葛百姓命運的一次務實大會。
　　會上，習仲勛作了長篇發言。他的講話，“干貨”十足，情真意切。
　　在一點兒成績面前，長葛縣委前任領導滋長了驕傲情緒。腦袋發熱，鋪攤子，擺闊氣。放著老縣城不用，興建起新縣城。新縣城仿照北京長安街設計，還有一座像人民大會堂那樣的禮堂。縣委大樓、郵電大樓、武裝部大樓等，分列在寬闊的馬路兩旁。不但佔用大量耕地，還動用民兵武裝強制百姓拆遷。
　　　對此，習仲勛在會上予以嚴厲批評︰“長葛縣的條件好得很，舊縣城很多房屋可以住。難道非蓋這麼大一片不可？”“花這麼多錢佔這麼多地，修那麼多房子，有什麼好處呢？難道不修樓房，不蓋大禮堂，就不能實現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應該時刻把群眾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沒有這一條，思想就成問題。要整風。腦子里沒有群眾利益，只有個人利益，這樣的黨員就不夠格。任何黨員在任何時候，考慮問題都要從群眾利益出發，關心群眾的疾苦。大辦機關，大蓋樓房的做法是不對的……沿途還看見修的豬圈比群眾住的房子還好，群眾稱之為‘豬宮’。拆人房，蓋‘豬宮’，那像什麼話。”
　　為讓廣大干部牢記教訓，習仲勛提議︰“長葛縣要把所犯的‘五風’錯誤編印成冊，保存起來，每年拿出兩次在干部會上打個招呼，引起同志們的注意。各公社也應該照樣辦，都要牢牢記下，不能忘了。忘記了，又會重蹈覆轍。”
　　面對實事求是的批評，長葛某些干部坐不住了。他們甚至開始“還擊”，《習仲勛傳》記錄了這類人的某些“風涼話”—
　　長葛縣的干部是見過世面的。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多數都來過，中央部長級干部來過的不少，甚至有好幾個國家元首都來參觀過。別把我們長葛的工作說得那麼壞。過去，冶金部部長高揚文把我們的小高爐大煉鋼鐵說得一無是處，後來我們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報告，結果把他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當這些議論傳到習仲勛那里後，他理直氣壯地說︰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該說的話還是要說，這也是實事求是。他們做錯了事，難道還要表揚他們？這類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誣陷，根本不要理！
　　習仲勛堅持真理，直言不諱，心系人民群眾的品格，受到了廣大干部群眾的贊賞。
　　習仲勛情真意切地要廣大干部堅持走群眾路線不動搖，要“樹立一個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認真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習仲勛還強調︰“今後辦事沒有可靠根據的不要干，不要隨便提出不切合實際的要求。必須切實反映群眾要求，切實反映客觀實際，一切決定都要事先調查研究，不能憑主觀推斷臆想。不能光看現象，要看本質，要看出現在是個什麼情況，將來有何結果，群眾有何反映，問題如何解決，學會實事求是，一切經過調查研究。”
　　習仲勛告誡廣大干部︰要切實給群眾辦事，認真解決群眾的切身困難。各級黨委和每個黨員，都要“及時地听取群眾的呼聲、群眾的要求，和群眾通氣息，共呼吸，同命運。我們的行動必須符合群眾的要求，不能違背群眾的意志，這樣才能在群眾中扎下根子”。“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際關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則辦，特別是當個人感情同黨性原則、私人關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必須毫不猶豫站穩黨性立場，堅定不移維護人民利益。”
　　日，習仲勛在和尚橋公社黨委會議上，再次要求干部們走群眾路線︰“必須搞好集體領導，把集體領導搞起來，民主集中制，走群眾路線，就很有希望。”
　　一、“真理必須到群眾中去找”
　　習仲勛在長葛縣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二、如實上報中央長葛實情
　　閱讀習仲勛代表中央工作組寫的長葛調研報告，發現︰他將群眾反映農村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呈報中央時，有理有據，言之有物。他把群眾的反感、不滿都寫了進去，並認為這是群眾敢于向人民政府講真話、說實話的表現，說明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賴。只有把真實情況報告中央，才能為中央制定新的農村政策，糾正“左”的錯誤提供決策依據。
　　譬如，習仲勛給中央和鄧小平寫的報告中所附的《一個社員對劃分大隊的談話記錄》，原汁原味就非常濃郁。
　　合並到宗寨大隊的王莊村村民桑樹和說—
　　宗寨大隊幾個村距離很遠，俺村離宗寨三里地，開會不方便，去的人不齊。這個村去了，那個村沒去，婦女抱著孩子一等就是半夜。再一開會，雞就叫了。開罷會回家天已明了。有的下地，有的趕集走了。開會開得人怕怕的，一說開會誰也不願去。
　　1958年，將俺村“割耳朵”並到宗寨村。走的時候，一人一個碗，一身衣裳，一床被子，什麼都沒帶。樹砍完了，房子扒光了，木料都拉到宗寨了。面櫃、缸、磨都分給宗寨的戶家了。俺村桑鐵旦一家6口人，閨女16歲，男孩二十多，扒得沒有一間房，還在住人家兩間房子。睡覺做飯的地方都很擠，連拉尿的地方都沒有，人家卻天天要他還房子。李古元家5口人，住人家一間磨道，他兩口，一個閨女8歲，一個男孩二十多歲，還有丈母娘。住在一塊兒很不像話。像他們這樣的住戶俺村有很多。一提這事，他們就哭哭啼啼。
　　“一平二調”、“共產風”，搞得到處是“玻璃村”，“水晶戶”，窮得什麼也沒有了。其他行業，也面臨嚴重打擊。習仲勛不怕戴上反對“三面紅旗”、給黨“抹黑”的帽子，直言上書中央，反映了長葛真實境況。
　　再如，他在日寫的《長葛縣精減職工、減少城鎮人口工作的調查》里說︰教師力量跟不上，有許多教師不稱職。有的年齡太小，晚上還尿床。
　　又如，《長葛縣恢復手工業的調查》里寫道︰把過去的手工業合作社和小組全部並成國營工廠，多年形成的手工業體系整個搞垮了。有的三個勞動力只有一把鋤，谷馬大隊第6生產隊28戶只有一只桶，還有兩戶合用一把勺的……
　　長葛調查涉獵廣泛，不只是農業，凡是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都調研。如《長葛縣國營商店工作的調查》就有︰工業品換購的面太寬，形成以貨易貨，不僅影響到貨幣信用和回籠，而且限制了群眾購買工業品的自由。群眾形象地說︰“什麼都拿雞蛋換，哪有那麼多雞蛋！”光購不留，讓群眾大吃苦頭︰種油料的農民沒油吃，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如果先留後購，農民有了油吃，就願意種油料作物了。
　　在將近5個月調研並解決問題的同時，習仲勛代表工作組向黨中央與河南省委連續寫出了11份調查報告，系統地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保護農村勞動力、實行多勞多得分配制度、調整社隊規模、改進干部作風、順應市場規律、包產到戶經營、走群眾路線教育等多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這些都是國家急需解決的問題。為此，中央辦公廳接到報告後，迅速批轉到各中央局和省（區、市）黨委參考。
　　是時，如實上報長葛的境況，有多難、有多危險呢？
　　溫故一下彭德懷廬山會議上寫了個“萬言書”的下場，也就曉得了。
　　長葛調查讓長葛、河南走出了噩夢連連的困局，也為全國走出那個非常時期開闢了一條可行之路。
　　日，中央重新修改頒發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6月末，河南省委決定全省解散公共食堂，將糧食發給群眾讓農民回家做飯；7月22日，中央正式調整了河南省委領導班子。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
　　那時，河南乃至全國都一如大病初愈之人，恢復元氣還有一個相當緩慢的過程。而從習仲勛在日寫給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一封長達6頁的信中，可窺習仲勛悲憫、關愛百姓生活之心細如絲︰
　　“……再有一個問題，是群眾房前屋後的十邊地，雞兔容易啄食，最好把政策訂好，用糧食收購，讓群眾多種煙麻等經濟作物，經管的好，產量大，將是一大增產，群眾多有此打算，我們提倡一下，好處很大。最後，公共食堂分散後，群眾最大的困難是缺炊具。有些戶缺鍋燒飯，有些戶鍋小人多，一頓飯造兩次，輪流吃飯，費時誤工，很不方便。鐵鍋一時供應不上，可否由省上計劃一下，專門督促凡能生產砂鍋的地方，多生產砂鍋解決這一急需。這種鍋既省鐵又便宜，容易制造，分別生產四五人、七八人、十二三人燒飯的鍋，很快的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據了解，河南很多地方能燒砂鍋，現在多停業或生產的很少，請指定有關部門大抓一下。”
　　長葛調查
　　一、探索“戶包總產”
　　長葛調研期間，習仲勛還指導了“戶包總產”的探索與實踐。
　　包工到戶、定田到戶、包產單位越小越好等“包產到戶”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大躍進的夾縫中生存著，它是中國農民自發尋找自救之路的方式或方法。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影響下，包產到戶成為被批判、被打擊的對象。鑒于當時的政治形勢，習仲勛指示“戶包總產”、“不要向外宣傳擴散”。這段鮮活的歷史，時至今日還鮮為人知。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習仲勛心情沉重地發現︰農村出現大饑荒，很大程度上在于農村政策和工作方法不對路，最根本的是按勞分配出了大問題。社員一個工分折合8厘錢，一天做10個工分才8分錢。一個強壯男勞力干一天活，還不如一只母雞下一個蛋值的錢多。大家對種地不感興趣，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往城里跑，這從根本上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習仲勛提出，要成立一個“經營管理調研小組”，由時任長葛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繼增任組長，時任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宋德明與和尚橋公社黨委書記孔憲瑞為副組長。同時，抽調董欣亭、蘇林堂、朱保安、蘇明瑞、周洪信等8人組成調研小組，進行聯產承包試驗。
　　習仲勛在縣委前的大桐樹下，對這些參與試驗的干部說︰你們不要怕這怕那，我們知道，搞公社經營也好，搞小隊經營也罷，都不可能照著現有的那一套辦法去描去畫了。老百姓生活現在那麼困苦，解放10多年了，農村還是破破爛爛。眼下缺糧又缺菜，照老辦法去描，能解決問題嗎？只要對生產有利，什麼辦法都可以試。老百姓多打糧食了，對國家對集體都有好處，何怕之有？搞對了，是大家的；搞錯了，我們和縣委負責。
　　在習仲勛的安排下，經營管理調研小組定點在橋北、胥莊村搞試點。記工評分，是當時通行全國的分配形式。經營管理調研小組對5種記工評分辦法進行試驗，看群眾對它的反應與生命力。
　　結果，5種辦法，都以失敗而告終。
　　譬如，試用“勞動定額管理辦法”，即把所有工種活，以一個中等勞動技能、誠實勞動態度、適度的勞動工具，按規定的勞動時間、一般農活質量標準，制定出不同工種項目的勞動定額，各個勞動者干什麼活，記什麼工種的工分，就像查字典一樣對號入座記分。試驗發現，這個方法听起來一勞永逸，簡便易行，可做起來，就出現了干活不講質量，地頭路邊做得好，中間草上飛，“張冠李戴”，定額高的爭著干，尤其是雨天、難活、髒活沒人干。加上勞動計時無憑證，難以準確地判斷出各個勞動者所報定額的對和錯、高或低。
　　這個法不行，再試用“基本勞動日制度”，解決勞動均衡的問題。試用後發現，這樣做了，雖然省去了記工評分時等諸多問題，生產隊干部只負責查驗農活質量就可以了，勞動者會經常主動找活、要活干。但還是出現了天氣好、氣候好、溫度適宜時出工的多，反之，出工的少。
　　如此不厭其煩地在過程上下工夫，不在終極產品上做文章，只能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5種試驗相繼失敗。
　　那時候，國家實行的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隊為基礎”基本國策，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是一個不能逾越的底線；再往下分，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而當時的管理者，大多數都是“連社員名字都寫不全的人”，管理著成百上千的勞動者。如此這般，只得沿用打鐘集合、站隊等活、一窩蜂，背工窩工現象非常普遍。
　　這樣，建立作業組、劃分耕作區一時成為群眾的呼聲。習仲勛順應民意，鼓勵經營管理調研小組大膽探索。
　　建立作業區、劃分耕作區後，農、工、商、牧、副、雜各業，由誰經營、誰管護耕作，清清楚楚擺在那里，誰勤快、誰懶散，誰下工夫，付出的多，明明白白地體現在各種作物上。這樣的話，實行聯產承包，就成了廣大社員的一致要求。
　　各家各戶如何聯？干部們提出了多種辦法。最後，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員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聯產承包到戶包總產。一年一算，一包到底，繳夠國家的，留了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這樣，干得好了吃蒸饃，干不好了吃窩窩，誰也怨不得誰。勞動積極性不用干部催促，就自然而然地調動起來了。
　　習仲勛敲定︰可以試驗。
　　來自群眾的辦法一經公布實施，想不到的優越性立馬就體現出來了。社員們積極攢肥，主動學習農業技術，沒日沒夜地干活。
　　習仲勛在向鄧小平和中央寫的第二份《關于長葛農村的調查報告》中說︰“干部群眾對包總產的辦法特別擁護，就是因為一包總產，生產隊就真正當家做主了，生產隊才真正有權因地制宜，合理地種植各種作物，從根本上杜絕生產上的瞎指揮。”
　　盡管習仲勛離開了長葛，但是，他指導下的聯產承包“戶包總產”經過一年實踐，有了結果︰試驗的兩個村當年公余糧一斤不欠地完成了，集體的提取一元不少地提夠了。116戶社員，戶戶增產增收，家家有余糧。
　　當時誰都沒有料到，這種聯產承包“戶包總產”形式，到20世紀70年代經安徽小崗村農民再創造，發展完備而為“單干風”吹遍全國，成了國家的基本國策。
　　二、上書“活躍市場”
　　長葛調查期間，習仲勛還敏銳發現︰計劃經濟將老百姓管得民不聊生，順應市場能夠解決當時的困局。
　　譬如，和尚橋鎮管理部門制定了關于市場管理的12條辦法︰在此交易者，不論買賣，煙葉不超過3斤，襪子不超過2雙，雞蛋不超過15個，肥皂不超過2條，糧食不超過5斤，五金、電料不準外出本地等。
　　為落實管理辦法，管理人員設崗搜查。凡多帶東西的，都被認為有倒販嫌疑。違者不僅沒收商品，還給予1~10倍的罰款。一些職工回家探親，帶一些自用糧食、衣服，也按此處理。
　　習仲勛提出，政府應把伸出的手縮回來，按市場規律辦事。但是，他的倡導在當時被一些人視為“洪水猛獸”︰當時市場上豬肉價格，每斤4元，比國營牌價高出433.3%；而雞蛋，則高出300%。這樣下去，還怎麼了得？
　　中央工作組認為，市場價格過高，主要是因為求過于供，有些是同市場物價管理得過死有直接關系。如市場開放初期，上市的熟豬肉每斤三四元，約二兩重的火燒每個1元。禁止熟食上市後，有的不來了。來了的，賣得更貴了，照樣有人買賣，只是轉入黑市交易了。“在商品少的情況下，市場價格高于國家牌價是難免的。市場商品的價格是隨著商品的多少而起落的，只要產品上市量大了，價格就會自然降落。”譬如，“一斤重的家兔市場開放初期4元左右，現在每只0.7元。韭菜由每斤0.2元下降到0.1元，甜瓜由0.6元降到0.2元，不少商品已接近或低于國家牌價水平。”
　　日，習仲勛代表中央工作小組給中央和鄧小平寫的《長葛縣和尚橋鎮市場情況的調查》中，明確提出順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不能只簡單地用行政手段處理做買賣的問題。要學會用經濟方法來組織和領導市場。”“對市場價格的管理，不能采取簡單的限價辦法，也不能放任自流。主要靠經濟活動的方法，如積極組織貨源，增加商品上市量；國營商店、供銷社參加集市貿易等。在行政管理上最好是利用稅收杠桿來調節，對于應當限制的，課以重稅。這樣既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又不影響活躍市場。”
　　順應市場，也來自習仲勛的悲憫蒼生。
　　當時，生產力低下，解放勞動者體力的，主要還是牲口。“一大二公”、“一平二調”下，村里和農民養的牲畜被調走了、“共產”了。社員、生產隊都有這樣的想法︰“喂大不如喂小，喂小不如喂瘦，喂瘦不如喂死。大了被調走，瘦了無人調，死了能吃肉。”同時，因為勞役過重，耕畜白天晚上都在被使喚。加之草料減少，造成大量死亡。
　　習仲勛看到，畜力減少苦了群眾。過去耕田、拉車、抽水、送糞、拉磨，都用畜力。現在，非用人力不可。人沒有力氣，耕地不深，耙地成為空談，影響精耕細作。大牲口減少影響到積肥，影響到副業生產和日常生活。基層干部和群眾對耕畜減少非常焦慮，迫切要求改變這一現狀，但又無可奈何。
　　習仲勛和調查組向中央和鄧小平寫的《關于耕畜歸生產隊所有問題的調查》中，再次提出放開交易︰“靠國家調撥，不可能解決好，只有通過貿易方法才有利。今後應允許私人飼養牲畜，開放貿易，單純禁止不行。”
　　長葛調查
　　“五風”狂飆刮過之後，人畜都弱了，土地也薄了，像得了大病一場，一時還難以恢復元氣。
　　習仲勛和中央工作組已經長駐長葛135天，調查工作結束。
　　日，習仲勛和中央工作組奉命回京。
　　人走了，習仲勛的心還留在長葛。
　　當地百姓生活如何？習仲勛仍然放心不下。1962年10月，習仲勛委派跟他一起在長葛調查的國務院機關黨委書記侯亢返回長葛︰不跟官方打招呼，直接插到村里暗訪。
　　《王莊村志》記載︰該村張明倉告訴前來暗訪的侯亢，村里除給每人分了三分菜地外，正準備給每人再分三分地讓農民自主經營。這樣往後，群眾生活就不會再有問題了。
　　1978年，習仲勛長葛調研時擔任和尚橋公社黨委副書記的楚西酉升任縣外貿局局長。當時，長葛的毛呢、羊尾毛、人發加工等地方特產在國內頗有名氣，就想闖一下國際市場。縣里指示︰去參加一年一度的秋季廣交會。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國際交易會，盲目前往，結果被拒之門外。
　　不能參展，運過去的東西就得再運回來，經濟損失不說，還得留下個話柄。楚西酉等人尋求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勛幫忙。次日，長葛特產即入館參展。
　　日，八七村（即宗寨大隊）干部群眾致信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向他匯報了宗寨村1961年由富變窮，1984年由窮變富的發展過程。
　　10月20日，習仲勛復信長葛縣八七村干部群眾—
　　看到你們9月12日寫給我的信，不勝欣慰之至。回想起20多年前我在長葛縣調查研究時的所見所聞，至今依然歷歷在目，記憶猶新。當時你們大隊由一個好端端的富隊變成了一個響當當的窮隊，我們如實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現在看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破壞了農業生產力，結果使廣大干部群眾吃了很大的苦頭。這是多麼深刻的教訓啊！時至今日，你們那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引下，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下，面貌煥然一新，走上了由窮變富的康莊大道，並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取得了很大成績。我衷心地向你們表示熱烈的祝賀和親切的慰問！今天，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已經勝利閉幕。這是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又一次重要的會議。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決定。希望你們認真學習和領會這次全會的精神，並結合農村的實際創造性地貫徹執行。同時，也希望你們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繼續清除“左”的思想影響，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增強黨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閡，團結一致，在治窮致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人走了，習仲勛的事還留在長葛。
　　長葛調查次年，即1962年，因為《劉志丹》，習仲勛被誣為“反黨集團”成員。
　　在此期間，“習仲勛專案組”前往長葛，搜集習仲勛在長葛的“黑材料”。時任縣委辦公室負責新聞宣傳的李喜木對大河報記者說︰“當時，習仲勛的很多講話都是我記錄的。‘專案組’人員找到我整習仲勛的黑材料，我只字不寫。人不能昧良心。習仲勛來長葛前，餓死了不少人。我爺爺、奶奶就是被活活餓死的。習仲勛救了長葛百姓，要長葛人整他的黑材料，找錯了地方。”
　　劉水柱拿著平反文件等材料說，他曾經被打成習仲勛在長葛的典型代理人。上面來人，要他揭發習仲勛向中央寫的《宗寨大隊是怎樣由富變窮的》等調查報告是“黑報告”，揭發習仲勛在長葛大刮資本主義復闢妖風等。他寧肯自己被打成反革命，也不承認習仲勛在長葛進行了反黨活動。
　　李林海，時任宗寨大隊敬老院院長，在當年習仲勛開口就叫“李老弟”。在那個餓死人的年代，李林海在敬老院創造的老人不但有肉吃還創出利潤的事兒，被習仲勛發現並推薦給了中央。為此，在習仲勛落難時，他樹的這個“黑典型”成了一些年輕人攻擊習仲勛的活靶子。面對一群氣勢洶洶的年輕人，李林海厲聲質問︰“回家問問你爹你娘，當年若不是習副總理來長葛解散大食堂，發救濟糧、救濟款，分自留地、允許開荒，鼓勵飼養家畜家禽，哪里還會有你們這群毛蛋孩子在這兒蹦。你們的良心讓狗扒吃了？”
　　人走了，習仲勛有個夢沒有圓。
　　1982年，長葛縣外貿局被評為全國外貿系統先進單位，楚西酉前往北京參加表彰會期間，抽時間拜訪了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勛。習老親熱得不行，給他倒茶、讓煙、端水果，詢問長葛人民的生活、生產和經濟發展狀況，詢問他當年在長葛時的老朋友的近況。習仲勛說︰“很想抽時間再到長葛去看一看呀！你回去以後，代我向宗寨村的趙憲章、劉水柱、李長慶、李林海，太平店村的馮海成，樊樓村的馮景堯，杜村寺村的張大力等同志們問好！”
　　習仲勛在長葛期間，曾借來《長葛縣志》進行通讀，對長葛厚重的歷史文化稱贊不已。他曾對張繼增和時任洧川公社辦公室主任劉國軍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不是觀賞名勝古跡的時候。以後如果有機會，一定回長葛來看一看。
　　離開長葛後的第二年，習仲勛“受難”，其間曾兩度下放洛陽。
　　1978年2月，習仲勛自洛陽復出，擔任廣東省委書記，鄧小平寄望習仲勛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
　　國是纏身，習仲勛回長葛看一看的心願，未能實現。
對《習仲勛在河南長葛調查紀實︰痛批當地建豪華辦公樓》表態
對《習仲勛在河南長葛調查紀實︰痛批當地建豪華辦公樓》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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