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错杀了红军恩人袁文才和王佐学校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井冈山沦为白区的经过|红军|错杀|王佐_新浪军事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井冈山沦为白区的经过
资料图:左为王佐、右为袁文才
  编者按:近日,《党史文苑》发表文章《井冈山沦陷后中共寻机夺回的六次努力》。文中记述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从1930年4月以后,这里成了白区,摘编如下:
  日,在江西永新县城,井冈山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被“左”倾领导者错杀,其带到永新的部队被改编。这件事迅速传遍了湘赣边界,在敌我双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方面,是袁文才、王佐的余部,包括井冈山的客籍党员、干部与群众,都感到巨大的愤慨和不服。许多人认为这是土籍领导们做下的坏事,公报私怨,为了打击客籍人。于是,他们提出要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控告,由上级来评判是非,作出处理。
  3月初,袁文才的部下以谢角铭、谢益谋、陈次谋、曾李生牵头,联名客籍党员干部刘克犹、朱开卷等16人,写信给彭德怀并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各路行委各党部,希望上级能主持公道,为袁、王等人的妄杀作出严正处理。认为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不正确之执行”。信中恳切地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然加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
  在当时用信的方式,向上级反映湘赣边界特委诛戮袁、王的严重错误,完全是符合党内组织原则的,也说明了这些人对彭德怀的信任。但最后结果与他们的期待大相径庭,信有没有送达都不得而知。事实情况是,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上级党组织,并没有派人向他们作出解释或进行安抚。相反,在当时的宣传上,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仍坚持说袁文才、王佐有罪,是革命的敌人,理应被杀。这样一来,袁、王旧部觉得咽不下这口冤气,从内心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一现实,愤怒之情可想而知。许多普通的客籍民众也感到非常痛心,有的甚至对共产党进行重新审视,原来都说共产党好,可这不禁使他们在心里产生质疑:共产党怎么也自己人杀自己人!?由此对共产党的信任也产生严重动摇。
  另一方面,国民党则大做文章。湘赣边界各县的反动政府和豪绅阶级,则看准了这一机会,利用各种途径造谣生事,大肆离间袁、王旧部和客籍民众与共产党、红军的关系。茶陵、宁冈的土豪劣绅派人在很多圩镇贴出了“反对共产党过河拆桥”“反对共产党恩将仇报”之类的口号。宁冈、遂川两县的国民党政府派人来井冈山,给农民免费送来了粮食、食盐等物资,其中还有耕牛,尤其对袁、王旧部排长以上的家庭给予更为优厚的“抚慰”。
  一边是共产党上级组织的不理会,一边是国民党政府不惜财力的抚慰,人心自然发生了转向。3月中旬,袁文才旧部以谢角铭为首,将一直关押的罗克绍放回湖南茶陵。谢角铭他们等了几天,见西路行委仍然无人来找,心感失望。3月下旬,谢角铭联络王佐部下王云隆,联名给湘赣两省政府“电告反赤”。两省政府分别于第三天派出“抚慰大员”来到宁冈龙市,策划袁王旧部的“反共大业”。4月上旬,宁(冈)遂(川)边防保卫团在茅坪成立,谢角铭为团总,王云隆为团副。保卫团以袁、王旧部为主,又招收了200余名团丁,加上国民党吉安驻军拨来的一批枪弹,使保卫团扩充到700多人枪,实力与以前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相差无几。保卫团分别盘踞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山区,在客籍民众中实行反革命的军事化控制,掌控了红军苦心经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由于保卫团基本上控制了井冈山区域的客籍民众,控制群众通风报信,与红军为敌,导致了红军寻机夺回井冈山的几次努力都先后失利。
  (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新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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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雕像王佐雕像  提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的两位“山大王”DD袁文才和王佐,大家都耳熟能详。日,曾经为创建和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国共产党员袁文才、王佐,在江西永新县城双双罹难。而正征战于赣南闽西的毛泽东闻听此讯,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袁文才、王佐二人被杀是红军史上的一桩谜案。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和副团长。同时,他们还兼任遂川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常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袁文才还担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期间,他们情绪高昂,工作积极,率领部队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龙源口战斗和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等,屡立战功。从此,这支队伍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袁文才、王佐二人经历了艰苦斗争的考验,政治上日益成熟,逐步成长为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干部。就在这时,一份来自党中央的文件却使两人的命运发生了变化。1928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左”倾错误思想氛围笼罩下,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决议认为“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并在不作具体分析的情况下,认定“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1928年冬,中共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案送到井冈山。  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柏露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传达六大决议。以土籍自居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一向与袁文才、王佐二人不和。这时,他们以决议精神为由,主张杀掉袁文才。毛泽东不主张杀,他说:“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虽然他有些错误,但不能杀;王佐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地主豪绅作对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们欢迎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了家,使部队休养生息,他是有功劳的。根据这些情况,王佐不能杀,我们没有理由杀他。”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会议决定将他们二人分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仍留在井冈山。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终止。随着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土籍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人仍在寻找机会对付袁文才、王佐。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1930年1月下旬,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1930年2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为名,召集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率领武装到永新县集中。袁文才、王佐接到通知后,带领部分部队到了永新。22日晚,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袁文才、王佐也出席了。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根据龙超清等人的揭发和诬告,未作任何调查核实,便罗列出袁文才的五条罪状,包括擅自离队、不听调遣、包庇罗克绍等等,当众予以公布。袁文才不服,双方在会上争吵起来。24日,红五军在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人的紧急要求下,轻信袁文才、王佐“反水”,派第四纵队300余人从吉安县永阳镇开赴永新县城,把袁文才、王佐的住处包围了。袁文才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动静,跳出窗外,但不幸掉进东关潭里淹死了。叱咤风云的井冈山双雄就这样蒙冤被杀。  当然,关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死因,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笔墨官司打了多年,迄今仍争论不休。史学界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当时毛泽东、朱德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杀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怀,而且在事发后第三天,也就是2月27日,长沙《大公报》发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后来,普遍认为是彭德怀杀死了他们。林彪、“四人帮”曾将此作为彭德怀的一大罪状。第二种意见认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又被称为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三种意见认为,是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昌偕策划,彭德怀“轻听轻信”,没有冷静思考,当然主要应该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昌偕负责。尽管关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死因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但是二人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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