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辉：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
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谨以此文悼念柯岩老师
&&&&&&——读柯岩、胡笳主编《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散文选》
马建辉& （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6期）
日，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指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文学批评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这句著名的话从文学批评标准的角度揭示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说，一切文学都是历史的文学，是历史的审美表达，都在本质上体现着历史的运动和变革、真实与丰富，只有从历史的维度去解读和把握才能真正发现文学的本质和美的本质。从另一个方面揭示着文学与历史的联系的，是文学史以及与之配套或与之相印证的文学作品选本。实际上，它们的写作、编订更需要作者或编者对于历史和文学及二者之关系有着科学的认知。以什么样的观点或态度看待历史与文学，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史写作及文学作品选本编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文学作品选也就是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以文学作品选集的形式呈现给人们的鲜活的具象的历史。它生动地体现着编选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体现着他们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体现着他们的“文识”和“史识”。柯岩、胡笳主编的《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散文选（上、下卷）》（以下简称《与史同在》）2011年6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们继《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新诗选（上、下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之后出版的又一当代文学作品选本。这两部文学作品选本在一个时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以“告别革命”、“去政治”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倾向面前，以鲜明的“与史同在”的文学立场，显示了一种对于革命的崇高信念、对于政治理想的坚持、对于共和国历史的珍爱。
记得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之一死，使大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性很浓厚的孤半绝望的国家。”这里说的是应该怎样对待“伟大的人物”，其实，在对待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对待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方面，也同样如此：尊重、爱戴、崇仰之，民族尚有可为；如果只是非难和虚无，则必陷于“孤半绝望”。在对待我们国史的态度上，《与史同在》是鲜明而自觉的，采取的是“科学、敬谨的态度”。郁达夫那段话现在被许多人提起，我想，这段话所蕴含的思想正揭示了《与史同在》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它告诫我们，有些记忆是不应也不能忘记的，它们一旦被遗忘（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没落与解体。
在我看来，文学史（包括与之相应的文学作品选集）的核心功能应是“正史”、“立人”、“审美”。文学作品是蕴涵丰富的意象描绘，其历史容量远超平铺直写的史书，所以经典作家常常借助文学典籍（比如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的文学作品）来把握历史、观察社会；文学史当然更应着眼于史的视角，这既可实现“正史”的责任，也能够使读者透过历史更深入地理解作品，把握文学意义的生成。文学是人学，而站立着的人是既需要坚强骨骼的支撑，又需要高洁灵魂来充实的；这骨骼、灵魂的根本就在于历史的人的崇高信念和政治理想。文学史方式的审美不同于其他方式的审美，比如，不同于理论家的审美，也不同于批评家的审美，虽然优秀的文学史家必然兼备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素质。文学史的审美更注重文学美的历时性，即更关注文学美伴随着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的发展而形成的流变性和时代性特质。从《与史同在》的文本选择来看，它无疑是真正实现了“正史”、“立人”、“审美”相融合的文学选本，在客观上也形成了对部分文学史“重写”类版本及其作品选本的有力回应。
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延续至今，其影响仍在持续扩散。为什么要“重写文学史”呢？其思想上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是一种政治化、革命化书写，忽略了对文学性、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关注，主张要把现当代文学史由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主张以审美或文学性标准重评作家作品。二是部分学者受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主张以微观叙述取代宏大叙事，发现那些被传统文学史“忽略”或“遗忘”的作家作品，“将过去误读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将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史、政治权力史、一元中心化史，变成多元文化史、审美风俗史和局部心态史”。三是有的研究者受主体论文学观的影响，注重在文学史研究和著述上的个人化见解，排斥文学史评价上的集体意识、国家意识，打破传统文学史的社会参照式叙述模式，以实现文学史个体写作的多种可能性。
应该说，如果上述文学史观能把自己的认识纳入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而不走向极端的话，那么，这些看法应该说都是有益于文学史的编写的，也有益于文学作品选本的编订，起码也是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和认识文学史的一个维度（虽然是局部的维度）或补充。但现实的情况却不尽然。部分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抱持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认为革命的、政治的观点与审美的、文学的观点是相互对立、彼此排斥的，传统文学史着力叙述的作家与被“遗忘”的作家是对立的，是前者压抑了后者。他们往往认为被“遗忘”的作家的美学贡献比传统着力叙述的作家更大，因而文学史意义也就更大。个人叙述与集体叙述也是对立的，个人一定是被集体压抑的个人，而集体也一定是抑制个人的集体。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我国现当代文学史评价与编写上的偏执和扭曲。
事实上，编撰文学史著作，脱离社会历史语境实际的文本分析和文本评论都将是不科学的。“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所以，现当代文学史及文学史论离开当时的革命、政治和国家语境就难以把握其时代本质。在研究或评论文学时，我们不能一提革命、政治和国家就认为不科学了，就认为被压制或被束缚住了；相反，脱离革命、政治和国家才会导致不科学、不真实、不深刻的研究倾向。客观地说，革命、政治和国家在促进文学创作，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在某种情况下一定程度地制约文学创作，对其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但文学史研究和评价（包括文学选本编订）不能因此而否定革命、政治和国家对于把握文学实质的意义，而应正确理解和把握它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辩证分析和探索它们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从而也就能够由此正确理解文学及文学性本身。
《与史同在》是科学地把握了文学及文学性实质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本，虽然它只涉及散文体裁。文选中袁学骏的《天下第一坡》、孙犁的《山地回忆》、江子的《一个女人的井》、刘思齐的《泪中的怀念》、魏钢焰的《忆铁人》等作品，都既是情真意切的史记，又是含蕴丰富的美文；是高洁的灵魂在歌唱，是真挚的政治理想在舞动着这些生动的文字。实际上，不需要多少艺术上的技巧，只是这些纯美真善诚恳，就足以打动人心、鼓舞精神。这些散文，当然难以形成专门的历史知识，但它们却比史籍更真实、更丰富、更精致、更生动。在一些人为追求实际的眼前利益，而对往昔渐生淡忘之意时，《与史同在》在那浩荡的历史洪河中，为我们展布着那些带泪、滴血、含情、凝思的断片。它们反映着那个时代，并唤起我们趋于模糊的记忆。在这里，《与史同在》是史与诗、灵与思的交响。它并非直接写史，而是采撷了历史之蚌磨砺出的一粒粒珍珠，并把她们精心串联起来。
《与史同在》所选篇章中有这样一部分记怀人事的作品，它们或者是连长写战士（《英雄黄继光献身的一刻》），或者是妻子写丈夫（《泪中的怀念》），或者是侄子写叔父（《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或者是儿子写父亲（《父亲的两件珍藏》），或者是父亲写儿子（《傅聪的成长》），或者是自己写自己（《末代皇帝自述》），等等。这些作品写的无疑是个人的记忆，是“私人”的记忆，但这里的个人或“私人”记忆因其真实、因其与社会进程的联系而成为历史化的个人，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折光。文选中的这些作品都生动地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这个人性不是一般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大写”的人性，而非“小写”的人性。新中国成立了，党执政了，从井走出来的共产党高官（也是一位母亲）曾志的儿子蔡红石依然在井务农，并且其后几十年一直都是井的种田人，他没有从母亲那儿得到一点特殊的照顾和利益。曾志对儿子说：“毛主席的儿子都去朝鲜打仗，你为什么不能安心在井务农呢？”（《一个女人的井》）这是以感性方式显现的最高的人性，足以使当前一些有耻感的利己主义人性宣扬者无地自容。
在这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性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不同社会关系的人格化，它总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而非与社会、国家相脱离的“纯粹”的所谓“人性”。《与史同在》中所选作品大多如此，它们既确证个人的存在，又确证着国家、社会的存在，并在二者的勾连中显示出真实的人性光芒。
周克玉上将在为《与史同在》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读《天下第一坡》和《渡过长江去》，就会感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读《墨西哥的疑惑》和《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就会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读《安塞腰鼓》和《开启国门》，就如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读《大有大无周恩来》和《忆铁人》，就会明白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大写的人；读《松树的风格》《日出》《荔枝蜜》和《秋色赋》等，就会获得美的享受和灵魂的净化……”确乎如此，文学是历史的记录，是历史成就了文学。对历史的“忘却”与“淡化”只能是个别人的有意为之，实际上文学是不可能忘记或淡化历史的，所以，如果说文学是历史的文学，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历史的文学”的历史当然必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中，才能够被科学和正确地解读与把握。试想，假如我们真的告别了革命和政治，那么，仅就我国现代文学史而言，不仅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将变得不可理解，而且那些所谓的被“重写”者们“钩沉打捞”上来的作家也将同样变得难以全面、正确解读。
“这时，我虽不在未名湖畔，却想出了幅湖光塔影图。湖光、塔影，怎样画都是美的，但不要忘记在湖边大石上画一个鼓鼓的半旧的帆布书包，书包下压着一纸我们伟大祖国的色彩绚丽的地图。”这是选本上卷中收入的宗璞散文《湖光塔影》的最后一段文字。人民共和国是亲切的，国家与个人有着更多的融会，这段文字体现了作家个人对于国家的倾情之爱，这种情感在其他历史时期，或其他国家的人们那里可能是不容易感觉、体会得到的。这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崭新的，或者说特殊的关系。不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方式的人就不会真正读懂这段真挚的文字。这是有着特殊审美意蕴的文字，体现了时代审美特征的区别性。其实，文学史要给读者的不是用一个固定的“普适”的模式造出的美的或审美的范型，而是要依据时代、社会的特点给读者以历史化的美或审美。对于一些坚持“普适性”审美的作品编选者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这篇作品情感虚假、造作，而放弃选择它。的确，这种情感可能不具有“普适性”，但其具体的历史真实性是确实存在的，不懂那个时代就不可能理解这类作品，同样，不理解这类作品，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个时代的国家与个人的特殊关系，以及个人对于国家的那种特殊情感。《与史同在》选入了不少《湖光塔影》这样的作品，这既是与史同在，也是与那个时代的特殊的美或审美同在。
显然，柯岩、胡笳主编的《与史同在》散文与诗歌选本，在编选原则上都体现了辩证的思维方法。以历史为主线，同时也不忽视文学性及个体性的多样表现。以文学性、个体性的多样表现来体现历史性。实现了在历史主导下的历史与审美的统一，这显然是更为科学和辩证的编选法则。我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上的某些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也明显地体现在一些文学作品的选本上。他们热衷于个人主义表达的作品，或者热衷于挖掘作品表达的个人主义方面，把个人同社会历史过程撕裂开来，以私人性取代公共性，以所谓的“内部研究”压倒“外部研究”，仿佛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纯文学”。其实真正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被某些批评者、某些文学史写作者、某些作品选本编辑者的主体意志与谬见过滤后而“提纯”的文学。
《与史同在》，仅从书名看，就是对文学史领域出现的某些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一个明确反拨，是对文学历史价值和文学评论历史观点的肯定和支援。正如该书序言所说，这是一部“以文记史，以文正史，以文强史”的文学选本。作为文学的历史，它确证着历史，也确证着历史的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6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郁达夫《怀鲁迅》，《文学》第7卷第5号（日）。
陈奎元《国史研究要以科学、敬谨的态度对待》，《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
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2期。
王岳川《中国镜像》第26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考夫曼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柯岩、胡笳主编《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散文选（上卷）》序言，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柯岩、胡笳主编《与史同在——当代中国散文选（上卷）》序言，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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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教版六年级语文上册基础知识积累
六年级上学期基础知识复习点
一、字词：
亮 黄晕 烘托 静默
秀气 绿萍 水藻 ．．
8、《观沧海》选自《乐府诗》。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
9、《次北固山下》选自《全唐诗》。作者：王湾。唐代诗人。 10、《钱塘湖春行》作者：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诗人，著作《白氏长庆集》
12、《西江月》选自《稼轩长短句》。西江月，词牌名。辛弃
空灵 水墨画 蓝汪汪 伦敦 霍霍 闪烁 绯
红 ．．．．．．．疾，号稼轩，宋朝著名爱国词人。 肃穆 广漠 苍穹 休憩 徘徊 皎洁 酣畅 炙晒 嬉闹 丁丁
．．．．．．．．幽谷
肥硕． 栖．
急遽．奔流
恬．静 天真无邪．
千呵．万护
无忧无虑 弥．漫
萧．条冷漠
轻盈． 峰峦 预兆 均匀 崩塌
变化无常 祈祷．．
默默无闻 妥．协 卷帙．
等因奉此 赫赫．．英名 窃窃私语 观测 指令
昂首挺立 一叶孤舟 遥遥在望
普照寰．宇 高插青冥
碧瓦飞甍．
职 妥当 呈报 陛．下 精致 头衔．
御聘． 赏赐． 勋．
章 愚蠢 定然
珍奇 闲游 笼罩
鲛．人 女娲．
训诫． 耸立 迂回
纳罕 瘦骨嶙峋．．
庸碌 辜．负
嫌恶．． 笑柄
玩腻了 明晃晃
水波粼粼．．
笑嘻嘻 二、文学常识：
1、《春》选自《朱自清全集》。朱自清，著名散文家、诗人。
2、“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南宋志南和尚《绝
句》中的诗句。
3、《济南的冬天》选字《老舍文集》。老舍，原名舒庆春，字
舍予，北京人，作家。作品收在《老舍文集》。长篇小说《骆
驼祥子》，话剧《茶馆》。
4、《海滨仲夏夜》选自散文集《秋色赋》。峻青，作家。
5、《秋天》选自《预言》。何其芳，诗人、评论家、散文家。
6、《奔落的雪原》选自《宗璞文集》。宗璞，当代女作家。
7、“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出自苏轼《海棠》。
13、《天静沙 秋思》是曲。天静沙，曲牌名。作者：马致远。元朝著名戏曲作家。 14、《莺》选自《百兽物语》。作者：布封。法国博物学家、作家。
15、《山市》选自《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字留仙，世称“聊斋先生”，淄川人，清代文学家。郭沫若评价：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16、《皇帝的新装》作者：安徒生。丹麦著名童话作家。作品有《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丑小鸭》等。 17、《天上的街市》和《静夜》作者：郭沫若。诗人、学者，代表诗集：《女神》《星空》。
18、《赫尔墨斯和雕像者》《蚊子和狮子》选自《伊索寓言》，是一部寓言故事集。作者：伊索，古希腊。
19、《智子疑邻》选自《韩非子 说难》。作者：韩非，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著作：《韩非子》
20、《塞翁失马》选自《淮南鸿烈集解》作者：西汉刘安。 21、恩利科是《爱的教育》中的主人公。《爱的教育》作者是意大利作家德·亚米契斯。这部书采用日记体形式。有三个部分组成：①恩利科的日记、②恩利科父母的教子篇和③老
师讲得九则故事。主题：用爱塑造人，引导我们永远保持一
颗勇于进取而善良真诚的心，爱祖国、爱人民、同情一切人民的不幸与苦难。 22、《繁星》和《春水》的作者是：冰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 二是对大自然的赞颂“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孩，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三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23、“龟兔赛跑”“狼来了”“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出自《伊索寓言》。出自《伊索寓言》的故事：《狼和小羊》《猫和鸡》
《农夫和蛇》等。 《农夫和蛇》告诫人们：对恶人千万不能心慈手软。 24、《走一步，再走一步》作者：莫顿·亨特。美国。 25、《生命 生命》作者：杏林子。原名刘侠，女作家。
26、《生命的意义》选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
洛夫斯基，前苏联作家。
27、《童趣》选自《浮生六记 闲情记趣》作者：沈复，清代。
28、《风筝》选自《野草》，作者：鲁迅，原名周树人，文学
家、思想家、革命家。
29、《祖父、后园和我》选自《呼兰河传》萧红，现代女作家。
30、《纸船》选自《繁星》。冰心，原名谢婉莹，诗人、作家。
代表作：《繁星》《春水》《寄小读者》。
31、《金色花》作者：泰戈尔，印度文学家。
32、《咏雪》《陈太丘与友期》选自《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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