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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本月排行国民党高层最后的“全家福”原件价值惊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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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良对这张照片非常熟悉，他把上面的人一一指给记者看:“第一排中间这四个人，从左往右，依次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蒋介石、李宗仁；再往右，你看这个大胡子，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他还给我们照相馆题过字，是‘要留真相，要到光华’；这个戴着眼镜的，是何应钦；郭德洁左边的这个人，是孙科；这个是白崇禧、这个是邵力子……”
原标题：国民党高层最后的“全家福”原件价值惊人（图）
　　蒋介石为何钟爱大元帅戎装标准像
　　周培良翻出一本画册，名字叫做《图说总统府》，他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这是我师傅拍的，日，蒋介石庆祝60大寿，在为他祝寿的画册上就刊登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影，蒋介石身着大元帅戎装，右手握拳，左手握佩剑，面容平和却不掩威严；宋美龄身披绶带，表情与蒋介石神似。
　　记者就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请教了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刘晓宁，他告诉记者，这张照片并非1946年10月拍的，“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突然去世，蒋介石在重庆接任主席，照片就是这时拍的。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从照片上看得出来，蒋介石心情不错。”
　　既然照片不是在南京拍的，周培良为什么说这是王贵逊的作品呢？原来，抗日战争期间，因为和蒋宋的特殊关系，光华照相馆也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到了重庆，照相馆就开在上清寺，离孔祥熙等人的公馆很近。师娘告诉过周培良，1945年8月底，毛泽东主席来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技术过硬的王贵逊也被喊去，用相机记录下重要的历史场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光华照相馆也跟着回来了。1946年10月份，在蒋介石举办60大寿之前，光华照相馆接到一笔大业务。蒋介石公开了他先前拍过的一张大元帅戎装照，而且要求上色加洗。王贵逊曾经向女儿王明回忆起这一段事情，“照片本来是黑白的，洗的时候重新上了色，而且洗了很多张，都是拿卡车来运的。”
　　蒋介石要这么多照片干什么呢？原来，这些照片运回去以后，都发到国民党的部队了。刘晓宁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的几年内，蒋介石衰老得非常快，你看他在总统就职时拍摄的照片，明显苍老，因此，1943年拍摄的这张照片就成了他最中意的照片，他曾多次将这张照片赠送他人。”
　　刘晓宁还告诉记者，不仅蒋介石就职主席的照片是由光华照相馆拍摄，1948年，他当选总统后，就职典礼的照片也是由光华照相馆拍摄的。
　　国民党高层最后的“全家福”是如何出炉的
　　“一点不错，1948年，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就职典礼上的照片就是我师傅拍的。”周培良确认了刘晓宁的说法。
　　日，在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后，蒋介石和李宗仁举行了就职大典。就职典礼的前半段在国民大会堂举行。之后，蒋介石和李宗仁夫妇，又乘“别克”专车，来到近在咫尺的总统府，继续进行典礼的其他程序。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在官员、来宾的簇拥下，鱼贯步入了“子超楼”，进入总统、副总统办公室稍事休息，又在三楼会客室与宾客们寒暄。
　　蒋介石当时心情极佳，与党政军要员们谈笑风生，然后，才走下了“子超楼”。子超楼前，王贵逊和徒弟们早就架好相机在等了。咔嚓几声，影像定格。只是，照片中的人大概不会想到，这张照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竟成了“绝照”。
　　几天后，照片印了出来，左下角清晰地写着“光华照相馆摄”，上面则由吴稚晖题写了一行字:“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 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尽管此时正值国内战争的高峰，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全部赶往南京出席盛会，由于随后爆发“三大战役”，1949年初蒋介石即宣布下野，因此这一张照片实际上是国民党在大陆党政军要员最后一次合影，也是国民党高层在南京的最后一张“全家福”。
　　这张“全家福”上都有哪些人呢？
(责编：袁菡苓、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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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国民党高层最后的“全家福”原件价值惊人（2）
核心提示：周培良对这张照片非常熟悉，他把上面的人一一指给记者看:“第一排中间这四个人，从左往右，依次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洁、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蒋介石、李宗仁；再往右，你看这个大胡子，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他还给我们照相馆题过字，是‘要留真相，要到光华’；这个戴着眼镜的，是何应钦；郭德洁左边的这个人，是孙科；这个是白崇禧、这个是邵力子……”
师傅王贵逊在汪精卫遇刺现场拍照
&我来得晚，又是学徒，24小时都不能离开店，所以不能跟师傅到外面拍照。但我师傅，岂止是能看到要员，他还是一些突发事件的目击者呢。当然，这也是我从师娘口里了解到的。&周培良对于光华早年的了解都来自师娘钱竞秀的讲述。 &那是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地点在湖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张学良等军政要员都来了。会议很重要，合影当然少不了。于是我师傅被叫去拍照了。&
王贵逊带着徒弟赶了过去。相机在第一会议厅的门前架好后，委员们都过来站好，左等右等却不见蒋介石。原来，在二楼的蒋介石俯瞰楼下，见委员、警卫、记者一堆人，秩序很乱，就借口身体不舒服，不参加合影了。于是，&二号人物&汪精卫站在了正中的位置。 王贵逊打开照相机，镁光灯刚刚闪动，突然冲出一个青年，拔出手枪，向汪精卫连连射击，汪精卫应声倒地。一时间，场面大乱。蒋介石迅速命令手下展开调查，在场的王贵逊当然也未能避免。
一番折腾后，这天夜里，惊魂未定的王贵逊才回到家里。 事情很快查清了，原来，这次刺杀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亚樵精心策划的。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已经完全暴露，但是蒋介石却消极抗日，引起了爱国人士的不满，他们委托王亚樵行刺蒋介石。刺客叫孙凤鸣，他伪装成记者，混入会场，见蒋介石未到，于是他就改刺汪精卫。
光华照相馆为何拒绝去台湾
在外人眼里，光华照相馆是&官办&照相馆，吃香的、喝辣的、赚大钱，但其中的苦衷只有老板自己心里清楚。 周培良告诉记者，&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来我们店里，问我师傅去不去台湾。当时，我就站在师傅旁边，耳朵竖得高高的。师傅没有吱声。&后来，光华照相馆的人都留在了南京。 &官办&的光华没去台湾，同行都很惊讶了一阵子，周培良不惊讶，他明白，光华原本就与政府要员无关，它是靠过硬的技术生存的。 十几年前，师傅去世，去年，年过90的师娘钱竞秀也去世了。不过，值得安慰的是，随着大陆和台湾的交往日益频繁，他们当初制作的那些照片越来越多地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蒋介石为何钟爱大元帅戎装标准像
周培良翻出一本画册，名字叫做《图说总统府》，他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这是我师傅拍的，日，蒋介石庆祝60大寿，在为他祝寿的画册上就刊登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影，蒋介石身着大元帅戎装，右手握拳，左手握佩剑，面容平和却不掩威严；宋美龄身披绶带，表情与蒋介石神似。 记者就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请教了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刘晓宁，他告诉记者，这张照片并非1946年10月拍的，&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突然去世，蒋介石在重庆接任主席，照片就是这时拍的。
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从照片上看得出来，蒋介石心情不错。& 既然照片不是在南京拍的，周培良为什么说这是王贵逊的作品呢？原来，抗日战争期间，因为和蒋宋的特殊关系，光华照相馆也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到了重庆，照相馆就开在上清寺，离孔祥熙等人的公馆很近。师娘告诉过周培良，1945年8月底，毛泽东主席来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技术过硬的王贵逊也被喊去，用相机记录下重要的历史场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光华照相馆也跟着回来了。1946年10月份，在蒋介石举办60大寿之前，光华照相馆接到一笔大业务。蒋介石公开了他先前拍过的一张大元帅戎装照，而且要求上色加洗。
王贵逊曾经向女儿王明回忆起这一段事情，&照片本来是黑白的，洗的时候重新上了色，而且洗了很多张，都是拿卡车来运的。& 蒋介石要这么多照片干什么呢？原来，这些照片运回去以后，都发到国民党的部队了。刘晓宁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的几年内，蒋介石衰老得非常快，你看他在总统就职时拍摄的照片，明显苍老，因此，1943年拍摄的这张照片就成了他最中意的照片，他曾多次将这张照片赠送他人。& 刘晓宁还告诉记者，不仅蒋介石就职主席的照片是由光华照相馆拍摄，1948年，他当选总统后，就职典礼的照片也是由光华照相馆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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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快报 | 责任编辑：李欢1948年民国政要最后全家福:宋子文等缺席(图)
　　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后，蒋介石、李宗仁偕夫人及文武官员在总统府子超楼前拍摄“全家福” 资料图片吴稚晖薛岳宋子文　　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总统，李宗仁当选副总统。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结束后，蒋、李分别偕夫人，分乘两辆专车赶往总统府，接受国民政府各机关首长及文武官员的集体觐贺。11点40分，总统、副总统夫妇及全体觐贺官员在总统府子超楼前合影留念。这张多达191人的合影被称为民国政要在大陆的最后一张“全家福”。但是，这张“全家福”的政要并不全，甚至有几位参加觐贺的高级官员都没“露面”。他们去哪儿了呢？　　陈宁骏(作者为民国史研究学者、江苏文史作家)　　首席大佬吴稚晖　　一直甘心做蒋介石背后的人　　吴稚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就看好蒋介石，自觉地充当起这位“后生”的高级幕僚。每遇到难事，吴稚晖就以“老资格”出面，冲锋陷阵为蒋保驾护航，逐渐被蒋介石奉为国民政府中的“首席大佬”。蒋介石多次要给吴稚晖任高职，均被拒绝。　　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国民政府主席就职典礼合影上，吴稚晖身着短褂，脚穿布鞋与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张伯苓，分坐在蒋介石夫妇右、左两边。在1947年的制宪国大上，80多岁的吴稚晖担任主席团主席。到了1948年的行宪国大，年迈的吴稚晖依然“捧场”，入选主席团。5月20日上午十点在国民大会堂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上，吴稚晖作为监誓人，监誓总统就职仪式。但在仪式结束后，吴稚晖没有随行到总统府，毕竟在政府中没有担任要职，在这个场合坐哪都是个难题。　　为了弥补缺席的“遗憾”，善写篆书的吴稚晖为这张“全家福”题写“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并落款。这几个字足见吴老的书法功力，但字的体积前大后小，可能是其年老体力下降所至。随后，吴稚晖就回上海继续隐居了。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将一批民国大佬冠以“总统府资政”荣誉头衔。在首批公布的13位总统府资政名单中，吴稚晖名列榜首，其他的资政张静江、李石曾、孔祥熙、许崇智等人也未出席“全家福”。　　国大主席团成员张伯苓　　人不在，还是被相中做考试院院长　　1947年8月，张伯苓以高票当选天津“国大代表”。”国大”开幕前期，还有张伯苓陪蒋介石参选总统的传言。张伯苓德高望重，入选行宪国大主席团，在会上支持蒋介石当选总统。但会场上的叫骂、混乱、打斗，使张伯苓深受刺激，开始感觉到国民党的内部危机。会议期间，张伯苓一再表示不要做官。　　日“行宪国大”一结束，张伯苓就飞往上海出席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担任裁判主席。在5日运动会开幕式上，他代表蒋介石宣读“训词”后，不顾年事已高，走下主席台执意要带领运动员绕场一周，幸亏被沈鸿烈劝阻。15日，运动会结束后，劳累的张伯苓回天津，南开校友为他举行返校节，为他补祝73岁寿辰。　　“行宪国大”期间，戴季陶再次请辞考试院。蒋介石嘱天津市长杜建时转张伯苓电报一份，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最初亦有犹豫，但经不住蒋介石的“忽悠”，也或许碍于情面，只好应允。张伯苓与张群于7月同机飞往南京出任考试院院长。不久，时局逆转，张伯苓随即避往重庆南开中学。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74岁的张伯苓留在了大陆。1951年2月，已经回到天津的张伯苓再次中风，发病九天后去世。　　差点做总统的胡适　　揣着一肚子委屈回北平当校长　　日，李宗仁宣布竞选副总统，并建议胡适参加总统竞选。在考虑良久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而推举胡适参加。　　蒋介石为何看中胡适？一方面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借以阻止李宗仁等军人参选副总统，以退为进，借以取得更大的权力。　　3月30日早上，蒋介石约见外交部长王世杰，请王探询胡适的态度，表示如胡同意做总统候选人，自己将任行政院长辅佐。胡适与王世杰是老朋友，听后有些心动。经过一天的考虑，胡适决定接受。　　4月4日上午10时，国民党六届临时中全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蒋介石首先表示不做总统候选人，要推举党外人士，并列出总统候选人须具备的五种条件。虽没说出具体姓名，但显然对号入座的是胡适。大家感到十分突然，许多人表示反对。吴稚晖等人表示支持理解。两派争论，蒋介石有些不耐烦，决定交由次日召开的中常会研究决定。　　4月5日下午，蒋未出席中常会。在一番争论后，会议建议请蒋为候选人，同时提议修宪，给予总统更大权力。蒋介石当天即表态接受推荐。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问胡适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长。胡适断然拒绝，行宪国大结束后，就匆匆赶回北平专心地做校长。　　“全家福”拍摄后的第二天，蒋介石提名张群和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候选人。面对“为什么不提胡适”的质问，蒋介石以“书生不能办事”作为回答。胡适后来也自嘲： “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那里还能搞政治。”　　军界“二号实权人物”陈诚　　败军之将很知趣地靠边站　　抗战胜利后，陈诚取代何应钦，逐渐成为军界第二号实权人物。8月29日，蒋介石为了挽回不利战局，命陈诚接替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东北大刀阔斧，引起东北国军将领的非议。　　1948年1月，陈诚发起公主屯战役，导致国军新五军被歼。愤怒的蒋介石亲赴沈阳开会，追究战败责任。2月初，陈诚胃出血，飞回南京，随后到上海住院治疗。5月1 日，国大结束之日，陈诚由上海返回南京。　　5月13日，陈诚请辞，其参谋总长即由顾祝同接任。当时国民党内要求惩办陈诚的呼声很高。蒋介石对陈诚的处罚只是表面的，其海军总司令一职到8月才由桂永清接任。　　陈诚是个知趣的人，在“国大”期间以养病为由不抛头露面当然是最为合适的。能否在“全家福”中露面，或者站的位置是否靠前，这对于陈诚来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得到蒋介石的信任！6月，陈诚在上海手术，切除大半个胃。10月，陈诚迁到台湾阳明山养病，不久即被委以重任，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并坐稳了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把交椅”。　　参军长薛岳　　副总统竞选押错宝，退而遮丑　　薛岳是抗日名将，早年参加粤军，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1947年5月出任国民政府参军长一职，在1948年“行宪国大”中入选主席团，并担任第十四次大会主席。薛岳在副总统选举中，却押错了宝。　　李宗仁与孙科的副总统之争如火如荼，薛岳与张发奎等成立竞选小组为孙科竞选副总统筹经费、拉选票。不久，薛岳等人为孙科拉票的丑态被南京《救国日报》披露，并涉及孙科的私生活。薛岳等感到难堪，率领百余人前往该报社问罪。上海一家报纸以“三帅夺大炮，表演全武打”之显著标题，登载了此则新闻。孙科竞选败北，薛岳脸上也无光。　　《中央日报》刊登的总统府觐贺名单上，薛岳名列其中，但却没有参加随后的“全家福”拍摄，这其中应有原因，可能与薛岳的性格及人缘有关。　　薛岳自恃能战，看不起同是名将的白崇禧，与桂系不和。薛岳虽能征善战，却非黄埔系，因此受不到蒋介石真正青睐。加上前述的与李“副总统”才产生过矛盾。参军长之职虽名义上处中枢，却没有多大实权，薛岳也因而常叹。薛岳与陈诚颇有私交，而此时的陈诚正处颓势。由此可见，薛岳没参加这次“全家福”，是有原因的。　　“国舅”宋子文　　经济问题缠身，能躲就躲　　宋子文历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及院长、外交部长等要职，1947年3月因“黄金风潮案”辞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与孔祥熙在南京舆论中口碑不佳，两人借扬子、孚中两公司，套走了当时国家外汇的88%。　　走下政坛的宋子文闭门谢客，半年之后，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宣布，将其个人在中国建设公司及其他公司中的股份全部捐出，并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接济那些在抗战和内战中死难的党员家属。　　日，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将自己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1800亿捐献出来，以解决政府所面临的困难。这1800亿成了宋子文的政治资本，在他捐款后不到一个星期，在蒋介石的“力挺”下，行政院以9票对8票一票之差，通过了由宋子文出任广东省府主席、行营主任、绥靖公署主任。　　日上午，宋子文参加了在国民大会堂举行的“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据当时记者报道：“宋子文借坐在国大代表席间，穿藏青色西装，东张西望，对于四周景物，似在捕捉回忆”。　　宋子文低调参加在国民大会堂仪式后，与薛岳一样，也出现在《中央日报》刊登的总统府觐贺名单中，但也同样没出席“全家福”的拍摄。这其中，可能与当时仍有严查他的经济问题呼声有关。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宋子文也辞去广东各职，移居香港，同年5月赴法国，后与貌合神离的蒋介石彻底决裂，到美国做了寓公。　　其他没有在“全家福”上露面的要员　　陈果夫早年患有肺结核，抗战胜利后病情加重，加上政坛失宠，就在上海专心养病，并力保弟弟陈立夫当立法院副院长。但当时反对“二陈”的人有不少。日，立法院的一部分委员发表意见书，推选傅斯年为副院长，反对陈立夫。次日，陈立夫招待立法委员，正式宣布竞选立法院副院长。5月17日，陈立夫以343票，击败236票的傅斯年，当选副院长。　　立法院在当时《宪法》中是有实权的，在得知弟弟陈立夫如愿当选立法院副院长这一要职后，陈果夫当然不必抱病去出席什么“全家福”，以加深大家对“二陈”的反感。　　当时正值国内战争的高峰，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等一些军界要人因战事均未能出席“全家福”。在这张盛装的“全家福”后面，涌动的是惶恐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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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总统，李宗仁当选副总统。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结束后，蒋、李分别偕夫人，分乘两辆专车赶往总统府，接受国民政府各机关首长及文武官员的集体觐贺。11点40分，总统、副总统夫妇及全体觐贺官员在总统府子超楼前合影留念。这张多达191人的合影被称为民国政要在大陆的最后一张“全家福”。但是，这张“全家福”的政要并不全，甚至有几位参加觐贺的高级官员都没“露面”。他们去哪儿了呢？
陈宁骏(作者为民国史研究学者、江苏文史作家)
首席大佬吴稚晖
一直甘心做蒋介石背后的人
吴稚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就看好蒋介石，自觉地充当起这位“后生”的高级幕僚。每遇到难事，吴稚晖就以“老资格”出面，冲锋陷阵为蒋保驾护航，逐渐被蒋介石奉为国民政府中的“首席大佬”。蒋介石多次要给吴稚晖任高职，均被拒绝。
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国民政府主席就职典礼合影上，吴稚晖身着短褂，脚穿布鞋与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张伯苓，分坐在蒋介石夫妇右、左两边。在1947年的制宪国大上，80多岁的吴稚晖担任主席团主席。到了1948年的行宪国大，年迈的吴稚晖依然“捧场”，入选主席团。5月20日上午十点在国民大会堂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上，吴稚晖作为监誓人，监誓总统就职仪式。但在仪式结束后，吴稚晖没有随行到总统府，毕竟在政府中没有担任要职，在这个场合坐哪都是个难题。
为了弥补缺席的“遗憾”，善写篆书的吴稚晖为这张“全家福”题写“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并落款。这几个字足见吴老的书法功力，但字的体积前大后小，可能是其年老体力下降所至。随后，吴稚晖就回上海继续隐居了。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将一批民国大佬冠以“总统府资政”荣誉头衔。在首批公布的13位总统府资政名单中，吴稚晖名列榜首，其他的资政张静江、李石曾、孔祥熙、许崇智等人也未出席“全家福”。
国大主席团成员张伯苓
人不在，还是被相中做考试院院长
1947年8月，张伯苓以高票当选天津“国大代表”。”国大”开幕前期，还有张伯苓陪蒋介石参选总统的传言。张伯苓德高望重，入选行宪国大主席团，在会上支持蒋介石当选总统。但会场上的叫骂、混乱、打斗，使张伯苓深受刺激，开始感觉到国民党的内部危机。会议期间，张伯苓一再表示不要做官。
日“行宪国大”一结束，张伯苓就飞往上海出席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担任裁判主席。在5日运动会开幕式上，他代表蒋介石宣读“训词”后，不顾年事已高，走下主席台执意要带领运动员绕场一周，幸亏被沈鸿烈劝阻。15日，运动会结束后，劳累的张伯苓回天津，南开校友为他举行返校节，为他补祝73岁寿辰。
“行宪国大”期间，戴季陶再次请辞考试院。蒋介石嘱天津市长杜建时转张伯苓电报一份，敦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最初亦有犹豫，但经不住蒋介石的“忽悠”，也或许碍于情面，只好应允。张伯苓与张群于7月同机飞往南京出任考试院院长。不久，时局逆转，张伯苓随即避往重庆南开中学。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74岁的张伯苓留在了大陆。1951年2月，已经回到天津的张伯苓再次中风，发病九天后去世。
差点做总统的胡适
揣着一肚子委屈回北平当校长
日，李宗仁宣布竞选副总统，并建议胡适参加总统竞选。在考虑良久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而推举胡适参加。
蒋介石为何看中胡适？一方面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借以阻止李宗仁等军人参选副总统，以退为进，借以取得更大的权力。
3月30日早上，蒋介石约见外交部长王世杰，请王探询胡适的态度，表示如胡同意做总统候选人，自己将任行政院长辅佐。胡适与王世杰是老朋友，听后有些心动。经过一天的考虑，胡适决定接受。
4月4日上午10时，国民党六届临时中全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蒋介石首先表示不做总统候选人，要推举党外人士，并列出总统候选人须具备的五种条件。虽没说出具体姓名，但显然对号入座的是胡适。大家感到十分突然，许多人表示反对。吴稚晖等人表示支持理解。两派争论，蒋介石有些不耐烦，决定交由次日召开的中常会研究决定。
4月5日下午，蒋未出席中常会。在一番争论后，会议建议请蒋为候选人，同时提议修宪，给予总统更大权力。蒋介石当天即表态接受推荐。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问胡适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长。胡适断然拒绝，行宪国大结束后，就匆匆赶回北平专心地做校长。
“全家福”拍摄后的第二天，蒋介石提名张群和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候选人。面对“为什么不提胡适”的质问，蒋介石以“书生不能办事”作为回答。胡适后来也自嘲：
“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那里还能搞政治。”
军界“二号实权人物”陈诚
败军之将很知趣地靠边站
抗战胜利后，陈诚取代何应钦，逐渐成为军界第二号实权人物。8月29日，蒋介石为了挽回不利战局，命陈诚接替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东北大刀阔斧，引起东北国军将领的非议。
1948年1月，陈诚发起公主屯战役，导致国军新五军被歼。愤怒的蒋介石亲赴沈阳开会，追究战败责任。2月初，陈诚胃出血，飞回南京，随后到上海住院治疗。5月1
日，国大结束之日，陈诚由上海返回南京。
5月13日，陈诚请辞，其参谋总长即由顾祝同接任。当时国民党内要求惩办陈诚的呼声很高。蒋介石对陈诚的处罚只是表面的，其海军总司令一职到8月才由桂永清接任。
陈诚是个知趣的人，在“国大”期间以养病为由不抛头露面当然是最为合适的。能否在“全家福”中露面，或者站的位置是否靠前，这对于陈诚来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得到蒋介石的信任！6月，陈诚在上海手术，切除大半个胃。10月，陈诚迁到台湾阳明山养病，不久即被委以重任，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并坐稳了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把交椅”。
参军长薛岳
副总统竞选押错宝，退而遮丑
薛岳是抗日名将，早年参加粤军，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1947年5月出任国民政府参军长一职，在1948年“行宪国大”中入选主席团，并担任第十四次大会主席。薛岳在副总统选举中，却押错了宝。
李宗仁与孙科的副总统之争如火如荼，薛岳与张发奎等成立竞选小组为孙科竞选副总统筹经费、拉选票。不久，薛岳等人为孙科拉票的丑态被南京《救国日报》披露，并涉及孙科的私生活。薛岳等感到难堪，率领百余人前往该报社问罪。上海一家报纸以“三帅夺大炮，表演全武打”之显著标题，登载了此则新闻。孙科竞选败北，薛岳脸上也无光。
《中央日报》刊登的总统府觐贺名单上，薛岳名列其中，但却没有参加随后的“全家福”拍摄，这其中应有原因，可能与薛岳的性格及人缘有关。
薛岳自恃能战，看不起同是名将的白崇禧，与桂系不和。薛岳虽能征善战，却非黄埔系，因此受不到蒋介石真正青睐。加上前述的与李“副总统”才产生过矛盾。参军长之职虽名义上处中枢，却没有多大实权，薛岳也因而常叹。薛岳与陈诚颇有私交，而此时的陈诚正处颓势。由此可见，薛岳没参加这次“全家福”，是有原因的。
“国舅”宋子文
经济问题缠身，能躲就躲
宋子文历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及院长、外交部长等要职，1947年3月因“黄金风潮案”辞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与孔祥熙在南京舆论中口碑不佳，两人借扬子、孚中两公司，套走了当时国家外汇的88%。
走下政坛的宋子文闭门谢客，半年之后，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宣布，将其个人在中国建设公司及其他公司中的股份全部捐出，并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接济那些在抗战和内战中死难的党员家属。
日，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将自己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1800亿捐献出来，以解决政府所面临的困难。这1800亿成了宋子文的政治资本，在他捐款后不到一个星期，在蒋介石的“力挺”下，行政院以9票对8票一票之差，通过了由宋子文出任广东省府主席、行营主任、绥靖公署主任。
日上午，宋子文参加了在国民大会堂举行的“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据当时记者报道：“宋子文借坐在国大代表席间，穿藏青色西装，东张西望，对于四周景物，似在捕捉回忆”。
宋子文低调参加在国民大会堂仪式后，与薛岳一样，也出现在《中央日报》刊登的总统府觐贺名单中，但也同样没出席“全家福”的拍摄。这其中，可能与当时仍有严查他的经济问题呼声有关。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宋子文也辞去广东各职，移居香港，同年5月赴法国，后与貌合神离的蒋介石彻底决裂，到美国做了寓公。
其他没有在“全家福”上露面的要员
陈果夫早年患有肺结核，抗战胜利后病情加重，加上政坛失宠，就在上海专心养病，并力保弟弟陈立夫当立法院副院长。但当时反对“二陈”的人有不少。日，立法院的一部分委员发表意见书，推选傅斯年为副院长，反对陈立夫。次日，陈立夫招待立法委员，正式宣布竞选立法院副院长。5月17日，陈立夫以343票，击败236票的傅斯年，当选副院长。
立法院在当时《宪法》中是有实权的，在得知弟弟陈立夫如愿当选立法院副院长这一要职后，陈果夫当然不必抱病去出席什么“全家福”，以加深大家对“二陈”的反感。
当时正值国内战争的高峰，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等一些军界要人因战事均未能出席“全家福”。在这张盛装的“全家福”后面，涌动的是惶恐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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