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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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小传
&&&&&&&&&&&周汝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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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身后（一）
　　曹雪芹哀乐中年，情深舐犊，感伤成疾，遽尔早世，是惨酷无情的事实。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脂砚斋说雪芹“泪尽而逝”。他哭的不只是爱子一人。他的一生，是为“新愁旧恨”所充满的一生。并非是什么“司痘者”夺去了他们家人父子的生命，而是那个黑暗的时代社会不容他再活下去。
　　雪芹一死，身后只遗下一位后续的夫人（注：《四松堂集》本敦诚挽诗异文有“新妇飘零目岂瞑”句，故知新妇为续娶。）几束残稿，笔砚零落；备极萧条凄惨。二三朋好，赙赠相资，草草殡葬。西山某处，荒坟一角，衰草寒烟，便是这位巨人的归宿之地（注：雪芹坟在健锐营一带颇有传说，所指不一，恐亦无法考信。）！
　　敦诚当时为他的亡友，写下两首挽诗（注：见《鹪鹩庵杂诗》。此两首后经改并为一首，即《四松堂集》所存者是。）。其一说：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写出了那一片的伤心惨目的境象。
　　脂砚斋曾提雪芹“泪尽而逝”的话，那原文本是这样的：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注：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眉批。）
　　则可见雪芹临终抱恨的，最首要的还是全部书中若干地方尚未最后补齐写定。也可见雪芹把写作这部小说看作是他的毕生的事业，他是为完成这一事业而支撑苦斗地活下去的；及今力尽，只有把它托付给亲者脂砚斋一人了。
　　曹雪芹把他的一生付于写作《红楼梦》上；他虽过早地死去，却总算给我们留下了这部千古不朽的伟大作品，也就可以无憾于地下。但是最极不幸的是从八十回以后，雪芹原作扫数亡佚了。
　　原稿为某人借阅，有五六回迷失，其事曾为脂砚斋叹恨（注：脂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疑“借阅”也是婉晦之词。），这种残损，也可能是八十回传抄问世以后、下半部迟迟不出的一个原因。但这绝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注：如庚辰本即缺两回，而不碍传抄流行。）。其真正原因，实另有所在。
　　这原因，就是《红楼梦》解剖、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就是曹雪芹的叛逆思想深深地击痛、惹恼了封建势力，因而当时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对它加以注视。——这使得脂砚斋往外传写八十回以后小说下半部时，发生了很大的顾虑，遭遇了意外的困难。
　　封建势力痛恨曹雪芹和《红楼梦》，加以百般辱骂，斥为“邪说诐行之尤”（注：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引那彦成语。），污蔑曹雪芹死后还在“地狱”中受苦（注：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他们“欲得而甘心”的那种凶恶狠毒的面貌，已然十分清楚。他们甚至连雪芹丧子无后都引为足以释恨的大快事（注：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引那彦成语。）！——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正好说明了雪芹小说的反封建思想的伟大；他们的辱骂污蔑，正是一种最有力的赞扬歌颂。
　　《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感动了二百年来的无数的读者，给后世反封建的新生力量提供了无限的精神启发。雪芹死后才和敦诚等结识过从的宗室永忠（雍正死敌胤禵的孙子），因敦诚之幼叔墨香而得读《红楼梦》，对曹雪芹无限同情，深深推服，特为写诗三章相吊（注：见《延芬室集》。），其一云：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有可能和雪芹认识的明义，题《红楼梦》时最后咏道：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
　　石归山下无灵气，总使能言也枉然！
　　馔玉炊金未几春，王孙瘦损骨嶙峋；
　　青蛾红粉归何处？惭愧当年石季伦。
　　前首“石言”，是用《左传》昭公八年的典故，暗隐“宫室崇侈，民力雕尽，怨■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的深刻意义；后篇“石季伦”，是用晋代石崇的典故，石崇豪富极奢，置金谷别墅，因党奸免官，被害，一门尽死，侍姬绿珠堕楼自尽，这故事也深具政治含义。前首尚专指小说，后篇则似兼切曹家情事而言，是很有价值的早期题咏（注：满洲人中最早题《红楼梦》的，当以明义《绿烟琐窗集》中《题红楼梦》十二首为最早（可考为乾隆三十年顷至四十六年期间之作，理由另见。此集早年蒙友人见告，当时因有远行，亦仅记线索于《红楼梦新证》447页，1954年返京后始蒙某先生见示，并为录副）。“不及当年石季伦”，乃杨升庵句。汉人中当以周春、钟大源师生为最早；周作《题红楼梦》《再题红楼梦》七律共八首，事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见其所著《阅红楼梦随笔》；钟作《红楼曲》，事在同时，见其所著《东海半人诗抄》及周著引录（《东海半人诗抄》抄本，蒙张次溪先生见示，敬志嘉惠）。周乃当时学者之一，诗殊庸劣；钟作七古颇好，当推为早期题咏中之上选。又彼时“红楼梦”三字已有为名家径引入诗之例，可看孙星衍《芳茂山人诗录·冶城遗集》中《口占赠庄公子逵吉》诗首句：“青山丝竹红楼梦”云云。至女诗人之题咏，尤有可述者，然此皆须作专题研究，此处不能备及。），对曹雪芹和他的著作表示了特别深刻的欣赏和理解。
　　也是雪芹死后才和敦诚会面的恽敬（，字子居，阳湖派大散文家），至手写《红楼梦论文（注：当时所说的“论文”是对作品赏析品评的意思，故评点者也常署“某某论文”之语，和现在一般作“学术研究文章”解的“论文”一词不同。）》一书，用黄、朱、墨、绿四色笔，精工至极。诚如李葆恂所说：“子居为文，自云司马子长〔迁〕以下，无北面者；而于曹君小说，倾倒如此！非真知文章甘苦者，何能如是哉。”（注：见《旧学庵》。（此则资料1955年蒙友人黄裳同志录示。））
　　从《红楼梦》问世以后，评、题、图、咏，真是汗牛充栋，自有小说以来（其实也可以包括非小说的而计），尚未见有在读者中引起这样深刻强烈的群众反响来的。
　　这些，是对那些肆行辱骂污蔑《红楼梦》者的最好的回答。
　　曹雪芹一生，受尽了穷愁坎坷。伟大的艺术家，不能及身享有应得的声望和荣誉，而后世才日益发现他的光焰万丈，历久愈新的，何止一人，不过像曹雪芹这样生前侘傺、身后萧凉的，实不多见；我们对曹雪芹这个名字开始熟悉和逐渐了解，仅仅是从“五四”以来的数十年间的事情。我们对他的了解，只是一个长途的起步，探索的尝试，正所谓管窥蠡测。对于曹雪芹，如果有人把毕生的事业放在研究他的一切上，我看是值得的。
　　这是因为，任何人都相信或将会相信，全世界想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的，都必须读懂曹雪芹所“编述一记”的《红楼梦》。研究曹雪芹而有所收获，有所发明，是对全世界的贡献，这确是需要中外人士共同努力的。
　　三十二&身后（二）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春，皇帝在永璇家才见《石头记》，未窥全豹，不尽了然，犹是事之初起。二十七年壬午九月，脂砚记下了“索书甚迫”的话，并且借少陵遗祠之事而对雪芹受恶吏之逼、致无安身之地，深表愤慨。那事情的发展是看得清楚的。脂砚加紧“四阅”整订，雪芹匆忙由南返北，看来是为保全书稿在奋力苦斗。
　　但是，乾隆皇帝“最后”是从什么人手里而看到“全书”的呢？是从和珅手里。这事情就极为耐人寻味了。
　　“唯我”在胡子晋《万松山房丛书》本第一集《饮水诗词集》后有一段跋语说：
　　……某载其《红楼梦》删削源委，谓某时高庙〔乾隆〕临幸满人某家，适某外出，检籍，得《石头记》，挟其一册而去。某归，大惧。急就原本删改进呈。……
　　而郭则沄《清词玉屑》卷二也说：
　　……乃作是书；曰太虚幻境者，诡其辞也。初不甚隐。适车驾幸邸，微睹之。——亟窜易进呈，……
　　这种记载，如能博览，一定还有大同小异之辞，可知事出有因，传闻有自。一个证据就是《戚序本》八十回《石头记》的真底本据目见者说就是黄绫装面的大册，这正是“进呈”本的样式，而且已将“脂砚斋”字样扫数删净了，一些秽语也净化了，也都是准备进呈的痕迹。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宋翔凤所传述的一段经过，他说：
　　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事情的奥妙就在这里了。
　　我们还能考知，和珅出身微贱，也是内务府当差之人，他是英廉的外甥，而英廉是二臣冯铨死后子孙没入内务府为奴的〔此满洲遗制，仅清初残存〕。据说一次乾隆乘轿而行，和珅以近侍人员扶轿在侧，适乾隆欲问一事，而随从人等并无一个能答，这时和珅却引了一句《四书》，应对敏捷巧妙，大得乾隆的欢心，从此就步步青云直上。由此可见，和珅对文墨之事并不外行，全靠一派小慧聪明，揣摩迎合，博得了宠任，所以皇帝凡私下欲询坊间书物之事时，必找和珅。等到永璇事发后若干时候，乾隆仍然不忘《石头记》这桩公案，就委派和珅再去查访处置。
　　凭着鬼伶俐，和珅很快就弄明白了这部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圣上”所以注意它的缘故和意义。他便通过该管的旗上司，寻求雪芹的全稿。当他判明这书只曾传出过前八十回时，便心生毒计，要用抽梁换柱的手段，使《石头记》不但不失其“全”，而且还要赢得主子的称赏——让它换步移形、夺胎换骨于不知不觉之间。办法就是：物色适当人选，编造四十回假书，凑成“全本”，而且也遵照《四库全书》的“精神”，将前八十回也偷偷加以“润色”。（注：乾嘉人吴云为花韵庵主人《红楼梦传奇》作序，说：“红楼梦……当《四库书》告成时，稍稍流布，率皆抄写，无完帙；已而高兰墅〔鹗〕偕陈〔程〕某足成之，间多点窜原文，不免续貂之诮。……”此极重要，盖《四库全书》的修辑，大量偷改原文，正是此时风气，本来就是一种文化阴谋。）
　　这一大事的证据留在哪里？试看：——
　　清光绪三十三年开始出版的《小说林》，载有署名“蛮”的一篇《小说小话》，其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石头记》原书钞行者终于林黛玉之死，后编因触忌太多，未敢流布。曹雪芹者，织造某之子，本一失学纨袴，从都门购得前编，以重金延文士续成之，即今通行之《石头记》是也。——无论书中前后优劣判然，即续成之意恉，亦表显于书中，世俗不察，漫指此书为曹氏作，而作《后红楼梦》者且横加蛇足，尤可笑焉。
　　清末的人士，对红学上的许多事情（如我们已经考知的），并不清楚，他说的不够准确的地方（如谓雪芹原本到黛玉之死为止，等等）是可以理解的，他对雪芹、高鹗二人原作、续作的关系也还在混乱不清，但这都不是我们此刻注意的所在，最关紧要的就是他明确记录了他们清代人世代流传的一个事实：《石头记》的“后编”（即伪续四十回）是有人以重金延聘文士续成的——这续成的书，也已表白了续作意旨的这部“全书”，就是一般在坊间流行那个百廿回本！
　　凡是读了本书的读者，谁也不会相信是曹雪芹“购”得了别人的“前编”而出一笔重金（他出得起呀！？）请人代作的。须知，“蛮”先生所说的这个经过，正是和珅出钱、请程、高等人伪造“全本”的这个毒计阴谋的内幕。
　　天下的事，诚所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像伪造《红楼梦》全本的这种异事，毕竟在当时后世，都是无法全部隐讳，瞒过明眼人的。
　　至此，乾隆指使和珅，找人作假弄鬼的真相，已然基本清楚了。
　　所以，等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连作带印，全功告成，而次年，程伟元、高鹗为再刊本《红楼梦》作“引言”已经表出：——
　　是书词意新雅，久为名公钜卿赏鉴。……
　　所谓“名公巨卿”，在乾隆五十年上讲话，非和珅而谁可当乎？两相对照，宋翔凤的话何其精确！
　　尤其对榫的，就是“唯我”还说过：
　　……高庙乃付武英殿刊印。书仅四百部，故世不多见，今本即武英殿删削本也。
　　事情更是如此的清楚明白！所谓“武英殿刊本”者，就是世人俗常说的“宫里头的”印本之意，这正是指皇家授意，和珅指使。活字摆印，本来就像武英殿刊书处大木活字的派头，况且程本从“辛亥冬至后五日”到“壬子花朝后一日”，相隔只有三个来月的时间，普通书坊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内重新刊出一部细加修改的重刊百甘回（程乙本）大书来？不是皇家和名公钜卿如和珅在做后台，那是无从想象的事！
　　最后，乾隆对百廿回“全本”《红楼梦》表示了什么态度呢？“阅而然之。”他表示了赞赏！这一层重要意义，从来没有人抉出，点破。
　　乾隆皇帝不但对这部被痛加“厘订”过的“新全本”的存形变质的成果十分满意，而且他还做了红学史上的第一名红学家：他说《红楼梦》写的原来是“圣祖仁皇帝”康熙朝相国纳兰明珠家的事情！
　　宋翔凤的话极为明晰：在此以前，是没有人这样认为的；自从乾隆这样说了之后，别人才只得跟着也这样说。
　　这也是乾隆与和珅的合谋。当时世人明明都知道《红楼梦》本来是一部“时事小说”，取材近在目前，不过笔端狡狯，善为隐约而已；这一点，很难不承认，于是便出一妙着，将它的时代轻轻往上一推，推到康熙朝，找一个大家习知的“明珠家”作为“替身”，那么一切“现实意义”便都不消而自化了。
　　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特大的阴谋毒计。“索隐派”的红学家，不知不觉地都堕入了乾隆的彀中，而且这种流毒的延续期间极为久长，开始破除它只不过是十分晚近的事。
　　曹雪芹一生穷愁著书，坎坷而终。身后还遭到了这等令人骇绝的厄运。回顾一下，围绕着真伪《红楼梦》的种种斗争，真是惊心动魄！
　　这种惊心动魄的斗争，显示着曹雪芹的思想和艺术的力量之伟大，以致在史上表现为一个如此奇特罕见、难以想象悬拟的、甚至到今天还不能说全部解决了的极其异常的现象。
　　曹雪芹的思想和艺术的伟大，还要使人们不断地继续深入探讨下去，每天都能发现我们自己原来没有读懂弄清的新意义。
　　一九七九·十二·十四·己未冬十月廿五夜写讫
　　三十三&余音
　　我想在卷末增列几项崭新的资料和线索，请读者、研者注意参阅，因为对于了解曹雪芹来说，即一条新资料也会展示很丰富的远象和潜景。
　　要叙的第一项重要材料，是原来未曾识面的康承宗先生惠函提供的。他为研究什刹海而查阅北京地方的旧报刊时，发现了这项十分宝贵的文献。而且发现之后，不自秘藏，原原本本地告知于我，让我运用和披露。这种高尚的精神，令人深深感动。在此向他表示敬意。
　　以下是康先生提供的资料情况：——
　　民国二十四年印行的第187期《立言画刊》上，有一篇文章，总题是《染碧湖波雪浪，澹黄官柳烟霞——十刹海净业湖——风景幽静极适游览》，另有二处分题：《后海幽僻名刹林立》和《李广桥浓阴如画绝似江南水国》。作者署曰“槐隐”。在后一部分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雪芹官内务府笔帖式，学问渊博，曾为明相国邸中西宾，因有文无行，遂下逐客之令，后以贫困而死。传闻如是，不知确否。……
　　槐隐先生的笔墨不繁，著语无多，但就我所见，正面传述雪芹之为人、生平的记载中，当以此段文字为最有价值，最为难得。
　　今试析论其要端，说明何以我对它的评价极高，认为极可宝贵。
　　第一，先就明确了雪芹曹家的旗籍问题。大家可能清楚：自从二十年代初，胡适作出考证，一般人这才知道曹家是旗人，但是却错被当作了“汉军”。此后一直相沿不改。四十年代，我强调提出：曹家是内务府籍，不是汉军。由内务府籍这个基本点，才进而明白了曹家与满洲皇室的种种特殊关系。这个史实的抉示早已取得了公认。但是，至今仍然有个别人士沿袭旧说，或坚持“汉军”之称号，或立论确言内务府籍反是误说，或谓内务府人即是汉军人，两者无别……。说法不同，混乱则一。关于这个要点，《红楼梦新证》于126—138页已详加论述，不必赘一字了。现在这份文献，可说是民国以来最早的明确记叙雪芹为内务府籍的珍贵材料。当时犹然群奉胡氏之说以为定论的情况下，槐隐先生独标真实，可见他之所传，是有正式来历的。
　　然后，应当着重谈一谈笔帖式的事情。
　　身隶内务府籍的人，凡通文墨的，其当差任事的程序途径，大抵是以笔帖式为进阶之始。这是通例。因此，我早就疑心雪芹也一定做过府属笔帖，苦乏记载，无由确言——这意思屡与朋友谈到过的。多年以来，这也算是研究雪芹生平中的一个空白点。不料这次竟然找到了根据！我得康先生惠示此文，高兴极了，并曾赋诗赠谢，其句云：
　　什刹清波垂柳风，辛勤独自觅遗踪。
　　雪芹身是笔帖式，探得骊珠第一功！
　　这是用来说明：仅仅笔帖式这一点，史料价值就是很高的了。因此特别感谢康先生的贡献。
　　笔帖式又是何义呢？原来此是满语的译音。蒙古语中也有相应的一个名词，译写为“必阇赤”，元代有“比阇出”。满语是“巴克什”——后转为“榜什”，一源而分化为二支了。清人未入关时，巴克什地位是相当高的，是文职的一个赐名；入关后改译汉名为笔帖式，各部院衙门普遍设置，有翻译、缮本、贴写等名目，掌翻译满汉章奏文籍等事务，官级最高的不过七品，已经是一个最“普通”的文职小员了，但旗人由此进阶，升迁甚便，八旗贵官，实多由笔帖式出身。汉人是不能充当笔帖式的，内务府中，当然更没有汉人或汉军的笔帖式，这一点在清代制度上是十分清楚的，可以使一些不甚了然于内府籍与汉军籍之别的人们获得又一个辨识的机会。
　　雪芹当差，定然是由文职笔帖式开始，他的笔墨文才，渊源家学，受到上司的识拔，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才思艺业，和学问并不总是相等的一回事情。雪芹有言：“我虽未学无文”，正就两者而言。雪芹自谦是“未学”，然而我们从《石头记》中看到了他的渊博的学识，知道他是撝谦得很的。可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文献中，没有正面提到他的学问这一方面的片言只字的，现在这篇新资料，又第一次提出了雪芹的学问渊博的这一要点。是崭新的内容。
　　接着，就叙到了他曾为“明相国”邸中西宾的事了。我们都知道，雪芹曾作“某府西宾”的说法，久所流传，在此又一次得到了印证。至于“明相国”，显然是传讹或附会，因为明珠是顺康年代的相国（即清代的大学士），距离雪芹年代很远了，雪芹不可能有在明珠相府做事的经过。那么，问题自然落到，在雪芹时代，前后海（什刹海）湖畔的相府，又是谁家呢？屈指数来，则以尹继善家为最相符合了，尹家是“两世平津”，即尹泰尹继善父子都是相国，在继善未入相时，他家早就称相府了。这一点是槐隐先生早年所不及知的，所以他仍然附会“索隐派”旧说，以为雪芹所入的相府当然就是明珠府了。但是这里的府主应当是谁的问题，是可以由年代、地点、其他历史线索来综合推断解决的。
　　当然，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雪芹只做过一次幕宾、或者从始到终就在尹氏相府一处当过西席先生。我在另处也曾指出过：敦诚在乾隆二十二（丁丑）年作诗寄赠雪芹，就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了，而“弹铗长歌”正是幕客的典故，敦家弟兄在他们的诗句中是有实例可以互证的。这就说明，雪芹至晚在丁丑年秋天已经到了西郊山村去生活了。我也说过：雪芹之迁居，并非自愿，去享什么“山林隐逸”之“乐”，而是被迫无奈，没有立锥之地可容安身，才一步步流落到郊外去的。现在，我们得知，乃是由于相府下了逐客之令。被相府逐出的先生，那在京城之内，会是传为新闻，尽人皆晓的，雪芹的“声名”到此更为“扫地尽矣”，结合他曾住水屋子、马厩、寺院、看街堆子等地方的传说，可见他是到了山穷水尽、城内无人敢于收留寄宿的地步，这才向城郊流浪而移徙的。
　　最极重要的，却是“有文无行”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独是被逐于相府的原由，也是不见容于当时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四字“考语”，正是封建传统士大夫们对于雪芹的“理解”和“评价”。行，去声如“杏”，是名词，意思是行为；无行，就是“行为不端”，“品质恶劣”。“无行文人”是旧时常见的骂人的话，大约从司马相如到李商隐、柳永、唐寅、龚自珍……都曾被这样看待过的，实际上，就是他们一方面才艺绝人，遭受俗子的嫉妒，一方面思想行为多有任情恣性、不循礼法、甚至明显违逆封建道德观的表现，因此就造出了这“有文无行”的罪名。——其实，要说“有文无行”的事实例证，第一条就是他写作《石头记》这样的小说了！
　　我还怀疑，雪芹在不止一件事上触怒了当时的封建卫道者流。例如，脂砚斋这位神秘的人物的身份性别（我早就提出此人是一个女性，现在承认此说的，日益众多了）以及她和雪芹的“特殊关系”，恐怕也是被当时人攻击为“有文无行”的重要条款之一。
　　“有文无行”和“贫困而死”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由此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了。我在正文中说雪芹之死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不能容他的结果。这种推理的认识，现在得到了简明但是确切有力的文献记载。
　　这一切，都是无比重要的。我为康承宗先生发现这一项宝贵材料再次向他表示感激。
　　第二项材料是尚养中先生提供的。尚先生是清初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人。“六部口尚家”是老北京都闻名的（六部口，西城地点名称）。他这一支也住过太平湖、花园宫等一带地方，他说年羹尧家也在太平湖左近，和敦敏家也相距不远——两家是姻亲。尚氏家谱中辈次取名排字是从未乱过的，最早四辈排字是“继”“学”“可”“之”，尚可喜生七子，其一名之隆，他就是之隆这一支的后代，名排“久”字（养中是他的表字），如从“之”字算起，“久”字辈是第九世。“久”字上一世是“其”字辈。
　　尚先生在张伯驹先生八旬寿筵上告诉我，他知道有关曹雪芹的一些事情。此后，蒙他见访口述，最后还亲自撰写了书面材料。他的原文，俟征得他同意后在本书改版时再加引全文，此刻先概叙概略。
　　他说，在他少年时，家中有一位曹大哥，名叫曹久恭。两姓自早关系亲密，而这位久恭大哥因自己无家，就在尚家居住，如一家人，也就排了“久”字。此人性格不同常人，平常不喜言笑，落落不群，但人实温厚谦和，富有文才学识。所以全家皆以大哥呼之，都很尊重。有一次因看《红楼梦》，问起他来，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表现得神色有异，拒绝解答，只言“不谈这个！……”过了许久，又偶然回到这个话题时，执意要他讲讲，他被迫无奈，才告诉了尚先生一些秘谈。这位曹大哥说：他自己原是雪芹的后裔，雪芹当日是与一个丫鬟生了一子，但不为家族承认其合法地位，摒而不收。雪芹逝后，正妻所生之幼子既已先殇，所以只遗下这一支“谱外”的旁生弱苗。一直单传到久恭。此事已无人知，他自己也不愿提起，言罢有凄然不乐之色。
　　尚先生说，曹大哥并言：花园宫地方，曾是曹家故宅之一，宅内也有园池，尚先生小时常去玩耍，还有池沼湖石等遗迹。如今已成为新建楼房地址了。
　　我问尚先生，后来曹大哥怎么样了呢？答云，他后来因为长芦盐务上的一点关系，迁居天津，从此离开了尚家。我又问：后来是否还有音讯联系？答云，曹大哥生有一子，到津门后，不久去世，遗孀无依，携子改嫁了，改嫁后的姓氏里居，皆无从探寻。从此这个真正的雪芹骨肉后代，遂不可知了。
　　我听完了这些情事，不禁为之慨然怅然。今据尚先生所传，略述梗概，以供研考。如我转述有出入，有走失原话之处，当以将来披露的原文为准。
　　另一个线索是方行同志早年提供的，这事情是在1963年他发现陆厚信绘雪芹小照以后我们通讯时告知于我的，有一次他在南京，听到一个投考高校的青年谈到他所知道的南京有一桩打官司的纠纷，是曹雪芹的后人因争遗物而涉讼的事由。蒙方行同志把这位同学的姓名地址都写示给我，我就用信函向此传述者请询详情。我只记得，回信是寄来了，但信的内容未能答复我所需知的具体情况，所述大抵于考订雪芹家事并无关系，——也许是他说由于某种原因须待以后再述，我此刻已记忆不清了，总之，当时我感到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再进行调查访询，这个线索就断了。
　　到近几年，徐恭时同志因雪芹小照之事几次拜访了方行同志，请他详细追忆最初发现这幅宝贵文物时的一切有关情景（因为河南省博物馆所说的，与他1963年初见时的情况大相迳庭）；方行同志于是顺带记起了这个线索，但因隔时太久，他自己什么也记不起来，就嘱徐恭时同志向我打听，因此恭时同志曾几次来问此事。只因我早年的无数信札资料，都因“文化大革命”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如张元济、吴则虞、吴宓、……许多名家的宝贵信札都已不知去向，我查找了几次，俱不可得了。
　　尽管如此，还是值得在此一提，因为这事如无传讹，就说明曹家在南京确有后人。这个头绪，还可能又被有心之士留意考询而忽然一旦重新接上了线儿，发出新“火花”。这就是我仍然把它叙列在此的用意。
　　再一个新鲜别致的线索，是南京方面最近提供的。我从1982年7月《江苏红学论文选》中的《曹雪芹与莎士比亚》（黄龙撰）了解到基本内容；10月在上海召开的本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又读到了吴新雷同志的一篇《曹頫史料初探》。结合二文所述，简叙原委如下：
　　约在1947年，黄龙先生那时是金陵大学的研究生，曾到中央图书馆（今为南京图书馆）去阅书，发现了一本英文书名叫Dragon’s&Imperial&Kingdom，内中有一处写到了曹頫和他的“娇子”的事迹，黄先生当时并不是研究红学，而是为了研究莎剧，见此处涉及莎翁的事，就辑录了一张卡片，事隔三十几年，无意中又找着了这个卡片，遂写一文，发表于日的《南京日报》增刊《周末》上。于是受到了读者的注意。黄先生提供了原文——那是很地道的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人的手笔，我如今重新译述于此：
　　这个皇朝国家是以一条五爪金龙为之象征的，龙是传说中的一种爬虫类，从创世以来并未存在过的动物。这个国家的种种物产中以柞蚕丝为最享盛名。这使她赢得了东方的“丝绸之乡”的称号。作为我们的传家之珍宝，一直还保藏着一件江宁织造局手工制成的带有龙凤图纹的织品，几经兵燹，此品竟得历劫幸存。当我祖父菲利普经营纺织商业而居留中国时，他有幸结识了当时的江宁织造监督曹頫先生，并在曹先生的邀请下担当了纺织工艺的技术传授人。这位东道主人极其慷慨好客，常常即席赋诗，以展情抱。为了酬答盛意，我祖父就宣讲《圣经》并为之详述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十分生动。然而作为听众的，儿童和妇女是不得在其列的。而曹先生的娇儿爱子，竟因偷听之故而受了责打训教。
　　我在早也曾提起过，曹家当日与西洋人打交道的事不少，料想在西方文献中应有痕迹，如注意考索，必有所得。但我一向只想到了传教士会有日记、通讯、报告等保存在他们的教会里，却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个英国商人的回忆性的著述里留下了如此有趣的纪载，不禁大喜过望！此书原名是DRAGON’S&IMPERIAIL&KINGDOM，著者是文内所叙Philip菲利普的孙子William&Winston，其书出版于1874年，出版家是Douglas。书中似乎不会只有这一小段提到曹頫；希望国内外各方面人士查找此书，以期发现更多的史迹。
　　凡是看到这一则有意思的材料的，大都认为偷听洋人讲故事而受笞挞的曹頫幼子就是雪芹无疑，因为听起来一切都那么对景——他的性格、行迳，他与他父亲的关系，都和4、说所写的宝玉与贾政十分地相类似！所以，曹雪芹从小就爱听故事，又敢于违背父亲的家法，他父亲一方面是爱他这样一个天才的儿童，可是一方面又恨他不守规矩，时常需要施以严教。
　　吴新雷同志在上述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点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个“曹之娇子”是曹顒的“遗腹子”，而不是曹頫之子，其理由是：〔1〕原文叙到“娇子”时用的只是一个“曹”字，作“曹的娇子”，并未叙明是曹頫，也未用代词“他”字。〔2〕他提到我主张雪芹是頫子，生于雍正二年（初夏），若然，则织造只做到雍正五年曹頫在江宁为止，次年就获罪拿问离职了，那么，雪芹偷听菲利普讲故事而挨打的事，最晚也只能是雍正五年，那时，他才四岁，太小了，“压根儿谈不上有‘偷听’之事”——
　　够得上的，年龄须在十岁左右（吴新雷同志如此推断，并主张雪芹偷听时已经是十二岁至十七岁了）。〔3〕原文叙不许听讲的人，用的是juvenile，义为“青少年”，可见不是幼儿。
　　我则以为，这三点皆不足左右问题的实际解答。一，英文叙事法，凡上文已叙明一个人的全称时，下文再复述指此同一个人时，正是只用姓氏，如“曹”字是，和吴新雷同志说的正相反，——假如著者真的要叙出另一个人时，他反而必需另出全称，以明确之。（吴文又说，原文也没用“他的娇子”的叙法。这也不成理由，因为英文中用“他”，必须句法上紧连相接，才能用此“代名词”；而原文此处的上文已经出现了“他”——那却是代称作者祖父菲利普的，怎么又可以再来一个“他”字，并且转而以之“代称”曹頫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二，雪芹早慧，我在本书中已有所论列，并举出很多明清时代的早慧异常的例子。大画家陈老莲，四岁能画十几尺大的巨幅作品；邵二云五岁能作排律诗（这是最难作的格律极严的形式），袁子才十二岁已经中了秀才（七岁能作律诗）！非说要到十二岁以上才懂听故事，这未免太低估了这位伟大家的天赋了。三，juvenile实际是个泛词婉语，在juvenilebooks等词语中，正译“儿童”。所以黄龙先生的译文说是“妇孺”，他用“孺”字，就是懂得这个英文字的意义和神情的例证。
　　总起来说，三点理由都无法成立，此“娇子”确系曹頫之儿，已经更加明确了。
　　最后，还要谈一下本书第二十六章《南游》篇内所引陆厚信绘雪芹小照五行题记的史料问题，原因是今年（1982）十月份，河南省博物馆的代表在上海市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大会上，当众正式宣布了它的一份调查报告，确认此幅文物是“伪”云云。这已然不再是学术商量的性质了，既然如此，我在书中仍然引据这项资料并以之作说，当然就需要提出我的理由了——也就不必再用什么“商榷”文体了，只能从要害处作实质性反证。下面分三项来说：
　　〔一〕河南博物馆调查报告（下文简称“河博报告”）所说的：（甲）该馆从收购时就是一个单张对开页；（乙）原件本来确是册页，但早经分散，原貌是册页中画像居“倒第二页”，其前面都是“俞瀚自书所作诗”，而画后一页（即最末页）是“张鹏”题咏俞像的“四首七绝”云云。
　　今按，此说全与事实乖舛。方行（最初发现此像的人）与黄苗子（1963年亲见原件的人）两位同志的言词，合看互证起来，完全一致：原件无论在“河博”还是第一次送到北京时，就是一本完整的册页。册页内容亦全非“河博报告”所说那样，而是很多位清代人物画像，每个像都有尹继善的题诗。因此方行最初来函说：“至于其余各幅，可能为当时尹幕之人或有关者，如有需要，可向郑州〔引者按，即“河博”所在地〕了解。”（信札）而黄苗子恰好也说：
　　陆绘曹像当时系河南博物馆寄请郭老审定（并附该馆公函），郭老即送当时的曹展筹备处〔引者按，指设在故宫文华殿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筹备处，由阿英同志负责主持，黄苗子同志常川坐驻办公〕，我看到了原册。但雪芹像是第几页，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每页都有尹继善的题诗。所以阿英同志怀疑这些人都是尹继善的幕僚。（书面）
　　苗子同志并言，他不记得“张鹏四诗”。请看，方、黄一南一北，互未谋面，而据其初见，印象清楚，彼此全同。我要严肃指出：由上述可证，河博报告中所得来并宣布的情况，全属虚诳，断难与事实协调。据此，无待多费繁词，则河博所说的那些“作伪”内幕经过，自然也是全属捏造之词。
　　〔二〕陆厚信五行题记，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郑为两先生，都以为是旧非新，非后人所为。这是日的鉴定工作会上，所得到的结果。（另外只有一老裱工华启明，以为或有个别挖改之处。公安局则未肯出具正式鉴定〔按此只指公安工作上的核对笔迹，而非书法、文物的鉴定性质。两者是有别的，因为如果不论纸墨的新旧，笔迹可以巧手临摹仿写，也能十分近似〕，最后由一位个别同志说了一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公安局，他认为核对印象，有些偏旁，河博所称已故“作伪者”朱聘之字迹与陆题相似，但也有不合之点。〔核对的文件，朱聘之并无原品，只是复制品照片等物，这一点就大有可靠与否的出入余地了。〕）
　　〔三〕所谓“张鹏”，现已查明，他是顺治十八年（1661）辛丑科进士，居谏垣，官做到吏部左侍郎，位跻卿贰，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而河博报告中所“传”的“张鹏题诗”竟然称尹继善是“望山师”，他自己是俞瀚的“知音”（尹俞两人都是乾隆人！）从张鹏中进士到尹继善作宰相，足足相去一百年。捏造册页中有张鹏题诗的马脚，到此暴露无遗了（注：尹继善初次被命为协办大学士，事在乾隆十三年十月，旋因督陕，解。再次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事在乾隆二十九年四月。经有关同志亲向商丘调查，得知“传”此张鹏四诗的郝心佛先生（只有他一人“见过”“记得”这四首诗的全部文字！）本人是会作诗的，而且所作诗中的格律病与风格语调，都和所谓“张鹏诗”一致。事情的奥秘就在于此。）。
　　不必再多列举，只此已足说明，原册页的失散，是在1963年以后，其时原物已归河南省博物馆收藏了；而且，北京的一大批专家当时所以对原册页的绘画和题词略无异议者，正因为全部册页都是陆绘尹题，根本不发生什么“题记后加”的问题——当时只有过像主是“俞雪芹”之说（注：到现在，谁也提不出俞瀚恰好也号“雪芹”的证据，有关他的记载否定了这一点。而且，今已考明，俞瀚根本未曾被尹继善用为幕席，只不过在尹处住过一个短时期、作抽丰过客而已；尹诗集中也绝无与俞唱和痕迹。这一切都反证了“俞雪芹”说。），也就是谁都承认题记是原有的，“雪芹先生”是题记中的主名！
　　如上所证，结论只有一个，这就是：——
　　河南省博物馆的调查报告的一切，根本不能成立。陆绘雪芹像，根据许许多多的书画、文物专家的鉴定都认为这是很道地的乾隆时人的手笔。册页原是完整之物，今竟散落，只剩一页，原故不明。
　　据此，本书第二十六章的论述是正确的，经过了这一番离奇的周折，它的重要性更加明显了。
　　写到此处，我不禁叹息：整个的曹雪芹研究工作，就是这样曲折艰难、出人意外的。真不容易啊！而此际恰好又值寒冬深夜，重读1979年12月的“后记”，复又为之慨然。
　　又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是新近出现的一件档案，是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为曹頫案情而“移会”（行文转达）内务府的，内容说明了几个要点：
　　一、曹寅早先接受过赵世显的八千两一笔款项，这时也要追缴，着落到曹頫身上。
　　二、但曹頫此时已获罪、抄家、枷号、家产人口（奴仆）扫数奉雍正之命“赏与”了继任织造隋赫德（此事早经叙论过，见拙著《红楼梦新证》），故无论京中或南方，都无“可追”之人了。
　　三、隋赫德因见曹寅之妻实在可怜，请得雍正同意，将赏他的家产人口中留给了她家一小点，庶可度命（此情我们亦早经知悉）。现在得知，这次“特恩”是给了她一处住宅，计房十七间半，奴仆“三对”。住房是在崇文门外蒜市口。北京的十七间半，约计当是一处小四合院。
　　四、当时南京负责追查此案的是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曹頫获罪的表面原由是“骚扰驿站”（此事在《新证》也已有叙论），当然是雍正欲加之罪、借故发作的一个小“由头”，真正缘故还是政治党争所牵涉的下层人员的问题。其来龙去脉，《新证》已备加引述。（一些研究者强调曹家获罪是纯经济原因，未免太天真了。）
　　我在此特别向读者说明的却在于另外两点：
　　一是曹雪芹旗籍，这件档案又一次证明：该管曹家的官署是内务府和正白旗满洲都统。这就是说：曹家从最早就是正白旗满洲旗分内的内务府包衣人。据清代官书所载，曹家归旗的最早一代人曹锡远就是“正白旗包衣人”，从来也没有变改旗籍的事。（至于有人根据此件新出档案反而强调主张曹家仍是“汉军”，那纯系对历史制度的误解。）
　　二是曹雪芹自幼家遭巨变之后，第一步流落，就是迁居到了北京的崇文门外的蒜市口。此事极关重要。因为这实际是我们第一次得知的雪芹居处的一个确切地点，——而且他竟是被摒于内城之外了！
　　不但如此，本文记叙过的画家齐白石传述的那件雪芹佚闻——贫困寄居卧佛寺，也发生了新的意义：卧佛寺，即在崇文门外，从蒜市往北往东一点，没有多远就到了卧佛寺。过去，我虽然基本上相信齐先生的传闻，但有一个怀疑未能解决，即内府旗人，不应（不许可）居在外城。现在则知道，既然雪芹从小一到北京，就是被安排在“崇外”蒜市口的，就住外城，那么他此后更加贫困的时期，连蒜市口的故居也无有了，这才寄身暂栖于卧佛寺的，这完全合乎历史实际，更无疑问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令人十二分高兴，这真是一件大事。
　　崇文门，是北京内城的“前三门”的左边的城门，亦即内城南一面城墙的三座大门的东边一门。西边的叫宣武门，“宣南”即它的门外的外城地区，由于历来为文人墨客名流所寓居，故很重要，也很富盛。“崇外”则除了“花儿市”（即蒜市口之北），就没有什么真正繁华之处了，比较冷落，有些地点带着“下层社会”的味道；当然，名胜古迹，还是很多。这也可以说明，雪芹爱和敦家弟兄常到东便门外“二闸”等地去游玩，那是他从小就常到之处了。
　　这一切，给我们增添了比原先广阔得多的想象境界。
　　一、补注
　　因为情形较复杂，版面不易安排，不能随正文设注、藉以说明论据的地方，特在卷尾稍作几处补注。
　　〔一〕曹雪芹生卒年问题。
　　卒年有二说。“壬午说”，依据脂砚斋甲戌本眉批“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的话，定为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癸未说”，依据敦敏《懋斋诗钞》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诗编于癸未年，则雪芹不可能前卒于壬午；且敦诚挽雪芹正即为甲申年开岁的第一首诗：合观可知应卒于癸未即二十八年除夕，而脂批误记干支一年。
　　壬午说者认为：脂批不会错记，《小诗代简》编年不可靠，甲申挽诗则是隔年作或隔年葬。
　　癸未说者认为：干支错记是常有之事（举雪芹同时人丧母不久，即将母亡之年的干支误记了一年的例子为证）。《小诗代简》编年很可靠，壬午说者所举反驳理由实无一条可反证此诗为非癸未作。此诗不但前二首题下标出癸未，即所有本年诗中一切情事线索皆可考明确系癸未时事，无一反面例。挽诗内容语气绝非隔年作，如“晓风昨日拂铭旌”句，尤为明晰，旗人亦绝无隔年停葬的习俗，请教过许多先世在旗的人，都无异词。
　　历法专家曾次亮先生早曾指出，《代简》诗中所写的夏历月日与花时迟早，都证明了是癸未年的节气实况，而不可能是壬午年。现在又知道，《小诗代简》乃是为敦诚三十岁整寿而请雪芹赴筵所作，必应是癸未诗，更无作于壬午、或壬午以外的某一年之理。而且，癸未年春未至冬初，北京发生大规模痘疹，小儿死亡，十存一二，雪芹友人家，多遭此痛，故知雪芹死前数月爱子先殇亦即由于痘灾。按之诸线索，癸未无一不恰合，而壬午无能合处。
　　所以本书中取癸未说，即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
　　生年亦有二说。一是“乙未说”。此说依据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三月初七日曹頫奏摺报告其亡兄曹颙之妻马氏“现怀身孕，已及七月”之事，认为此身孕出生后即是曹雪芹，并以为张宜泉诗自注说雪芹“年未五旬而卒”与此生年相合（注：此说由《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遗产》第61期）一文最先提出。后来同意此说或看法不谋而合者较多，兹不一一列举。）。二是“甲辰说”。此说依据敦诚挽诗两次说明雪芹死时为“四十年华”，因从癸未卒年上推，应至甲辰雍正二年（1726）。
　　“乙未说”的困难点如下：一、曹頫所奏之马氏身孕，并不能遽定为“遗腹了”，因为生男生女，其可能性与或然率都是对半；如系遗腹女，则不可能“即是”曹雪芹。二、即使生男，亦难遽指为即是曹雪芹（注：新发现的《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中列曹颙生曹天祐，官州同，则可见曹颙即使生男，亦非曹雪芹（雪芹名霑，亦未官州同）。）。三、如雪芹果生于康熙四十五年，至癸未卒时当得年四十九岁（，这自然都应照旧时虚岁计算法，而且在此亦不发生公历的合算回题）。试想，四十九岁的人死去了，从当时的社会心理说，朋友作诗正应该说“五十年华（注：可看同时八旗诗人李锴《睫巢后集》叶九《（怀人七绝句）石东村》诗自注：“年四十九……”，而诗云：“韦曲相逢竟几春，及今五十乐闲身。”可为参证。），为何在字句颇有差异的两种挽诗的本子里却反而都说是“四十年华”呢？即使说是泛词举“成数”，相差也不应如此悬殊。
　　至于“年未五旬”的真正的意思，也并非即指已经活到了将近五十岁的年龄。旧社会以五十岁为“中寿”，有“五十不算少亡”的谚语。所以反过来说，就是凡没有能活到五十的，都属于“少亡”之列。康熙间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下说：“十月甘三，读经野集第一卷，始知五十称不天，七十称古稀，此为衰世言之，非通论也”。书画家郑板桥在乾隆七、八年之间作诗，曾有“年过五十，得免孩埋”的话（注：见《板桥集·诗钞（范县作）》《止足》篇。中华书局新编本所附“年表”列此诗于公元一七四三·乾隆八年癸亥，当近事实。），就正是这种语意的一个例子。可见这是当时的习俗语，今天的人不懂得了，以为“年未五旬”就等于“四十八九”岁。“少亡”的人，“未及五旬”，可以是四旬，甚至可以是三旬。所以如果雪芹是四十岁左右而亡，张宜泉完全可以说他是“年未五旬而卒”。
　　合看，仍以教诚的话为更精确。“四十年华”是诗句，不是簿册，当然也不一定就能证明整整活了四十岁，而无一二岁出入。出入是可以的，但绝不会出入到九岁之多。至于到底出入几岁？我们又无法妄断硬定，也不能像过去某人采取“折中”的办法，取为“四十五岁”。因此，只能暂定为四十岁，生于雍正二年（注：此外，可参看敦诚《璞翁将军（席特库）哀辞·引》云：“今翁之位曾都统、将军矣；翁之年八十有五矣，亦可以炫顽俗而尽世人之所欲也。然其中有大不然者：翁少为王长史，积年迁擢，五十始为都统，六十为将军，旋罢去，驰驱于二万里之边陲，复褫职，籍其家，翁遂赤贫，寄迹于先人丘垄之侧，妻孥子孙，几三百指（三十人），每至嗷嗷，又二十年然。以翁之生平，不可不谓据台辅、享大年矣，而其情状可哀如此，况位不及翁之崇、年不及翁之半，而其所遭如是者，又何可胜道哉！”所写身世遭遇如此，为敦诚所稔知所叹恨者，曹雪芹正其典型代表，可知此数语中当包雪芹而言之。璞翁寿至八十五，则“年不及翁之半”当为四十岁（或略多），亦正相符合。）。
　　综合而言，曹雪芹不可能是曹颙的遗腹子，仍当是曹頫所生。曹頫岁数没有多大，康熙五十四年奏摺尚称“黄口无知”，最多只能是十几岁左右；到雍正二年，最多为二十岁刚过，生雪芹，亦较近情理：所以雪芹的岁数也不能“随便放长”得太多了。
　　〔二〕雪芹的字、号问题。
　　张宜泉诗原注说：“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自此多数承认“梦阮”是“字”说。
　　但此说是大可怀疑的。名、字之间，照例有典籍字句意义上的关联。“霑”若与“梦阮”勉强寻“联系”，则只有这样：
　　霑与“霑醉”一词有关，由“醉”想到“醉人”，再由“醉人”想到晋朝嗜饮的阮籍。然后乃取“梦阮”二字为“字”以“关合”霑名。
　　但在封建时代，自古未闻有如此取字之例。这太曲折了！也太牵强了！那时代，字以“表德”，大都是男孩将近“弱冠”成人，亲长才为取字，平辈不再呼名，表示尊敬。试想，曹雪芹的封建父叔辈能够给他取上这样一个狂放叛逆的字吗？这是万万不能想象的。
　　敦诚等称雪芹，用“雪芹”最多，其次是“芹圃”，从未用“梦阮”。张宜泉则用“雪芹”“芹溪”。脂砚斋也“芹”“雪芹”“芹溪”并用。也绝未用过“梦阮”。“雪芹”是号甚明，因它用得最多，最亲切。“芹圃”是字；用“圃”作字的，旗人中最多，如“定圃”“瑶圃”“学圃”“春圃”“玄圃”“筠圃”“芝圃”“芸圃”……直不胜举。后三例与“芹圃”尤可合看。这是字，用时较少，也较庄重（注：可看清初姜宸英《湛园未定稿》卷四《与冯元公书》：“盖古者既冠成人而有字，以表其德；夫子作春秋，凡贤卿大夫则字之而不名，所以示予也。……子贡以（字）称其师，子思以称其祖，袁种以称其祖父，屈原、班固书以称其父……；今则不然：凡今之俗，以直字之为轻，……又古人于名、字之外，有云别号者，直一时意兴所寄托，非谓是必不可少之事，又未尝以此称于人也，……今人于其所稍尊贵者，不敢字谓，则又于其号之下一字，所谓‘庵’与‘斋’者，而复易以‘翁’且‘老’之称焉”。可觇清人对名、字、号三者的看法与当时实际习俗。）。“芹溪”是号中最后出者，这和雪芹晚期山居之前临溪水有关。
　　“梦阮”，可能雪芹为张宜泉作画写诗时署过，只是一种信手拈来的别署，张氏误以为“字”，这正说明张宜泉与雪芹的交游关系较浅，远不如敦家弟兄。他的话并不是宇字精确的。这种字眼，明是雪芹偶然拈取用以隐名的别署。敦诚《岁暮自述五十韵》诗：“酒饮阮步兵，诗梦康乐侯”（敦诚又有一轩斋，取名“梦陶”）。雪芹正亦此意而已。这绝不会是尊亲给拟的“表德”的字。
　　“霑”，取“霑洽”“霑溉”“霑霈”义，是因久旱喜得甘霖而取名的。在曹雪芹的长亲给他取这个名、字，显然是取“雨露”霑溉了“芹圃”的关联，亦即由《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而来、为封建士夫所沿用的“采芹”“游泮”字样是指中科举功名的那一层极为庸俗的用意。
　　大概雪芹极不喜欢这个强加在头上的“禄蠹字”，所以自己另取苏辙的“园父初挑雪底芹”诗句或范成大的“玉雪芹芽拔薤长”诗句而以“雪”冠“芹”，弃去“圃”字。于是遂一变“禄蠹字”而为“风雅称”“高洁名”。这种细微地方似乎也曲折地表现出他的反封建思想的一面。
　　〔三〕曹雪芹的血统的和过继的祖、父的关系问题。
　　曹雪芹并不是曹寅的嫡亲孙子，而是侄孙，他父亲是曹寅的过继子。这一层，过去也颇有不同看法，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独子曹颙的遗腹子，仍是嫡孙。这点上文已曾涉及。新发现的曹氏宗谱载明曹颙的儿子是曹天祐，官职是州同。这层关系如果属实，则曹雪芹自不能再是曹寅嫡孙子。
　　前文论证，曹雪芹只能是曹頫的嫡子。但曹頫的父亲何名，与曹寅究是何关系？过去并不清楚。
　　曹寅亲弟兄两个，这个事实我们是知道的。但只知其弟字子猷，号筠石、芷园，而其名不详。因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曹寅”“曹宜”二名相连并列，过去一直认为曹宜即此寅弟子猷，亦即曹頫之父。
　　后来我们论证，曹宜绝不会即是子酞，子酞应名曹宣（注：可参看《红楼梦新证》5767页。）。曹宜是曹寅另一弟（注：最初当然还循着过去大家以曹宜为曹寅胞弟的理路而推，认为曹寅、曹宣、曹宜是兄弟三个。而后来才有资料说明曹宜本是曹玺兄曹尔正之子。此一点，其实正加倍证明我们考证曹宜绝非曹子猷是对了的。至于大家前此都不能把曹宜一下子联系到曹尔正一系上去，却并不足异。）。而此曹宣，才是曹頫的生父，曹雪芹的血统祖父。
　　再后来，发现了故宫满文档案，按音翻译，说曹頫是“曹荃”的第四子，而此“曹荃”之名，亦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因此，有的研究者提出，曹寅之弟曹子猷，即此曹荃者是，否认“曹宣”之存在。
　　由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既列曹荃于曹尔正之下，“荃”又不与“寅”“宜”排“宀”（宝盖）字头，我们因此一向认为此曹荃当是曹尔正之子，应为曹寅之堂弟。曹寅自有胞弟子猷，子猷所生男孩很多，又很为曹寅生前所爱惜，如为曹寅过继嗣子，必须首先自其胞弟诸侄中选择，而不会考虑到“堂弟”曹荃之第四子。而若说名“荃”字“子猷”，则绝对没有典籍上的字句联系，无法说得通（注：名宣，字子猷，是从《诗经·大雅·桑柔》“秉心宣犹（古时犹、猷为一字）”句而取的。）。——这一疑问，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最后，由档案馆的同志得到一个启示：曹宣，字子猷，这点绝无问题；曹寅过继嗣子，首先要从胞弟曹宣诸子中挑选，也绝无问题。档案、官书中所以又有“曹荃”一名出现者，盖因“宣”字读音明犯康熙皇帝“御”名“玄烨”中“玄”字音的嫌讳（注：中央档案馆明清部杜衿南同志一九六三年十月致笔者函，提出：“曹荃极可能原名为曹宣，因宣字与康熙帝名字玄字同音避讳，才改为荃字的。……这样一来，以前我们曾讨论……等等疑团均可迎刃而解了。据我初步考查：曹荃……十五六岁时当过御前侍卫，康熙三十八年可能出差到真州，以后在京任司库……至少有四个儿子，曹顺可能是长子或次子，曹荃是第四子，还有一子小名桑额，不知行几。”今此项遗档已经整理出版。），曹宣既然作康熙的亲近侍从人员，每一呼名，便犯“御讳”，势所不可，因此不得已而选一相近之“quan”字音改之，此音要写成汉字，却又因为这个音在“宝盖”部首诸字中实在找不到，遂勉强以“荃”为之（注：曹宣自改名“荃”，大概才又自取了“芷园”一号，因为“荃”“芷”有所关合。）。所以，以前所能想到的种种解释中以“宣”“荃”为二人，固是为《通谱》所误，但只承认“曹荃”而根本否认“曹宣”，实际也是错了。
　　后来，李华同志发现了康熙写本《江宁府志》，其中有曹玺传略，确载二子之名为寅、宣。至此，曹雪芹的血统祖父是曹寅胞弟曹宣（后改名为“荃”），父亲是曹宣之子曹頫，这一层曲折关系始得全部弄清。这一个意外出奇复杂的考察过程，才算告一段落。
　　这样一个例子，当然说明了资料不断发现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说明了，即使有了资料，对它如何理解运用、参互钩稽，还是异常重要的事。简单粗率地对待问题，或有意翻驳他人，必然引致错误的结论上去。
　　〔四〕曹雪芹先世籍贯问题。
　　本书正文和附录诸篇所叙，是根据曹寅《楝亭诗钞》中的许多线索并结合《丰邑曹氏族谱》（亦名《南昌北直曹氏宗谱》，光绪三十四年武惠堂刊本）而推断的，认为丰润曹氏和辽东曹氏就是明永乐二年由江西北迁的兄弟二人的后裔（注：参看李西郊《曹雪芹的籍贯》（《文汇报》日）。并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11—140页。）。但是最近北京新发现了一部抄本《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又名《辽东曹氏宗谱》），其序言首先表明本谱曹氏元代以前无可考。然后说：“惟元时为扬州府仪真人；元末群雄并起，鼻祖良臣，聚众自保；后值明太祖起淮右，承元统，率众归附，累随征伐，……以元勋封安国公。长子泰，袭宣宁侯；次子义，封丰润伯；三子俊，以功授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顺治十八年春十一世孙曹土琦（注：曹义、曹俊、曹士琦等，在《红楼梦新证》旧版第119页、120页皆尝引及。）所撰）据谱中所列，五房支派，就是曹良臣第三子曹俊的五个儿子的后裔，而曹雪芹这一系是曹俊第四子曹智的嫡派，今列简单图表于下：
　　这个宗谱的发现当然是很可宝贵而值得研究的，但是若就我们的主题来说，却也有令人感到疑惑难解之点。试列述之；
　　第一，谱中所载，自九世曹锡远，至十四世曹天祐，人名统系，完好无缺；而自锡远往上，即从八世上溯到四世，共有五世，完全是空白，而突然上接于四房曹智之系下。既然五世二百年间的情况一无所知，那支派关系却是怎样衔联在一起的？这不能不使人感觉疑惑。
　　第二，谱中所载曹雪芹这一系的人名，自锡远至天祐，全部正是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那几个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这令人感到非常之奇怪。因为一部家谱不能像一部简略的官书，只挑选有“官职”的收录，其余一概略去之。这种情形尚未见过，这种体例也未听说过。
　　第三，谱中载明：“（十二世）寅，……一字楝亭，……生二子，长颙，次頫。”但我们早已知道，曹頫是曹寅、曹颙相继卒后而过继来的嗣子。这种关系，连作碑版铭志的，也要按照“行状”叙明“子一，某，卒，以某弟之某子某为嗣”；而作为家谱，却连这一重要关系都不清楚，反而迳云“生”二子，“长”某，“次”某，这是很难理解的。
　　第四，家谱中照例详载妣氏、生卒年月日时、及字号、子女婚嫁姓氏等等。而此谱本支所列，并无一字，绝不像家谱的体例。唯一例外只有曹寅载有字号，然而却又说“一字楝亭”，这也是错的，因为曹寅字子清，楝亭是很晚的一个别号，并不能说“字楝亭”（注：《八旗文经》卷五十七《作者考》甲叶十一，却犯过这个错误，说“曹寅，字子清，一字楝亭……”这是很晚的编书人的错误，家谱却不应有这种情形。其详请参看《红楼梦新证》所列各资料。）。
　　第五，此谱末后罗列了一些有关曹寅的资料，竟然不出《熙朝雅颂集》一类的外间习见书籍（注：这一点可联系上一条注来看。），而如封建时代的封诰，“御”赐诗文等等为外间所不易得见而照例真要载入家谱以示“光宠”的，反而一字皆无，连我们所能掌握的很多资料，这里也不见半点痕迹。这也是很难理解的。
　　如上所述，此谱在顺治十八年重修时，曹士琦必不能全部预为载入曹寅这一支派，此外乾隆时代并无重修痕迹；而谱内正文却忽有晚至“同治十三年”的话。可见，这是清末又经后人增修的一部谱了。从种种迹象看，这第四房的支谱来源很晚，或主要只是由掇拾当时可见资料（包括官书）而加入的，亦未可知。因此，我对此谱中的忽将所谓第九世的一个支系突接于二百年前的三世四房之下，感觉中间关系实在欠清，为了慎重，尚需深入研考，今仍从“江西—丰润—铁岭”说来叙列。
　　〔以上照一九六三年排就的校样移录。以下略作补充〕
　　另有两点，需在此一提。一点是我初见五庆谱，是在故宫文华殿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筹备处，当时给我印象最突出的是四房之下空白五世后突接上去的曹锡远这一支系所有字迹和墨色，和全谱迥然不同，就疑心这一部分恐有后人添写的可能。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部五庆谱的副本，文字完全无异，而字迹墨色都是，致的了。我即询问有关同志，据答，前见者为录副本，后见者为原本，所以墨色笔迹统一。我一时相信了这个解答，并且在《新证》增订本中就是这样讲的。不料后来又有同志告诉我说，还是初见者即字迹不统一的才是原本，这个后见本实系过录副本。这么一来，事情就复杂了。我以后也再无机会将两本对照重作考察，现在更无法判明毕竟哪是原本，哪是副本，但不管怎样，就算是录副本吧，那钞写族谱的人为何写到曹锡远这一支系忽然打住，停而不书，又经另一人手用极不相同的笔迹再添上去呢？至少，这种迹象也说明了内中有可疑虑的事因了。
　　再一点就是最近又有人告知于我的：他对曹氏各谱下了工夫研究，初以为五庆谱所载始祖曹良臣无可怀疑，不料一经细考，良臣只生一子，名泰，并未有其他义、俊等次子三子，所以这个始祖就成了问题，如系这样，清代编谱的，连始祖都可以胡乱拉来，那他捕风捉影，知道曹寅一支有名气，就也拉进谱来，这就不足奇怪了（其实，过去“修”谱的常有这类情形，甚至有专门“代”人“修”谱的，他可以用办法“凑”成一部谱，以应暴发户的需求）。
　　至此，问题就又落到一个重要点上：
　　一，丰润曹谱种种记叙，清初名人提到丰润曹氏，都确称是宋开国名臣曹彬之后，已见《新证》所列；就是晚近时候丰润曹姓的人，自己也知道这个根源。二，李华同志发现的康熙写本《江宁府志》，中有曹玺传，正好也记载是“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这部府志的发现，是李华同志的很大功绩）。那么，三，如果“五庆堂”的曹氏真是和他们同族的话，那如何能不知道自己也是曹彬之后，反而明言他家最早只能追溯到“元末”时期？仅仅这一点，就把问题显露得极为明白了。
　　当然，我并非是说，我已然断定，认为五庆堂曹与丰润曹、雪芹一家的正白旗包衣曹，都是风马牛之不相及。我只是说，因为有了五庆堂谱，立即盲目信从，并且据以排斥雪芹上世本为丰润曹的这一关系，那就太鲁莽了。何况，曹鼎望为丰润谱作序，已明明指出：
　　盖自明永乐间，始祖伯亮从豫章武阳渡协弟溯江而北，一卜居于丰润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之铁岭，——至辽阳一籍，阙焉未修，尚属憾事。
　　他提出了“铁岭”一名之后，不言“铁岭一籍，阙焉未修”，反而去说“至辽阳一籍，阙焉未修”，试问这是何故？应不应当加以解释7须知清代入关后讳言早期关外之情状，如努尔哈赤既屠铁岭，至康熙晚期修铁岭志时，犹然是&一片荒城，寥寥人户，曹家既作了包衣旗奴，岂能再报铁岭原籍？只能随地报辽阳、沈阳，这里面的“易代”的情事，是讳莫如深的，并非是像今天的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径直的处处可以放笔大书，无所忌避。
　　康熙写本江宁志说曹家是“后著籍襄平”，这也根本不能证明雪芹上世自始即祖居辽阳。襄平，正所以借汉代地名以回避史事，不欲明出“辽东”字样。“著”，亦曰“占著”，指客籍附入本士户版，正是不同于世代祖居的意思。
　　还有，必须看一看曹家人早年所报籍贯的情况：曹世选（锡远）是“世居沈阳地方”，《白山词介》著录曹寅正是“沈阳县人”，这和世选（宝）“令沈阳有声”的“令”字，正可合看，这反映了曹世选一度负责过管理沈阳地方的职事。曹振彦，有时是说成“辽阳”了，可是有时又说成是“辽东”。不用说，“辽东”是个泛词——正如“襄平”代词一样，假如他家真是“辽阳”的世籍祖居，那他为何又不用确词而采泛称呢？
　　所有这些，都显示给我们：考察他家的籍贯，简单地对待很难得出正确结论。
　　〔五〕曹雪芹画像问题
　　日晨间，王士菁同志忽然递与我两张照片，并上海文化局方行同志给他的信札（剪件）二纸。看时，是雪芹小照的资料，大喜望外。我随即在《天津晚报》上发表文章二篇，专谈此事，其第一篇《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香港《文汇报》曾加转载。这是最早的介绍情况和研讨内容的文章。
　　初得照片时，周绍良同志也在座，同样表示十分欣喜，并说“看来雪芹还是到南方去了！”（指我在《雨花》1982年第8期上发表文章已提出此种推断）。我也很快告知了吴恩裕同志，他想索照片，我给他办到一份，亲自送去，并谈了初步意见。他后来《考稗小记》里的那一则，基本上代表了我们当时交换过的共同的看法。我提这些，是说明彼时红学家如周、吴等同志，都是任何蓄疑的念头也不曾有，一致认为是个重要发现。
　　但后来情况愈来愈复杂了，简言之：①有人查了尹继善的诗集，看见小照后边尹的题句二首收于刊本，标题却是“题俞楚江照”，因此认为小照并非曹雪芹而是“俞雪芹”。俞氏名瀚，确曾为尹幕宾。②有人怀疑小照左旁陆厚信画像的五行题记是“作伪后添”的。其理由只是由于有些肖像画被人利用造假，添改了主名。但这不能作为一种正式的论证。而且此说也未公开发表，主张者亦未见原件，只是表示有此一种可能而已。③在上一种主张的启示下，就又有人认为，连题记带画像都“后添”的，那半扇册页本来是“空白”云云。
　　仅仅是这么一些理由，这幅画像就被解释成“伪品”了，最好的解释也说是画像被张冠李戴了，总之与曹雪芹无涉。
　　但是，直到今天，“俞雪芹”说者终究拿不出俞瀚曾号“雪芹”的任何资料证据。说是“俞雪芹”的同志们倒是根本不怀疑画像和题记的可靠性，而“后添”说者又加上了彼此自相矛盾，因为有的信画疑题，有的连画也不信——可见鉴定家的意见本身也是存在着大有出入之余地的，而且谁也没有提出“后添”的确凿证据，“空白”论者更是纯出想象之词，毫无科学论证。——就这样，轻轻就把一幅雪芹小照给“否定”了（个别撰文者的态度甚至是惊人地粗暴的）。
　　我引方行同志最早的一封信：
　　五月间我去西安，归程道经郑州，在河南省博物馆见有装裱甚旧的清代人物画册页一部，凡数十人，其中有雪芹肖像（面部、手部均泛黑）和尹继善诗共二页，时以行程匆促，其余各幅，均未详看，究与此幅有无关系不详。近与沪上诸友人谈起，大家从时间及曹、尹均旗籍并通家等关系上看来，可能为曹雪芹肖像；但作者陆艮生之身世，将数种松江府志大略翻了一下，均未有何发现。你和周汝昌同志等于红学深有研究，特将此照奉上，至请查詧，设果为曹氏肖像，则可息另一帧真假之争矣。可请周同志考证，结果如何，尚望示知。至于其余各幅，可能为当时尹幕之人或有关者，如有需要，可向郑州了解。周同志的文章是常读的，但未见过，有关消息，作为读者应该提供给他，即烦代达，并致候意。
　　方行同志此后的信函补充说明：他赴郑州开会，参观一个文物预展，看完天色已晚，问询库存有无可看的文物，馆方同志就拿出这部册页，当他发现雪芹小照时，特嘱协助拍照，并嘱将册页中该处夹一纸条，作为标志，以便检寻拍照。当时同看的同志尚可举列。他回沪后得到照片，计两幅，大小微异，原样寄给了我——我当然是根据和运用所得照片作介绍的。（注：后来照片刊出，也引起一些议论，似乎这是我有意造成这个大小二幅的印象。就连原件尺寸，也有同志指贵我所报不确，其实那也是从别人问得的。）
　　但是，后来这部册页却变成了孤另的一张对开页。
　　我为弄清这个问题，拜访友人黄苗子同志，询问当年情况，他当即确答：此画像初由郑州寄与郭沫若同志，并有正式公函，郭老看过后即全部转交故宫内雪芹纪念筹备处，他当时目击，原件是一部册页，记忆是八个对张，各有人物画像等内容，笔墨都是乾隆时人的手迹。苗子同志并告我说：他曾于某书中查到了陆厚信，是乾隆画家，主要活动于扬州地区。
　　为了互证，我又向当时同苗子常川在筹备处办公的刘世德同志采询，蒙他确称：原件共计多少开，已不能记忆，但是那是一部册页，并非单独一开。上面各有字画，详细已难说得上来了。
　　在此，我要着重强调说明：他们两位同志是当时目击经手者，言词相合，这该不是什么“单文孤证”可比吧，况且苗子同志是研究艺术史的专家，也是书画家，见闻极富，他的鉴赏眼力应不至比一般人低，他对此册画像出于乾隆人手，毫不怀疑。我问他：有人说雪芹小照半开本是空白，民国间后添，——这对吗？他说，这怎么可能呢？那是完整的八开一部乾隆册页啊！他并答应随时留意追找那部记载陆厚信的书。
　　事情就是这样。研究一个问题，有时（甚至是经常）出现意想不到的奇异现象和复杂情况。我如实记下来，供大家参考。最重要的一点是苗子同志所见所述，与方行同志所见所述，全然吻合。我希望研究者，鉴定家同志们，勿抱成见，平心静气，重视这件文物的一切，勿使伪物混真，也勿使真物变假，作出科学的正式结论。
　　至于我个人，目前自然还认为没有什么有力证据反证它不是曹雪芹，而且这件文物是非常宝贵的难得之品，至于也有同志认为曹雪芹“不会”“不可能”给人作幕，那实在只是一种拿我们今天的认识去看历史事物，想当然罢了。只要看敦诚在乾隆二十二年就劝雪芹“莫弹食客铗”就行了——敦敏《懋斋诗钞》有《送汪易堂南归省亲》诗，中云：“燕市悲长铗，西湖有旧庐”一联，汪易堂名苍霖，钱塘人，当时正在北京给宁郡王府作西宾，“弹铗”的典故，不是泛用的，也不会错用的。
　　《尹文端公诗集》里，幕宾中能诗善画的，正有一位曹西有，值得注意研究是否有可能即为雪芹化名（西有，是大有年丰收的意思，与“霑”字喜雨兆丰有关），他的出现正好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与二十四五年己卯庚辰间。尹继善很称赏他，并因他得子而代为取名，送虎头锁。此事曾与史、宋两同志谈过，希望他们作出研究。
　　简略摘叙，已觉冗长，其余可看《红楼梦新证》785794页，不再多述。
　　〔本节系1980年版的补说，原1963年排就的文字未再移录〕
　　二、曹雪芹家与雍正朝
　　近觉雪芹曹家，应即系出魏武曹公。这话从何说起？胆敢怀疑《古文尚书》伪本的汉学大师阎若璩，作诗赠给曹寅，就说：“汉代数元功，平阳十八中；传来凡几叶，世职少司空。……”分明称道寅乃曹参之后。阎若璩，顾炎武向之请教、徐乾学聘修《大清一统志》，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地理家，也精通谱牒之学。〔附带说起，自康熙四十三年（这年曹寅首任巡盐〕起，因安亲王马尔汉重礼敦聘，阎若璩客于其邸。马尔汉为平定叛藩吴三桂的大将军（努尔哈赤之孙）岳乐的第五子，其八弟蕴端，就是著名的《王池生稿》作者红兰主人（又号长白十八郎，东风居士）。碰巧岳乐之孙、马尔汉之女，嫁与胤禩为福金正妻，她力助胤禩反对雍正，因此雍正“御极”之后，不但毒死胤禩，还把这位福金痛加整治，连带了安亲王的一门封爵，也被革除。论起来，阎若璩大可算入“奸党”案内〕，他的话，应非信口开河之比。恰巧词人纳兰成德在题《楝亭图》时，作《满江红》，正写下了“藉甚平阳，羡奕叶，流传芳誉。……”张渊懿题诗也说：“高门衍世泽，贵胄属平阳。”诸家何其异口同声？若说，这总不过是用个姓氏典罢了，乃旧日诗家敝习，何足深论。用个姓氏典的，固自多有，但焉能坐实奕叶，断言世胄
　　——给人家硬派祖宗？《三国志·魏志》开卷即言：“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正因曹公历来为世之鄙儒横加粉墨，所以给楝亭题词着句的，都不肯明指，只好婉转而上溯曹参。那么是否全无逗漏？即如徐秉义，题诗却说：“曹公种德垂无穷，清门济美班资崇；谯国一家光黼黻，……”就明点出曹操，“清门”二字，正是来自杜诗“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然后再读敦诚赠雪芹诗中“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之句，与杜诗不但语意层次递承，句法也步趋仿照。这就不像事出偶然了。
　　曹寅在《续琵琶》剧中，大笔特写魏武：
　　人道俺，问鼎垂涎汉神器；叹举世，
　　焉知就里？俺待要武平归去解戎衣，
　　不知几处称王，几人称帝！今日里，
　　高会两班齐。对清樽，要吐尽英雄气！
　　——《北醉花阴》
　　曹寅为什么在那时代，敢冒举世之大不韪而表彰魏武？刘廷玑曾谓“说者以银台〔按为寅官通政使之代称〕同姓，故为遮饰。……”须知“同姓”云云，也正是周旋婉语。当然，曹寅表彰魏武，首先有他自己的思想见解，但当时“同姓”之议，显然可证有此一义为人所共知。因此，当赵执信作诗提到曹寅时竟有“横槊心情忆阿瞒”的话，乃觉不足为异。
　　丰润曹氏，据浭阳族谱说，本系宋初曹彬第三子玮之后。《宋史》叙彬，为真定灵寿人。我因此不免揣断，《魏志》记载文帝曹丕即位以后，诸王“皆就国”，其中如中山恭王衮，太和六年自濮阳改封中山；又如著名的白马王彪，其世子嘉封常山真定王。灵寿正是中山真定之地。综合上举诸端而观，曹氏岂非即此诸王遗裔？曹寅自己常说“读书射猎，自无两妨。”这固然与康熙帝素重文武之材密切相关，实际又明明是用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的语意。这些蛛丝马迹，我看都不能说并无缘故在内。
　　如此说来，照我这样推测，曹雪芹原来就是敦诚婉笔点出的魏武之子孙。
　　魏武的这一位不凡的子孙，如何不但“于今为庶为清门”，而且“于今环堵蓬蒿屯”了呢？
　　这就得“归功”于雍正。
　　雍正是何等样人？他的全衔是“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这个“宪皇帝”为何自取朝号曰“雍正”？因为他自从康熙十七年生下来，到四十八年受封为和硕雍亲王；“雍正”者，即言他的“雍”字号最“正”也。
　　他到底是否又“大孝”，又“至诚”？他这个雍字号是否最正？那可应在一句俗话：天晓得。
　　人亦有言：谋父夺位，雍正不正。
　　那么，我们何不就来谈谈他如何谋父、如何夺位的经过？——可是这一切不见记载。见于记载的是，别的诸皇子都坏，唯有雍亲王从来最安静，最正派，最孝悌，最得康熙帝的钟爱，最受“皇考付托之重”。
　　事情真奇怪极了。
　　按下大孝至诚的宪皇帝不表，单说一个高斌。此人内务府籍镶黄旗人，字石文，号东轩，由内务府郎中累擢江南河道总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有諡，是一位“文定公”。他也好读书（不过他读的尽是圣经贤传和“先儒语录”，是个正统儒家派），也好作诗，连他的集子也取名于“四书”中的“固哉高叟”，叫做什么《固哉草堂集》。我很疑心，内务府镶黄旗籍、伪续《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就是这个大官正儒文定公的后代或族裔。这些后话，暂且不表，也只单说高斌到雍正十一年间，他那官职也正做的是江南织造、盐差，兼管河务。人都说曹寅经见过大世面、大排场，领过阔差事。我看，有一个世面、排场和阔差他就没经见过：这一年的十月，大学士张廷玉给假南还，赐帑金一万两，为张府上祠宇祭祀之用，又赐“御用”冠带衣裘，貂皮人参，内用缎紵，还有内府书籍五十二种之多。这还不算，那些从来稀见罕闻的赐赏，都交与织造高斌，用官艘运到张家桐城本籍。
　　要问如此的“殊荣异数”，怎么就单单地落到了张廷玉的头上？说来大有意趣，原来他是奉雍正之命，给康熙帝主修《圣祖实录》之人。
　　张廷玉之所以蒙此特异之宠，可知他修实录不辱使命，修得委实太好，合了雍正的意旨，因此圣心大悦。要问他把《圣祖实录》修得忒好，好在哪里？有一张数据清单，最是明白：——
　　清代各朝皇帝的实录，如以其在位年数去除其实录总卷数，得出年为单位的平均卷数，那么可列一表如下：
　　①顺治——1．7&②康熙——1．1&③雍正——3
　　④乾隆——6．2&⑤嘉庆——4．4&⑥道光——5
　　⑦咸丰——9&⑧同治——10．7……
　　列位请想，康熙一朝，文治武功，内则一统舆图，外则驱逐丑寇，河工漕运，荒政粮储，……事机百端，繁赜万状，怎么偏偏独此一部实录篇幅比例，少到如此之可怜？是何缘故？
　　人又都说雍正最所感激的是隆科多和年羹尧，只因此二人，他才得做起那番九五之尊的事业。其实可不然。在雍正心中，至重最要的元功首烈，厥维大学士张廷玉。他在驾崩之先，特颁“遗命”，将张廷玉配享太庙。在他看来，不要说此人的地位，远非年、隆之辈所能比拟，就是恩私的难以答报，也只有将他附诸列祖列宗之次，同沾俎豆之馨，才觉于意稍安。
　　夫如是，则织造高斌对他所领的阔差诚然无须大惊小怪。我们此刻还想来讲一讲雍正的来龙去脉，以及他如何谋父夺位之事，真是多见其不知量也。
　　雍正自从得志之后，最喜欢向臣仆们提醒，莫把他错当一个好对付的人。雍正五年春，他曾严词训令孙文成（康熙朝残存下来还未及收拾的老杭州织造，曹寅的同僚和亲戚）密报浙江民情吏治（浙江人士最反对雍正，雍正最恨浙江人，特派了两个得力奴才李卫、王国栋整治浙江），孙文成战战兢兢，给所有的人，巡抚、将军、绅衿、百姓、兵民旗汉，统统讲了一篇好话，最后总颂一句说：“……兵民畏法，颇思戢睦，此皆我皇上德化深厚、声教普被所致也。谨奏。”那雍正览此，提起朱笔批道：“凡百奏闻，若稍有不实，恐尔领罪不起！须知朕非生长深宫之主，系四十年阅历世情之雍亲王也！”他这一番话，大同小异地也数不清向他的群臣重复过多少遍，例如有一次说的是：“……须知今日之巍然在上者，非寻常生长深宫之主，——乃三十年在外历试诸艰、备知情伪之雍亲王也！若常存此心，庶可长取恩眷！”据说“闻者皆悚息”。悚息的该不算多余，不能只骂这些闻者都是胆小鬼，确实吓人。然而，一无野心，二不生事，老成安静，富贵尊崇，奉养于“雍邸”的，与在深宫者何异？又有何“艰”可“试”，何“情”可“阅”？岂不异哉。
　　这三十年或四十年，雍亲王“历试”得通身解数，全副本领，出诡计，搞阴谋，布爪牙，安特务，养刺客，制毒药，以至烧丹炼汞，念咒书符，样样精通。（在此，我又不禁想起张廷玉。河东按察使王士俊赴任，将出都，多蒙大学士张亲荐健仆，十分得力。后来证明，此仆乃雍正的密探，按察大人为之“股栗者累日”！）
　　康熙太子胤礽，应不是随便儿戏选定之人。噶尔丹叛乱，康熙帝亲征，命胤礽一再留守京都，监国理政，头头是道，富有材能，颇邀佳誉。后来忽然疯了。种种昏暴，不复成人，以致康熙帝不得不把他废掉（气得甚至想杀了他）。据官书，说这都是大阿哥胤褆使的坏，陷害了他，让他做不成东宫储位。这事情，考史者认为原本就是最“友于”兄弟的雍亲王的手段，而胤褆不过装羊替罪之人耳。
　　康熙帝不明所以，还想救治太子，可是不行，再立再废，事不得已，这才暗定胤禵。胤禵是雍亲王的同母幼弟，这一来未免使他这位品德高尚的胞兄嫉羡之心顿形炽烈起来。此后的事，大约在雍亲王所“历试”的“诸艰”之中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那还是康熙五十一年的事，先是曹寅于秋天突然病殁，然后十月间胤礽终于废锢。对曹家来说，朝局家况，都到了一个转捩的关纽点。从此往后，真是每况愈下，惨不堪言。
　　康熙帝很喜欢畅春苑，常常寓憩于此。这块地方（现今北京大学对过一带是其遗址），宫中俗称西花园，那还是曹寅未出江南、在内务府做广储司郎中时经手监造。六十一年上，十月里，康熙帝病倒苑中。胤禵身为抚远大将军，远在西宁（这西宁，后来成为胤■的死所）。一日，欲召皇子大臣等人议事时，病榻上开目一看，却见雍亲王胤禛在前——康熙帝大感意外，心知有异，怒急，欲起已无此力，那时手边只能摸到一挂数珠，拿起来死命向他掷去。好一挂数珠。无如即使真个投中，也奈何不得本领高强的胤禛，何况病人，岂能远掷。胤禛却自地捡起，口称此乃“父皇”传位的重器大宝。不知如何，康熙帝也就在此际命绝。——这时京城内外，早已由奴才隆科多密布重兵，森严戒备，控制得铁桶一般。在阃外，则有年羹尧和延信，将大将军胤禵的力量牢牢看住。
　　后世盛传胤禛是把康熙帝的遗嘱“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才得做成的大事。毕竟如何？这些事既然统统“不见经传”，哪里又去寻张廷玉？不过依我们这种齐东野语“清史演义”来讲，怕也未必就确。何以言？莫说康熙在时，就是雍正本人，终其身也并不曾自知他会有“皇四子”之称，他始终只是“皇十一子”，胤禛是二十三子。这事当年清史馆有人曾据《皇清文典》中册文，已证明无讹。那么由“二十三”描改“十一”恐怕不易描写得那么十分秀气。何况遗嘱大事焉能不呼名字，只列排行？
　　如此，野史传闻，都不可信了？即又不然。野史在具体细节上容易走样，往往实质却存，不同子虚。原来“胤禵”一名也是后改，他原本只叫“胤祯”。将“祯”描“禛”，却是方便之至，妥善异常，很难看出破绽。雍正要人避“御讳”时，渔洋山人王士禛变成了“王士正”，这完全“对”。至于曹寅的岳翁李士桢，为什么也变成了“李士正”？连乍看有点像“祯”的，也一律不许幸存。也难怪，大约“宪皇帝”一见这个“祯”和它的貌似者便吓得他心惊内跳。其中奥妙，定自可观。胤禛既作了胤祯，胤祯当然要作胤禵。王士禛、李士桢等等之流，自然也要跟着“穷则变”起来。
　　篡改遗嘱之计，毋宁说以此解为更近事实。一父兄弟，若取提、禵同音为名，那口呼时如何分辨（祯、禛在北京口音中，却一清二楚）？况且三十余子中，排行“礻”部，既有“胤禄”“胤祥”，怎么独不取“胤祯”作名？（有人说，曹雪芹在他的小说中胆大包身，偏偏写下了“赖藩郡余祯”一句，义在双关，则未知是否有穿凿之嫌，但是看看庚辰本将“祯”改“贞”，戚本将“余祯”改“提携”，程本又特意改作“余恩”，怕也很难就说内中毫无事故吧。）
　　闲话休提，却说雍正自从“巍然在上”以来，头十年的工夫，忙的他朝乾夕惕，宵旰精勤。旧东宫胤礽，先就死在他圈禁之所咸安宫内。然后胤禩——“阿其那”于保定，胤■——“塞思黑”于西宁，受尽了刁难、挫辱、苦楚之后，相继毕命。胤■、胤祉等人，纷纷锢在高墙。而诸王之狱，却由年、隆两大案为其前奏。各以数十款“大罪”，赐死的赐死，禁锢的禁锢。日理万机的雍正，忙的就是这些抄查刑拷，杀害幽囚。
　　雍正圣眷最隆者三人，鄂尔泰，李卫，田文镜（其中有雍亲王时的府上庄头）。田文镜飞黄腾达，却离不得一个西宾，这家师爷姓乌名思道，字王路，以字行，乃是浙江慈谿人氏。清朝的“名臣奏议”，所存以田大人为最富，只为雍正每览一篇，辄为击节。在一次批还中，竟蒙询及：“乌先生安否？”称先生，候起居，出自“天语”，朝野震惊，诧为“奇遇”。田大人素习最称骄倨，独对乌先生煞是恭谨，明明急事要务立等乌先生，而值其博奕自得之时，可是从来不敢去略一惊动，必待枰收局罢。有一回，不知怎么惹得乌先生不高兴，那师爷行装一卷，便赋归欤了。田大人的奏疏，不得不改委别人。谁知一呈御览，立即批道：“此非乌先生手笔，汝不解文义，岂朕亦不解耶？”田大人无奈推说，这乌王路每年光是正式束修就要八千两，实在请不起。雍正答得好：“此等幕宾，虽万金亦值得也！”田大人吓得赶紧去再请乌先生，乖乖地“顿首谢过”。及奏疏再上，果然又蒙睿赏。——要问这事情却又为何？原来雍正深知那田文镜蠢材如何懂得首发隆科多之“罪”的大义？这事全由乌先生启其茅塞，一力主持也。
　　年、隆既皆有罪，傅鼐也不安然。那傅鼐乃是开国名将富察氏额色泰之孙，曹寅的妹婿。十六岁上选为右卫，派到雍亲王府上当差。他和雍正要说远，是身边近侍，藩邸旧人；要说近，却维护年、隆，甘遭流放。年羹尧一坏了事，株连瓜蔓，“党羽”万千，执法者揣摩迎合，要杀绝诛尽，只因傅鼐一席话，诸王大臣这才为之“平反无算”。接着是隆科多，也“坏了事”，隆之子名唤岳兴阿，也得了重罪。在隆科多柄用正隆时，岳兴阿礼下于傅鼐，鼐不与往来，至此，力言岳兴阿无罪。对此，龙颜大怒。说傅、隆结党甚密，原来那雍正“因傅鼐素性巧诈，不守本分，曾降旨令隆科多不时稽查，且伊二人居址相近，便于查访”，不料“隆科多与傅鼐私结匪党，将三年内傅鼐所行劣迹，尽为隐瞒，且在朕前称傅鼐甚是安静！”这是雍正四年八月的话，就命将傅鼐自盛京户部侍郎任上锁拿来京，交刑部治罪。
　　读者且莫小觑了这“锁拿”二字，在雍正时候，可不是儿戏作耍之事。傅鼐这次是“上九链”锁拿。上九链者，颈、手、足，上九条铁链，其重无比，“即不看守，亦寸步难移也！”
　　好傅鼐，九链在身，面不更色，刑部要杀，雍正“宽仁”，这才谪戍黑龙江，傅鼐略无儿女子态，“闻命”即行，“负书一箧步往”，与家僮“斧薪自炊”。
　　读者又且莫小觑了这“谪戍”，在雍正时候，可也不是儿戏作耍。有位冯景作文说的清楚：“今乌喇得流人，绳系颈，兽畜之。死则裸而弃诸野，乌鸢食其肉，风沙扬其骨”。傅鼐到黑龙江的第二年，曹寅的内兄李煦，就是这样流到了乌喇，——那时李煦已年过七旬，只一载余，折磨而死。傅鼐全亏了年富力强，是条硬汉，顶得住。
　　这一年，不但傅鼐，曹家的馀外几门亲戚，如平郡王，如甘国璧，这些在康熙朝为统一河山立功建业的人，大都有祸临头。我这一支拙笔，竟不知去叙谁的好。
　　江宁织造曹寅早故，在任的是过继侄男曹頫，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这三家同僚戚谊，母氏和康熙有乳保之情。雍正的皇帝才坐到二年上，李煦就因亏空公帑落职入狱，抄家籍产。又且莫小觑了雍正年间的抄家，可也非同儿戏作耍，有一位学政名叫俞鸿图，被了弹章，“上震怒，逮问籍没，妻先自尽，幼子恐怖死！”李煦的妻儿如何，未见载记，只知道他的子女人口，包括他家仆的家口，二百多名，在苏州变卖，一年之久，无人敢买，送到北京内务府，除路途病亡者男妇幼女三口外，共二百二十七名口，其中有十口是李煦的妇孺，因抄家折产，盐商们纷纷交上积欠，众力助救，狱事清结，总算将十口妇孺还给了他，其余的先由大将军年羹尧挑拣留用后，交与崇文门监督再去“变价”。
　　曹頫如何？雍正三年腊月，年羹尧“赐死”之后，到四年上，苏州织造李照的后任胡凤翚，和雍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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