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平生最痛恨的一句话……
辽阔的明帝国中，大明门是唯一用国号命名的门，可谓“国门”，是皇朝正统所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这副对联用来形容大明门，将皇帝、皇宫、皇朝、皇权推高到了极致。
承天门（天安门）作为皇城正门的时间并不长。乾隆中期以前的大约三个世纪里，皇城的正门，是承天门以南的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清朝入关以后，立即将大明门的牌匾摘下，翻过来刻上“大清门”。相比之下，承天门改名天安门就毫不急切，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才下诏。据说民国初年改大清门为中华门时，把门匾摘下，本想翻过来接着用，一看却被清朝抢了先。于是只好另找一块门额，刻上“中华门”三个大字。
大明门是明代唯一用国号命名的“国门”，后更名为“大清门”“中华门”
大明门（大清门）的重要，还可以从其门联看出。这副门联是著名学者解缙写的。解缙（1369—1415年），江西吉水人，洪武进士，是个大才子、大学问家。永乐帝登极，受到重用，参与机务，任翰林学士、大学士，主持修纂《明太祖实录》、《永乐大典》。他的故事后面还要讲，这里特别介绍他为大明门作的一副门联——
上联是：日月光天德；
下联是：山河壮帝居。
这副对联自然是歌颂皇帝、皇宫、皇朝和皇权的，但就文学层面来说，的确是一副气势磅礴、石破天惊的对联。因为：
其一，大气磅礴。仰望乾天的太阳与月亮，俯视坤地的山峦与江河，立地顶天，气贯寰宇，宏伟博大，无以复加。
其二，语言通俗。苍天对大地，日月对江河，天德对帝居，自然对社会，上下联，五双字，语言朴实，没用典故，简明晓畅，妇孺都懂。
其三，意境高远。日月之明光，山河之壮美，都为衬托大明而存在，将“天德”与“帝居”，扩充到天日之崇高，川流之长远。
然而，《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幅对联将皇帝、皇宫、皇朝、皇权推高到极致。
大明门虽然重要，但规制不高：和承天门（天安门）相比，没有城台，没有重檐，只开三门，平时闭而不开。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考虑到大明门居于承天门与正阳门之间，相邻两门，十分高大，中间门低，两边门高——缓和节奏，错落有致，南北平衡，总体和谐。1959年，中华门被拆除，“国门”记忆，日渐尘封。
在几百年前，国门是地位和荣耀的象征，是天朝正统所系，不仅为万民仰望，而且引发过激烈的斗争。下面我讲三个同大明门（大清门）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明嘉靖帝即位时，围绕通行大明门的礼仪，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明正德帝死后无子，按“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制，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朱厚熜是兴献王的儿子，要从湖北安陆（今钟祥）来北京即位，年方十五。礼部按太子即位礼仪，请朱厚熜从东安门进皇城。他说：“皇兄遗诏里是说让我即位当皇帝的，礼部这么说算怎么回事！”他的车驾到城外，就是不进城。礼部没有办法，最后是由大明中门进入，到皇宫登极，年号为嘉靖，就是嘉靖皇帝。
第二个故事。当时，嘉靖帝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健在。朱厚熜年纪小，又孝顺，对群臣说：“至亲莫若父母。”他的母亲也来京到了通州。礼部奏请“圣母至京，宜由东安门入”。走东安门入皇城？嘉靖帝不准；再议由大明门左侧门入，又不从；最后皇帝断然下旨：走大明门正中的门！正僵持着，嘉靖帝的母亲很生气，闹起脾气，拒不入京。嘉靖帝听了，痛哭不止，提出不想当皇帝了，要“奉母归”——母子都回湖北老家去！大臣们吓坏了，最后决定妥协一步：按照嘉靖皇帝的意思办。嘉靖帝的母亲这才从通州启程，由大明门正中门进入皇城，再进入宫城，同当了皇帝的儿子团聚。（《明史记事本末·大礼议》）
第三个故事。清朝在大清门也有故事。清朝后妃和明朝一样，只有皇后大婚时允许走大清门，其他妃嫔只许走紫禁城的后门——玄武门（康熙时改神武门）。相传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和婆母慈禧太后斗气，曾脱口而出说：“媳妇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言外之意——您不配！这句话如果属实，一定会深深刺痛慈禧太后的心。后来慈禧太后逼死儿媳，或许这句话埋下了一个祸根。
进入午门，就进入了紫禁城。
紫禁城占地72万余平方米，城墙高
10米，四隅有角楼，城外有52米宽的护城河（俗称筒子河）。除午门外，紫禁城还有三座城门——东华门主要供二品以上（部级以上）官员出入，皇帝遗体出殡时也经过此门；西华门主要供帝后到西苑、西郊各园时出入；北面的玄武门（神武门）主要供帝后到景山、皇后祭先蚕，以及宫中其他人日常出入，清朝每三年一次挑选的秀女也走此门。
午门，坐北朝南，左右城墙向前伸出，平面呈“凹”字形。在高台之上，建有五座门楼——中为正楼，九间，重檐；东西各耸立阙阁两座，互相对应。正楼如凤身，阙阁如凤翅，像凤凰展翅，雄姿壮丽，所以叫五凤楼。
午门正楼形如凤身，阙阁形如凤翅，因此也叫五凤楼
&午门的功能是多元的，譬如：
（1）出入&
午门共有五个门洞，正面开有三个门洞。正面当中的正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皇后在大婚入宫时可以走一次。殿试考中鼎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人，出来时也可以走一次。其他如亲王、宰相，妃嫔、公主，皇子、皇孙，达官、显宦，都没有这种待遇，只能走两个侧门。其他文武官员，只能走两掖门——两掖门开于两侧的基座，从正面看不见，但从背面可以看见。就是说，故宫午门的门洞，正面看是三个，背面看是五个。大家参观故宫时，可以从正面和背面注意观察一下。午门两侧掖门，平时不开，只有在大朝的日子才开——文官走东掖门、武官走西掖门。
（2）政务&
明朝参加御门听政的官员，每日五更前在午门前集合，其他官员每月逢五日在午门前坐班；午门前、端门北的两侧朝房，有六部、六科官员在里面办公或值班。明代皇帝处罚大臣的“廷杖”多在午门前进行。
（3）礼仪&
朝廷重大贺礼，官员们要在午门望阙朝拜。遇皇帝举行朝会或大祀，以及元旦（春节）、冬至、万寿（皇帝生日）、大婚等重大节日，都要在午门陈设卤簿仪仗。清代规定每年十月朔日（初一），在午门举行颁发历书仪式，称为“颁朔礼”；明清两代重大战争告捷，在午门举行“献俘礼”。
（4）外事&
朝鲜、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琉球等使臣进贡，礼品由礼部官员，在午门前呈送给皇帝；皇帝给使臣的赏赐，也在午门前领受。事毕，使臣门还可以观瞻午门，以领略皇朝的天威。
（5）防御&
门，本来就有防御的功能。午门除一般防御功能之外，还有防御水患的作用，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六月、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闰六月，北京大雨水，午门前水深一尺多，于是关上午门，防止积水漫入宫中。
（6）其他&
午门城楼兼做仓库，如清代用于储藏《满文大藏经》的木刻经板等。临时活动，如清初汤若望与杨光先就天文历法争持不下，诏令二人在午门前进行日影观测，由大学士、尚书等验看。午门前有时还是重要的皇家和民间的节庆娱乐场所。我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元宵节的故事。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午门外扎“鳌山万岁灯”，与民同乐。这里我解释一下：鳌，是传说中海里的大龟，或大鳖。李白《猛虎行》诗曰：“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鳌山灯，古代元宵节一种巨大的灯景，就是把彩灯堆叠成一座山，像传说中巨鳌的形状，所以叫鳌山灯。永乐时的“鳌山万岁灯”，就是将成千上万盏彩灯，堆叠成山形，高十余层，形状像鳌山，用红、黄、蓝、白、绿、紫、青等各种彩色，结扎成灯，五彩缤纷，万众观看，眼花缭乱。
除鳌山灯之外，还有音乐歌舞。午门前，数百伶官奏乐，百艺群工演出，气氛热烈，喧闹异常。到二更时，永乐帝乘坐小轿，由乾清宫出来，到午门观鳌山灯，皇后、妃嫔、太监及大臣们随后，这时笙歌高奏，伎舞翩跹，灯火通明，花炮齐放，观灯活动达到高潮。尔后，皇帝回宫，市民百姓，犹如潮水，四面八方，拥向午门，观看鳌山灯火，共度元宵佳节。
据《皇明通纪》记载：“永乐十年（1412年）正月元宵，上赐百官宴，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三日。自是岁以为常。”就是说，从永乐十年开始，京城居民，元宵佳节，到午门前，观看灯火，连续三天。但到清朝，老百姓是不能到午门观灯的。灯节是北京城一年中的热闹节日，市民百姓，架松棚，缀彩缦，悬彩灯，放爆竹，放灯十昼夜。如今北京东城区“灯市口”，是市民买灯、观灯的场所。灯市口的地名，就是由元宵节的灯市而来。
第二个是端午节的故事。明朝人陆容记载：端午日，皇帝在午门外宴请百官，御赐食物粽子等糕点，还象征性地赐两杯酒。吃完粽子、喝完酒之后，品级低的官员退出，级别较高的文武大臣要陪驾去万岁山（俗称煤山），即景山，观看武臣射柳。观完射柳，皇帝还要陪母后到西苑（今中南海、北海），游览内湖，观看龙船，燃放爆竹。后来皇帝下令禁放花炮。正德帝开始罢百官端午宴会。嘉靖后期起，端午节的午门赐宴，就被取消了。
戏曲小说里，经常有“推出午门斩首”的故事。其实，在北京故宫，既没有在午门斩首的记载，也没有在午门斩首的事实，只有朝廷官员在午门被“杖毙”，也就是遭廷杖打死的记载。
据记载：明代先后廷杖大臣500多人次，死者甚众。最严重的是正德和嘉靖两朝。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正德朝。明朝第十任皇帝、正德帝朱厚照，两岁就做皇太子，十五岁继承皇位，在位十六年，三十一岁死。正德帝行为怪异，很不安分，喜欢游猎，离宫索居，堪称皇帝中的一“怪”。当时，西北有战事，他要御驾亲征，大臣们鉴于“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的惨痛教训，坚决反对。他执意孤行，亲自出征，得胜回朝，下诏加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他曾微服出巡，到居庸关，守关官员“闭关拒命”，他扫兴而回。于是，他又派亲信去守居庸关，然后深夜微服出关，终于得手。他往西北到过大同、榆林、绥德等地，往江南到过南京、镇江一带。时间少则几个月，最长达一年之久。朝廷没有了皇帝，皇帝的车驾也没有GPS定位，连内阁大学士都不知道皇帝到哪里去了。
正德帝朱厚照很不安分，离宫索居，堪称皇帝中的一“怪”
正德帝的出巡与荒唐，受到官员的谏阻。皇帝动怒，就对谏阻官员实行廷杖。正德二年（1507年）闰正月，廷杖言官艾洪等二十一人于阙下。二月，又廷杖御史王良臣等于午门。
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正德帝又要出外巡游，大臣们集体阻谏，导致了一场君臣之间的激烈冲突。为了劝阻皇帝南巡，舒芬等谏议，遭到廷杖。
舒芬，江西进贤（今属南昌市）人，他有骨气，敢说话，“神玉立，负气峻厉，端居竟日无倦容”。舒芬等107人，上疏谏止正德帝外出巡游。正德皇帝震怒，命舒芬等“跪阙下五日，期满复杖之三十”。
舒芬等列队跪在午门外，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连续五天跪在午门之前。堂堂大明状元，罚跪在午门前，连续五日，成何体统！皇帝对大臣们的谏言置之不理。有一名官员名叫张英，见皇帝不理不睬，便“自刃以谏”，就是以自杀的方式，使皇帝接受大臣们的建议。幸亏在场的卫士眼疾手快，上前夺下了他手中的刀，张英才得以不死。正德皇帝仍然我行我素，对大臣们的谏阻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于是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正德帝克制忍耐，对他们“温旨慰留”；他们也给皇帝一个面子，勉强答应继续留任。后来事情闹大，正德皇帝大发淫威，他下令对罚跪的舒芬等107名官员，在午门前实行廷杖。后来又增加了锦衣卫监狱的黄巩等39人，这样共有146人受廷杖，阙下杖死者11人。那位张英虽自杀未遂，最后却被正德帝“杖杀”了。舒芬受杖后，伤势很重，被抬到翰林院的院里。翰林院掌院学士（一把手）怕得罪上司，“命摽（bi&o）出之”，就是把他架出去！舒芬说：“吾官此，即死此耳！”他被贬官福建，裹着创伤，离京上路。
舒芬在廷杖中捡了一条命，熬到了嘉靖皇帝即位。“世宗即位，召复故官。”回了北京的舒芬不改诤臣气节，他会同杨慎等，为“大礼议”谏言，跪伏左顺门哭谏，又遭到嘉靖帝的廷杖，还被罚俸三月。不久母丧归里，病死于家，年四十四。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嘉靖朝。嘉靖三年（1524年），群臣争“大礼议”，又发生午门前大廷杖的悲剧。“大礼议”是怎么回事？明正德帝死后，他没有儿子，“兄终弟及”，堂弟朱厚熜（cōng）由藩王府入继帝位。朱厚熜家在湖北安陆（今钟祥），父亲是兴献王祐杬（已故）。他千里迢迢来京继位，登极时15岁，年号嘉靖。
嘉靖帝一登皇位，就发生了争议新皇帝生父尊号的事件，史书上叫作“大礼议”之争。争议的焦点是：明孝宗朱祐樘是厚熜的过继父亲，祐杬则是他的生身父亲，如何上尊号？大臣张璁等迎合帝意，议尊祐杬为皇考，孝宗（正德帝之父）为皇伯父。杨廷和等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这场争论，长达三年。嘉靖帝于嘉靖三年（1524年）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丰熙等反对的大臣200余人，在左顺门外跪伏高呼。皇帝派太监宣谕退下，从早到午，硬是不退。皇帝下令抓8人震慑一下。其他大臣，非但不退，反而大哭，声震阙廷。嘉靖帝大怒，命廷杖丰熙等五品以下官员134人，致死17人。受杖者裹疮吮血，痛苦嚎叫，填满牢狱，凄苦万状。朝廷官员因谏言遭到廷杖，《明史·刑法志》说：“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后到清朝，取消了对大臣的廷杖。
正德帝和嘉靖帝两个廷杖的故事，表面看来，直接胜利者是正德帝和嘉靖帝，但其最后失败者也是正德帝和嘉靖帝——正德帝拒谏巡游而在游幸时舟覆落水；嘉靖帝由胜而骄，祈求长生，悲剧而终。所以，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昏君，不是荒淫，而是历史，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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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阎崇年《大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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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平生最痛恨的一句话……
辽阔的明帝国中，大明门是唯一用国号命名的门，可谓“国门”，是皇朝正统所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这副对联用来形容大明门，将皇帝、皇宫、皇朝、皇权推高到了极致。
承天门（天安门）作为皇城正门的时间并不长。乾隆中期以前的大约三个世纪里，皇城的正门，是承天门以南的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清朝入关以后，立即将大明门的牌匾摘下，翻过来刻上“大清门”。相比之下，承天门改名天安门就毫不急切，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才下诏。据说民国初年改大清门为中华门时，把门匾摘下，本想翻过来接着用，一看却被清朝抢了先。于是只好另找一块门额，刻上“中华门”三个大字。
大明门是明代唯一用国号命名的“国门”，后更名为“大清门”“中华门”
大明门（大清门）的重要，还可以从其门联看出。这副门联是著名学者解缙写的。解缙（1369—1415年），江西吉水人，洪武进士，是个大才子、大学问家。永乐帝登极，受到重用，参与机务，任翰林学士、大学士，主持修纂《明太祖实录》、《永乐大典》。他的故事后面还要讲，这里特别介绍他为大明门作的一副门联——
上联是：日月光天德；
下联是：山河壮帝居。
这副对联自然是歌颂皇帝、皇宫、皇朝和皇权的，但就文学层面来说，的确是一副气势磅礴、石破天惊的对联。因为：
其一，大气磅礴。仰望乾天的太阳与月亮，俯视坤地的山峦与江河，立地顶天，气贯寰宇，宏伟博大，无以复加。
其二，语言通俗。苍天对大地，日月对江河，天德对帝居，自然对社会，上下联，五双字，语言朴实，没用典故，简明晓畅，妇孺都懂。
其三，意境高远。日月之明光，山河之壮美，都为衬托大明而存在，将“天德”与“帝居”，扩充到天日之崇高，川流之长远。
然而，《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幅对联将皇帝、皇宫、皇朝、皇权推高到极致。
大明门虽然重要，但规制不高：和承天门（天安门）相比，没有城台，没有重檐，只开三门，平时闭而不开。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考虑到大明门居于承天门与正阳门之间，相邻两门，十分高大，中间门低，两边门高——缓和节奏，错落有致，南北平衡，总体和谐。1959年，中华门被拆除，“国门”记忆，日渐尘封。
在几百年前，国门是地位和荣耀的象征，是天朝正统所系，不仅为万民仰望，而且引发过激烈的斗争。下面我讲三个同大明门（大清门）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明嘉靖帝即位时，围绕通行大明门的礼仪，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明正德帝死后无子，按“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制，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朱厚熜是兴献王的儿子，要从湖北安陆（今钟祥）来北京即位，年方十五。礼部按太子即位礼仪，请朱厚熜从东安门进皇城。他说：“皇兄遗诏里是说让我即位当皇帝的，礼部这么说算怎么回事！”他的车驾到城外，就是不进城。礼部没有办法，最后是由大明中门进入，到皇宫登极，年号为嘉靖，就是嘉靖皇帝。
第二个故事。当时，嘉靖帝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健在。朱厚熜年纪小，又孝顺，对群臣说：“至亲莫若父母。”他的母亲也来京到了通州。礼部奏请“圣母至京，宜由东安门入”。走东安门入皇城？嘉靖帝不准；再议由大明门左侧门入，又不从；最后皇帝断然下旨：走大明门正中的门！正僵持着，嘉靖帝的母亲很生气，闹起脾气，拒不入京。嘉靖帝听了，痛哭不止，提出不想当皇帝了，要“奉母归”——母子都回湖北老家去！大臣们吓坏了，最后决定妥协一步：按照嘉靖皇帝的意思办。嘉靖帝的母亲这才从通州启程，由大明门正中门进入皇城，再进入宫城，同当了皇帝的儿子团聚。（《明史记事本末·大礼议》）
第三个故事。清朝在大清门也有故事。清朝后妃和明朝一样，只有皇后大婚时允许走大清门，其他妃嫔只许走紫禁城的后门——玄武门（康熙时改神武门）。相传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和婆母慈禧太后斗气，曾脱口而出说：“媳妇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言外之意——您不配！这句话如果属实，一定会深深刺痛慈禧太后的心。后来慈禧太后逼死儿媳，或许这句话埋下了一个祸根。
进入午门，就进入了紫禁城。
紫禁城占地72万余平方米，城墙高
10米，四隅有角楼，城外有52米宽的护城河（俗称筒子河）。除午门外，紫禁城还有三座城门——东华门主要供二品以上（部级以上）官员出入，皇帝遗体出殡时也经过此门；西华门主要供帝后到西苑、西郊各园时出入；北面的玄武门（神武门）主要供帝后到景山、皇后祭先蚕，以及宫中其他人日常出入，清朝每三年一次挑选的秀女也走此门。
午门，坐北朝南，左右城墙向前伸出，平面呈“凹”字形。在高台之上，建有五座门楼——中为正楼，九间，重檐；东西各耸立阙阁两座，互相对应。正楼如凤身，阙阁如凤翅，像凤凰展翅，雄姿壮丽，所以叫五凤楼。
午门正楼形如凤身，阙阁形如凤翅，因此也叫五凤楼
&午门的功能是多元的，譬如：
（1）出入&
午门共有五个门洞，正面开有三个门洞。正面当中的正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皇后在大婚入宫时可以走一次。殿试考中鼎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人，出来时也可以走一次。其他如亲王、宰相，妃嫔、公主，皇子、皇孙，达官、显宦，都没有这种待遇，只能走两个侧门。其他文武官员，只能走两掖门——两掖门开于两侧的基座，从正面看不见，但从背面可以看见。就是说，故宫午门的门洞，正面看是三个，背面看是五个。大家参观故宫时，可以从正面和背面注意观察一下。午门两侧掖门，平时不开，只有在大朝的日子才开——文官走东掖门、武官走西掖门。
（2）政务&
明朝参加御门听政的官员，每日五更前在午门前集合，其他官员每月逢五日在午门前坐班；午门前、端门北的两侧朝房，有六部、六科官员在里面办公或值班。明代皇帝处罚大臣的“廷杖”多在午门前进行。
（3）礼仪&
朝廷重大贺礼，官员们要在午门望阙朝拜。遇皇帝举行朝会或大祀，以及元旦（春节）、冬至、万寿（皇帝生日）、大婚等重大节日，都要在午门陈设卤簿仪仗。清代规定每年十月朔日（初一），在午门举行颁发历书仪式，称为“颁朔礼”；明清两代重大战争告捷，在午门举行“献俘礼”。
（4）外事&
朝鲜、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琉球等使臣进贡，礼品由礼部官员，在午门前呈送给皇帝；皇帝给使臣的赏赐，也在午门前领受。事毕，使臣门还可以观瞻午门，以领略皇朝的天威。
（5）防御&
门，本来就有防御的功能。午门除一般防御功能之外，还有防御水患的作用，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六月、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闰六月，北京大雨水，午门前水深一尺多，于是关上午门，防止积水漫入宫中。
（6）其他&
午门城楼兼做仓库，如清代用于储藏《满文大藏经》的木刻经板等。临时活动，如清初汤若望与杨光先就天文历法争持不下，诏令二人在午门前进行日影观测，由大学士、尚书等验看。午门前有时还是重要的皇家和民间的节庆娱乐场所。我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元宵节的故事。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午门外扎“鳌山万岁灯”，与民同乐。这里我解释一下：鳌，是传说中海里的大龟，或大鳖。李白《猛虎行》诗曰：“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鳌山灯，古代元宵节一种巨大的灯景，就是把彩灯堆叠成一座山，像传说中巨鳌的形状，所以叫鳌山灯。永乐时的“鳌山万岁灯”，就是将成千上万盏彩灯，堆叠成山形，高十余层，形状像鳌山，用红、黄、蓝、白、绿、紫、青等各种彩色，结扎成灯，五彩缤纷，万众观看，眼花缭乱。
除鳌山灯之外，还有音乐歌舞。午门前，数百伶官奏乐，百艺群工演出，气氛热烈，喧闹异常。到二更时，永乐帝乘坐小轿，由乾清宫出来，到午门观鳌山灯，皇后、妃嫔、太监及大臣们随后，这时笙歌高奏，伎舞翩跹，灯火通明，花炮齐放，观灯活动达到高潮。尔后，皇帝回宫，市民百姓，犹如潮水，四面八方，拥向午门，观看鳌山灯火，共度元宵佳节。
据《皇明通纪》记载：“永乐十年（1412年）正月元宵，上赐百官宴，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三日。自是岁以为常。”就是说，从永乐十年开始，京城居民，元宵佳节，到午门前，观看灯火，连续三天。但到清朝，老百姓是不能到午门观灯的。灯节是北京城一年中的热闹节日，市民百姓，架松棚，缀彩缦，悬彩灯，放爆竹，放灯十昼夜。如今北京东城区“灯市口”，是市民买灯、观灯的场所。灯市口的地名，就是由元宵节的灯市而来。
第二个是端午节的故事。明朝人陆容记载：端午日，皇帝在午门外宴请百官，御赐食物粽子等糕点，还象征性地赐两杯酒。吃完粽子、喝完酒之后，品级低的官员退出，级别较高的文武大臣要陪驾去万岁山（俗称煤山），即景山，观看武臣射柳。观完射柳，皇帝还要陪母后到西苑（今中南海、北海），游览内湖，观看龙船，燃放爆竹。后来皇帝下令禁放花炮。正德帝开始罢百官端午宴会。嘉靖后期起，端午节的午门赐宴，就被取消了。
戏曲小说里，经常有“推出午门斩首”的故事。其实，在北京故宫，既没有在午门斩首的记载，也没有在午门斩首的事实，只有朝廷官员在午门被“杖毙”，也就是遭廷杖打死的记载。
据记载：明代先后廷杖大臣500多人次，死者甚众。最严重的是正德和嘉靖两朝。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正德朝。明朝第十任皇帝、正德帝朱厚照，两岁就做皇太子，十五岁继承皇位，在位十六年，三十一岁死。正德帝行为怪异，很不安分，喜欢游猎，离宫索居，堪称皇帝中的一“怪”。当时，西北有战事，他要御驾亲征，大臣们鉴于“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的惨痛教训，坚决反对。他执意孤行，亲自出征，得胜回朝，下诏加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他曾微服出巡，到居庸关，守关官员“闭关拒命”，他扫兴而回。于是，他又派亲信去守居庸关，然后深夜微服出关，终于得手。他往西北到过大同、榆林、绥德等地，往江南到过南京、镇江一带。时间少则几个月，最长达一年之久。朝廷没有了皇帝，皇帝的车驾也没有GPS定位，连内阁大学士都不知道皇帝到哪里去了。
正德帝朱厚照很不安分，离宫索居，堪称皇帝中的一“怪”
正德帝的出巡与荒唐，受到官员的谏阻。皇帝动怒，就对谏阻官员实行廷杖。正德二年（1507年）闰正月，廷杖言官艾洪等二十一人于阙下。二月，又廷杖御史王良臣等于午门。
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正德帝又要出外巡游，大臣们集体阻谏，导致了一场君臣之间的激烈冲突。为了劝阻皇帝南巡，舒芬等谏议，遭到廷杖。
舒芬，江西进贤（今属南昌市）人，他有骨气，敢说话，“神玉立，负气峻厉，端居竟日无倦容”。舒芬等107人，上疏谏止正德帝外出巡游。正德皇帝震怒，命舒芬等“跪阙下五日，期满复杖之三十”。
舒芬等列队跪在午门外，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连续五天跪在午门之前。堂堂大明状元，罚跪在午门前，连续五日，成何体统！皇帝对大臣们的谏言置之不理。有一名官员名叫张英，见皇帝不理不睬，便“自刃以谏”，就是以自杀的方式，使皇帝接受大臣们的建议。幸亏在场的卫士眼疾手快，上前夺下了他手中的刀，张英才得以不死。正德皇帝仍然我行我素，对大臣们的谏阻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于是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正德帝克制忍耐，对他们“温旨慰留”；他们也给皇帝一个面子，勉强答应继续留任。后来事情闹大，正德皇帝大发淫威，他下令对罚跪的舒芬等107名官员，在午门前实行廷杖。后来又增加了锦衣卫监狱的黄巩等39人，这样共有146人受廷杖，阙下杖死者11人。那位张英虽自杀未遂，最后却被正德帝“杖杀”了。舒芬受杖后，伤势很重，被抬到翰林院的院里。翰林院掌院学士（一把手）怕得罪上司，“命摽（bi&o）出之”，就是把他架出去！舒芬说：“吾官此，即死此耳！”他被贬官福建，裹着创伤，离京上路。
舒芬在廷杖中捡了一条命，熬到了嘉靖皇帝即位。“世宗即位，召复故官。”回了北京的舒芬不改诤臣气节，他会同杨慎等，为“大礼议”谏言，跪伏左顺门哭谏，又遭到嘉靖帝的廷杖，还被罚俸三月。不久母丧归里，病死于家，年四十四。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嘉靖朝。嘉靖三年（1524年），群臣争“大礼议”，又发生午门前大廷杖的悲剧。“大礼议”是怎么回事？明正德帝死后，他没有儿子，“兄终弟及”，堂弟朱厚熜（cōng）由藩王府入继帝位。朱厚熜家在湖北安陆（今钟祥），父亲是兴献王祐杬（已故）。他千里迢迢来京继位，登极时15岁，年号嘉靖。
嘉靖帝一登皇位，就发生了争议新皇帝生父尊号的事件，史书上叫作“大礼议”之争。争议的焦点是：明孝宗朱祐樘是厚熜的过继父亲，祐杬则是他的生身父亲，如何上尊号？大臣张璁等迎合帝意，议尊祐杬为皇考，孝宗（正德帝之父）为皇伯父。杨廷和等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这场争论，长达三年。嘉靖帝于嘉靖三年（1524年）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丰熙等反对的大臣200余人，在左顺门外跪伏高呼。皇帝派太监宣谕退下，从早到午，硬是不退。皇帝下令抓8人震慑一下。其他大臣，非但不退，反而大哭，声震阙廷。嘉靖帝大怒，命廷杖丰熙等五品以下官员134人，致死17人。受杖者裹疮吮血，痛苦嚎叫，填满牢狱，凄苦万状。朝廷官员因谏言遭到廷杖，《明史·刑法志》说：“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后到清朝，取消了对大臣的廷杖。
正德帝和嘉靖帝两个廷杖的故事，表面看来，直接胜利者是正德帝和嘉靖帝，但其最后失败者也是正德帝和嘉靖帝——正德帝拒谏巡游而在游幸时舟覆落水；嘉靖帝由胜而骄，祈求长生，悲剧而终。所以，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昏君，不是荒淫，而是历史，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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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阎崇年《大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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