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　　
陈吉生　　　　
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兴起，一般认为以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等文中倡导“史界革命”为标志，而20年代初美国新史学派领袖鲁浜逊所著《新史学》的传入流行则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梁启超“新史学”诞辰百年后的今天，学术界关于20世纪“新史学”实践与建设成果的回顾论文层出叠见。然而，不知是中国历史研究传统上“言以人贵”的根深蒂固陋习作崇，还是习以为常的“史眼向上”“大老效应”作用，学林众贤在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成果的回顾研究中，大多将眼光聚焦在那些令人眩目的20世纪学界“元老”和学派领袖级人物身上，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垣、胡适、陶希圣、顾颉刚、郭沫若等人，而对稍晚于这些领袖级人物一辈的“宗师级”史学家黄现璠于“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创新贡献大多视而不见，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广西历史学界对这位被称为“我国20世纪学术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的壮族名史家的史学贡献研究十分不足，或许认为他后半生功成名就“壮学宗师”之尊，至于他一生对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乏善可陈，实则非也。黄现璠史学虽与史学界积重难返的“大老效应”无缘，但在20世纪新史学实践与建设领域的进程中，显而易见他卓然有成的开拓创新贡献，他的那些新史学实践与建设成果自我确立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不应为史学界忽视。广西历史学界和壮学界多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近年来当代中国壮学研究名家覃乃昌、覃彩銮等研究员对壮族《嘹歌》、《盘古国》和《盘古神话》展开的全面史料收集、整理和深入研究，更是意义重大深远，开拓创新价值斐然。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广西学术界对广西历史人物，特别是对壮族历史人物的研究成果长期难得一见，横生遗憾感触之余，笔者于此尝试一论，旨在抛砖引玉。　　
若要了解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黄现璠史学的传统系谱和问学渊源。据他于自著《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言：“余为壮家‘窭人之子’，原姓甘，名锦英，幼时家贫，读书艰辛，稍长为能续学，过继富家黄氏，遵俗改姓黄，取名现璠，沿用至今。为报生父甘新昌含辛茹苦养育和恩爱之情，余自少嗜学如命，问学孜孜不倦，不敢丝毫懈怠。史载汉代‘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甚合余性，故平生聊以汉儒生自比。1926年，余以‘三夜不睡’之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两年后考入北师大史学系本科，深得北师大诸多名师大家的教诲，尤以王桐龄、陈援庵（陈垣）、邓文如（邓之诚）、肖一山诸师指教良多，至有本科学习期间余独立编著完成近30万言《中国通史纲要》上册（稍后独立完成中册，下册由同窗刘镛独立完成，三册共近百万字）交付出版之果，从而得以毕业后免试进入北师大研究所（后称研究院）深修，继而师从钱中季（钱玄同）治音韵学、陈援庵治考据学、李建勋治教育学，以钱中季、陈援庵俩导师指导为多。1933年陶希圣教授任聘来校讲授社会史后，余时常找他一道探讨封建社会史问题，颇受切磋之益，结为学友。1934年10月，北师大‘教育研究会’成立，余有幸被李蒸校长聘为该会助理干事，又有机会常向‘教育研究会’导师黎锦熙教授问学，受益颇多。这些都是余在北师大研究所当研究生三年期间黾勉穷研、昕夕无间相继编、著、译有《高中外国史》（两册）、《元代农民之生活》、《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等书稿和交付出版的前提条件……余之治学渊源，远受汉儒生为学性情之熏，近受顾亭林、钱竹汀‘经世致用学’和‘朴学’之染，当世受钱中季、陈援庵、邓文如‘实学’之益，旁受梁任公、鲁滨逊‘新史学’之惠，以致得窥史学门径，登堂入室迈进学问厅奥，北师大苦读苦作寒窗十年，终悟‘教无常师，道在则是’的学理，心领神会‘为学贵自辟’的精义，自拓蹊道：以开拓创新性研究为余平生治学之志；以‘学术自由’为终身信念；以‘不学千人之诺诺’而作‘一夫之谔谔’为问学宗旨；以学海‘无权威、无顶峰、无禁区’为座右铭；以‘走自己的路而不管他人说什么’为自勉……1935年8月，余于北师大研究所毕业后（当时北师大研究所教育科学门有学位授与资格，而历史科学门无学位授与资格），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即大学院），同年11月，以商务印书馆预支稿费（《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两书稿费）东渡扶桑，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日本东洋史名家和田清、加藤繁教授治中国史。两位导师既有陈援庵师教书育人之大家风范，又有日本学者治学烛精剖微之特点，给余影响甚大。”［2］　　
从黄现璠的这一遗稿“自序”中，可知他从学时代的老师皆为学界赫赫有名的“重量级”人物。陈垣当年被时人称为中国的桑原骘藏（）；西洋近代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称得上“近代中国之世界学者”。钱玄同与陈独秀、胡适齐名，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三杰”。“新生命派”（又称“食货派”）领袖陶希圣与胡适一道，被时人称为国民党“蒋家王朝”的两大御用文人。肖一山为民国时期教育部“部聘三教授”（肖一山、陈寅恪、柳诒徵）之一。1996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编新版《世界人名录》（东洋篇）收“邓之诚”条目称他为“中国通史权威”；同书收“和田清”条目记他为“日本学士院院士、日本近代研究中国满蒙史第一人者”（即最高权威）。加藤繁博士则是世界学术界公认的日本现代东洋史泰斗。［3］同时，从“自序”中还可看到：黄现璠与同时代的史学名家相比，他既有学友徐中舒、方国瑜等教授那种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机遇，又有老友费孝通、杨成志等教授负笈海外的留学经历，以致他能学贯中西，学养上不仅继承了清学宗师顾炎武“经世致用学”和钱竹汀“朴学”至陈垣“实学”和“通史致用学”一路的传统，而且还受章太炎至邓之诚一路的国学以及日本学者精研重微学之惠，又受现代“新史学”进化思想之染，这是他以深厚的学问根基和进化观念能为“新史学”实践与建设领域开拓创新作出贡献的重要条件。因而黄现璠对从学时代得益于众多学问大家的教示“真传”一直难以忘怀，自言：“世上‘天才’成名成家后大多不再提及师名，似乎自以为‘天生我才’后加勤奋便可‘无师自通’，实则不通。学无常师，然天下学者不以人为师，必以人所书为师，古今皆然，概莫能外。我的史学基础厚实和有点成果，全拜当年众多名师悉心授教所赐。”［4］当然，这是黄现璠的自谦之语。事实上，他对“为学贵自辟，勿依门户侧”的治学精义早已心领神会，所以他的学问成果，贵在能“不步前贤后尘，自领风气之先，终成开路先锋”。　　 　　
二、领风气之先　　
回顾随着时势跌宕而发生千变万化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梁启超史学所起到的影响无疑是深远而巨大的。梁氏于1901年9月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发出重写“中国史”的第一声呐喊，犹如天宇传来的一声惊雷，震得旧史坛摇摇欲坠。翌年2月，他继而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合称《新史学》），登高大呼“史界革命”，有识之士无不响应，纷纷“揭竿而起”，以笔代枪，对旧史学展开了群起攻击。这是世纪之交处于转型期的知识精英直视以往历史研究长年累月储集的积重难返陈弊以及直面19世纪国势衰弱和深感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严重痛定思痛后作出的历史反思，进而痛心疾首地对既往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历史观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病理解剖，勇于奋起向旧史学发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挑战”。正如梁氏于《新史学》中所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进而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5］毋庸置疑，梁启超在当时西学东渐迫使旧史学营垒中人纷纷口殊笔伐旧史学的思潮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振臂高呼“史界革命”，开创“新史学”思维之路，这对于促使学林人士的思维观念向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变的思想启蒙过程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但是，他的纵横议论所体现出的不足之处同样醒目，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误以为“旧史学”与“新史学”之间截然存在着一道鸿沟，两者既无任何联系，且成对立之势，因而得出不彻底与“旧史学”分道扬镳便无法建立“新史学”的误解；二方面他对“旧史学”的批判显然洋溢出过多的激情和主观色彩，没有建立在冷静和理性分析的科学基础上，以致立论过于武断，结论更是缺乏精审，谬误百出。特别是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时严重忽视了“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而黄现璠于1933年7月在梁启超和鲁滨逊“新史学”双重影响下写作发表的《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中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于文中在列举梁启超批判旧史学所言“四蔽”“两病”后又加上了“一病”，即我国旧史家“知有政治而不知有经济。”［6］这是黄现璠对中国旧史学的弊病认识深化的结晶，他看到了人类经济活动对社会、人群进化所具有的巨大促进作用，弥补了梁启超对“旧史学”认识上有欠全面深刻的不足，此为他对“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之一。　　
随着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我国创办中学伊始以及梁启超新史学的落地而生，编著新式历史教科书和中国通史的号角亦同时吹响史坛，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开场大戏锣鼓喧天宣告开演。这出大戏从20世纪初一直唱到世纪末，百年中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展现出流派纷呈、名角叠出、好戏连场、精采不断的场面，首先粉墨登场者即为世纪初的夏曾佑，压轴戏为世纪末的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最后一卷，即第12卷于1999年3月出版后方告鸣金收场，因而白氏总编《中国通史》12卷又被称为中国通史“世纪压轴之作”。尽管白氏总编的《中国通史》以马列主义新史学为指导思想，这与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背景为进化论不可同日而语，但两种“新史学”同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为不刊之论。　　
“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这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黄现璠认为这类借日人肚子怀胎而生的历史教科书有损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国民教育功用，极不可取。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教育部所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中可知：中国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西方传教士翻译西洋史而来。稍后由清人蔡尔康与英人李提摩太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于1895年出版，风行一时。随后问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以日本人著、译、编外国史书后再“中介”到中国的为多。仅1901年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编著的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8］这些译书的流行于世一方面为章节体的形式引进以致新式中国教科学体裁的创建提供了借鉴，二方面难免造成国人对日人著述的偏爱和过多照搬的弊端。出于建设“新史学”的需要，出于对日寇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的愤怒，特别是处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以致历史教科书的功用尤关国民爱国教育的关健时期，黄现璠通过对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4年相继所颁“壬寅学堂章程”、“癸卯学堂章程”创立中学堂后正式采用的“历史教科书”逐一进行了调查研究，继而托思于文，于1933年7月写成《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以下简称《调查及批评》）一文，文中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逐以加以了点评。文中明确指出：“鲁滨逊说：‘历史这种东西，好像一个果子园里面，种着不同的树木，而且生出各种味道不同的果子’我国史学家，直欲于果子园中种同一之树，生出味道长古不变的果子，无怪乎以发生最早之史学，今日反不能与外国并驾齐驱。时代环境不同，人类需要亦异，古人战争用戈矛，今人战争用枪炮，此时代变迁也。历史学科，甚至一切学问，亦莫不随时势之需要，而为时代之产物。我国具有数千年之历史，在此悠长历史过程中，尤其是自欧化东播后，一切文物制度，形式上或本质上，变化诸多。历史学家，自当具有严密的观察，进化的观念，以叙述之，方得其真实性，而合时势之需要。然而我国史家，多囿于狭隘见解，守旧精神，能作此想，准此行者，寥寥无几。以致如今问世的历史作品，多半‘闭门造车，出不合辙’……近百年来，科学昌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皆有新发明，新理论，使我们对于历史智识，时常改变，增加，或新发现。历史作品或历史教科书，非顺应时代潮流、学说进步常常改编不可；即使科学化的历史，亦不过为当时特别利害的及困难问题的反照，时移世异，亦非改版不可。由此观之，历史作品，或历史教科书，常为时代前锋。欧美历史教科书，时常增订，即此之故。”同时，结合30年代列强横行，日寇称霸，中国任人宰割，国势衰败的历史背景，他于文中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例如中国今日，受列强侵略，日本欺负，历史作家，应如何记载过去，使人明白现在，发奋图强，以达救国救民之愿望，始能合现代中国历史的主要目的和效用。”特别是在对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泰斗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点评中，他明确地指出桑原氏书不足之处的同时，还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己久。呜呼！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9］由此可见：黄现璠的进化史观和致用新史学跃然纸上，这与公认的“新史学”的重要理论背景之一为进化论思想同符合契，又与西方史学名家克罗齐的著名论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谋而合。此文一出，黄现璠即刻声誉鹊起，名传京华。再从文中他对“新史学时期”历史教科书论评的一段“开场白”，又可窥见“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之一貌：“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10］　　
细研《调查及批评》长篇论文，显而易见“黄现璠新史学”的内涵，这就是他意欲在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新史学之间建构起一座桥梁，以使他崇尚的清代朴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说”与现代美国传入的鲁滨逊“新史学”相辅相成。基于这种认识，黄现璠在对“新史学”实践与建设过程中推陈出新的多方位研究著述，几乎顺理成章地呈现出将中国历史研究以古鉴今的教化传统、求真求是的实证传统和近代西方进化论有机结合起来的特点，所以追求“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辩证统一成为他一生治史的终极目的。［11］最初体现出黄现璠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作出“新史学”建设贡献的作品，当属《调查及批评》发表翌月，即1933年8月黄现璠所编出版的《高中外国史》两册（《北平立达书局》初版），这是针对当时陈衡哲女士所编《西洋史》的不满而作的。黄现璠曾在《调查及批评》一文中说过：“陈衡哲女士谓‘历史，是人类全体的传记。’（《西洋史·导言》）实为误解。”［12］当然，这种不满并非针对陈衡哲女士的“新史学”进化观念和实践而言，而是针对陈衡哲女士对“历史的特殊性”知之不多以及《西洋史》内容过于偏重“文化史”有感而作。因此，黄现璠所编《高中外国史》两册，力矫斯病，于材料选择和内容安排上十分注重史事与文化的平衡，以免畸轻畸重，偏执一端，有损于学生所学历史知识的片面性，从而为编著新式历史教科书做出了一份贡献。　　
黄现璠所编《高中外国史》两册是他对“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之一，而他的这种实践与建设贡献最早始于1932年。这年9月，黄现璠独立撰成近30万言的《中国通史纲要》上册（《北平文化学社》初版）出版，继而又独立完成中册，下册由同窗刘镛独立完成（见书中“编辑大意”），1934年三册出版完毕，达近百万字。它是20世纪运用“新史学”观念和体裁编著又冠名“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新式中国通史，这于史料上斑斑可考。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而言，它是相对于传统旧史学编纂形式而言的。中国古代通史以司马迁的纪事本末体、司马光的编年体为经典代表；以后陆续出现的各种《通鉴》、《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可视为不同时代为适应不同需要而在通史编纂方面所做的努力。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冶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它是晚清国势衰败，西学浸润中国学坛，旧史学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而最终自身蜕变催生出新史学的结果。　　
一些学者人将当时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等同视之，实为牵强附会的误识。照此误解，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13］反之，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1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15］为序。因此，笔者所言1934年黄现璠、刘镛完成的《中国通史纲要》于时间上属20世纪运用“新史学”观念和体裁编著又冠名“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新式中国通史，绝非掠人之美。这从“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为黄现璠撰《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所言又可见一斑：“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16］由此可见《中国通史纲要》之开拓意义，绝不可“等闲视之”。它的价值体现在：折拼正史资料和借鉴前贤研究成果，援用西方历史编纂方法，务求史事与文化论述平衡，试图构建新史大纲，为探索具有新史学意义的中国通史编著形式作出了有创新价值的尝试。可以这样说：最能体现黄现璠在传统旧史学与新史学两者之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关系的历史论著，即为他从学时代（）发表和出版的那些通史、断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何以黄现璠求学时代学术成果层出叠见，既能领风气之先，又能于“新史学”实践与建设上贡献不绝，追根朔源，一方面来自钱玄同、陈垣（陈援庵）、邓之诚等名师大家的教导有方；二方面来自鲁滨逊“新史学”进化观的影响；三方面得益于当时学术研究浓厚的自由清新风气；四方面出自他对“为学贵自辟”的坚定信仰和实践；五方面出于黄现璠自身超乎寻常的刻苦努力，正如陶希圣教授感言：“黄现璠先生是在师大研究院受陈援庵先生指导的苦读苦作的研究生…… ”。［17］学术自由和苦读苦作成为黄现璠一生治史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严律于己的实践，以致他能功成名就，成为20世纪此起彼伏“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开路先锋。　　　　
三、开路先锋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钱穆、范文澜等等。尤以黄现璠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黄现璠能取得这种骄人成果，一方面源于他从学时代专攻“中国通史”，而且自1938年他在大学开始主授“中国通史”课程后一直持续至终生（黄现璠与冯友兰等人一样，同为20世纪中国学界极少数活至八、九十岁依然在职的终身教授之一），以致他对“中国通史”研究透彻，几近了如指掌；二方面源于他一生本着固守的“历史进化观”治史，所以能与时俱进，于20世纪“新史学”实践与建设中不断推陈出新。诚如他于晚年撰《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中所述：“余为壮人，天性耿介，‘不识抬举’，拒上京师，不入主流，偏安八桂一隅不甘寂寞又无嫌鄙屑，只身闯禁区，跳火坑，勇于尝试百世不见之论，自不量力冒险治通史大业，由衷地感谢历史给予了余多次治史无前例通史的机遇。余一生历经四个朝代，身处20世纪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动荡时代，终身潜心治史，以史为鉴，早已幡然醒悟心知肚明，纵使自己“连蹦带跳”、“连滚带爬”，终究无能为力赶上20世纪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千变万化的时代潮流和步伐，因而只得固守余于半个世纪前已经形成而至今始终若一信奉的历史进化观念……”。［18］他所信奉的历史进化观念，概言之，即为“历史学科，甚至一切学问，亦莫不随时势之需要，而为时代之产物。”“历史研究应随时势变化而变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便有了黄现璠新史学观念的三变。如果说《中国通史纲要》是他在梁启超和鲁滨逊“新史学”双重影响下的产物，那么，《壮族通史》显然是他在唯物主义新史学影响下的研究结果。而《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则为黄现璠于改革开放新时代下首倡“史界改革”的新史学思维的实践结晶。《壮族通史》被公认为中华民族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壮族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风俗、宗教的通史大著。［19］它对唯物主义新史学的贡献正如已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覃应机于“序文”中所言：“它的出版，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它将会增进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了解，密切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贡献。”［20］这是从政治层面而言，从学术层面而言，正如专家所评：“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21］“《壮族通史》被我国史学界推为最具开创性、科学性和学术理论价值的经典巨作。”［22］“另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著《壮族通史》，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23］不仅如此，《壮族通史》推陈出新的记叙体例，如同日本学者塚田诚之教授评黄现璠撰《广西壮族简史》（即“简编壮族通史”）一书时所言一样：即“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志的记述体例除了包含有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摩尔根的单系进化论等程式化连续性外，还存在着以黄现璠为代表的站在少数民族立场和视点上展开记述的民族志模式的连续性。”［24］《壮族通史》的体例和少数民族立场视点模式显然是《广西壮族简史》的继续，可见塚田诚之教授的评价深中肯綮，为黄现璠的通史著作在旧民族志与新民族志的此疆彼界间作了准确的定位。黄现璠等著《壮族通史》，扭转了千年来只有大民族主义史家随意一味歪曲壮族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格局，对20世纪中国通史研究起到了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和筚路蓝缕作用，为20世纪中华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范式，说它是中华民族史上数千年来第一部站在少数民族立场上撰写的民族通史绝非言过其实。同时，它还意味着黄现璠长年累月对中国通史研究的深有心得，标志着他与旧史学的传统大民族主义史观的彻底告别，体现出他在“新史学”实践与建设上的连续性、研究新课题的不断革新性以及“黄现璠新史学”的进化性。特别是壮学宗师黄现璠重视运用第一手史料研究中华民族通史的方法，无疑与清学宗师顾炎武“采铜于山”的史学研究法同符合契。以致《壮族通史》一出，黄现璠声名迅速远播东瀛西洋，为中国壮学赢得世界性声誉以及“新史学”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25］　　
如果说黄现璠治“中国通史”和“壮族通史”时的“新史学”指导思想还停留在梁启超和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唯物主义新史学的一路的进化观念上，那么，他在苦治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以及前后两次出版皆因政治因素夭折的《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这部“中国食衣住行通史”大著的过程中，已经突破这种“新史学”思维，升华为了一种改革开放新时期下自觉意识的“新史学”多元进化观，自我确立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史学的新思维。正如他于《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言：“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化或进化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强化国人的社会、文明进化观，淡化以往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观，无疑有助于国人摆脱旧的单一定向思维方式，滋生现代化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多元开放型思维。引导国民放眼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的物质生活，注意力转向休戚相关的日常食衣住行礼俗，以使自己的食衣住行尽可能符合‘礼仪’，尽可能符合现代文明化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以及法制约束，既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又有利于国民素质整体水平的向上，‘礼义之邦’的盛名重振，国家声誉的扶摇直上。因而引导国人在改革开放社会下的思维观念转型和‘知书达礼’、重‘礼’遵‘仪’，增强国民的‘荣耻’意识，增强当代人的人格国格观念，无疑为当代史学家们义不容辞的责务以及历史研究的课题和历史教育的功能之一，以此体现出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史学的效用和目的。当代史学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在于向人们客观阐述传播史事史识和为国为民的史学特别目的和效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内含意义的揭示来启迪民众的历史智慧，弘扬进化的多元人文观念，尽力改变以往长期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带给人们习惯成自然的定向思维模式，促进社会的人性化、多元化、法制化和文明化，以合当今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社会的时势之需，同时由此彰显出历史作品的进步意义和实用借鉴价值，使它能更好地为现代化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这是余撰著和坚持不断修改补充《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的动机与深意所在，亦为一名从事历史研究多年的老学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使命。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余当初研究‘社会史’时‘史眼向下’的认识角度和实践立场的转变，而是前进了一步，从‘史眼向下’过渡到‘自下而上’看‘社会史’，脱离了传统‘社会史’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以多元进化论思维重新审视和构筑‘新时代新史学’。当年梁任公等人倡导‘新史学’，高呼‘史界革命’的口号，余不仿东施效颦，于此发出‘史界改革’的倡议，愿更多有识之士响应，以造就符合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要求的‘新时代新史学’。这种倡议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背景，只有改革开放新时期重建中国新史学的迫切意识。众所周知，当年‘新史学’的重要理论背景之一是进化论思想，那么，余所倡导‘新时代新史学’的理论指导思想同样为多元进化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进化理论，毫无疑问属多元进化论之一。为此，作为‘史界改革’的最初实践，余对中国古代食衣住行通史的分期，不再采用摩尔根之流的古代社会分期模式以及中国史学界长期独尊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以免陷于社会形态说体系的思维陷井，错入扼杀学术自由的历史误区，而是突破中国传统泛政治化的单一思维模式，基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领域（例如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社会、生活等）有着不同的时代演进发展过程这一多元史观，参照文明史、科技史、经济史、民俗史等领域的一些时代划分模式，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素材所反映出的中华民族食衣住行史事、变迁以及演进特征来进行分期，以便尽可能接近客观历史原貌，体现出本稿的多元进化史观和时代意义……余于稿中将‘食衣住行研究’视为一门新学问‘生活学’（见诸论），将中国古代食衣住行研究作为余首倡的“中国生活学”的主体内容，意欲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史学构建新学问提供一点实践基础。这是余经过40余年来研究‘社会史’的一点心得和成果。余一生信奉‘学术自由’之理念，尤重‘立一家之言’，自然不善做四平八稳求中庸，人云亦云达无过，八面玲珑图功名，浮光掠影作笔戏之文之作，故稿中不乏‘标新立异’之论、自成一家之言、秉笔直书之说，意在对教条主义史学和自民族中心主义史学振聋发聩。”［26］可见黄现璠新史学观念的三变，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趋势，尤以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下“黄现璠新史学”的升华为贵。这种三变现象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可谓凤毛麟角，更显难能可贵，实属他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过程中的“新式中国通史”编著不断做出的与众不同重要贡献。　　
“自序”中提到的“社会史”，亦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重头戏之一，而黄现璠对此所作的贡献更是突出醒目。　　
“我们以往通常是把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视为整个现代中国史学变化的一个标志，或者说是整个旧的政治史范式被取代的标志，而现在我们则又把它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端联系起来。”［27］“这种历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迥异千古的新史学，也正是直到今天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特征。”［28］回顾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巨变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可说完成了从纯粹的传统国学向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嬗替和“改头换面”，从中明显可见：近代兴盛的社会史研究几乎走在中国史学变革和“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最前列。正如赵世瑜、邓庆平等学者明确指出：社会史“所倡导的拓宽研究领域、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等研究理念，成为中国史学百年变革的核心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史的兴起和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代表了中国历史学在20世纪的发展演进过程。”梁启超等“新史学的先驱们大多没有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者，但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成社会变迁与眼光向下这两个特征——却构成随后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中的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甚至跨越政治的剧烈变动，一直或隐或显地影响到50～80年代的社会史研究……”。［29］而黄现璠为“新史学”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史研究实践领域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所谓“新史学”的实践与建设，概而言之就是运用新观念，借助新方法，处理新材料，开拓新课题，解决新问题，构建新思维。这种“实践与建设”的前提条件即为对旧史学问题意识的观念转化和革新，并体现在具体研究的实践中。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陈锋教授明确指出：“早在20世纪上半叶，已有学者关注到南宋地方义军的问题。谢兴尧发表了《南宋时之忠义军与水浒传》（《越风》期），黄现璠著、陶希圣增补的《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食货》卷5期）问世，黄现璠又发表了《南宋初年河北山东之义军》（《文化建设》期），剪伯赞发表了《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中苏文化》期）。另外，邓广铭在1944年撰写的《岳飞》，对南宋初期地方武力有所论及。这些论著的出现，无疑打破了旧王朝史家狭义的认识和评价。”［30］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程兆奇教授同样指出：“一九三五年黄现璠《宋代太学生的政治活动》（《师大月刊》，第二十一期）一文说‘外抗强权，必先内除奸贼’，一九四七年翦伯赞《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大学》，第六卷第二期）一文说‘中国智识青年应该学习’陈东的反抗精神，如果说黄现璠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翦伯赞则更是现出真身，公开‘干政’了。这种‘现实意义’赋予了八百年前的故事以新的时代气息……”［31］　　
黄现璠相继发表的这些论著，无疑是他对旧史学问题意识的观念革新以及运用进化论新思维对“新史学”建设做出的实践贡献。上文提到宋代太学生政治活动将黄现璠与翦伯赞相提并论时没有言明两者的研究成果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存在本质区别，这里有必要扼要辩析一下，以明两者的差异。前者的“现实意义”所赋予的八百年前故事以新的时代气息是针对“民族大义”而言的，黄现璠的论著（发表于1935年）着重体现的是“抗日国难”危局下史学研究的经世致用现实意义，实践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史学家历史使命，着意唤起和激励的是当国家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多事之秋大学生们应有的爱国觉醒和同仇敌忾激情。黄现璠所说“外抗强权，必先内除奸贼”，文中的“必先除奸贼”暗指的是当时的“汉奸卖国贼”和“主和派”。而后者（发表于1947年）是针对“内战局势”下的“党争政争利益”而言的，所以翦伯赞现出真身开始公开“干政”了，显然带有“影射史学”或“主义史学”之痕之嫌。可见两者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于性质上截然不同，泾渭分明，前者对外，后者对内。同时，我们还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黄现璠的“致用新史学”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这年11月，他在《进展月刊》上发表论文《东北之历史考察》，结合东北三省沦亡的时代背景，从史料上考察，论证了东北原为我国开发的领土，批驳了某些日本史家对满州历史的任意歪曲 ，以使民众了解东北历史的来龙去脉，坚定收复东北三省的信心和决心。［32］1933年7月，他又在《师大月刊》第五期上发表论文《调查及批评》，文中结合30年代列强横行，日寇称霸，中国任人宰割，国势衰败的历史背景，他明确指出：“例如中国今日，受列强侵略，日本欺负，历史作家，应如何记载过去，使人明白现在，发奋图强，以达救国救民之愿望，始能合现代中国历史的主要目的和效用。”［33］1934年1月，当黄现璠的日文译著《元代农民之生活》附奴隶考一书出版时，他在译者序中写道：“本书……能使读者了然当时农民奴隶，受压迫之痛苦，及生活之恶劣，而觉居于次殖民地位之中国今日，尤其是东北三省同胞，在暴日（日寇）势力统治之下，饮辱受苦，横被压迫，更不堪闻问矣。孔子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愿吾同胞，明异族之残凶，悲亡国之将至，卧薪尝胆，共挽危亡。”［34］1935年，日寇企图侵占中国全土的称霸野心日趋昭显。他有感于北平大学生对国事的无动于衷，写下了《宋代太学生之政治运动》一文，翌年，又在此文修改、补充的基础上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1956年和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第一版、再版）一书。书中言在说古，意在现代，以激发当时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们摆脱对国事无能为力或麻木不仁的错误观念，向宋代太学忠义之士学习，以实际行动宣传抗日，保家卫国。《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被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著，充分体现出20世纪“新史学”实践开路先锋黄现璠“致用新史学”的价值和意义。他的这种“致用新史学”，既早于他的老师陈垣起于1940年前后倡导的“有意义之史学”（即历史研究应该和可以为时所用的“通史致用史学”），［35］又早于当时学术界所有“大老”和“领袖”级人物发表过的“致用史学”论文，这从史料上斑斑可考。足见黄现璠的“致用新史学”走在了时代和史学界的前列，反映出他独具一格的史眼史识史德史才。而且，黄现璠的“致用新史学”，既与“九·一八事变”后和抗战期间依然埋头于“为历史而研究历史”或高唱什么“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的所谓“历史科学观”和“冷血史家”撰写的史学论著及其言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又与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相继出现的“法西斯买办文人论”和“牵强附会类比”的影射史学泾渭分明。它所具有的认识水平、学问觉悟、史家境界和致用意义，已经远非那些国难之时依然沉迷于餖飣考证，醉心于“全盘西化”、一味“牵强类比”和“空发主观宏论”的史家论著所能比拟。何以见得？我们于此不妨以黄现璠的《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为例稍作简略“个案”分析，或许便可了然黄现璠“致用新史学”与众不同的内涵、价值和意义。　　
从前述“引言 ”可知：黄现璠史学的传统系谱和问学渊源属清代朴学至陈垣考据学一路，重视考据是这一路史学家的传统。清代乾嘉学者专重考证，事实上只是继承了清学传统的一个侧面。黄现璠对乾嘉学风为考据而考据和视经世致用为空言大戒的流弊是有所清醒认识的。这是因为他当时一方面在接受考据学虚己求真贵疑严格训练的同时，又对清学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清学宗师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一直情有独钟（这从他的家中所藏的一部民国初年版《日知录》已被他读破翻烂可见一斑）。加之受到现代西方鲁滨逊“新史学”所宣扬的“历史目的论”的实用主义史学的深深影响，以致黄现璠的“致用新史学”明显体现出将清代考据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和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融会贯通的特征。从黄现璠于“新史学”建设上的一系列实践成果中显而易见：他对纠正清代朴学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弊端从而将朴学考据方法的合理部分从旧史学系统中抽离出来为新史学体系所借用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所以，他的新史学考证克服了乾嘉考据学将考证当作史学本身和目的的毛病，他只是将考证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同时又继承了传统考据学“贵在求真”的合理要素以及顾炎武“经世致用学”重立大义的精粹。这些在他的《宋代太学生之政治运动》一文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中皆有所反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有意义研究的循环渐进及其历史意义的揭示中：　　
一、黄现璠之所以记述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並非主题先行和借以类比的产物，完全是读史有感而为的结果。正如邓之诚于书“序”谓：“黄生现璠，昔从予读史，熟知前言往事，颇有意于著述，搜罗群籍，成宋代太学生一编……”。［36］可见黄现璠著述之前对宋代太学生史事已经稔熟，因而它绝非以致用为首要目的而临时抱佛脚的应景应时之作。深为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史事的感动而成为治史的契机，对于有血有肉的史学家而言十分正常自然又合情合理。原因在于理性感性敏锐的专业史家潜心读史时往往会引发研究者主体与研究对象客体之间的共感共鸣。黄现璠治宋代太学生的契机既与他对唐代贱民和元代农民惨遭压迫的处境深感同情而予以记述的契机同符合契，又与他的师友陈寅恪教授主张的“了解之同情”史观不谋而合。史学家读史时产生的这种感动或同情在具体著述中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效应。正面作用是促使治史者为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动或同情而会全力以赴地去广集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负面效应则是易于造成治史者的先入之见，使其研究偏离价值中立的原则立场。但受过虚己、求真、贵疑等考据学扎实训练的专业史学家通常对“负面效应”具有超乎寻常的免疫力，以致在避免“负面效应”发生作用有损“求真”方面的理性自律能力，往往会大大超过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领域的非历史专业学者以及为致用而致用的“影射史学”和“主义史学”者，这已为20世纪汉牛充栋的史学研究成果所证明。通过对汉、唐、宋时代的大量史料阅读和研究，黄现璠发现：“我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37］尤以宋代太学生开展的一系列对外对内救国运动事迹具有历史意义，于是，决定进行研究予以记述彰显，这是他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的初衷和动机。至此，他完成了“致用新史学”有意义的表层研究，即从全面客观的史料阅读中发现了其中有价值的要素。　　
二、黄现璠继而对宋代太学生对外对内的一系列救国活动接踵而起的原因（强敌之压迫、朝臣之懦弱、小人之恣虐）以及救国运动的过程、方式方法逐一展开了旁证博引言之有据的客观考证和叙述，以达“求实求真”。由于这种考证没有先入为主的穿凿附会，极力避免了失实失真，使得他进而从所表述的历史真实事象中揭示出的宋代太学生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精神和救国运动的历史价值便具有了典范意义。这时，黄现璠完成了“致用新史学”有意义的第二层研究。　　
三、黄现璠在叙述宋代太学生真人真事和救国运动真相的过程中偶发“潜台词”或“提示句”，例如：“外抗强权，必先内除奸贼外。”［38］“宋……皆以金人喜怒为去取，与今日吾国政府，仰敌人鼻息，如出一辙。”“文天祥起兵庐陵时，太学生闻风归之。此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学生多去投军相同”［39］等等，于求真考证行文之间“画龙点睛”，以“潜台词”或“提示句”昭示读者，以体现论著和他的“致用新史学”的第三层意义。诚如邓之诚于书序谓：“黄生现璠……成宋代太学生一编，予以为可以发聋振聩……”，［40］可说一语道出了黄现璠“致用新史学”有意义的第三层研究价值。正因如此，台湾当代著名学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书局”期间，两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年台湾文星书店第一版、再版），皆将其列为“现代世界学术精典100部”系列丛书之一，无非看重的是本书的开拓创新学术价值以及书中“潜台词”或“提示句”发出的振聋发聩之声所具有的深远重要意义，或许认为它的重大学术价值表现为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著。以致中国当代学者将黄现璠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收入“民国丛书精典”第五集之一种也就顺理成章。　　
当“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宣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局，当时新史学的各家各派，大多改变或转换了自己一贯从事的治史旨趣或研究方向，他们怀着一腔报国热血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激情，以笔代枪或投笔从戎投身到了抗战中。治史以致用几乎成为了当时新史学派一路人普遍的学术倾向。［41］新史学实践派（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可归为“理论派”和“实践派”两大类，由此还可细分化）开路先锋黄现璠自然不会落后于人，他积极投入到了“以笔代枪”的学术研究中。1941年5月，黄现璠与师友陶希圣教授等人应邀担任《国防周报》编撰委员，他辟“汉族对外抗战史”专拦，相继发表了《明代剿倭之广西女将》（《国防周报》第二卷第四期）、《汉族对外抗战史》（第四卷第七、九期）、《汉武为争汉族之生存而战》（第四卷第八期）、《五胡乱华北方民众之抗战》（第五卷第二、四、五期）等文，文中把史为证，匡正时惑，唤醒民志，激昂士气，满腔抗日热血，是时尽贯注笔端，秉笔直书：“明代朝中人有惊倭寇兵刃之利，作战之勇，一如今日政府中主和派之庸俗，畏敌人飞机众多，大炮利害，而不知彼之杀戮，无论如何惨毒；彼之武器，无论如何先进；彼之作战，无论如何勇猛，结果终将为我所灭。明代之事实如是，今日亦莫不然。”“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对外，抗战必将胜利，世若不信，可看不久之将来事实。”［42］可谓抗日情热和浩然正气跃然纸上，充分体现出一位一流史学家洞察时事的历史眼光和科学预见的深邃能力。　　
1976年，中苏边境争端频发，黄现璠一方面请先师邓之诚之子邓瑞（时任教于内蒙古大学，后调任南京大学教授）帮助搜寻有关内蒙古、新疆、黑龙江方面的史料，另一方面苦研史籍文献，然后执笔撰述，两人合作完成了《汉族的形成》一书（广西师范学院油印本），分送中央民族学院、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等有关单位和全国各地知名学者。书中运用大量的史料，充分论证了“黑龙江以北地区原为我国开发的领土”、“新疆自汉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等历史问题，以大量客观事实指明了中苏领土争端问题实属苏方的无事生非和蛮不讲理。［43］1978年，他再次与邓瑞合作撰写了《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一文，文中全面论证了祖国边疆领土的历史形成，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强调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44］同年9月，邓瑞赴兰州出席由黎澍、刘存宽、戴逸等学者主持的“中俄关系研讨会”时，黄现璠与邓瑞合撰的《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论文被“研讨会”指定为第三位发言，可见该论文的重要学术价值。［45］该论文再经黄现璠修改后发表在1981年2月的《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上。这一切皆表明：严谨的学术考证、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强烈的民族精神三合为一，融于一炉，构成了黄现璠“致用新史学”的主体，成为他的“致用新史学”申张“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时始终坚定“对外”的主旋律。　　
这些研究成果皆体现出黄现璠“致用新史学”思想、方法和灵魂的同一连续性及其重要学术价值，表现在：黄现璠“致用新史学”的表层和第二层研究是在严格的虚己求真贵疑的考证原则下进行的，因而第三层面上研究者主体与研究对象客体之间的融合打通便不会有牵强附会、比附影射之虞，排除了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勉强类比、简单影射的弊端，所以，在他的“致用新史学”自始至终的一系列实践研究成果中，那种为致用目的而牺牲求真原则的现象几乎荡然无存、罕见一例，而那种“小心求证”贯穿其间的客观考证，则充分反映出客观事实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的揭示与“潜台词”或“提示句”或“反驳语”的融会贯通，即为黄现璠“致用新史学”的第三层意义和内在灵魂。黄现璠之所以能将学问做到如此高妙精奥的地步，黄现璠史学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明远识、洞鉴古今的境界，完全得益于他在中外著名高等学府接受过钱玄同、陈垣、邓之诚、黎锦熙、和田清、加藤繁等国学、史学、语言学大师11年严格的考据学、音韵学、古文字学训练，加之一生始终若一的“苦读苦作”，练就的虚己、求真、贵疑功夫非同一般，以致对那种诸如“大胆的假设”、“丰富的想象”和“张冠李戴”一类的“邪门歪道治史法”具有了超凡拔群的“排毒功能”或“免疫力”。　　
在20世纪新史学实践与建设过程的百年中，相对于运用新观念，借助新方法，处理新材料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课题”的推陈出新，而黄现璠对“社会史”研究新课题的开拓及其实践成果，堪谓走在20世纪社会史兴盛发展历程的最前列，引领着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一代风气之先。鲁滨逊说：“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真正的历史。”［46］鲁滨逊所指出的这一情形在中国同样表现突出，体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上，那就是我国旧史家历来关心的只是“帝王将相政治史”，对于劳动阶级之农人、贱民生活向来不予以论述，甚至到解放初期50年代兴盛的唯物主义史学，对此亦付阙如。正如黄现璠于1950年春完成的《中国殷代社会史》书稿自序中所述：“向来历史学家，对于劳动阶级之农人，皆不予以论述，即最近唯物论史学对此亦付阙如。本书根据史事，钩沉发微，特列‘社会劳动生产的农奴’、‘农奴土著之反抗’以及‘农奴之解放与人发现’诸节，予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说明他们系解放运动事业之发轫。”［47］基于这样的认识，黄现璠便开始了着手“社会史”研究新课题的开掘，尝试突破以往王朝兴替政治史的话语体系。他首先将当时仍“无人问律”的下层劳动阶级作为了开风气之先的研究新课题，相继发表了《元代之农民生活》、《元代之奴隶生活》（两文分别刊于月《社会杂志》第一、二期）、《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第十三期，1934年8月）、《元代被压迫阶级之汉南人》等文；同时译有《元代农民之生活》（日文版，北平蓓蕾学社，1934年1月初版）一册；著有《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翌年2月再版）一书。正如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指出：“在社会史研究方面，30年代广义上的社会史内容很丰富，除了社会生活、还包括妇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现代史学》1/1-2，1933年）、黄现璠《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13，1934年）等等是其时的代表作。”［48］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胡戟等教授同样指出：“如果以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为界，回顾人们对唐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大致可以发现有许多含糊混淆的问题，例如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实际上是把社会史等同于社会发展史、社会形态史。其后，一些学者则把‘社会史’研究理解为民间风俗史、民族生活史，还有学者将政治、经济等制度统统纳入社会史的范围，内容非常广泛。例如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第一章为阶级，第二章为风俗，第三章为借贷，第四章为交通。其中‘阶级’介绍了贱民、娼妓、劳动者、贵族、坐食者等不同阶层。‘风俗’介绍了跳舞、化妆、戏剧、体育、婚姻等风俗习惯，这些内容显然是社会史的范围。”［49］黄现璠“史眼向下”，以研究下层劳动阶级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生活史来与记述传统帝王将相政治史的“史眼向上”旧史学彻底告别，因而受到史学界的首肯：《唐代社会概略》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成为当时“新史学”于社会生活和社会构造研究实践课题的先声之作，与陈寅恪稍后所著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称为唐史研究双璧，充分体现出黄现璠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开拓的“史眼向下”的中国下层劳动阶级新课题研究，不仅走在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前列，而且参照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等人开创的“自下而上史学”（又称“年鉴新史学”或“社会整体史”）研究的真正实践成果而言，便可一目了然：黄现璠“史眼向下新史学”的研究实践成果，同样走在了20世纪世界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前列。不仅如此，《唐代社会概略》对唐代社会制度的局部性新探索，曾给予了海内外治史者不同程度的启发。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明确指出：“如前所述，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能够认同这一点，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回顾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这种方法为许多学者局部运用，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从制度进行考量的一个范例。从他的引文与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黄现璠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50］中国台湾原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教授（兼北京大学、北师大客座教授）同样指出：“三十年代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首例〈阶级〉一章，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指僧侣）等阶级。其后如此讨论中国社会中之身分等级者极多……。”［51］同时，黄现璠师开拓的“唐代转运使”新课题研究，同样走在了“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前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胡戟等教授说：现代“关于转运使的研究较多，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黄现璠，他在《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及发运使》（《进展月刊》2:12，1933）一文中，对唐代的转运使进行了初步研究，并讨论了其与发运使的区别。”［52］　　
回顾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史”研究以及“社会史大论战”在建设和实践“新史学”方面的成果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主线，一为突破旧史学一贯“史眼向上”的旧传统，二为“社会变迁”。当时部分史学家们虽然开始逐步转向以民众生活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史”研究，但“史眼向下”转向“下层劳动阶级”的“新史学”建设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始于黄现璠之论文著作，这从史料上斑斑可考。当时问世的一些讲民族，谈民史，话婚姻，言社会变动和制度的“社会史”研究论著，虽然大多可视为被社会史改造了的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民俗史，然而归根究底，还不能算是名符其实“史眼向下”的“狭义社会史”。一些史学家的观念认识和实践似乎“史眼向下”，而笔调依然不自觉地带着一定程度“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何以黄现璠能做到新史学“史眼向下”的真正实践与建设？关键是他来自下层劳动阶级，原为地地道道一贫如洗的农民，以致在认识嬗变和观念转化的实践过程中没有多大阻力。当然，黄现璠于唐、元两代取得的“社会史”开拓创新研究成果，无疑又与他从学时代时常和师友陶希圣教授相互讨论切磋学问关系密切。正如陶希圣于《唐代社会概略》一书“序”中所言：“民国二十年，我在师范大学史学系讲中国社会史，这时，常和我讨论的一人就是本书编者黄现璠先生。从那年起，黄先生于读书时，把唐代社会史辑录下来。他从史学系毕业后，继续在师大研究院用功，这种工作仍然不断。”［53］由陶希圣“序”中所言可以再次看见：黄现璠深为唐代贱民和元代农民惨遭压迫的处境深感同情而予以记述的契机，同样非“主题先行”或“先入为主”的动机，而是他熟读史籍后共感共鸣产生的深研动力使然。既便他出生贫农，感情上趋向于深受压迫的下层劳动阶级，但11年的史学专业训练，使得他在叙述考证中依然能保持立场中立，严格遵守着“求实求真”原则，从而使得《唐代社会概略》一书具有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共感共相的历史理解和意义以及主客两元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科学处理等等。至于黄现璠“史眼向下新史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所表现出来的研究者主体对研究对象客体的“了解之同情”、主客两体融通合二为一所达到的至高历史哲理以及他对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辩证统一的深刻内在理解，已不属本文论述主题（这一主题还包括黄现璠于20世纪“新史学”实践与建设中对“经济史”研究做出的贡献），笔者将择机另作专文探讨，于此不赘。　　
1937年7月黄现璠留学日本期间发表的《中国发装考略》（《经世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以及同年底归国后相继发表的《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再论礼节之演变》、《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日本人之坐法》（上、下）、《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番薯传来考》（上、下）、《男女鞋袜古今之变》、《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中国男女元服之研究》、《食器与食礼之研究》等大量论文，［54］皆为他对“社会史”内核的“社会生活史”方面的研究深化和“新史学”研究课题的推陈出新，这已为当今国内外学者允为定论。［55］这些论文同时还充分展示出了黄现璠深厚的“说文”和“考据”功力。从历史观、新式编纂法、研究课题到“史眼向下学”，黄现璠为20世纪新史学实践与建设贡献了他那份开拓创新的与众不同创造，因而他完全有资格宣称：“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实践与建设之路，不就是我辈勇于探索走出来的！”史学大师邓之诚说过一句名言：“以材料供人者，世变而长存，以思想供人者，时移而改易。”［56］这句话一直被黄现璠视为“金科玉律”的学训。同时又是他一生开拓创新研究成果价值的最高体现。所以，黄现璠著述中呈显出“史料丰富”、“厚积薄发”、“言必有据”、“考证周详”、“行文朴实”、“议论精简”等方面的文风特点，显然出自陈垣、邓之诚治史的路数，充分体现出这一路专业史学大家与众不同、卓尔不群的治史风格，绝非学界一些“读书少又好发宏论”（陈垣语）、“看了几本书就动笔作文”（邓之诚语）、“草率行文，忙于推出，沽名钓誉，贻误读者”（黄现璠语）的文风所能比拟。　　
20世纪初期“社会史”研究形成的两条主线，长期以来一直断断续续、或隐或显地影响到50～80年代初的社会史研究。1979年黄现璠冒着政治风险勇闯“禁区”完成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论文，即为他当年从事“社会史”研究的继续，亦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下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第一篇论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古代史分期，是国内外史学界都很重视的一个问题。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我们学术界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古代史分期问题那样持久地吸引过那么多人的关注和研究。”［57］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教授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把郭沫若的分期说定为一尊……总的说来，新时期古史分期的讨论实不过建国后至文革前十七年那场讨论的延续、延伸，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并无大的进展、突破，因此，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热闹后，便渐渐沉寂下来。这种情况，再加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宽松学术环境，促使一部分学者决心从根子上重新认识、检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还在那里争论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间的分期、断限问题，岂不荒唐！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58］ 足见黄现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第一人，不仅勇气可嘉，学者风骨可敬，而且表明他的这篇论文学术价值极高，体现在它打破了建国后学术研究大多从属“政治范式”一尊的格局，突破了人云亦云众口一词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单一思维模式，开创了多元化思维的新纪元，当属黄现璠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建设和实践道路上的“社会史”研究作出的又一重大新贡献。一些学林人士将主张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归为“有奴派”，将主张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的学者归为“无奴派”。“有奴派”领袖自然非郭沫若莫属，代表学者为范文澜、剪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即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而“无奴派”领袖公认为黄现璠，这已属不刊之论，代表学者有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人（即‘无奴派’五名家）。诚如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王长坤教授和鲁宽民、尹洁等学者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所言：“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领域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势头……‘中国未经奴隶社会论’又再度悄然兴起。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目前这一派（指无奴派——笔者按 ）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59］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无奴派”领袖黄现璠向“有奴派”领袖郭沫若发起的挑战，虽然可以看作是30年代以“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与“食货派”领袖陶希圣为代表进行的“社会史大论战”的继续，但两者又有所不同，表现在：30年代的大论战当时虽然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论争双方可以畅所欲言，几乎没有政治风险。而70年末黄现璠的挑战虽然纯属学术观点不同之争，没有意识形态背景，但当时却冒着极大的政治受害风险。由此从一侧面反映出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学术界的长期干扰造成的极大恐怖和危害。　　
稍后，黄现璠与弟子黄伟诚教授合著推出的《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广西师范学院油印本，1981年10月），进而对“无奴论”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全面论证。它是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主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第一本专著，堪为“无奴派”领袖黄现璠的新史学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下的确立。同时，黄现璠于论文和著作中主张的中国古史分期，即古代为原始共产社会；殷至战国为领主封建社会，其中殷商为领主封建社会皱型，周代为领主封建社会典型，春秋战国为领主封建社会解体；秦汉至鸦片战争为地主封建社会（其中分若干阶段再说），同样极富创见性。后来张广志、李学功主张的夏、商、西周至春秋为“村社封建制社会”，战国后转为“地主租佃制封制社会”；晁福林主张的夏商两代为“氏族封建制社会”，西周为“宗法封建制社会”，东周后为“地主封建制社会”等等，无一不是受到黄现璠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意识的启发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出的新探索。　　
黄现璠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长篇论文，据他自言：从构思到发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他最初与师友陶希圣教授观点一致，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后来陶希圣教授改变了观点，又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他亦受影响。特别是他到日本留学后，常访当时滞日学者郭沫若先生，受郭氏影响，他长期持有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只是因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彻，无意草率撰文公表，参与“社会史大论战”。1949年12月，他兼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兼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段时期，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始对当时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一贯主张的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产生了疑问，自己原来的认识和观点开始了动摇。基于治史“贵在求真”的原则，1954年9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时，便带着疑问拜访了郭沫若先生，试图进行探讨，见面后郭氏对他说：“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细读读，我的主张过去无人驳倒，今后更无人能驳倒。”黄现璠回桂后不看则罢，仔细读来更是疑问重重，阅后第一想法即是重操旧业，精研马列，进行挑战。继而托思于文，边学边写，最终便有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1978年夏，旧友费孝通教授和同乡吴西将军同时到桂专程分别至黄现璠自宅探望时，他将这篇学术论文交与他们，托他们回京后能推荐给京城的学术期刊发表。同时，他还寄给全国多家学术期刊，结果无一家学术杂志敢于刊登，甚至连他所在学院的学术刊物主编读后亦直言“写得很好,不敢发表”（翌年2月经本学院副院长覃宏裕力排众议甘愿承担责任力荐给本院学术刊物方得以揭刊）。为此，他还引来一些教条主义“伪学者”的冷嘲热讽和谩骂。黄现璠当时愤而说道：“当今之世，学术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响，所谓‘双百方针’，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者，哪您还研究什么？”［60］可见学术自由与求真信念，始终是砥砺黄现璠近40年持续不断深入思考、探索和研究“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动力所在。　　
1980年黄现璠完成的《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同样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继续。但已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前的“新史学”的实践与建设继续，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下“黄现璠新史学”或黄现璠首倡的“中国生活学”新学问的确立。由于此初稿三卷内容十分丰富和庞大，涉及的学科面广，稿中于理论上和内容上对中国生活学三分野之一的中国古代生活史探索深邃而又悠久，属黄现璠一生治史的最高结晶，因而绝非一篇万言评论文章可以概述，笔者于此只得忍痛割爱。　　
四、结语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看到：黄现璠的从学和治学时代，正是中国从社会制度到学术文化都在不断发生着剧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变化着的大时代里，他有幸深深呼吸到了学术变化的时代清新气息，进而凭借20世纪“西学东渐”和“唯物主义史学”袭来的史学拍岸新潮，得以领风气之先。倘若他只是墨守旧学术陈规，用旧史学方法默默从事自己的研究，那么，即便他以后取得辉煌的成果，最大程度不过成为“名师高足”，终究难以自成一家，成为当今世所公认的“宗师级”名史家或历史事实可证的“领袖级”史学家。观念进化、勇于开拓、经世致用、信仰自由、秉笔直书、极重躬行，堪为“黄现璠实践史学”的六大法宝，亦是他为20世纪史学界提供的一份可资发扬光大的丰硕遗产。一位当代历史学者曾说：“史学，是史家心灵的历史，是他灵魂跃动的轨迹，是燃烧自己的生命之火，是鸣奏自己的心弦之歌……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应是他在人生旅途中抛洒出的一串串真挚的心泪。泪珠融进了别人的历史，也融进了史家自己的历史。”［61］这段话无疑是黄现璠治史一生的最佳真实写照。从黄现璠从事中国历史和壮族历史文化研究所走过的艰苦漫长曲折路程和为之付出的沉重人生代价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始终都是在用他那心泪积淀的民族思想和血泪般的人生历程去谱写着中华民族历史，以致他的论著既不乏深知灼见，开拓创新价值斐然，又能深深地触及人的心魂。他的那种人格文格融于一体，情血灵魂灌注笔端，学以致用，文以载道，言行一致，力尚躬行的道德与实践操守，实非学界一些唯我独尊、圆滑世故、左右逢源的“大学者”的所作所为所能比拟。　　
“为学贵自辟”，这是“黄现璠史学”能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作出较大贡献的的重要条件，亦为“黄现璠史学”所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黄荣为黄现璠遗稿《韦拔群评传》所作“代序”中的一段话即从一侧面说明了这一点，现爰引如下，以殿斯篇：　　
“我与黄现璠教授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我俩同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开会时经常见面。加之，我俩同为壮人，见面说起壮话来双方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因而我对黄现璠教授还是有所了解的。1937年夏，黄现璠教授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回国后，长期在高等院校从事史学教学工作，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成果斐然，创造过众多第一。他是壮族史上第一位大学教授和世所公认的壮学宗师。中国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黄现璠教授于20世纪撰述发表的研究成果，大多具有开拓意义和创新价值。他于1932年与同窗编著的近百万字《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北平文化学社初版），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界问世的中国通史先声之作；1936年他撰著的《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初版、再版），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同年他撰著的《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初版，台湾文星书店第一版、再版），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学生运动史研究的专著；他在20世纪40年代相继发表的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论文，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早期阶段的代表作；1957年他撰著的《广西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初版），被公认为中华民族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壮族历史文化的简编通史；1983年他撰述的遗著《侬智高》（广西人民出版社初版），被公认为中华民族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正面研究和评价民族英雄侬智高的专著；1988年他与门生合著的遗作《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初版），被公认为中华民族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壮族历史文化的通史。至于这本即将出版的《韦拔群评传》所具有的开拓创新价值，更是有目共睹。从中国先秦史、中古史、近代史至到现代史，黄现璠教授皆有专著和大量论文问世，一部名符其实的‘中国通史’不但让黄现璠教授从头到尾研究透彻，写来得心应手，而且所作大多具有极高的开拓意义和创新价值。学术研究以‘理论建构’和‘开拓创新’最富有价值，这已成为学界共识。所以，学林名贤将黄现璠教授誉为‘桂海学术泰斗’、‘学者中的学者’，确属实至名归。”［62］　　　　（备注：本文撰述过程中得到黄现璠之子、留日归国学者甘文杰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为笔者提供了黄现璠生前遗存的不少珍贵文稿史料，特此深表诚挚谢意） 　　　　　　注释：　　　　注1： 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韦纯束序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注2： 参见黄现璠撰：《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日。　　注3： 参见《世界人名录》（东洋篇），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编印，1996年新版；《日本人名事典》，日本讲谈社，1998年　　
2月10日新版。　　注4： 同注2。　　注5： 梁启超：《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精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8月第1版。　　注6： 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载《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　　注7： 同上。　　注8： 参见《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编，1934年5月初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597～602页，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载《学术月刊》，1984年　　
第9期。　　注9： 同注6。　　注10：同注6。　　注11：参见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手迹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注12：同注6。　　注13：参见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注14：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年》“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册第75～77页，书目文　　
献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注15：笔者于此采用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所列表中的按完成时间序列标准。参见胡戟、张弓等主　　
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注16：黄现璠等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邓之诚序”，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9月初版。　　注17：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陶希圣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再版。　　注18：同注2。　　注19：参见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桂林之最》第90页，漓江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注20：黄现璠等著：《壮族通史》“覃应机序”，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注21：《民族文献提要》第627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注22：沈丰明著：《历史文化名人在桂林·画集》第147页，新世纪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注23：《壮族医学史》第九章第二节，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注24：塚田诚之：《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关壮族论著的比较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三期。　　注25：参见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罗章龙唁电墨迹”、“塚田诚之序二”、“马克·本德尔序　　
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注26：同注2。　　注27：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注28：常建华：《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第15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注29：同注27。　　注30：陈锋：黄宽重著《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评介。　　注31：程兆奇：《陈东与靖康学潮》，载日本《中国研究》1998年5月号；《史林》2000年第二期。　　注32：参见黄现璠：《东北之历史考察》，载《进展月刊》第一卷第八期，1932年11月。　　注33：同注6。　　注34：有高岩著，黄现璠译：《元代农民之生活》，北平蓓蕾学社，1934年1月初版。　　注35：《陈垣来往书信集》给方豪函，第3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注36：邓之诚：《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序，商务印书馆，1936年10月初版。　　注37：黄现璠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第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10月初版。　　注38：同上第8页。　　注39：黄现璠：《宋代太学生之政治运动》，《师大月刊》第二十一期，1935年9月。　　注40：同注36。　　注41：参见张书学：《论抗战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的转变》，载《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注42：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241、2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注43：参见黄现璠、邓瑞合著：《汉族的形成》油印本，广西师范学院，1976年12月。　　注44：黄现璠、邓瑞合撰：《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1981年2月。　　注45：参见邓瑞：《缅怀黄老的恩情》，载《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第35页，广西师范大学编印，1999年11月。　　注46：鲁浜逊：《新史学》第33页，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6月第1版。　　注47：黄现璠撰：《中国殷代社会史》（初稿）自序，1950年4月。　　注48：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2期。　　注49：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7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注50：项阳：《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三），载《音乐研究》第18～29页，2004　　
年第1期。　　注51：龚鹏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阶层》，载台湾《淡江人文社会学刊50周年校庆特刊》第271～307页，2000年　　
10月。　　注52：同注49第97页。　　注53：同注17。　　注54：见1941年《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版；《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1、2期，月；《古书解读初探　　
——黄现璠学术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注55：参见徐吉军、姚伟钧：《二十世纪中国饮食史研究概述》；塚田诚之：《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关壮族论著的比较研究》　　
注释，载《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三期。　　注56：同注6。　　注57：《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注58：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载《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注59：王长坤、鲁宽民、尹洁：《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载《唐都学刊》第21卷第3期，2005年5月。　　注60：参见黄现璠撰：《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日。　　注61：彭卫著：《穿越历史的丛林——史学论》第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第1版。　　注62：黄现璠撰：《韦拔群评传》（初稿三卷）“黄荣代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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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一篇，收藏。
　　写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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