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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画传》出版 再现改革先锋风雨人生
　　《任仲夷画传》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改革开放元勋画传丛书》之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分批分册陆续出版，自2014年9月起出版第一批，包括万里、习仲勋、谷牧、任仲夷、项南等5位改革元勋的画传。
　　《任仲夷画传》从4年前组织编写，由任仲夷同志原秘书李次岩承担具体撰写任务。经过长期资料收集与撰写工作，几易其稿后报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中央有关部门审稿，最终于2014 年9月上旬在任仲夷同志百年诞辰前夕获批准予出版。
　　任仲夷同志曾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主政辽宁时，率先投入“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解放一大批干部，顶住压力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率先提倡农民致富，搞活农贸市场，对企业松绑放权，发展城市集体所有制经济。主政广东时，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先后提出并贯彻“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越活跃管，越管越活”、“排污不排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他在重压下敢于担当责任，善于驾驭全局，为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探索广东先行一步作出重大贡献，也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和创造了经验，作出了突出贡献。
　　《任仲夷画传》一书记述了任仲夷同志从出生到逝世的波澜壮阔的一生，脉络清晰，史料确切，简明扼要，生动形象，权威性和可读性都很强。该书突出了画传的特点，采用了320多张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片，其中大量图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使读者能够直观具体地从这些宝贵的图片中感受到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该书还附有首次整理的《任仲夷生平大事年表》，有助于人们了解认识任仲夷同志跌宕起伏、精彩传奇的人生。
　　该书是一本介绍任仲夷同志生平及其精神人格的难得好书，对于广大干部群众重温老一辈改革先驱开创改革开放事业的艰辛历程，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改革精神，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任仲夷画传》精彩片段
　　七、假扮夫妻成为终身恩爱伴侣
　　1936年暑假，为便于地下活动，任仲夷化名任所之，搬出中国大学校外住进西单太仆寺街德权公寓西座二楼。公寓里租住的都是在北平读书的外地学生，任仲夷闲暇时常坐在长廊栏杆边拉二胡。 有 6个女学生住在公寓东座一楼，与他隔院相对，常被他的琴声吸引。她们喜欢唱《毕业歌》《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唱得最多的是《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她们哀怨的歌声，深深打动了任仲夷。他了解到，她们都是东北大学学生，从关外流亡到关内读书。他注意到，其中有个叫王杰（王玄曾用名）的姑娘比较突出，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活泼而不失沉稳。他对她产生了好感。 一天，王杰发现有人在她们的厕所门板上用粉笔写了了两行字：“希望你们不仅会歌唱，还希望你们拿起刀枪上战场。”王杰暗忖，可能是对面那个拉二胡的小伙子干的。她从公寓茶房处查到，他叫任所之。 德权公寓附近有家电影院，经常在周日早场放映进步电影，王杰她们每周都去看。暑假中的一个周日早晨，电影院放映苏联纪录片《今日之苏联》，王杰与女伴又去看。当银幕上出现斯大林的镜头时，学生们爆发出热烈掌声。这时，影院周围布满军警，当局生怕进步学生情绪激动起来会闹事。散场后，王杰和女伴兴奋地边走边谈论电影。几个推着自行车的男生从她们身边走过，其中一个主动与她搭讪：“这部电影不错吧？”王杰一看，是任所之，她早注意到他也是每周都来看早场电影，便答道：“是呀，不错！”他友好地笑了笑，上车飞驰追赶同伴去了。 不久，女生宿舍门口不时出现小字条，写着某时某 地将放映进步电影。王杰猜想这又是任 所之干的。之后，她又发现宿舍门口有人扔来一卷扎得很紧的纸卷，打开一看，是进步刊物《永生》。她想这还是任所之干的。
　　一天，她在公寓门口遇到他，便悄声说：“不要扔刊物了，危险！”他没说话，后来再也没人扔《永生》杂志了。
　　1936年 6月 13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 王杰走在东北大学游行队伍前列，途中与中国大学队伍相汇。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驱赶，军警棍棒纷纷落在男生身上，王杰和其他女生手挽手形成人墙，走在最外面继续前进。当晚，任所之到女生宿舍门口对王杰说：“今天的游行那么危险，你们东北大学的女生真勇敢啊！ ”
　　王杰一听就知道他今天也参加了游行，而且一直在关注自己。 暑假后，王杰和女友搬回了东北大学宿舍，但有意思的是，她不时在校内邂逅任所之。她不知道，其实他俩的“邂逅”都是他的精心安排。 1936年 11月，王杰加入了共产党，他俩交往更多了。这年 12月，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德因叛徒出卖被捕关进北平监狱，党组织指示任仲夷参与营救。任仲夷便约王杰装扮成情侣，多次以亲戚探望送食物为名到狱中向王德传递消息。 1937年 1月，王德被营救出狱，这对假情侣也在革命行动中感情日深。 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 29日北平陷落。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召开市委紧急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学生党员、民先队员、进步青年分批撤出北平，到全国各地去开展抗日活动。任仲夷按照市委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北平，立即组织一批批人员安全撤离。 8月 10日，他按黄敬的要求奔赴已成平津流亡学生最大集散地的济南，接收流亡学生的党员组织关系。王杰随他一起行动，他们按组织要求把名字改掉，任兰甲（任所之）改为“任夷”，王杰改为“王玄”。
　　1937年 11月中旬，组织交给任仲夷一项新任务：从济南迅速返回北平，为一批仍留在北平的党员转接组织关系。王玄知道后提出：“最好我和你假扮成夫妻一起回北平，这样可以减少日军的怀疑。”任仲夷为此向在济南的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德请示。王德一听就同意：“好哇，你们就是一对夫妻嘛！”
　　于是，任仲夷穿长袍，王玄穿旗袍，两人装扮成一对做生意的夫妻，操着学过的流利日语瞒过日本鬼子，乘坐满载日本人的火车安全抵返北平。 任仲夷在北平马不停蹄地转接北平的党员组织关系。一天，他对王玄说：“王德同志说咱们是夫妻了，表明组织上同意咱们的婚事。中国人成亲最重婚礼，咱们是不是该举行个仪式呢？ ”王玄说：“我也想啊！可是，在这儿，鬼子的刺刀下，怎么举行呢？ ”“咱们在敌人眼皮下照张相，不就行了吗？ ”“好主意！ ” 王玄高兴地换上旗袍，穿上绣花鞋。任仲夷穿上一套向地下党员借来的西装。他找不到发蜡，便用保养自行车的黄油把头发抹得溜光滑亮。两人到西单附近一家照相馆，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拍下第一张双人合照，把战火中孕育成长的爱情永远定格下来。这年，任仲夷 23岁，王玄 20岁。从此，两人再也没有分开，长达近 70年。在照片中，他和她都没有一般人拍结婚照时那种喜庆的笑容，只有坚毅、沉着。唯有他胸前那条红领带，才显示这一天是他俩的婚庆日。而这一刻，日本兵正在外面街道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巡逻。点亮哈尔滨冰灯第一人　　十四、点亮哈尔滨冰灯第一人
　　1962年 11月下旬，任仲夷到广州开会，看到广州文化公园的花卉展繁花似锦，彩灯璀璨，人如潮涌。他心想，广州搞花展、花市，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而哈尔滨冬天除了冰就是雪，老百姓习惯成天待在家里“猫冬”。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群众物资生活匮乏，精神生活极其单调，公园没人去，成了“半年闲”。用什么方式才能在寒冬里搞出“文化公园”来呢？我们做领导的，有什么办法使群众走出户外活动，振作起精神呢？回哈尔滨后， 1963年春节来临时，他仍未能破解这一难题，哈尔滨人还按“猫冬”方式过了一个枯燥无味的年。 1963年 2月 1日，任仲夷和市长吕其恩到香坊区视察一个农贸市场。他走出市场时，蓦然 发现路边一户人家门前有两点微弱亮光，原来一位老太太蹲在路边，面前摆着两个用“喂得罗”（上粗下细的水桶）制成的空心冰坨，中间插了根点燃的蜡烛。这种土制冰灯历史上叫“穷棒子灯”，是过去松花江流域一带农夫或渔民使用的一种简易省钱的照明方法。有些穷人在元宵夜买不起灯笼，就做这种冰冻灯罩摆在门前寻乐，如今民间已很少有人制作它了。 一瞬间，任仲夷心头一亮：冰灯，不就是哈尔滨的特产吗？哈尔滨没有广州的鲜花，但寒冷的冬天给哈尔滨带来的是广州所没有的冰雪，为什么不利用严寒搞冰灯展呢？ 任仲夷异常惊喜，回到家，叫妻子王玄、儿子任克宁和任克雷用水桶、脸盆盛上自来水，搬到阳台上冷冻。当冻成厚冰壳时，再拿回屋内凿开顶心，倒出中间未冻的清水，又在冰罩里点上蜡烛，冰灯就做成了。他和孩子还在盛满清水的容器里倒进黑、蓝、红色墨水，端出去就冻成了彩灯。他又把冰灯摆放成单个的、两个1963年 2月初，这所房子成了任仲夷在自家试制冰灯的工场，试制好的冰灯就摆放在这个阳台上。这所不起眼的房子竟成为我国现代冰灯游园活动的发源地，扣起呈磨盘形的、四个互摞成葫芦状的。为做冰灯，他家里的水桶和脸盆都弄坏了。在物质匮乏年代，这些都是凭票供应的紧缺用品。 任仲夷把住在隔壁的吕其恩和市委书记处书记林肖硖叫过来商量并一起搞冰灯试验。入夜，这三家的庭院出现了奇景：二楼阳台上的冰灯熠熠生辉，从马路上远处都能望见这些晶莹剔透的冰灯。面对此情此景，任仲夷开心地笑了，一个计划在他心中酝酿形成。 2月 3日，任仲夷在家里召集市长吕其恩、副市长张屏和市建设局副局长刘作田、市总工会主席王军等人举行了一个小型现场工作会。他提出一个大胆设想： “今天是正月初十，过 5天才到元宵节，这个年还没过完。广州有花卉展，除夕搞花市，南方各地元宵闹花灯。我们没有花市、花灯，但可以到正月十五那天在兆麟公园搞个冰灯展，就叫冰灯游园会。”他把自己的见闻细说一遍，又让与会者观看院子里摆放的自制冰灯。他斩钉截铁下达了动员令：“我们一定要把冰灯游园会搞成功，叫老百姓不&猫冬&，把群众的劲儿鼓起来，让哈尔滨的冬天不再寂寞！ ” 市园林处马上调集所属 13个部门的 800多名职工进驻兆麟公园，刘作田坐镇指挥，用自来水冻制冰灯。职工们忙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才吃晚饭，饭后打个盹儿再干，经过 4昼夜苦战造出了上千盏冰灯。他们将冰灯扣在山坡上，摆在墙垛上或挂在树枝上，安上电灯泡或点燃蜡烛，有的用初春柳树生出的“毛毛狗”点缀。市食品公司用菊花、活鱼等冻制出 30多朵冰花。哈尔滨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用天然雪塑造出一只大象。职工们冻出一条冰道，做了小爬犁供孩子玩耍。整个冰灯游园会从任仲夷提出设想到完成布展，前后只用了 4天时间，创造出一个奇迹。哈尔滨广大干部职工在开展冰灯活动中的冲天干劲，后来被称为“冰灯精神”。 1963年 2月 7日（正月十四）晚上，哈尔滨第一届冰灯游园会在兆麟公园拉开帷幕。门票大人 5分钱，小孩 3分钱，一时全城轰动去看冰灯。第一个晚上涌进近 5万人，连盲人也进场用手摸“看”冰灯。后几天，潮水般的人群险些挤破公园大门，公园只好打开大门任人涌入。原定展期 3天，游人太多又延期 3天， 6天共接待游人 25万，占全市总人口十分之一。“猫冬”的人们终于走出家门，冬天的公园也结束“半年闲”，赏灯人群不畏严寒，精神焕发。 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观看后高兴地说：“冰灯游园会能发动群众出户活动，证明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哈尔滨冰灯是我国第一次出现有组织的群众游园活动，成为我国现代冰灯艺术的开端，开创了中国现代冰雪文化史的先河。从此，冰灯游园会一发不可收拾。
　　1964年 1月 15日开幕的第二届冰灯游园会首次全部采用电灯光源，首次采用松花江天然冰制作冰灯，首次用天然冰建屋盖楼和用冰雕镂出人像动物，雕成了小姊妹、金马驹等冰雕，塑出了老寿星、小孩骑象等雪塑。 1965年 1月 1日开幕的第三届冰灯游园会首次出现彩色浮雕冰屏。 1965年 12月 27日开幕的第四届冰灯游园会首次运用舞台灯光和彩色白炽灯，使灯光有动有静，色彩更绚丽。 1963年 2月 10日，任仲夷夫人、哈尔滨市委财贸部部长王玄以黄萱为笔名在《哈尔滨晚报》发表了《调寄蝶恋花 &观冰灯》：“银柳迎春冰灯闹，南岭梅开，北国春来早。冰花 鳞光景色美，男女老幼奔相告。如玉晶莹光四照，闪闪火花，对着星星笑。心旷神怡人不冷， 乾坤锦绣新面貌。”这是反映我国现代冰灯的第一首词。
　　接着，黑龙江省委常委、邹韬奋的弟弟、诗人邹问轩在 1964年 2月的《黑龙江日报》发表了《冰灯游园记盛》 4组诗，最后一组写道：“满城百姓赞任公，别样心裁别样冬。南国慢夸花市好，北疆春节喜灯风。 ” 1964年底，正当第三届冰灯游园会热火朝天施工时，有记者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说这是“劳民伤财”，于是黑龙江省监察厅派来调查组。任仲夷和吕其恩据理力争：我们搞冰灯，主要 是发动广大工人和青年义务劳动搞出来的，花钱很少，根本没赔钱。任仲夷说：“莫说不赔钱，就是赔几个钱也应该干！这是我们园林工作的方向。”欧阳钦知道后说：“哈尔滨搞冰灯，对反映大好的经济形势、对人民的身体健康都大有好处。不然，有什么力量能将 200万人动员出来？哈尔滨冰灯今后要继续搞下去。”
　　调查组只好撤走，冰灯游园会得以继续举办。冰灯游园会只办了 4届就被“文革”中断了，这也成了批斗任仲夷的一大罪状。造反派攻击搞冰灯是“宣扬封、资、修大杂烩”，雕出的金马驹是“财迷心窍”，塑成老寿星是“鼓吹活命哲学”。就连“赞任公”的诗句也成了“为黑帮头子任仲夷树碑立传”，作者邹问轩在批斗中含冤去世。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哈尔滨冰灯重新点亮，到 2014年已是第 40届，每年吸引国内外数百万游客纷至沓来，成为世界上形成最早、持续最长、规模最大、游人最多、影响最巨的大型冰灯艺术展，是哈尔滨乃至中国的一张亮丽耀眼的名片。率先投身真理标准大论战　　十七、率先投身真理标准大论战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认为任仲夷在黑龙江干得很出色， 1977年 2月 8日决定任命他为“文革”重灾区的辽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持辽宁全面工作，以扭转辽宁局面。为稳定辽宁局势，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继续兼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段时间。 1977年 2月 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观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观点给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障碍。
　　1977年 4月 10日，邓小平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1978年 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任仲夷毫无畏惧，坚决投入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他认为“两个凡是”不彻底否定，必然在思想上束缚亿万人民，使党和国家继续陷于“文革”错误中；在组织上使“文革”中受迫害的一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继续蒙受不白之冤，使中国历史继续倒退。 早在 1977年 7月，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任仲夷就响应邓小平在同月提出的“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矛头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是地方大员中最早对这一观点的积极响应者与论述者。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到“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并强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时间早于真理标准公开讨论将近一年。可惜他这篇讲话未在报刊发表，因而未引起理论界、新闻界的注意，产生的 影响有限。 1978年 5月 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下简称《实践》），正式揭开思想大论战的帷幕，立即引起“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该文受到中央某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 6月 30日，任仲夷在中共辽宁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作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最近，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和根本态度，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我们做信访工作，和做其他工作一样，必须坚持这个根本观点和作风。来访者提出的问题，到底该不该解决，根据什么来判断呢 ?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采取主观主义，而必须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不能因为某个案件是自己定的，就怕丢面子，怕影响&威信&，错了硬不改，该平反的也不平反。也不能因为是哪一位领导定的，或者是上一级定的，明知道该解决的也置之不理。 ”他上半段讲必须坚持“实践标准”，让实践来评判是非；下半段批评“两个凡 是”，批判“哪一位领导定的”就不能改的错误。 《实践》发表的第 3天，任仲夷就着手撰写一篇论述真理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此文 8月定稿，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全文 8600多字，刊登在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
　　1978年第 8、9期合刊上。他在文章中比较系统地提出防止“两个凡是”的“三个不要”：一、不要迷信“特殊身份”；二、不要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三、不要以政治需要为借口反对实事求是。同时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四个必须”：一、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二、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组织保证。三、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路线。四、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鉴别标准。 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光明日报》于 9月 9日全文转载。
　　1978年 9月，邓小平辽宁视察，任仲夷全程陪同并代表省委汇报工作。他在邓小平乘坐的专列上，把《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呈送邓小平，并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小平表示赞赏。 任仲夷并未就此停止战斗，他从 9月起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 11月完成，题为《解放思 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约 1万字，刊登于 1978年 12月号《红旗》杂志。这篇文章是《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的继续和深入，针对性和战斗性更强，是任仲夷又一篇声讨林彪、“四人帮”极左谬论和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力作。
　　任仲夷的这两篇战斗檄文，就像两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击中“两个凡是”的要害。他多次提到，这两篇文章是他的秘书张岳琦根据他的意思执笔起草的，准确表达了他的思想观点。他认为张岳琦是个很优秀的干部、他的得力助手。
　　与此同时，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表态支持《实践》。任仲夷、宋平、杨易辰被公认为是最先战斗在这场大论战前列的省委第一书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驳“两个凡是”　　十八、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驳“两个凡是”
　　从 1978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15日，任仲夷在北京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会上，与会者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激烈。会议简报刊登了某理论权威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人民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的当天晚上，某理论权威打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电话内容。该文章称，《实践》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政治上问题更大，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该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凡是派”的观点，可说是“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反击。 在《实践》等文章发表后，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除了下命令禁止支持，以及大扣什么“思想反动”“方向性错误”“分裂党中央”“矛头针对毛主席”“砍旗”等帽子外，拿不出任何一篇反驳文章来。此人的一个“电话内容”，竟然郑重其事地登载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上，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试图通过这篇文章以求最后一搏。 在短兵相接的关键时刻，任仲夷再次挺身而出。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首先指出“这篇东西确实代表了某些同志现在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两个凡是”。他一 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思潮的实质，是要从理论上把我们拉回到林彪、&四人帮&那里去，是要反对或阻挠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进。”又说，某权威的这篇作品“极力摆出一副似乎是在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样子，对别人采取歪曲、诬蔑的手法，把自己编造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 接着，任仲夷对某权威的 4个观点逐条进行尖锐地抨击。针对其指责《实践》“只谈实践标 准而不谈理论的指导作用”，任仲夷批驳说：“当前透彻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拨乱反正，就不能解放思想，也搞不了四个现代化。 ”针对某权威指责《实践》“是提倡怀疑一切”，诡称“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任仲夷批驳说：“马克思的整个学说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基本原理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只有某权威等人认为它完全没有经过实践证明。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具体设想和论述，确实还有待于未来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只有某权威等人才认为它不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 针对《实践》是“砍旗”的指责，任仲夷反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基本观点，却被说成是&砍旗&，这是什么逻辑？ ” 针对《实践》是“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的指责，任仲夷批驳说：“毛主席说过，教条主义也是修正马列主义的。&四人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手法，有时表现为直接篡改，有时则表现为坚持&一字不准改&。对这两种手法，我们都必须揭露和反对。特别是对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的人来说，后一种手法的余毒更为严重。 ” 任仲夷犀利的批判，对赢得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挑起的这场思想理论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仲夷除了批驳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外，还在会上建议中央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明确表态。他在 11月 24日发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但是，中央有的部门、有的会议传下来的精神，却是完全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在地方上工作感觉到，这种思想混乱，当前已经成为影响大局、影响团结的大问题 ”“如果中央明确地讲一讲，全党一致了，思想混乱就将澄清，我们在下面工作也好做，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议论和猜测也会止息。其中别有用心、企图利用这个问题对我们进行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的人，必将枉费心机。”任仲夷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成为会议主流认识。中央工作会议长达 36天，是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它为破除“两个凡是”思想禁锢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
　　任仲夷不但自己投身这场大论战，而且充分发动辽宁省干部和群众参加这场战斗。他主持下的辽宁省委，早在 1978年 8月 18日就作出正式决定并发出通知，在全省广泛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群众性大讨论。在近一年后，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可以说，在这一大讨论中，辽宁在全国先走了一步，成为全国最早、最深入开展的省份，表明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任仲夷和辽宁省委有最为出色的表现。坚定不移为张志新平反昭雪　　十九、 坚定不移为张志新平反昭雪
　　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同时，任仲夷以极大精力抓紧平反“四人帮”及其死党在辽宁省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从组织上反对“两个凡是”。 1978年 10月 14日，任仲夷在辽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声讨林彪、“四人帮”及其亲信死党在辽宁的罪行：“砸烂了从东北局、省委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机关，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大搞划线站队，把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当了国民党兵&；在清队中，大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错案，全省仅集团性的冤假错案就有 1200多起，加上个人的冤假错案，牵连到 10万多人，死了 2万多人,把全省 11万多干部以及民主人士撵到农村，连老弱病残者也不例外,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要统统推倒，所有的冤假错案都要彻底平反昭雪。 ” 由于任仲夷和辽宁省委多数领导人对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视，辽宁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展相当迅速。
　　1978年 5月到 8月，先后公开宣布彻底平反涉及原省委书记、副省长等 300多人的所谓“国民党军统沈阳情报联络站特务集团案”、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统计局沈阳站特务集团案”和“沈阳电信局军统情报组集团案”、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等重大冤案。 到 1978年 10月底，辽宁全省共清查出集团性的冤假错案 1300多起，涉及 4.4万多人，个人冤假错案涉及 6.28万多人。全省共计应作平反纠正处理的达 10万多人，已平反纠正了 8万多人，占应平反总人数的 80％以上。接着，省委又为辽阳市委“反革命集团”案 等重大冤案进行平反；为原东北局和省委、省人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和错误处理的领导干部先后平反，恢复名誉；为因此受迫害的人彻底平反；为全部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对错划的右派予以改正；为平反的干部群众落实了政策。到 1978年底，全省所有较大的冤假错案均得到了平反昭雪。 在任仲夷和辽宁省委平反的冤假错案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为震惊全国、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的张志新冤案平反昭雪。 张志新， 193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家庭，解放后参加革命，上了大学，参加过解放军， 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她眉清目秀身材苗条，性格活泼，爱好文艺，自幼酷爱音乐，尤擅吉它和小提琴。她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并善于用脑思考，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 在“文革”中，张志新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习仲勋等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也对“文革”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直率批评。因此，她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等人残酷迫害，于 1969年 9月被捕，在牢狱中、法庭上、刑场上仍然坚持真理，坚贞不屈。 1970年 8月 24日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禁中，她的精神和肉体遭受巨大伤害，但仍坚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被诬蔑是“装疯卖傻”“抗拒改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四人帮”死党指令杀害她， 1975年 4月 3日宣布对她加处死刑，次日 4月 4日即执行枪决。临刑前，行刑者害怕她发出真理的呼喊，竟然把她按倒在地，残忍地割断她的喉咙，惨无人道地秘密处决。这成为当代中国的一桩奇冤大案。 任仲夷调到辽宁时，张志新牺牲已近两年。 1979年 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议上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在会上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2月 11日，他在省革委会五届三次全会上再次强调：“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 ”3月 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对张志新案复审汇报时，任仲夷提出坚决为张志新昭雪。 他说： “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的屠刀之下。我主张和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省委要搞出一个很好的文件，给张志新同志以表扬。 ”“张志新同志是难得的好典 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真够得上一个艺术典型。 ” 在他的高度重视和督促下，省委有关部门当月就迅速写出《关于张志新案件复查情况和平反意见的报告》。辽宁省委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向张志新烈士学习。 任仲夷坚决为张志新平反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号召向她学习，是要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当时正刮起一股极左思潮，企图否定刚确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张志新不仅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而且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 的错误批判也提出了批评。后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的“禁区”。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确实需要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还需要有纯洁的党性、过人的胆识、果断的魄力。他不仅承受来自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压力，就连当年判处张志新死刑的原审法官 也称是“按照实事求是定罪的”，还对复审案件的法官说：“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她（张志新）反了。你能翻案？”
　　任仲夷果敢地绕过“禁区”，为这一平反定调为“张志新是反对林彪、&四人帮& ”，将张志新批评毛主席的言论笼统地列入神志不清时所讲，“把这些说成是她的，是不公平的”。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正在辽宁视察，为一些单位题词时，任仲夷建议：“请华主席给张志新题个字。”
　　华国锋扫了他一眼，未予理睬，意思明显是不给题。在一旁的几位干部见状，担心平反之事有“行不得”之疑，事后神经紧绷地问他怎么办？任仲夷沉着坚定地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干。”
　　这一句“按省委的决定干”掷地有声，表明任仲夷坚守党的原则，哪怕压力来自最高领导人也初衷不改！ 后来有人问他，给张志新作出平反决定前，是否向中央打招呼？他回答：“没有。有错必纠嘛，这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冤案有很多，没有必要就张志新一人的案子请示中央。”他心里清楚，如果张志新案子送请当时的中央批示，这案要翻就很难了。 在任仲夷主持下， 1979年 3月 31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宣读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宣布为她恢复名誉，恢复党籍，追认为革命烈士。 1979年 4月 5日，《辽宁日报》刊登《为真理而献身》的长篇通讯， 首次公布张志新同林彪、江青斗争的壮烈事迹。在任仲夷的支持下，《辽宁日报》对张志新的宣传持续了 5个月，编出了 20多个专版。任仲夷还提议辽宁的报纸在显著位置，刊发放大的张志新的照片。辽宁登载后，全国许多报刊也都登了张志新的大相片，她生动柔美的外貌和坚毅的内心打动了无数人。 《人民日报》编辑部看了这篇长篇通讯极为感动，决定转载，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胡耀邦说，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于是， 1979年 5月 25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加 “编者按 ”发表张志新英勇斗争事迹张志新平反的长篇通讯《要为真理而斗争》。6月 11日，《人民日报》又加“编者按”发表张志新在狱中的一次答辩（摘录）《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第一生命》。 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人民日报》 5月 25日的长篇通讯和编者按语，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文章及张志新照片。《光明日报》从 6月 5日到 13日，用四个版面的篇幅刊登张志新的事迹，其中有记者写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有张志新的爱人和女儿的回忆文章。 6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在刊登张志新事迹时，发表《学 习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的社论，热烈赞扬张志新的崇 高品质。 张志新烈士撼人心魄的英勇事迹经媒体的报道，令 中国沸腾起来了。各种情绪以累积了 10年的惊人能量 在文章、诗歌、连环画中持续发酵，迅速在海内外引起 强烈的反响，张志新的英雄形象深深铭刻在中国人民心 上，大大推动了全国揭批 “四人帮 ”的进程，为思想解 放加了一把大火。
　　当时全国各大报纸介绍张志新的文章如潮似涌，任仲夷并没有停留在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和赞扬歌颂这一层次上，而是进行深层次的思索，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 1979年 8月，他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张志新冤案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这篇发言以《吸取历史教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谈张志新同志被害这种冤案产生的原因和有关问题》为标题，刊登在《工人日报》上，《人民日报》于 1979年 8月 30日作了转载。 任仲夷提出应当从张志新的冤案中总结吸取 4条非常重要的教训：一、我们的专政制度应当在法律上明确地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并把政治思想反动与有行动的刑事犯罪区别开来。二、对敌专政也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也要采取合法的手段。对敌斗争的扩大化，在审讯中搞逼供信甚至采取极不人道的法西斯手段，必然在革命队伍内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三、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党内生活必须正常化。四、最根本的是必须防止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三个坚定不移”保住广东改革开放大局　　二十四、 “三个坚定不移”保住广东改革开放大局
　　1982年 2月，在严打走私中，任仲夷再次被召进中南海，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责承受了巨大压力，心情很沉重。胡耀邦对任仲夷说：“中央确定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当时中央及有关部门将下放给广东的外贸进出口权收了回去。内地一些省市也把广东运往各地的许多物资当作走私物品扣压冻结。广东的供销人员到外省市进行业务活动受到冷落，有的还被当作走私分子看待，轻者搜去证件，重者无理扣押。有些省市明确表示不准供销人员去广东做生意。广东的城市一下子由门庭若市变为冷冷清清。这时有人私下劝任仲夷：“都什么时候啦，你还讲改革开放，最近北京的报刊都不讲啦。”任仲夷却说：“中央也没有不让讲啊。 ” 任仲夷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向全省传达贯彻中央关于两省座谈会精神。如果把会上实况全部传达下去，势必严重打击广东干部群众改革开放的热情。会上明确指示要查处一批干部，但他坚信广东的干部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是清白的。有的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他认为不能这样搞，一搞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 回广东前，任仲夷问胡耀邦：“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 ” 胡耀邦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任仲夷经过 慎重考虑，决定运用胡耀邦给的“尚方宝剑”，对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执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一概不往下传达。 任仲夷、刘田夫回到广州后，于 2月 22日向省委常委传达了中央常委的指示，并用 4天半时间召开常委生活会，讲清个人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2月 26日向省直厅局以上干部和地市县部分负责人作了传达。 3月 20日至 4月 3日一连 15天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会前，许多人认为这是个杀气腾腾的会，不少县委书记准备做检讨、挨批评、 受审查，甚至有人连行李都带来了，做回不去的打算，一时间人心惶惶。 4月 1日，任仲夷在广州珠岛宾馆礼堂作了省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讲话。在全场凝重气氛中，他开场说：“这次会议，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一次热气腾腾的会。”这句开场白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台下鸦雀无声。 他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讲了要清醒和正确地认识经济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和原因，不能把经济犯罪活动猖獗归咎于改革开放政策；讲了打击经济犯罪要严格掌握政策，做到不搞大轰大嗡，不搞人人过关，不搞群众运动；讲了对经济工作中的混乱现象要严格整顿，继续管严，但要注意结合实际，坚持搞活经济的方向；讲了要正确看待外商，决不能把他们都看成是腐蚀者和危险分子，华侨和港澳同胞大多数是爱国爱家乡的，是遵守我国法律、做正当生意的。
　　任仲夷还讲到三方面内容，给所有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是强调中央让广东实行先走一步的决策是正确的。既要清醒认识经济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也要清醒看到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巨大成就。不认清前者并予以严厉打击和制止，改革开放就不能健康前进；不认清后者，就会惊慌失措，迷失前进方向。前者只是支流，后者才是主流，不能错把支流当主流。
　　二是提出“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会后，他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加在一起是“三个坚定不移”的方针。他在会上重提了“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三个更放”方针。还提出为避免“一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对过去提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16字方针，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 24字方针。
　　三是主动承担责任，保护大批干部。他诚恳地说：“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这几年勤勤恳恳，努力奋斗，为国家建设和改变广东的面貌，作出了贡献。缺点错误，主要在省委。 ”“在省委里面，又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 ”“不能因为有些问题在我来之前就存在或以前 决定的，就减少我的责任。 ” 他在讲话结束时，动情地勉励大家：“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凡是过去省委、省政府决定和指示过的事情，错了由省委、省政府负责，下边执行者没有责任。只要不搞各种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工作成绩显著的干部，党组织会作出公正的评价。任何消极、畏难情绪，都是不对的。每个干部都要积极努力，大胆工作，争取作出更大成绩。 ”
　　任仲夷这一番肺腑之言，使所有人深受感动。大家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不少人流出激动的泪水。一位县委书记百感交集：“原以为是一个杀气腾腾的会，想不到竟开成一个热气腾腾的会！ ” 事后，任仲夷对到广东检查工作的副总理谷牧说，我这次向下传达，把主旨由杀气腾腾的“杀”字改为“热”字。一字之改，就开成了热气腾腾的动员会了。 任仲夷又给全省采购员写了一封公开信，肯定了他们在发展商品经济中所起的巨大积极作用 ，因为他们是在为广东也是为国家跑市场中受到冲击的，叫他们不怕困难做好工作。这封信像春风般温暖了广大采购员的心。他们热泪盈眶，奔走相告，知道省委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他们一定不负省领导厚望！ 任仲夷提出的“三个坚定不移”口号和他勇于担当的人格力量，稳定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使他们坚信党的政策没有变，因而大大地保护和调动了他们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使广东在打击经济犯罪与搞活经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件事深得广东干部群众的称颂， 30多年来一直传为美谈。当时那一批干部说，如果不是任仲夷在重压之下对改革开放一如既往地坚持，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就没有广东的今天！欣然应霍英东之邀赴宴 “白天鹅”　　二十八、 欣然应霍英东之邀赴宴 “白天鹅”
　　美丽的广州白天鹅宾馆耸立在白鹅潭北岸 广州白天鹅宾馆是广州市的标志性建筑，由香港爱国人士霍英东于 1979年起开始投资兴建。它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我国第一家外商投资的五星级宾馆，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第一家营业第一年就盈利的酒店，第一家在酒店 内实行与日本、香港三方合作经营日本餐厅的酒店,第一家四门打开对群众开放的高级酒店，第一家全面实施电脑化管理的酒店，第一家使用信用卡结账及实行八种外汇付款方式的酒店，第一家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其成员的酒店，等等。它被香港媒体称为“广州改革开放的第一扇窗”。 然而，当年建白天鹅宾馆所遇到的阻力，是霍英东所没有想到的。宾馆需要近 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几个部门盖一大串红章。更烦心的是，白天鹅宾馆的楼顶因战备需要竟然架起了高射炮。霍英东愣住了，放个炮摆在这里，谁还敢在这里睡觉？他只好请叶剑英出面干预，高射炮阵地才撤走。他要求宾馆服务员穿丝袜被人说是有意识形态问题，女迎送员在宾馆门前穿着旗袍迎宾也说是“封资修”，日本餐厅迎送员穿和服更说是“把赶出去的日本鬼子又带进来，你们搞卖国！”霍英东慨叹：“搞白天鹅，搞到自己体无完肤！ ” 为争取宾馆早日营业，霍英东想出了一个压力倒逼转移的方法，决定在 1982年 10月 15日广州秋季交易会开幕前一天宾馆试行部分营业。他决定当天晚上邀请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到宾馆来做客。其实他对任仲夷是否会赴宴心里并无把握，但邀请已发出，怎么样都要做好准备。他找来一个主管吩咐：“我已经邀请任仲夷书记来吃饭，无论如何，就算是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并从香港的珠城酒楼请了一帮香港饮食专家，准备白天鹅的厨师万一不行就顶上。 任仲夷接到邀请后，有人劝他不要去：“你吃一顿饭，人家就会说你与资本家穿连裆裤，是把兄弟。”任仲夷回答：“广州和香港不是把兄弟，而是亲兄弟，不仅合穿连裆裤，还同吃 一个奶（指同饮珠江水）。”他不仅欣然赴宴，还召集了省、市有关方面负责人 100多人前往，一来为霍英东和宾馆开张打气支持，二来让干部们开开眼界，扩展对外搞活的思路。 任仲夷一行来到白天鹅宾馆，把霍英东吓了一跳。他原先以为客人不多，开两三桌就绰绰有余了，谁知竟来了 100多人，把举行大型宴会的玉堂春暖宴会厅都坐满了。 后来的结果让他喜出望外。客人入座后，端上来的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是 10多样精心炮制的菜式，而且从两三桌增加到 20多桌，颇具晚宴规模，都是国内员工在香港饮食专家指导下完成的。霍英东开心极了，激动不已。 霍英东请任仲夷给白天鹅宾馆题词。任仲夷愉快地拿起笔写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两句诗意味深长，不仅表达他对霍英东的赞许和支持，还表达他自己对中国和广东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接着，霍英东提出白天鹅宾馆要在 1983年 2月 6日全面开业。他又像请任仲夷那样，把请柬广为散发，然后拿着请柬去需要审批的各个部门催办手续，把压力转移到这些机关之上，这一招也顺利成功了。白天鹅宾馆的成功带动了大批外资进入广州。随后，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等五星级酒店陆续在广州开业，广州在当时全国 5家五星级宾馆中占 了 4席，拉开了广州酒店业大发展的大幕。廉洁从政不搞特殊关照　　三十一、 廉洁从政不搞特殊关照
　　任仲夷始终怀揣人民至上的价值观，总在考虑人民群众如何在经济上更快地富裕起来，在政治上更好地当家作主、拥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在文化生活上更自由地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成果。他从政 70年，从不居 功自傲，从不考虑个人利益得失，从不为自己的待遇向组织提要求，即使对制度内的待遇也一让再让，坚守克己奉公。 任仲夷在广州住的那所房子，一直是历届省委负责人居住的，几十年来一直这么住着，谁也没提出过改动。任仲夷调到广东后，了解到省委机关住房比较紧张。尽管自己祖孙三代同住在一起也不算宽敞，但在 1985年临退下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前，主动要求把房子和院子改动一下，让出一半来。省委机关管房子的干部劝他不必改了，机关可以另想办法解决。但他一再坚持，房子还是被隔成两套住宅，他只住其中一套，另一套让了出去。 机关管房子的干部感慨地说：“一般来说，随着职务的提升，领导的住房都是越住越大，只有任书记住的房子越来越小，特别是在退下来之前，不但不多要房 子，还主动退房子，真让人敬佩！ ”
　　1988年，国家主席杨尚昆到广州来，没打招呼就去了他家看望。杨尚昆同志以前也住过这所房子，发现房子变小了，一问内情，很是赞叹他的行为。 任仲夷从不运用手中权力去关照自己的家人和亲属，这方面堪称“六亲不认”。他的老伴王玄，与他同是“一二 &九”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资历与他相当，早在 1952年就担任了原松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副厅长。她 1972年任哈尔滨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市委根据她的能力、经验、业绩和资历，提议她进入市委常委班子。任仲夷认为廉政应从自己配偶做起，要她把位子让给别人，她顾全大局，没进市委常委班子。 1977年春，任仲夷调到辽宁，她也调到沈阳市任副市长，市委又提议她进市委常委班子，任仲夷再次不同意，她又没进常委班子。 1980年 11月，任仲夷调到广东，北京市委提出调王玄到北京市任副市长，连住房都准备好了。任仲夷希望她调到广州一起工作，王玄为支持他，毅然放弃任北京市副市长，改调到广州任副市长，后者级别比前者低了一级，她无怨无悔。她在广州任职期间，市委又向任仲夷提出让王玄进入市委常委班子，他还是不同意。不久，广东省领导机关需要一名女领导干部，有省委领导提出像王玄那么老资格能力又强的女干部不多，她当之无愧。任仲夷认为，和自己的配 偶同在省一级领导机关工作不合适，她应留在二级领导机关广州市政府。他说服省委班子不要提拔王玄。她也表示理解，因而放弃提拔。她到退下来职务都没动，一直还是从哈尔滨带到沈阳、再从沈阳带到广州的副市长一级，她无半句怨言。 任仲夷临终前一再嘱咐儿子们：“你们几个要尽心照顾好你们的妈妈。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又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你们照顾好妈妈，我就放心了。”他所说的“通情达理”，主要指自己一再不同意提拔王玄而她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 也许人们不相信，任仲夷在广东 25年，不但没有安排过一个亲属到广东工作，就连他的亲妹妹、亲弟弟都没来过广东一趟。任仲夷是个重亲情的人，与妹妹任玉蓉、弟弟任兰田一向感情很好。 2003年 8月，他回辽宁，抽空去看望住在辽宁盖州县熊岳镇的弟弟。兰田是个退休农艺师，了解他“六亲不认”的品格，从不求他办私事，没沾过这位曾在自己身边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哥哥一点光。一家四世同堂挤住在一个 6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大家坐下来转身都有点困难。哥俩见面这天，任仲夷说：“兰田，我到广东二十几年了，你都没去过广东呢。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请你和弟媳到广东玩，咱哥俩在广东好好聚聚吧。”兰田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到中午饭时间，他请弟弟吃饭，但规定参加者只限兰田、弟媳和他们的儿子这一代，再往下的就留在家里吃。秘书劝他还是请弟弟全家都去，他却较真说：“那怎么行！我请家里那么多人拖儿带女去吃饭，不光影响不好，还会给组织上添麻烦。 ” 第二年春暖花开，他没有忘记老哥俩的约定，请兰田到广东，但兰田的老伴身体不好，没能成行。秋天，他再请兰田到广东，又遇上兰田生病不能远行。第三年，他自己也住医院，直至去世，这个兄弟之约永远不能兑现了！ 1986年秋，任仲夷到邢台市与妹妹见面。任仲夷很喜欢妹妹，小时候随父亲回家乡时，常常晚上拉着玉蓉的手坐在打麦场的麦垛上，一边看月亮，一边给妹妹讲故事，充满温馨的亲情。他于 1980年调任广东前，抽空到邢台看望阔别 35年的妹妹，此后又回邢台 5次。当他的外甥、外甥女们的同事、同学听说他们有这么个当大官的舅舅后都说：“你们兄妹几人有这么好的关系不利用是傻，怎么不叫舅舅在上边为你们说句话呢？”他们的母亲总是回答：“不要找你舅舅，他的脾气我知道，找他也没用，别给你舅舅找麻烦。 ” 任仲夷每次回邢台都对外甥、外甥女说：“你们要管好自己，把工作做好，不要期望沾我的光，我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我无权为自己的亲属办私事，谋私利。我和你们父亲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我们那时是把头掖在腰里干革命，谁都不知道哪一天会牺牲，那时谁想过向组织要什么条件和待遇呢？所以，你们不要有什么想法。 ” 2004年国庆节期间他回邢台，此时玉蓉已去世 9年。他又对外甥、外甥女说：工作这么多年，亲戚的事我从来没管过，以至有些外面的和家里的人都说我“六亲不认”。 “我就是六亲不认，我无权为你们办什么私事，抱怨也没用，不管他是谁，就是我的儿子也不行。 ”任仲夷去世后，他的外甥女罗丽芳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动情地写道：“正是他的&六亲不认&成就了他不徇私情、清正廉洁的高风亮节。&六亲不认&的同时，他为家乡捐款 10万元，用以筹建希望小学，能让娃娃们好好念书。&六亲不认&的同时，他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舅舅不是&六亲不认&，祖国和人民就是他最亲的亲人。 ” 1985年国庆节那天，他去参观大连市老干部活动之家，应邀写下“心怀千里志，不居一寸功”的题词勉励老干部。其实，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自己退居二线后的生活乃至他的一生，也是一个很好很准确的写照。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