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_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_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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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江梅：近代中国被全球化的历程及评析
发布时间： 10:26:56&&&&&&
[摘要]中国加入全球化，是中国由一个有着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强行纳入全球化的进程，而这一进程自始至终都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近代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求索的过程，他们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邑动、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这是近代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步履维艰，但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所做出的一切探索，都可以看作是历史的进步，都对后来的中国能以如此自信、从容的脚步迈向世界起到了莫基作用。&&&[关键词]全球化;近代中国;艰难探索;历史评析作者简介]雷江梅(1978-)，女，湖北宜昌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文出处]《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129&&&&近代中国是被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强行纳入全球化进程，而这一进程自始至终都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造成近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落后、被动局面的直接原因，其最终结果是使中国成了全球化进程中的落伍者，被动地、受压迫地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近代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求索的过程。经过在乱世中不断探索，终于推翻了封建制度，为中国走向世界、融入全球化的大潮提供了初步的前提。&&&&一、全球博弈中的近代中国&&&&自19世纪2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处于迅速发展的上升时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英国、法国、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英国最强大，工业品行销世界各地，号称“世界工厂”。[1]其结果，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那样: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它不断向世界各地扩散，逐渐形成世界性的市场、生产体系和社会体系。近代中国是东方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古老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的萌芽有所增长，但很微弱，封建经济依然占绝对统治地位。此时，清王朝已经腐败不堪，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2]鸦片战争前夕，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日益加紧对外扩张。他们都企图打开中国的大门，变中国为殖民地市场。[3]西方列强把以商品销售和财富掠夺为主旨的通商贸易作为对华扩张的首要之举，但是，由于中国清政府实行禁海(闭关)政策，英国工业品很难在中国找到销路，后来，他们发现鸦片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因此干起了“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的鸦片贸易。最早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西方殖民国家是葡萄牙和荷兰，后来才是英国、美国、俄国。罪恶的鸦片贸易给英国侵略者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的同时，却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祸害。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利用武力打击和政治压迫，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在华贸易的便利条件和各种特权。[4]当时，清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一方面，在军事部署上采取防御态势，主要着眼于两个方向:一是“塞防”，主要防御从西北、东北边疆的渗透和进攻，以及英人在西藏和法人在云南的渗透。二是，“海防”。[5]另一方面，清政府外交极弱，但在列强虎狼环视的恶劣环境中，在敌国强逼下却又不能不办外交。清政府承办洋务的官员在兵临城下的局势中，被动而又勉为其难地为国家争尊严争利益，签署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据史料记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清王朝覆灭，中国被迫与东西方列强签订了411个不平等条约，总共向外国赔款白银约19.53亿两。[6]一个长期闭关自守、对外部世界不感兴趣的中央大国，突然被强制性地纳入到近代国际关系与全球化的框架中，真有些不知所措。[7]&&&&二、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探索&&&&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西方列强通过其所攫取的侵华特权，将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逐渐侵入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某些条件和可能，例如，机器设备的输入、技术的引进等。与之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打击和影响下，从救亡图存出发，逐步产生了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思想意识和实际行动，中国的传统社会素质和结构悄然发生着变化，新的社会因素逐渐产生和增长并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政治领域，使得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向着谋求和适应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向转变。[8]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这是近代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1.农民阶级的抗争和探索—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后，旧的封建压迫加上新的资本主义侵略，促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已经十分尖锐的矛盾迅速激化。1851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运动的斗争锋芒指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同时，也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拒绝承认清政府与外国列强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斥责外国的侵略罪行，坚持维护国家主权。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把太平天国作为主要敌人，坚持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认定太平天国是他们支配中国的障碍，他们挑起新的战争是为了扩大他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攫取的侵略利益，迫使清政府充当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一批新的不平等条约，诸如《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9]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更加广泛和深入，中国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坚持了14年之久，席卷了大半个中国。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农民反抗斗争在全国范围内低落下去。太平天国运动不仅猛烈冲击清政府的政治权威，摧毁了其军事力量，同时，还震撼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资本主义因素也正是在封建主义遭到严重打击的基础上得以成长，并成为不可抗拒的倾向。[10]农民阶级英勇顽强地抗击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农民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是一次农民运动，但是，与以往的农民运动不同的是，近代中国农民开始睁眼看自己的国家以及周边的世界，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自己国家存在的差距，开始觉醒和反思如何才能在被资本主义列强包围的夹缝中谋求一条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2.地主阶级的抗争和探索—洋务运动。一般来说，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洋务思潮产生的两个历史动因。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批带买办性的官僚军阀，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标榜“自强”、“自立”、“求富”，搞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派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从事洋务活动的官僚，一是忧怀时事、主张改革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11]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运动使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新式企业。西方列强对华经济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华投资开办资本主义工矿、交通企业。外资在华开设新式企业，为封建社会的中国注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以其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方式和高效的效益、优质的产品，逐渐引起中国人的注意，乃至直接仿效，使创办资本主义企业的风气逐步形成。比较有名的:洋务派干将盛怀宣自办轮船公司，荣德生选择了面粉和纺织作为自己创办兴业的两大门径，成为民族资本面粉和纺织大王。[12]同时，外国人来华传播西学，门类众多。洋务运动时期，恭亲王奕诉、洋务大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张之洞等，都多少不同地阅读过中译西书，初步认识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借鉴并在中国效仿。洋务派的思想虽然各有差异，但其基本主张和思想特色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认识“千古变局”，力求把握机遇。二是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三是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断高涨。人民群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为形式的反侵略斗争广泛展开，清政府也被迫组织了两次抵抗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即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陆军溃败了，海军覆没了，标榜“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13]&它充分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地主阶级倡导的洋务运动，既不能挽救这个日趋没落的统治阶级，更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然而，在外国资本主义列依仗船坚炮利，强把中国卷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后，伴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清王朝的政治危机必然加剧。正如马克思所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4]&&&&&&&3.民族资产阶级的抗争和探索—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的产物;而戊戌变法高潮的到来，是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急剧激化的产物。[15]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日益扩大，《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割让了大片领土，并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从此又加深了一大步。短短几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大量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他们诱使和强迫清政府接受奴役性的贷款，抢夺铁路修筑和矿产开采特权，强租中国沿海重要港湾，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个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一些爱国的富商、士人、官绅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加上受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决心救亡图存。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这次运动的目的是:“变法图强、救亡图存”。它试图通过在中国实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反映到运动的纲领上来，其要点是:“变政体”，行君主立宪;“振兴商务”，发展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事业;“兴学校”、“倡西学”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他们要求清政府自上而下地变法维新，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同时，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挽救民族国家危亡。[16]为了救亡，维新派十分重视发挥国民自身的力量，并且把它看作是治国之根本。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告诉人们，世界万物都是在不停息的变化和进化中，生活在这个大时代的人要下定决心实行变革。他们在进行启蒙教育时特别强调群体的意义。对中国来说，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一向以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为基础。这种社会条件带来的“一盘散沙”似的涣散状态，也是造成中国在世界列强面前显得那样脆弱和缺乏竞争力的重要祸根。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强大的凝聚力，要战胜强大的对手，在世界列强面前站立起来是不可能的。维新派的思想家们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强调国民间“合群”的重要性，有它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实际国情。[17]10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里程中的一座丰碑。它既是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伟大的民主启蒙运动。这次运动在提高民族觉醒和民主意识方面产生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是中国人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戊戌变法所高悬的两个政治目标:拯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代表中华民族利益、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主张。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声疾呼，希望朝廷立志变法，保卫国土和主权，对于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起到了警钟作用;对于激发中国人民挣脱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发挥了启蒙作用。然而，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们的议论和主张远不是那样完满，存在着软弱性、空想性和不成熟性等种种弱点，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所能依靠的社会基础实在太薄弱，所以，封建反动势力稍一还击，戊戌变法运动就宣告失败了。&&&&&&&4.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抗争和探索—辛亥革命。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的侵略变本加厉，中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举步维艰。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参与变法维新的仁人志士吸取教训，抛弃改良主义道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兴起了民主革命运动。这一革命运动的先行者就是孙中山。孙中山生活在第一次全球化进入高潮的年代。在追求救国救民的过程中，孙中山起先受到“经世派”思想的影响，也曾上书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还一度试图联合维新派推动变法。在各派先进人物的努力失败后，孙中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后，他游历各国，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堪称近代中国先进思想的集大成者。1905年，孙中山联合其他革命团体，组成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提出了包括“平均地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相对于农民阶级的秘密结社、资产阶级维新派松散的“学会”等，这个具有近代形态的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发挥了“革命的中枢”的作用。辛亥革命主要就是由中国同盟会领导的。1919年，辛亥革命爆发，赶走了清朝政府，埋葬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但历史的必然是，他们不可能把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当时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而且，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对手相比，在政治上、经济上显得异常软弱，从而无法挣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指出:“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历史、大势的必然选择。但是，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派对于中国的剥削和压迫。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促使中国走向世界的目标没有实现。但是，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辛亥革命仍无愧为最精彩的篇章。三民主义的纲领、振兴实业的计划，反映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世界先进国家成功经验的思考与借鉴，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对第一次全球化冲击所做的最积极的回应。资产阶级革命家们以西方先进国家为榜样，跳出了封建王朝变迁的传统框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造成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落伍的根本问题—腐朽的封建制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给封建主义致命一击，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参照西方民主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给以后中国政治的进步确定了基调。同时，辛亥革命解放了清朝专制统治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18]为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进道路。&&&&三、近代中国“被全球化”的历史评析&&&&&&1.“被全球化”打开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大门。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推行的全球化，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现代化，二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如果从现代化的世界性和主体目标—工业化和民主化来讲，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1911年之前的准备阶段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启动阶段。[19]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关于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的构想及其关于近代化道路所做出的选择，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历史证明，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完全回避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把“师夷”(学习外国)同“制夷”(抵抗外国侵略)统一起来;到康有为主张“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严复主张“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记其全”，再到孙中山强调“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这一切都表现了他们既有民族的自尊自信，又不对自己民族的虚骄自大;既看到了应该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又不对西方文化奴颜蟀膝的自主而开放的精神状态。[20]全球化“打破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1]马克思认为，全球化对落后国家而言，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近代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全球化在广大贫穷落后的国家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为落后国家建立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它使那些沉睡了几个世纪的社会产生勃勃生机。中国近代化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在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之后，才有可能提出代表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即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近代化纲领。从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来看，这种情况要到19世纪90年代才真正出现，其标志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这次运动的阶级基础，主要是由官僚、地主、商人转变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其政治代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由资产阶级提出的，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一个近代化纲领，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要求和愿望。但是，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使他们的纲领和行动都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他们试图在不根本改变封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并把他们有限的改革希望全部寄托在封建皇帝一人身上，试图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途径来推进他们的改革。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不彻底改变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是无法发展起来的，即使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其结局仍然是被动和挨打。由于戊戌变法维新派的纲领和行动具有极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也就注定了这次变法维新运动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尽管如此，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仍不失为一次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运动，而从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纲领，则可以看作是他们关于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构想和选择。20世纪初期，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试图通过革命的途径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而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民生主义，则是他关于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的一种构想和选择。&&&&&&&&2.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探索历程表现出历史的进步性。马克思认为，落后国家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可以加快自身的发展，它们可以直接采用西欧资本主义的先进机器、轮船和铁路，而不用向西方那样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孕育期，也可以直接把西方经过几个世纪才建立的交换机构(银行、信用机构等)直接引进为己所用。为了办“洋务”，洋务派引进了大量西方近代的工业技术(主要是与军事工业有关的)为己所用，尽管洋务运动的阶级基础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它所标榜的“自强新政”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旨在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但是，轰轰烈烈洋务运动的展开，仍然从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为中国融入世界全球化潮流打开了一扇窗。马克思还认为，落后国家甚至“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22]中国被动拉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也即是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将西方经过漫长机器工业孕育期取得的先进技术和交换机构“直接引用为己所用”，这是全球化赋予近代中国最大的“果实”，与此同时，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整个世界历史，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被侵略者反抗侵略者的权利，不能承认所谓先进国家侵略落后国家进步性的辩词。历史的矛盾运动是异常复杂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政策的斗争乃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趋势，而且是一种更重要的历史趋势。这一斗争的发展与胜利，就能促进本地区资本主义的生长与发展，促进人类的解放和进步。我们看到: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不经过反抗就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也没有一个国家是在欢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后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不断掀起全国规模的反抗运动，终于使中国避免了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命运。[23]马克思尽管对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受灾难比近代中国更深重的印度非常同情，但是，他认为，这将使历史进步。因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的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4]马克思满怀信心地写道:“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霉那么，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步履维艰，但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所做出的一切探索，都可以看作是历史的进步，都对今天的中国能以如此自信、从容的脚步迈向世界起到了奠基作用。&&&&注释&[1]《中国近代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15][22][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692,276,766,772页。[2][3][10][14][17]吕良海等编:《中国近代史简明读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0、7、5、6页。[4]《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2页。[5][7][8]郑曦原著:《帝国的回忆》，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322、263页。[6][9][12][20]虞和平著:《中国现代化历程》，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69、124、30页。[11]李文海、杨东梁:《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载于《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13]转引自于醒民、陈兼:《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轮运业与上海轮船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16][18]金冲及:《论救亡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对戊戌维新运动的一点思考》，载于《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234页。[19]龚书铎:《正确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载于《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21]李文海、龚书铎、张海鹏:《消除殖民文化心理挺起中华民族脊梁》，《光明日报》,1996年2月27日。[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9页。[24]张海鹏:《略谈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的开关》，载于《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