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武康路的故事（十六）
上世纪60年代的武康路，商业网点及公共服务设施多在南首，即几条与淮海路交汇的马路的拐角上。&&&&&&&&&&&&&&&&
武康大楼下，有紫罗兰理发店、庆丰百货店、亚东药房、大中华洗染店、荣丰副食品店、天天兴食品店等。
上世纪40年代诺曼底公寓下的店铺。右起：爱利巴西酒吧间、培科食品公司、紫罗兰理发所、上海皮鞋公司、永明理发所、亚东药房、大中华洗染店、荣来饮食公司、永康祥（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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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罗兰是家老店，前身是日商1936年开的紫罗兰理发公司，1937年售予中国商人。解放初，店主他逸，该店由工会代管。1956年公私合营。1958年与永明理发店（创办于1937年前，旧址在亚东药房东侧）合并，一度更名永紫理发店。1961年恢复旧名。该店理发师陆茂松独创的大波浪、线条型、块面型等女式发型，尝风行沪上。
当年，紫罗兰门口立有半人高的转筒，其红、蓝、白三色永无休止地自底部转向顶端。门开两边，均为玻璃弹簧门，上各书“男宾部”、“女宾部”字样。门间为三尺许宽的橱窗，窗内放着几幅展示男女发型的黑白大照片，且时常更换。门两侧为玻璃隔墙，内置一人高的浅色布帘，以遮人视线。营业时，店门洞开，入口则垂着一道密密的五彩珠帘，颇有点“摇四壁翡翠浓阴，射万瓦琉璃色浅”的意味。一进门，便有股浓浓的洗发液味儿扑面而来。店堂北面为一拱形大窗，窗外即武康大楼天井。内里犹有一西向方窗，一肤色白皙的中年人恒坐于窗前写写算算。此人衣冠楚楚，不苟言笑，据说是个资方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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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上世纪80年代。（黑白老照片多取自网络，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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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里师傅一律操苏北方言，这似乎是他们的行话，但凡入了行，便须随其言，纵使此人并非来自苏北。
巴金常来理发——
“二十八日八点前起。看《收获》五期。十点后去武康路邮局寄稿件，在紫罗兰店理发，并到淮海中路邮局买邮票。”（见《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
“三十日（阴、雨）八点三刻前起。十点去武康路邮局寄书，到紫罗兰理发厅理发，等了将近一小时。十一点三刻散步回家。”（见《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
紫罗兰的生意一直不错，改革开放后，又着实兴隆了几年，成为全市理发行业中的“正特甲级”企业。1986年起连续被评为市卫生先进、区文明单位。1990年被区政府命名为“徐汇区专业特色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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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前后，不知为何，这家老店关张了，惟遗此招牌供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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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值五一、国庆等重要节日，药房必得妆扮橱窗。干这事的是一位瘦瘦的中年男店员，头发乱糟糟的，鼻梁上架一副旧眼镜，嘴角刻着两道深深的皱纹。
他先将薄薄的彩纸斜卷成手指粗细的长棍状，以图钉钉之于壁，如是反复，壁上遂现出若干交错的立体线条（有时还钉成放射状），继以事先写就的应时彩色标语钉于其上，背景即告完成。接着又或横或竖、或高或低地布置那些药瓶、针剂盒等，极用心思。待诸事妥当，便移身店外，面向橱窗，远观近睹，以检视效果。倘觉有误，则再行摆放。
经他这么一妆扮，橱窗立时变得绚烂起来。然过不多久，那些彩纸便被晒褪了色，橱窗又旧了。
那时，入药房须下两级台阶（因马路垫高所致）。其柜台架皆为浅蓝色，沿墙列成“凹”字型。北面有拱形大窗，透过玻璃，可望见武康大楼的天井。靠门放着一张长长的木椅，供顾客小憩。
药房犹提供打针；上碘酒、红、紫药水；包扎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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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荣丰既卖鱼、肉、禽蛋，亦卖烤鸭，烤鸭炉设于后店（此窗之下，朝武康路）。故楼上的孩子常趴在这里，看着窗外的师傅在炉前忙活。
紧挨窗下有一旧办公桌，，双目只看账单，而于算盘略不一顾，迄至一笔账了，方斜一眼算盘上的数，继抠住算盘，手腕一折一扣，但闻哗啦一声，算珠俱整整齐齐归了位，接着再算下一笔。
&&&&大中华洗染店亦系老字号。店门为玻璃弹簧门，上书店名，门左侧为玻璃橱窗，内挂毛料衣服数件。店中惟店员一人，偶尔接些洗染的活计，故门前甚是冷落。时有走街串巷的染衣车（类拖车，其上为一长方形木箱，启之，可见深蓝色沸水，车主挽车而行，且行且呼：“染——衣裳——”，），染一件旧衣肯定较该店便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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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货色齐全。其左侧柜台买糕点、面包、冷饮及香烟之类，右侧柜台则买糖果、果脯之类。当年，香烟可拆散了论支卖，而玻璃瓶里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常令孩子们垂涎欲滴。那年月，他们能买上一分钱一包的盐津枣、两分钱三颗的粽子糖，已是够乐的了，倘能买上五分钱一包的桃板，则更是满心欢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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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拐角有三个小摊——杂货摊、报摊及擦鞋摊。
杂货摊主是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汉子，皮肤黝黑，面庞浑圆，一双大眼似欲裂眦而出，故人称“大眼睛”。
他的摊子是辆半人多高的小推车，车身镶着玻璃，一如柜台，其上有一竹架，柜面为若干木格子，堆着些针头、线脑、梳子、发卡、纽扣、皮筋、锥子、顶针、蛤蜊油、玻璃球等，架上则缀着气球、鞋带、宽紧带、玻璃丝等。每逢开学，楼上的孩子便来此买包书纸，素的一分钱两张，花的一分钱一张。有时还会买上几根玻璃丝，编织小动物玩。
他的摊位背阴，又是个受风处，迨及冬日，便不得不苦熬一番了。此时，他身着厚厚的带补丁的棉衣，戴上毡帽，缠上围巾，将脑袋裹得只露眼睛，双手则套上半截线织手套（露手指，便于干活），藏诸袖，立于廊柱内侧，时不时地跺几下脚。饶是如此，手上犹免不了长冻疮。有人问他为何不移往南面，回答说规定不准。
然熬至春节，他便能发个利市。到时，他会进一堆刀枪剑戟及彩色脸谱，悬于摊子前后。此物俱以马粪纸制成，前者二尺有奇，五彩髹之，灿然夺目（其青龙偃月刀面犹嵌着啤酒瓶盖儿大小的镜片），浑似京剧道具，只是小了一号；后者人脸宽窄，双目处有孔，两侧系一松紧绳，戴时引绳勒于脑后即可，男孩们甚欲得之，而长辈们亦舍得花这份钱。
他妻子生得肥胖，亦为大眼睛，然因眼睑浮肿，加之戴着瓶底儿似的近视眼镜，眼睛便显小了，那模样绝类电影《地道战》中的山田队长。他的几个儿女长得都酷似他，常来帮着看摊。
报摊主是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每日清晨来此卖报，从不间断。她亦卖杂志。其杂志架倚墙而立，为一人高、三尺宽的两块薄板，板上有横格数道，诸如《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集邮》等杂志便置于格上；板间以铰链相接，出摊启之，收摊阖之，宛如一本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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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鞋摊在拐角外侧，三把旧藤椅、三只工具箱沿武康大楼墙根一字排开。擦鞋的均是年逾五旬的老伯，一人已谢顶，脑瓜锃光瓦亮。开擦前，他们先用小护垫插入顾客的鞋口，免得弄脏了袜子。继以小刷上油。待油稍干，便执一块油腻腻的擦布，覆于鞋面，奋力擦拭。往复间，犹不时提起擦布，猛地将其绷直，手间遂有“嘭、嘭”之声。只须片刻，一双旧鞋即变得光可鉴人了。闲时，这哥仨则吸烟、聊天。其烟多为廉价的“勇士”、“红金”、“大联珠”牌。顾颉刚日记载，解放初，顾尝到此擦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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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料商店亦为老店。店外有玻璃橱窗，店内南侧为柜台，内列晶体管单管及三管收音机、可变电容器、晶体三极管、二极管、电子管、变压器（沪语“方帮”）、电位器、电烙铁、万用表、手电筒、保险丝、磁棒、耳塞、电池、电珠、电容、电阻、喇叭、线圈、松香、焊锡等物；柜台后为货架，放着几台电子管收音机。东侧为修理区，桌上恒有一两台待修的旧收音机。
康斯坦丁诺维奇”，不知他是否真有俄罗斯人血统。。
，粮袋不偏不倚落于当落之处。不大工夫，一袋袋粮食便齐刷刷地垒了起来。
卸完粮，散落在人行道上的米粒便会招来一群麻雀，忽起忽落地忙着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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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水果店，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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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路口有个三轮车站，长年停着一溜三轮车。没客时，师傅们便这样歇着。
蹬三轮是个辛苦活，干久了易得炸筋腿（西医谓之下肢静脉曲张），即双腿血管外突，疙疙瘩瘩的好似或屈或伸的蚯蚓。夏日，师傅们多着香云纱短衫，衫表为玄色，像是抹了漆，衫里则为褐色，据说穿它更凉快些。冬日，着衣犹如春秋，惟多了件棉背心。值天雨，便套上重且不透气的胶皮雨披，雨水顺着雨披滴落，雨披因此蒙上了一层亮晶晶的水色。当然，套着它蹬车并不好受。
师傅们腰间皆有一长四寸、宽二寸、厚寸许的牛皮钱夹，其上有铜纽两颗，式样甚是特别。那时自余庆路至北站，车费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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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路口，骤雨过后。（陈平波摄于1983年6月）
向者凡遇暴雨，武康路必成泽国。
淮海、武康路口，摄于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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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拐角，便是武康路。曩岁此间有一排用竹子、油毛毡盖的简易房屋，沪语称“披”（音）。
靠南侧的属荣丰后店。每日天色未曙，店员们便来到“披”中，以备早市。“披”内有两块硕大的砧板（树桩），店员置肉其上，就着昏黄的灯光，或斫或割，不多时，一块大肉即被分解为若干小块。那哇哩哇啦的闲话声、砰砰不已的斩肉声，成了武康路的第一支晨曲。
靠北侧的是一家合作食堂，卖些阳春面、小馄饨、牛鞭汤之类。那时二两面八分钱，一两馄饨一角钱。在北风如刀面如割的时节，来此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绝对是一桩美事。
汽车间里有个粮店。如今，这里还买粮食，只是改成私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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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西侧是一片低矮的老房子，2号处有一家小杂货铺。铺主姓潘，秃头，深目，铁颚，恒于吃饭时来到铺外，瞻东顾西地呼儿：“乌——巴（音）——吃饭啦！”故街坊四邻私下咸谓其“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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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路口是一家自行车修理铺，铺主是位四十多岁的壮硕男子，脑瓜巨大，前额开阔，性情有些暴躁，外号“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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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路与兴国路的拐角上，又是一家杂货铺，铺门口是高高的老式柜台，柜台一侧长年放着一刀刀交错堆迭的卫生纸。
该铺子亦卖啤酒。每至夏日，铺主便在铺前空地上支起一张桌子，摆上几只凳子，见有客落座，即为其斟满一杯泛着泡沫的啤酒，倘客人要下酒菜，则入室，端出早已备下的小菜，无非是些猪头肉、猪耳朵、鸡爪子或花生米等，备极殷勤。那时的人常以喜蛋佐酒，蛋内是已孵化成形而尚未出壳的小鸡，虽已煮熟，犹像是在茹毛饮血。
紧邻它的是一家废品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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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路上店肆林立，自淮海路口一直排列至泰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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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主是位膀大腰圆、浑身水气的汉子，阔大的脸盘上泛着红光，且一直蔓延至颈项，眉毛疏淡，眼皮浮肿，故双目总眯缝着，鼻子肉肉的，嘴角挂着不及刮去的数茎短须，常戴一顶有点勒头、褪了色、又塌了沿儿的工作帽，一干活，身上的肉便微微颤动，令人觉着他这身板不是生就的，而是水浸气蒸所致。
泡水的价码是：一热水瓶一分，一水壶（吊子）两分，一担水三角。
谁家要洗澡，便来此叫水。于是，他挑起两只盛满热水的大木桶，轻轻哼着号子，一步一颤悠地送上门去，进门前，照例裂帛似的一声唤：开水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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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棉花糖。
爆炒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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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十六两秤上的秤星，每一颗代表一颗星宿：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在秤杆上嵌这十六颗星时，颜色须是白或黄色的，意思是做生意要心地敞亮。倘短斤少两，少一两叫“损福”，少二两叫“伤禄”，少三两则叫“折寿”。
正因为有了这些铺子和手艺人，兴国路煞是热闹，小孩们常会呆呆地瞧着他们干活，一瞧便是老半天。
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年出版，赵延年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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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办理，将发票和找头打回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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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除了银行，这些店早已没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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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路、天平路的拐角上是煤球店和邮局。
当年，邮局门侧有个代写书信的摊子，其摊一桌、二凳，桌上立一纸牌，上书“代客书信”四字，另有一小箧，内贮信纸信封若干，桌畔坐一年过半百的老翁，华发盈头，骨骼清瘦，瞧人眼白多眼黑少，似有股峭厉刻薄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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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路、余庆路的拐角上是一家书店。
书店门脸极小，即两扇窗的宽窄。一位老者面窗而坐，跟前平铺着数排小人书，身后是塞得满满的书架。我的一位长辈攒的一套《三国演义》，大多购于此店。而画《三国演义》的，皆为当时一流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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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他是否还藏着这套连环画。
沿天平路走几步，有个补锅的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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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庆路近淮海路处，是派出所。
而想逛大百货店，可去距此不远的徐家汇。
摄于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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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路，摄于上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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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的武康大楼。这男孩儿住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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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贺子珍自泰安路移寓湖南别墅。在沪二十五年间，贺迁居五处，此为末了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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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东梅的舅婆李立英回忆：
“我们和贺子珍在上海住了一段。她一般是闭门不出，自己散散步。人家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人家。我们也不张扬，有时候汽车到我门口停了很多。
“那时候住在泰安路，彭德怀去那里看过她。湖南路只有陈毅去过，别人没去过。彭德怀一进门就询问生活情况，油盐酱醋什么都问。
“老百姓吃什么，贺子珍也吃什么，没有优待。贺子珍也不许向人家要求，从来也不向领导提要求。
“贺敏学是上海的防空司令，贺子珍自己的家不去了，搬到我家来住。我们家热闹，海峰、春生、麓成都到我们这里。我们那里部队的房子很大。
“她那个时候住在四川路，陈毅给她找的。这个房子是陈毅在上海做生意的一个哥哥的房子，蛮大的，在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交界的地方，靠近派出所。派出所很注意贺子珍家的安全。”（见《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孔东梅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毅、邓小平居此时，贺子珍常带孩子来串门。
1961年，贺子珍病势日笃，形销骨立，而泰安路的房子住着贺敏学一家，令其治疗、休养多有不便。李敏只得找毛泽东，还找了汪东兴和柯庆施，柯遂安排贺住进了这里。
然该屋犹属招待所，服务人员来自兴国宾馆，且用餐须收费。贺子珍伙食标准为每日三元，李敏等人则一元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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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与李敏，摄于上世纪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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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影集，摄于1951年。
娘俩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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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贺子珍抵达陕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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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首次人口普查，常熟区为48617户、240033人；徐汇区为23728户、121597人。1956年3月，常熟、徐汇两区合并为徐汇区。日第二次人口普查，区境内总户数为105423户，总人口为521783人。换言之，年，全区增加了33078户、160153人。
于是，武康路也渐渐变得拥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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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房不过十余平方米，得住上一家老小，殊苦窄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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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叫黄贵芝（转业军人，时任长宁区房管局副科长）的居于此。他家有五、六口人，家中放上一床一桌，便没多少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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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各家屋子均向中央扩了一部分，昔日的泊车处遂成了窄窄的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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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大楼的水电工徐小狗（旧时人们认为，给孩子起个贱名容易养活）一家亦居于此。徐那时四十多岁，身躯高大，双目有神，性情温和，常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挎一破旧的帆布工具袋，内置扳手、老虎钳等，楼上楼下地忙碌，十分麻利，只是脑袋老微微摇晃，想不晃都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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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了采光、通风，有关部门在二楼天花板上开了一个大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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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弄外左侧盖起了一座六、七平米的简易小屋，住进了四、五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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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号外左侧空地上也盖起了一座约十五平米砖木结构的平房，住着一家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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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弄内也不乏蜗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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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扇门内的空间仅五、六个平米，但就是这容膝斗室，曾住着一家四口，男主人姓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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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路107号（湖南路20弄2号）。
武康路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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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康路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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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居民们吃完晚饭，常会聚在武康路、淮海路的拐角上纳凉。该处有回风，特别凉快。这景况一直持续到文革后。
曩年武康路有不少绿地，如法租界公董局尝于1917年在五原路武康路分南、北两块开辟巨泼莱斯苗圃2400平方米（1941年关闭）；1927年于武康路湖南路开辟福开森苗圃4400平方米（1941年关闭）；上世纪20年代于武康路辟建街道绿地，比至1956年，武康路202号陈静兴花园（园艺农场）尚余园艺5.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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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武康路202号上海市花木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59年。
1964年，武康路（五原路口）盖起了八栋五层住宅，即106弄。
摄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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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路100弄的住宅楼亦落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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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陈同生寓106弄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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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在锦江川菜馆：曹荻秋（右一）、章蕴（右二）、陈同生（右四）、郑少梅（右五）、张爱萍（右六）、董竹君。
“原来在吴淞炮台湾有家中国公学，分设大学部、中学部，学生有一千多人，当时算是比较有名的学校。1932年‘一·二八’战役中，校舍被日军炮毁。同年秋天在旧法租界萨陂赛路（即现在的淡水路）租了一幢大洋房继续开学。在吴淞时，我本来是该校附中学生，这时当然继续来上学。每天下了课后，我在食堂吃晚饭时，经常看到邻桌那边有个中等身材、穿着比较宽大的深蓝色西服、打着大黑领结、戴着宽边大眼镜的大学部同学，在饭桌边和一些同学们高谈阔论。起初，我没有注意。时间一久，次数一多，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有一次，我走到他的饭桌边去听听，这位同学一看到我来，就拉我坐下，好象他是这里的主人一样。本来，我只是想听听他们到底在议论些什么，然后就回宿舍去看书。他这样一来，我就走不了了，只得挨着他身边坐下来，听着他用纯粹四川口音在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这完全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蒋介石挑起十年内战，借了大量外债，向外国买了大量军火，装备了几十个师来进‘剿’工农红军。这样日本帝国主义才敢趁虚而入……。对于他这一观点，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经他这么一指出，顿时觉得思路一下子被打开了，对当时局势的背景感到清楚了，觉得这位四川同学敢于这样明确地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确了不起，怪不得经常有人喜欢听他‘摆龙门阵’。谈了一会儿，大家散了。这时他又主动地送我回宿舍。在路上，我们互通了姓名。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张翰君。这是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亡国的危险十分尖锐地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我们是跟着蒋介石去当亡国奴，还是挺起胸膛来做一个响当当的中国人，这是当时每个中国人必须考虑的问题。政诒上比较敏感的知识靑年，思想上就更加苦闷彷徨。那时，我们经常吟诵着屈原的名句：‘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下，宣传革命真理的书刊，一概禁止发行。一些进步书刊，也只能比较隐晦地迂回地指出点革命道理。现在这位张翰君同学，既能讲出别人不敢讲的话，又能讲出许多我过去从未听过的大道理，解决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许多问题。就象在大沙漠中，突然看到了绿洲树影。欣慰之情，难以言尽，我们很快地接近了起来，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在中国公学求学时的陈同生。
“这时国际联盟迫于世界舆论的谴责，派了一个以李顿爵士为首的代表团，来调查所谓‘满洲事件’，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这是一个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开脱罪责的十分荒谬的文件。对此，全国舆论哗然。张翰君抓住了这个机会，指责国际联盟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集团，李顿的调査报告是出卖了中国，推动我们出面在学校组织了国际问题研究会，请来了胡愈之、沈志远等同志到学校来作有关时事的报吿，办了《新中国》月刊，又在学校中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团体，既有研究国际问题的，又有研究社会科学的、文学戏剧的，还有同乡会。最后通过我们组织的这些团体联合发起成立了全校学生会。整个学校，搞得热火朝天。我当时已经根本不上课了。因为除了学校的活动外，我们还要参加学校外的许多斗争。不久我们在华龙路找到一间小房子，我和张翰君住在一起，我就随着他一道，开始了我们职业革命家的生活了。我由一个愚昧无知的靑年，参加了革命的组织，开始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开始认识了组织力量的伟大，也才知道张翰君的政治见解、革命道理、组织能力，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什么特殊的聪明才智，而是由于组织的培养锻炼。他在食堂里和大家摆龙门阵，并不是由于他喜欢高谈阔论，而是在向群众做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张翰君和我接近，也并不是什么私人友谊，而是在向我做争取、培养、教育工作。
“我和张翰君是一个支部。白天我们常常是各做各的工作，晚饭我们回到家吃。后来又有两个同支部的同志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为了节约，我们就自己用打汽的煤油炉烧饭。炊事工作多半是他们做，我只是坐享其成。每天晚上，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要到行人稀少的道路上，去写墙头标语。我和张翰君合作得很好。他为人机警灵活，经验多，每次均由他把风。我少年时候练过擘窠大字，所以每次都由我来写。当时标语内容多半是反对蒋介石、要求抗日、保卫苏联这一类内容。也有的时候，出去散发传单，所采取的办法，就比写标语复杂一些，多样一些。有时上到大世界游乐场或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的顶楼，在人们不注意的情况下，向下面马路上撤下去，有时乘末班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有轨电车的拖车，从最后车窗向街心撒去。张翰君十分机警，他能在很复杂的场合，发现密探、特务，几乎是屡试不爽。由于他的原因，所以我们多次转危为安。我要他告诉我怎样才能识别这些特务？他说：这不难。这种坏蛋无论他们如何伪装，总是鬼头鬼脑的。无论在任何公众场合，人们都有正常的明确的目的。如果有人在那里游来荡去，老用探索的眼光在人们身上扫来扫去，这种人不是特务就是小偷。经过他这样的说明，往后我们也逐渐能发现特务了。此外，我们两人，还订了许多暗号，如谁发现有特务，就用右手摸一下耳朵，对方就立即撤退到最近的汽车站或电车站集合，如果在这里发现那个特务在继续盯梢的话，事态就比较严重了，被盯的人就继续摸一下耳朵或擤鼻涕，于是他就要设法把特务引走，相机脱梢。另一人就要回去搞些安全措施。我们住的房间出入处都设了安全信号。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
“当时上海有一家白俄开办的日报，地点就在现在的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这是一家十分反动的报纸，经常刊登一些攻击诬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文章，造谣并向租界反动当局输送情报，出谋划策。这时党在上海发动了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寒衣运动，一方面在新世界连续公演话剧卖票募捐，另一方面动员各校学生到街头募捐。这本来是中国人民无可非议的爱国运动，但是这家白俄报馆，出于它反革命的本性，一再发表文章，对我们神圣的爱国运动进行诽谤，煽动租界当局来禁止这些活动，完全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革命鹰犬。组织上决定给这家报馆以必要的警告，将它捣毁。这次行动是交给我们支部来负责的。规定当天下午六时，各方面参加这一行动的人，都到该报馆门前集合，每人口袋中放一个或两个空酒瓶。在报馆的斜角对门，届时有人打手电筒为号。看到手电筒亮了，各人就将带去的酒瓶向报馆内部掷进去，然后撤退。在这次行动前，我曾参加过两次行动，巳经有点经验了。这天五点多钟的时候，我和张翰君就装着在马路上散步的样子，一边看看商店的橱窗，一边看看来往的行人，慢慢地朝目的地走去。在我们走到当时的国泰戏院时，迎面来了一个人，向我们做了一个眼示，暗示我们要注视前方。张翰君用他的右臂碰了我一下，我朝着前方看去，看到前面路旁已经停了几辆巡捕房捕人的囚车。我们的脚步放慢了。当时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不断观察马路两边发生的变化，不时交换一下眼色。情况已经十分紧迫，我正在等待命令，是继续行动，还是撤退。正在这时，我们看见有几个巡捕，开始在人行道上检查行人了，接着看到我们学校的一个同学被推上了囚车。很明显，行动已经失败了。我们不能继续前进。我们很快地走进一家门口有个乐队在吹吹打打、挂着‘空前大拍卖’红绿广告的商店，无目的地看了一下商品就走了出来，向归途走去。‘一定有叛徒。’张翰君一边走一边轻轻地对我说。我没有回答他。他继续说：‘我们不能回家。我们已经被出卖了。今晚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安身。’长街上的气氛有些紧张了。外国巡捕、中国巡捕一队队出动，警车一辆辆驶过，但是上海人已司空见惯，商店照样熙熙攘攘，酒馆照样灯红酒绿，舞厅照样衣香鬓影……
“上海的冬夜，还是十分寒冷的。我们踏着摇曳不定的灯影，顶着刺骨的寒风，穿过一条马路又一条马路，既是漫无目标又是心中有数地向前走着。无疑义的，在我们的内部是出现了叛徒。但是这个可耻的叛徒，暗藏在哪里，究竟是谁？我们都为这个问题在思索着。对王明路线的这种‘飞行集会’，我们是抱怀疑态度的，但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夜已逐渐深沉了，街上行人已经渐渐少了。我们总不能永远这样走着，我们得找个地方来度过这个江南的寒夜啊。‘我们找小曾去，他那里没有问题的。’张翰君说着又用臂膀碰了我一下。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我们在马路上走路，他每要说什么的时候，总要这么地碰我一下。他说的小曾是我们同学曾一之，他是张翰君的四川同乡，也是一个精灵鬼。对于小曾的具体情况，我虽不清楚，他这样提出来，当然是经过考虑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尽量要使语言精炼。我同意了他的意见，但没有回答他。
“当我们走了几步后，我想到刚刚出了这件事，我们这样晚去找小曾，会不会对他有些影响。我把这个意思告诉张翰君时，他不禁笑了一下（这是在他自以为有把握时，常有的一种神态），轻轻地说：‘没问题，沿路上，我看到了好几个包打听，他们对我们看也不看就过去了。不然抄起靶子来，我们口袋里装了这个，倒要费点口舌。’说着他就拍拍口袋里的酒瓶，‘现在正好，到小曾那里去把它喝掉，驱驱寒气。’一听他这话，我倒有点诧异。我就用手拿了一下口袋中的酒瓶，感到有些晃荡。我随口说道：‘不是空瓶啊！’他又象刚刚那样，自鸣得意地笑了一下：‘不多，小半瓶，够你今晚喝的了。’这个酒瓶是我们出发前，他交给我的。外面卷了一张白纸。我接过来没有细看就塞进口袋里了，现在更感到张翰君考虑问题的仔细周到。瓶子里有点酒，就是抄靶子时被发现了，可以说是喝剰了带回家去的。比起带个空瓶来，就安全多了。小曾住在西门路的一间过街楼上。这个地方我们是熟门熟户的。我们根据暗号敲了门。小曾披了衣服起来，开门让我们进去。这么深夜来找他，小曾当然感到是不寻常的。他把门关上后就问我们：‘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到我这里来？’张翰君把酒瓶往桌上一放说:‘特地请你喝酒！’接着，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两包花生米。我一看更感到他办事真是周到啊！一边喝酒，张翰君一边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了小曾。小曾听了后说：‘问题的确很严重，我们几次行动都没搞起来。’我们又谈到，有的同学被捕了，究竟牵涉到多大，目前还不清楚，今后我们的活动肯定要遇到困难了。小曾把他的小炭盆从桌子下面搬了出来，炭盆中还有点余烬。他把它拨燃，再添了两小块木炭，手里拿了一条鱿鱼干烤了起来。在当时的条件来说，这是最好的下酒佳肴了。我们思想都有些沉重，一向喜欢说说笑笑的张翰君，现在话也不多了。我们两瓶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小曾在地板上铺上了些报纸，将床上的被窝搬下来，铺了起来说：‘睡吧！起早点，看看问题究竟多大？’我们疲乏地躺了下来。张翰君用脚踢了我一下说：‘怎么不念《破阵子》了？’一听就喃喃地念着辛弃疾的那首《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我至今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当时我们大家都喜欢这首词。我常常在入睡前要想到它的。
“第二天一早我仍旧去学校，张翰君找人了解情况去了。我到学校后，陆续知道昨晚一共抓了十多人，我们同学中就有好几个人被捕。张翰君回来带来了更多的消息，说所有被抓去的人都关在嵩山路巡捕房，案情并不严重，被捕的同志家还未被搜查。关在巡捕房，就可以和他们搞合法斗争，我们以学生会的名义去找律师。张翰君和我去了住在西湖坊的潘震亚律师家。那时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是专门做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的。潘震亚律师就是属于我们‘互济会’的。潘震亚同志听了案情详细介绍，说问题不大，看来现在第一步是要争取不让南市警察局引渡，这件案子要办得快，越快越有利。潘震亚告诉我们，他马上去和巡捕房联系，打听到结果再告诉我们。从潘震亚家出来后，张翰君说，我们要赶快搬家。当时上海找房子并不太困难。为这事大约跑了两天的样子，我们在现在巨鹿路大德里弄堂里的最后一排房子中找到一间二楼亭子间，认为比较理想，当时我们就付了定洋。我要同张翰君一起回华龙路把东西搬来，但他不要我去，说他一个人去就够了，反正东西不多，叫一台大板车就解决了。我一定要去，他坚决不答应。他说：‘现在搬家是有危险的，说不定特务已经把我们的房子看起来了。我一个人去，会见机行事的，我估计我能够应付得了的。危险的地方，去的人越少越好。你去巨鹿路等我，如果两个小时内我还不来，你就离开那儿。’说完他就和我分手了。我只得一个人慢慢向巨鹿路走去。我走进大德里那间空荡荡的一无所有的小房间里。想起张翰君把危险的工作独自挑起来，而将安全留给了我，这种高贵的品质使我十分感动。我感到这屋子太冷了，就干脆走到弄堂口伫立着，翘首眺望着陕西南路，我多么希望早一点看到张翰君啊。我当时没有表，也不知等了多少时候，好容易看到一辆大板车从陕西南路拐过来，看到瘦骨嶙岣的张翰君，顶着西风，冒着热汗跟在后面。我兴奋地迎了上去，好象是看到了一位长别多年的战友一样。不久，我们均被学校开除，被捕的同志经过‘互济会’的努力都释放了。
“自这以后，我和张翰君就不在一起工作了，1933年春天，他调到虹口，我就很少和他见面了。秋天我远离了上海，他给了我一个通讯处，要我和他保持通信。1934年秋后，我们的联系中断，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这个时候被捕的。日，爆发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不久就听到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率领代表团到南京和国民政府谈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迫使国民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我党同志。当时我到处打听张翰君的下落，由于白区的党处于秘密状态，彼此知道的情况甚少，始终得不到确实的消息。1937年年底，有一天，我在汉口太和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忽然看见了他，真是巧极了。劫后重逢，那种愉快的情绪是无法形容的。他还和从前一样地面容清癯。他吿诉我，他是由于叛徒告密被捕的，但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无法判刑，首先关在上海公安局，后来关在南京军人监狱，是恩来同志和剑英同志将他们接出来的。他在南京一家报馆工作了两个月，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印着:《金陵日报》总编，陈蓬。我说：‘你又恢复原名了？’因为我知道他原名陈侬非，写文章时用农菲。他笑了一笑说：‘其实我原名就叫张翰君。我从来不知道我姓什么，只知道是一个姓陈的地主，把我买来养大的。’他又告诉我，他是刚从延安来的，今后大概要他搞新闻工作。这正是风雷激荡、民族革命情绪极端高涨的时代。那时的武汉，我们几乎每天都要遇见多少年来失去消息，彼此经常怀念的战友。由于战争的紧张，相见后又很快分别了。我和张翰君就是这样分手了。从此我们又是天南地北，为着一个伟大的共同事业，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
“又是十一年过去了，这是震撼世界的1949年，在上海解放战役后，我就留在上海工作。一天，张翰君忽然闯进我的办公室。这又是一次意外的喜悦。我们高兴得拥抱起来。他说：‘我们又见面了！’我说，这些年我到处打听他，知道他一直在华东工作，并且改名陈同生。他说，这次改名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有一次，他要到另一个地区去工作，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在写介绍信时，写了一个‘陈’字后就写了一个‘同’字，那个同志发现写错了，准备换一张纸重新写过，他就要他不要改，并要他就在‘同’字后面随便加上一个‘生’字。这样就成了陈同生。本来以为这个名字用一次就算了，没想到却成了他的正式姓名了。说完，他不禁哈哈大笑。这充分表现出他的那种洒脱不羁的性格。这次他在我这里住了两个多星期。我们重温往事，对过去了的那些艰难岁月，回忆起来竟那么地令人神往。我们没有为虚度光阴而悔恨。这以后，他调到上海来工作了。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我们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中，见面却不是很频繁的。我们是靑年时代的战友，我们有着共同的记忆。不记得是
1963 年或是 1964 年 5
月的一天，他来到我家，手里提了一大包面条和一网袋新鲜豆苗。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来做一次担担面。’说完，他就自己到厨房里烧水下面。这是多么真挚、多么深厚的友情啊！”（见《戎马书生——陈同生纪念文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
1953年，陈同生赴朝慰问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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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陈同生（左三）、陈望道（左四）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左二）访沪期间的宴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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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倒的红旗》，陈农菲（即陈同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书中记录了陈同生早年的革命经历：
刚吃完早饭，房东叫我接电话，我拿起听筒便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你是老江吗？”“是的！”我马上答应。他继续说，“老唐约你到他家里去吃午饭。”“我一定去，老兄看送点什么礼物去好呢？”“给他家孩子买点好糖果带去罢！”“好吧，再会！”我挂上了听筒。电话里说的这些是事先约好的密语。这些话的真正内容是：领导上要我与老唐碰头，时间是十二时正，地方照上次约好的，要将前天送来的文件装在糖果盒里带去。见了老唐，他交代给我一个紧急任务。明天下午四时到极司菲尔路（现在的万航渡路）XX号去接一个重要关系，一定要我自己去，他告诉了我与来人约好的密语。我说：“既是重要关系，为何要选在越界筑路的地区呢？”前些日子国民党特务化装成绑匪，在那样的地方抓去了我们的同志和几个赤色群众。老唐说：“这是上级的决定，想来他们总有把握，你一定要准时去。不过要注意，不要被人盯梢，暴露了地方。这比不得在公共场所接头，要注意机关的安全。”最后他又叮嘱我，“那个地方很洋气，你最好改变装束，免被人注意。”
改变装束，在过去是很方便。那时我是报纸总编辑，又在学校敎书，毎月收入自己还用不完，中西装春复秋冬的都有。现在则成了一个脱离生产的职业革命家，对外讲我是某报的驻上海的记者、某大学的讲师，那不过为了应付房东而已，按照组织规定不许有任何社会关系。每月十五元钱的津贴，房租去了一半，还有一半，吃饭、坐电车还不够。起先无钱用便卖家具，后来又当衣服，现在已将可以变钱的东西，都当卖完了，只剩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一把椅子、盥洗用具和身上穿的衣服。现在要改变装束，真不容易了。但总得想办法。夜里先找到当编辑的老邓借了一套秋季西装，又找到当教师的老丁借了一顶灰色礼帽，早上省下吃豆浆的钱擦了皮鞋。午饭只吃了一碗阳春面，翻阅着书报过了两个多小时，便装得很悠闲的样子，沿着树木葱茏的海格路（现在的华山路）向忆定盘路（现在的江苏路）走去。
我知道接头的地方在兆丰花园（现中山公园）附近，心里忽然紧张起来，想到半年前的事：也是老唐约我到兆丰花园音乐厅附近碰头，我一进门，发现了一个两只耳朵竖起、十足的一副兎子面孔的人盯着我，我朝东走，装着上假山背后的厕所的样子；他跟来了。我进厕所，他不来；我出了厕所往茶座去，他又跟来了。我肯定，此人是个跟梢特务。绕来绕去不能脱梢。忽听到喇叭声，一队外国兵由东向西走过来，我心里想：得救了。他们快步通过十字路口。特务离我至少有五十步。我急急地不前不后穿过十字路口，过了小门向北走去，那个盯梢的小兎子型的瘪三，被外国兵隔断了，我便从公园后门溜走了。一九三二年春到上海两年多当中，遇到的危险不少，总能化险为夷，准备好的口供从未用过，想来颇为得意。
走到了中西女塾门口，遇一个卖报的的老头子，他正在叫：“买晚报，卖大晚报。”我买了一份“大晚报”，利用付钱时向四面观察一下，除了几个女学生在树下开玩笑，只有一个淸道夫在扫落叶，未发现一个可疑人物。我继续前行，到极司菲尔路，我看时间还早几分钟,
便放慢了脚步，装成附近居民在散步的样子，嘴里低声地吹着口哨，手拿着报纸，轻轻地打着拍子。除了过去三四辆家庭包车，马路上非常静寂。
看门牌我发现我的目的地是一座很精致的红瓦白墙的小洋房，矮矮的围墙后面露出几株老树；浅蓝色的窗棂，垂着深咖啡色的帘幕；窗台上有一瓶盛开的玫瑰花，这是规定的暗号。我正在想，大约是一位才回国的同志，也许是一位外国同志的住宅，无怪老唐再三叮嘱，要我改变装束。
正当我举手要按电铃，忽听背后大叫一声：“举起手来！”
我回头一看，一个戴黑礼帽的矮胖子正用手抢对准我；这个举动虽说有点使我吃惊，但并非完全意外，更非毫无办法。我有意装糊涂地说：“朋友！你大约看错了人吧，我与你素不相识，我又不是什么财主大亨，何必这样咧！”“走！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往哪里？”我问。“向北走。”他说，“到中国地界。”“我们无冤无仇，何必这样！有什么事总好商量，你要我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请讲明白好吗？”“要商量到大老板那里去商量！”这时他的手放下来，似乎认为我是一个好对付的人，像猎人抓住一只很驯良的野兽那样。我在转弯时有意向西走。他说：“还要向北。”我说：“不是到中国地界吗？”他说：“北面也是中国地界。”
我看清楚他把手枪已经笼进袖子里，趁此机会便向他的右手狠狠地踢了一脚。手枪落地，我去抢手枪，被他一脚将手枪踢了几尺远，我折身向南跑。他大叫：“抓土匪！抓土匪！”一个同样戴着黑礼帽的高个子迎面赶过来，叫道：“不要动！”他拿手枪对着我。我正想回头，侧面又来了一个人，一手抓住我的衣领，那人也是戴黑礼帽的。马路上，一个租界巡捕过来了，他们拿出“派司”给他看过，他便走开了。被我踢了一脚的矮胖子赶来了，从身上拿出一副手铐给我戴上，狠狠地在我背上打了几拳，骂道：“看来斯斯文文的，倒还有两手，现在看你还有什么本领？”现在是两个人楸着我一个，矮胖子在背后跟着，到了一个小小的警察局，便将我带上汽车。他们都拿出手枪对着我。汽车从静安寺路（现在的南京西路）转到爱多亚路（现在的延安中路、延安东路），到了南市大东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那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黄昏时，看守开了铁门叫道：“江中―！提堂。”我随着他又到了“特务股”。郑胖子坐在餐桌的北头，左右站着几个背短枪的。他脸孔板得铁青，望我一眼说：“你的好日子到了，在这上面打个指纹吧！”我看到一份判决书，大意是说：江中一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进行暴乱……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第六条、第十条、刑法第四十二条……又是多少条，处以死刑，应即执行。我看后，不打指纹，说：“未经法庭审判，我不服！”“那末你到警备司令部去辩好了！”
郑胖子大声地说：“不转变是死路一条！”“你连自己的事也管不了，还能给别人什么活路！”郑胖子站起来，叫一声：“拖出去！”拖下楼，出了公安局大厅，上了汽车。一身被他们用五花大绑捆得紧紧的。我真想看看龙华古塔，我的妻是五年前在那里就义的，现在我跟来了。我想到所谓死的“痛苦”，不论是刀砍、枪毙，也不过一两分钟的事，比起四个月来的刑讯要轻微得多。这时在我的脑海里，一时看到母亲含泪的眼睛，一时看到祖母头上的白发，一时看到死去与活着的战友们肃穆的面容，一时看到自己已身首异处……突然车一停，被他们拖出来，在一个空洞的大厅里，高台子后面坐着一个官儿：“带上来！”接着他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做什么的？”我照例答复了。他接着说：“江中一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军法会审，不许上诉。”他问我，“有什么话要说吗？要写家信吗？”我想了一想，我的口供是假造的，写信给家庭、朋友不但没有好处，反会给敌人找到些线索。我摇了摇头。本想骂他们几句，想到骂这些早已没有人性的、大刽子手手下的小奴才，也算不得英雄。我沉默了。那个官儿又问：“时间到了，如果你没有话说，我们要执刑了！”
我说：“对你们我实在没有话说，因为你们早已听不进，听不懂人的话了！”那个官儿，将桌子一拍：“赏他一碗酒饭，拖出去！”我一看，有六七个人与我一样被捆着。有的在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在喊“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也有的直叫“冤枉！”我陷在沉思中却忘了叫喊，又被他们拖上了卡车。想到我这一生实在太短促，二十八岁中只有十年过着革命生活。我们的革命事业还未完成啊！人难免一死，死得其时，死得其所，多不容易。我想到我的同学徐彦刚说过：“古人讲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看与其死在病床，不如死在战场上。”我今天却死在刑场上。我想到先我而死的烈士对我的鼓励。我也想到后我而死的同志对我抱的希望。我想到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居然能与英雄们一道为真理而死，我从心里笑了。
在一片荒地里，我们被拖出车来。枪声响了。这是我一生的最后时刻。除了天空有几颗星星，我什么也未见着。他们将我推在地上，脑后飞过子弹，我一点也感不到痛苦，一点也未失去知觉。倒在地上，有一种侥幸的活下去的感觉。不过一分钟，我又被他们拖上车。仍送回公安局看守所，住在―个单身号子里。
老看守来了：“昨晚受惊了！这叫做陪杀场。因为你没有口供，他们交不了账。好在你什么都未说，也未喊口号，这样一来，他们法宝用完了，恐怕真要送你到军法处去，说不定会解往南京。只要离开特务股，便不会受刑了……”不久，老看守又来了，给我一包糖果说：“这是赵大姐送给你的，听说你今晚要解走了。恐怕一道不止你一个人。我不送你了。记者先生：好好保重！”“老大爷，谢谢你。我是新闻记者，看见的人不少，想不到在这个黑圈子里还有你大爷这样的好人，愿你健康长寿！我们这些受难的人永远记得你的。”我写了一个小条子，请他带给赵大姐，向她告辞。纸头有余，写了一首小诗在最后：君在铁栏外，我在铁栏内。他日重见时，天下铁栏碎！夜十时前后，铁门打开了。难友们都跑到铁栏杆前，挥手向我送别。
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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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同生于1955年6月调上海第一医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迄1963年调任上市委统战部长，犹兼任一医院长。
陈同生为一医师生作报告，动辄便是三四个小时，踔厉骏发，烂然明析，闻者人人感励，了无倦惫，更别说打盹了。
陈同生在一医讲话，摄于1955年。
在一医，陈同生始终以为：“轻视或忽视现有高级知识分子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学校党委要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做好工作，使一切在政治上、业务上可以信任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能感受到党对他们的信任、支持和尊重，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翁。”陈常告诫干部：“知识分子是学校的主体，办学校离不开知识分子，没有教师，学校就办不成”，“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如果没有知识，没有科学，我们的国家就上不去”。
据说，颜福庆在一次公开发言时，误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民国”。有人认为这是立场问题、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必须追究。陈同生当即向众人解释：“颜老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他是爱国的。他在旧社会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如果没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执著的事业精神，是办不成的。人总有童年、青年和老年的时候，老年人说错几句话是难免的。他这么大年纪还在努力工作，这就是热爱社会主义。”
陈同生与颜福庆，摄于1957年。
反右时，陈同生不怕被视作“右倾”，力保了一批一医的知名学者。其女张浩青（陈淮淮）回忆：
“我记得有一天父亲在电话中对市委的领导（不知是哪一位）说：‘颜福庆不能当右派，他是上海医务界一面旗帜，也是上海知识界的代表，连这样的人都团结不了，我这个院长就不要当了。’那天争得很激烈，他放下电话后，气还没有消。我问他：‘谁是颜福庆？’他说：‘颜福庆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他教育学生要用学到的知识去治病救人，而不是去赚钱。他培养的学生很多都是专家，不仅医术高而且医德好。我们的工作不是没有缺点，人家提意见，是为了改进工作，哪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还说过：‘抓右派有指标，百分之一、二、三。我这个医学院有一万多师生员工，按这个比例最少也有一百个右派。过去，我们要是有七八个地下党员在一所学校里面搞学生运动，就可以把整个学校翻过来。现在医学院要是有了一百个反革命，我们还能上课吗？’父亲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被打成了右派，但是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改变，仍然是朋友。不管他们的处境如何，我们家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反右’以后，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其实，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样搞运动也是有看法的，对于被打成‘右派’的老朋友，他们内心是想照顾的，只是鞭长莫及。记得有一次张爱萍到上海来，要父亲帮他找一个被打成‘右派’的老朋友彭丰根医生，说要请他吃饭。他对上海把彭医生打成右派，非常生气。父亲考虑到他是副总参谋长，这样做不合时宜，就说：‘还是我来请吧，你作陪好了。’
“彭医生曾经在敌人眼皮下，掩护过我们的地下党员，也救过张爱萍。1930年，张爱萍在战斗中负伤，到上海去治疗。在敌人追查得很紧的情况下，彭医生把张爱萍藏在医院里，并请医院的院长（他的朋友）格外关照。张爱萍一直怀念着这位正直的医生。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周总理还特别关照父亲照顾一个叫韩文信的牙科医生。事情是这样的，抗战时期，周总理在重庆，韩大夫曾自愿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当保健医生，他不但冒了很大的危险，而且分文不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人。韩大夫的耿直是有名的，在反动统治阶级权势冲天的重庆，他对蒋介石、宋子文一概不买账。总理告诉父亲，老人家脾气不太好，但确实是个好人。在‘反右’中韩大夫被打成了‘右派’，后来一些干部对他不尊重，老人家干脆不理他们；儿女们劝他别这样，他一生气，让他们都不用回家了。父亲去看韩大夫，开始他也很冷淡，但后来渐渐成了朋友。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到韩大夫家里去，一出了电梯的门我就去按电铃。父亲让我别按，把我带到了后门。那里还有一个电铃，是韩大夫给朋友们用的，只要按那个铃，他准来开门。前门的铃响，他就是在家也不一定开。
“后来，韩大夫和他的几个朋友请父亲吃饭，父亲带着我去了。他们和父亲有说有笑，毫无顾忌。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都是名医，而且非常体贴病人。他们从不反对共产党，还一直帮助我们，营救我们。解放后，我们要是连这些人都团结不好，还怎么领导全国人民一起搞建设？’”（见《赤诚待人的陈同生》，文学会馆网）
在嗣后的一次为被错误批判的知识分子甄别大会上，陈同生道：“知识分子犯法，有了罪，可以判刑，但不能侮辱他们的人格，中国有句古话‘士可杀不可辱’啊！”
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和学习的一医同学与陈同生、黄家驷院长合影。（该照源自复旦大学校友网）
巴金赞曰：“他有一颗火热的心，你同他接近，他恨不得把心掏给你，用他的火点燃你的热情；他身上好象有一种吸力，把许多人吸引到他的身边，同他在一起人感觉到轻松、自如；他坦白、真诚、喜欢敞开胸怀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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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同生（左一）、巴金、张逸诚（左三）、萧珊合影。（该照源自上海政协网）&&&&&&&&&&
日、21日，团市委召开上海市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石西民、刘述周，书记处候补书记王一平、张春桥，副市长宋日昌等于21日晚和会议代表见面。石西民在20日的大会报告中号召：上海一切有条件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要学习先行者的榜样，树立雄心壮志，以四海为家，踊跃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5月17日，上海一万多人集会欢送参加新疆建设的知识青年。
是年，孟君谋、吴茵的女儿孟树英远赴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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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树英的同学王士逸道：
“20世纪60年代对九零后的年轻人来说是个遥远而陌生的时代，但是对我们这帮花甲之年的老人来说那可是难以忘怀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全国曾经有过一千八百万的知青怀着激情和梦想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新疆，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上海当时也有十万上海青年，第一次走出家门，就来到万里之外的天山南北，来到陌生而神秘的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王震将军亲自来上海做报告讲新疆的远景规划，讲新疆的生活，说新疆是个好地方，那边的牛奶吃不完，那边的葡萄怎么好，你们这些人去了以后，就是建设兵团的骨干分子，靠你们把那里建设好。宣传中新疆的葡萄、牛奶、天山、草原，骏马等等吸引了大批的上海青年。
“1964年初中刚毕业，孟蓓蓓受到当时大张旗鼓的宣传——‘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影响，加上有‘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就是解放军，可以穿军装’的单纯想法，放弃了优裕的家庭生活和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就学机会，主动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孟蓓蓓从十六岁的豆蔻年华变身为新疆建设兵团战士孟树英，于日奔赴边疆。
“在即将离开上海时，怀着美好愿望和激动心情的孟树英，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没想到，在火车站，老师将团徽发给了同去新疆的许多同学，而她虽然已经通过班级团组织的批准，但是最终（因为母亲是右派）却被挡在了共青团的门外。当时孟树英百感交集，欲哭无泪，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明白了母亲是右派的事将成为她今后生活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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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树英被分到新疆农一师的胜利八场，当过连队农工和文艺班战士、团部卫生队护士等。
“当年奔赴边疆的上海青年，是曾经是知青的前卫，60年代初期就大批支援农村边疆，但是文革结束后，当人们提起的上山下乡、知青时，却忽视了他们这个群体，最终他们不屈不挠的争取下，终于成为知青返城上海的殿后。孟树英于1982年回到上海（因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落实政策），顶替父亲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医务室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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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孟树英一家与母亲合影。
“岁月沧桑，如今孟树英谈及当年弃学赴疆，没有后悔、没有怨言，甚至对新疆的冰天雪地、大白菜窝窝头的讲述都是那么轻松淡定，时不时地流露出对当时的工作和生活割舍不去的那份感情，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勇敢很坚强的女性。”（上述有关孟树英的文字、照片均源自百度世界小学61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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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金章和住进了武康路216弄3号外祖父的家。
&&& 金章和道：
“1965年春节前后，政治气氛较为宽松，我向母亲坦白了长期与外祖父通信的秘密，告诉父母自己多年来受益极大，希望能到上海小住一段时间，一来可以探望年迈的外祖父，二来可以多学一些知识，母亲居然同意了。此时的外祖父已迁入武康路的一间约二十平米的向阳房间，在这里他完成了《李白集校注》和《刘禹锡集笺证》两部大部头作品。在这里，外祖父为我讲解了《昭明文选》及《汉书》，指导我阅读《资治通鉴》，为我补了国内各大学不开的一些课程，介绍了二次大战后在西方流行的战争恐怖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情况。冬春时节的上海是很冷的，夜晚更是，我们在各自的小床上拥衾而坐，他讲，我听。有一次我竟吓得不敢独自一人上厕所，要他在厕所门外陪我。这期间他还着意地指导我写作，使我的写作水平有明显提高。
“60年代初，香港的《大公报》为适应香港高中毕业生会考需要，开辟‘文采’专栏，专门介绍中国古代文史知识，解答疑难问题，外祖父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一度尿血，后来被确诊为肾癌，做肾切除手术。这期间我多次为他选题，撰稿，经他修改后寄往香港，文风竟与他相仿。这些文章虽然都以他的名义发表，但我内心却充满喜悦。
“在上海小住期间，我直言不讳地问起外祖父的个人历史，他也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一切。他还以极其严肃的神情告诉我，由于职务的原因，他目睹了‘三·一八’惨案的全部过程，而且是站在最有利的位置看得最清楚的人。他十分认真地说，后来一些作家、名人都提到这件惨案，但没有一人是亲历者或目击者。外祖父在讲述这一切时非常平静，他说他既不愿意将有关情况形诸笔墨，更不愿意披露于报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年8月28日去世。痛哉！1965年一别，竟为永诀”（见其所撰《记我与外祖父》，载于《温故》第四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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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淮二小学迁往武康路280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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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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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暑假，学校组织学生到新校打扫教室。较之旧校，新教室敞亮多了，讲台、课桌椅亦换成了新的，黑板则为墨绿色的磨砂玻璃，令学生倍感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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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上海市委写作班移就武康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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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主管文教的书记石西民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写作班由张春桥主管，班子大本营自丁香花园迁至武康路18号，继迁至2号，徐景贤任支部书记。
丁香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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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徐景贤（后排右四）与老写作班子在南昌路47号科学会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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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中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越南。前排中为胡志明，后排左三为徐景贤。
写作班成员陈冀德回忆：
“武康路2号，是一幢前后都带有院子的大洋楼。刚从18号搬过去时，偌大的房子，依然只有文艺组几个人。后来，络络（陆陆）续续的历史、哲学、自然辩证法等写作小组都来了。”
“当时，武康路2号内，除了底层有一间是文艺组的办公室，一间是徐景贤的办公室外，其余部分及二层、三层都是空着的。文艺组只有我、吴立昌、吴圣昔、刘景清等几个人。徐景贤是写作班支部书记，每天也只是来转一转。这段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大批判任务。我是最闲的。除了读一些书，就是整理一些资料。管理一些资料。”
“1965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市郊横沙岛参加四清工作的历史组的朱永嘉他们几个，突然来到武康路2号。直奔二楼。隨即，徐景贤告诫在底楼办公的文艺组的人，不要上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去串门。不要过问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这是纪律。我心里不以为然。到写作班来，不就是写文章吗？何必弄得神神秘秘的。后来才知道，把他们调回来，是专为姚文元写的那篇文章做资料工作的。要保密的，是姚文元正在写着的那篇文章。”（见其著《生逢其时》，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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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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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冀德道：
“那时，我和文艺组的吴立昌、吴圣昔三人，都住在二楼走廊一头，我们称之谓老虎尾巴的小楼里。这小楼，原是专门为房主人的佣工们建造的。几个平米一小间，只能放一床、一椅。后来我住的那间算是最大，也只能再放上一张小写字台和一个小的竹头书架。之所以叫它老虎尾巴，是因为这小楼与主楼是连体的。小楼与主楼共用一部扶梯。我要回宿舍取东西或睡觉，必定要经过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门口。
“有趣的是，每当上楼的脚步声响起，接着，便可听到二楼历史组关门的声音。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正集中注意力在阅读或讨论。直到我快走到门口，才始发觉。他们之中，必然有一个人慌慌张张的把门在我面前呯然关上。生怕我越雷池一步。
“他们表现出来的紧张，我觉得不可思议。
“问题是，外人可以不进去，但他们不能不出来呀！吃、喝、拉、撒、睡，都得走出这间办公室。
武康路2号是不开伙的。一日三餐，都是余庆路康办机关食堂派人送来。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冲着历史组的几个人说，以后是不是把饭给他们送上去？这样，他们就用不着离开办公室了。会更保险、更安全些。其它三个人都不睬我。只有朱永嘉，不知是明知我不怀好意而表现出来的宽容大度，还是真不知我在损他。一团和气的说道，不必了，不必了。我们也要活动活动的呀。
“朱永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大肚能容的人。
“历史组的秘密，随着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终于揭晓。但我依然不知轻重。心想，折腾了半天，还不就是一篇文章吗？”
（出处同上）
于是，武康路2号就成了文革舆论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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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自述：
“1965年初，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了姚文元，下达了撰写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江青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们市委写作班来。当时写作班已经搬到武康路2号，张春桥亲自向我们宣布了保密纪律，由朱永嘉任组长的‘罗思鼎’小组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收集、整理明史资料。
“早在1954年，我在讨论个人文学创作的座谈会上就结识了姚文元。此后，我们之间有着较多的交往，所以对于他的来到写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替他在武康路2号的二楼辟了一间专门的写作室。
“《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写了八个月，写到第十稿，由毛泽东亲自审定，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题，于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解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由此也立了功，后来受到过江青的公开表扬。”（见其著《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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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徐汇区委传达学习《五·一六通知》；6月11日，区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先后派工作组进驻部分文艺单位及中学；8月23日，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9月29日，区属各中学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并在卢湾体育馆召开“红卫兵西南地区总部”成立大会；10月23日，区委传达贯彻市委《关于大中学校党组织基本停止活动的通知》。
毫无疑问，此时的武康路，自然不会“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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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徐景贤一直亢奋不已：
“1966年，张春桥、姚文元先后被调去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组员。上海市委任命我和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替市委到处‘救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我不想再为市委效劳了。1966年11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去‘摸气候’，张春桥和姚文元接见了他，要他带口信给我，告诉我上海市委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我带领市委写作班的成员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过了几天，姚文元又和我通电话，问我‘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意思很清楚：张、姚让我放下工作上‘前线’，是要我和上海市委划清界线，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住在西郊，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主持日常工作，苦于应付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炮轰’，他要我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众作的‘检查’，还让我列席市委常委会，使我了解了许多内情。于是，我在12月18日的市委写作班造反大会上当众作了揭发，并勒令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和市委常委常溪萍等人到会听取批判。我们的口号是：‘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我们的行动，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那年冬天，我甚至连自己的三十三岁生日都忘记得一干二净。每天每日，我骑着自行车，以市委联络站负责人的名义，往来奔忙于上海各个造反大会的会场之间。每到一处地方，我就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然后匆忙地赶往下一站。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火热的冬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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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道：
“日那天下午，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员们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2号的草坪上，商量着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忽然，文学组的一个青年从楼里奔出来叫我：‘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夹杂着上海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话：
“‘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哦，原来是文元，自从他调到北京去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员以后，几个月来，总是我有事打电话找他，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特别是在市委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前后，我频频向北京打电话，寻求他和张春桥的支持，很想倾听他的意见。但是，电话相当难打，连通过红色保密机也难以找到他，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当时，我心里曾经多次嘀咕：‘老朋友也搭起架子来了！’今天，他忽然主动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真使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
“‘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
“我放下电话，兴奋万状，奔到写作班的草坪上，逢人便说：‘刚才文元同志来电话了！文元同志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我想：我宣布造反的时候，虽然有张春桥和姚文元做后盾，但心里还是不很踏实的，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还怕什么？！
“晚上，在武康路2号写作班二楼的玻璃棚阳台上，由我主持开了一个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会上先由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紧接着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人员纷纷争着发言，有的噙着眼泪，有的庄严宣誓，大家的神情异常忠诚、肃穆。
“在讨论中，我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
“胖墩墩的朱永嘉说：‘我们市委联络站比其他造反组织条件优越得多，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开大会批市委。’
“从复旦大学哲学系调到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来的郭仁杰，操着山东口音说：‘毛主席不是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吗？我们把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翻出来，把有关内容摘录下来，作为批判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炮弹。’
“我觉得这些主意不错，表态说：‘可以，由我写条子给市委书记马天水批，过几天组织几个党员进市委档案室查档案。这次批判市委的大会要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口径，由我们负责写出发言稿，大会要和‘工总司’、‘农司（筹）’、‘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等组织联合召开，声势要大一点。大会由党校来的程绮华负责筹备，筹备处就设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
“一切商量定当以后，夜已深了，我们对着毛主席的画像，轻声唱起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支歌。我边唱歌，边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动得颤抖起来：这场全国全面内战的结果是什么，我还不能预计。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将成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内战当中，我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唱着、唱着，我蓦然想起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在我造反以后送给我的一副对联：
“革命方觉北京近，
“造反才知主席亲。
“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亲’字，我把这个‘亲’字真正地溶入到这首歌曲里去了。
“我们唱得很轻、很轻，歌声只在室内回荡，因为就在市委写作班隔壁的一幢楼里，还住着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部长。时过中夜，他们家里黑洞洞的，人们早巳进入了梦乡。我们不想惊动他们。当然，在沉睡中的他们，也万万不会想到：就从近在咫尺的市委写作班里，一场席卷全国的1967年1月夺权风暴，即将猛烈地刮起来了！”（见其著《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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