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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爱国主旋律 玉溪打造聂耳文化品牌
08:52:50 星期二 &来源：云南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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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以来，玉溪市高度重视弘扬聂耳精神，先后修缮聂耳故居、成立云南聂耳音乐基金会、设立聂耳纪念日、建设聂耳文化广场景区、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等，大力打造聂耳品牌。去年年底，聂耳文化广场景区被授予了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称号，并还将进一步申报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举办首届中国聂耳音乐（合唱）周
2009年6月，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向祖国汇报系列文艺活动之一，首届中国聂耳音乐（合唱）周开幕式晚会《前进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盛赞开幕式晚会策划好、主题好、表现方式好，鼓舞人心，充满前进的力量。首届中国聂耳音乐（合唱）周，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新平台。同时也是玉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有成效的一次全国性、国际性大型文化活动，在全国范围拉开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的序幕。
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009年7月到10月，各类群众性文艺团体，紧扣“弘扬聂耳精神，唱响爱国歌曲”的主题，以传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0部委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和聂耳作品、《聂耳歌曲集》为主要内容基础，通过举办歌曲展演活动、专题歌咏比赛、爱国歌曲赛歌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在校学生学唱传唱爱国歌曲，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聂耳文化广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随着一系列重大文艺活动的成功举办，使聂耳文化广场成为玉溪市民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聂耳文化广场形成了“一湖、两环、一桥、四区”的景区格局，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的功能日臻完善、作用日益凸显。为进一步挖掘、培育、传承聂耳文化品牌丰厚的思想内涵、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经玉溪市委、市政府积极筹备，聂耳文化广场景区被授予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日起，每月1日、11日、21日以及重大活动、重要节日，聂耳文化广场景区都将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记者 晋娜 实习生 连惠玲(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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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聂耳　
顺着云南省玉溪市北门街走到尽头，便是“聂耳故居”。 这是一幢土木结构两层楼房。房子虽年代已久，但房檐上仍依稀可辨书卷、香炉、福字等浮雕，可见当时建房主人的家境和心态。 距这里不远，当地筹款建造了聂耳公园。园中，一座高 2.4 米正作指挥状的聂耳青铜像，使人们仿佛又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旋律??一、穷人的孩子要成才　　1909 年的一天，省城昆明甬道街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成春堂”的中药铺， 这是由刚刚携全家自玉溪迁来昆明的中医大夫聂鸿仪先生经营的。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春节前夕（1912 年 2 月 15 日），聂家喜添一 子。父亲聂鸿仪给孩子取乳名为“嘉祥”，学名“聂守信”，字“子义”。 他就是未来的人民音乐家——聂耳。“聂耳”这个名字是他日后到了上海“明 月歌舞剧社”自己取的。　　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边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全家人都十分宠爱 他。他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记忆力特别强，3 岁的时候就能识字 300 多个， 到了 4 岁，就认识 500 多个汉字了。母亲教他唱的民歌小调，他学几遍就会 唱，大人讲给他听的故事，他也很快能够复述出来。最招人喜欢的，还是他 的模仿能力。他经常学鸡、狗、小鸟等小动物的叫声，听到他觉得有意思的 方言，便能一点不走样地学出来。有一次，他独自在屋里扭来扭去，哥哥问 他在做什么，年幼的聂耳边扭边说：“我在学刚才来我们家的那个女人走路。” 一看他那姿态，果然惟妙惟肖，把大家都逗得笑出了眼泪。由于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聂耳从小就养成了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思想品德。如爱整洁、讲卫生；与人和蔼相处；勤于跟大人一同做事。 他从记事起，就牢记父母的教导，如“人穷志不穷”、“只要肯努力，穷人 家的孩子也会成器”。有一年的春节，邻居有钱人家的孩子都穿红戴绿一身 新衣服，聂耳依然是一身旧衣服，有个阔少鄙夷地骂聂耳是“叫花子”，聂 耳被这突如其来的侮辱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从此，他坚决不和有钱人家的 孩子接触。在今后他所创作的许多歌曲中，几乎处处都留下了这种爱憎分明 的阶级感情的烙印。1916 年秋天，聂鸿仪患了当时无法治愈的肺结核病，过早地离开了人间。那时，聂耳才只有 4 岁。 父亲死后，全家面临着忍饥挨饿的严酷现实。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一位刚强能干、温良贤惠的傣族妇女。她自幼没 能入学读书，靠勤奋自学识了许多字，读了《百家姓》、《三字经》等几本 书。结婚后，在聂鸿仪的帮助下，她学文化，并逐步掌握了中医中药理论和 医术。丈夫死后，她不仅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而且承担了教育子女 的全部责任。经过鉴定医生的官方考试，她取得了行医的资格。每天，她一 个人又看病又配药，依靠有限的诊药费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足部分，她 就用晚上替人家洗衣服和做针线活来弥补。　　聂耳最初的启蒙教师是母亲，在母亲的耐心教育和严厉督促下，他 5 岁 时就能认 1000 多个汉字了，而且对每个字都进行认认真真的“描红”。母亲 总是用“头悬梁，锥刺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寸光阴一 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民间谚语和警句教育孩子们，要求他们勤奋上进，　　不允许他们沾染半点不好的习气。 母亲还经常给孩子们唱娓娓动听的花灯调、洋琴调，把许多民间传说故事唱给孩子们听，使他们自幼在心灵深处种下了喜爱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艺 术的种子。　　1918 年，聂耳 6 岁了，他向母亲提出了要念书的请求，尽管家里经济不 宽裕，母亲还是满足了儿子的愿望。　　当时的昆明师范附小，要求学生一律穿蓝色制服，戴蓝色大檐帽，上边 佩一枚铜制鸡心形帽徽。为了缴制服费和学杂费，母亲只好忍痛典当了父亲 留下的唯一的“财产”——八音钟。　　初小一年级的课程是国文、算术、修身（相当于现在的思想品德课）、 体育、手工、图画和唱歌。聂耳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读书很用功。有一天 下大雪，很冷，母亲说这样的天气就不要去上学了。她一是怕聂耳衣服单薄 会冻病了，二是觉得这样的寒冷天里是不会有人去上课的，老师也不一定会 来。聂耳却仍然按时来到学校。班里只来了三、四个同学，他们的杨实之老 师不但照常给他们上课，还赞扬他们不怕苦勤奋读书的精神。凭着这股精神， 期末各科考试，聂耳都名列第一。　　一天，聂耳见母亲在一边暗自流泪，才知道家里欠了房主几个月的房租， 就要被房主撵（ni3n）出去了。聂耳和两个哥哥商量，决定背着母亲到外边 去干点临时工，挣些钱以解家中燃眉之急。当时，两个哥哥的年龄分别为 13 岁和 10 岁，聂耳只有 7 岁。他们手牵手沿着昆明的街道从南走到北，从东找到西，几乎所见到的百货商店、酒馆茶楼、杂货铺子都问遍了，可由于年龄小，没有一家肯用他们。 最后，兄弟 3 人满怀沮丧，饥肠辘辘地拖着沉重的双脚回到家里。1922 年，聂耳从昆明师范附小初小毕业了，他本以为自己学习成绩优异，准能升入本校高小。但校方却宣布：凡已参加“童子军”的，可直接升 入本校高小，未参加“童子军”的，一律转到私立求实小学高小就读。“童子军”是国民党时代在小学实行的军训化组织。聂耳由于家境贫寒无力购置童子军服等衣物，因而没有参加这个组织。虽经聂耳再三力争，却 最终未能留在昆师附小。私立求实小学，是由昆明市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苏鸿纲先生筹资创办的。由于没有校舍，只好借用位于市中心的孔庙（今天的文庙）上课。在开学典 礼上，聂耳聆听了校长的讲话，得知求实小学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兴办 起来的，心中感动不已。这一年，聂耳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并任本 班的班长。　　不久，孔庙要修缮，有关方面让求实小学暂时迁出，待完工后再行迁回。 然而他们却自食其言，事后拒绝学校迁回。学校因而面临被迫停办的命运。 聂耳作为大家推选的学生代表，与苏校长一道到孔庙当局那里去进行说理斗 争，又到教育主管部门请愿，均遭无理回绝。在聂耳等学生积极分子的组织 下，学校成立了宣传队，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演讲，呼吁各界人士给予同情 和声援。经过几天的斗争，果然得到各校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最终取 得了胜利。求实小学的全体师生重新得到了他们的校舍。　　为了表彰聂耳发奋学习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学校特颁发给他一张“第一 号褒状”的奖状，以资鼓励。到了 1955 年，原求实小学校长苏鸿纲先生还在《云南日报》上追述道：“聂耳同志小时候就具有正义感和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 聂耳自幼喜爱云南丰富优美的民歌、花灯、滇剧、洞经调等民族民间音乐。“当一个音乐家”，是聂耳少年时代美好的梦想。 由于生活所迫，聂耳的母亲带着孩子们几次搬家。他们在端仕街居住时，不远处有一家小木器店，店主是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闲来喜欢吹吹笛子。 聂耳被邱师傅的笛声吸引，听得十分入神。终于有一天，他向邱师傅学会了 吹笛子。　　而后，他又向一位小学老师学会了拉二胡。后来，他又先后学会了弹弄 三弦和月琴。　　1924 年 11 月 1 日，学校正式成立了“私立求实小学校学生音乐团”， 聂耳和两个哥哥都是这个乐团的成员，同学们一致推举聂耳担任音乐团的指 挥。　　然而，到了高小二年级，聂耳再次面临着失学的威胁。由于家中经济实 在困难，学校同意将聂耳的学杂费减免一半。这在当时的私立小学里，已是 十分难得了。但另一半费用上哪儿去弄呢？母亲终于咬咬牙，卖掉了被典当 又曾被赎回的那只八音钟。　　失去了心爱的八音钟，全家人都难过得哭了。从此，聂耳变得更加懂事， 也更体贴母亲了。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从未买过一本教科书，都是借同 学的书来一本本地抄写，抄得十分认真、工整。他一点也不觉得这样做有多 么辛苦，反而为能够省下买课本的钱而感到欣慰。他认为这样整本地抄书， 可以熟悉课文，巩固记忆，对学习更有利。就这样，聂耳使用着手抄的课本， 在班上始终保持着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1925 年 7 月，聂耳高小毕业了。考虑到家庭实际经济状况，聂耳接受杨实之老师的建议，考入了因允许走读而相对收费较低廉的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当时的中学多为住读）。 升入中学后，聂耳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功课再忙，他也总是坚持晚上去英语学会补习英语，有时到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去听英语课。在那里，他结识了他的恩师柏希文先生。 柏希文是一位出生于中国的外籍学者。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广东高州人。他对于聂耳英语水平的提高、思想认识的发展和音乐爱好的培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常常给学生灌输无神论思想，揭露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的罪行。他促使聂耳对钢琴等西洋乐器发生了兴趣，进一步加深了对欧 洲音乐的了解。在柏先生的指导和聂耳自己的努力下，聂耳初中毕业时，已 能阅读一般的英语读物和进行普通的英语对话了，并常常用英文写日记。　　中国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教育了聂耳。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 案”，使聂耳认识到：“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他积极 投入到蓬勃的学生运动中，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组织的募捐，走上街头 宣传抵制日货。　　1927 年秋，聂耳初中毕业。当时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全省唯一的 一所公费学校，学生的学杂费和膳宿费都由国家负担，因而报考的人很多， 录取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即使这样，聂耳仍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高中部的 “外国语组”，主修英语。　　在学校，他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剧时经常任女主角（因当时实 行男女分校制）。因他曾在《克拉维歌》中出色地扮演过女主角“马莉亚”，　　后来“马莉亚”竟一度成了他的外号。 当时的省立第一师范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在地下党和共青团的直接领导下，该校学生们参加校内外的进步活动非常踊跃。聂耳在同班同学的帮 助下参加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读书会”。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提高了政 治思想觉悟。　　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云南的军阀当局也搞起了“清党”的罪恶勾 当，昆明很快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亲眼见周围的进步师生和共产党 人惨遭杀害，聂耳满腔悲愤，但他一点也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追求真 理的决心。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在生死考验面前，聂耳毅然于 1928 年秋 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作为党领导下的“救难会”的成员，曾多次去 监狱探望、接济被关押的革命同志，按照团组织的安排，他还从事刻印、张 贴传单等革命活动。　　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方法很高明。学校内有两个亭子，他能一面和生疏的 同学周旋着，一面反手就把标语、传单贴在柱子后面。由于他经常张贴文艺 活动的通知，学校当局并不怎么怀疑他。　　聂耳在省立师范读书的时候，因共同的爱好，他结识了在省师附小教音 乐的张庚侯，并开始练习拉小提琴。在省师附小的孩子们的要求下，他俩合 作写了《省师附小校歌》，由张庚侯作词，聂耳谱曲。当时省师附小的学生， 现已是年愈古稀的老人，一提起当年聂耳、张庚侯教他们唱的校歌，仍记忆 犹新：“同学们，大家团结起来，锻炼勤苦耐劳的个性，养成服务社会的能 力，造就健全生活的本领??”聂耳的三哥聂叙伦回忆道：“在创作校歌时，聂耳根据歌词反复琢磨，并在屋里高声试唱，边唱边改，没有几天就完成了。这首校歌，不仅在校内 流行，也成了校外学生普遍爱唱的一首歌了。”那时的聂耳，只有 16 岁。 聂耳在省立师范读到第三个学期，心里逐渐产生了去外省探索真理、寻 求出路的念头。他想到外省去读公费学校，但又没有哪个学校来云南招生。他还想外出谋一个合适的工作，却又没有什么门路。　　1928 年冬，驻扎在湖南郴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来云南招收“学生 军”。几天之中，报名者就达 200 多人。一时间，聂耳也显得异常兴奋：“云 南不是我呆的地方。虽然我的家庭是这样快乐，学校生活也是这样有趣，思 来想去，宁肯牺牲了一切一切，甚至于牺牲了我的可爱的小朋友。我决定了， 无疑了，明天一定和他们走吧！”从云南到湖南，绝没有现在这样方便。须先沿滇越铁路到达越南河内，由越南港口城市海防乘船到中国的香港，再由广州出发乘车到湖南。 聂耳一行人几经辗转，历尽千辛万苦，于 1928 年 12 月 15 日到达十六军驻地——湖南郴州。 这时，聂耳才发现，他们哪里是什么“学生军”，实际是范石生的第十六军为了补充兵源而招募的新兵。他们被编入“新兵队”受训，在那里，聂 耳亲身感受了旧军队内部的黑暗与腐朽，认识到自己受了骗上了当。　　新兵的生活很凄苦，聂耳在日记中写道：“看见新兵之惨状，见熟人之 流泪。吃罢晚饭，稻草三把灰毯一床。”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天都有新兵逃跑。被抓回来的不是被活活打死， 就是被打致残，有的被罚做苦役。由于一位同乡的疏通、帮助，聂耳于 1928 年 12 月 26 日离开了新兵队，到连里当了文书。1929 年 3 月随十六军军官团南下广州。聂耳希望能在广州 投考黄埔军校，后因资历不够未能实现。同年 4 月，聂耳等人被该军遣散， 结束了近半年的军队生活。　　聂耳徘徊在广州街头，不知何去何从。到上海报考公费学校？没有把握。 在广州等待投考航空学校？要等 4 个多月，仅有的一点遣散费根本维持不了 那么久。回昆明？哪里有颜面去见亲朋呀。此时，他在报上看到了一则演剧 学校招考公费生的消息，便兴冲冲地去报了名，待考取后才得知，该校只是 学习粤剧中的锣鼓、丝弦等乐器、实在与聂耳的兴趣不相投。　　聂耳心灰意冷，决定尽快回昆明。1929 年 5 月，他向人借了一笔路费， 才回到了家乡，继续在省立第一师范学习。　　经过这次挫折，聂耳的革命意志并没有消沉，他在学习专业课之余，阅 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并以文艺演出的形式，积极投入反帝 反封建及募捐救灾、办学的宣传活动中。　　1929 年 7 月 11 日，云南的军阀为了备战而搬运军火，结果引起昆明市 北门街江南会馆火药库的大爆炸，无辜的百姓死伤在 4000 人以上。中共云南 地下党在“济难会”掩护下，组织救济灾民。聂耳作为“济难会”的主要成 员，参加了学生组织“七·一一青年救济团”。他尽全力协助灾民解决衣物、 食宿、卫生、教育等问题，并四处奔走，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他还发动灾民 向军阀政府请愿，要求严惩祸首，赔偿损失。反动当局对此大为恐慌，派军 警四处搜捕学生。聂耳在群众的掩护下幸免于难，被安排去乡下躲避了一段 时间。1930 年初，云南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结束，他们得以转过来镇压革命人民。许多共产党人被捕牺牲，也有一些意志薄弱者当了可耻的叛徒。这年 5 月，有叛徒供出了聂耳参加共青团的情况，敌人开始对聂耳进行暗中监视， 就要向他下毒手了！一天，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好友李同文突然跑到聂耳家，说他在父亲的办公桌上偷看到一份逮捕名单，上面有聂守信（即聂耳）的名字。李同文的父 亲是当时昆明地方法院的院长，参 与了密谋逮捕的工作，这个消息是可靠的。 聂耳必须立即离开昆明。可离开昆明又能到哪里去呢？这时聂耳刚由省立师范毕业，玉溪教育局曾聘请他到玉溪中学教英文。可是到了玉溪，也仍然在云南反动政府的魔爪 下，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只有远走外省比较安全。然而路费上哪去弄呢？即 使走成了，今后的生活也是没有着落。　　这时，正巧有一个机会，使聂耳的出走计划得以实现。三哥聂叙伦的一 位福建朋友薛耕愚先生，在上海设立了“云丰申庄”，经营纸烟业务，他约 聂叙伦去担任会计。三哥想，如果把这个工作让给聂耳，弟弟就能很快离开 昆明了，况且全部路费都由店方提供，到了上海有个落角的地方，生活上也 能有保障。为了使弟弟逃脱被反动派逮捕的厄运，三哥立即同薛先生商量， 以自己要在家照顾老母为托辞，让聂耳顶替自己去上海。薛先生同意了。　　1930 年 7 月 10 日，聂耳告别了亲人故友和家乡，只身取道越南，途经 香港，不远万里来到了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开始了他在外独立谋生的日子。 那时，他只有 18 岁。二、寻觅的路上几徘徊旧中国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它既是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和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大本营，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 市，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并进行长期艰苦卓绝斗争的摇篮。　　聂耳初到上海，经济上很拮据，生活异常节俭。“云丰申庄”的经营业 务只有一桩，就是从上海采购香烟邮寄到昆明销售。他们串通一个在邮局工 作的股东，私下里逃过按规定应邀纳的高额的特种消费税，从中牟利。聂耳 看在眼里，心中充满鄙夷。　　聂耳在“云丰申庄”所干的活计实在是辛苦而又琐碎，并且乏味至极。 无非是提货、包装、邮寄、记帐之类，有时还要拉板车运货。每天工作达 10 多个小时。起初，申庄只管食宿，连工资都不发，后来每月发给 15 元钱，除 吃饭外，也仅够添些简单的衣服和日用品。　　这个商号位于上海虹口公平路的一条弄堂里，居住条件很差，周围环境 混乱嘈杂。商号里的同事成天打麻将、看电影、逛马路，聂耳对此极为看不 惯。他没有虚度光阴，而是利用一切时间学习英语、日语，阅读革命文艺理 论和进步书刊，苦练小提琴。他在给二哥聂子明的信里说：“二哥，请放心 吧！我虽没有钱用，这是无所谓的，我只希望我的生活能随我理想的有系统。 现在我每天都在自修英、日文，但时间很少，单烧火煮饭的时间就要占一大 半，还要做所谓公事。不过我都尽量找时间，做自己的功夫。繁华的上海， 藏污纳垢，您的弟弟早深深地感到。请您像以前一样地相信他，他决不会误 入歧途的。”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聂耳仍念念不忘火热的斗争生活。8 月 1日，南昌起义纪念日这一天，聂耳兴奋地注视着街头，希望能看到革命群众 迎接节日的游行活动。然而实际情况令他大为失望。他在 1930 年 8 月 1 日的 日记中写道：“上海的‘八一’料想中不会怎样，因为租界已经先期严密防 范。今天的报纸开始便是‘今天八一，华租界严密防范’。”聂耳到上海仅仅两个多月，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虹口区的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游行示威等活动。 在上海时，他最喜爱的乐器是小提琴，可是靠那几个仅够个口的工钱是绝对买不起的。直到 1931 年 2 月，他替云南戏院租了几部上海影片，因而 得到了 100 元的酬劳。他把这笔钱的一半寄给母亲，另一半买了一把廉价的 小提琴和几本乐谱，这才了却了多年的心愿。1931 年 3 月，“云丰申庄”因漏税之事败露，受到巨额罚款后倒闭。聂耳就此失业。正当他徘徊街头，为寻找工作而四处奔走时，他无意中从报纸 上发现了一则“明月歌舞剧社”招考小提琴师的广告，待遇是提供食宿，每 月另发 10 元钱津贴。 聂耳兴奋异常，这不仅可以解决眼下的温饱问题， 更重要的是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他热爱的音乐事业了！　　报考“明月歌舞剧社”的有 100 多人，经过初试、复试等严格考核，聂 耳终于幸运地成为仅被录取的 3 人中的 1 个。从此，他更加勤奋刻苦地练习 小提琴，每天练琴时间常在 6 小时以上。那一时期，他的日记中经常出现“一 天的小提琴生活”的字样。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多的勤学苦练，聂耳 的小提琴演奏技巧有了很大提高，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聂耳报考“明月歌舞剧社”时，用的是“聂紫艺”的名字。由于他有一副 天 生 下 来 就 十 分 聪 敏 的 耳 朵 ， 又 极 擅 长 模 仿 别 人 13说话的声音和腔调。有人回忆说：“从他耳朵里进去的，没有不能从他嘴里 活跳出来的。”更有趣的是，聂耳可以用意念驱使他的耳朵前后上下地摆动， 做出许多滑稽样子。再加上他姓聂，因此很多人都戏称他“耳朵先生”、“聂 耳博士”。于是，他索性在自己姓下面加一个“耳”字，聂紫艺就正式改名 为聂耳了。　　1931 年 7 月初，聂耳参加了“明月歌舞剧社”在上海北京大剧院的演出。 这是聂耳第一次在上海登台表演。那几天天气很热，每天要求连演 3 场，大 家实在有些吃不消。但他们连续演了整整 4 天，总共才得到 6 元钱的报酬。 为此，聂耳在 7 月 4 日的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是无微不至啊！” “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赤膊露体的工人们大汗淋漓地 在那高热的机械下苦作着。”　　1931 年 7 月 10 日，聂耳已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整整 1 年了。在这一天， 他自我反省道：“在这一年中，我的生活虽有小小的变迁，但仍不如我计划 中一年应有的进步。”他感到自已“背驰了原定的路线”，“放松了某一种 中心思想的发展”，认为头等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学习革命理论，用马列的思 想来武装自己。他开始制定学习计划。当他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时，他感到了 “从没有过的愉快”。他兴奋地在日记中用英文写道，“现在的聂耳，已不 是过去的聂守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思想上 取得了很大的收获。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这给聂耳的思想以极大的震动。他敏锐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 是有准备、有计划的。”对于当时某些舆论所谓中日之间“不过是下级警民 的冲突，日政府对中国是没有一点敌意的”等论调极为不满，对当时有人把 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调停的愚蠢想法更是嗤之以鼻。那时的所谓“国联”， 哪里会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中国人民说话？忧国忧民的聂耳不断地听到国土 沦丧的消息，“心里很不好过”，以致于“这些消息代替了早点，午饭减少 了一大半”。紧接着 1932 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1 月 28 日这一天，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下令将有抗日要求的十九 路军调离上海。由于命令尚未到达时，日军已开始发动进攻了，英勇的十九 路军官兵们没有走，他们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率领下，不顾蒋介石 的禁令，奋起抗击敌人。他们顽强坚守了 1 个多月，毙敌万名，迫使日军三 易其主帅。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加之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被迫于 3 月 1 日撤 退，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　　在十九路军英勇作战期间，聂耳和一切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加 了各种配合抗日斗争的活动。他曾只身一人冒着枪炮到战区拍摄照片，偷偷 地将一艘日本大兵舰完整地拍摄下来。这张照片至今还保留在聂耳的日记 里。这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　　上海失守了，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使聂耳猛醒，促使他严肃地思考自己 的艺术观和应走的道路。他对自己曾一度脱离革命斗争，单纯追求音乐艺术 的倾向作了无情的批判。他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第 10 天，即 1932年 2 月 7 日，向自己提出了“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的问题。他质问自己： “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又 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不对，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你从前是怎样一个思想？现在 居然如此之反动！”　　就在这时，聂耳结识了当时左翼“剧联”的负责人之一著名戏剧家田汉， 通过田汉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由任光、张曙、吕骥等革命音乐家组 成的“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并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的各种活 动，经常为报刊杂志写电影音乐评论文章。　　据田汉后来回忆，在他同聂耳的会晤中，聂耳向他谈了政治见解和艺术 见解，倾吐了对共产党的仰慕和追求，表示要好好学习，把自己的一切才能 都献给党。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自身的努力下，聂耳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在外 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明月歌舞剧社”的主办者为了迎合小市民 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仍然上演一些与时代脉搏和人民大众的需 求格格不入的轻歌曼舞及《桃花江》、《毛毛雨》一类糜糜颓废的节目。聂 耳对此深恶痛绝。他劝告主办者黎锦晖改变这一现状，但没有被接受。于是 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在 1932 年第 3 期的《电影艺术》上发表了一篇《中 国歌舞短论》的文章，全文不到 1000 字。它以简洁而辛辣的语言批评了“黎 派”歌舞。聂耳一方面肯定了黎锦晖的作品中反封建的内容，同时指出其中 色情颓废的另一面。聂耳写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 的硬功夫。”“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 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你听不见 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 创造出新鲜的艺术。”他还在日记中说：“我实在不该和这些没有希望的人 鬼混，我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我是一个革命者！”聂耳的文章，在“明月歌舞剧社”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又是开会研究、稳定内部的思想情绪，又是组织文章进行分辩，以求平息社会上的风波，消 除舆论界的压力。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聂耳的主张。他们只能将聂耳辞退， 并专门在 1932 年 8 月 10 日的《时报》上刊登启事，声明今后有关聂耳的“一 切言语行动，与本社无关”。就这样，聂耳以“叛逆者”的姿态，离开了“明 月歌舞剧社”。1932 年 8 月，聂耳离开上海来到北平（今北京），希望能在这个久已向往的古都谋得一个新的职业，或实现自己长期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愿望。 聂耳在北平期间，住在宣武门外的云南会馆里。刚到北平的第二天，一个叫马匡国的人就请聂耳到青云阁听大鼓看杂耍。对此，聂耳心存疑惑，倍加警惕。他知道马匡国这人是一个血债累累、心毒手狠的特务骨干分子，曾于 1926 年从云南到南京参加了国民党办的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的学习。1927 年被派回云南担任侦缉队长，专门从事破坏革命组织、逮捕、拷打革命者的 罪恶活动。这个时候，他来北平干什么呢？据他自己讲是来“投考大学深造”。 可谁相信这个已三十四五岁的特务头子真是来考大学呢？面对这一情况，聂 耳决定先稳住和麻痹敌人。于是，尽量避免与进步人士接触，而是在朋友的 陪同下，去游览北平的名胜古迹。　　聂耳与几位云南同乡先后去了中南海公园、北海公园、万牲园（即北京 动物园）、颐和园和香山公园。他们在一起喝茶，讲故事，拉琴唱歌，回忆 家乡云南美丽的风景，心情无比舒畅。聂耳还经常深入天桥等贫民区，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搜集北方民族和民间音乐素材，体察劳苦大众发自内心的呼声。“（我）钻入了一个低级社 会。在这儿，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他们在狂吼、乱 叫，好像是疯人样地做出千奇百怪的玩艺，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 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的生命的挣扎，这 是他们向敌人进攻时的冲锋号。”　　最使聂耳难忘的，还是“清华之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是聂耳中学 时代早已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如今去参观了清华，聂耳由衷地感叹道：“‘清 华’的环境着实太好了。我玄想着要是我现在是里面的学生，我将会很自由 地跑上大礼堂去练习音乐，到图书馆去读书，到运动场去打球，??一时思 潮起优，追忆起学校生活的乐趣。”　　但是，当聂耳了解到北平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 后，他又对自己究竟应该立即投入实际斗争还是专心去上学，仍然拿不定主 意。“我想到若是进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重新再度学生生活，这会给我感 到何等的悠闲，更想到以后来参加‘清华’的乐队演奏。但是，回头想想过 了两三年的平静生活以后将怎样？！算了吧！还是不要异想天开！”“老实 说，考什么学校？我何必要这样软化下去？！??试问我进 3 年的学校比做3 年的事是哪一样的希望大些？！” 但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聂耳还是决定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 自从中师毕业后，聂耳已有两年多时间没有接触与这次考试有关的那些专业基础课程了。在上海工作时又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学习，来到北平后，云南会馆那里地方小人员多，没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加上他来北平后不 久就患了严重的痢疾，很长时间不见好，直到报考前几天也没有完全恢复健 康。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聂耳没能扎扎实实地复习功课。9 月 13 日，聂耳到 艺术学院报了名。“明天要考试了，什么也没有预备”，聂耳焦急万分。9 月 18 日，是日军侵占东北三省 1 周年。上午，聂耳和许多进步青年一道，前往天安门参加市民大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但街上戒备 森严，分布在天安门附近的军警更是三米一岗，五步一哨的。雄伟的天安门 城楼下已聚集了许多群众，但紫禁城的门却紧闭着。大家明白，群众的正义 集会又被统治当局严令禁止了。这一天，也是聂耳最痛苦、最失望的一天。艺术学院的考试结果已经出来了。录取榜上没有聂耳的名字，这对聂耳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这是他平 生投考学校第一次落第！他过去考学，无论是考初中、考师范，还是到上海 投考联华音乐歌舞学校（“明月歌舞剧社”），统统都是以优异的成绩被录 取。然而这一次，他的的确确是彻底“失败”了。他苦恼、痛心。朋友们纷 纷鼓励他，安慰他，并告诉他：在失败面前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信心！　　事后，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 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作出艰苦的努力和充分的准备，千万不 能有丝毫的侥幸心理，更不能靠碰运气。从这次失败中，聂耳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没有考上艺院，聂耳更加勤奋地自学起来了。经友人介绍，聂耳决定到北平当时著名的俄国小提琴教师托诺夫门下进一步深入地学习小提琴的演 奏。　　在严师面前，聂耳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往往从上午 8 点一直练到下午 4 点，整整拉 8 个小时！他还买了《音乐通论》、《音乐的性质和演奏》等书　　籍，常常一直看到深夜，实在是爱不释手。 由于聂耳刻苦的训练和认真的准备，每次到托诺夫那里去上课，成绩都非常好，受到托诺夫的称赞，他说他“顶喜欢这样的学生”。但是，当时聂 耳没有工作，因此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十分拮据，而交给老帅的学费 却很贵。　　聂耳想，只要自己努力，练出好成绩来，请教师免费教学的计划就大有 实现的可能，这样也可以激励自己非用功不可。若是连续 3 个星期不出错误， 老师满意的话，那就好向老帅开口了。　　聂耳在学习音乐艺术的同时，并没忘记和远离火热的斗争生活。他通过 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很快与北平剧联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参加了他们的演 出活动，曾在高尔基的独幕剧《血衣》中扮演了一个老工人的角色，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 月 28 日，清华大学邀请北平剧联去演出，聂耳准备 的节目是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他心中异常激动，因为这是他到北平后 第一次公开登台演出。当时的会场内充满了激烈的斗争，空气很紧张，台下 的右派学生不断地起哄捣乱，有的还往台上扔石头。担任钢琴伴奏的人被吓 跑了。聂耳不畏强暴，仍然坚持用小提琴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演奏完。那 响亮有力的琴声和《国际歌》激昂奋进的旋律，鼓舞着数以千计的爱国学生。 大家随着音乐声心中默咏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 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场内的秩序好极了，那 些离乡背井的东北学生，更是感奋不已，心潮难平。这期间，还参加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建工作，协助他们草拟组织大纲，召开成立大会，为北平音乐家联盟的尽快成立做了许多事。 与左翼组织的频繁来往和参加各种进步文艺活动，使聂耳受到莫大鼓舞和鞭策，他感到自己的前途有了新的目标和希望。他曾写道：“半年的北平生活，把我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注入正流的界堤。” 聂耳曾希望留在北平，并为此作过努力。他去找在北平私立美术学院教书的同乡王丹东，请他想办法给自己谋个教书的位置，这样，一来可以使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二来可以有学费继续到托诺夫那里去学小提琴。 王丹东也尽力为他争取，把聂耳的情况向学校领导作了推荐，向学生作 了介绍。学生们普遍对聂耳的热情诚恳，演奏艺术上的纯熟和所富有的感染 力很有好感，一致向校方表示欢迎聂耳来教小提琴。但院长得知他从事过许 多进步活动，怀疑他有什么“政治色彩”，因而坚拒不收。这对想在北方学生的火热斗争中继续锻炼成长、多作贡献的聂耳来说，又是一次打击。　　聂耳无法再在北平生活下去了没能进入大学学习，又找不到合适的职 业，经济来源早已断绝。冬天到了，北平的天气已十分寒冷，而聂耳的棉衣 还在上海的当铺里。北方的冬天，没有棉衣怎么能度过呢？　　正在这时，聂耳收到了一封上海朋友的来信，告诉他“联华影业公司” 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消息。就这样，聂耳于 1932 年 11 月 8 日重新回到了上海。三、生命的光焰燃起来　　应朋友之邀，聂耳进了当时上海的联华影业公司。开始说是让他当演员， 后来又说是搞剧务、管服装，又临时派他担任过场记。聂耳对这一切都感到　　很生疏，但想到生活的转变，觉得很有味”。从此，聂耳进入了上海的电影 圈，他日后许多著名歌曲，都是为影片所创作的插曲。　　聂耳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冒雨到田汉的住处，并找到了夏衍等人，将 北平“剧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和介绍他入党的介绍信，交给了党组织。　　聂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后，更加积极主动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无 论什么事都抢着干，从不分“份内”、“份外”。闲暇时间，他刻苦学习文 艺理论、学习音乐、学习外语。因而深得组织上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支持与喜 爱。　　1933 年初，经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赵铭彝介绍、夏衍监誓， 聂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赵铭彝教授回忆说：“1932 年，根据 当时党提出的要在文艺界发展党员的指示精神，结合聂耳平时的表现，上海‘剧联’当时考虑可以接收他入党。1933 年初，就由我负责开门见山地找他 谈话。聂耳听后很高兴，立即表示愿意加入党组织。于是叫他写了一份简历， 不久就由我和田汉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夏衍回忆，聂耳的入 党宣誓仪式，是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的一个摄影棚的角落里举行的。临时找 不到党旗，就在纸上画了一面党旗来代替。　　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占我国领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 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 期。在此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情况下，聂耳毅然 以一个民族战士和阶级战士的姿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决心为党和民族的事 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入党后，聂耳的文艺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认识到：“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 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态度。”他决心拿起音乐这个战斗武器， 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从 1933 年入党到 1935 年逝世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聂耳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成功地创作了 30 多首充满战斗激情和 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乐曲。这短短的两年，是聂耳一生中最为充实、多彩和 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1、“银幕生涯”　　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场记时，曾主动热情地做一些“份外”的上作， 协助导演和演员很好地完成电影的拍摄。在拍摄影片《除夕》时，有两个演员需要表演一段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一同投江自杀的情节。但是重复拍了几次，演员总是酝酿不起悲愤绝望的情 绪来。聂耳便想出了用音乐感染演员的办法，他在拍摄现场拉起了小提琴， 那悲凉的曲调，是他即兴创作的。哀怨、凄惨的气氛顿时笼罩了整个场地， 在这如泣如诉进而悲痛欲绝的琴声的强烈感染下，两个演员很快进入了角 色。只见他们双双呆立着，用绝望的目光望着曾经给他们带来过一些温暖的 家，泪如泉涌，无言地诅咒着那吃人的黑暗社会。突然间，他们像失去理智 似地冲向江边，一同投入了那滔滔的江水之中??。导演对这段表演极为满 意。这组镜头拍完之后，女演员陈燕燕仍坐在雪地上，静静地流泪不止，久 久地没有从她所扮演的角色中走出来。导演和演员都十分感谢聂耳，更钦佩 他的聪慧多才。聂耳为人直炎热情，又十分幽默风趣，加之他对各种社会活动的热心参与，在“联华”以致在整个上海电影界深得人心。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他 除了担任场记外，还担任了音乐股主任、俱乐部执行委员兼秘书、剧本起草 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厂外，聂耳是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常委兼组织部秘书， 还参加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和任光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 会，共同研究音乐理论和创作问题。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近来差不多每 天都在过开会生活，??前天从早晨开到深夜一时。‘联华’航捐会执委、 话剧剧本起草委、音乐股主任、联华一厂俱乐部执委、秘书、中国电协组织 部秘书、电协组长、电游艺会筹备委员、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发起人。戏剧 方面，公司工作，自己练琴、看书、运动、作曲、教唱歌、写信??等，便 是我的日常生活。”在这极为繁多的工作压力下，聂耳还挤出时间为报刊杂 志写了一些文艺短评、电影剧本和电影故事。　　此外，他还经常随左翼剧联到工厂、学校开展活动。一次，他随左翼剧 联的剧团到上海郊区，用上海话为农民和学生演出反帝话剧，受到热烈欢迎。　　1933 年 2 月的一天，聂耳终于在上海霞飞路（今日的淮海路）上租到了 一间自己的小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搬家，高兴极！布置新屋， 处处都讲究美。”那是一幢临马路的三层楼房，聂耳住在第三层。房子里很 明亮，聂耳把它布置得既美又朴实：一张木床，一个藤编的书架，一张五屉 书桌，一个洗脸盆架，两把木椅，一个茶几，墙上挂着儿幅照片。有了一间独居的房子，聂耳觉得工作和生活都方便了许多，但经济上却更加紧张了。他当时虽然身兼数职，担任许多工作，但每月的工资只有 28 元，后虽调整到 30 元，可每月的房租要 10 元，伙食费 10 元，车费、零用10 元，其它杂费 4 元，反而入不敷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赶紧想法生产！”靠写剧本、写文章、当演员、教授提琴等挣点收入。有时候，还不得不向公 司或朋友借钱用。由于聂耳对戏剧电影表演的兴趣和才能，他曾先后在不少影片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如帐房先生、医生、小提琴手、小商贩、矿工、船夫等各种群 众角色。1933 年夏天，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拍摄影片《母性之光》。聂耳除了担任场记外，还为该片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田汉作词），这是聂耳 写的第一首电影歌曲，表现了矿工的苦难和反抗：我们在流血汗，人家在兜风凉； 我们在饿肚皮，人家在餍（y2n，饱，吃饱）膏粱； 我们终年看不见太阳， 人家还嫌水银灯水够亮。?? 我们大家的心， 要像一道板墙； 我们大家的手， 要像百炼的钢。?? 我们造出来的幸福， 我们大家来享！　　聂耳创作的这首电影歌曲，得到了专家和群众的高度评价：“这里，唱 出了阶级的矛盾，也唱出了工人的团结和他们的革命向往。聂耳以蓬勃的朝 气，激扬的旋律，出色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精神气质。在影片中，歌曲配合 着南洋矿工的劳动画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矿歌》开创了我国 30 年代革命电影歌曲的先声。”　　联华影业公司当时规定，公司职员除了担负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要根 据需要，随时准备担任各种群众角色。电影《母性之光》中有一个黑矿工的 群众角色，化装时必须用颜料把全身涂黑。这样一个苦差事，当时没有一个 人肯干。聂耳主动承担了这个角色，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出色的表演，成 功地塑造了这个工人阶级的银幕形象。拍摄结束后，许多人都向他表示祝贺。 拍摄电影《渔光曲》时，导演蔡楚生因故不得不临时请聂耳饰演一个在 海难中幸存的渔夫，聂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虽然没有什么准备，却演得 真切实在，十分投入，使得全剧组很顺利地完成了这场戏的拍摄工作。这时， 聂耳不幸病倒了，扁桃腺发炎，体温高达 40 度，饮食难进。更不幸的是，他 们拍摄的电影胶片冲洗出来后，发现聂耳所演的那段戏的底片很不清楚。大 家考虑到聂耳当时的身体状况，都主张不去补拍了。但当聂耳得知这一情况 后，却坚持非补拍不可，甚至从床上爬起来又跳又唱，以表示自己“没病”！ 大家怎么劝也无济于事。于是，第二天大家只好担着一份心，到海边生补拍 聂耳的戏。聂耳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地坚持工作了近 4 个小时。为了不让大家 替他担心，他丝毫没有流露出疲惫和痛苦的神色。但当工作圆满完成时，他已劳累不堪，本已严重的病情更加重了。　　聂耳对工作高度负责和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 印象。除去《母性之光》和《渔光曲》两部片子外，聂耳还在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扮演了打砖工人老王；在影片《小玩意》中扮演了卖油炸臭豆腐的 小商贩，并在电影《城市之夜》和《体育皇后》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在音乐创作上，这一时期聂耳除了为电影《母性之光》写了插曲《开矿歌》外，还为话剧《饥饿线》写了插曲《饥寒交迫之歌》（董每戡（kān）词）、 为电影《渔光曲》配乐等。他还为女报童“小毛头”写了歌曲《卖报歌》（安 娥词），后来（1934 年）又写了《卖报之声》。1933 年冬的一段时间里，在上海的霞飞路上，聂耳经常看见那个拖着两条黑辫子，长着一对大眼睛的 10 岁女报童，每逢电车到站，她就挤在下车的 人群中，挥动着冻红的小手大声喊着“卖报、卖报”。她那稚气可爱的样子 和有几分凄楚的声音，深深打动了聂耳。他问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小姑娘说 她没有名字，她是在妈妈干活的那个日本人开的纱厂的机器下长大的，大家 都叫她“小毛头”。　　聂耳回到住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一口气为小毛头创作了一首《卖 报歌》：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 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大风大雨里满街跑， 走不好，滑一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痛苦的生 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在党的领导下，左翼电影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 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敌人恼羞成怒。1933 年 11 月 12 日，国民党的法西　　斯组织“蓝衣社”的特务们，在上海当局的指使下，砸毁了曾经拍摄过进步 影片的艺华影业公司。同时发出通告，禁止各影业公司及电影院拍摄和上映 进步影片。　　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老板的眼里，早被视为左倾分子。1934 年 1 月 24 日，公司老板以请聂耳“休养身体”为借口，将他辞退了。聂耳再次陷入失 业的困难境地。　　1934 年 2 月间，有人邀请他去参加江西南昌“中央怒潮剧社”的管弦乐 队。由于当时他正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没有着落，那边所提供的待遇又比较 优厚，于是聂耳就接受了这一邀请。但当党组织了解到该剧社与反动政府有 着密切联系因而劝聂耳放弃此行时，聂耳立即毅然决然地听从了党组织的安 排。他在 2 月 24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景光约我到南昌‘怒潮’去，已经 答应了又打了回票，原因是不应当去！”2、音乐之声　　1934 年 4 月 1 日，聂耳在上海左翼文艺组织的帮助下，正式进入了英国 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协助任光、安娥担任收音、教授唱 歌、抄谱、作曲等工作。后来又升任该厂的音乐部副主任（任光为主任）。 尽管当时反动政府对报刊、杂志、电影实行着严格的审查与控制，但由于百 代唱片公司是外国人办的，他们也不便进行干涉。而外国老板的原则是只要 赚钱就行，其他事很少过问。聂耳他们利用这一方便条件，在发行电影歌曲、流行歌曲的同时，也发行了大量革命歌曲，仅聂耳的歌曲就有 20 余首灌制了唱片。民间器乐曲《金 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昭君和蕃》等，都是由聂耳根 据民间乐曲改编后灌制成唱片的。这是聂耳对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民间音乐 做出的一项贡献。在百代公司，聂耳还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虽然只有 5 个人，但也公开演奏，很受欢迎。　　6 月 30 日，左翼剧联在上海演出了由田汉编剧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 雨》。聂耳为这部歌剧创作了歌曲《码头工人》歌（百灵作词）、《打砖歌》（蒲风词）、《打桩歌》（蒲风词）和《苦力歌》（田汉作词，后改名为《前进歌》）。 聂耳创作《码头工人》歌时，经常到上海的码头去观察与体验码头工人的生活，与工人一起谈心，一起劳动，一起哼着劳动的号子。早在“云丰申庄”时，商号就位于黄浦江码头旁。聂耳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码头工人在搬运 沉重的货物时，所唱的雄壮有力的劳动号子。他曾因此而写道：“一个群众 吼声震荡着我的心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 如今，聂耳亲眼看到码头工人们一边喊着“哎伊哟嗬”的号子，一边汗流浃 背地背着大麻包，扛着木箱子艰难地前行。聂耳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码头工 人的呼喊声融汇到新创作的歌曲里，谱写出了反映工人阶级心声的旋律。　　聂耳在百代公司组织的“森森国乐队”以演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为主， 英国老板对此不很满意，提出要扩充并转为以搞西洋音乐为主。另外，聂耳 他们所录制的进步歌曲，在群众中起到了抵制庸俗音乐泛滥的作用。聂耳的 这些活动，遭到了百代唱片公司老板的非难，于是他辞职离开了百代唱片公 司。　　1934 年，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了。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 影片是《桃李劫》，著名的《毕业歌》（田汉作词），就是聂耳为这部电影　　创作的主题歌。 电影《桃李劫》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建筑工艺学校的高材生陶建平，毕业后满怀着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决心，来到了某轮船公司工作。由于他 正直、坦诚，坚持原则，极力反对为了经济利益而让轮船超载的作法，因此 与公司经理发生冲突而丢掉了职业。为了维持生活，他的妻子只好出去找工 作。这时，陶建平的同学给他谋到了一个建筑师的位置，但不久他又发现了 厂主偷工减料而不顾公众生命安全的可恶行径。正义的火，又在他的心里燃 烧起来，他找厂主提出抗议，回答他的是几句侮辱的语言和一记耳光。他又 失业了。为了生活，他到造船厂去做苦工。妻子病重，他没有钱为她治病， 只好偷了厂里几块钱，但妻子还是死了。陶建平含泪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育 婴堂。当他回来时，警察和厂里的会计已经等在他家里，他被判了死刑。一 个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就这样被黑暗的社会毁灭了。　　《毕业歌》是一群充满激情，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建筑工艺学校的学 生们，在毕业典礼上高唱的歌：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里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歌曲热情洋溢、激昂嘹亮，不仅揭示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危机，也提出了青年参加民族生存斗争的使命。从此，《毕业歌》作为抗日救亡的著名歌 曲，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尤其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和巨大的共鸣！他们在进行抗日宣传时唱着它，在投笔从戎时唱着它，在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唱着它，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也唱着它！　　1934 年秋，聂耳承担了为影片《大路》配乐的工作，创作了著名的《大 路歌》（孙瑜作词）和《开路先锋》（孙师毅作词）两首歌曲。　　孙瑜编导的电影《大路》，塑造了青年筑路工人的群像：自幼就做苦力 的金哥、沉默刚毅的老张、粗莽笨拙的章大、千灵百怪的韩小六子、梦想着 有一天能驾驶压路车的小罗和离别东北家乡到处流浪的青年大学生郑君。他 们在一起生活、劳动，从不叹息失望。他们在都市里找不到工作，就到内地 各处去修筑公路。在烈日下，他挥着汗，挽着绳，拉起铁磙，高唱着郑君编　　写的《大路歌》： 哼呀咳嗬咳！ 咳嗬咳！ 哼呀嗬咳吭！ 嗬咳吭！大家一起流血汗！ 嗬嗬咳！ 为了活命！ 哪管日晒筋骨酸。 嗬咳吭！ 合力拉绳莫偷懒， 嗬嗬咳！ 团结一心， 不怕铁磙重如山。 嗬咳吭！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压平路上的崎岖， 辗碎前面的艰难！ 我们好比上火线， 没有退后只向前！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背起重担朝前走， 自由大路快筑完。??　　那时修筑公路，根本没有什么压路车，巨大的铁磙，全靠人力来拉，这 是一项极其艰苦繁重的劳动。聂耳在创作《大路歌》的过程中，曾到上海江 湾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拉铁磙，切身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努力写出工 人们艰辛的生活，内心的感受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这首歌曲，也表现了 中国的筑路工人抗日反帝的鲜明主题。《开路先锋》是影片《大路歌》的序曲。聂耳创作这首歌时，已迁至虹口区，租一间楼上的房子，楼下住着白俄房东。为了抓住进行曲的节奏，他 连续几个晚上在房间的地板上踏着步子走来走去，嘴里哼着歌曲的旋律，而 且不断地重复着歌曲一开始的“轰！轰！轰！哈哈哈??”的笑声，一直折 腾到深夜。好几次把房东吵醒了找他提意见，聂耳总是满怀歉意地说：“等 我作好了这曲子，再向你赔罪。”经过几天日以继夜的苦战，《开路先锋》 的曲子终于创作出来了。当他诚心诚意地去向白俄房东赔罪道歉时，房东看 他那质朴可爱的样子，再次谅解了他。　　1935 年元旦，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的民众，看到了新片《大路》，听 到了《大路歌》和《开路先锋》两首工人阶级的战歌，它们以豪迈的歌词和 昂扬的旋律，很好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团结奋进的坚强意志。“我们是开路先 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几千年的化石，积成了地面的山峰。是谁，障碍了 我们的进路，障碍重重？大家莫叹‘行路难’，叹息无用，无用！我们，我 们要，要引发地下埋藏的炸药，对准了它轰！看岭塌山崩，天翻地动！炸倒　　了山峰，大路好开工。挺起了心胸，团结不要松！我们是开路先锋！”　　1935 年 1 月，聂耳重新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二厂的音乐部主任，同 时为影片《新女性》创作了《新女性》（孙师毅作词）组歌。　　影片《新女性》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女主角韦明由当时的电影 红星、深受观众喜爱的阮玲玉扮演。　　《新女性》通过韦明的悲惨身世，深刻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女性 被压迫、被侮辱的命运。通过影片，人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一幅杀害妇女的血 淋淋的图画：封建势力的束缚，资产阶级纨绔子弟的玩弄，阔少爷们的污辱， 失业贫病的折磨，暗娼经纪人的寡廉鲜耻，书店老板的唯利是图，黄色小报 的造谣勒索??影片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极大 的同情，同时也指出了她性格软弱的一面。与韦明相对照，编导们刻划了一 个有觉悟的先进女工李阿英的形象，通过她，给人们指出了妇女解放的正确 道路。　　为了创作《新女性》组歌，聂耳多次踏着晨霜夜露，长途步行到沪西的 纱厂去观察体验女工们的劳动生活；深入到女工的家里，倾听她们的呼声， 了解她们的疾苦，学习她们的语言。《新女性》组歌有 6 首歌曲；《回声歌》、《天天歌》、《一天 12 点钟》、《四不歌》、《奴隶的起来》、《新的女性》。 为了在这部影片的首映式上演唱好《新女性》组歌，聂耳专门组织起一 个群众性的业余歌咏团体“联华声乐团”，从考试录取，到辅导指挥，几乎 全由聂耳一人负责。这一年的除夕夜，聂耳亲自指挥身穿女工服的“联华声乐团”的姐妹们，公开演唱了《新女性》组歌。?? 新的女性，是生产的女性大众；新的女性， 是社会的劳工； 新的女性， 是建设新社会的前锋。 新的女性， 要和男子们一同。 翻卷起时代的暴风！ 暴风！我们要将它唤醒民族的迷梦！暴风！ 我们要将它造成女性的光荣！ 不做奴隶，天下为公， 无分男女， 世界大同！　　　　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 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许多女工观众热泪纵横，她们衷心地感谢聂耳为她们创作出了这样好的歌曲，感谢党领导下的左翼音乐工作者 唱出了亿万民众的心声！除《新女性》组歌外，聂耳还创作了一系列以女性为主题的歌曲，主要有《梅娘曲》（田汉作词）、《塞外村女》（唐纳作词）、《采菱歌》（田 汉作词）、《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作词）、《飞花歌》、《牧羊女》（皆 为孙师毅作词）、《一个女明星》（安娥作词）等影、剧插曲，以及《春日 谣》（鲁戈作词）、《茶山情歌》等群众歌曲。　　这一时期，聂耳也创作了部分儿童歌曲，如前面所讲的《卖报歌》、《卖 报之声》（武蒂作词）、《雪花飞》（柳倩作词）、《小野猫》（陈伯吹作 词）等。　　当代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说：1934 年至 1935 年“这一段时间是聂耳生命 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创作了许多革命歌曲，显示了一个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风貌。”3、《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1935 年 3 月，党领导的电通影业公司决定拍摄《风云儿女》。听说影片 中有个主题歌需要作曲，聂耳便主动跑到当时负责上海文艺领导工作的夏衍 同志那里去“抢工作”。夏衍回忆说，1932 年到 1935 年这短短 3 年中，“他 不止一次地同我说：‘有哪部电影要作曲？我在抢工作。’”“我给他看了 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 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 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他重复了 一遍，‘田先生（即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中，青年诗人辛白华和大学生梁质甫是极要好的朋友。“九·一八”后，他 们从东北流亡到上海。他们的邻居，是一个叫阿凤的穷苦姑娘和她的母亲， 辛白华和梁质甫经常给她们母女以帮助。不久，梁被捕入狱，辛白华在仓促 逃避中认识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寡妇，他们在一块儿过上了悠闲自在的日子。 阿凤在母亲死后，参加了歌舞班到各地演出。梁质甫出狱后就北上抗日去了。 在青岛，阿凤与辛白华相逢，阿凤在歌舞班演唱的《铁蹄下的歌女》及好友 梁质甫在古北口抗敌前线英勇牺牲的消息，终于使辛白华毅然舍弃了那桃花 园式的安逸生活，走上了抗敌的最前线，他和战友们一起高唱着《义勇军进 行曲》，投入到华北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在筹拍这部影片时，著名剧作家田汉、阳翰笙等人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周扬和夏衍等仍在上海坚持文艺领导工作。1935 年初，夏衍参观了许 幸之和吴印咸联合举办的绘画、摄影展览之后，建议许幸之接受电影《风云 儿女》的拍摄任务。许幸之回忆道：“夏衍同志把拍片任务分配给我的同时， 把作曲任务分配给了聂耳。聂耳主动来找我，热情地对我说：‘把作曲任务 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那主动要求工 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又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 点燃起来。因此，我们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地谈笑风生了。”　　在创作中，聂耳告诉许幸之：“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 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 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 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没有把你赶走，或者把你送进疯人医院去，总算便宜你了。”许幸之 笑着说。　　　　4 月里，在通宵拍片后的一天清晨，许幸之还在睡梦中，听到重重的敲 门声，开门一看，是聂耳。他一跨进门，就举起乐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啦！ 老兄！《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聂耳一手拿乐谱，一手在桌子上打着拍 子，大声唱了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那激昂豪迈的旋律，深深地打动了许幸之的心。聂耳和许幸之研究、商 量了一阵，征求了他的一些意见。最后，聂耳将歌曲末尾处，田汉所作词的 原文“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 为：“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是一份初稿，聂耳到了日本后不久，即把修改后的定稿寄回了国内。　　对此，田汉在《影事追怀录》一文中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 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 却因没有时间，写完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 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 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 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1949 年 9 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问题。周恩来同志首先提议采用《义勇军进行 曲》，许多人也认为它铿锵有力和庄严昂扬的旋律，它在民族危亡时期所起 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的历史作用，都是其它歌曲所不可比拟的。作为新中国 的国歌，它是当之无愧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今后仍然要继续为争取独 立、谋求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还需要号召和鼓舞，只有这首歌曲 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为了让人们能够不忘过去、能够更好地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会议于1949 年 9 月 27 日作出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 歌。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因词作者田汉受迫害而使《义勇军 进行曲》受到影响，在一段时间里，人们竟不知道我国的国歌究竟应该是什 么。1978 年 2 月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认为，《义 勇军进行曲》一直是作为代国歌的，会议决定为这首曲子填入新词作为正式 国歌。以集体创作的名义填入的新词是这样的：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新的长征。万众一心 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 进！　　1982 年 12 月 4 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认为田 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反映的是民族灾难深重时期，唤醒人 民奋起抗争的真实历史。居安应该思危，为了使人民不忘过去、不忘历史， 更好地完成建设祖国的大业，应恢复使用《义勇军进行曲》原词、原曲。会 议决定：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四、永生的海燕　　1935 年 2 月 19 日，中共江苏省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先后被破坏，丁玲、 田汉、阳翰笙、赵铭彝等左翼文艺家相继被捕。由于聂耳充满战斗激情的歌 曲及蓬勃高涨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4月 1 日，传来了聂耳也有被捕危险的消息。党组织为了保护奋发有为、赤胆 忠心的聂耳，同时考虑到他渴望得到进一步深造的要求，决定让他出国去日 本，然后去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学习、考察。1935 年 4 月 15 日，聂耳登上了日本轮船“长崎丸”。4 月 16 日到达日本长崎。17 日又到了神户，后从大阪乘车于 4 月 18 日抵东京。 出国前，聂耳就制定了在日学习考察的 4 个“3 月计划”：第一个“3月计划”重点是突破语言关，同时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结识日本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加强与本国左翼留日学生的联系，为开拓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而 努力。第二个“3 月计划”是在坚持各项活动的同时，努力提高读书能力， 加紧音乐技术修养，直到离开日本。第三个“3 月计划”是开始翻译练习和 进行音乐创作实践。第四个“3 月计划”是开始学习俄文，整理已创作的作 品，为欧洲之行作准备。他的英语基础较好，这为他去法国、意大利等国学 习考察提供了方便。聂耳初到日本时，白天忙于听课，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晚上抓紧时间进行《义勇军进行曲》和《新女性》组曲的修改定稿工作。5 月初，他把《义 勇军进行曲》的定稿寄回了国内。除了学习日语外，聂耳参加了许多有关日本文艺活动的观摩和考察。他曾多次去观赏歌剧、话剧、舞剧及音乐会的演出。还参观了不少剧场和电影 制片厂。他把自己的观感写成文章寄回国发表在国内的电影音乐刊物上。　　1935 年 6 月 2 日，聂耳出席了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举行的第五次留日学 生艺术聚餐会，应邀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讲演，历时两 个多小时。他还演唱了《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和《义勇 军进行曲》。他的演说和演唱，深深打动了与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说，聂 耳不仅是一个进步的音乐家，还是一个演说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短短的时间里，聂耳结识了秋田雨雀、滨田实弘等日本文学艺术界的 进步人士，通过他们与新协剧团、新筑地剧团等文艺团体建立了联系，观看 了他们的排练和演出。　　为了更直接地了解日本剧团的演出情况，聂耳应邀参加了新协剧团去大 阪、神户、京都等地的旅行公演。为此，他没有和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一起 去房州海滨避暑度假，而是通过新协剧团照明部主任李相南这位朝鲜友人的　　介绍，到了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去洗海水浴，还准备登临富士山，然后 赶到大阪与新协剧团的大队人马会合，参加演出。　　聂耳和李相南到藤泽市后，住在日本友人家里，他们几乎每天都去鹄沼 海滨游泳。　　7 月 16 日，是聂耳第一个“3 月计划”完成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 “日语会话和看书能力的确是进步了，听了很多音乐演出，练小提琴的时间 也比在国内多，提前实现了第一个‘3 月计划’。”　　正当聂耳满怀信心地准备进入第二个“3 月计划”的时候，不幸的事情 发生了。1935 年 7 月 17 日，聂耳和朝鲜朋友李相南等 4 人一同去鹄沼海滨 游泳，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夺去了聂耳年轻的生命。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 天才的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时年仅 23 岁。　　噩耗传来，全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哀悼。8 月 16 日，上海各界人 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很多群众都自发地参加了悼念活动。人们唱着《义 勇军进行曲》，以此来追思这位年轻的音乐家。　　郭沫若在悼聂耳诗中写道“大众都爱你的新声，大众正赖你去唤醒。?? 聂耳呀，我们的乐手，你永在大众中高奏，我们在战取着明天，作为你音乐 报酬！”著名音乐家冼星海曾说：“我们要纪念他（聂耳）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伟人——代表时代，代表我们民族发出反抗的呼声的、一个永远不灭的伟人！” 日本进步戏剧家、聂耳生前友人秋田雨雀指出：“他（聂耳）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而且是亚洲解放之声的号手。”　　曾与聂耳共同工作、战斗过的革命艺术家孙师毅在痛悼聂耳逝世时写 道：“你能说聂耳非天才么？他没有步入过学院的门一步；你能说聂耳不努 力么？他没有浪费过他的时间一分。如果他在音乐上有什么成就的话，什么 都是他自己在短促的近 24 年的生活中，一点一滴获取来的。知道他和不知道 他的——只要没有成见的人，谁不对他怀着至高的期望？这期望像琉璃坠地 似的，而今都碎了！在整理他的遗著发表的这风雨的今宵，我回首前尘，怎 么不凄惶而垂泪呢！”1935 年 8 月底，聂耳的骨灰和遗物由同乡好友张鹤（张天虚）、郑子平护送回上海。1936 年由聂耳的三哥聂叙伦迎取回乡。1937 年 10 月 1 日安葬 在昆明西郊面对滇池的西山森林公园碧鸡山旁。解放后的 1954 年，云南省文 化局在原地重建了聂耳墓，郭沫若亲笔题写了碑文：“聂耳同志，中国革命 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p0）鼓也??”　　同年，日本的友好人士和团体，在聂耳遇难的鹄沼海滨修建了聂耳纪念 碑。几年后，藤泽市人民组建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1965 年重建了被海啸冲 毁的聂耳纪念碑，并规定每年的 7 月 17 日为“聂耳祭”的日子。　　1980 年，昆明人民政府在西山扩大、重修了聂耳墓，前往吊唁的中外人 士络绎不绝。　　1964 年 5 月 1 日，朱德同志为聂耳亲笔题辞“人民的音乐家”。1985 年，胡耀邦同志也为聂耳题辞“人民音乐家聂耳”。在纪念聂耳逝世 3 周年之际，《新华日报》载文道： “聂耳先生的歌曲能够有百万人传颂至今而不厌，决不是偶然的事。那就是倘若聂耳先生的歌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吼声，不能代表千百万被压迫者 反抗的呼声，那末他的歌早已就无人过问了。——因为聂耳先生已认清了并且把握住音乐的政治性与战斗性，而同时更能从工作的实践中去体验被压迫 大众、被压迫民族的呼声，且将那些无数的呼喊，通过了他的政治头脑与艺 术手腕，组成一种巨雷似的音响。”夏衍先生在聂耳逝世 20 周年的纪念文章《永生的海燕》中写道： “他真像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骤然而来，倏然而去，从 1932 年到 1935年这短短的三、四年中，用他豪迈明快、充满信心的歌声，对亿万受难的中 国人民，表达了他对革命暴风雨的预感。　　“高尔基对海燕的描写完全适用于聂耳，‘在它的叫喊中，有的是对暴 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和对胜利的信心。’“??聂耳的精神，聂耳创作的歌声，已经肯定地永生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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