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世出土的著名简帛
1、银雀山汉简
&& 中国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出土的竹简
。1972年发掘出土。简文书体为早期隶书，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1号墓出竹简（包括残简）4900多枚，内容包括若干种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其中《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唐宋以来被疑为伪书，这次发掘，证实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伪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证实了孙武、孙膑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
。2号墓出土《元光元年历谱》简32枚，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所记的晦朔干支，订正了宋代《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
2、张家山汉简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了竹简2787枚，其中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引书》、《算术书》、《盖庐》、《历谱》、《遣策》等8种古文献资料。这批珍贵的资料内容十分丰富，涵盖面宽，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尤其是竹简中《二年律令》部分，它是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全部律令的总称，共有竹简527枚，占该墓出土竹简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它包含27种律和1种令，共28种，内容涉及到汉律的主要方面。《二年律令》的出土，使散佚两千余年的汉律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史料价值的确是不可估量，可以称之为研究西汉前期社会制度的一把钥匙。2001年11月，《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正式出版，由此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新的研究热潮。下面就将近年来学术界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简要分析与归纳。
　　（一）、官制
官制中的爵制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点，因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保存了大量二十等爵制方面的资料，且大多为传世文献所示载。其中，朱绍侯先生的四篇系列研究力作引人注目，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西汉初年军功爵曾划分为侯级爵、卿级爵、大夫级爵、小爵四大等级；指出“名田宅”并非西汉通制，而是吕后当政时为适应其政治需要而制定的具体政策，培植了大批军功地主，形成汉初军功地主掌权的局面；通过分析官爵对比、军功爵制下的妇女待遇等问题，以及爵位的后子继承问题，说明吕后时期军功爵制还被人们所重视。李均明的《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年第2期），对张家山汉简中所反映的爵位的拜赐与削夺、继承与转移以及爵位对实施刑罚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张鹤泉的《&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认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联系，其与养老制度、国家赏赐制度结合，对稳定西汉国家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周振鹤的《&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认为，《秩律》中的县依其长吏俸禄的高下，大致可分五等，分等依据除了人口多少外，还看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使我们了解了汉初较大范围的县级政区的分布情况。廖伯源的《汉初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张家山汉简研究之一》（《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考证了秦汉时县吏之秩阶及其任命。曹旅宁的《张家山汉律职官的几个问题》（《南都学坛》2006年第5期）认为，据张家山汉律的记载，汉代的里正、里典都存在，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维护治安等职能，有秩是所有秩级中最低秩级的意思，都官除了具有“中央一级机关外，还应指秩级在六百石以上的中央派出机关的官吏”。
　　（二)、土地制度
朱绍侯的《论汉初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坏》（《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从总体上探讨了汉初的名田制。高敏的《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则探讨了《二年律令》中所反映的授田对象、田数量、以及按爵级高低授予田宅的标准；以名占田的名田制确实存在，属于私有土地性质；探讨了授田制下的国有土地制渐渐被名田制下的私有地土地制取代的实际过程。杨振红在《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中具体对比考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形态――以爵位名田宅制。王彦辉的《论张家山汉简中的军功名田宅制度》（《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和朱红林《从张家山汉律看汉初国家授田制度的几个特点》（《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从不同角度探讨汉初授田制的特点。于振波的《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认为汉代名田制随着爵制的轻滥、人口的增加和垦田扩展的趋缓，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合法的土地兼并；文、景以后，名田制仍在实行，但没有根据现实需要及时做出调整，直到元、成时期遭到破坏。
　　(三)、税收制度
高敏先生的系列论著引人注目，《论两汉前期刍藁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对比归纳了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与江陵凤凰山十号墓简牍中关于秦、汉初、文景时期、刍、藁税制度的变化发展。《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读&张家山汉墓竹简&》（《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张家山汉墓自身利益的出土解决的几个新问题：一是“户赋”是把口钱、算赋的按人头收的“赋税”改为按户出税和把按顷亩入当的当税改为按户征收，只是征收方式的改变，是优先有爵者的税目；二是从《金布律》中的“质”和“质钱”的存在说明当初已经有抵押这种经济行为；三是山川矿产税包括煮盐、采银、铁、铅、金、丹等矿产，补充了传统史籍的缺憾。臧知非的《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矿业税收制度释析――兼谈西汉前期“弛山泽之禁”及商人兼并农民问题》（《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侧重探讨了西汉前期因为税收制度而导致的工商业主的发达带来农民破产的深层原因。他的另两篇文章《汉代田税“以顷计征”新证――兼李恒全同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和《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则以张家山汉简为基础材料，全面研究了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
　　(四)、傅役制度
高敏先生的《西汉前期的“傅年”探讨――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六》（《新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傅律346号简说20岁、22岁及24岁的傅年，是对有爵者和有爵者之子实行优待的规定，汉代前期庶民的傅年还是15岁。臧知非在《从张家山汉简看“月为更卒”的理解问题》（《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认为“月为更卒”并非如学术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农民每年在郡县轮流服劳役一个月，“月为更卒”的正确理解应是每个月服役一次，每月服役天数相等，因而“更”又是劳役的讲师单位，一月一更，一年要服十二次更役，农民可以钱代役，官府无事也把更役折合成货币征收，最终演变为更赋。张荣强的《&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分》（《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重新梳理了汉代课役制度及丁役制的发展演变轨迹，还探讨了“傅”、“免老”等课役名目及汉代妇女的服役问题。
&&&（五）、户籍问题
李均明在《张家山汉简所见规范人口管理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10期）一文中认为汉初人口管理包括对常住人口的登记、对逃亡者的惩罚；户为单位造册，个人申报与官方查验双向朝以小户籍为核心的簿籍制度对人口和财产朝廷管理，主要是把爵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同时运用乡里和亲族连坐等法律来调控。
　 （六）、货币制度
李均明的《张家山汉简与汉初货币》（《中国文物报》日）提出汉初立法规定：以及黄金为通用货币；盗铸；实行严格的出纳管理。臧知非认为，秦朝统一货币制度进一步萎缩了六国地区的经济贸易；文帝的除“盗钱令”的意义不仅使私人铸币合法化，也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变化，更加速了工商业对普通受田民的兼并进程。温乐平、程守昌《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初期平价制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1期）一文则认为“平价”指正常、公平交换的商品价格；汉初平价制度已经法制化；具体运行情况是司市在每年首月（即十月）商品的上、中、下三个价格，其中间价格为平价。
以上六个方面将张家山汉简的主要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归纳，把与社会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内容划分为六大类，其中官制、土地和税收是重点部分，也是张家山汉简简文中涉及最多的；傅役、户籍和货币是近年来学者研究的热点，出现了许多新观点、新看法。本文在归纳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通过本文的阐述与概括，可以了解学者们对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方向及内容，对现今张家山汉简研究的现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在史学工作者的倾力研究与探寻下，张家山汉简的历史价值被逐步发掘，它是了解汉代，特别是了解汉初社会情况的一把钥匙。
3、居延汉简
&& 居延汉简
由来：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10
000余枚，称为“居延汉简”。敦煌和居延汉简、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故宫明清档案，被誉为20世纪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发掘汉简20
000余枚，称为“居延新简”。
甘肃出土的汉简中，大部分属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有新旧两部分组成，人们习惯上将1930年出土的称旧简，1972年至1976年出土的叫新简。新旧简共有三万多枚，大多发掘于金塔县境内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等汉代烽燧遗址，这些烽燧遗址因此而出名，1981年9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又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居延旧简是前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30年由考察团团员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的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处发掘，共有1万多枚，其中除少量竹简外，大部分为木质简牍。
这批简现存于台湾。 　　
&&&居延新简是1972年至1976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肩水金关和甲渠塞第四燧等处发掘获得汉简2万余枚。其中绝大多数是木简,竹简极少。
这批简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除此之外，尚有数百枚零散简牍流于民间。 　　
截止到目前，已发现的三万余枚居延汉简是国内简牍出土的最大宗，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这不仅因为其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
&& 居延旧简中记载有九九表，如简文“五九
五，三八廿四”(75.19)。同时，居延纪年简，
多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对核定研究两汉朔闰之排列无疑是第一手资料。 　　
居延新简的发掘由于方法得当，不但发掘数量多，而且比较完整，成册的较多，除在地面和拢土中采集的少数木简外，绝大多数都有出土方位或层位，更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簿册70多个，这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准确性，这70多个册子，有的出土时就连缀成册，有的编绳虽朽但保持册形，有的散落近处可合为一册，这些汉简多数有纪年，内容连贯。
居延新简文书有来文、来文的复文，有文书的底稿，其中一些还保留着标签，如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爰书、初状等，这些文书的格式、形制、收发程序都有统一规定，对研究古代文书档案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居延新简中的纪年简约1200余枚，最早者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最迟者为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以宣帝时期为多。 　　
居延新简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如简册《塞上烽火品约》共17枚，该册对研究汉代的烽燧制度以及边塞防御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资料。这个册子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条例规定，在匈奴人入侵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又如简册《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共36枚，是一份完整的诉讼档案。该册不仅阐明了汉代治狱刑讯制度的具体内容与诉讼辞的格式以及诉讼程序等。简册《甘露二年御史书》，是西汉宣帝时追查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的御史书，内容主要是通缉叛逆逃犯向全国发布的文件。居延新简中反映关于窦融治理河西的资料也不少，根据出土汉简综合分析可知窦融在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在居延地区重点地保持和加强了西汉以来的各种军事设施，从而保持了河西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如《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该册记载了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颁发的居延官吏俸禄文书，文中载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内容。
居延汉简就其质地而言，可分为竹、木两类，竹质的称之为简，木制的为牍，一般都称之为简。竹质的所占比例甚微，不到1%，所出土的竹简，一般保存情况不好，不仅字迹多处漫漶不清，而且大多为残简断简，相反，木简保存情况较好，可能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利于木简的保存，根据出土的木简的木材鉴定，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
4、里耶秦简
里耶秦简是月间在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中发掘出来的。这批简牍约有20余万字，字体属古隶，内容多为官署档案，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极大地增添和充实了秦代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对研究秦的统一和秦文化的传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是研究秦王朝地方政权的一个标本。这批埋藏了2200多年的秦代简牍，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记事详细到月、日，十几年连续不断。而在此之前，中国古代正史中关于秦朝的记录不足千字。里耶秦简是极为重要的百科全书般的日志式实录，补充了正史资料的不足，对研究秦朝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5、云梦秦简
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基本情况：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睡虎地秦墓竹简共1155枚，残片80枚，分类整理为十部分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其中《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为原书标题，其他均为后人整理拟定。这些竹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大量秦代竹简，有一半以上是关于秦代的法律，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助于秦文化的深入研究。秦简的发现对于研究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云梦秦简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秦简文字书法承篆启隶，是我国最早的隶书
6、敦煌汉简
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关塞遗址中自二十世纪初至九十年代共发掘出九批汉简，计25000余枚。因以汉代敦煌郡范围内发现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故称为"敦煌汉简"。其中包括：1907年，斯坦因在第二次探险在敦煌以北汉代烽燧遗址里,获得简牍708枚；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在敦煌汉代烽隧遗址中获得84枚简牍、在安西、酒泉两县境内获105枚；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17枚简牍；1944年春，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古城附近掘得汉简49枚；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今玉门市汉代烽隧遗址中获得简牍91枚；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以西十一公里的马圈湾发现一座斯坦因当年考察时被遗漏的汉代烽燧遗址，新编号为DZ1，出土简牍1207枚；1981年3月，敦煌县博物馆在敦煌西北五十七公里党河乡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中来获简牍76枚；1986年至1988年，敦煌市博物馆获得木简137枚；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市东六十一公里汉代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2万余枚汉简。上述敦煌汉简中最早纪年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最晚为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其内容多与汉代敦煌、酒泉二郡的屯戍活动有关，如官府文件、通缉令、诉讼文书、戍卒的名籍、廪食簿、守御兵器簿以及边塞吏卒的私人书信，交易、借贷的契券，还有儒家典籍《易》、《力牧》等古佚书残简，是研究河西疏勒河流域的汉代屯戍情况乃至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和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
7、尹湾汉简
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约2000米的高岭上，共发掘汉墓6座，其中在6号墓中出土木牍23枚，竹简133枚。竹简有《神乌傅》等，木牍有《集簿》、《东海郡吏员簿》等，文字近4万字。这批简牍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西汉末年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多属首次发现。它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其中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五月之历谱是我国迄今所发现最早的完整的日书。对我国秦汉史、古代文学史、古代术数史、书法艺术史、档案学、简帛学的研究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8、郭店楚简
郭店楚简，又称郭店楚墓竹简，是中国湖北省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内的竹简，1993年10月出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郭店楚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的竹简有726枚，字数有13000余个，全部为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共18篇。儒家典籍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郭店楚简所载内容与传世之儒道经典颇有不同，为研究先秦古文和思想提供了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三国两晋的简牍，以吴简的出土数量最大，价值最高，下面就介绍一下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100000余枚)。1996年6月—12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地处五一广场旁平和堂商厦建设区域内的古井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原走马街50号房基下编号为J22的古井中发现了大批三国吴纪年简牍。据统计，简牍的总数约为10万余枚。从现已释读的部分来看，这批简牍被认为是三国吴长沙郡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文书。其书写年代大部分在东汉建安至吴嘉禾年间（196年—237年）。其内容大致分为吏民田家、黄簿民籍、缴纳各种赋税的簿籍、米布钱等物出入调运账簿、司法文书、官府上下行文书及名刺、信札等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对于深入研究三国时期吴国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司法制度及有关的典章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帛书主要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和马王堆汉墓帛书，其中又以马王堆汉墓帛书数量和价值较大，接着我们就简要介绍一下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情况。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国马王堆汉墓3号墓出土的帛书。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放在一涂漆木匣中。有写在整幅帛上的和写在半幅帛上的两种。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如《老子》甲乙写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次序相反，其中的佚文是研究儒家学说和汉初思想的宝贵资料；另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约六成不见于《战国策》，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为研究战国中期合纵连横斗争的重要史料。马王堆帛书是汉代缣帛文献最具重要意义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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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帛研究缘起　　简帛，简牍与帛书、帛画的简称。简牍又分竹简、木简与木牍、竹牍。许慎《说文解字》：简，牒也，从竹。今南方出土之简多竹制，北方出土之简多木制。《说文》：牍，书版也，从片。片，剖开之木，制平为书版，故牍以木制。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汉简中有竹牍一枚，长23.2&厘米，宽4.1厘米。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秦简中有竹牍一枚，残长21厘米，宽4厘米。两竹牍皆出于湖北江陵，盖出于竹材易得也。简与牍的区别，除竹、木材质外，主要在于用途、书写方式、材质规格。简，又称“简策”，多用于抄写文书典籍，单面、竖写、单行，两行或者两面书写的极少。牍，又称“版牍”，多用于公文信札，两面、分栏、竖写，有多至5栏的，单面书写的极少。现存出土竹简，一般简长20&~30厘米，另有长80厘米以下不等，宽一厘米以内，厚0.1厘米左右。木牍，约长23厘米，也有如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秦木牍长46厘米、湖北云梦龙岗出土秦木牍长36.5厘米的特例；牍宽4厘米左右，也有极少宽至12厘米的，厚0.5厘米左右。　　帛，也称缣帛，古代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品。帛书，就是在绢帛类丝织物上书写的文书典籍，帛画，就是古代以绢帛为载体的绘画。中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织帛的国家，时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伏羲氏化蚕桑为绵帛的神话传说，一直是中国农耕社会妇孺皆知的动人故事。帛本是制衣材料，用来书写、绘画，有据可查的记载始于春秋时期，现存作为书籍的帛书，其一是1942年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楚帛书，墨书900余字，解放前已辗转流入美国，现存美国赛克勒美术馆。其二是楚帛书出土30年后，距子弹库楚墓不远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帛书，墨书12万余字。　　把出土的竹简、木牍与帛书、帛画作为同学科研究，是因为在纸张广泛使用的魏晋之前，简、帛是主要书写材料，虽然孰先孰后无法确认，但均年代久远，前后相近。其次，简牍、帛书都是用笔墨书写抄录的文书典籍，内容、字体亦无大区别。简、帛同科，有利于简、帛互证以及多学科结合的比较研究。　　诚如著名学者王国维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每一次文献资料的重大发现，都推动了学术研究的重大进展。20世纪文化领域堪称重大发现的，包括甲骨文、敦煌石窟文献和简牍、帛书的出土，其珍贵如同20世纪发现的大熊猫。王国维以乾嘉学派治经史之法参酌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简帛资料，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不仅拓展了研究领域和方法，也为出土文献的研究、利用指示了方向。简帛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筚路蓝缕的文化苦旅。　　近一百年来，简帛研究的主要方向，一是以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等方法，对简牍、帛书进行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的研究；二是从文化史、学术史、风俗史的角度，对简帛进行社会学研究，比如出土简牍、帛书反映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天文历法以及生产和生活技艺;三是考古学和中国文物学科的研究。由于先秦、两汉简帛资料的重大发现，吸引了包括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商承祚等著名专家学者，取得了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认真考索便不难发现，除杰出诗人、学者、书法家郭沫若对简帛书法略有涉及外，学术领域长期没有专题研究。郭沫若说：楚帛书“抄录和作画的人，无疑是民间的巫觋。字体虽是篆书，但和青铜器上的铭文有别，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如果不是郭沫若目光如炬，指明方向，也许后人还在漫无边际地摸索。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的吴魏院长就在郭沫若指引的简帛书法领域，潜心整理研究，苦苦追寻求索，为中国学术史和中国书法史填补了轶失近两千年的简帛书法。　　简帛书法研究　　一、简帛书法为民间日用　　在甲骨文之后，纸张广泛使用的魏晋之前，简帛是朝野主要书写材料。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农民起义，起义首领陈胜、吴广为树立威信，唤起民众，“乃丹书帛曰：陈胜王”，藏于鱼腹，众人得帛书大惊，坚定了起义决心。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农民起义第一张宣传公告“陈胜王”就是用朱砂写的帛书。第一位因农民起义而登帝位的汉高祖刘邦，为策动沛县城中百姓起事，“乃书帛射城上”，大约也是一份宣传公告或者声讨檄文之类。就是这样两份小小的帛书，在秦始皇缔造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陈胜、刘邦选择帛书因其轻薄便捷，与社会通常书写文书典籍的帛书也许有所不同，但足以说明帛书在秦汉时期运用的广泛性。这样研究是为了回应一些学者关于楚帛书、马王堆帛书之巫术说。郭沫若认为楚帛书“无疑是巫术性的东西”；商承祚也认为帛书是“占卜式宗教迷信的东西”；饶宗颐也说过帛书“楚人占验时月之用”。的确现存的帛书都是秦汉古墓出土的随葬品，楚地也有崇尚鬼神的民俗，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帛书只是巫者书写、祭祀丧葬所用，从马王堆出土帛书12万余字，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术、舆图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就可以肯定这些帛书是墓主人生前习读的典籍，而不是祭祀随葬的急就章。只不过湖南长沙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楚人高超的墓葬密封技术，才使当年流行的文书典籍在密闭的古墓静静地陪伴主人走过漫长的时光隧道，在20世纪以后陆续重见天日，而其他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简牍、帛书却没有这样的机缘，早已因年深日久，或者在战争、灾难中灰飞烟灭，消逝殆尽。这不能不说是研究简帛书法首先要澄清和解决的第一大难题。　　二、简帛隶书自成一体　　在简帛书法流行的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连同字体急剧变革的时期，简帛的材质、规格、书写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只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历史资料，使后人无法窥其全貌，只能依据历年出土的简帛，研究简帛书法的字体变化和书写特点。　　现存的楚帛书诚如郭沫若所说：字体虽是篆书，但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后代的隶书。楚简与楚帛书的字体大致相同，字形扁平稍倾，篆书的圆曲笔划减少，书写更为流畅、秀丽，只是尚无隶书之波磔，文字学家认为其字体属于原始隶书，或称“古隶”。秦统一六国后，把小篆作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根据不同场合或者功能，民间也使用大篆、隶书等字体，史称“秦书八体”，八体之中是否有简帛隶书尚待考察。两汉时期，使用最多的书体是小篆、隶书、草书（章草）。小篆主要用于官方或者庄重场合。隶书，按照汉代史学家班固的观点是“徒隶”之书，故为民间日用。汉代的草书又称章草，主要用于个人著述或者账簿记录。　　现存两汉简帛，篆书、隶书、章草均有，以隶书最多。最早的简帛隶书也是从大篆而来，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一语破的，“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书断》），由繁到简，由难至易，是汉字书写变迁的一般规律。简帛隶书变篆书回环转折的弧形笔划为简易的直形笔划，起笔笔锋着力，顿住然后行笔，最后尖峰收笔。同时篆书结构力求左右对称，隶书则省略了一些笔划，讲究字形整体的匀称变化。马王堆出土的简帛隶书最为典型，学术界归之于“古隶”范畴。由“古隶”演变为成熟的隶书，当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史称“汉隶”。这时的简帛隶书字形进一步向宽扁发展，横划已成波势，捺笔的挑法出现，点划的俯仰呼应已很自如，整齐端庄，秀丽大方。至此简帛隶书是否进入庙堂，成为官方字体，仍是未知之数。东汉时期的简帛隶书明显是从先秦、西汉以来“古隶”一脉相承的成熟发展，与东汉碑刻隶书差别很大，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均属隶书，我总感觉似乎有些牵强。　　简帛隶书长期在民间流行，自然也受到当时官方字体的影响。比如早期简帛隶书是在大篆基础上的省改、简易和快速的写法，虽然也吸收了金文、石鼓文的笔法，但是总体风格仍是自成一格的简帛隶书。东汉年间，已经具备成熟隶书基本特征的碑刻隶书，其点划、结构、章法、风骨仍与简帛隶书多有不同，由此是否可以说，简帛隶书自成一体，至少可以说以马王堆出土简帛为代表的西汉以及西汉以前被称为“古隶”的简帛隶书，应当从隶书中独立出来，称之为“简帛体”。　　这并非标新立异，牵强附会，章草也是简帛的书体之一，是简帛隶书的省改、简易、快速的写法，西汉中期以后逐渐普及，形成一体，名为“章草”，其特点是在隶书完美波磔的基础上，多使用俯仰呼应的点和牵连引带的笔划，增加了隶书的活泼灵动，是中国方块字书写的历史性解放，也是书写由实用走向艺术的发端。被当今学术界认定的现存简牍和砖坯刻写的章草为数不多，如果这种从简帛隶书脱胎出来、为数不多的章草能够自成一体，那么长期流传、广泛使用、特征鲜明、风骨稳定的简帛隶书，就有最充分的理由成为区别于篆书、隶书、章草的“简帛体”。这是研究简帛书法无法回避的第二大难题。　　三、为简帛隶书单字定型　　马王堆出土简帛代表了简帛隶书的最高成就。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计12万余字，绝大多数破损不堪，难以辨识，有效单字不过2200余字，吴巍就以此为基础，参酌楚帛书和大批简牍，为简帛隶书的单字定型。首先，简帛资料已有的单字或者有多个写法、字形的单字，就选择最成熟的一种字形；其次，有些字甲骨文、金文中有，而简帛中已经轶失，就根据已知简帛字体的偏旁部首的写法，重新组合成一个简帛隶书新字。在把握简帛书法基本特征和历史面貌的基础上，经历了无数次的分析、选择和分拆、组合，以吴巍为主编的研究团队，积20余年钻研探索成果，编撰了《中国简帛书法大字典》，囊括了8200余个简帛隶书单字。这项工作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工程，既具有抢救性，也富有开创性，他们的艰辛劳动和科学创造，为中华民族保留了最珍贵的原始资料，为中国书法史增添了轶失近两千年的简帛隶书，也成功破解了简帛书法研究的第三大难题。　　四、让简帛隶书“复活”　　追寻到轶失近两千年的简帛书法，成就了煌煌巨著《中国简帛书法大辞典》，可谓大功告成，但是他们却知难而进，选择了研究成果再生、简帛隶书复活的创新之路。简帛隶书历经不同时代，出土简帛也为多人著述、抄写，书写风格代有不同、人有特色，复活简帛隶书最大的难点也许就在于准确把握简帛隶书的基本要点，在创新发展中形成时代特色。从现存出土资料看，简帛隶书字体扁平沉稳，结构匀称自然。笔法沉着圆润，流畅遒劲，直有波折，曲有挑势，点划顿挫自然跳跃，粗细变化端庄秀美，风骨苍劲，古朴敦厚。把握简帛隶书基本要点，书写单字不难，连字成篇不易，吴巍反复研习不同时期的简帛书法，以马王堆简帛隶书为主体，吸收先秦简帛书法和篆、隶、章草之优长，根据当代审美取向，形成了既有古法原貌，又能与时俱进的当代简帛隶书。他的目标是让简帛隶书不仅像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盟书、篆、隶、行、草以及楷书一样，载入中国书法史册，而且要鲜活地走进现实生活，与创造简帛隶书的伟大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进入21世纪以来，吴巍组织新创作的简帛书法作品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及海外华人聚集的重要城市巡展，多次举办不同形式的学术报告和专题演讲，为传承中华文明、光大简帛书法奔走呼号，在他身上人们又看到了孔夫子追寻周礼鞠躬尽瘁的悲壮身影。　　简帛研究和简帛书法的新曙光　　近年来，我国的简帛研究受到社会各界以及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简帛研究中心，1999年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国际简帛研究中心，2000年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成立简帛研究中心，多次召开国际会议，编撰多种研究学刊，简帛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术研究课题。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的成立，为中国简帛研究增添了生力军。据我所知作北京市简帛书法艺术院是第一个民办非企业简帛研究和创作机构，其深远意义就在于社会力量、民间资本第一次深度介入无利可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拯救、研究、创新、推广，这是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近年出土简牍26万余枚，其中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都未加整理出版，至今仍浸泡在装满防腐药水的大盆或者水池中，深藏在分属不同系统和行政区域的文物库房。让我非常惊异的是历经近两千年，简牍材质有的已经腐朽，而简牍字迹依然清晰，浸泡防腐药水多年而不褪色，现代自诩高科技的墨水仍然达不到出土简牍历久弥新的效果。不过我也有些担心，现代墨水达不到两千年前的标准，现代的防腐药水就能够使两千年前的简牍绝对防腐保鲜吗？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抓紧研究、整理出版或者网上发布。为此，我咨询一位学界权威，他说：以现在的研究整理速度和浮躁的学术环境，以现在的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一百年能否完成都未可知。我不禁愕然，再一次把希望的目光转向类似北京市简帛书法艺术院的社会研究机构。国家要打开山门，降低门槛，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的共同参与简帛研究整理，地不分南北，人不论中外，只要有利于传承中华文明，就要平等对待，大力支持。简帛管理、研究以及保管机构也不要画地为牢，秘不示人，对深藏库房、地窖的简牍，可以先行拍照、出版，面向社会公开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共同推进简帛研究。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是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不二法门，我想也是简帛研究改变滞后局面，创新工作思路的最佳选择。　　曙光就在前头，我们共同努力！　　张新建庚寅初秋于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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