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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甫帖》的传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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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甫帖》的传承过程看它的客观存在性
作者:王菊如
在近来《功甫帖》真赝之争议中,无论立场与观点如何,浅陋深刻不同,均有利于对《功甫帖》的全面认识,且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是:检阅了中国书画的鉴赏、鉴定队伍,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或颇具中国特色的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的,尽管还有一些媒体鉴定的活跃人物参与甚少。此外也检验了不少媒体群体,他们的关注度与选择性、倾向度、识辨力,均昭著于天下。
从质疑与否定《功甫帖》的一方,其主要观点,依然是上博三位研究员的基本观点上兜来兜去,有的文章看来有些东西,但大都是维护和巩固基本观点,有的甚至出现“逐未”倾向,殊不知越“逐未”,越容易露破绽,无意之中帮了倒忙。
值得钦佩与欣赏的,倒是始作俑者,上博三位研究员的基本观点虽未变,但情形有了微妙变化:首先是文章的态度一改当初通过媒体传达的消息,从左一个“伪书”右一个“有疑”的剑拔弩张之结论先行,进而到分层阐述观点,有些娓娓道来之味。见诸报端文章且以个人名义发表。表明文责自负,与上海博物馆无关,即非上海博物馆的“完整报告”。
其次是,两篇宏文观点有些差异,“輿論”並不“一律”。均反映个人化的鉴识倾向,由此亦可证上述观点。“完整报告”不可能,只能为分解式的学理性论文。
再其次是“以攻转观”,公开表态的话语有些无奈;“话说完了”,“不看,不回应”,这样,或可产生某种悬念。广大读者心里都明白:其实《功甫帖》与上海博物馆之关系,不祗是“证伪”,若将与“证伪”相关的问题,一一提出来,让这三位研究员来续篇,那真是难为他们了。
笔者酝酿本文,祗企图以《功甫帖》的传承过程,窥见其客观存在的历史性,其间努力拓展考辨传承过程中的人物及其关系,以此佐证《功甫帖》传承的可靠性、真实性,或可对《功甫帖》的全面认识有所裨益,这也许是奢望,但至少满足了笔者的表达欲。
此外,关于行文及语言风格,也以自己用惯之家常语,以便和那些一边学着大师的口吻,一边写着菲薄大师的文章高人,保持适当距离,免得沾粘时风、庸风。
下面转入正文。
关于苏轼《功甫帖》的书写时间,除了个别无知者彻底否定其客观存在外,祗是对苏轼书写时间,有所不同的探讨,由此产生时间上的差异:
1,是赞同翁方纲的考证,定为苏轼37、8岁时所书,其中包括单国霖先生。
2,提出翁氏考证有误,认为是苏轼50多岁时所书;如其中有位宋史专家(?)
3,笔者据苏、郭交往情况,提出另一种可能:其中一次,是绍圣元年(1094)六月,苏访郭未遇而留书话别。地点在郭之故乡当塗。《功甫帖》会否系此次留书。当然这种可能还需经过证明。
据说,苏轼曾三次到过郭祥正家乡当涂。其中第二次在绍圣元年(1094)六月,只是路过,未与郭祥正晤面,有《慈湖夹阻风五首》记事。(按:苏第一次到当涂是元丰七年(1084),第三次到当涂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这两次都受到了郭祥正的热情接待。)
《功甫帖》无论何时所书,目前也缺乏直接针对性的史料,复原苏轼书写《功甫帖》的历史场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其诞生起,应在郭氏家久藏。
《功甫帖》深藏而久未见著录,恐至少有两个以上原因:或因私藏深藏;或因书写字数偏少,先为私人信柬而未列入流转共赏领域,故知晓者甚少。或恐早已有著录,但至今尚未发见。
世上总是先有事物(事实),后有观念(概念);
直至清初,《功甫帖》(或以其它题名)而入安仪周(?,一说1742?)的收藏,《墨缘汇观》中始有著录,九字内容为“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
安仪周,即安岐。是颇值一提清代书画鉴藏家。也是今天所知与《功甫帖》传承关键笫一人。其人字仪周,号麓村、松泉老人。天津人,一说朝鲜人。安岐先世为盐商,家资巨富。本人酷爱法书名画。当时明代几位著名的书画鉴藏家,先期相继谢世,所藏精品,大多为安岐收藏。据《文端公年谱》康熙五十九年中记载:“麓村安氏精鉴赏,凡槜李项氏、河南卞氏、真定梁氏所蓄古迹,均倾赀收藏。图书名绘,甲辅。”安岐所居沽水草堂,在天津城东南。又有古香书屋,为其所藏书画名迹处所。值得注意的是,“凡经《》著录之书画,其真实性大都可靠。所著录作品,绝大多数为自己收藏。”安岐另著有《续录》,间或有别人所有经他鉴赏者,计收入历代法书332件,名画201件,全为流传有绪,可资凭信之迹。
安仪周的《功甫帖》,是否来自“槜李项氏”(项元汴)的“倾赀收藏”,看来存在递传可能,因此与翁方纲题跋同一纸上钤有明项元汴三印:“子京”朱文葫芦印、“项叔子”白文方印、“檇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並不是毫无依据。单国霖认为安岐《墨缘汇观》著录中因未提及项氏此三印,据此而断为是“后加伪印”,实过于轻率。至于说到“即使(三印)在另纸上,安岐也不会漏记”。那更是无稽之谈。钤有明项元汴三印:“子京”朱文葫芦印;“项叔子”白文方印;“檇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的,后为翁方纲题跋所用之纸,原先应该是与《功甫帖》同藏一起的。
安仪周之后,《功甫帖》的去向,似在徽州知府江恂掌上。
江恂(1709~1786)字于九,号蔗畦,清广陵(今仪征市)人。乾隆二十年(1755)以拔贡初知常宁,次年出任清泉县(今湖南省衡南县)第一任知县。擢乾州(今湖南省吉首市)同知,累官至长沙、徽州知府。
江恂博学多才,通晓经史,工诗,善书画,长于隶书,还喜写梅花。江恂嗜好收藏,时人称其“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而且江恂对金石书画有相当的鉴赏水准,如经过他鉴定的一幅书画作品(范宽《长江万里图》)在2008年4月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以1400,000元的天价拍出,可见其鉴定眼光之独到。江恂著有《墨香居画识》、《花间笔语》、《画传编韵》、《江于九先生手拓泉布録》、《广陵印人传》、《扬州画舫录》等传世。
江恂手中的《功甫帖》,不是独立的,而是与米芾《得书帖》、《恶札帖》同裱装为《苏米翰札合册》,该册留有有江恂鉴藏印。后江恂子江德量得于家藏。特征是“册”,不是“轴”。这种装裱形式或许早已如此。
江德量(1752年-1793年),字成嘉,一字秋水,号秋史,又号量殊,人,书画家。乾隆四十五年()一甲第二名进士(),官至江西道。江德量少承家学,好,善,工印章,绘画,收藏旧拓碑版及宋版书甚夥。
先举例谈谈江德量子父的书画藏品与鉴赏眼光:然后才能认识江德量以《功甫帖》见示于翁方纲的意义。
江德量曾藏有宋·傅尧俞()的传世孤本《蒸燠帖》,无独有偶,这件行楷书书法作品是傅尧俞向友人应酬问候的一则信札。《蒸燠帖》上有藏印:“江德量鉴藏印”(朱文),“南韵斋”(朱文),“莲樵成勋鉴赏书画之章”(朱文),“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朱文)。
江德量还藏有宋·欧阳修之《灼艾帖》此帖曾经明·项元汴、、江德量鉴藏。清·安岐《墨缘汇观·上编》著录。
乾隆五十五(1790)年秋,江德量出示《功甫帖》请翁方纲对《功甫帖》鉴评。
翁方纲见《功甫帖》,烛眸识宝,十分钟爱,特在另纸做了长篇题跋(《功甫帖》体量太小)及诗赞。翁方纲是肯定《功甫帖》为苏东坡手泽的,否则不会有《跋》及诗。还用油笺纸双钩摹写了一本,今见之,真如藏者许氏所赞:“神妙等于真迹”。今裱一体,堪称完璧。
现今人对翁方纲《跋》之观点主要有:
1,跋文假,书法也假,印章亦假;
2,跋文真,书法也假,印章亦假煮;
3,跋文真,书法也真,印章亦真。
先不要作任何结论与判断,首先让我们探讨一下,翁方纲见到苏轼《功甫帖》墨迹,如此钟爱的动机与原因,才能知道哪种说法是比较确切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据众多学者研究,诸如顾廷龙的高足、《翁方纲年谱》的编纂者沈津先生,他们的共识是:翁方纲對於苏轼的书法特別沉醉,对苏公的人格极为倾心。以翁氏在36岁以60金购得苏東坡的《天际烏云帖》为例:翁氏不仅为此帖多次的题跋识语,而且从此以“苏斋”自号,治印《宝苏斋》。之后,在翁氏后半生的岁月里,每年逢腊月19日苏轼诞辰,他一定会举办供奉祭拜苏轼画像的仪式,“广邀好友燕集,欣賞東坡潇洒飞动笔墨,吟诗题咏,以纪念这位多才不世出的艺术大師”。
在这样一位苏东坡的超级粉絲面前,识鉴《功甫帖》、跋题《功甫帖》、诗赞《功甫帖》、钩摹《功甫帖》、······毕恭毕敬,倾尽学智,这恐怕不会是例外吧。今天那些纠结于翁书、印章、文字像不像(何况还鉴识不到位)、真不真,难道不是“逐未”之举吗?
江德量家藏之《功甫帖》,后来归藏于成亲王永惺,并收入《诒晋斋摹古帖》中,是具有识见的。
成亲王永惺即爱新觉罗·永瑆,(1752-1823),字镜泉,号少厂,别号诒晋斋主人,清乾隆皇帝(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十一子,封成亲王。因皇太后曾赐陆机《平复帖》,又号诒晋斋主人。成亲王永惺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加上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得窥内府所藏,而自藏又甚富,故名重一时。
后成亲王永惺曾刻《诒晋斋巾箱帖》十六卷。嘉庆十二年(1807)金匮钱泳摹勒四卷,名“巾箱帖”;嘉庆十六年(1811)增刻四卷,名“集锦帖”;嘉庆十七年(1812)续增刻“藏帖”及“藏真帖”各四卷,后三种皆元和袁治摹勒。以其均为小册,故统谓“巾箱帖”,皆永瑆书。除“集锦帖”十四种临古、自书各半外,其它皆以临古为主。
成亲王永惺藏之《功甫帖》再后来就由英和(号煦斋)()收藏,其间传递脉络也不容置疑。翁方纲双钩纸上亦有“煦斋新购”藏印,如无例外,《功甫帖》后应一直存于英和后辈,因为直到1953年许汉卿于沪上得自英和后裔。
英和即索绰络·英和(1771年-1840年),初名石桐,字树琴,一字定圃,号煦斋,索绰络氏,人。清朝大臣、书法家。南京總統府内有“煦園”(即西花園)。據史載,“煦園”二字是清代大學士英和題寫)。官至,,,加衔。英和工诗文,善书法,著有《恩福堂诗集笔记》、《恩庆堂集》、《卜魁集纪略》等。
说到英和收藏《功甫帖》,恐怕与英和服贗翁方纲对《功甫帖》的题跋识见有关系,即确认为苏轼真迹。因为英和与翁方纲又有一段特殊的关系。原来,翁方纲曾撰有《翁氏家事略记》一卷,於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时,由英和为之刊刻。英和《恩福堂年谱》(六十六岁)记有“是年,得翁覃溪先生自记家事,为之刊行”。这本《略记》约三万字,叙其先祖由福建莆田入籍顺天大兴以来之家事,按年记事,大略用年谱形式分年提行,而不名年谱。前半多追记先祖遗事,後半则著重录其仕履、治学之事。
英和为翁覃溪(方纲)先生刊行《翁氏家事略记》一卷,与收藏翁氏题跋之《功甫帖》,难道祗是偶然巧合,围绕《功甫帖》的鉴识与传承历史,难道不存在某种必然性吗?
关于《功甫帖》的著录,还值得一提的是《书画鉴影》,这是清晚期鉴赏家李佐贤()曾将包含《功甫帖》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著录于同治辛未(1871)年印制的《书画鉴影》,某著录帖文内容是“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还过录翁方纲氏题跋的所有文字,说明翁跋的社会影响已客观存在。著录的《苏米翰札合册》,苏轼帖二札,一札是《刘锡敕》,一札是《功甫帖》;米芾二札,一札是《道祖帖》,一札是《章侯茂异帖》。李佐贤对此帖的评价为:“此册属成邸(成亲王永瑆)旧藏,均经收入《诒晋斋摹古帖》,苏书尚完好,第二幅(指《功甫帖》)尤佳,米书前札(指《道祖帖》)已有漫漶字,后札(指《章侯茂异帖》)字虽不多而神采奕奕,有龙跳虎跃之势。”
有人提到: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里的相关这些文字与《书画鉴影》内容完全一致。还强调“李佐贤的《书画鉴影》著录的许多作品并非李氏自藏,仅是寓目而已”由此否认《功甫帖》的真迹存在。否认李佐贤、张葱玉、徐邦达见过《功甫帖》。
张葱玉,徐邦达等前辈皆鉴识白眉,正是传承了像翁方纲这样的优秀传统,服赝前辈的戍果,才会同样对《功甫帖》发出自己的声音。徐邦达老师最有份量的文字是:
《功甫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综上所述,我们简要疏理了《功甫帖》传承与鉴识过程的人与事,当我们脑海里映显着:
江德量与翁方纲;
英和与翁方纲;
翁方纲与苏轼,·······
由此围绕《功甫帖》的鉴识与传承历史,作些思考,难道都是孤立现象吗?难道不存在某种必然性吗?若有之,那么,这种必然性又能说明什么呢?不正是《功甫帖》可信的履历吗?
(除夕搁笔)
刚表态过的朋友 ()问题补充&&
奸。”且言。尧俞曰,圣人所以养至诚而御遐福也,不必因这些话感到丝毫的冒犯。事至,这里应该通“结”。注,以奸太和之气,其余可以一切置之愿听之如蚊虻之过耳?愿听之如蚊虻之过耳,无使有纤微之忤,而乃于此不能平,以奸太和之气,以保持详和宁静的心态,无使有纤微之忤:“确之党。原(陛下)听此这些只当是听见蚊虫从耳旁飞过,其尤者固宜逐:“以陛下盛德,以无心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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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乙巳,吏部言:『责降官程颐子端彦见任鄢陵县尉;八月丁未朔,诏:『湟州近已收复,其元行废弃及迎合;九月壬午;元v奸党曾任宰臣:;文彦博(故)吕公著(故)司马光(故)吕大防(故);曾任执政官:;梁焘(故)王岩叟(故)王存(故)郑雍(故)傅尧俞;安焘;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故)范祖禹(故)王钦臣(故)姚遥ü剩┕肆伲徽跃ü剩┞砟ü剩┛孜渲伲ü剩┩醴冢ü
七月乙巳,吏部言:『责降官程颐子端彦见任鄢陵县尉,即于有子弟不得任在京府界差遣指挥。诏端彦放罢,今后似此之子依此。』八月丁未朔,诏:『湟州近已收复,其元行废弃及迎合议论、沮坏先烈之人,理当更加黜降,曾布已责廉州司户参军、衡州安置外,龚扑突荩磐ゼ崴拖笾荩⒈喙埽辉鹗诔缧啪诙雀笔购谘濉⒃鹗诖胖萃帕犯笔购貉艟仓冒察庠鹗谄钪萃帕犯笔挂谰珊貉艟仓茫艺榇蠓颉⒅贾萁娼凳谥写蠓颍谰芍贾荩唤凳诔榇蠓颉⑸俑唷⒎炙灸暇⑿熘菥幼》洞坷裨鹗诰步诙雀笔埂⑿熘莅仓茫怀胀H顺麓紊脱菥幼。凳诔幸槔伞⑷ǚ⑶卜恢荻缄芙凳谛謇伞⑻聿罴喔е菅畏扑拔瘢温徊钊耍磺跋椤⑶叵8Σ⒗胀#焕钋宄忌硭溃淠徐淼笔庇檬拢扑陀⒅荼喙埽唤凳诟粗莘烙挂π厶乩胀!⒐庵菥幼 九月壬午。诏宗室不得与元v奸党人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庚寅,吏部言:『勘会责降官已有碑石籍定姓名外,其子弟系选人者,即未有指挥。今欲将降官子弟选人,令所属开具,申部籍记,不许注在京及府界差遣。』诏吏部:『应系今来状内责降人子弟,告不候参选及到阙日,并于家状内供父亲、兄弟系与不系籍记之人,及后来续添王、张商英、李格非、商倚、吴俦、邓忠臣、陈琥、朱绂、姚雄,亦仰照会施行。』癸巳,诏于元v籍记姓名人子弟在外指射差遣指挥内,添人『亲兄』二字。丙申,诏:『建中靖国元年及元符末奸党并合焚毁文字等,并依元v辛丑。』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陈州,士人有以端礼门石刻元v奸党姓名问臣者。其姓名、朝廷虽尝行下,至于御笔刻石,则未尽知也。陛下孚明赏罚,奸臣异党,无问存没,皆第其罪恶,亲洒宸翰,纪名刊石,以为天下臣子不忠之戒。而近在畿内辅郡,犹有不知者,况四远乎?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奸党,以御书刊石端礼门姓名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从之。御史台钞录到下项:元v奸党曾任宰臣:文彦博(故)
吕公著(故)
司马光(故)
吕大防(故)
(故)曾任执政官:梁
王岩叟(故)
傅尧俞(故)
胡宗愈(故)
李清臣(故)
佃(故)安
焘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故)
范祖禹(故)
王钦臣(故)
顾临(故)赵君锡(故)
孔武仲(故)
孔文仲(故)
朱光庭(故)
吴安持(故)
李之纯(故)
鲜于先(故)
赵彦若(故)
张舜民余官:秦
宋保图吴安诗
刘唐老晁补之
常安民孔平仲
吕希绩(故)
俦诏:『缘奸党入籍,并子弟等,除曾任监司罢任指定与知州人外,将其余不得到阙、合授差遣人,今后并令于所在州依条审量,具官吏保明堪与不堪厘务。内初出官,仍验付身,令召保二人依条式声说委保事因,各连家状,一就缴申吏部。』从吏部尚书何执中奏请也。乙巳,诏建中靖国元年及元符末奸党并合焚毁不用文字等,并并依元v。【杰按:应是衍一“并”字。】十二月庚戌,诏:『应元v系籍人,并依寄禄官与请给,更不注差遣。见有差遣人并罢。其子并亲兄弟,并与宫观、岳庙差遣。内系选人者,与监当差遣,不得与改官。』臣僚姓名当检,附姓名已见九月二十五日、三年十月末。张商英罢提举灵仙观,当考。
癸酉,臣僚上言:『伏睹元符之末,朋党递用,陛下以先定之志,独见之明,屏斥奸回,以断国是,自总揽以至于今,百废具举,效应显著。绍述大有为之功,斯既成矣。陛下复惩前日纷更之由,深思远虑,谓事虽小,而其端足以成害者,不可不禁,乃诏有司自元丰八年三月五日以后,至绍圣元年四月十三日已前,及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以后,至崇宁元年正月以前,凡官司比例,勿复引用,盖所以防微杜渐,遏绝其萌芽,以垂无疆之休也。然臣区区之愚,尚以为崇宁元年六月以前奸党犹在朝,其怀私害正,持心不移,与夫官吏,希望风旨于下者。或因人以废事,或因事以废法,其所立一时之例,若谓其在崇宁正月以后而用之,则与建中靖国之例相去几何哉?陛下嘉静天下,以隆太平,事无大小,其坐朋党而害政者,不可以不尽也。』十一月辛巳,诏:『元v系籍人通判资序以上,依新条与管勾宫观;知县以下资序,与注监岳庙,并令在外投状指射差注。』乙酉,朝奉大夫江南西路提举常平韩宗直、朝请大夫知亳州孙载并放罢。臣僚论宗直暴刻昏昧,载庸邪贪墨,皆尝附元v奸党以得进用故也。
十二月丁巳,诏:『应臣僚姓名与奸党等人相同者,并令改名。』从权开封府吴拭奏请也。
《故事》二十五卷,有拭全奏可考。改名:
朱绂、李积中、王公彦、江洵、张铎。
己未,诏:『元v系籍人子并亲兄弟,若因功赏各该酬奖,改官循移,知、令只于阶下官上循移,仍不得实任知、令差遣。』庚申,诏:
『应责降不注在京差遣及缘党与停替未该叙复之人,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其合注差遣,令在外指射,吏部检会姓名,关送开封府觉察。』壬戌,诏:
『元v系籍人子并亲兄弟,系大使臣、路分都监已上资序,与诸路宫观、岳庙差遣,系亲民资序,与外路监庙差遣;系监当资序并小使臣,与外路监当差遣;差使、借差,与外路合人差遣。』己巳,准都省批,应籍记人子孙并亲兄弟选人与监当差遣,不得改官,自不合举送吏部照会。 校勘记[1]汤
原本『 』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九补。原本校云:『 』,原本并误作『馘』,今悉改正。[2]指射
原本『射』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九补。[3]惟□
《长编拾补》卷十九无墨丁。兹仍其旧。[4]□□□施之政事
《长编拾补》卷十九无三墨丁。兹仍其旧。[5]散漫□□
《长编拾补》卷宗十九无二墨丁,兹仍其旧。[6]常切觉察
原本脱『切』字,据文意补。[7]四月丁巳
原本作『丁巳四月』 ,据《长编拾补》卷二十一乙正。[8]旋诏
原本作『施诏』 ,据《长编拾补》卷二十一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二徽宗皇帝 禁元v党人下崇宁三年正月,诏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集并毁板。
二月□□[1],诏翰林学士张康国编类元v臣僚章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令具逐路责降安置、编管等臣僚姓名下项。除名勒停、编管人:广南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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