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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陀乡土小说主题论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取​材​于​中​原​大​地​,​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师​陀​乡​土​小​说​的​主​题​主​要​有​几​个​方​面​：​一​、​在​自​然​与​社​会​的​对​望​中​的​充​满​张​力​的​乡​土​世​界​的​建​构​;​二​、​启​蒙​主​题​的​继​承​和​发​展​;​三​、​对​复​杂​人​性​的​深​度​挖​掘​与​理​想​人​性​的​设​计​;​四​、​对​精​神​家​园​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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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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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三十年“乡土小说”转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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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三十年“乡土小说”转型的研究
官方公共微信　　张继红（下文简称张）：雷先生，您好！有感于您对甘肃文学特别是甘肃小说持续的热情与关怀，承蒙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多位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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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甘肃乡土小说的繁荣与缺失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张继红（下文简称张）：雷先生，您好！有感于您对甘肃文学特别是甘肃小说持续的热情与关怀，承蒙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多位视野下的新世纪乡土文学研究”课题组成员委托，作为您的学生，非常荣幸向您请教有关近三十年甘肃乡土文学创作的相关问题，恳请赐教！ 中国论文网 /5/view-4627022.htm　　近三十年来，西部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坛的重镇，西部作家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阵容使西部文学日益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焦点。甘肃文学作为西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出现过一些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比如“甘肃小说八骏”“新甘肃小说八骏”已驰骋文坛，杨显惠、秦岭等作家虽已走出甘肃，但仍以文字回望、回归故乡。不过，与陕西、四川等西部省份相比，甘肃小说作家群似乎仍是一个相对寂寞的群体。那么，形成这种文学态势的原因何在，能否就“乡土小说”这张甘肃文学的“名片”谈谈您的看法？ 　　雷达（下文简称雷）：这个问题看似很具体，但却很复杂。就大而化之的角度来看，有经济文化方面的，有作家本身的，有宣传批评不力的等等原因。当然，你说的这种“寂寞”状况到新世纪后有明显的改变。其实，就乡土小说这一文类来说，它是甘肃文学成就的一个标志，也是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 　　如果对近三十年以来甘肃乡土小说的创作进行一次清理，我们会发现甘肃乡土小说的发展较为清晰的脉络，也会发现你提到的“问题”。比如，近三十年以来甘肃乡土小说从题材开拓、精神主旨、叙述视角、文体风格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作家们从对固有的甘肃地域文化的揭示和探寻，走向了对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的甘肃自然人文环境、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以及人的精神裂变的描摹与探索。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在评论界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整体性的关注。 　　张：那么从地域、地域文学、地域文化的角度看，甘肃乡土小说作家可供描摹的文化景观到底怎样，作家们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向”，能否结合具体的地域文学、文化内容谈谈您的看法？ 　　雷：有关于地域文学、地域文化，我曾经在某期刊的《文学地理》专栏里谈到过。出于我个人对故乡的感情及其对甘肃人文地理的熟悉吧，在这里，我想再简要地重申我的想法：甘肃地处蒙古、黄土、青藏三大高原的结合部，历史上曾是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丝绸之路横贯甘肃，绵延1660多公里，东起平凉、天水与陕西相接，西至敦煌、瓜州进入新疆，世界各地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在这里有所演示。这里有被沙漠吞噬了的西域文明，有遗失了的楼兰古国；这里也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壮苍凉的诗句，以及嘉峪关、敦煌、麦积山、拉卜楞寺等珍奇的文化遗址。 　　应该说，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甘肃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态，也孕育了甘肃文学的地域性和复杂的文化内核。只是由于自然环境的骤变、人对土地的过度开掘，以及战争，曾使得甘肃失却了往日的辉煌与繁荣，甚至成为中国西北部地区贫穷落后的象征。但是在中国版图上，甘肃东西狭长、南北扁平，地形地貌复杂多样，高原、山地、平川、河谷、沙漠、戈壁交错分布，又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交汇处。陇东、天水一带临近关中，属中原文化的边缘，呈现出典型的农耕文明特征；甘南和陇南有大片草原，充满异域风情和游牧文明特点；千里河西走廊的绿洲又呈现出与中原农耕不同的文化形态。城市文明也以强劲的势头冲击着封闭保守的甘肃，形成了一批以工业、旅游业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兰州、金昌、白银、酒泉等工业城市正在崛起，并承担起甘肃经济文化中心的使命，敦煌、嘉峪关、天水等文化旅游城市也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敞开怀抱，成为甘肃文化发展的中心。同时，历史上的交通要道、曾经的流放地、开发大西北等因素共同形成了甘肃城市居民的移民化特征。所有这些，又有可能成为甘肃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也是文学转型和繁荣的重要契机。 　　张：也就是说，无论从地域还是文化特征来看，甘肃文学都有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族地方色彩。那么，近三十年来，甘肃文学特别是甘肃乡土小说曾呈现了怎样的状况，作为近三十年甘肃当代文学的见证者和助推者，您怎么看此期间甘肃当代小说的发展？ 　　雷：是，近三十年甘肃乡土小说的发展与中国当代文学基本呈同一的步调，也就是“文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小说曾出现了前后几批作家，他们从不同层面表达了对甘肃农民的生活、生存的观照，比如新时期以来的第一代作家王家达、邵振国、景风、牛正寰、柏原、阎强国、张弛、浩岭、雷建政等人，就曾以思想解放之后的新眼光来书写改革开放前后甘肃土地上农民的精神和命运；写底层农民被贫穷和苦难变得变形甚至扭曲的精神世界。 　　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代甘肃小说作家的创作应该还是从历史的和经济意义上的“甘肃生存”来建构小说，也就是说，1980年代初的甘肃小说更多停留在经济上的“贫”导致思想和精神上的“困”。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步调并不统一，因为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小说经历了几个典型的文学思潮，比如“伤痕”“寻根”“反思”等。您怎么看期间的“错位”？ 　　雷：确实存在错位。由于甘肃地域的边缘性甚至导致了文化的边缘性。甘肃文学并没有在那一场场思潮更迭中扮演什么重要角色。不过当时甘肃的文艺评论期刊《当代文艺思潮》曾经参与见证了朦胧诗的“出场”等思潮，是朦胧诗“三崛超”的摇篮之一，影响很大。很可惜后来被停刊了。这原本是题外话。但就文学与时代大潮或文学思潮的合拍还错位来看，并不存在先进或落后的说法。在我看来，你说的经济上的“贫”导致思想和精神上的“困”这不但是当时“甘肃生存”的问题，也是现在的甘肃生存甚至是中国生存问题。这个问题肯定要有中国作家去投入地关注，当然文学不可能只关注这一个问题。 　　张：那么，在您看来，1980年代的甘肃小说，写出了什么意义上的“甘肃生存”问题，这一代作家的写作是否更多地停留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对于地域文化的观照是否还停留在被动的生存背景描摹和不自觉的情景设置等艺术手法？
　　雷：这几个设问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问题，就是1980年代甘肃小说思想和艺术在地域文化上的体现。这么说吧，千百年来封建宗法观念所编织的深层权力关系网络对人与人之间现实关系的制约，以及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巨大影响，这既是1980年代乡土文学的主题，也是今天乡土文学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这种探索在第一代甘肃小说作家那里已经有了较大的成就，比如王家达的《清凌凌的黄河水》、邵振国的《麦客》、柏原的《喊会》《挖墙》《毛家沟蹲点》《奶头山印象》，以及景风的多篇小说。他们写出了许多“深度主题”，比如农民们在欲望与道德撕扯中的艰难挣扎，在生存与尊严之间被动无奈的选择；也写出了西部人的坚韧顽强、吃苦耐劳、善良淳朴，以及在生存重压下暴露出来的人性的弱点：自私狭隘、麻木冷漠、狡黠保守等等。 　　而对于地域文化的观照，已不是停留在被动的生存背景描摹和不自觉的情景设置。他们在描述甘肃独特的风土人隋和人文景观的同时，已经开始注重探究历史重负对甘肃人心世态的制约，这些作品既有对故土苦难的深思忧患，又不乏对故土愚昧落后的封建宗法思想和陈旧陋习的理性批判。 　　张：那么从审美角度来看，此一时期的小说作家应该更热衷苦难叙事？但是苦难叙事如果处理不得当会变成简单的道德怜悯，甚至会流于一种“苦难展示症”，在当下“底层文学”的写作中，有不少这样的苦难想象与苦难展演。那么作为地处边缘或底层的甘肃乡土作家，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 　　雷：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家的确写出了多种苦难的存在形态，但与时下被批评的“苦难展示症”有差别。这一代甘肃小说作家，有更多的底层生活体验，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底层生存者”，在苦难的叙述中更注重重铸西部精神，在困窘中饱蕴着诗意，写出了甘肃农民的人性之美及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举例来看，邵振国的《麦客》中，吴河东父子热爱土地和麦子，像驴一样地劳作，他们卑微却不低贱，贫弱而不认命，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道德伦理，他们“偷”是为了生存，“不偷”是为了尊严。在《远嫁》中，主人公陈秀云在远嫁了女儿之后，将心爱的情人——寡妇冯玉兰也远嫁出光秃秃的上堡村，这种无奈的牺牲虽有虚伪的嫌疑和不人道的成分，但对在贫苦线上挣扎的人来说，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爱与道德吧！而牛正寰的《风雪茫茫》写了大饥馑年代一个农村女性锁桂妈为了生存而骗婚的故事。她善良温厚、勤劳质朴，用真心对待每一个人，却不得不忍受内心痛苦的煎熬和忏悔。例子很多，可以说，从总体上看，他们是作为底层生存者的写作者，而不是为底层代言的写作者，所以，在更高意义上，他们是西部精神以及西部生存的见证者和书写者，更具有知识分子的担当道义。 　　张：这种道义的担当应该是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伦理精神！我个人非常认同您关于作家作为底层生存者对苦难的书写是“知识分子的担当道义”的观点，这也是我在关注当下“底层文学”中的苦难书写时，区分“苦难展示症”还是真正的苦难书写时的一个困惑。当然，我同时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那就是在我看来，甘肃小说因为地域的边缘化和经济的相对滞后，作家的叙事空间也相对封闭，那么，您如何看此时期的甘肃小说中时代、地域、文化与人的一体性关系呢？ 　　雷：其实，现代文明对西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击很大，如果系统观照1980年代以来的甘肃小说，你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小说的时代性、地域性与人的一体性表述仍然很鲜明。王家达的《烂宪书与任扣香》、柏原的《野木匠》、邵振国的《祁连人》、浩岭的《西北情》等都对甘肃农村已经开始的现代性转化不无信心和喜悦。农村富裕了，城里姑娘私奔，做了乡下野木匠的媳妇；浙江手艺人徐二妹以东南的文明吸引并影响了西北汉子骟匠吴猛子，使他由一个鲁莽、呆笨、驯顺、被姨夫白使唤的封建家奴转变成—个具有独立人格、平等观念的现代意识的人（《西北情》）。甘肃农民对现代文明的渴望、恐惧、焦虑；乡土上生长的专制愚昧给现代性转化造成的阻碍；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诸如拜金主义、道德沦丧、为富不仁等邪恶势力对宁静的田园生活和纯朴人性的挑战；以及甘肃乡镇转型期过后的“灰蒙蒙”的形象；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素质并没有随着现代城市文明而来到乡村，相反乡村人曾经的平和质朴却被现代工业文明吞噬了，如此等等，这些困惑与焦虑正是甘肃作家们着力表现的。作家写出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与相对落后的经济与人相对应的精神状态，也展现了封闭被打破后人心也被打开的兴奋与焦虑，以及时代巨变引起的人与人、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这是一种整体性，应该也是你说的“一体性”吧。 　　张：是。可以看出，贫困，宗法制，道德，土地，背叛等主题，是1980年代初期小说的时代特征。到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作为个体的人逐渐凸显，个性贲张，创作激情高涨，艺术手法花样翻新。在小说文体方面，大胆创新，比如“作为叙事的叙事”的文体实验，揭穿虚构的秘密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等等，19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界就像艺术的万花筒，又像小说的跑马场。在我个人看来，这个时期的甘肃小说却相对沉默，没有太醒目的先锋性作品，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雷：的确，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爆炸的年代，文学行为在那时是公众性的事件，可以随时进入公共领域，参与思想和社会变革。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试验，特别是文体实验，那是思想解放的延续。但是甘肃小说在这个时候的反应相对迟缓了一点。没有产生相对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这个时候甘肃文学作家多集中于诗歌。诗歌以其短小、快速，爆发力强，很快与时代遇合，表现了时代精神。 　　张：那么1990年代，从当代文学的格局的变化来说，各种名目繁多的文学流派和思想潮流纷纷撤退；1990年代更是一个激情消退，商潮汹涌的时代，文体试验不再能激起作家的兴奋点。但是1990年代又产生了当代小说的大作，比如《白鹿原》《丰乳肥臀》《活着》《长恨歌》等长篇经典。这应该是您曾经所说的“作家的分化和重组”吧！那么，在您看来，甘肃乡土小说经1990年代的时代巨变和商海之潮大淘洗后，沉淀下来了哪些闪光的艺术作品呢？
　　雷：1990年代，是一个思想多元、思潮分化，也是一个作家开始重组的时代，大浪淘沙后，经典作品开始渐次被读者和历史挑选并留存了下来。甘肃乡土小说也在此时期快速成长，老一代作家新作迭出，新作家不断涌现，为新世纪甘肃乡土文学的繁荣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但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还不是很多，很多作品还处于省内自我欣赏的状态。 　　张：容许先打断一下！程金城先生也曾谈及甘肃小说的这种状况，他形象地把中国文坛视域下的当代甘肃长篇小说比喻为“‘丘陵’多而‘高峰’少”。那么，您怎么看这一现象，甘肃乡土小说在1990年代相对繁荣，哪些作品在哪些方面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兴盛“做足了准备”，能否举一些典型的例子？ 　　雷：1990年代的思想多元和社会的快速转型促成了甘肃乡土小说的转变和深化。作家开始不断地打破叙事空间的封闭，将传统与现代、肉体与精神、精神家园与物质欲望矛盾逐渐渗透到乡土书写中，视野逐渐开阔，文学回应现实的力量也在加强。比如柏原在《滚牛洼》中，将视点移到城市，写女人嫁进城和知识分子“考”进城目的是一样的，性质却不同，嫁是以自由、平等、尊严为代价的买卖关系，健康丰满犹如“黄土地上精灵”一样的秋芳姑娘被胡老板买进城做了餐馆老板娘，红嘴唇红指甲珠光宝气，边开票收钱边嗑瓜子，做广告招揽顾客。而在《瘪沟》中，面对五光十色的都市物质文明，身处穷乡僻壤的瘪沟女人不由得动心渴慕，但当这一切要用“借腹生子”来交换时，女人基本的尊严和理性使她最终拒绝了诱惑，尽管内心不无矛盾与怅惘，但她还是选择了坚守而不是妥协。另如刘琦的《捍卫女儿的贞操》涉及的传统道德的脆弱和农村基层的腐败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关系。村民覃吉福的女人出于无奈屈服于村长李福来的淫威，而他的女儿覃芙蓉则是怀着对金钱和权力的双重渴望，“心甘情愿甚至是高高兴兴成了他的玩物”，覃吉福无奈地选择了自杀来反抗这残酷的现实。在现代性背景下，世俗欲望的极度膨胀使人性迷失了，甘肃农村和农民们演出了一幕幕的闹剧、惨剧和悲喜剧。为了钱，亲人互相残杀（如刘虎的《黑鹅博掌》），邻里冤冤相报（唐达天的《麦子是一团火》），男人也可以出卖肉体（马步升的《被夜打湿的男人》），孩子也可以作为赚钱发家的工具（王新军的《坏爸爸》），于是，人类如何生存，未来走向何处，哪里是精神的家园，就成为甘肃作家灵魂深处永远的痛楚。这些作家的乡土叙事客观真实地记录了1990年代以前的二十年甘肃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以及甘肃几代人在现代性转化中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裂变。 　　张：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在“女性与进城”“身体与道德“男性与身体”等主题方面，甘肃乡土小说作家开始有了更自觉的探索。作家们目睹了现代文明的成果和随之而来的对乡村、乡土的疯狂掠夺，造成了人性的迷失，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等问题之后，于是开始怀疑和反思终将代替乡村文踢的城市文明及其合理性，以及时代发展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关系。这些问题在当下城市化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也尤为迫切！ 　　雷：是啊！这种自觉是一种新变。 　　张：进入21世纪，甘肃乡土小说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时期，小说创作出现了较大的突破，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其中以雪漠的“乡土三部曲”，马步升的《青白盐》《一九五零年代的婚事》，王新军的“草滩”系列小说，以及张存学的《轻柔之手》、唐达天的《沙尘暴》、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阿寅的《土司和他的子孙们》等。雪漠的《大漠祭》摘得“鲁迅文学奖”桂冠，“小说八骏”也被中国文坛关注。如果说这种“渐阶段”特点还属于现象归纳的话，那么，从文学内部您如何总体上评价新世纪甘肃乡土小说？ 　　雷：新世纪甘肃乡土小说无论从题材开掘的深度还是从艺术手法的融合与创新来看，都有非凡的成绩，为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繁荣贡献了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或表达对当代西北农村生存的苦难，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对大漠、草滩、高原等地域环境中原生态农民的生活进行典型化，着力描写和发掘中国农民的精神品性；或钟情于游牧文明，热衷于在乡土中发掘诗性，在平实的叙述中饱含着诗意，具有强烈的道德伦理力量；以凡俗化的写实方式进入乡土，情感格调相对冷静，作者用心观察，耐心地把握人物之间的利害关系及其精神状态，使小说现实感增强。也有些作家以乡土为精神支点，以此辐射人的精神力量，并执着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探讨人如何超越苦难，爱和悲伤。 　　也有些作家痴迷于融化魔幻现实主义，写民族成长、家族记忆、历史疾患等，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进行尝试，试图在形式上超越甘肃的地域性局限（甘肃乡土作家多年来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叙事风格方面丰富了甘肃文学的品类，文化视野更显阔大。雪漠、王新军、张存学、马步升、李学辉等一大批作家加入乡土小说创作的探索和实践，呈现出博大、厚重又生机勃勃的乡土文学创作景观。 　　张：这些不菲的成绩的确令人振奋！也让我们从更深广的层面了解和认识了甘肃乡土文学艰难的繁荣历程。说到乡土文学及其本体性特征，您曾于1981年在《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中与作家刘绍棠谈及乡土文学的界定时，您通过梳理鲁迅、茅盾对乡土文学的倡导和观念，认为乡土文学至少应该有如下特征：一是描写农村生活，而农村是养育过作家的那一片乡土；二是乡土应该有独特的地域性、社会习尚、风土人情等；三是乡土应与整个时代相连，即有丰富的时代性。那么，能否再对甘肃乡土文学，或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做一些特征性的概括？ 　　雷：应该说那几个特点是“文革”刚结束后对乡土文学一种重新的探索吧。今天看来应该还有普遍性，但不一定具有特殊性。就甘肃乡土文学来说，我觉得：第一，作家因苍凉、贫瘠的自然环境和深固保守的文化处境而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性格，比如倾向于悲剧感、苦难意识、忧患意识、超越意识、生态意识等等，其中苦难意识号沈患意识表现得尤为浓重，雪漠、张存学、柏原、马步升都有这种倾向，具体就不展开了。第二，对乡土的眷念与怨恨，使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相近鲁迅的“出走-回归-出走”的乡土意识和叙述模式。很多作家的创作历程本身就呈现出这种模式的特征。有的作家走出甘肃又回归故里，比如李小江及其有自叙传特点的小说《双面人生》。小说中张一凡的精神家园就曾经在他插队的地方，那里有他的初恋，有他成长的足迹。有的作家，人走出了甘肃，创作的精神之根却深深地植于那片贫瘠封闭的乡土，比如杨显惠的创作就摆脱不了甘肃的文化烙印和心灵记忆，《告别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等就是。第三，“出走”成为一种人物普遍的冲动，这根源于这种冲动是对现实生存处境的强烈不满，是试图改变自身命运进而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渴望，是个体生命走向成熟的契机，是对地域性文化性格的超越，也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热切向往。这应该是当下甘肃乡土作家的标志吧！ 　　张：这几点谈得太好了！希望有机会能专门就这几个问题再向您请教！最后，请您对甘肃乡土小说中出现的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雷：就我的感觉和判断来看，我认为有这样几点，不一定准确。一是抽离了地域性的乡土小说是没有生命力的；二是荒凉苦难、强悍坚韧、愚昧落后不是西部文学的专利或全部，更不是甘肃乡土文学的全部，将苦难崇高化，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诗意化，在某种意义上，有违于历史发展的逻辑；三是作家首先要超越现实生存，用现代性来审视甘肃那片土地的历史和现实，把甘肃的今天放在地球村落中，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而不一定站在甘肃本土执著坚守。否则，只能使甘肃的某些乡土小说停滞在生存层面，只能进行一些浅表层的叙述和思索。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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