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侍从室到底有多牛？
　　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一谈到“蒋介石侍从室”，当官的会肃然起敬，老百姓也会谈虎色变。这是因为，蒋介石侍从室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俯首听命的“太上皇”，是国民党政权中所有权贵显要都伸长脖子注目仰视的“圣殿”，是影响整个华夏大地历史进程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之地。　　蒋介石深谙用人之术　　侍从室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能起这样大的作用？说穿了，唯一的原因是它服务的对象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最大的独裁者——蒋介石。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了重大改组，成立了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侍二处”。1940年又成立了“侍三处”。这三个处都直属蒋介石个人领导，都是“通天”的。而这三个处的主任，都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非同凡响。例如当过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曾当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将加上将衔（这是国民党军衔的一个阶级，低于二级上将，高于中将）。难怪他就任之后，侍从室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郑重其事地宣告：“委座看重侍从室，特派张治中为主任。”　　此外，担任过侍一处主任的还有钱大钧、林蔚、贺耀祖等，都是国民党政权的风云人物。　　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早在1927年，他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正式进入决策中心。后来又兼任过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对他这个侍二处主任，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都不敢怠慢，常常对人宣扬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这位掌管国民党财政大权的“财神爷”，见了蒋介石署名的电报后，还要看看下面的一串字，只要见到陈布雷的“侍秘二”，就立刻付钱，不敢稍有得罪。　　还有一个侍三处，主任是陈果夫。“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着国民党的党权，是臭名昭著的C.C派首领。陈果夫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与此同时，他还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三个处的主任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这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之手，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三人之间还可以互相制约，亦便于蒋介石的驾驭。看来蒋介石是深谙用人之“术”的。　　侍从室干预“司法独立”　　侍从室的触角伸得很长，许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对标榜“司法独立”的法院也要干预，也要指手画脚。　　1942年，在重庆出了一件大案，曾轰动山城。事情是这样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林世良，勾结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走私活动。一次从仰光到昆明一下子走私价值3000多万元的商品，林世良从中渔利1000多万元。谁知事机不密，被军统局侦知。军统本来就想把缉私这块“肥肉”从孔家手中攫取过来，遂向蒋介石状告孔祥熙。　　这时抗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广大群众生活艰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多少人啼饥号寒。“家无隔夜粮，路有冻死骨”，可谓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林世良之流竟大发“国难财”，舆论哗然，国人皆曰可杀。司法机关慑于民意，准备将林世良判处死刑。　　但林世良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个有很硬背景和后台的特殊人物。他的后台就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及孔夫人宋霭龄。这位孔夫人是当时“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大姐，嗜财如命，搜刮钱财不择手段。而做走私生意在当时是捞钱的一条捷径，孔夫人和她的大公子孔令侃岂肯放过。林世良先当过孔祥熙家的管家，后来又替孔祥熙家族做走私生意，西药、五金、卡车、建材，以至鸦片、吗啡等毒品都拼命走私，毫无顾忌。万一林世良在临死前将走私内幕和盘托出，孔、宋岂不要大丢面子？权衡再三，孔、宋二人决定“运动”法院使其从轻判处林世良无期徒刑。法院当然不敢得罪孔“国舅”和宋“皇姐”。按照孔、宋的要求，将案件呈报到了侍从室，待蒋介石“核准”后即行办理。　　侍从室里的“智囊”们看到案件报告后，进行了议论。权衡结果，陈布雷、于达、唐纵等人在呈批件上拟了个“判处死刑”的意见。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下决心宁肯开罪“国舅”和“皇姐”，也不愿动摇自己统治的根基，于是同意了侍从室的签呈，下令将林世良枪决。（据《打入蒋介石侍从室》&夏继诚&文&&李云贵&荐）
对此文章发表评论揭秘：周恩来如何安插人手&打入蒋介石侍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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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夏继诚撰写的《打入蒋介石侍从室》一书。本书作者通过多次采访当事人和历年所积累的资料，记述了段伯宇、段仲宇两兄弟打入国民党统治机构的核心――蒋介石侍从室的传奇经历。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　　周恩来于日离开重庆，到浙、皖、赣、湘、桂视察了两个半月后，于5月1日飞返重庆。　　这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已经逆转，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其原因是，1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散发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加紧了反共活动。这次会议还决定设立作为党、政、军最高权力机构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并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等于昭告天下：蒋介石要进一步强化他的独裁统治了。　　无论是前方传来的消息，或是段伯宇从战地党政委员会获得的情报，都表明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事件不断加剧。例如山东的秦启荣部一手挑起了博山事件，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指战员400余人；河北的国民党军一部突然袭击博野县八路军分区司令部，在安国活埋共产党员多名，在束鹿包围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连，杀害指战员21人。　　共产党人和抗日军民的血在流淌，反共的黑暗逆流在增长。周恩来面对这样的形势，忧心如焚。　　但是，蒋介石出于争取苏联、美国援助的需要，还不愿和共产党彻底决裂。他还要在表面上维持着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因此，如何影响蒋介石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特别是怎样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蒋介石，就成为周恩来处理和蒋介石关系时的一个侧重点。　　一天，周恩来让周怡通知段伯宇前来见面。　　段伯宇老人向笔者详细介绍了当年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他的情景。　　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段伯宇父亲段云峰的情况以及他和蒋介石、李济深的关系。　　段伯宇简要汇报了父亲的历史情况，说他老人家和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同学，同期不同班，但老人家和蒋介石合不大来，所以到重庆后也不愿出来做事。他老人家和李济深是陆军大学同学，李济深比他高一班。李济深汤山蒙难时，他曾联络了一些陆大同学设法营救过李济深。　　说到这里，段伯宇还熟练地背诵了李济深在汤山被囚时写的一首诗：“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汤山容憩影，独坐静敲棋。”又背了李济深写的七律《国难抒怀》给周恩来听。李济深的诗是这样写的：“国难方殷寇正强，存亡续绝费商量。可怜责任成虚负，到处游观没主张。风景纵佳游兴减，江山依旧主无常。应知巢覆无完卵，几度登临几断肠。”&
（责任编辑：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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