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八：卡尔·波普尔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作业八：卡尔·波普尔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卡尔·波普尔
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Sir Karl Raimund
Popper，日～日）是英国著名犹太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大不列颠学会会员，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他为科学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撰写了许多有关社会学、政治哲学的著作。他的证伪主义、对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使人们对“科学”与“非科学”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
卡尔·雷蒙德·波普尔
Karl Raimund Popper
奥地利(奥匈帝国)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毕业院校：
维也纳大学
主要成就：
猜想-反驳机制
代表作品：
《科学发现的逻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主义的贫困》
所属领域：
科学哲学，政治哲学，认识论
目录[隐藏]
[]生平与著作
　　波普尔生于中部的犹太裔家庭，父母都是基督徒，其父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Simon Siegmund Carl
Popper)是大学教授，并有一座藏书1卷的私人图书馆，波普尔同时继承了这座图书馆和他父亲的性格。
　　1919年，波普尔对发生了兴趣，随后，他加入了(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Austria)当时，该党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伴随着几次革命的失败和朋友的死去，他对提出的和理论大失所望，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对他的一生，包括他的“有节制的自由主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1928年，波普尔获得博士学位，之后，1930年～1936年，他一直在一所中学任教，期间完成了《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1934年，在石里克的推荐下，他的重新修改《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并以《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为题出版，书中首次提出了他著名的主义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并对(psychologism)和(logical
positivism)进行批判。后来两年中，波普尔访学英国，结识了、和伯林等学者，又到会见了物理学家。
　　1937年，德国纳粹势力抬头，德奥合并 (Anschluss) 之后，波普尔被迫迁往，并担任位于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堂市）的(Canterbury University College New
Zealand )哲学讲师。期间，他完成了《》和《》，前者在1944年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上发表，后者1945年在英国出版，这两本书使他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在哈耶克的帮助下，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授予波普尔高级讲师的职务。他于1946年初抵达英国就职，教授逻辑学。
　　1950年，波普尔应邀访问美国，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期间与等科学家会面讨论。
　　年，波普尔担任会长。
　　1963年，波普尔出版《》。
　　1965年，他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封为爵士。
　　1969年，波普尔从大学退休，尽管如此，他依然积极参与学术活动
　　1972年，波普尔发表《客观的知识》。
　　1974年，由谢尔普（Schilpp）主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发表两卷本的“波普尔及其思想”（上卷为自传，后来以《无穷的探索》单独出版）。
　　1976年，波普尔当选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1977年，波普尔与艾克里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脑》。
　　波普尔19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实在论与科学的目的》，《开放的宇宙》和《量子理论
波普尔和妻子的墓地
与物理学的分裂》[6]。
　　1982年，波普尔加入人文主义学会(Academy of
Humanism)并宣布自己是不可知论者，声称尊重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道德教诲。
　　波普尔在他的专业领域获得了许多荣誉，包括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颁发的利平科特奖(Lippincott Award ) ，奥地利授予他the Grand
Decoration of Honour in Gold。
　　波普尔于1994年在伦敦去世，火化后，他的骨灰被葬在维也纳，和他妻子Josefine Anna
Henninger合葬[1]。
[]科学哲学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的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早在200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即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7]。”应该说，波普尔并不是证伪主义的先驱。
　　波普尔的哲学体系，重点在于批判的，这即与经典的及其“观测－归纳法”泾渭分明。波普尔尤其反对“观测－归纳法”，他认为科学理论不适用于普世，只能作间接评测。他也认为，科学理论和人类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推测和假想，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好让问题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框架中得到解答。人们只能依靠仅有的数据来树立这一科学理论，然而，此外又不可能有足够多的实验数据，能证明一条科学理论绝对无误。（例如，人们在检测100万头绵羊后得出“绵羊是白色的”这一理论，然而检测之外，只要有一只黑色的绵羊存在，即可证明前面的理论错误。谁又能无穷无止地检测绵羊，以证明“绵羊是白色的”理论的绝对无误呢？）这一“可错性”原则所推演出的“真伪不对称性”（真不能被证明，只有伪可以被证明），是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核心。
　　波普尔高度评价了休谟对归纳法的批判，虽然他对休谟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是牵强的，但他对基础论的批判是相当有力的。基础论是指人们普遍相信，知识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经验科学的基础是感觉基础。这也正是归纳法的根源所在。他指出经验基础论将科学分为两部分，一是观察和实践所得到的基础。二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理论。而人们普遍忽略了，观察和理论不是独立的两种理论，任何观察都受理论倾向的影响。这里可以发现测不准定理对他的启发。波普尔认为寻求知识基础是一种错误，但不是偶然的失误。这是一种基于人本性中寻求安全感的需要[2]。
　　波普尔同意对偶然真理的界定，但它强调这样的经验科学应该服从一种证伪主义。证伪主义至少存在两个优点。
　　①科学理论的表达一般为全称命题，而经验的对象是个别的。所以，经验如果用来证实理论，那么它将是无法穷尽一般的理论的。比如，再多的白羊也不能证明所有的羊都是白的，而只要一只黑羊就能证明所有的羊都是白的这个理论是错误的。所以，经验的真正意义在于可以证伪科学理论。
　　②证伪主义可以避免对错误理论的辩护和教条。如果坚持实证主义，那么一旦出现与理论相悖的经验，人们便会做出特殊的设定或限制以使得理论能满足经验。但实际上这样的设定往往是极不科学的。证伪主义使人们相信所有的科学都只是一种猜测和假说，它们不会被最终证实，但却会被随时证伪。
　　证伪主义采用试错法。人们应该大胆地提出假说和猜测，然后去寻找和这一假说不符合的事例。根据事例对假说进行修正，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乃至将最初的假说全盘否定。试错法对理论的修改和完善是没有止境的，试错法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较好的假说，但不是最好的假说。最好的假说是终极真理的代名词，和相悖。
　　波普尔同样想整合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冲突，但他同时批判唯理论和经验论。唯理论和经验论都承认，知识起源于一个不变的基础。唯理论认为这个基础是普遍必然的原则，而经验论认为它是人的经验感觉。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核心在于，一切理论和原则都可以被证伪，而经验虽然不是知识的来源和基础，却是检验知识的标准。他将这种观点称作理性批判主义。
　　于是科学和非科学的划分在波普尔这里得到了明确界定而且是一反常识的。非科学的本质不在于他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于是数学和逻辑学便被划分为非科学的。同样，心理分析学说，占星说，骨相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都是非科学的。它们都不可被证伪。数学和逻辑学之所以被划分到了非科学的原因在于他们并不需要经验去检验它们，他们被休谟称为必然真理。而科学和非科学一样，都既包含着真理，又包含着谬误[2]。
　　在《科学：猜想和反驳》中，波普尔这样论述科学与伪（非）科学的区别
　　（原文）“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显然满足可证伪性的标准。即使我们当时的测量仪器不容许我们十分有把握地对检验的结果下断语，但是驳倒这种理论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占星术经受不住这种检验。占星术士对他们所相信的确实证据极端重视和极端迷信，以致他们对任何不利的证据都完全无动于衷。还有，他们把自己的解释和预言都讲得相当含糊，以致任何有可能驳倒他们理论的事情(假如理论和预言说得更明确一点的话)，他们都能解释得通。为了逃避证伪，他们破坏了自己理论的可检验性。把预言讲得非常含糊，使预言简直不会失败，这是典型的占卜者伎俩；使预言变得无从反驳。[3]”
　　在近年来中国大陆兴起的关于伪科学讨论中，《猜想与反驳》再次成为热点。该问题的焦点转向了中医科学性的问题。何祚庥院士认为：英国哲学家玻普（就是卡尔·波普尔）有一个关于伪科学的定义，认为凡是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科学理论”，即是伪科学。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少错误，有错改错，这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一些人如果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科学的，向社会公众推荐的话，就是宣传伪科学。聂文涛则认为：如果被证伪则是错误的理论；区分理论是否符合科学理论表达方式应该是另一条原则，那就是理论的表述者必须清楚其表述内容的全部含义。
知识的增长方式
　　波普尔用以下这个模式来描述科学知识的积累。
　　P(1)——→TS——→EE——→P(2)[1]
　　对于问题1，人们提出假说尝试解决(tentative solution)它。然后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error
elimination)，进而产生新的问题2。随着问题的深入，对问题作尝试解决的理论的正确性也就越来越高。科学知识的积累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而更应该是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质变。
　　由于波普尔所处的时代，它的学说受到了和很大影响。他认为，在上面这个模式中，TS并不只有一个，对于一个时代的P1来说，同时存在着多个解释方案，而最后能脱颖而出的只有一个。只有通过严格的检验，才能被保留在知识体系之中，而其它的方案都被淘汰。此外，他反对机械决定论。即通过足够的知识，我们可以断言下一时刻的每一个事件。他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式既是开放性的，也是非决定论的。人们不能完全预测科学知识的未来状况。最后，他还认为理论的革新和进化论中的突变一样，存在某种非理性因素，虽然这些理论本身是理性的产物[2]。
理性与非理性
　　波普尔的主张其实是一种对于理性的批判。真正的理性在于它可以接受批判，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和探索是理性真正的精髓所在。波普尔的理性态度是，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于真理。科学之所以科学在于它既可以被证伪又不服从任何权威。很显然，这不是一种完全的理性主义，他不坚持理性能够解释包括理论自身在内的一切现象。在他看来，证明各个学科其固有的价值预设是没有确定把握的，而且不免落入循环论证的圈套中去。如果一个人坚持理性主义，那么他本身就是有非理性主义因素的。因为他存在这样一种价值预设，那就是，理性主义比非理性主义更有优越性。波普尔也承认，非理性主义比理性主义在逻辑上更具有优越性，那是因为它不需要对自身的存在提供合理辩护。但同时波普尔否认彻底的非理性主义，他说，完全的理性主义只会给人带来思维上的困惑，而完全的非理性主义却会造成社会的祸害。所以，理性和非理性主义之争，逻辑上不能提供答案。但在伦理道德关系上，在价值判断的领域上，理性主义比非理性主义的优点多的多。所以，波普尔没有过多地在科学哲学上突出两者的对立，但在社会政治哲学中，他以理性批判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作为矛盾的焦点，猛烈抨击了开放社会的敌人[2]。
[]政治哲学
　　无论在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上，波普尔的立场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批判权威主义。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波普尔抨击历史主义，捍卫“开放社会”，即与民主的社会。第二本书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说作出的最彻底，最难对付的批评。历史主义指称：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历史进程是依照可知的普遍法则的，最后也会推进到确定的终点。这种信仰转化为一种对确定不移的历史规律的探索，它们都排斥批判，反对变革，无可避免地走向极权和专制。所以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不过是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性假设，是自然科学中谬误理论的产物。波普尔虽然强烈批判历史主义，但他承认历史主义的合理性。他认为人们接受某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因是人们出于对一种归家的安全感的需求。处于一种权威主义下，我们可以部分摆脱死亡、人生、黑暗的恐惧。这意味着，人们以自由、平等和批判权利的代价来交换心灵上的平静和安全感[2]。
对历史主义的批判
　　波普尔批判了历史上3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他们是、和马克思。他敬佩马克思，但批判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是科学的。至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波普尔认为它们无法证伪，所以是非科学的教条。马克思不可避免的失败原因在波普尔看来那完全是因为历史主义所固有的局限性所致，因为通过历史而预言未来，那是毫无根据的。
　　柏拉图在中的描绘遭到波普尔的强烈批判。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完备历史主义理论的哲学家。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充斥着、、否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之后波普尔抨击黑格尔，他借用的话，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逻辑混乱，武断专横的满纸空言。黑格尔的哲学之所以能显赫一时，那是因为的官方需求。黑格尔的、对有着巨大影响。波普尔重点驳斥的对象是马克思，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致，影响最广泛，也是最危险的历史主义。
　　马克思理论宣称物质生产规律决定历史进程，分别经历、，，、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蕴涵着毁灭其自身的因素，因为它造就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发展到共产主义，这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所以它是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2][4]。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波普尔首先批判马克思的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他对是肯定的），因为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他的政治学说服务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
　　对经济基础论的批判
　　波普尔承认经济的作用，但他认为将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彻底错了。波普尔提出两个理由
　　①如果经济体系被摧毁，但技术知识仍然存在，那么经济体系很快就能被重建，然而如果技术知识被完全摧毁，那么现存的经济关系将随之消失，而且它的重建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②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过来，即便没有经济背景，人们仍然可以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波普尔一再强调，思想和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绝不是人们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波普尔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他看来这么说是完全颠倒了。政治权利应该是基本的，因为它能控制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民主也就是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利的唯一手段[4]。
　　对暴力革命的批判
　　波普尔不同意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在他看来一切流血冲突事件都应该被避免。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的弊端，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不是社会弊端的根源，问题在于对资本主义中那些盲目的和不加限制的经济力量缺乏控制。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它权力更危险，而同样的，它也是可以被制约的。波普尔用经济干预主义的事实来反驳马克思对于上层建筑是专制工具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正是限制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手段。而且没有民主的制度，那么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便是没有制约力量的了。
　　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看法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波普尔将他称为错误的预言。理由如下
　　①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而只是预示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社会改良和民主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
　　②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波普尔对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倾向极为反感，波普尔认为他们有意地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革命爆发。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结果破坏社会生产力，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事实上，这些问题都被现代资本主义所彻底解决了。马克思用价值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这在波普尔看来是多余的，因为价值理论首先就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即便它是正确的，马克思的预言也无法实现，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作用，国家社会的干预保障了剥削现象的限制。资本主义初期所表现出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4]。
　　波普尔对马克思是尊敬的，马克思理论可以被证伪，所以它是科学的，这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马克思理论的失败在于历史局限性，因为它不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波普尔说，作为一名预言家，马克思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主义的贫乏[3][4][5]。
　　波普尔批判工程，在他看来，这虽然是历史主义者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最终目标这样的概念只能是错误的，因为目标只能是相对的，而最终目标的内容也无法是具体的，而只能是形而上的空洞言语。例如平等、自由、开放，就是最终目标通常打着的幌子，所以波普尔主张渐进式的社会工程。他认为社会工程应该服从以下两个原则
　　①以排除人民痛苦优先，而不是增加快乐。在所有的政治理想中，试图让人们快乐是最危险的一种。
　　②温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的革命。这就要求社会改良政策需要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目标，而不是空谈理想。
　　应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在波普尔看来是个错误的提法，因为它不可避免的走向暴君和极权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探讨权利制衡的方式，应该以合理温和的手段来达到普遍的目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项基于民主制度的渐进社会工程。
　　民主的原则虽然是防止极权和专制，但是有的时候民主制的效率却不如专制主义。波普尔将专制分为开明的和恶性的，开明的专制拥有最高的效率，而民主制的政策实依赖于权力的制衡，不可避免的遭遇效率损失。但是波普尔同时指出，开明的专制是不可靠的，用阿克顿的名言来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专制者可以开明一时，但不可能一世，即便可以开明一世，也不能保证后代的开明。所以开放社会必须是一个基于民主制的社会，它的目的不在于最高的效率，而是减少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
　　自由的悖论在于，不加限制的自由会击溃自由其本身。波普尔认为自由取决于制度，而不在于平等。因为即便人生来平等，但极权主义仍然将他们困于枷锁中，所以，平等绝不能以牺牲自由的代价来换取。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严重的不平等，所以制度既要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又要限制自由竞争所产生的不平等。国家的权力实施要局限于人民自由的范围内，国家的干预也必须是间接的、制度化的，而不能专断的、私人式的。他尤其反感道德政治化，将道德视为一种国家意志，那是根本错误的。开放社会应该是政治道德化。
　　宽容是和自由类似的，不加限制的宽容也会击溃宽容其本身。波普尔处于世界大战时期写成《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所以他主张民主制的宽容限度在于不能宽容反对民主制的人，其目标就是法西斯主义。然而，在和平时期，宽容原则应限制在最低水平，不能以对不宽容者不宽容为理由来剥夺反对的声音。波普尔划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标准为，政治制度的推翻对前者而言不需要流血而对于后者流血在所难免。所以，开放社会的原则和他的认识论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争辩双方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正误，只有在讨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观点更接近真理[2][4][5]。
[]名言语录
　　1.如果我们过于爽快地承认失败，就可能使自己发觉不了我们非常接近于正确[2]。 （4月20日名言）
　　2.真正的无知不是知识的缺乏，而是拒绝获取知识[2]。
(True ignorance is not the absence of knowledge, but the refusal
to acquire it. )
　　3.科学必须始于神话，并伴随着对神话的批判[2]。(Science must begin with myths, and with the
criticism of myths. " )
　　4.也许我是错而你是对，但只有我们一起努力，才能更接近真理[2]。(《开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二十四章) (I may be wrong and you may
be right, and by an effort, we may get nearer to the truth.
维基百科（卡尔·波普尔）（英文）
维基百科（卡尔·波普尔）（中文）
卡尔·波普尔.《科学：猜想和反驳》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刘擎，波普尔的生平，载，中国学术论坛
维特根斯坦，1985年8月：《逻辑哲学论》，郭英 译，商务印书馆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作者：
[]内容简介　
　　正如哲学家德特马·马林所说话的那样，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那些二十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作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初版为1945年，其后马上成为哲学类图书中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深远。在这部巨著中，波卡尔把笔墨集中于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但对于“开放社会”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正面提及更没有加以系统说明。
　　作者简介
　　卡尔·波普尔(KarlR·Pper)(),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后入英国国籍。1922年始学习数学和物理，1930年获木工学博士学位。青年时代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后又抛弃了它。1935年因《研究的逻辑》一书而响誉世界哲学界和科学界。1964年获英国女王授予的爵士头衔。卡尔·波普尔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证伪主义创始人，被西方学界誉为“开放社会之父”。他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享有不容低估的世界性声誉。在西方，从科学家(包括一些获诺贝尔奖的科学泰斗)到文史哲界的专家，从政界要员到财界“大腕”，无不深受波普尔学说的影响。他那独具慧眼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以及关于民主社会的“三大悖论”——民主悖论、宽容悖论、自由悖论，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他那标新立异的“开放社会观”，曾引起世界轰动，至今仍是学界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前言：卡尔·波普尔与开放社会/(德特马·多林)
　　起源和命运的神话
　　第一章 和命运的神话
　　第二章 赫拉克利特
　　第三章 柏拉图的形式论或理念论
　　柏拉图的描述社会学
　　第四章 变化与静止
　　第五章 自然与约定
　　柏拉图的政治纲领
　　第六章 极权主义的正义
　　第七章 领导的原则
　　第八章 哲学王
　　第九章 唯美主义、完善主义、乌托邦主义
　　柏拉图攻击的背景
　　第十章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第十章 神谕哲学的兴起
　　第十一章 黑格尔主义的亚里士多德根源
　　第十二章 黑格尔与新部落主义
　　马克思的方法
　　第十三章 马克思的社会学决定论
　　第十四章 社会学的自主性
　　第十五章 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十六章 阶级
　　第十七章 法律和社会体系
　　第十八章 社会主义的来临
　　第十九章 社会革命
　　第二十章 资本主义及其命运
　　第二十一章 对预言的评价
　　第二十二章 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
　　第二十三章 知识社会学
　　第二十四章 神谕哲学及对理性的反叛
　　第二十五章 历史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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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从国家观看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础――读卡尔&#183;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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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观看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础――读卡尔&#183;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学科分类】外国宪法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写作年份】2002年
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众多挑战，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使人们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产生怀疑，并促使西方学者反思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就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成果。他检讨的主要问题是极权主义。
&&在波普尔看来，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用本质主义的方法论所推导出来的历史主义（或称为“历史决定论”）的观念。这种观念历史悠久，并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它可以上溯到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思想中就包含着历史主义的因素。这个观念通过卢梭被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继承。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的观念会导致实践中的极权主义。因此，这本书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评述。
&&历史主义，在波普尔看来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些哲学和社会学家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有明确的规律或法则的，人们可以根据对这些规律和法则的认识预测人类未来的命运。思想家的任务就是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对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行预测。历史主义的最古老、最朴素的形式是上帝的选民说，它认为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的规则，而他的选民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有神论的历史主义）。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也是类似的理论，无产阶级是马克思理论中的选民（无神论的历史主义）。波普尔对这种历史主义不以为然，他说历史主义对历史发展方向的预测并不比占卜的效果好多少。但他认为我们应该考察为什么这样的错误观念会产生并且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
&&历史主义的传统十分悠久，早期希腊哲学家提出各种各样的历史主义观念，特别是雅典人，热中于描绘壮观的哲学图景。波普尔认为古希腊时期历史主义的高潮是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的社会变化和命运的思想对柏拉图影响很大，这导致了柏拉图对历史的发展可能不断走向衰败的担忧。柏拉图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衰败的过程，而他所处的时代的衰败已经十分严重，社会的衰败和知识以及道德的衰败密切相关。但在这里他和赫拉克利特不同，柏拉图相信，人们是可以改变这种历史的劫难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位立法者。他认为：“正如衰败这一普遍法则在道德退化导致政治腐败过程中体现自身，宇宙转折点同样通过一个立法者的出现体现出来，这个立法者有能力以其推理能力和道德意志结束政治腐败时期。”（道德就在此刻被引进人类的历史）从这个理论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柏拉图的政治目的：人类的历史是个不断衰败的历史，但我们可以改变它，并且，只要回溯到过去，我们就可以发现理想的社会状态（理想国）。
&&那么，为什么柏拉图提出要由哲学家当国王？在柏拉图看来，国王的首要任务是制定法律，而只有哲学家才有极高的智慧，能认识真理的全部而不是部分，而且，他和普通人不同，他有德行，还能认识事物的美和善。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的哲学家就和上帝差不多了，是全知、全能和至善的。哲学王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复制城邦的神圣原型，同时他还得复制人类的神圣原型。而且，只有哲学王才能胜任这样的角色。这和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很不一样。
&&波普尔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的进行了和其他人不同的解读。由于苏格拉底没有著作，人们了解和分析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而且，柏拉图的很多观点都是以苏格拉底的名义提出的；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很难确切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虽然人们一般把柏拉图后来的思想当成他自己的思想，但对柏拉图的早期作品，则不容易区分）。但波普尔和绝大多数的人的解读不同。虽然他也承认柏拉图的一些思想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但他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完全对立起来。
&&波普尔认为，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不是真理的占有者，而是真理的追求者、探究者、热爱者。但在柏拉图那里，由于他的理想是哲学家当国王，所以，哲学家是真理的占有者。“柏拉图是如何改变这种学说的？乍看起来，他没能改变这种学说，因为他主张国家的统治权应当赋予哲学家，尤其是当他像苏格拉底一样，把哲学家定义为智慧的热爱者时。但是，在柏拉图那里的转变的确是巨大的。他的热爱者不再是谦逊的追求者，而是骄傲的真理的占有者，一位训练有素的辩证学家，他具有心智上的直觉力，也即，可以看到永恒神圣的形式和理念并能够与之交流。他被置于所有的普通人之上，不论是他的智慧还是他的权力，即使“不是……神的，也似是神的”。用这样一种方式，柏拉图给“哲学家”这一术语赋予了新的含义，他是神圣的形式或理念世界的热爱者和见证者。如此一来，哲学家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德行的城邦的建立者。因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哲学的理念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两个世界的差异――一个是谦逊理性的人的世界；另一个是极权主义的半神半人的世界。由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的社会，它的一切制度由能认识真理的哲学家制定，而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各安心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各施其职，这样的社会在柏拉图看来就是正义的。
&&柏拉图旨在设计一个由一条进化规律支配的历史阶段体系；换言之，柏拉图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理论。这个尝试经由卢梭而重振活力，并因孔德和穆勒、因黑格尔和马克思而风行于世。
&&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提出了国家理论的一个基本的问题：该由谁来统治？谁的意志该成为法律？在卢梭以前，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通常是：国王。而卢梭提出了一个新的具有革命性的答案。他认为不是由国王而是由人民来统治；成为法律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而是人民的意志，或者说是“公意”。但人民一旦被赋予意志，就必然会成为一种超越的人格；它也可能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另一种极权主义。卢梭所建立的“道德理想国”也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柏拉图的思想经由卢梭为黑格尔所继承。
&&波普尔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他对黑格尔主义的两大支柱：辩证法和同一中学（后者也是辩证法的应用）进行了批判。波普尔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歪曲1789年的自由、平等等观念的。他还认为，黑格尔完全清楚“辨证的方法可以用来把一种思想歪曲成它的对立面”他举黑格尔《法哲学》中对“思想自由”的理论为例。黑格尔说：象布鲁诺、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家因为宗教被迫放弃科学，他们应该向国家寻求保护，因为国家必须捍卫客观真理。但黑格尔接下去又说，对什么是客观真理，只能由国家来回答。这样，思想自由就走向它的对立面。
&&此外，黑格尔从本质主义方法论出发提出：认识或理解国家显然意味着认识它的本质或精神。我们只能从一个国家的现实的历史中认识本质及其潜能。这是历史主义方法的基本立场，即，认识国家这样的社会机构的最好方法是去研究它的历史，或者研究它的“精神”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决定着它的潜在的历史命运；每一个“希望成为存在”的民族必须通过进人“历史舞台”，即通过击败其他民族，来肯定其个体性或灵魂；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支配世界，所以，黑格尔的哲学中包含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它对德国后来的民族主义的灾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柏拉图的历史主义和黑格尔的有一些不同。黑格尔继承了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变的思想。和柏拉图不同，黑格尔并不认为变化的趋势是走向衰落，而是趋向理念，是向上发展的。因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是乐观主义的。
&&黑格尔的思想分别被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左派及其法西斯主义继承。但波普尔认为，虽然这些思想流派在知识渊源上十分近似，但如果忽视他们之间的差别，则是很不公正的。他首先肯定马克思的真诚。他说：“如果不承认马克思的真诚，我们就不能公正地对待他。马克思的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空言、尤其是不信道德方面的空言，使他成了世界上反对伪善和法利赛主义的最有影响的战士之一。……他追求真理的真诚和他在理智上的诚实，使他与他的许多追随者完全不同。”他还认为马克思是真正热爱自由的，马克思对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的兴趣，基本上是一种实践的兴趣。马克思在知识中找到了一种推动人进步的手段。他的贡献是巨大的。波普尔肯定了马克思用社会的经济条件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的科学性和进步意义，他还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是不能简单化地运用。而且，马克思的理论也是一种向前发展的尝试，哪怕它可能有错误，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尝试，科学是不会向前发展的。
&&波普尔对马克思的评价其实是很高的，在本书的许多地方，他都表达了对马克思的尊敬。他自己认为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和马克思是一致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观点甚至可以被当成是对马克思的辩护。他说：“他以各种方式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目光更敏锐。退回到前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是不可想象的。所有现代的著作家都受惠于马克思，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点。”
&&虽然马克思有许多功绩，但在波普尔看来，他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错误地相信历史发展存在着和自然科学一样的法则，并且力图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和柏拉图一样，有一种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相信，可以通过一种激烈的社会革命的形式，扫荡一切罪恶。马克思把社会革命当成是取得社会进步的唯一选择，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波普尔不能同意马克思的地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马克思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他认为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除了社会革命这种全方位的变革外，无产阶级还可能选择其他的方式（如他所提倡的零星的社会工程）改变他们的处境，波普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批评马克思。
&&波普尔把从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对社会改造的方案称为“乌托邦主义”。他不赞同乌托邦主义，认为只有社会零星工程才是一种理性的制度设计。
&&在波普尔看来，“乌托邦方法可描述如下：任何一种理性行动必定具有特定目的。它有意识地且一以贯之地追求其目的，并且根据其目的决定所采取的手段，这同样是理性的。因此，假如我们想要理性地行动，那么选择这个目的就是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决定我们真正的或最终的目的，我们必须把它们同那些实际上仅仅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或中间步骤的中间的或局部的目的明确区分开来。假如我们忽略了这个区别，那么我们也一定会忽略了追问这些局部的目的是否可能促进最终目的的实现。而相应地，我们必定无法理性地行动。假如应用于政治活动领域，这些原则要求我们在采取任何一种实际行动之前，必须决定我们最终的政治目标，或理想国家。只有当这个终极目的确定之后，至少是要有粗略的大纲，只有当我们拥有了像是我们目标所系的社会蓝图一样的某种东西，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开始考虑实现它的最佳途径和手段，并制订实际行动的计划。这些是能够称得上是理性的、特别是社会工程的任何实际政治行动必需的基本条件。”
&&用这种乌托邦方法对社会制度进行设计在波普尔看来是很不可靠的。因为它必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存在一个绝对理想的方案，（2）对这个方案要有绝对的信仰，（3）有办法把这样的方案挑选出来，（4）还要有实现这种方案的最佳手段。波普尔认为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只要乌托邦工程管理者之间有在任何一点上有任何的意见分歧，如果不能采取理性的办法解决分歧，就可能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领导者的英明，“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英明的领导者们不可能通过理性的方法产生出来，而只能靠运气侥幸获得。”因此，这种方法是十分危险的。而且，乌托邦方法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它使人们过分依赖“精神领袖”或伟大导师为我们设计的“理想方案”，认为我们只要按这样的方案实施，而无须思考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放弃了思想自由和独立批判的能力，把自己主动交给别人，这很容易为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条件。它同时还为政治家推脱自己的责任找到“合理的借口”。如果一种方案实施的效果好，政治家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功绩，而一旦它失败了，政治家们又可以为自己辩解，把责任推给前人。另外，要实现一种整体的社会蓝图，往往需要少数人强有力的独裁统治。因此，这种乌托邦的方法是有害的。
&&另一种社会方法是零星工程的思考方法。波普尔认为这种思考方法在方法论上具有合理性。采用这种方法的政治家在其头脑之中，可以有或者没有一个社会蓝图，他也可以相信或不相信人类有一天将实现某种理想国家、并在人世间实现幸福与完善的目标。但是他会明白，假如至善至美在任何程度上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它也是极其遥远的。而且每一代人都拥有追求幸福避免痛苦和灾难的权利。“因此，零星工程将采取找寻社会上最重大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的方法。”波普尔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这远远超过单纯的字面上的差异，实际上，是理智的方法和非理智的方法之间的差别。社会零星工程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实施的。它鼓励人们积极地改变现有社会中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争取更好的结果。而乌托邦的方法潜在地期待某种一劳永逸的变革，不切实际地以为人间天堂可以在一夜间建立起来。事实上，建立人间天堂的梦想最终导致的都是灾难性的结局。
&&以上是波普尔的基本分析，我们可以把它和同时代的同样对极权主义的批评的著名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进行简单的比较。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极权主义带来以及可能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奥威尔的《1984》让人们能体会到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的可怕。而哈耶克则从经济和法律角度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得出和波普尔几乎相同的结论。他引用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哈耶克同样意识到极权主义是对真理的终结，是对个人自由的极大侵犯，并最终损害个人的幸福。
&&总之，波普尔在本书中详尽地分析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必须肯定波普尔是很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理论的。他仔细区分了马克思和其他看起来相似的思想。他也不是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只是进行学术讨论。我们可能不同意他的一些结论，比如对柏拉图的“哲学王”的解读，他把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对立和他对柏拉图的评价――“在哲学王统治背后隐藏的是对权力的追求，给最高统治者的画像就是一幅自画像”；他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的批评有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他的理论分析对我们还是有启发作用的。其次，他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预见也是很有见地的，是善意的提醒而不是恶意的攻击。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自由主义理论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已经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能比较公平地对待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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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极权主义主要指的是法西斯主义和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直被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把笔者不同意他们的著作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因为在波普尔笔下，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会导致极权主义，甚至福利国家也有可能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所以，不能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就先否认波普尔这本书的价值。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244页。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同上注，第141页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292页。
&&同前注，第300页。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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