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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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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50年唯一自选集·传统下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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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李敖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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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作品集　
看谁的文章写得好?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 筋斗云一九九七年八月输入　　十八年前我独居新店山脚，常在阴霾漫天的夜里，泛舟碧潭。那时候， 整个碧潭是我的，碧潭的山水，一人夜游才勉强可看。一到白天晴天，人山人海一来，自然的风景，就一一都给杀掉，我就躲在每月租金二百元的小房 里，改作文维生。　　作文是成功中学小毛头写的，施珂大哥在那里教国文，看到许多国文 老师懒得改作文，就代我承包过来，每本一元，多多益善。居然有好几班的作文，由我标到。做地下国文老师，收入不恶，精神却痛苦，因为每赚一元，就得跟狗屁文章纠缠至少三分钟。我是乐观的人，可是连改二十本下来，就 人生乏味，并且连自己的文章也被熏得退步了，也被洗脑得做不好了！　　我常常一边改一边想：什么原因使小毛头的文章写得这么要命？为什 么文章竟写到千篇一律的滥套，写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文章写得一点也没个性，没有特色，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照笑话说，狗屁文章有三类：第一类是“放狗屁”，程度最轻，是人放狗屁， 还不失为人；第二类是“狗放屁”，程度稍重，是狗在放屁，但并不整天放， 只偶一为之；第三类是“放屁狗”，程度最重，是以放屁为常业，整天放屁， 一放而不可止。由于中国人相信文章是大业，是盛事，是不朽的张本，是富贵的敲门砖，是“天地之精英，阴阳刚柔之发”，所以古往今来，文章特多，狗屁也就三类俱在，臭不可闻。 用狗屁来说明，实在不是骂人，而是一种评判标准。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的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是没 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 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 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 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的好不好？答案 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 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还以为那是好。这 就表示了，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以唐宋八大家而论，所 谓行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严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 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 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那里？好的标准是什么？又如林琴南说他 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古文大师章太炎却大骂林琴南吹牛， 说林琴南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太炎又说：“当世之文，惟王恺（门内岂字）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的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的好不好？有了这种新 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 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开拓万古心胸，推倒 千载豪杰。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又怎样呢？我们决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却人云亦云的跟 著说它好，或歌颂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几大家，我们该有这种气魄：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们该敢说我们心里的话，当你被一篇滥文 章烦得要死，你除了大骂狗屁，还能骂什么呢？为什么中国文章中有这么多狗屁呢？这得先回顾一下中国文章史。　　中国文章，一开始不是文章，而是“诗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诗歌 是当时白话文和文言文二合一的产物，当时的写作技巧很单调，最喜欢用单 字重复来绘影绘声，描写黄莺，就来个“其鸣喈喈”；描写桃花，就来个“灼 灼其华”，很少会变花样。我们读《诗经》，看到的，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这类表达法转到战国以至汉朝，变为“辞赋”，辞赋开始变深了。那时候政府的命令是辞赋，命令下来，深得小公务员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 政府没办法，就奖励大家研究这些难念的古文，谁念得好，就给谁官做。这 种奖励，就是科举的起源。有了科举，就可以凭写文章做大官，中国人这么 喜欢写文章－－写讨好政府喜欢的文章，骨子里，其实有制度的背景和遗传在。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片言点破，一切可如是观。　　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这种分 裂，到魏晋南北朝转为“骈文”，骈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 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 做作极了。因为太做作，从隋唐到北宋，文章转为“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开始把白话和文言 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 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的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 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 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老辈则痛恨，诋为 野狐。”梁启超虽被老前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 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胡远（大概是胡适印错）等的白话文代领风骚，中国文章，自此正宗白话化。　　不论多少老顽固老夫子抱残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寿序、 贺启、祭文、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已经越来越木乃伊，小毛头们没人要 看文言文，也没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话语译后，才勉强看看，应付 考试和老师。但当考试和老师要作文的时候，小毛头就无法不狗屁。狗屁的原因是：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另一方面，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他们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 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去，仿佛成功，实际 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小毛头们在这种文风里长大，自然种屁得屁， 要他们写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迹何来？奇迹来自李敖这边。白话文 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 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 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 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 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为了给这种中国功夫最新举证，我特别印了两本书－－《李敖文存》 和《李敖文存二集》，交给“四季”出版、“忠佑”发行，我希望小毛头人手 一册，大力见习。说不定有一天，突然出了怪胎变种，把我推翻，那时候， 自然我要让贤，把五百年打个折扣。　　　　　　　　　　　　　　　　奇情与俗情李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日 人的表现，我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奇情”，一种是“俗情”。“奇情”是超乎“俗情”的表现，“俗情”本身，有时并非一定要不得，但是“奇情”， 却更是要得。也就是说：“俗情”本身，有时并不一定不好，但是若不来“俗 情”而来“奇情”，那就更好。　　人间很多事，看起来完了，其实没完；看起来没完，其实常常完了。 用诗来说，前者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后者是“枝条始 欲茂，忽值山河改”。因此，智者和达者看人生，多能不斤斤于盛衰荣枯， 他们是失马的塞翁，不以得为得，也不以失为失，因为在许多方面，得就是 失，失就是得。这种得失之间的哲理，汉朝贾谊在《服鸟赋》里，说得深刻－－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忧喜同门兮，吉凶同域。一切祸中都有福份，一切福里都藏祸根，归根起来，忧喜吉凶，都是一窝里的东西，实在难以保证纯度。所以，智者达者从祸中看到福份的一面，或从福中看到祸根的一面，而不患得患失。 智者达者以外，另有一种颇富这种色彩的“美者”－－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者，他们能从另一角度，抢眼人生。他们认为：人生不但有祸福相依的 一面，也有丑八怪的一面、不漂亮的一面，人过一辈子，不该把自己或自己 跟人的关系弄成这一面。人不该在这一面上发展下去、浪费下去，而该尽量 追求相反的一面。这另一面，就是唯美的一面。唯美一面的开花结果，就是“奇情”。　“奇情”是一种异乎“俗情”的表现方式，一般人的举手投足、喜怒哀 乐，按照人情之常，大家都差不多，做得差不多，反应得也差不多，但是“奇 情”就做得、反应得不一样，我举汉武帝的李夫人为例。　　中国人描写女人的美，用“倾国倾城”，最早就是对李夫人说的。李夫 人被形容为“北国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成为绝代佳人、美的偶像。可惜红颜薄命，得了要命的病，最后缠绵病床，眼看就死了。汉武帝跑去看她，想见最后一面，可是李夫人却拒绝了。－－为了 给情人留下一个□光照人的好回忆，而不是一个风姿憔悴坏印象，她拒绝了 “人情之常”的诀别。从“俗情”观点看生离死别，大家见最后一面乃情所 必至，理所当然，怎能不见？可是从智达派的唯美主义观点看，却不见更好， “相见争（怎）如不见”更好，不见更美、更要得、更漂亮，这就是“奇情”。 十年前，我看过一场《小英雄》的电视剧，描写毕佛的父亲，一天收 到老情人的电话，说要路过此镇。此镇正是他们当年旧游之地，如今男婚女 嫁，颇思旧梦重温，于是相约一见。不料那天到来，两人却阴错阳差，老是 碰不到：他到甲处，她竟刚离开；她到乙处，他又方才走。最后交错了一下 午，也缘悭一面。到了晚上，他收到老情人留下的一封信，大意说，虽没碰 到，她却一下午把旧游之地，一一重临，见景生情，有不少美的回忆。最后 转念一想，忽然觉得，两人如果不再鸳梦重温，永远保留“记得当时年纪小” 的印象，岂不更好？于是她留书而去，走了。从“俗情”观点看，大家好了 一回，情缘未了，见面一个，乃情所必至，理所当然，怎能不见？可是从智 达派的唯美主义观点看，却不见更好，“相见争如不见”更好，不见更美、更要得、更漂亮，这就是“奇情”。　“奇情”论者的价值判断，是绝世的，是独立的，它对得失的衡量与鉴 定，与“俗情”标准不同。“俗情”的标准是“尽”字，“奇情”标准却是“舍” 字。“尽”是一切事情都随波逐流的做，做到胃口倒尽、感情用光、你烦死 我、我烦死你为止，一切都“赶尽杀绝”的干法，不留余地，也不留余情。 市井小民在男女情变或婚姻破裂时候，最容易犯缺乏节制的“尽”字，最后 经常是和平开始、战争结束，“赶尽杀绝”，一切反目相向，丑八怪已极、不 漂亮已极。这是“俗情”标准。　　相对的，“奇情”标准却高竿得多，因为它能“舍”。“舍”是一种智慧、 达观、艺术、决断的结合，它的特色之一是常把“进行式”转变成“过去式”， 它常在“俗情”标准的中点上，做为终点，在“看起来还没完”的节骨眼上， 戛然而止，宣告完了。“舍”是速决，是早退，是慧剑斩情，是壮士断臂， 是为而不有，是功而不居，是浓抹处淡妆，是无情处有情。　　介之推不言禄，是一种“舍”；鲁仲连不受酬，是一种“舍”，以他们 的功德，“言禄”“受酬”按“俗情”标准，也是应该的，可是按“奇情”标 准，他们进一步表现了“舍”却是神来之笔，点睛之妙，益见其高。　　在人类历史上，有太多太多“舍”得动人的奇情故事，我最欣赏的一 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唐太宗是历史上最有“奇情”气质的英雄人物，柔情侠骨，一应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斗争中，当然他有和人一样的霹雳手段， 但在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许多“奇情”，使江山多彩，为人类 增辉。在打朝鲜那一次，他因补济困难，必须退兵，退兵前，却送礼物给敌 人，表示对他们守城不降的欣赏，这种对敌人的心胸，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现代政治人物干得出来的。　　唐太宗这种“奇情”，最精彩一次，是表现在他对“朋友变成敌人”的 心胸上。唐太宗肝胆照人，成功的一大本领是大度“化敌为友”，在群雄并 起中，一统天下。天下一统后，他为了特别感谢杜如晦、魏徵、房玄龄、李 靖、李绩、秦叔宝、侯君集等二十四位功臣，叫阎立本为他们一一画像，挂在凌烟阁。表示崇德报功，不忘革命情感。不料后来侯君集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杀头不可，唐太宗对这位“朋友变敌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著向侯君集说：你造了反，非杀你不可，但你是我老同志，我不能 不想起你、怀念你，我再上凌烟阁，看到你的画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 “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我为了你，再也不上凌烟阁了！）这种心胸， 也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现代政治人物干出来的！－－他们对凌烟阁，怎么也 “舍”不得！　　现代小鼻子小眼的政治人物，他们实在俗不可耐，毫无趣味，不但做 他们朋友没趣味，甚至做他们的敌人都没趣味，他们连做敌人都不够料。他 们今天跟你是“亲密战友”，明天就把你从百科全书或机关刊物中挖出来， 一桶黑漆，把你革命勋业全部抹杀，打成“敌我矛盾”，于是，你变成了“懦 夫”、变成了“叛徒”、变成了“汉奸”、变成了“大骗子”、变成了“脱离革 命队伍的反对派”，、、、、你变得一无是处，你的功绩，全不提了，天下变成 他们打的，你若有画像在凌烟阁里，早就拉下来，撕毁，斗臭。天下是他们 的了！什么？你是二十四分之一？笑话！滚！　　以理想主义起义的人，最后抛弃理想不谈，反倒连事实都抹杀，见权 力起意，这是现代人物最大的“俗情”，最大的反“奇情”的悲剧。　　我清楚知道，随著时代的“进步”，早年人类的一些动人品质，已经花 果飘零、消磨将尽。但对我来说，我仍忍不住一种内心的呐喊，使我在俗不可耐的现代，追寻“今之古人”。暮色苍茫、苍茫，又苍茫。我失望。　　　　　　　　　　　　　　　且从青史看青楼李敖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实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戏 中的手和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历史少的民族，了解他们就比较简单，很多事情，从层面入手，便八九不离十；但对背著历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国民族，要想这样取巧，就绝 对不行。从取巧得来的了解，只是雾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 楚是一定的。看都没看清楚，又了解到那儿去？所以，了解中国人干的事， 一个重要步骤是：必得先跟历史搭线，从历史脉络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 现在试用娼妓问题，做一个例子。　　中国民族职业分类，大类是士农工商，中类是三百六十行，小类没分， 要分也有一千三百六十行，其中有一行，就是娼妓业。粉饰家不愿承认这种靠粉饰卖人肉的行业是一种行业，其实粉饰家忘了自己和娼妓同行，只不过 前者粉饰灵魂出卖；后者粉饰肉体出卖。后者的职业道德远高于前者，身世 且大可哀。可哀的身世，只有在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才能研究、呼吁、改善， 一路粉饰的行为，固然不足自欺；若想欺人，也差上一大截。现在粉饰中的卖人肉行业，形式上只妓女户，骨子里却包括酒家、地下酒家、舞厅、地下舞厅、理疗院、和马杀鸡性起的理发厅。我们细察这些粉饰中特色，穷本溯源，会有“手足之情”式的发现，就是：现在妓女户与 酒家等的演变，有固有文化的背景－－有的与固有文化貌合神离，有的与固 有文化貌离神合。它们在许多方面，蔚为中国文化的特色，而被洋鬼子望“中” 兴叹。　“公营企业”－－以充国用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确属中国文化的特色。 例子是：有谁想得到－－娼妓在中国，竟是“公营企业”！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 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 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 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份却是吃软饭 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右边为任字），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管仲时代妓女的主要来源，是奴隶，就是所谓“奚”。奚字在象形文字 中，是“手持绳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营企业，这种妓 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在中国持续极久，《吴越春秋》说“越王句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就是官妓。《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就是官妓。　　《南史》说齐废帝“每夜辄开后堂，、、、、至营署中淫宴。”就是官妓。 官妓的来源，主要有三：一、罪人家属－－古代的人权单位不是个人，而是 家族。一个人犯罪，常常连累到一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给宰了，妻女则 沦为官妓。　　二、奴隶买卖－－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国多；但 在时间持久上，比中国短。中国买卖奴隶，有过“与牛马同栏”的大场面， 人变成牛马，还有什么可说？三、堕入风尘－－是变相的一种人口买卖，只 不过被买卖的，原属良家妇女。《北里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 就是这一类。　　因为公营，所以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这种机构，在唐朝先属“太常”， 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云溪友议》记有“乐营子女，厚给衣粮、 任其外住”的一个特例，是两个信释道大官的德政，反证了当时“乐营子女” 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没有肉体自由，是和没有人身自由一致的。因为没有自由，所以任凭处理，前程莫问。汉朝本来对“群盗妻子”发配为营妓的，但是李陵行军时，发现她们，就一律给杀掉；宋朝平北汉， 北汉“献官妓百余人于宋”；胜利者意犹未足，还“夺其妇女随营”。宋朝的 官妓，从宽录取，不但把罪人家属当公娼，甚至把良家妇女“系狱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决的）都派上用场！甚至公然去抢来，逼良为娼！或者 乾脆诬陷良民为盗匪，以便将家属收为官窑子！更妙的是：王安石变法时，一切都公卖，酒是其中之一。为了卖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卖酒用妓 作乐”！《都城纪胜》书里说：“官库则东酒库、南酒库、北酒库、上酒库、 西子库、中酒库、外库、东外库，每库皆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 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脱。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这就是酒家的前身。现在中国人很难知道：酒家原来是官办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销政府造的酒，“以充国用”。这是一位立身谨严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 “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 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　　难乎为“妓”－－以充文用官妓演变到明朝，有了严格的发展，《国初 事迹》记明朝公娼情形说：“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 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这 是很清楚的“公务员金字上酒家”模式。但这种禁令有效吗？《五杂俎》的 记录，有了以下真相：“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辄以千百计。 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 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缙 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轫（左边为牛）里干（门中干字）。 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这段文献， 透露了两种“家居”情况：第一种家居，是“缙绅”先生在家里叫姑娘，姑 娘做应召女郎；第二种家居，是姑娘在家里接客，姑娘做陶公馆式私娼，两 种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五杂俎》书里又提到“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的话， 说明明朝政府仍在吃软饭。政府立场既然如此不道德，想用法律要求公务员 道德，自然也就根本行不通。《尧山堂外记》收有明朝三“杨”开泰的宰相（杨荣、杨士奇、杨傅（左边三点水））联袂狎妓的故事：“三杨当国时，有 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 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烈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 猴（侯）。’一时京中大传其妙。”连当朝宰相都可以公然叫条子，所谓禁令禁令，又在那儿？其实，明朝这种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 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 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 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　　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 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 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 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饮酒作乐”不但是中国娼妓业的固有文化，甚至此一行业的远流，就从饮酒作乐而来。中国古代没有“娼”字，娼字是六世纪才出现的。在它以 前，都用“倡”字。倡就是音乐，“倡优”是一回事，就是歌唱表演。倡字 后来来个细胞分裂，人字旁变口成为“唱”（纯音乐），变女成为“娼”（纯 妓女），倡字本身保留原样的部份，只做为“提倡”“倡导”来用－－自己不介入声色场所，清高起来了。　　中国娼妓的语源，既然一开始就“穷声色之娱”，外加饮酒助兴，所以， 在称呼方面，就有“声妓”、“歌妓”、“酒妓”、“饮妓”、“酒纠”等名目，这 些名目所象徵的文化特色，自然也就我中华只此一家。　　内外难分－－以充家用因为特色只此一家，由特色而来的历史，自然 也就别无分号。中国历史中，有一种“家妓”。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还没有资格做姨太太，要生了儿子，才有资格做姨太太。两晋南北朝时，家妓最多：《宋书．沈演之传》：“奢淫过度， 妓女数十，声色放纵。”《宋书．杜骥传》：“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 夜不绝。”《宋书．范晔传》：“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北史．夏 侯道迁传》：“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北史．高聪传》：“唯以声色自娱， 有妓十余人。”《南史．张怀（玉旁）传》：“居室豪富，妓妾盈房。”因为家 妓成风，所以许多事件，也因之而起。最有名的“落花犹似坠楼人”主角绿 珠，就是石崇的家妓。家妓引起家庭大血案，这种史实，只有中国才有。　　别以为家妓只是豪门自己的规矩，其实是依法有据的。唐朝法令规定： “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磐乐师。” 可见官做大了，就可以依法在家开“妓女户”“歌舞班”玩。相对的，官不 够大，自然就不能乱开。《南史．王宴传》：“宴从弟诩，位少府卿，（束力） 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以畜妓免官，禁锢十年。”就是一个教训，－－女人岂是你玩的！　　由于窑子开到家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就是古今名称的混乱。 现在人称自己太太做“内人”，如果这位太太是“从良”了的，倒真名符其 实。原来唐朝称妓女叫“内人”。　　《教坊记》里说：“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张佑的诗说：“内人已 唱春莺啭，柳枝磋磋（单人旁，醉后起舞貌）轻舞来。”都特指妓女。可见从“家妓”观点看，妓女倒真正是内人，老婆反真正不内。要内，至多也该 叫“内子”。内子照《礼记》、《左传》等解释，是卿大夫的正妻；但照《书 言故事》、《频罗庵（广改为草头）遗集》等解释，却又指的是人家的老婆， 却又明明该是“外子”！但“外子”又明明是指丈夫，于是老婆又变成丈夫，女的变成男的，又势难成立。这种的内外难分，使人感到：现代人向人介绍自己老婆是“内人”的时候，无异同时告诉人自己是“龟公”，是“大茶壶”。 两位男士互相介绍自己内人的时候，就同时是两只“龟公”，两把“大茶壶”。 三人四人，五人六人，自然依此类推，不在话下。这些谑画，都因为古人将 妓女“以充家用”，引为内援。以致自外入内，将内见外，闹到安内为难，攘外亦不大易，俯仰一世，龟壶而后已，悲夫！　　以上所举中国娼妓“以充国用”、“以充文用”、“以充家用”三种特色， 都和後代有微妙的脉络关系，有不可思议的“手足之情”：不论是一种制度， 不论是一种民俗，不论是一个名词或一条禁令，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 想不到的关口，被古人“含情脉脉”。中国民族太古老了，从青史看青楼，虽然红袖香销，可是却残颜难褪，一段青楼的青史，使我们看到几番血色，多少苍白！真令人掩卷。 筋斗云一九九七年八月输入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李敖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 二十年前，在台大文学院印度近代史的课堂上，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老师，要学生缴出笔记，给他看看。全班都缴了笔记，可是一个学生却缴不 出来。老师问他：“你怎么没有笔记？”这个学生说：“笔记是中学生抄的，大学生不抄笔记。”这位老师有雅量欣赏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他给了这个 学生最高评分。这位老师，就是国民党员吴俊才先生；这个学生，就是“党外人士”－－我。 一般情形是，师生缘份，都随走出校门而结束，但像吴俊才先生那样继续帮助学生的老师，却很少有，一如像我这样继续研究老师著作的学生也 很少有一样。吴俊才先生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住在普通公寓里，很穷；我现坐“党外人士”冷板凳第一把交椅，住在吴老师家前面豪华大厦 里，很阔。我因为经年累月不下楼，大隐于市；又因为水深浪阔，不愿给吴 老师不方便，所以一直疏于礼数，不去看他。去年他礼贤下士，大驾光临， 我说：“古人‘天涯若比邻’，老师和我，却‘比邻若天涯’！”吴老师太熟悉我那一套，他不见怪。　　吴俊才先生学者、专家，尤精于印度史，受了他的启迪，我对印度史 也小有研究。我由“大作家”变成“大坐牢家”的时候，看书无算。其中一 部大书，就是看了又看的吴老师名著－－《甘地与现代印度》。这部大书功 力极深，有志之士，人人该看，只可惜交由一家不太会搞宣传的书局出版，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因为我在牢里读这部书，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甘地的监狱生活。据我 统计，甘地共坐了两千三百三十八天的牢，他失掉身体自由的时间，从广义 说，比我要短。但他是先进，先进的坐牢哲学，闲来无事，倒也不妨研究研 究。不料一研究之下，使我得到了新境界。甘地有著伟大的精神力量，爱因斯坦说：“後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 经 走 过 这 样 一 位 血 肉 之 躯 ”。 （ Generationsto ? omewillscarcebelivethatsuchaoneasthis ? verinfleshandbloodwalkeduponthisearth。这是对甘地最高明的描绘。甘 地思想的精华是他的“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不合作主义的形成，部份来自《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梭罗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从不曾想到我 是给关起来了，高墙实在等于浪费材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 我。、、、、他们总以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墙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时候，看守 那种紧张样子，真叫人好笑。他们那里知道才一转身，我就毫无阻挡的跟著 出去了。、、、、”梭罗当然不会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 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两坪 之内，但却心在六合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 （RichardLovelace）在牢里写诗给情人一样。 甘地师承了梭罗的不合作主义，也师承了梭罗的坐牢哲学。甘地说志士仁人－－“在狱中，他所受到的苦，实比平日受的苦要少得多；在狱中，他也只需要听狱吏一人的命令，而不像平日要受许多人的支配；在那里，他 更不必担心一日三餐，也用不著自己烧饭，政府会照顾一切，如果有病，更 可免费治疗；在那里，他有足够的操作，藉以锻炼体格，许多坏的习惯也可 以改过。他的灵魂是自由的。他可有充分的时间祈祷。肉体虽被拘禁，灵魂并未桎梏。反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训练成更有规律，因为自有人来督促。这样来体验狱中生活，他会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假如有任何不幸遭遇或被狱囚虐待，那他正可学习坚忍，让他得到一个乐于自制的机会。持这种看法的 人，当然会将入狱的事看为幸运。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 持的心理状态，来决定是否入狱乃系幸运。”（《甘地与现代印度》上册页九 一）这段话的关键是强烈的唯心论，它告诉人们，所谓的自由与不自由，“问 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 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甘地本人前后入狱五次，他这种观念， 也一再宣示，例如他说：“我现在成了自由的人了，我的身体已被他们看管。 一天诺拉迭法案没有撤销，我一天不得自由，可是现在他们逮捕了我，却给 了我自由。现在轮到该是你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同上。页二六四）他又说： “、、、、朋友们不需要惦挂著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 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同上。中册页一四三－－一四四）、、、、甘地这些坐牢哲学，基础都在他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有这 种力量的人，他会感到“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这种自由，我把它叫 做“不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炉火纯青，就“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 鸟”，若不到火候，就只像骆宾王那样“在狱咏蝉”了，－－鸟在外面的人， 是不会快乐的。　　不自由中有自由，这么说来，是不是自由以后，出狱以后，就更自由 了，从此没有不自由了呢？这可未必。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 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 乐。”这种伟大的透视力，伟大的胸襟，我给它下了一个描绘，这叫“自由 的不自由”。“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 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约》哥林多后 书第十一章里，为这种心境做了动人的总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 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这种心境的人，他自己坚强，却感受兄弟的软弱； 他自己站起，却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却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　　六十年前，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VictorDebs）， 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 到美国大选中，一百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一九二一年，哈定总统特赦了 他。出狱后，人们庆幸他重获自由，他却从斯宾塞的句子里，说出了这样的千 古 名 言 ： 　 WhilethereisalowerclassIaminit 。 WhilethereisacriminalelementsIamofit 。 　 　 Whilethereisasoul inprisonIamnotfree。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真的，“我就不自由”。夏禹不自由，後稷不自由，斯宾塞不自由，戴布兹不自由。－－所有伟大的性灵里，念天地悠悠，都有“自由的不自由”。 筋斗云一九九七年八月输入上一页蝙蝠和清流李敖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　　我在《独白下的传统》里，发表过一篇《人能感动蝙蝠论》，写中国人 的动物哲学，写中国人的“动物泛灵信仰”（zoologicalanimism）的流变， 写中国人的“人能感动动物论”，一直写到中国人相信人可以感动蝙蝠。我 写这些纯中国的思想，发前人今人所未发，自是复兴中华文化第一功臣，自 然不在话下。　　由于中华文化的底子太浓太厚，许多主题，实在一次无法只做一道菜， 实在可以“黄鱼两吃”“黄鱼三吃”，以蝙蝠为例，还可毫不重复，别立主题， 再谈它一次。蝙蝠长得像老鼠，老祖宗们闹不清楚它，叫它“老鼠”、“地鼠”、“天鼠”、“飞鼠”。传说蝙蝠是老鼠吃了巴豆以后变的，所以名字难免鼠来鼠去。 因为蝙蝠夜里飞，又叫它“夜燕”。蝙蝠停飞时候，翅膀伏下来，所以又叫 “伏翼”或“服翼”。　　蝙蝠的造形，不讨人喜欢。虽然除了“吸血蝙蝠”（Vampire）外，蝙 蝠吃害虫，对人未尝没好处，但中国人外国人都不喜欢它。中国人除了用做“五福（蝠）临门”的图案外，总是把它抓来当药吃，用这种东西治一种怪 病－－“小儿惊痫”。方法是把蝙蝠煮了，做出“小儿慢惊返魂丹”，《医学 集成》里说“小儿惊痫，用入蜇蝙蝠”和药，《圣惠方》里说“小儿慢惊返 魂丹，治小儿慢惊及天吊（引右一竖到中间）夜啼，用蝙蝠”和药。妙用就在此。　　这种治小孩子夜里哭闹的妙用，老祖宗意犹未足，老祖宗看到蝙蝠夜 里飞来飞去，通行无阻，深信这种小东西一定眼力奇佳，若把蝙蝠化为药材， 一定可以有益于人的眼力，这种“以眼还眼”的思想模型，是中国“物之生 克哲学”的重要基础。“物之生克哲学”的特色是：甲物的特性，可以代换到有对应关系的乙物身上。比如说：杀狗的，狗就追他（“屠狗者，狗逐之”）；杀牛的，牛就顶他（“屠牛者，牛触之”），为什么？因为“物类相感”。“物 类相感”的极致，就被打“大可用药”的主意。于是，看到啄木鸟的“牙” 那么行，中国人就相信吃啄木鸟可以治牙病；看到牛鹿之类的生殖器那么行， 就相信吃它们的“鞭”可以壮阳。同理类推，看到蝙蝠夜里飞得又快又不撞墙，就相信蝙蝠的屎大有营养。　　于是蝙蝠的大便，便变成中药的“夜明砂”，给眼睛不好的人大服特服， 希望能从别人的排泄里，大开眼界，愈我光明。　　中国人的眼力真可怜！中国人把那么多的希望寄托在蝙蝠身上，竟不 知蝙蝠的视觉，本是一塌糊涂的。蝙蝠可以蒙住眼睛，仍旧照飞不误，蝙蝠是靠雷达式的耳朵和皮肤感觉飞行的。这种情形，洋鬼子看得仔细得多。十七世纪的英文里，形容人的眼力不行，就说 “像中午的蝙蝠一样瞎”（asblindabatatnoon）；后来发现不止中午才瞎，就改为“像蝙蝠一样瞎”（blindasabat）。在洋鬼子眼中他们也错把蝙蝠当成老鼠一类而叫做“飞鼠”（flittermouse），但他们绝不发生“物之生克哲学”而将蝙蝠屎当眼药。 他们观察入微，所以可以少吃大便。在蝙蝠身上，中国文化表现观察力的粗疏，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举一篇古文做例子。 七步成诗，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曹植，曾写过一篇《蝙蝠赋》。曹植不喜欢蝙蝠，他在这篇赋里，把蝙蝠丑八怪骂了又骂，他一开始就感叹：“吁！何奸气生兹蝙蝠！”（翻成新诗人的表达法，就是：“天啊！ 什么样的奸邪之气，才生出你这种坏东西来啊！”）曹植接著表示，蝙蝠虽然 能飞，可是长得不像鸟，所以“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被爱惜羽毛的鸟类 给赶出来。《蝙蝠赋》写到这里，观察得都别有天地，但到最后，说蝙蝠“巢不哺毂（车为一鸟，我猜通繁体谷字？），空不乳子”，却观察得大错特错。曹植不知道：蝙蝠不是别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哺乳动物啊！ 蝙蝠是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它在动物学上属于“哺乳纲”的翼手类，但它能飞的特性又酷似“鸟纲”中的飞禽，这种“两头都像”的模样，使蝙 蝠进了西方的寓言。《伊索寓言》里有一则《蝙蝠和黄鼠狼》，记一只蝙蝠掉到地上，被黄鼠狼逮到，蝙蝠大叫饶命，黄鼠狼说本狐仙可饶你，但是本狐仙恨鸟，你是鸟，故不饶。蝙蝠力辩自己不是鸟，而是老鼠，最后被放掉了； 不久它又掉到地上，被另一只恨老鼠的黄鼠狼逮到，历史又重演，不过它这 次力辩自己是鸟，不是老鼠，最后又被放掉了。另一则寓言是《鸟兽和蝙蝠》， 记鸟兽双方大战，互有胜负，蝙蝠依违其间，老是投靠在胜利者的一方，向鸟说它是鸟，向兽说它是兽。最后鸟兽双方议和，真相穿帮了，不但“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而且“不容兽群，斥逐哺乳类之族”了，从此不敢在光 天化日之下活动，只好昼伏夜出了。上面这两则寓言，主题都是写蝙蝠的骑墙性格，跟《蝙蝠赋》比起来，那位西方被压迫的奴隶－－伊索，的确比我们东方这位被迫害的文豪－－曹 植，观察得高竿，观察得深刻。　　伊索把蝙蝠拟人化，使我们古往今来，能借用这种观点，去认识另一 种变相能飞的哺乳类－－人类，而对此道人物，有所卑视与警觉。《新约》里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得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为什么？ 劳根．史密斯（LoganPearsallSmith）解释得妙，他说：“同时侍奉上帝和财 神 的 ， 很 快 就 会 发 现 上 帝 没 了 。 ” ThosewhosetouttoserveGodandMammonsoondiscoverthatthereisnoGod。”这 就是说，想左右逢源的，你必然在两者悬殊中跌落，尽管你向高的一边高攀， 可是没用，由于你的滑头，你的上帝，最后还是不见了！这几天报上有一种怪说，说在政治情况两极化的情况下，自应由“中间势力”出马，“做为二者之间牵制与平衡的机能”。“所谓‘中间势力’与 一般所谓的‘情流’近似。”而目前可持“清议”的“清流人物”，有无党籍 的政坛元老，有有党籍的党国耆旧，他们还举出名单来。对这种“中间势力 清流论”，我觉得完全不能成立，因为他们完全没弄清“清流”的“清议”是什么。　　是什么？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清议”一条，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 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 “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 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羲《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佬。他们立身 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 忠党分子，或者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边，但是绝不站中间， 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 如果这是“清流”，鸟兽大战中飞来飞去的，又是什么？匈牙利政治家葛苏 士，曾表示站在中间的，是一种软弱的证明。真正主持正义的人，他必然也 必须立场明确，立场是鸟就不是兽，是兽就不是鸟，而不是似鸟非鸟，似兽 非兽。对这种软弱的四不象，我们应该有所厌恶。孔夫子讨厌紫颜色，因为 紫的颜色，对正宗的红色是一种搅局、一种似是而非。邱吉尔说他不喜欢萎靡 的 棕 褐 色 ， 他 “ 不 能 假 装 对 颜 色 不 偏 不 倚 ”（Icannotpretendtofeelimpartialaboutcolors。）。真正第一流的强者，他 一定不管造次与颠沛、荣枯与浮沉，永远保持他的本色，以本色示人，以本 色战斗。　　昨天报载，蝙蝠洞的蝙蝠飞走了，要到明年四月才回来。我不希望纯 种的蝙蝠刚飞走，又冒出一些变种的来“物之生克”，我警告。　　附记：纪元九零五年，朱温“聚裴桓等名士数十人于白马驿，一夕尽 杀之。初，李振、、、、言于温曰：‘此辈尝自谓诸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温笑从之。”（《资治通监》卷二六五）写完这篇文章，我忽然想到浊水溪！　　筋斗云有感：在四川，蝙蝠据说是老鼠吃盐变的，四川人又称蝙蝠为 “盐老鼠”，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吃盐可以长翅膀。文中黄鼠狼自称狐仙，不知是否有古文根据，我的记忆里，狐仙称为“狐大仙”，黄鼠狼称为“黄大仙”，二者是有一定区别的。 另外，文中讲西方没有“物之生克哲学”，我觉得未必。我记得曾看过一部讲另类疗法的录像带，西方从很早以来就有类似的观念，记得举例就是 柳树生河边，不怕水，西方有人拿柳树根治风湿，（而且是名人，现在不记 得是谁了），所以或者不是西方的主流哲学，但也是某一派的哲学了。筋斗云一九九七年八月输入　　　　　　　　　　　　　　　　　　大人格与小人格李敖道德困扰了中国人 中国人脑袋里有许多特色，其中之一就是“道德迷”。“道德迷”，用学术字眼说，叫做“泛道德主义”（pan-moralism)泛道德，就是什么都要道德 一下，该道德的固然道德，不道德的也照道德不误，道德定了。流风所至， 中国人把一切都先来个二分法，什么都先劈头来个大分类，像小孩子问“好 人”“坏人”一样，先用“道德的”（moral)或“不道德的”（immoral)来检查一切。 这个错误的特色，使中国人不太承认在“道德的”或“不道德的”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第三势力存在。中国人不 喜欢第三势力，所以把第三势力也道而德之：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 地大德”。??这种道德大泛滥结果，便开始困扰中国人，这种困扰，早在 孔夫子时代就开始了。仁困扰了孔夫子　　从“论语”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困扰的文字。以管仲的人格问 题为例：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 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白话翻译是：子贡 问：“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是公子纠的人，他不 能为公子纠殉难，反倒替齐桓公当家，管仲的人格有问题罢？”孔夫子答他 说：“管仲帮齐桓公，尊王攘夷，一统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得到他的好 处，没管仲，连我今天都要因亡国而做胡人打扮了！管仲是大处着眼的人， 他哪里会像一般匹夫匹妇一样，没没无闻去殉难，没没无闻的去守那些匹夫 匹妇的人格标准呢！”）子贡的困扰，同样发生在子路身上：子路曰：“桓公 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候， 不以车兵，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白话翻译是：子路问：“齐桓 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殉难，为公子纠死了，管仲却偷生，人格有问题罢？” 孔夫子答他说：“齐桓公九次召集群雄，不用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劳。管仲 是大处着眼的人，这就是他的人格啊！这就是他的人格啊！”）孔夫子给两个 学生的答案，乍看起来，有点答非所问，有点转移论点，事实也的确如此。 因为孔夫子的思想训练，受了时代的限制，是不精确的。孔夫子死后，后代 的人，几乎全在孔夫子思想大磁场下做“指南针”，一直不敢“代圣人立言”， 以致孔夫子的思想，非但不能被“继绝学”，反倒其学愈继愈绝。千百年来， 他的思想一直被匹夫匹妇思想家解释着，自然百孔千疮、一丘之貉。　　在答复两个学生的“道德审判”里，孔夫子的毛病是：他虽然发明出 “仁”字来做“统摄诸德完成人格”的总辞汇，虽用“仁”字解释这解释那， 却始终无法给这个字下出定义。所以，这个字就像变形虫一样的东变西变。 当子贡子路以管仲“非仁者与？”“未仁乎？”逼问他的时候，他立刻把这 个字再变形一次。孔夫子的学生对他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真 相其实在此。　　大人格与小人格孔夫子若生在现代，以他的聪明，一定不再用不精确 的泛仁字眼来答复管仲的人格问题了。他只要点出“人格的两层面”，就会 使学生解惑了。　　什么是“人格的两层面”？第一层面是“管仲的层面”；第二层面是“匹 夫匹妇的层面”。　“管仲的层面”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的层面、是大无畏的层面、 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层面；“匹夫匹妇的层面”是小市民的层面、是随波逐流的层面、是依附权势的层面、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层面。 大人格：管仲的层面“管仲的层面”所表现的人格，叫“大人格”；“匹 夫匹妇”所表现的，叫“小人格”。“大人格”的表现因为是特立独行的、是 大无畏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然跟“小人格”的表现冲突，尤其是“大人格”尚未功成名就前，这种冲突，更为显著。管仲在尚未功成名就前，与朋友做生意，要多分钱，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吃人；管仲为朋友办事，给办砸，在“小人格”标准，这是害人；管仲同朋友出征，作战 时退后，凯旋时在前，在“小人格”标准，这是胆怯；管仲在公子纠被杀， 朋友殉难，反倒投奔敌人，在“小人格”标准，这是无耻。??即使在管仲 功成名就以后，在“小人格”标准下，他的作风，也可议颇多，孔夫子以“小 人格”标准看管仲，就骂出“管仲之器小哉！”的话、就骂出“管氏而知礼， 孰不知礼！”的话。管仲的一切不合“小人格”标准的行径，虽为大家所不 谅，但他的朋友鲍叔牙却一直信任他、一直让他。最妙的，在管仲临死前， 齐桓公来问他谁做他的接班人，他竟不推荐曾推荐他的鲍叔牙，理由是鲍叔 牙不能搞政治。这在“小人格”的标准下，十足是忘恩负义了，但在“忠于 为国，不私其友”的“大人格”标准下，管仲却能天下为公。管仲所以为管 仲、所以伟大，就在于这里！　　以孔夫子的深明大义，都难免用过“小人格”标准看管仲，可见“小 人格”标准在社会上多么流行。“小人格”标准是“匹夫匹妇的层面”，是随 波逐流的、依附权势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的，这种标准的泛滥下， 胸怀“大人格”标准的英雄豪杰，都会长期遭到舆论、谣言、群众、世俗的 打击。所以，“父子责善”的贤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弟死不葬”的志士 张良，社会说他不仁；周公旦被诬不利孺子；直不疑（人名）被诬与嫂通奸； 马援被诬贪污；袁崇焕被诬反叛；张自忠被骂汉奸，蒙羞六七载；岳飞不得 昭雪，沉冤二十年。??多少大丈夫，在“小人格”标准下，都变成了“人 格有问题”的下三烂，这种不公道局面的形成，毛病出在哪儿呢？小人格： 匹夫匹妇的层面毛病出在“匹夫匹妇的层面”。“匹夫匹妇的层面”所见者小， 这种层面的“道德判断”，只是小市民的横断面，小市民只会从个人的利益、 家族的利益、朋友的利益、宗教的利益、职业的利益、帮派的利益和党的利 益检定人格，他们要求的人格标准也只是他们小圈圈的人格标准，在小圈圈 内，他们不失为好丈夫、好朋友、好龙头、好领袖，但在小圈圈外，他们都 是魔鬼。黑龙会头子、黑手党教父在小圈圈内是最够朋友的，但在小圈圈外 是无恶不作的；公孙弘小圈圈外内是第一流的孝子、第一流节俭的人，但在 小圈圈外，他是第一流的奸臣。用“小人格”标准看，甘地最不够朋友，因 为他主张人要为真理牺牲朋友，甘地的人格有问题！用“小人格”标准看， 文天祥忠而忘孝、生活奢侈，文天祥的人格也有问题！　　因为社会上匹夫匹妇多，检定人格的标准，自也就匹夫匹妇化，匹夫 匹妇只有“同类意识”(consciousenssofkind)缺少真理与正义；只有以偏 盖全，缺少大处着眼。所以，常常有很好很好的人，反被视为坏蛋、被视为 “人格有问题”。　　很坏很坏的人，发现匹夫匹妇的“小人格”标准原来这样，发现匹夫 匹妇只注意“小人格”而不知“大人格”，于是他们便从“小人格”毁掉异 己、斗臭政敌、破坏“非我族类”的“大人格”形象。他们的方法是迂回的： 报纸的围剿、口语的相传、朋友的诬控、妻子的伪证、罪名的离奇、审判的 丑化等等，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结果是，“道德迷”的中国人，很容易便在“道德判断”上中计，硬说 谁谁谁“人格有问题”。然后喊打喊杀，口水直溅。　　管仲的小人格也没问题具有“大人格”抱负的英雄豪杰，难道他们的 “小人格”方面真有问题吗？事实绝非如此。再以管仲为例，在“小人格”标准下看管仲，这个人太菜了，但是幕后真相是：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穷困，鲍叔 不以我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 我不遭时也；我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 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段动人的话，告诉了我们，具有“大人格”胸怀的，他的“小人格” 方面，其实没有问题，只是不为匹夫匹妇所知罢了！“虽千万人，吾往矣！”一个人走上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长路，他的人格，早就在“匹夫匹妇的层面”之上，不是人间 大智大仁大勇的，不会这样走；不是道德至高人品至善的，不会这样走；不 是“大人格”涵盖了“小人格”的，不会这样走。　　中国人千百年来讲道德，却讲错了道德，只讲到独善其身的“乡愿” 道德，却没讲到兼善天下的“狂狷”道德。结果是，中国思想中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论谁都会说，却很少人敢做，因为一做就倒霉。孔夫子 攻击“乡愿”，但是千百年下来，人人是“乡愿”，并且以“乡愿”身份，骂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少数人“人格有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在举国滔滔，为阉党拍马祝寿的时候，顾宪成不肯签 名，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社党攘臂欢呼的时候，艾得诺不肯妥协，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时候，党外人士敢捋 虎须，这是何等人格！我们不要忘记：检定人格的第一标准，是看一个人有没有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人格”，而不是看他有没有匹夫匹 妇的“小人格”。不确认出这种检定标准，中国人的道德不会有进步，中国 人将永远在滑头的道德水平上做小市民，中国人永远不会做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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