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_百度百科
关闭特色百科用户权威合作手机百科?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下的唐朝治世?? 收藏 查看&贞观之治[zhēn guān zhī zhì]
“贞观之治”是指中国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唐太宗继承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期间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复兴，完善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当时年号为“”（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同时为后来的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外文名Control by Zheng Guan开创者唐太宗起止时间627年－649年重要内容唐太宗君臣论治重要内容，发展生产重要内容布德怀柔，密切主要表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社会安定、兴盛
唐太宗“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正，常；观，示，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他像荀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征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第一，唐太宗君臣论治。唐太宗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要有所节制。　　第二，选贤任能，兼听。唐太宗坚持，不因血缘、地域唐朝版图甚至是政敌而舍贤才。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并注意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和考察。他能够兼听众议，注意。其臣下敢于，形成了封建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第三，，发展生产。唐初赋税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对灾区免除租赋，赈恤。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第四，轻刑，修订法律。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　　第五，布德怀柔，密切。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尊重其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鼓励四方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此外，太宗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平、定、征、联姻、和，使唐之国威远播四方。太宗则被西北诸国尊为“天可汗”，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
总之，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唐太宗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人，祖籍赵郡隆庆(今邢台市隆尧县），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使百姓，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推向鼎盛时期[1]。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2]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白统治者不可过分压榨农民。
2.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3.皇帝要勤于政事,善于听取正确意见。
4.大臣要廉洁奉公,统治才能巩固。政治上：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地方官的素质。
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轻傜薄赋。
民族关系上：坚决抵抗外族骚扰，加强国内民族的友好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
用人方面：重用贤才，虚心纳谏。
1.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 .
2.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
3.注意任用贤才和虚心纳谏。任命善于谋略的房玄龄和善断大事的杜如晦做宰相，人称“房谋杜断”，重用敢于直言的魏征。
4.重视教育，大力培养人才。
5.实行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
6.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有利于减轻人们的负担。
7.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魏征
贞观时期，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唐太宗在位23年，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大臣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唐朝中外交通图，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耕作的农民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物阜民丰，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有贞观王朝。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奠定基础。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社会秩序616年至649年的大唐疆域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运动 ――“”，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发布命令，审查命令，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凉州（甘肃）。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丝绸之路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意即以正道示人[1]。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他像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征当过道士，
“贞观之治”是指中国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名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亡的教训，明白统治者不能过分压榨农民政府要，发展生产；皇帝要勤于政事，善于听取正确的意见；大臣要统治才能稳固。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同时注意‘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他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
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位23年，，对内则整顿国家制度，尊重黎民百姓，安定民生，对外则击败北方强权东突厥，扩大了唐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及文化的影响。以下分述贞观之治在各方面的治绩：
1.亡隋为戒
隋末民变，使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唐朝建筑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臣下莫恐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2.君主贤明
太宗即位後，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经济上，薄赋尚俭，为政谨慎；亦致力复兴文教，令隋末动汤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3.贤臣辅国
太宗为历史上少有的英主，因有既往不咎的前提，群臣多为贤能之辈，勇於上谏。贤臣中尤以、最著，时人称「房谋杜断」，其他如、、等，人才辈出，均名重一时。
4.吏治清明
太宗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
5.平定四夷
太宗对外武功成就显赫，曾多次对外用兵，先後平定、薜延陀、回纥、、、、等，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服，西北各族共尊太宗为「天可汗」。由是国家得以步入安康之世。
太宗即位时年仅27岁，唐王朝在太宗统治下，文治武功均有所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1.用人唯才（选用人才任贤方面）
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後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太宗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材济济。房玄龄
2.从谏如流（纳谏方面）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後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
3.完善吏治（吏治方面）
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一时政治清明。
4.完善制度（制度方面）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1.薄赋尚俭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徭役的徵发不夺民时；同时太宗崇尚节俭，曾遣散宫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从而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
2.救灾恤贫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唐太宗招抚流亡回乡，授田给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即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1.设馆兴学文学馆复原图
唐太宗即位前已置，有十八学士，即位後更在京设，徵集图书二万余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扩充京师，延聘名儒出任学官，生员多至万人，并接受、、日本等的君长皆派子弟来华求学，由是时文教生员背景多元，复兴卓然有成。
2.撰经修史
命等人修定《》，统一南北经学；又置，由宰相监修前朝国史，开官修历史的风气。平定四方：太宗对外武功成就显赫，曾多次对外用兵，先後平定、薜延陀、、、焉耆、、等，由是唐帝国声威远播，加上太宗能维护外族风俗，并设置都护府制度，终贞观之世，四方服悦
西北各族共尊太宗为「」。1.奠定国基（对当世影响）
贞观年间，太宗的各项善政，使官吏廉能，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解决温饱，经济发展迅速，造成中兴局面，奠定了唐代274年的基业。
2.确立制度（对后世影响）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3.政风沿袭（对后世影响）
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历代有为的治国者，皆追慕「贞观政风」而力图仿效。
4.用人唯才（对当世影响）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5.文化传播（对当世影响）
太宗戮力复兴文教，奖励学术，大兴国学，又下诏修诸经正义及史籍，外国君长如、日本、、等皆遣弟子来唐留学，使唐代学术文化传播四方。东亚各国尤以日本、高丽为甚，深受唐文化影响。
6.民族混成（对当世/后世影响）
唐太宗武功显赫，却少有鄙视边族，故东亚各民族逐渐混入，唐代名将和大臣，不少为同化了的外国人，原属鲜卑族的元氏、宇文氏、长孙氏等，在太宗时已不被视为外国人。1.声威远播（对当世影响）
唐太宗在位期间武功全盛，将唐帝国发展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文化最盛的国家，四方臣服，西北外夷共尊太宗为「天可汗」，并筑「朝天可汗道」，以便向唐室进贡。
2.领土扩大（对当世影响）
唐代此时版图辽阔，超在位时，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北逾，南至南海。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唐朝疆域
3.中外文流（对当世影响）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平定，贞观九年(635年)平，贞观十四年(640年)平，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平定，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平定和，贞观十九年(645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征，大漠南北和天山南北两路得以通行无阻，对外交通及贸易遂得以加强，从而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1、由于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破坏严重的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朝后期大乱，“留给”唐朝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2、唐太宗的才智；集结在唐太宗周围的人才群体；人际关系的调整；唐太宗的现实政策。不要过度高估隋炀帝修运河这事，根据曾长期研究古代地理与河道、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的学者岑仲勉的成果，不应过度推崇、过分高估隋炀帝修运河。在隋炀帝之前，许多王朝已经修过大运河的很多部分，在隋炀帝之后，唐朝宋朝等须时常疏浚，才能利用。（疏浚，包括且不限于开挖、扩宽、挖深河道）。拿诗词里一些夸张的描写去吹运河的行为是错误的，诗词里的夸张的描写不能完全当真。贞观之治的产生，并非是人少地多、大运河等决定的。历史上人少地多却动乱的时期很多。汉朝没有隋炀帝修的大运河，仍然有治世、盛世。唐宋元明清等朝有大运河，但是，这些王朝每个都有很多个时间段不是治世、盛世。
3、唐太宗引隋之苛政为戒，调整统治政策，纠正前朝之弊端，认识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善于用人，勇于纳谏，不断调整统治政策，他的个人作用也是“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第一、隋朝政治制度和经济繁荣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而隋炀帝暴政、奢侈腐化、奴役百姓、穷兵黩武，破坏社会生产，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唐初统治者亲眼看到了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稳定的重要性，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第二、因为上述因素，唐太宗确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强政治”的治国思想，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措施和不懈的实践去实现。首先，唐太宗认识到了统治者与人民是“舟与水”的关系，通过土地赋税制度的调整以“安百姓”。二是认识到了重用人才，虚怀纳谏的意义，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三是加强政治，完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以巩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注意：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　　在李世民统治其间，唐朝国力强盛，被称为贞观之治。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他在位期间，推行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积极推行科举制。　　630年，击败东突厥，被突厥各部尊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　　649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李世民于649年7月病死于长安含风殿。葬于今陕西礼泉东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谥号为“文皇帝”。　　唐太宗善于听从大臣的批评和见解，魏征直谏200多次直陈他的过失。　　唐太宗还精擅书法，以行书写碑，为后世鼻祖。著名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等。死后更以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为陪葬品。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与后来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并肩而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臣和谐，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由于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方变得支离破碎。到了隋朝时中国已经几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而唐帝国尤其是贞观时期的唐朝更是当时世界唯一的文明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地民商来往不断，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纷纷赞叹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朝的各国人，大多数以成为大唐人为荣。贞观时期的唐王朝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完全开放的王朝，比汉朝的仅限于贸易和传教还要开放，以至于各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来到唐朝一睹唐帝国的的风采，唐朝政府还在设立流所（使馆），颇为开放边境和关口。极尽吸收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政治，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分权原则。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1 含义：在唐太宗统治时期，社会秩序比较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太宗的年号叫“贞观”，历史上把这一时期比较清明的封建统治称为“贞观之治”。
2 原因：唐太宗引隋之苛政为戒，调整统治政策，纠正前朝之弊端。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善于用人，勇于纳谏，他的个人作用也是“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
第一，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的实行，使宰相的人数比秦汉时期增多，便于皇帝控制。
第三，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对西北等地区的管辖，另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第四，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这既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贞观之治”的内容之一。他重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能臣。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这个“大有胡气”的朝代中，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诞生专门的边塞诗派，诞生像“年年战骨埋荒外”这样的诗句。而至于“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种豪言壮语，则由于后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风气，甚至成为了古代史上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尤其是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贞观年间是唐朝拓边最猛烈的时期，也是获胜最大的时期。贞观年间，唐朝依次取得了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甚至可能还包括印度用兵的胜利。这些胜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业。颉利可汗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中国军队活捉的草原帝国最高统治者。唐军出击定襄，痛歼突厥，活捉颉利可汗，也是唐朝历史上拓边战争中最辉煌的胜利。颉利可汗被抓到长安。突厥是唐朝最大的边患，作为同时存在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遭到毁灭，建立单级世界就变得容易多了。唐朝的另一个著名将领候君集奉命带兵修理骄横的吐蕃人。候君集通过夜袭击败了吐蕃军，斩首千余。吐蕃军退兵后，松赞干布做了颉利可汗也做过的事：派使者谢罪求和。但是他没有放弃和亲的请求。可能是被他的执着感动，7年后他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满足。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唐军再次远征，途中缺水，就刺马饮血，终于袭破伏允的牙帐，伏允丢下老婆孩子溜之大吉，不久在沙漠中被部下所杀。吐谷浑从此被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贞观十三年，高昌国失臣礼。高昌王麴文泰看到唐兵来得那么快，吓得大病起来，感到忽冷忽热，几天后竟然一命呜呼，由此作为第一个被唐军活活吓死的人而载入史册。高句丽虽然向新成立的唐朝朝贡，但实际上却对唐朝持怀有敌视态度。到后来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为援助处于高句丽和百济围困中的新罗（《新唐书》“（百济）与高丽连和伐新罗，取四十余城。发兵守之，又谋取棠项城，绝贡道”,新罗告急）,并统一被高句丽据有的辽东地区（当时的“辽东”的概念略同于汉朝四郡的范围，即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唐太宗东征高句丽，放话给薛延陀：我们父子都要去打高丽，长安空虚，你要是想犯贱只管放马过来！这么生猛的话，薛延陀当时就吓得气短了一截（《旧唐书》载后来高丽用厚利诱惑薛延陀叛唐，但是“夷男气慑不敢动”）。
贞观十九年，唐军向辽东进军。唐太宗在路上对手下人说，四方基本安定了，就剩下这一块地方了，趁着我还没死，良将们还有精力，一定要解决掉。
夏季，李绩暗渡陈仓，突然出现在辽东城下，高丽兵大骇。营州都督张俭和优秀将领李道宗也率兵进入辽东，击败高丽兵，斩首数千。四月，唐军攻破高丽盖牟城，俘虏两万多人，缴获粮食十多万石。五月，另一路唐军从山东渡海攻破高丽卑沙城，俘虏八千人。上百年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得以在鸭绿江边阅兵。
不久，李绩和李道宗所部进逼辽东城下。高丽军数万来援。有人建议说高丽军多唐军少，应该坚守。可是李道宗说高丽人仗着人多以为我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攻击他们，杀杀他们的锐气。李绩说我们被派来就是负责替皇上扫马路的。于是唐军处于劣势却猛烈出击，高丽兵始料不及，被冲乱阵型大败而归。唐太宗大军兵到后，把辽东围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乘着刮南风的机会，唐太宗指挥士兵点燃城池西南楼，顺风放火。高丽军抵挡不住了，辽东陷落。唐军杀高丽兵一万多人，俘虏一万多人，此外还有百姓四万多人。
攻克辽东后，唐军继续向白岩城进发。乌骨城派兵一万支援，被唐军击退（此战唐军只用了800人）。六月，白岩城不战而降。唐军继续向安市进发。高丽将领高延寿等人率领靺鞨、高丽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击败。高延寿向唐军乞降，来到唐军军营，一进门就跪下，挪动膝盖向前，拜伏在地。（《资治通鉴》上说“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唐太宗对他们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高延寿等人“皆伏地不能对”。唐太宗将降军中的高丽军官、酋长三千余人虏往中原，其余高丽人悉数释放。
安市城小而坚，唐军围攻数月不克。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而这种方式过去一直是唐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最终唐太宗决定暂时停止这次出征。9月，唐军班师。这次征伐高丽，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在唐军，战士阵亡的约2000人，损失最大是战马，损失了七八成。
此战虽重创高丽，但是战事旷日持久，耗费巨大，最终却未能灭亡高丽。因此，唐太宗认为这战属于战败了，痛心地说：如果魏征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进行这次远征。但这战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这是自三国时期毋丘俭攻破高丽屠王城以来上百年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战胜高丽人，收复了今天辽宁一带很多南北朝时期被高丽夺取的土地，为今后唐朝彻底征服朝鲜打下了基础。
贞观二十二年，倒是有个印度的小插曲。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此外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和“”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抉择吧！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其实是政治最基本的原理。古往今来，凡是百姓、国家、统治者三者关系如此摆放的时代，一定就是国泰民安的时代。反之，如果不管百姓死活，不顾国家根本利益，全力以赴追逐统治集团利益的，比如东汉后期，那么天下大乱就不可避免。唐太宗一班君臣赢得贞观之治的美誉并非偶然，至少在政治理性方面，他们的努力是具有当代价值的，虽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但是作为政治家，政治理性却是不可或缺的。——人民网[3]“贞观之治”被称为历代帝王绝赞的治国典范，《唐太宗治国风云录》即以《贞观政要》为蓝本，精妙剖析了史上最强帝王唐太宗缔造最强帝国的全过程。全书从接手亡隋的烂摊子说起，深入剖析了唐太宗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三大谋划：实现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出台国民双赢的政治制度、建立开放自信的核心价值观。书中详细讲述了唐太宗在治国先正君、以人为镜、顶层设计设计、官员铨选、反对腐败、施行仁政和俭约慎行方面所采取的理念及制度设置，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盛世传奇的历史真相，为我们当下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鲜活借鉴。
韩昇认为，唐太宗打造唐朝盛世既离不开他自己个人高度的历史自觉，更得益于他举世无双的优秀团队和良好的官场生态。韩昇总结了唐朝在用人和维护官场良好生态方面做到了关键的三点：其一，官员管理制度化、法制化。唐朝的法律有百分之六十是针对官员的，律令格式对官员的权责利做了明确界定，很少有灰色地点，官员只需严格遵守程序规范，便可以坐稳官位。其二，强调岗位职责忠诚。官员对国家、朝廷，或者对人民的忠诚，最终都要归根于对岗位职责的履行上。其三，注重巡视，防微杜渐。监管严格、巡视经常化是唐太宗时期“打老虎”很少出现的重要原因，很多官员在问题很小的时候就被提醒、制止，既保护了官员本身，又保证了用人制度的良性延续。这与当今社会强调法制化、制度化的很多做法不谋而合。[4]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在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上留下了璀璨光辉的印记，其卓越的治国理念，对于我们今天治军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以民为本。唐太宗认可“民则水也，君则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我减少费用，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当前，部队工作任务日趋繁重，基层官兵压力大的问题十分突出，各级领导机关应切实在为基层官兵降压减负上见成效。要把工作的着眼点紧紧盯在打基础抓经常上，不搞劳兵伤财的政绩工程。要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统一，谋划、部署、决策要多考虑部队需要不需要、基层欢迎不欢迎。
以法为度。贞观时期，有官员伪造履历，唐太宗气得要把这个官员杀了。戴胄认为罪不至死，并说，法律是国家的大信，皇上一时气话是个人的小信，小信应服从大信。各级领导机关要牢固树立“以法为度、法大于权”的工作理念。要认真克服凭经验拍脑门抓工作的随意性、盲目性，制定计划、部署任务要有法规制度依据；下达指示、检查指导工作要统一协调，防止各行其是；解决部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严格按章办事，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考核评比，不能离开《纲要》搞“土政策”“土规定”，不能搞违背《纲要》的高指标、新花样。
以人为镜。魏征，经常谏言，与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流着泪说“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从此，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可见，一个领导者对待批评的态度，决定了其事业的高度。当前，部队领导干部要有接受批评的勇气，切实摆正位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要善于“总揽”，不要“独揽”，要虚心听取大家的不同意见，特别是听取逆耳之言，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集中集体智慧的基础上作出决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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