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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哲学著作《淮南子》中有一个“塞翁失马”的故事，反映了
A．老子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B．孔子的儒家思想&&C．韩非的法家思想&&D．墨子的思想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同步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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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西汉时期的哲学著作《淮南子》中有一个“塞翁失马”的故事，反映了[]..”主要考查你对&&百家争鸣&&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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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奇斗艳的局面。当时代表各阶层、各派别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希望按照本阶层或者本集团的利益要求，对宇宙对社会万事万物作出解释。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争相发表自己的见解。百家争鸣的特征：“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学说对当时统治者最有用的原因：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其学说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提出的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实行法治的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百家争鸣中主要人物、代表作、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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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0144454780913348716134327755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最受各国统治者青睐的是法家思想而不是儒家呢?_百度作业帮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最受各国统治者青睐的是法家思想而不是儒家呢?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最受各国统治者青睐的是法家思想而不是儒家呢?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儒家思想提倡仁的思想适合于社会稳定时期，在动乱时期难以发展，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恰好法家依法治国的思想符合当时的发展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因而得到发展，而儒家却备受冷落.也就是说，法家，兵家 是适应当时的大争的社会，也符合当时统治阶层的期望和运用，所谓只有适合才是最好的，一样的道理。希望你满意……！...儒家思想在战国时期为什么不被统治者所重视?儒家思想在秦朝为什么遭压制?_百度作业帮
儒家思想在战国时期为什么不被统治者所重视?儒家思想在秦朝为什么遭压制?
儒家思想在战国时期为什么不被统治者所重视?儒家思想在秦朝为什么遭压制?
（1）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强调“民贵君轻”,提倡放宽刑罚,轻徭薄赋,这些主张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在战国纷争的局面下,其主张无助于争霸的需要和一统天下的需要,所以也就不被统治者所重视.（2）秦朝时,儒生们依然遵循旧的思想主张,非议郡县制,以古非今,站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仅不能为封建统治服务,而且落后于形势的发展,遭受压制在情理之中.
儒家思想在战国时期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利益，也很难实施.秦朝一直用的法家统治国家。跟儒家的仁政有很大的冲突。
战国时期，诸侯互相征伐，战火连年，诸侯们想的就是如何一统天下。统一天下必须要通过战争，必须要用“霸道”，而儒家只推行“王道”，“仁义”之说在统治者看来只是空话，取天下靠的就是“拳头”。秦朝时期，秦始皇推崇的是“霸道”，因为秦自孝公始就推崇法家思想，秦始皇本身就是一个战争时代的君王，扫灭六国后又驱匈奴，开拓南越等等，仍然大动干戈，因此他也仍不重视儒家，而儒家又喜欢议论国政，秦始皇又偏偏讨厌...
儒家思想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要求，如果用儒家思想就得不到利益法家思想在战国时期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A、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改革的需要B、符合国家有分裂走向统一的趋势C、有利于统治者加强对人民的控制D、强调树立君主个人权威以加强中央集权_百度作业帮
法家思想在战国时期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A、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改革的需要B、符合国家有分裂走向统一的趋势C、有利于统治者加强对人民的控制D、强调树立君主个人权威以加强中央集权
法家思想在战国时期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A、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改革的需要B、符合国家有分裂走向统一的趋势C、有利于统治者加强对人民的控制D、强调树立君主个人权威以加强中央集权是多选题。大家看看最后的对不对
A、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改革的需要C、有利于统治者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A、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改革的需要 顺应了历史需求
C有利于统治者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A、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改革的需要　　1979年时有一个问题我不明白，1960年伟大领袖的中国一直反美帝，怎么又反对苏修？伟大领袖喜欢搞统一战线，打击一个敌人，为什么这次不这样呢？就在这时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本《商君书》，不到三万字的一个小簿本，我读了以后惊讶的发现，文革及文革前等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全部解释通了。尽管伟大领袖倡导过批儒评法，但二千多年来除了秦朝，多少统治者都不敢实行法家方法，这样恶劣的方法、把人当成牲畜驯养，伟大领袖真敢实行吗？谁不想让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呢？统治者就不想吗？我带着这个怀疑过了许多年。当我读了厚黑学后，中国王朝的开创者，都是又黑又厚---脸皮厚心黑，伟大领袖是不是这样呢？我把这些和一些朋友私下讨论，朋友大多对我的看法有疑问；后来张绍忠说朝鲜一番话使我确定我的看法。张绍忠说：“外国不用担心朝鲜粮食不够吃问题，只要实行联产承包，如同中国当年搞联产承包一样，粮食问题两三年就解决了。”可为什么朝鲜不实行联产承包呢？原来统治者不想让民富，民富了怎么控制他的食物，再凶恶的老虎只要掌控了他的食物，他也得乖乖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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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如此，那么中国也是如此。你不得不赞叹伟大领袖就是伟大领袖！　　说毛没读过《商君书》吗？回答是：“非也”1912年毛泽东在19岁时以《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而考入湖南省立一中，徙木立信是说：　　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泽东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　　(略)　　“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　　先说伟大领袖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这就是伟大领袖对人民的看法。　　法家的法和宪法的法是有根本区别。宪法是有大多数公民立的法，法家的法是君王立的法，法令者，是君王的法令。君王的法是为君王谋幸福，只有压制民众才可以得之，宪法的法是为人民谋幸福，只有压制权力才可以得之。　　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实际上商鞅每次外出都要“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史记·商君列传》）在如此严密残酷的统治之下，商鞅的神经还这样紧张，每次外出都如临大敌，害怕别人暗算已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其统治不得人心的清况已不言而喻。　　徙木立信，树立的是威信，不是诚信；尽管做法无理，只要照他的方法去做，就会得到丰厚的犒赏。　　商鞅的法是法治不是法制，是治理下面是人，而不是人民制定、调整相互关系、包括一切人或法人的法制。　　《商君书》说“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伟大的中华文明就被商鞅的灭绝人性的统治奸计而被毁的，造成中国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悲惨的黑暗轮回！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的卑贱、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的爱国---其实是爱君情节、中国人漠视生命的性格，就是历代君主们按《商君书》实际操作愚弄的结果！　　商鞅说：“我们国家要强大、要对外征服，那就首先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老百姓收拾的服服帖帖，他说你连本国的老百姓都收拾不住，你还能征服外地吗？他的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要征服敌国，首先就要征服自己的人民，所以《商君书》就有这么一句话，“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老百姓就几乎成为他们的敌人，我要打败敌人，首先就要打败本国的老百姓，因此《商君书》明确说，统治者绝不能让人民得益，一定要把人民踩在脚下。”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商鞅说:“民愚，则知可以王”。老百姓都愚蠢，我比他们聪明，我就可以当王，如果他们都聪明了，那就不好办了。
　　法家商鞅有句话：“国强民弱，国弱民强。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因而要把强民除去，他有两章：一是去强，二是弱民，当时的国是君，君强民弱，君弱民强。要把强民除去。　　谁是强民，不顺从的大多是强民，于是先是镇压反革命。但1951年1月中旬后，伟大领袖开始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现状感到有些不满足。当时政府强调不要搞得太紧张、太急躁，不要逮捕过多、杀人过多，显然达不到毛所期待的“大杀几批”的目的，因此伟大领袖一再对各地官员说“杀人太少”，并具体下达“杀人”指标，在全国掀起杀人狂潮。　　镇反”运动中,各地大开杀戒。朱自清之子朱迈先曾策动桂北军政人员起义,被判处死刑；民国时期贵州省81个县的县长,无论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的,全部被处决。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一份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共逮捕262万人，其中杀掉71.2万人。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商鞅说:“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要治理国家，统一思想而已。把传媒资讯归于宣传部门领导，不准听不同的声音。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让大陆人民只相信一种说法，只接受一方面信息就是被洗脑，只有接受不同方面的信息才能避免被洗脑。现在（2012年）50岁以上的人唱歌还唱红太阳，因为别的歌他们不会唱。我很难想象一个大活人会被洗脑，但只接受一方面信息就会被洗脑，只有接受不同方面的信息才能避免被洗脑。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一段经典的话：“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而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　　美国学者亚特兰说，极权主义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谢作诗在三十多年前被枪毙，也许我们会认为被捆绑的这名死囚是“罪大恶极的坏人”，处决的他的罪名是“偷听敌人的电台”，所谓的“敌台”就是收听了“美国之音”。　　群众领袖的高明不仅在于他们擅长谋略权术，还在于擅用巧妙的宣传和演说把自己打扮神化成伟人救星、明主英雄，窃取国家、民族、真理、革命的名义煽动群众，让他们相信为其谋利，相信其幸福与快乐在于崇拜与服从之中，役使他们赴死就义，心甘情愿在所不辞。　　弱民的方法，批《武训传》，其实是批判蔡元培和教育界人士的兼容 包收的政策，实行党委进院校，把学校变成第二党校，从小教育人们成为伟大领袖的好学生。把传授知识的教育工作变成传授阶级斗争的教育，恨的教育。从此：　　上学不是为了人权，而是为了吃饭.中国人一切吃饭，打招呼是你吃了吗？岗位叫饭碗,谋生叫糊口；受雇叫混饭，混得好叫吃得开，受人欢迎叫吃香；受到照顾叫吃小灶，花积蓄叫吃老本；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靠长辈生活叫啃老；男人老是用女人的钱叫吃软饭；干活多了叫吃不消，受人伤害叫吃亏，男女嫉妒叫吃醋；犹豫不决叫吃不准，办事不力叫吃干饭, 负不起责任叫吃不了兜着走, 如果被单位开除叫炒鱿鱼.
　　上学不是为了思想，而是为了服从，一切听从D安排。没有新思想，而不是被老师灌输；给人以鱼不如教给他捕鱼的方法，更何况填鸭式教育和愚民式教育。　　上学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民生，所以教育人们变成狗、变成猪、变成木偶。马克思说：“奴隶主也会解决奴隶吃饱饭的问题，因为奴隶是他的财产。就像主人要保证牲畜吃饱一样。”　　上学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做臣民；在中国大陆城乡，怀有臣民心态或小农意识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的思维中总是需要或者渴求有人代表他们，有人从上面给他们阳光雨露，有人从前面给他们指点迷津并带领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自己则没有健全的思想和人格，他们还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具有公民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他们认为“靠杀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天经地义”，这种观点是多么可怕，这种自我轻贱的心态是多么可悲。他们的潜意识中总是抱着一个希望：伟大领袖、总设计师以及首长和父母官能给他们带来“小康生活”并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高级”或“终极阶段”——“共产主义”天堂，他们即使吃再多的苦也心甘情愿。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只能是贫困、疾病和不公正待遇；挨了打还得说“是爹娘错打了儿女”，被管被关被杀还死抱着“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以及“父打子不羞、官打民不羞”的陈腐观念，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　　上学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混淆历史。我在上学时学到邱少云的故事，有些疑问：“邱少云隐蔽在敌人前面50米，准备天黑后攻击敌人，必然带着枪支、手榴弹，邱少云宁可烧死也不暴露目标，但是他身上的子弹、手榴弹不可能烧化了也不暴炸？”　　上学不是为了求善，而是为了阶级斗争，教育人们成斗鸡；鼓动人们阶级斗争，却有意放过权力这个恶魔。最终，让所有的民众都臣服于权力这个恶魔之下，做权力的奴仆。　　上学不是为了求美，商鞅说：“声服无通于百县。”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文革时期只有绿蓝色，只唱革命歌曲。　　上学不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等级；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只要一级压一级，社会就会稳固。　　上学不是为了法律，而是为了纪律；伟大领袖说：“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上学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爱国；陈独秀说:“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但不讲托马斯?潘恩说：“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不受政府侵犯。”不讲列宁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上学不是为了思考，而是为了记忆；大陆的考试制度的淘汰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淘汰掉了记忆能力差或是不肯记硬背的人。　　上学不是为了诚信，而是为了欺骗；世界各民族中都已诚信为美德，中华民族却尊奉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上学不是为学宪法，而是为写刑法；宪法是限制权力较大的法人，而刑法是为了制裁违反规矩的法人。　　谁是强民，掌握军权的是强民。当时军权被五大野战军控制。一打下大陆。二野刘伯承就想我不是嫡系，主动把军权交出来，主动到学院办军事教育工作去。三野陈毅让他去搞行政，当了上海市长。三野的部队也归中央了。还有华北野战军，对他的方法是提半个格，让聂荣臻当副总参谋长。却让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徐向前当总参谋长。原来是聂荣臻指挥徐向前，现在是徐向前指挥聂荣臻，两个人的工作非常尴尬。聂荣臻到没什么，徐向前就尴尬了，结果徐向前说：我去养病去。其实徐却是最后一个死的元帅。剩下的林彪和彭德怀，林彪高兴了，到底我还是跟毛主席一起上井岗山的人。这时发生了朝鲜战争，毛根本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一个半人支持下，力排众议力主出兵。开始让粟裕，粟裕直接拒绝，后来林彪想就是我了，要出兵必须考虑许多困难，提出许多问题，凡是关心中国的人都会考虑，只有不关心朝鲜战争的人才会说打联合国军没问题，林还在筹建志愿军司令时，安排邓华、洪学智为副司令员，当时洪学智已不归林彪统辖但仍能调动，伟大领袖最痛恨人私自调动军队，因而毛说林有病，林马上明白过来，连我的军权也要夺啊，马上缴出军权，下午就飞到苏联养病去了。毛一看，这小孩，还懂事。林飞走第三天被任命为国防委员副主席，后来又补选为党的第六把手，比领导朝鲜战争的彭德怀还高。彭德怀呢？带着西北经济建设方案去的北京，毛问彭可不可以和美国（注意不是联合国军）打，彭德怀可能想我在大西北，朝鲜在东北，怎么也不会派我去吧！因而说：“和美国打没问题！”“你说没问题，那么你去。”这样林彪缴出了军权，彭德怀也调离一野。说林彪有病，其实林彪是闲出来的病，当睡不着觉时，开着摩托或吉普车颠他，他才能睡。　　朝鲜战争最得利的是日本人，日本人本来被美国人踩在脚下，朝鲜战争使日本获得黄金二十年的发展。　　苏联成功的把美国的关注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苏联一票，为什么苏联俩次不投反对票，使其以联合国军名义出兵。让中国和朝鲜成为他在远东的看门狗，苏联成为最大赢家。　　第三得利的是台湾。本来美国已放弃保卫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　　美国算是不输不赢；美国虽然付出了4万4千名士兵的生命（阵亡36000，失踪8000），但改变联合国成为国联，对被侵害国无所作为的现象；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得到了联合国授权、他们是在抗击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侵略、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通过朝鲜战争牢固建立了美、日、韩、澳、台湾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亚太军事同盟，起码掌握了亚太事务的主导权。也是一个赢家。　　对金日成来说是个赢家，靠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守住三.八线，持续了三代的统治。对朝鲜人民来说是个输家，朝鲜至今过着与世界隔离的生活。　　对李承晚来说是个输家，再也不能随心随意当他的独裁者；对韩国人民有利，韩国人民不可以随便屠杀。　　最大的输家是中国人民。由于志愿军装备落后、战术落后，所以整个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官方承认的牺牲人数为36万。至今依然保留台湾问题；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障碍。使得中国更加脱离了国际格局，加入联合国的梦想一拖就是２０多年。
　　有人说出兵朝鲜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军队令世界尊敬？而实际情况是，这场战争，直接导致美国的地位提高和联合国的地位提高。新中国则是在联合国决议下背上了好战者、侵略者的骂名，不是国际地位提高，而是国际地位急剧降低、名誉扫地！一直到今天，中国还在品尝这颗苦果，任何国家搞发展，国际社会都能理解；惟独只要中国稍有发展，国际社会就一片“中国威胁论”的叫嚷声，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发展环境。　　打朝鲜不是美国军队，是联合国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苏联一票，为什么苏联两次不投反对票，使其以联合国军名义出兵。其次，中国去的是志愿军，志愿军是谁愿意去谁就去的，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曾说过:打朝鲜战争，只有一个半人支持我。那么多老帅都不支持，少数服从多数去那里了？联合国军已经表明，打到鸭绿江，回家过圣诞节；没有做侵华的准备，从何而来的保家卫国？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不可能在每一个可能登陆点上布防，而且近代外国入侵中国大部分是从海上登陆的。美国尤其善于登陆作战，为什么美国放弃登陆作战呢？美国有原子弹，如果在朝鲜投放两颗，炸开志愿军防线的一点就行，为什么美国不这样做呢？如果说怕美国驻军直接放在鸭绿江边，那么为什么后来同苏联搞翻，苏联有比朝鲜同中国更长的边防线，就不怕苏联从北面直接威胁中国吗？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倒退，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全民变成战争的机器！杜甫诗云：“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中国人只相信成功者。由于中国人这种心里，造就中国出了许多厚黑人物,脸皮厚心黑的人物，中国人头脑里是没有是非观的，只有成者王候败者贼，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和军国主义有什么区别？军国主义反对和平，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强调等级制度，国民经济运作以军事优先，保证战争所需；私权、人权、言论自由受到压抑，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独裁制。“得人心者得天下！”为专制和强盗包装或涂脂抹粉，实质实行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对伟大领袖有利。马克思曾在某篇文章说过：保存中华帝国的最好方法是使他与世界隔离。　　独裁主义只能生长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法家之所以能在秦国取得成功，那是因为秦国一直不与中原相同，被摒弃在中原文化以外，被中原视为外夷；伟大领袖也必须创造出封闭的空间，通过舆论控制和灌输仇恨，不断创造出一个或几个虚拟的敌人，将其描绘得异常凶恶，并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并利用高度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制造恐怖气氛恫吓人民使之俯首帖耳、强化自己“人民保护者”的形象，这样就可以所以采取独裁统治。中国二三千年来一直采用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治国方法，也是和中国始终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关。所以要使民众只听到一个声音，完全服从君主，丧失自己独立自由的思想，那就不能让民众生活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空间，如果一旦这封闭的空间被打破后透进来光亮和空气，独裁思想就会失去继续生长的适宜环境。　　明朝专制集权就是独裁制。朱元璋用法家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二十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唯我独尊，特务统治，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他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控制社会、民间的一切有组织力量，打击民间富户和工商人业。老百姓的一举一动，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在他的统治下，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　　谁是强民，掌握资本的是强民。1953年赎买资本家的财产，这时就出现陈毅所说的“空降兵（跳楼自杀者）”。赎买资本家的财产以后把资产变为国有，理论上是共有，没有民主的公有制，就等于最大的垄断。　　亚里士多德认为，财产如果归公有，许许多多原有的个人利益必将从此被剥夺。公有制不但磨灭人类自爱的本性，而且使人另外的两种品德，即宽宏博济的品德也将随之消失。在世界上实行公有制的地方，人们清楚地看到，对于空洞的而无实际支配权的公有制，并不能实现个人的各项权利。大陆实行公有制的弊端也正在于此。公有制打着“共同利益”的旗号将多数人的财产化为公有,而又不允许每一个拥有人去直接支配和享用，也不可能直接支配和享用。实际上公有的财产只能由少数人或组织支配，即多数人做人的权利的实现是由少数人来操纵和掌控的。结果只能导致不平等、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丛生的特权泛滥。当这种特权逐渐完善，演变成为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普遍化和行政化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时，特权的载体就成为地地道道的特权主义者了。而指望特权主义者去治疗种种社会病，无异于期望太阳从西面出来。　　把军权交国有——其实是君有，行政权也不能下放太久，否则不利与中央集权。1954年五大书记进京，高岗、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邓子恢，高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习和邓子恢也被搞掉，只有邓大人悄悄向伟大领袖密告---不，是汇报情况，被选为忠实可靠。
　　商鞅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不允许人们宣传自己的思考，不允许农民听取不同的声音，让人们愚昧无知，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要求人权、自由、民主、真理等；只会---也只能按照君主的意愿在家务农。
　　谁是强民，有思想的是强民。梁濑溟，胡风被打倒。　　商鞅说：“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人民不会四处走动，（则不可能传播信息或获得外地消息。）人民就会呆傻。　　弱民的方法，1955年开始把分给农民的土地以公社的形式收回国有，实行公有制的---实际是君有制---商鞅的“壹山泽”。没有民主的公有制，就等于最大的垄断。设立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差异，把农民固定在乡村里。城市居民有户口，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定量供应。　　没有民主监督的公有制或国有制，实际上是垄断制，彻底剥夺了人民赖以自立的所有资源。人民想要生存，只能乞求于掌管公有资产的寡头的恩赐，从此人民彻底地沦为权力的奴隶。　　在没有监督的公有制的社会里，个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上学就业，职务升迁，福利分配，以致于生产活动，居住迁徙，社会交往，思想意识，人生中的种种要素，都需经政权核准。哪一处走不通，你就会走投无路，陷入绝境。　　公有制的寡头--垄断制比过去的皇权制还要厉害。过去的皇权制虽然握有臣民生死予夺的权力，但一般说来并未剥夺人们拥有财产的权力，人们因此仍有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的可能。知识分子不认同朝政，还可以去当隐士。而在公有制的社会里就没有这种可能。国家被一张密不透风的专制之网所笼罩，连一点点生存空间也不再留给个人。就连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必须符合当权者的规范，否则就会被整肃。由于一切资源均被寡头所垄断，他就有能力随时动员全社会，去清剿一切可能的反叛。　　这种公有制--垄断制，几乎把一切在私有制社会中合理的个人成功之道统统堵塞，剩下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向掌权者邀功靠拢。人们想要生存，只能向权力屈服，献媚，乃至同流合污。作为知识分子，你若是有头脑的刚烈之士，你就会成为林昭，遇罗克这样的殉道者。你若是糊涂者，你就会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成为祭坛上的牺牲。你若是投机者就像余秋雨，左右都能得意；你若是滑头似孔庆东者，可以更多的蛋白质；你若是成为胡乔木之流，做最不要脸的佞臣。要是你不幸沦为贱民，一旦给你平反，你就会像丁玲那样的感恩戴德，感激涕零。因为你想象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出路。至于一般百姓也只好自寻路子，自求多福。有点姿色的女子，就会主动的上掌权者的床，或为妻子，或为情妇，以求得靠山，谋得晋升之路。一般的人们就只好给掌权者当奴才，拍马奉迎，以求青睐。　　总之，为了讨掌权者的欢心，人人都要使出浑身解数，诸如违心说谎，两面三刀，背后告密，出卖亲人，成了社会的常态。为了邀功，为了出人头地，就连巷子里的小脚老太太，也乐于成为监视别人隐私的鹰犬。这种公有制彻底的剥夺了个人所有的自由，个人的隐私。只有垄断公有资源的寡头，才活得自由自在。他可以无法无天，能随意挥霍国家的财富，随意决定人的生死，规定人民的生活方式，强迫人民的思想信仰，变全民为他的奴隶。没有监督的公有制是社会真正是人间的地狱。　　陈长老由于建立用票证和介绍信把人们固定在所在地，把全国人们的财产以公有制的形式被剥夺；因此功劳伟大领袖在文革中少数没有被整的领导人。　　谁是强民，有知识有文化的是强民。57年的反右。用引蛇出洞的方法，先让人提意见，再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伟大领袖讲：“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这一手，把多年来推崇的诚信彻底摧毁，是对直言不讳落地有声的无情灭绝。全国打出的右派达3，178，470人，加上“中右”分子1，437，562人。两者相加，共461万多人。右派摘帽时有人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商鞅说：“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之类都在禁绝之例，与焚烧诗书、禁止游学诸措施配合，把民智、民力限制在一个极其单调、简陋的世界里。这种政策使本来已日渐活跃、不断昌盛的社会再次封闭僵滞起来，要民众在相当蒙昧的状态下，听任统治者的摆布，无法萌发自己的创造力。这样的社会状况，在古代乃至近代给我们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各类劫难，难道还不够惨痛吗！　　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产生因为马克思是博士，是知识分子；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都是知识分子。陈独秀是北大教授，李大钊也是北大教授，家里都有一定的钱，毛泽东毕业与湖南第一师范，后到北大当图书管理员；周恩来毕业于南开，后又到法国勤工俭学；刘少奇中学后毕业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邓小平广安县立中学学习，后赴欧洲勤工俭学。出身于工人的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出身于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锄奸队队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都背叛革命。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并不想改变国家的命运，只是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革命。
　　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共产主义，只有只是群盲的反抗，或者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家。 当共产主义者执政后却批斗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悲呼！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啊！更是共产主义的悲哀！　　知识分子之所以坚持的就是尊严，要想搞垮知识分子只要羞辱他的尊严，这就是所谓诛心；　　所谓的尊严就是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以前打碎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今天建立公仆的官架子。　　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地方，也是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地方；　　羞辱知识分子的地方，必是缺乏理智、用动物性的群盲和拳头横行的地方；　　批斗知识分子的地方，必有一个独裁者统治的地方；　　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社会进步；批斗知识分子是实行愚民政策。　　现在大陆的大部分人都是“缺调少教”，文明点说“缺少教育。”　　1958年大炼钢铁、大跃进；开始我不明白，大陆实行一个新政策，先搞试点，如土改，如公社化，为什么饿死人的大跃进没试点就往下进行？看了法家理论后我恍然大悟，伟大领袖正是运用法家理论的指鹿为马，说这一亩地里可产一万斤粮食，试试谁还敢有不同意见！党外人士都被整怕了，比如三钱，钱之光、钱伟长、钱学森，前两位被打成右派，剩下钱学森，只好说：在光合作用下，一亩地里可能产一万斤粮食。伟大领袖亲到此县，并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　　一亩地里可产一万斤粮食，这是人民日报说的，伟大领袖天天读人民日报，若无伟大领袖指示，人民日报敢天天宣传吗？有些聪明的便锦上添花，你说产一万斤粮食，我说产两万斤粮食；你说产两万斤粮食，我说产叁万斤粮食；其中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　　有人说伟大领袖受骗了，如果一个农民出身的伟大领袖那么好骗，那他也就当不了伟大领袖了。说这话的人不要把自己的智商和伟大领袖的智商相比，伟大领袖比你、比我都聪明多了。　　弱民的方法，大练钢铁。在满清时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经进口高炉练铁了，大陆竟想垒几块砖头就想练出钢来，放下粮食不収，砍光山上的树木，练出一堆废渣。不说练钢工人、科学家，就是明白点事都知道这是不可能，但是没人敢说。 所谓炼钢和秦收天下之金以为金人十二一脉相传，粮食不収，吃苦的是百姓。　　商鞅说“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只要衣食有余，他们就不会努力，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就是要使民“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家里没有积粮，所有的粮食都是在王那里。　　有史以来，历朝征收农业税最高不过什一制，即10%。而毛时代起点就是征收10%，外加百分之几十不等的所谓征购（以极低价强征）。以河南唐河县为例：年唐河农村粮食征购数量占总产量的平均数为24.1%，最高1958年征购比率为29.7％。1959年征购比率增至54.3％，农村有一半以上的粮食被征购走了。如此搜刮亘古未有！　　不归伟大领袖管的赫鲁晓夫处于好心对毛说：这一套我们也搞过，结果造成饿死几百万人的大饥荒。毛微笑着拒绝了，伟大领袖从此看出赫鲁晓夫不是做统帅的料，必定被推翻。　　有些人不理解伟大领袖为什么要这样做，甚至传言伟大领袖精神出了问题。赫鲁晓夫辟谣说，他不是有些人所称的疯子。毛是非常聪慧，且非常狡猾的。中国人不承认任何法律，如果你不服，他们砍掉你的脑袋。他们干得非常艺术，他们当着数千人的面把你打死，你还不能称之为野蛮，因为这远比野蛮更坏得多，而这还是在20世纪！　　这时有个人看不下去了，他对伟大领袖悄悄写了封信，说：主席呀，这一亩地里可真产不了一万斤粮食啊---这人就是彭德怀。彭德怀本来是国防部长，不管农业，但对于这种谎话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伟大领袖想我能不知道吗？我说这话，是为了考验党外人士听不听话，党外人士不说话了，反而党内人士说，把彭、黄、张 周打成反革命军事俱乐部。毛泽东也曾想把他欣赏的秘书周小舟拉过来，他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伟大领袖告诉周小舟，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伟大领袖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要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伟大领袖挥手说：“你走吧！”结果，周小舟在文革中自杀。接着反右倾，有把一些有思想、正直的干部反掉一百多万。　　最好玩是安徽第一书记曾希圣，饿死几百万人。当时，省委书记李世农提出不同意见，却被打成右派，另一个省委书记张凯帆因主张开仓赈济饥民，解散集体食堂，把刮共产风时没收农民的房屋和自留地还给农民，开放市场，因而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为“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安徽人说：前有曾剃头，后有曾阎王！后来又因让主席满意兼任山东省第一书记，当看到饿殍遍野的惨状使他翻然悔悟，1961年4月提出在农村实行“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责任制办法——这实质上就是搞“包产到户”，也就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12月，农村形势略有好转，毛就对曾希圣明确地说：“生产已经恢复，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但曾希圣却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再让群众搞一段时间吧？”伟大领袖听后沉默不语，但恼怒之意显然潜滋暗生。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严重批斗，曾希圣死于1968年。
　　1962年扬尚昆问廖伯康：“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四川省团书记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廖伯康还以四川省荥经县为例，向杨尚昆具体描绘了大饥荒的惨状。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死得一个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由于饿死一千万人，所以四川执政的李井泉民愤极大，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修理的死去活来，老婆上吊而死，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拣东西吃。他饿死自己管辖的老百姓，而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学的儿子李明清受到他株连，被造反派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竟然活着就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　　看一些高层怎么说：邱会作说：1961年的冬天，当时空军报告说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发现了异常的情况，就是河西走廊那样一个狭长的地带，居然就没有什么人烟了，连炊烟都没有了。后来周恩来得到这个情报之后马上派人去调查，发现当地也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饥荒的情况，很多人饿死了，而且社会近于失控。邱会作对于三年的灾难，他也是有反省，他认为是人祸多于天灾。　　1965年《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这个报告说：“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袁隆平在采访中说：“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埃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大五毛张召忠回忆说:“开始记事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跃进’，留在记忆里的就是大食堂、大炼钢铁，家里边所有能够炼钢的东西都拿走了，包括铜的洗脸盆。锅也拿走了，没法做饭，都到生产队吃大食堂。再以后没有粮食吃了，树叶子也被吃光了，只有地瓜和野草野菜。吃灰灰菜人会浮肿，脱水就会死掉。村里边每天都死人，大部分都是浮肿死的。天天四处流浪要饭，外地逃难的也过来了，每天络绎不绝。”（2）　　秦的经济很不发达，政治又更是苛暴，商鞅、韩非这些人又是非常坦率的人，比现在一些所谓的五角公知强多了。商鞅公然说，为政者，我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愉快，我就是要专门做老百姓痛恨的事，而绝不做老百姓高兴的事，这样国家才会强大。“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强。”越是压迫老百姓，国家越强大，越是顺从老百姓，国家越衰弱。如果按照他的这个逻辑，那真的是国家强大了，老百姓这个日子就更难过了。所以谭嗣同说：幸亏清政府没有强大，如果他是世界第一强，人们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　　张召忠之流生在红旗下，长在苦水里，鸡窝里飞出的凤凰男。还有那四大五毛，我相信它们的智力应该是在全国整体平均水平之上的，它们本来也有正常的是非观和判断力的，之所以表现出现在的这种世界观，其实它们知道投靠某些人，如孔庆东拿了薄熙来100万---阿---不重庆市政府100万，摇尾乞怜，为之鼓吹，才能得到蛋白质含量更高的食物。　　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安徽省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秦国简直是人间地狱，那为什么老百姓不离开秦国呢？这个商鞅早就想到了，所以他就要那些想摆脱剥削的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处”。　　其实做奴隶也挺省心的，自己的吃穿住行、教育养老都有奴隶主操心，个人安全由奴隶主负责，只要听话就行；奴隶主其实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正是伟大领袖“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
　　由于刘少奇61年在湖南的考察，他姐姐的儿子都被饿死了，使他良心发现，他对伟大领袖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所以，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党政干部大会，刘少奇带头做检讨，其实谁都知道是伟大领袖作主，伟大领袖只好也做检讨：中央的错误在我。这也决定了伟大领袖收拾接班人刘少奇。1962年伟大领袖发出了：阶级斗争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是没有人听了。伟大领袖忘了有资历的也是强民。伟大领袖想，既然不听我的，那我等。再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如果又不搞阶级斗争，就像现在（2008年）一样，必然会产生官僚主义，出现贪污腐败。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讲阶级斗争，而发达国家不讲阶级斗争；使我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产生疑问？　　法国的贵族知识分子，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圣西门，是第一个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但经过实践以后的检验，他却主张用说服，讲道理，用争取人心的手段来实现政治改革，来解决斗争和阶级斗争。　　我认为阶级和阶层是有区别的，阶级表示一级压一级。阶层代表不同层次的人群。　　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出身于地主，富民资本家的后代。马克思是博士，恩克斯是资本家，列宁是贵族，毛泽东也是出身于地主。周恩来，刘少奇出身于资本家，朱德出身于军阀。出身于工人的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出身于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锄奸队队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都背叛革命，还有一个斯大林连在他故乡最后一座他的雕像也被推倒了。因而以出身划分阶级是不合理的，在公民中划分阶级也是不合理，阶级只能在军队划分。　　阶级是在不断变化的，昨天你是资本家，由于破产今天你就可能是工人；昨天你可能是地主，今天你可能是农民。　　知识分子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地主富农中有好人和坏人。资本家中有好人和坏人。贵族中也有好人和坏人。军阀中有好人和坏人。工人中有好人和坏人。农民中有好人和坏人。　　划分阶级就是族群分裂。　　发达国家从不划分阶级，不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有了阶级就没有平等。　　阶级斗争理论倒本为末，鼓动人们阶级斗争，却有意放过权力这个恶魔。最终，让所有的民众都臣服于权力这个恶魔之下，做权力的奴仆。　　阶级斗争理论，把穷人的贫穷归咎于富人的剥削，煽动穷人仇恨富人，扭曲了人类社会的雇佣关系，也就是契约关系，破坏了人类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把资本和劳动力的契约关系。煽动仇恨，向人的心里植入仇恨，导致人失去理性，导致人性被扭曲而变残忍变残暴，暴力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性变残忍变残暴。使得大陆人不敢有钱，不敢有资本。　　给公务员军队提高工资，给工人农民最低工资，扩大工农剪刀差，扩大公务员与工农的剪刀差。人为的把剪刀差变成阶级，如果说有阶级的话就是一方占有另一方的权力和利益,也就是说官僚阶层、公务员、军队占有工人、农民的权力和利益。　　中国要想强盛，首先应改变中国人的动物逻辑，弱肉强食，等级林立；而是他人也是人、也有人权；然后改变中国人的划分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习惯。发达国家就没阶级斗争。国外没法划分阶级了就在国内找，马克思的观点是工人阶级和按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而现代有马克思支持的英国工党已经在英国执政。法国、德国的社会党也执政，瑞典采用恩格斯所写的党章的社会民主工党已执政七十多年。这些国家采用的是对剩余价值的二次分配。所谓阶级斗争实值就是族群分裂。　　地主富农被打倒后又出现反革命又出现坏分子，又出现右派都要被打倒。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没有打倒地富反坏右，没有搞阶级斗争。　　商鞅说：“故以强重弱，削；弱重强，王。以强攻强，弱，强存；以弱攻弱，强，强去。强存则削，强去则王。故以强攻弱，削；以弱攻强，王也。”不要讲信誉，要讲计谋。　　商鞅说：“家不积粟，上藏也。”信阳行政公署任专员的张树潘临终回忆材料说：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河南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饿死人多，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而方城的粮仓粮食堆积如山，而附近饿死的人浮尸遍野，经历过土改杀地主，三反五反杀所谓恶霸，再到后来，反瞒产杀普通村民，老百姓已经对当局害怕到宁可饿死也不敢去抢粮仓，可谓千古奇观。　　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时，给他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怎么没有1960年饿死人个事？如果说他1960年饿死人的话，他就会像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一样被人民斗死的。　　《商君书》就明着说，老百姓都是一些贱民，千万不能让他们好好生活，如果满足了民众的愿望，他们就会弄奸耍滑，让其富起来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只有穷愁潦倒他们才会卖力，也就是“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
　　1966年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伟大领袖让他们开政治生活会，他们就像笼子里待宰的鸡---不---待宰的猴一样，马上指定的猴推出。可是伟大领袖没有指定是谁，他们猜按威信和资历来说应该是朱德，批的朱德灰头土脸，甚至因种兰花也被薄一波痛批一顿；其实伟大领袖的目标是刘少奇，伟大领袖只好亲自出面，写出《炮打司令部》，直指刘少奇。伟大领袖当年对刘说过一句话：你以为你是什么，我只要动一下手指就可以让你死。想想，刘没有军权，还想有点良心，被处理是正常的。　　1966年伟大领袖看时机成熟了，工人农民和领导干部已经形成两个不同的利益阶级，伟大领袖跳动工人农民斗当权派，刚开始鼓动不起来，只听到一家之言的洗脑最彻底的大、中学生发挥了作用。当时还分为前17年和文革时期，前17年是资产阶级领导，因为忘记有资历的，后面是无产阶级领导，这时才可以随心所欲。　　神仙打架，小鬼遭殃。领导打架，百姓遭殃。如北京东郊管庄的玻陶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被抄家，红卫兵在黄瑞五的房间里搜出一个空子弹壳。黄瑞五解释说空子弹壳是体育训练中作射击练习时留下来的。但是红卫兵咬定他私藏有枪支。黄瑞五当然交不出枪来。红卫兵就把黄家的人捆绑起来，命令他们跪在院子里，开始用木棍和铜头皮带毒打他们。经红卫兵三个小时的毒打，打死了黄瑞五家中的五口人。他们是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大姐黄炜班、家中的老佣人（姓名不详），以及黄瑞五。其中黄瑞五、黄瑞班、老佣人三人当场死亡，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并未当场断气，但是稍后很快身亡。　　伟大领袖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 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公安系统的会议上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是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中共官方统计说光是北京市，在宋要武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后，两个月就打死一千七百余人。　　如1967年发生大屠杀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尸体沿潇水而下，流过道县县城（据好事者统计，最高峰时，一个小时内有近百具尸体流过，平均每分钟1.6具），汇入双牌水库。以至双牌水库大量的鱼因吃死人肉而胀死，恶臭的尸体拥塞大坝水道，发电站半年不能发电。　　可悲的是1927年，孙炳文被国民政府行刑于上海，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并嘱咐女儿：“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41年后的1968年，他的女儿孙维世被活活折磨死。孙维世尸体浑身布满伤痕，手铐脚镣仍紧锁着四肢，头颅中还被插进一根长长的钉子。孙维世被定为“反革命”，尸体火化，不留骨灰。　　可叹的是傅连暲，他将全部积蓄献给红军任其支配,将女儿、女婿、侄子和几个学生送去参加红军,伟大领袖称傅医生为“活扁雀，三次救我性命”。1949年后，历任卫生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获颁中将军衔。日，“造反派”在邱会作的支持下揪斗傅连暲。70多岁的老人，脑袋被打得鲜血直流，肋骨打断好几根。不过，邱会作思想上也有矛盾。他摸不清毛的态度，是真保，还是假保。如果真保，打死了怎么办？68年3月13日，文革中在秦城监狱，75岁傅连暲被活活打死，死时依然戴着手铐，浑身上下血迹斑斑，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当天便被火化了，半点尸骨都没有留下，火化登记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囚犯的号码。　　可哀的是“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清华大学第一任学生会会长，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不肯做官，只为爱国，因为他反对苏联承认满洲国，解放后学位最高、年纪又轻的王造时闲居上海,只在华东文教委员会挂了个委员头衔,工作单位也没有,1957年6月上旬，王造时被打成大右派。文革时被抓进监狱，在监狱，对“囚犯”实行饥饿政策，好端端的人便形销骨立，一次轮到王造时打饭收尾时，他端起小面盆，一口气喝了下去，酿成胃穿孔，送往提篮桥监狱医院去。在监狱中受尽折磨的王造时，于日在狱中含冤而亡，死时戴着手铐！让他牛B，让他爱国。王造時女儿海容因为拒绝參加参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被受折磨而死。
　　可怜的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遭日寇酷刑。英勇就义，终年31岁。其夫陈达邦毕业于黄埔军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死前对儿子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父亲是清白的。”儿子怀揣告状信为父伸冤，被打成反革命。　　抗日英烈陆军上将饶国华生前信佛，不赌不嫖，不讨姨太太，薪俸办学校，修祠堂，死后，没有一亩田产，因为是第一个战死的陆军上将，政府给了三万大洋买了田产，解放后饶的遗孀兰紫贤被工作组和积极分子活活打死，剩下的二男五女，除饶毓秀一人，在各种灾难运动相继死去。有人说：伟大领袖替日本人报仇，我觉得不是。　　伟大领袖的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伟大领袖说：张霖之就是走资派。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押到台上，强行按倒跪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张霖之又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60斤的牌子，全身哆嗦。有人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打得老人嘴里连血带沫子淌下来。眼角挨了一拳，他一只眼被血糊住，造反派照凳腿脚踢去，凳倒人翻。张霖之的头被那个铁炉子掇着，重重磕在水泥地上。暴徒们又把他揪起来。带着铁卡子的皮带和军用帆布腰带像雨点一样抽落下来，疼痛的抽搐散布到他脸上的每一根筋络，血溅到四壁，飞舞的皮带铁头打塌了他的左眉骨，打裂了后脑骨，打碎了衬衣。他下意识地蜷缩着，永远闭上了眼睛。　　你说的都是一些当权者，我们工人就没事。真没事吗？时传祥出生在贫苦家庭，14岁逃荒到北京当了掏粪工。他曾提出“宁愿脏一人，换来万家净”的口号，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文革中他也被打成“工贼”，在西四游斗时他顶着三米的高帽，脖子套细铁丝，下挂三块砖。在猪圈中被红卫兵殴打，裤裆里被放进老鼠，被逼喝痰盂里的尿，被迫害至半身瘫痪，遣送回老家，最后含冤去世。　　这时人变得如鳄鱼，对血腥味异常敏感。道县大坪铺农场厕所里发现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这可是反革命恶攻的大罪，调查最后把犯人锁定在农场医生谢志向的11岁儿子身上，革命群众推理一定是“反革命”谢志向教唆了自己的儿子。简单潦草的“审判”之后，群众决定把谢志向一家五口处死。在强奸了谢志向美貌的女儿之后，他们一家五口被捆绑到山上，背靠背绑在一起，中间放了一个炸药包。轰然一声响，五个人全部被炸飞。革命群众把这个叫做：“天女散花”。　　真是法不容情，但是这个法不是宪法的法，宪法的法已被伟大领袖狗屁视之，这个法是法家的法。　　1959年伟大领袖突然说不当国家主席，却没说让谁当，使下面大员摸不着头脑，其实伟大领袖根本就不想有国家主席，有什么，有皇帝。这话伟大领袖怎么能明说呢？全由下面的人去猜。下面的人也太笨了，竟没有人猜的着，或者有人猜着不说；一片哑口无言，最后第二梯队的邓大人说：那就让刘少奇干。伟大领袖本来认为刘和邓不是一码事，因为邓的这句话，文革中被打成了刘邓。　　好不容易没有国家主席，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又触到这个底线，选伟大领袖当国家主席，结果林彪、陈迫达等一干人得到清洗。　　林彪建国后不大管事，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发言中，就他支持伟大领袖，成为伟大领袖的心腹。文革一开始，先把掌握军权的贺龙、罗瑞卿搞掉，交给信的过的林彪管，后又把林彪封为党的接班人，然后掺沙子，在庐山会议上，又把林彪提拔的这帮将帅批臭，逼跑林彪，最后摔死在温都尔汗。 　　伟大领袖整了刘少奇和林彪后，该轮到周了，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笨蛋江青擅自改成“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气的伟大领袖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他们当了五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敬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我也是‘走后门’的。你们批‘走后门’，我也是一个”。这江青一伙一看，这还敢批吗？于是‘走后门’也就蔚然成风了。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伟大领袖又开始“评水浒，批宋江”，说自己是晁天王，周是宋江，是深得人心的投降派，并且严厉批判周的所谓“帮周会议”。其借口仅仅是周在同来访的基辛格的会谈中立场不稳，并且私自作出决定。事实上，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具体操作上，根据美国解密档案，周均无问题。伟大领袖透过江青之口，透露出此次实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以至于周的卫士都想到可能被送进监狱。只是后来得知周已得癌症，放逃过此劫。　　1975年六月，毛泽东找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吴德、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谈话，谈到周恩来时，毛说：他现在是买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号伟大领袖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
　　商鞅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文革时八个样板戏，砸碎一切封资修的东西，过去的和古代的称作封，西方的和美国的称作资，苏联的称作修。取消孝弟，所以有薄熙来踹断薄一波三根肋骨；没有诚信，所以有阳谋；因为没有仁义，所以出现农夫与蛇的故事；没有修善，只讲阶级斗争；不要《诗》、《书》，所以文革时期取消大学五年，没有贞廉，所以就有等级；没有非兵，所以不要和平，没有羞战，所以宣传的都是打击敌人，取得胜利。　　伟大领袖掌权后每人只给三十斤左右的粮食，14年不涨工资，每月只给半斤肉，每月只有四两棉花籽油，有些地方还给不起，河北就有了；刘子厚、厚子刘，为什么扣我一两油？辽宁就有了“陈三两”；这时怕老百姓---人民偷奸耍滑，不好管理；想什么人权、自由、民主等。所以让老百姓---人民穷的只能衣食而奔搏。　　陈光标说：“四岁的时候，我的哥哥姐姐分别饿死。小时候家里面特别穷，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我现在长大了，有能力了，大手拉小手共同成长，这是我应该做的。”陈光标的哥哥姐姐饿死时应是在72年或73年。　　使民众贫困化，从来是专制统治者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利器，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切权力归统治者所有，一切利益归统治者所得，尽管是奴隶劳动结果，但劳动成果掌握在君主手里，所以只有服从才能分的更多的成果。换句话说，统治者要想让民众服从，先把他们搞穷，要想不饿死就得听领袖的。金家正是通过所谓的公有制，通过政权的强制，将国民个体固定在国家这部庞大的机器上，各就各位，不许松动。他们为政权的超强度劳动付出后，分得残羹如住房和劣质的医疗，忠君的教育，却反过来对民众说如果不是国家，你既没住房也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也正因为民众被国家机器搞得一穷二白，忠于国家---忠于金家就成了唯一的生存之道。朝鲜民众就是这样被饭碗固定在金家的圣坛前。　　商鞅说：“故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很多领导就牺牲在领袖贵多变。　　许多领导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整，甚至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整垮有资历的，而有资历的大部分是领导；看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林彪、陈毅（包括周恩来）悲惨之死，彭真、罗瑞卿、薄一波、刘澜涛、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聂元梓、蒯大富成为牢囚，哪些曾经不遗余力拥立，推行，高举，紧跟，冲杀、执行其路线的替罪羊，哪些伟大领袖的接班人，亲信、重臣、笔杆子、革命闯将，都一一死在伟大领袖手下，都一一关进伟大领袖监狱，不管是曾经如何为伟大领袖王朝卖力，全都不值一提。只看有利用价值与否。几乎部级领导和省、市级领导都是有资历的，都被整。搞到日中国共产党8届12中全会召开时，本应出席会议的应当有195名中央委员和侯补委员，实到的仅59人。没能出席的163个人里面，除去10个已经去了火葬场的，剩下的都是被整死打倒了。商鞅的结果给予了答案，商鞅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这时人抛下良心，无视是非，然后专心做走狗，获得荣华富贵，再然后根据主人的授意，或自己为了争宠，疯狂撕咬别的狗，被咬死的老狗，何其惨烈，咬死老狗的新狗，还没来得及喘气，又被更新的狗咬死了，如此往复，屡试不爽，因为主人是不允许身边长期存在一只会咬人的疯狗做大的，尽管狗未必敢咬主人，但万一发起疯来，他也怕啊，所以他会搬弄是非挑逗两只狗互咬，即便不主动挑逗，主人看着狗自愿的相互咬，自己坐收渔利，也是在享受一种斗狗的乐趣，反正要死一个，也是减少自己威胁的有效方式。可悲的是，中国历来是不缺心甘情愿当狗的人的，可以说趋之若鹜。所以历次运动中很多人被整死并不冤枉，他们哪个没有落井下石整过别人，最后自己又被整死。正所谓可怜剃头人，人亦剃其头！
　　1956年人均消费粮食408斤（市斤，每市斤合半公斤），1976年为380斤，减少28斤；食用植物油1956年人均消费5.13斤，1976年为3.19斤，减少1.94斤。从穿的方面看，1956年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是29.17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分之一米)，1976年为23.55尺，减少5.62尺。其中1968年每人只发了9尺布票。（《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477页）从1957年到1978年二十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实际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作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奠基》，刘仲藜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据国家农林部1973年统计，有72个县的粮食产量还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近一百万个生产队（约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每人年平均分配在40元以下。　　整垮这些人以后，用王洪文、江青、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孙建等，这些人没有乱七八糟的想法，只会高呼毛主席万岁。　　商鞅说：“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所以任命造反派掌权。　　用什么人呢？商鞅说：“国家施行善政，奸诈的坏人就一定会多。用所谓的善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用所谓的奸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结合起来就会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所谓的善；使民众疏远分开，互相监督。这就是所谓的奸。表彰所谓的良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所谓的奸民来治理，那么民众中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会凌驾在法规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罚，那么国家的法规就能压住民众。民众凌驾在法规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规限制住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大。所以说，用所谓的良民整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乱，直到被削弱。用所谓的奸民治理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直到强大。”　　同时给下层的人一个明确的启示，这些人之所以能当官，因为他们拥护我。不能把下层人的上升通道堵死。　　当时，唯一能得到外面信息的是收音机，就有了偷听敌台罪，轻者判刑，重者枪毙。1972年中日建交时，日本想赔偿大陆一户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伟大领袖断然拒绝。日本人真坏，有了收音机就容易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破坏伟大领袖的英明决策，使得伟大领袖只好批儒评法。　　商鞅说：“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不如伟大领袖所说:日，在成都会议上伟大领袖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日，伟大领袖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把一切人类创造的文明去掉，我说什么是什么。
　　孟子提出重农抑商政策，商鞅早就实行；没有流通，就不可能产生人。　　商鞅说：“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文革时期只有绿蓝色，只唱革命歌曲。
　　商鞅说：“重刑而连其罪。”一人犯罪，全家都受株连。1949年9月，伟大领袖当主席是，张东荪投下唯一反对票。文革中他被关死在监狱中，三个儿子中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两个孙子被判重刑。 商鞅说：“足民何可以为治。”　　商鞅说：“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没有介绍信，你出游都困难。”　　商鞅说：“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因而要辱民、弱民、贫民。　　商鞅说：“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所以不讲法律的劳教制度。　　商鞅说：“故国富而贫治。”人们生产的东西归国家---归君王，君王供给人们的最低需求。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商鞅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生虱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官设而不用，志、行为卒。六虱成俗，兵必大败。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国治，言息兵强。”言息兵强实质是言息君强。　　商鞅说：“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君主的法令，是民众存在的理由，治理民众的根本，用以防备民众的。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此臣之所谓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译作：所说的统一教化，是指那些见闻广博，聪慧而富有辩才的人，所谓的诚实廉洁、精通礼制音乐、有道德修养、结成朋党、保举信誉好的人、分清黑白的人，不能因为这个而富贵，不能因这个本事而评论法令刑罚，不能因为这个独自创立私人的学说，并用私人学说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思想。对那些顽固不化的要摧垮他，对那些锋芒毕露的要挫败他。即使所谓的圣明睿智、花言巧语、阿谀奉承、忠厚纯朴的人，也不能凭借不是在战场上立功而欺骗君主得到好处。如果这样，那些富贵的家族门第，也只能在战场上立功受赏罢了。只有那些能打仗的人，才能踏进富贵的大门。那些骄横跋扈的人，就会受到一定刑法的惩处而不能得到赦免。这样，那些父亲伯叔、兄弟、相知相识的朋友、男女亲家，志同道合的人，都说：“我们务必要加倍努力的地方不过在战场上罢了。”因此，那些正当年富力强的人都一定努力作战，年老体弱的人努力从事防守，那些死在战场的人不后悔，活着的人互相鼓励，这就是我说的统一教化。民众中想要得到富贵的，都是到死后盖上棺材才停止，可富贵的门一定都是面向当兵的，所以民众听说要打仗便互相庆贺。民众起居饮食时所唱的歌谣，全是打仗的事。这就是臣所说的严明教育到一定程度等于没有教化。所以，我们幼年时就想当兵。　　伟大领袖深居简出，比商鞅说的帝王每天上朝，不轻易表态还好，让官员摸不着头脑。　　商鞅说：“人主使其民信此如日月，则无敌矣。”因而伟大领袖就成红太阳。　　历史并不总是往前走的，春秋战国时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是走向文明还是走向野蛮，是走向民主还是走向独裁，是走向法制还是走向人制，是走向人权还是走向皇权，中国的经历给予了答案。　　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基雅维利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一个人雇佣的保姆偷了你的财产，你知道了肯定要惩罚他；你的猫狗偷吃了你的肉，你知道了也要惩罚他；中国历来没有国只有家，只是一性的天下，皇帝没有国只有家，任命的官吏如同保姆、如同猫狗（如刘邦把手下的官员当面称之为功狗），官吏若贪污腐败，侵犯的是皇家的财产，必将受到皇帝的严惩。所以伟大领袖年代也严惩贪污腐败。　　不过，商鞅的法家思想有一点好的方面，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但不包括皇上，严刑峻法，连不贪污都战战兢兢。
　　顶！！！　　
　　如果讲《成功学》的话，伟大领袖是最成功者。为了实行个人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这也是法家思想。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在中国《商君书》商鞅成为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其地位无可撼动。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批儒评法，替法家翻案，翻出来的竟是这些东西。其核心思想完全是彰显人性丑恶的魔鬼语言，是反人类的最黑暗的比禽兽还残忍的恶魔思想！　　为什么中国自从秦朝以后至今，基本社会制度就没有变化，而且也极少有思想家、科学家产生了！中国天下第一黑书《商君书》是左右通吃，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通杀，只为君王一人啊！商殃狗奴才给他主子的鬼计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主子一人的国的强大（即王业的强大，与群众无关），只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让人民愚昧，愚昧了就弱，就可以容易被役使，就可以让人民在平时做只干活的牲口、战时当炮灰。为了达到人民听话的目的，就配合残酷的刑罚！商殃狗奴才最后死于自己制定的酷刑，成语“作法自受”就来自于商殃的丑恶下场的典故！二是为了主子一人的国的强大，要打败对手，就应当采取对手不敢采取的任何手段，用别人不敢用的任何办法，就是不要有任何道德底线！　　伟大领袖有一点没有实行商鞅的法家政策，法家执行的国强民弱，大陆执行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路线，如蒙古、朝鲜、越南、缅甸等，像列宁一样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反对和约的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也不像斯大林，把列宁留下的人都处理掉，逼毛承认蒙古独立，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毛在国内不断寻找阶级敌人，地主、富农“三反、五反”反出一大堆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接着是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分子、四清“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二月逆流”、叛徒集团、工贼、走资派、5.16分子、文攻武卫，破四旧，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四五运动”是伟大领袖执政以后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群众反抗运动，仅仅天安门广场，人数最多时就达到一百万人。加上包括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参与者，规模相当可观。它第一次在大赞秦始皇的专制黑暗环境中，喊出了“秦皇的封建皇朝一去不复返了”的强音，宣告伟大领袖和法家专制理论的覆灭。　　号伟大领袖说：“悼念周总理，是反对我老毛。骂我秦始皇，我比蒋介石还残暴。炮打江青，春桥，洪文，他们的总后台就是我老毛。”　　伟大领袖最后时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另一件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隐含着反正我活着的时候为所欲为，死后管它洪水滔天还是瘟疫遍地。）　　但伟大领袖选了七个人的常委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这就是江青为什么要按既定方针办的既定方针，还有江青、汪东兴、华国锋、及张玉凤争夺主席谈话录（3）。　　法家的恶法使秦朝二世而亡；伟大领袖实行的法家思想比秦朝还厉害，结果一个月而亡。　　(1)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泽东　　原文：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译文：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谋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维持它，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们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去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中原局势极不安定，战事正盛，全国民力疲惫，（达到了）不能够言说和描述（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却想战胜各诸侯国，统一中原，不很难吗？在这种情势下，变法的命令出台了，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　　虽然这样，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诮。唉呀！我不想说了。　　（2）http://view./a/001.htm　　（3）《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张玉凤《姚文元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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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绿林 11楼
17:56:16　　可怜的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遭日寇酷刑。英勇就义，终年31岁。其夫陈达邦毕业于黄埔军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死前对儿子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父亲是清白的。”儿子怀揣告状信为父伸冤，被打成反革命。　　抗日英烈陆军上将饶国华生前信佛，不赌不嫖，不讨姨太太，薪俸办学校，修祠堂，死后，没有一亩田产，因为是第一个战死的陆军上将，政府给了三万大洋买了田产，解放后饶的遗孀兰紫贤被工作组和积极分子活活打死，剩下的二男五女，除饶毓秀一人，在各种灾难运动相继死去。有人说：伟大领袖替日本人报仇，我觉得不是。　　伟大领袖的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伟大领袖说：张霖之就是走资派。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押到台上，强行按倒跪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张霖之又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60斤的牌子，全身哆嗦。有人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打得老人嘴里连血带沫子淌下来。眼角挨了一拳，他一只眼被血糊住，造反派照凳腿脚踢去，凳倒人翻。张霖之的头被那个铁炉子掇着，重重磕在水泥地上。暴徒们又把他揪起来。带着铁卡子的皮带和军用帆布腰带像雨点一样抽落下来，疼痛的抽搐散布到他脸上的每一根筋络，血溅到四壁，飞舞的皮带铁头打塌了他的左眉骨，打裂了后脑骨，打碎了衬衣。他下意识地蜷缩着，永远闭上了眼睛。　　你说的都是一些当权者，我们工人就没事。真没事吗？时传祥出生在贫苦家庭，14岁逃荒到北京当了掏粪工。他曾提出“宁愿脏一人，换来万家净”的口号，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文革中他也被打成“工贼”，在西四游斗时他顶着三米的高帽，脖子套细铁丝，下挂三块砖。在猪圈中被红卫兵殴打，裤裆里被放进老鼠，被逼喝痰盂里的尿，被迫害至半身瘫痪，遣送回老家，最后含冤去世。　　这时人变得如鳄鱼，对血腥味异常敏感。道县大坪铺农场厕所里发现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这可是反革命恶攻的大罪，调查最后把犯人锁定在农场医生谢志向的11岁儿子身上，革命群众推理一定是“反革命”谢志向教唆了自己的儿子。简单潦草的“审判”之后，群众决定把谢志向一家五口处死。在强奸了谢志向美貌的女儿之后，他们一家五口被捆绑到山上，背靠背绑在一起，中间放了一个炸药包。轰然一声响，五个人全部被炸飞。革命群众把这个叫做：“天女散花”。　　真是法不容情，但是这个法不是宪法的法，宪法的法已被伟大领袖狗屁视之，这个法是法家的法。　　......　　-----------------------------　　真实
　　看完此文，读懂中国！
　　要西　　
　　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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