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改变了语文教材面目陈旧、索然寡味的状况，令人耳目一新。比如，现当代的文章，钱钟书的 《读&伊索寓言&》《谈中国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艾青的《鱼化石》、王力的《辣椒》、 余光中的《乡愁》、牛汉的《华南虎》、朱光潜的《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老舍的《断魂枪》、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宗白华的《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余秋雨的《道士塔》等等。
外国文章或文学作品，也突破了过去选文只注重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注意多方位地介绍外国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相关内容日期：关于徐志摩 文艺是有永久性的。好的作品永远也不会被人遗忘。志摩的作品在他生时即已享盛名，死后仍然是被许多真正爱好文艺的人所喜爱。最近我遇见几位真正认真写新诗的人，谈论起来都异口同声的说志摩的诗是最优秀的几个之...日期：上海康桥发现儿童血铅超标案例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15日透露，上海康桥地区9月上旬发现儿童血铅超标案例。目前相关企业已停产，患儿已得到治疗。 据介绍，上海市、区卫生部门组织专家研究并进行检测，目前发现25名儿童血铅超标。上海新华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对12名需要入院治疗日期：徐志摩“漫游”经典段落 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个睛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阳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他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他带来一股幽远的淡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气，摩挲着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日期：《再别康桥》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 师：大家放松放松，先来欣赏一下康桥上美丽的风景。 1928年夏天的伦敦，一个三十开外、身材修长、面容清秀的年轻人在康河边上长久的徘徊。他看不倦河畔水色，听不厌近村晚钟。这康河以及河上的康桥，还有上游的拜伦潭，潭边的果树园&hellip日期：现当代作家徐志摩一生著作与成就的人文介绍 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 徐志摩（日&日）。原名章Γ┥粞в⒐备拿灸ΑＴ霉谋拭耗虾⑹堋⒑９取⒐取⒋蟊⒃浦泻住⑾珊住⑸疚摇⑿氖帧⒒乒贰②腾痰取Ｐ熘灸κ切略屡...日期：别了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离开了那哺育我六年的母校，别离了我们那珍贵的友谊，迈向成功之路，走出一生的精彩！ 面对我昔日的得与失，面对我往日的功与过，面对我那六年中的精彩真有些怀念。虽说往日那心中是苦，面临着 大敌当前 ，但总也舍不得离去。看着日期：观徐志摩故居 自从我听了徐志摩写的《再别康桥》之后，一直有一个愿望&&去他的故居参观，看一看这位诗人生前住过的地方。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参观了徐志摩故居。 徐志摩故居位于海宁市干河街，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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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徐志摩《再别康桥》
原作者：徐志摩
发表时间：浏览量：9248评论数：0挑错数：0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地著名诗作。写于日，最初发表于日《新月》第1卷10期，在/englishcorner/poem/024.htm上找到了其英文版，但未标明是何人所译。我将此英文版译成中文，同现在找到的中文版相比较，大意相同，但也有些出入，文意似比较明确。3月18日修改时附上附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原文与赏析，以供比较。
Saying Good-bye to Cambridge Again
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徐志摩《再别康桥》& --- by Xu Zhimo
中文原作者：徐志摩
Very quietly I take my leave
我非常安静地走了， As quietly as I
就同我悄悄地走来一样； Quietly I wave good-bye
我轻轻地挥手告别， To the rosy clouds in the western sky.
对着西方天空里玫瑰色的云彩。
The golden willows by the riverside
那河畔金色的杨柳， Are young bride
是夕阳里的年轻新娘;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 shimmering waves
她们在闪闪发亮水波里的影子， Always linger in the depth of my heart.
始终徘徊在我的心底里。
The floating heart growing in the sludge
泥泞里成长起来的那颗漂浮的心， Sways leisu
悠悠闲闲地在水的底下荡漾。 In the gentle waves of Cambridge
在康桥的温柔波浪里， I would be a water plant!
我将成为水中的草木！
That pool under the shade of elm trees
榆树阴影下有个池塘， Holds not water but the
没有储水只有天上的彩虹； Shattered to pieces among the duckweeds
彩虹在浮萍中被揉成了碎片， Is the sediment of a rainbow-like dream?
它是否是彩虹那样的梦幻沉积？
To seek a dream? Just to pole a boat upstream
为了寻梦？只能用竿撑着小船游向上方， To where the green g
去到那青草更加翠绿的地方； Or to have the boat fully loaded with starlight
或者使小船满载着星光， And sing aloud in the splendor of starlight.
并且在壮丽的星光里高声歌唱。
But I cannot sing aloud
然而我还不能高声歌唱， Quietness
安静是我告别康桥的音响。 Even summer insects heap silence for me
甚至夏天里的昆虫也为我保持沉默 Silent is Cambridge tonight!
今晚的康桥是静悄悄的！
Very quietly I take my leave
我非常安静地走了， As quietly as I
就像我悄悄地来到这里一样； Gently I flick my sleeves
我轻轻地挥一挥衣袖， Not even a wisp of cloud will I bring away. 即使一缕云彩我也不会把它带走。
附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原文与赏析：徐志摩抒情诗《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 作者：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1928年秋，作者再次到英国访问，旧地重游，勃发了诗兴，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化作缕缕情思，融汇在所抒写的康桥美丽的景色里，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中。 &全诗以“轻轻的”“走”“来”“招手”“作别云彩”起笔，接着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 诗人闻一多20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本文由第一范文网整理，版权归原作者、原出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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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出生，1954年7月毕业于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纺机专业，毕业后即在该校任教，从事自动化仪表、系统和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教育和科研工作。1994年10月退休。搞翻译是专业外的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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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教案最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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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郑愁予：所有的诗人都是左派 我的乡愁就在背包里
[导读]我的乡愁就在我的背包里，到哪里我都背着它。所有的诗人实际上都是左派，都是同情弱小，对于受苦受难的人有种情同身受的感觉，有的强烈一点，有的存在于内心里。诗人郑愁予 图片来自网络年轻时的郑愁予 图片来自网络郑愁予，现代诗人。原名郑文韬，祖籍河北宁河，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1968年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1970年入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创作班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驻校诗人，国立金门大学专任讲座教授。作品已有八种欧、亚文字译介。成名作《错误》(1954)在台湾首次发表时，因为该诗最后一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一时间整个台湾岛都在传诵“达达的马蹄”之声。“老爷子实在是太能喝了！”10月19日一早，记者赶到深圳，郑愁予的专访约在9点。没想到，采访地点大门紧锁，叫了一阵，才有工作人员开门。这才知道，前一天晚上，一拨人都在陪郑愁予喝酒。“上半夜白酒场，下半夜啤酒场，我们一帮人硬是没喝过他。”这难免让人担心上午的采访。不过半小时后，80岁的郑愁予就站在了门口，戴一副小黑眼镜，说一口道地京片子，精神抖擞，完全没有半点宿醉的痕迹。郑愁予在深圳待了三天，参加珠江诗歌节深圳站的活动。那几天，整个深圳诗坛都在绕着他转，见到他的人，都不自觉念起他的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郑愁予也花了大把时间在聊《错误》，这首他年青时创作的小诗，72个字，影响了他的一生。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把他供上了神坛，成了跟李白、杜甫，徐志摩、朱自清一样的教科书上的人物。所以郑愁予的出现，似乎有一个目的：把自己从神坛上拽下来，告诉别人“我还是个活人”。当小他好几辈的诗人、读者在他面前回忆过去时，郑愁予却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白话诗的种种可能，谈论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怀。不谈诗的时候，郑愁予谈的是社会、理想和普世价值。大概只有一个问题，让滔滔不绝的郑教授语塞了。这个问题，由深圳作家钟二毛提出来的：“我的故乡在湖南，恐怕那个村庄早已不在了，您呢？”郑愁予一开始搪塞，最后想了想，回答说：“我的故乡在我的背包里。”我在寻找源头，要看看我的传承从哪里来南都：前不久台湾老牌杂志《文讯》，不得不拍卖一些东西，才能维持生计。你之前在台湾也做过杂志，你怎么看这些老牌杂志现在的状况？郑愁予：这个事情我也知道。从民国初年有所谓的文学杂志开始，经常是这样的情况，隔一阵子就消失了。像五四时期很多启蒙杂志，当时有很大影响，但都不能发行很久。当然也有些杂志一直能延续下来，但最后也难免慢慢缩小，几个同仁勉力维持罢了，并不是说有多少读者希望它活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到现在，信息革命之后，电子阅读逐渐取代了纸质媒体，它整体的衰弱也是没有办法的。有些文学杂志，我本人也非常喜欢，自然希望它能存留。但现在的问题是，允许它存留的条件已经没有了，谁也没办法，台湾也是这样。不过《文讯》杂志的话，本身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价值，它所有杂志的经历都凝聚起来，希望能够把这些价值留存下去，做了很多努力，还是值得重视的。南都：他们有没有请你捐些东西？郑愁予：没有联系过我。即便是联系我，我也没什么东西可捐的，我很少跟别人有书信来往，也不收藏。南都：你在上个世纪60年代去美国之后，跟台湾文学界联系还多吗？郑愁予：很少。可能因为性情的原因。我觉得自己没有特别突出的影响力，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除了偶尔用诗和作品跟读者见见面，但也不是刻意为之。有些人会常常发一些小诗，表示他们愿意跟外界交往，我也没这样的想法。我总觉得诗不是写出来看的，所以立论或者诗之外的文字很少去写。我有时也写些小品，但也只是些艺术评论的文字，推荐艺术家，我欣赏他们的努力。南都：你现在还常在台湾出版新作吗？郑愁予：我一直都有，两年前，我还出版了《和平的衣钵》，这是一本很重头的书。在里面我重印了1966年写的《衣钵》，当时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我现在经常写一些很长的诗。这些诗应该也没有什么人读，不仅在大陆，在台湾也是这样。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诗太沉重了。在你生命之中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做，至于做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效果，也没有人计较了，我多半是在寻找一个源头。我今年80岁了，走了这么远了，我要回头看一看我的传承是从哪里来的。南都：1960年代，从台湾去美国应该也并非易事，你当时是怎么过去的？郑愁予：当时是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我过去参加国际作家工作坊。爱荷华州是美国大陆中心的州，举目望去都是农田。当时爱荷华大学希望能邀请我们过去，住在那里，体会农庄田野的生活。我们常说的美国文化、美国的开拓精神，在爱荷华州表现得特别明显。爱荷华大学有很好的文学传统，保罗·安格尔(聂华苓的丈夫)在这里创立了全美第一个文学创作的课程和学位。后来在聂华苓的建议下，他设立了这个国际作家工作坊，希望能邀请全世界希望创作、希望开拓自己眼光且愿意了解美国精神的作家过来，由美国国务院和一些大企业资助。他们最早是在1967年邀请的我，但当时我小孩刚好出生，所以就延迟到1968年。那一年，一共30多个作家受到邀请，且大多都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作家、尤其是诗人们都很坦率，毫不保留地把自己认为的最宝贵的文化表达出来，相互交流。这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写作计划中，诗人的比例比小说家、戏剧家都要高。我那时常常想，不同的文化、民族，但都创作“诗”这个文体，且都有这么长的历史，它(诗)本身一定同文明、文化的发展形成有很大的关系。写诗时，音乐性是我绝对不放弃的南都：参加完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坊之后，你并没有回台湾？郑愁予：我在爱荷华待了两年以后，因为参加了保卫钓鱼岛活动，护照被吊销了，根本就回不了。既然一时半会回不去，于是我就开始读书，当时不仅看了很多英文版的书，也修读了一些英美文学的课程。读书这个过程，对我而言，并不是吸取知识，而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经验。我当时选择研究叶芝的诗，通过分析他的节奏和韵律，让我了解到诗本身不知不觉带有的音乐成分。不仅中国古典诗歌如此，几乎每种西方的语言都非常重视这一点。但当时反看我们的新诗，在这一方面却相当薄弱，所以造成新诗不是那么受欢迎。反而是很多人还习惯用旧体诗来写作，五言、七言的生命力都非常顽强。而新诗，除非是特别好的作品，否则读者读了就丢掉。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多。我当时也仔细想过，自己的作品还有些读者，原因在哪里？那时我们很年轻，既没有丰富的经验，也没表达了不起的人生状态，只是写些属于自己的经验。所以在这期间，为了拿学位，我不再仅仅重视我们民族的传统，也开始关注其他世界各民族的其他传统，看了不少翻译成英文的其他语言的作品。我的这个经历跟徐志摩很相似，我们最初读的都是法商学院，他接触诗之后发现，这才是自己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我也是这样的情况，我读文学的开始就是在爱荷华大学读的那些英文书。南都：最初到美国的那几年，你还有创作白话诗吗？郑愁予：应该说，那段时间，我的思索重于写作，当时还是留存了相当多的东西。只是因为在台湾发表作品的机会少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表作品。我在爱荷华大学待了十年，后来整理发表了两本诗集，就是那十年写的。事实上，诗本身也不完全是即兴的，有许多东西都需要仔细进行文化的考量，尤其当你慢慢了解诗，发现诗中有说不出来的文化使命时，你会尤其慎重。特别当时，我的作品在台湾已经有很多读者，算得上是读者最多的诗人之一，更是如此。南都：你当时在爱荷华会写英文诗吗？在这两种语言中，如何实现这种转换？郑愁予：当然会写。诗中的音乐感每个民族都不同，这些都是物理性的，发音、口腔、鼻腔都不同，造成你和外界声音的关系，像鸟叫、下雨、雷电、汽车的声音，完全不同。我刚开始写诗，完全是自然而然的，靠的是自己先天的发声系统，这是遗传作品，你自己甚至都感觉不到。后来看了《楚辞》，才知道诗是一种全面表现，有乐器伴奏，有舞蹈，但它核心是音乐性。所以我后来写诗，音乐性是我绝对不放弃的，因为这是诗人所拥有的资产、能量，如果你把它放弃了，你这个诗人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干枯的文字了。如何才能保证一首诗的音乐性？你必须用技术性手段去营造。这个难度非常大，一旦用得不好，诗就会变得很僵硬，音乐的本质也就没了。我采用的办法，就是体会自己说话，找到说话的感觉。你看我现在说的是北京话，它最重要的就是轻重音：两个字的名词，重第一个字，轻第二个字。组合起来，它自然就产生了诗语言的音乐感。我在爱荷华时，发现每个民族在用自己的语言写诗都注重这个(音乐性)，并且以此为豪。特别是拉丁语系的诗人，所以他们的诗读起来那个节奏感，真是不得了。当时有个西班牙诗人读了自己的诗，听的人把它翻译成了英文，这个西班牙诗人一听，连连抗议：“这个英文怎么会是我的诗呢？我那么美好的诗变成英文以后都不见了。”你看，西班牙语和英语算是比较接近了，但他们还是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中国古人也特别重视这一点，尤其是到盛唐时的新体诗，他们把汉语的音乐感完全制式化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音律。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是很了不起的，中国有那么多方言，但当我们在读唐诗时，这些方言都不见了，每个人用自己的发言方式，仍然能感受到音律的美。这一点上，白话诗就没有了。我是在美国觉悟到这一点的。我在音韵美这方面越来越重视的。人道主义，让我的诗内容永不匮乏南都：诗歌的韵律，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诗的形式。那你怎么理解诗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郑愁予：诗的形式和内容是合二为一的，气质决定内容，内容决定形式。最早激发我写诗，让我觉得我可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是在1948年暑假的北京大学。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参加了北京大学在暑期举办的文艺创作营，受到了一些激励。这个激励是内容方面的，那个时候在中国，写诗的人特别关注社会和人的状况，讲究人道主义。所以我当时不可避免的也是在这方面寻找题材内容。我第一首让别人检验过的诗是《矿工》，它给我很大的信心，因为老师说我的诗是人道主义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词，之所以会写这个题材，是因为我当时见到矿工的小孩，一放学就在矿口玩，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在这边玩，那边不是有秋千、滑梯吗？”“我们等爸爸出来。”他们回答我。很简单一句话，真受感动，矿工进矿后等于生死不知了。于是我用这种感情去写矿工，我就是这样表现了人道主义。说实话，除了这个，一个年轻人还有什么好写？我当时连情诗之类的都不会写。但正是这个人道主义，让我的诗内容永不匮乏，所以我一生都在写，到现在还在写。南都：像你这样一直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很多诗人可能过了创作高峰期，就很难再继续了。郑愁予：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写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种“人道主义”的感觉。西方人说诗表现的只有一样东西，这是我在爱荷华大学体会到的，那就是hum ancondition——— 人类的精神，人类的生活状况。我当时写的《矿工》正是应了这句话，所以当时老师也特别欣赏。我记得诗的第一行写的是：“当你生下来，上帝在你手上画了个十字。”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当时读的教会学校，每天到教堂做礼拜。但在我眼里看到的十字架是没有法相，并不是代表天主教，只是从我的人生经验中找到一个可以抒发自己的意象，十字架，我把它和矿工结合起来。但老师却说：十字架是人类的一种救赎，是一个牺牲的象征，耶稣都是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十字架又是十字镐的象征，矿工生下来握着十字镐挖煤，为人类取暖，所以这个十字一生下来就画在手上，上帝也画在手上，这是个简单的宗教仪式。这些都是我之前没想到的，他这么一解释，让我觉得诗的可能性太多了。所以一生我的诗内容不匮乏，都有内容，它不是一些感伤的名词堆砌起来。所以说，对我而言，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北大的暑期学校，一个是爱荷华大学。在爱荷华大学时，他们其实还给我一个启示，就是我这样(注重音乐性)对于中国白话诗是一个贡献。当时距离白话诗出现，也不过二十几年，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尤其到1950年代，我们几个写作的人，有机会把诗自由发展起来，是更难得的，因为写诗可以自由抒发，你不必一定为谁写、为什么写了。南都：那你怎么看白话诗发展到现在这个状况？郑愁予：我现在只是检验我自己的写作。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白话诗成为国文的教材，古诗和新诗在教科书上的比例也基本平衡了，这说明很多新诗还是可以对学习语言的学生有所帮助。这点也是新诗能够在文学上站住脚的一个重要依据。现在很多人对白话诗，主张慢，主张完全没有押韵，但事实上，你要找完全押韵的白话诗也是不可能了。就像音乐一样，有钢琴之前，这些音乐是一回事，有钢琴之后又是另一回事，钢琴旋律变得复杂，音乐就什么都能表达，所以你看，贝多芬音乐表达的能量是非常大的。诗也是如此，慢慢揣摩出的白话诗，轻重感、长短、表达情绪的强调都可以成为表现诗的因素。关键是看诗人能不能去运用它。南都：这是不是也是你们当年在台湾发起现代诗派的重要原因？郑愁予：我们当年在台湾发起现代诗派，目的就是要破除押死韵。古代如果没有那么严的押韵限制，可能诗的成就不会那么大。正是从《诗经》开始的这种形式，帮助诗人不用花那么多功夫去表现音乐性，他们只需要去想语言本身的能量，寻找每个词、每个字的固定意义，这些意义造成了我们所说的意向。正是这种固定的音乐性，使得他们在形式上不能也不用有什么创新，所以它一直被用到今天。既然文言诗同我们的汉语发生系统，是那么地契合，为什么我们还要用白话诗？因为最初的白话诗，其目的是希望能用来普及教育，让很多文化浅的人看懂。所以最初胡适提出白话诗主张时，很多人反对：你提倡白话文我们都赞成，因为已经有了《红楼梦》，你提倡白话诗我们都不赞成，因为这样的话音乐性都没有了。胡适不信邪，所以试验出了《尝试集》，但它毕竟只是一种尝试，在艺术性、表达能力上没办法跟古诗比，这也是对的。白话诗应该能产生了不起的作品南都：白话诗发展到今天，它同古诗相比，是不是还有这么明显的差距？郑愁予：白话诗在发展中，已经超过实验了，在发展过程中已也经取得很好的成绩，只是没有人去觉察，也没有人来有效地总结。昨天晚上我们好几个诗人一起吃饭时，聊到我诗中的音乐感，就说到能感觉到它。但也仅限于此。因为他们觉得白话诗，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可以随便写，只要句子写得“小”、“怪”。但这个“怪”某种程度是因为本身“丑”，丑人才多作怪，为的是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但绝对没有人愿意去接受“丑”的。汉语，把不同字拼起来会产生惊奇的效果，但如果诗的本质、音乐性没有了，那就不可能流传下去，即便你有几句漂亮的句子，那也于事无补，因为整体诗没有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诗当中，不仅要有音乐性，在完整性中，还必须有某种戏剧性。这个戏剧感大家也忽略了，我也看过很多现在人写的诗，那根本就不是诗，诗应该是用来集中表达情感的东西，但有些人写的完全是散文，不是诗。再有就是，很多人总是喜欢写非日常的、特别的现象，有时甚至是描述自己的怪异行动，还说这是诗。一首诗必须要有整体的表现，跟是否古诗、白话诗没有关系，这些诗读者读了以后觉得很稀奇，但是没多久就丢掉了。南都：对于戏剧性，能否举具体的例子？郑愁予：香港曾有过一个投票，“你最喜欢的一首唐诗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孟郊的《慈母吟》。这首诗本身非常完整，有艺术性，你看到这首诗就看到其中的戏剧感，能够看到慈母的形象。即便现在游子已经不需要打仗了，但它仍然感动人，因为感人的是母亲的爱，这就是很成功的。现代诗里面也有很多的因素，我写《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也是戏剧性，前面是妇人等待丈夫或者儿子归来。我必须解释一下，这首诗写的并不我的恋爱经验，这其实是一首闺怨诗。闺怨诗早有传统：“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乐府是最感动人的了，《错误》就是这样一首诗。其中之所以用“我”，并不是说这真的是我，而是一种现代诗的技巧，能够在其中蕴含更多的东西，给别人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也是一种戏剧性。南都：大陆和台湾的白话诗，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你对白话诗的发展有什么看法。郑愁予：大陆的太多了，我读的也不多。台湾各有一派，各有一套技法。但你要我像给教科书标准答案一样，那也不大好评。如果这首诗有层次，有发展性，大家去猜好了，诗就是用来创造空间，创造宇宙的。我觉得首先还是可以在音乐性上进一步探索。每个人的音乐性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听有名的作曲家作品，一听就知道是莫扎特还是舒伯特，他们的乐感完全不一样，诗更是如此，每个诗人的乐感都可以发展成好诗的条件，有的诗人的乐感是节奏型的，“滴答，滴答，滴答”；有的是旋律型，更能表达情绪。旋律在运行的时候会造成所谓的“韵”，这个韵是内韵，而不是韵脚，韵脚是儿童喜欢的形式，成人情绪复杂，音乐性也就更复杂了，他的音乐性能够感知，内韵中前后呼应，和五言七律是一样的，这样写出来的诗才更能让人接受。其次，就是要好好发展白话诗的包容性，古典语言的发音放在里面产生特别的效果，西方也是这样的，西方的诗里经常会忽然有个古典的字放在里面，特别巧妙，中文诗不妨也试试。除此之外，像日常说话中的俚语，或者外来语，有些本来不入诗的，放在诗里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应该说，白话诗有很多好处可以利用，应该能产生了不起的作品。所有的诗人实际上都是左派南都：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三地之间，你现在怎样定义自己的身份？郑愁予：我生活在具有我认可的价值观的地方，并不是说收入多少，而是价值观是让我觉得很舒服，快乐。概括来说，首先社会要民主，有个人主义，保持自己的所有权利，同时你又能把自己行有余力的部分全部给别人。这也正是我居住在西方的原因。以前的乡愁，指的是农业社会时，回去看亲戚、土地的感情。对现代人而言，这种乡愁非常抽象，现在可能也就是过年过节回去聚一下，这和乡愁实际没多大关系。我以前看《黄土地》，非常感动，但这并不等于我就要回到黄土地，继续过以前那样的生活，所以说这种乡愁是不真实的，它只是人类一种“不忘本”的精神状态，常常想到你是怎样的人，这会影响到你求发展、求进步的过程。我现在说，我的乡愁就在我的背包里，到哪里我都背着它，包括我的文化认同，也被我装在了背包里。所有的诗人实际上都是左派，都是同情弱小，对于受苦受难的人有种情同身受的感觉，有的强烈一点，有的存在于内心里。南都：在大陆，读诗的人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经常会有人担忧诗的未来。你怎么看？郑愁予：在台湾，我提出过一个“性灵派”的概念。性就是天性，自然。所以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要群居，这会带给他乐趣。个人在家庭里面都是真感情的，然后扩展到人群、社会，然后到民族、全人类，这是诗人基本的“性”之所在；“灵”就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对于自然可以适应，繁体字的“靈”，字面上看，就是人与天交流的一种能量。诗人都有这种能量，我们爱的是自然，不是仅仅去强调爱诗什么的。性灵代代之间都会存在，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一种遗传。诗也不会消失。就像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女孩，有些诗人生下来就要写。有这种天性就会产生性灵，性灵就是一个人的气质，气质决定内容，内容决定形式。有人说诗没有别的，就是兴趣，兴趣就是游戏，兴之所至叫做“兴”；“趣”有一个“走”字底，你要去行动、去履行、去发现新的事物，这就是游戏。有年轻的人说我最近写出来的东西不太严肃、沉重，我说我也在玩儿，我跟你们一样玩这个诗，我也玩这种格调，但是要让它能够成为一件文学作品，下一代的人看了以后觉得不只是你们那个时代流行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个“玩”，这个游戏就是兴趣。诗就是兴趣。其实“兴”是一个技巧的问题。实际上，“赋、比、兴”都是技巧，诗本身真的就是兴趣。如果说一首诗，一点兴趣都没有，那别人肯定也不会喜欢。我举一个例子，围棋的棋盘很简单，但是给你很大的空间，你看着除了格子什么都没有，但是下围棋的人可以消磨很多的时间，发展很多的智慧，你可以写一本书。游戏跟你下棋也没有分别，你可以游戏，但是游戏要给别人一个空间，让读的人不会把书一合就忘了。要玩就得玩一个让别人永远记住的事情。即使他不能永远记住，但是当时有所感应已经是不错了，我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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