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东方军事-史海：钻了腐败的空子 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
史海：钻了腐败的空子 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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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最早由东南沿海输入，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的吸食鸦片风气之先，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便开始了非法的走私与合法贩运的鸦片生意。以潮州籍人士为主的闽广商人，始终是鸦片销售的主干，他们的走私活动，使鸦片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了，闽广商人又开设烟土行、烟土店等所谓的“小同行”，推销着鸦片。
　　　　如上章所述，外国鸦片商人将鸦片运到广州，停泊
在伶仃洋一带。十三行及一些所谓钱店与洋人签订了购买合同，然后雇佣快蟹运入城内的仓库中。这些商人，是大的包买商，即“大窑口”。这些大的包买商遍布广州附近的澳门、虎门、黄埔一带，有十几家之多。他们的资本相当雄厚，多的达上百万元。在大的窑口之下，还有一些分销商，即小窑口。他们资本较少，多者达十余万元、几十万元，主要负责在一个地区，一个县分销鸦片，将鸦片卖给烟馆和熟膏店，或者直接卖给鸦片吸食者。当时，在广东、福建，这种小窑口遍布城乡，已经形成一个销售网络。
　　广州口岸及闽广沿海各海口走私而来的鸦片，在福建、广东销售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通过闽粤商人销往全国各地。闽粤鸦片商人主要是通过海路和陆路将鸦片走私到全国各地的。从海路销售鸦片，外国鸦片船只很早以前即做过尝试，而广东、福建的鸦片商人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这些商人，往往将大量鸦片夹藏在商船中，蒙混入港；再通过口岸城市的奸商、地痞、同乡会馆等设法将鸦片运进城中的仓库里，分销出去。用这种方式，每次可以携带偷运很多鸦片，时人记载当时走私情况说：“海船夹带鸦片，动辄盈千累万”，并非夸大不实之词。从偶尔被查出的海船夹带数量，即可证实走私情况的严重，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山东省荣城县之俚岛海面，缉私船查获了一艘广东商船，共查出夹带的鸦片一万三千四百余两；同年九月，天津海面又查获了一艘广东商船，其夹带的鸦片更多，共查出了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查获的鸦片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闽广鸦片商船如果在海面上未被缉私船只查获，便可以顺利入港靠岸。这时港口城市的鸦片商人、地痞、同乡会馆的商人等就会主动与之联络，签订买卖合同，鸦片就卖给口岸的鸦片商人。当时，北方各口岸城市，都有鸦片商人，如天津城就有广东、福建商人开办的会馆、店铺，暗中从事鸦片买卖。从广东、福建来的鸦片船入口后，这些鸦片商人即设法将鸦片运至会馆或店铺，再慢慢销售出去。对于这种走私情况，清廷知之甚悉。道光皇帝为此曾晓谕军机大臣等说：
　　有人奏，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烟土，铺户代为囤积分销一折。据称：“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欲入舱搜查，该船户水手势将抗拒。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等语。吸食鸦片，例有明禁，昨经降旨，饬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拿开馆兴贩之人，京师开设烟局影射售私，亦经严禁。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屯积兴贩，势所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
　　然而，所谓严饬整顿，清除弊源，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的一厢情愿，腐败的大清吏治，怎么能做到令行禁止呢?
　　一是从广州向西经肇庆府走内河进入广西和贵州；其二是从广州向东经潮州、惠州进入福建，再从福建转销至浙江和江西；其三是从广州向北，先汇总于曲江、乳源，然后经乐昌转运至湖南，经南雄转运至江西。这条路线是鸦片进入内地省份的主要途径，通过湖南、江西和浙江等省，进而转销至内地各个省份。在鸦片战争前，鸦片已经传遍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十八个行省，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流毒至广了。关于鸦片传入各地区的具体路径，下面作一大致描述：
　　(一)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清王朝龙兴之地，对其管理一直很严格。但东北地区亦查获了不少烟土。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船从海上北上，运至东北奉天之锦州、海城、盖平、金州、岫岩等州县各海口，进而扩散至整个东北地区。道光十八年(1838年)山东道监察御史汪于泗即对东北地区烟土输入情况向皇帝作了具体说明，他奏称：“奉天沿海地面，如锦州所属之天桥厂，海城县所属之没沟营、田庄台，盖平县所属之连云岛，金州所属之貔子窝，岫岸所属之大孤山，此数处海口，为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交易之所，明易货物，即以暗销烟土，流毒最广。”(《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423页)
　　从汪于泗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东北奉天所辖的海港，如天桥厂、没沟营、田庄台、连云岛、貔子窝、大孤山等，都有暗中从事鸦片交易的情况；鸦片携带者有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商人，也有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商人。广东、福建商人的鸦片是从外国鸦片商购买后直接北运东北地区销售，而山东、江浙的商人，则是从广东、福建购买鸦片后，再转手卖到东北地区。在上述海港，当地的商人，如锦州的马老大、海城县福盛馆的王老五、新民厅药铺老板张裕源等，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此外，东北地区的鸦片还有从天津走陆路经山海关、锦州进入盛京；再由威远堡、浑河渡口等处转销吉林。这样，鸦片从水、陆两路涌入清王朝龙兴之地，而且烟毒日盛，越来越严重了。
　　(二)天津及京师、陕、甘、晋地区。天津是北京的重要港口，也是北方鸦片烟毒的最大贸易集散地。从福建、广东航海而来的商船，将鸦片卖于潮义、大有、岭南客栈等店铺，除一小部分在当地销售外，大部分则转运到京师、陕、甘、晋等省。因为这些地区紧临天津，陆路运输十分方便。一些山、陕商人，“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顺手之劳，利润大增。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对天津之鸦片转销周边地区这一情形，向皇帝作了详细的奏明。他指出：“京城及直隶、河南、山、陕数处，烟土皆由天津兴贩而至，而天津之烟土则由洋船之夹带。”(狄听：《奏请查禁来津洋船夹带烟土并铺户代为囤销事折》，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91页)
　　此外，京师及陕、甘、晋之鸦片，还有一部分是从山东沿海各港口以及九省通衢的武汉一带转运而来的。
　　(三)苏鲁豫皖地区。江苏、山东都是沿海省份，鸦片的输入都是从海上运输而来。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江西道监察御史狄听在《奏为清饬苏抚查禁上海洋船夹带烟土并议稽查章程折》中奏道：“江苏所属之上海县，实为东南数省贩烟之口岸。……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省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上海县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俨然是长江流域的鸦片集散地，无怪乎上海开埠后，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鸦片入口港。
　　山东鸦片除从江苏转运而来以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广东、福建商人航海运到山东登州府所属各海口。从海上运入的鸦片，除一部分在当地销售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转输河南、陕西等地。河南烟土另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北方鸦片贩运中心地区的天津输入，一是由江西、湖北等省陆路转运而来。安徽省的鸦片，主要是从长江上下往来船只夹带而来，对此，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曾指出：“即就安徽而论，大江之中，上下货船，往往夹带烟土，乘机销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287页)
　　(四)湘鄂赣地区。这一地区紧临东南沿海的广东省，鸦片大都由广东输入。道光十九年(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奏称：“广东省西北一带，惟韶州府属之乐昌、乳源二县暨连州直隶州与湖南省之临武、桂阳、宜章等处接壤，乐昌有泷河一道，自楚西来入粤，商贾帆樯络绎，实属楚粤咽喉。而南雄直隶州与江西省分界之大庾岭，尤为客商要路。鸦片流毒日久，率由各该处输入邻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第793页)这些省份位于中国腹地，与四周省份交通便利，因而成为鸦片转运的枢纽地区。从广东输入的鸦片，除了湘鄂赣三省消费掉一部分外，绝大部分则转运他处，如经武汉三镇转运至陕西、甘肃等，经南昌转运至四川、陕西、河南等地。
　　(五)川滇黔桂地区。这是我国西南地区，靠近鸦片生产地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鸦片输入主要从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输入，小部分则来自广东。但是，这一地区鸦片种植的历史较早，自己生产、加工相当多的鸦片，除了当地消费外，还能输出一部分。
　　从上述鸦片内地走私贩运途径来看，鸦片的源头来自海外，即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输入，广东、福建是主要入口处和主要销售中心。正是有鉴于此，清廷禁烟，首先自广东始。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仅烟犯即捕获了二千余人，其烟毒之严重于此可见一般了。
　　当然，走私贩运鸦片在当时属于非法行为，在海上有水师缉私船，在关津口岸也有司关官员的查缉，因此走私贩运也是步步荆棘，险象环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走私贩运鸦片的奸商，除了利用清廷吏治腐败，以巨款贿赂有关人员，买通路途以外，还想方设法，夹带隐藏，使查缉人员搜查不出。关于走私的诸多机巧，有时颇能凑效，且持续流传下去，一直与官方的查缉相周旋，下节我们再评述。
　　本文节选自《烟毒的历史》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来源:新浪文化 &作者:冼波
&选稿:马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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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犯岐部与平供罪：向中国人卖百万两鸦片
从7月3日开始，中央档案馆开始在网上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每天公布一人，分45天完成。昨天公布的是日本战犯岐部与平的笔供，他曾向中国人卖鸦片百万两。
1939年6月后，岐部与平在任伪安东省省长期间，命令征用中国人民为劳工“约47000人”。
1939年-1941年，岐部与平在密山、林口、虎林等县引入“日本开拓移民团”14个共650户，强行掠夺土地。
1941年，岐部与平“在东安河管内”向中国人发卖鸦片676000两。
1942年9月-1944年3月，他在任伪满间岛省省长期间，为修建关东军道路征用15000名中国劳工。
1943年4月，为在延吉县修建机场，岐部与平“命令延吉县收用了10公垧民有地，被害者3户15口人”。
1942年-1943年，岐部与平向中国人民征兵，“共征发12000人，没被征为国兵的青壮年即当劳工。在职期间每年约征用12000名壮丁”,还向管内中国人发卖鸦片350400两。
1895年生于日本大分县，1921年6月任日本关东厅理事官、伪大连民政署财务课课长，1944年4月任伪满洲国厚生会理事长，1945年10月于长春被苏军逮捕。（记者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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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藏1.8公斤鸦片伺机贩卖 5年后卖出收钱时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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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男子藏1.8公斤鸦片伺机贩卖5年后卖出收钱时被警方抓获
　　购买鸦片准备发财的许五成，在等待五年后才遇到合适的买家，当他将1816.7克鸦片交给对方，在跟随对方收取毒资时被警方抓获。8月18日，省高院公布该案终审裁定，许成五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2009年夏天，许五成分别从宕昌县五个村民手中非法收购鸦片五包，重约三斤六两，藏匿家中，伺机出售。案发前半月，许五成在武都区两水镇一饭馆吃饭时，认识了两个人。许五成称自己有鸦片，欲出售，并留下电话。日，许五成通过这两人介绍认识了购买鸦片的山西老板“虎云”，随后“虎云”和许五成进行了验“货”，并留了联系电话。7月17日16时许，许五成来到武都区莲湖大酒店与“虎云”见面，商定了贩卖毒品的数量、价格、交易地点等。当日下午许五成返回沙湾镇，住在该镇一旅店。18日4时30分许，山西老板“虎云”驾驶小轿车来到沙湾镇，许五成将贩卖的毒品鸦片交给“虎云”，并将鸦片藏匿在小轿车后备厢内。6时20分，许五成乘坐老板的小轿车来到白龙江林业管理局舟曲林业局西苑小区，索取毒资时被舟曲分局民警控制，并从其乘坐的小轿车后备厢备用轮胎下面查获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黑褐色膏状物疑似毒品鸦片5包。经鉴定，扣押的毒品可疑物净重1816.7克，分别从中检出可待因、吗啡、蒂巴因、那可汀、罂粟碱成分。
　　甘肃省林区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许五成明知是毒品而进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数量大，应予严惩。但鉴于被告人许五成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应酌情从轻处罚。以犯贩卖毒品罪，判处许五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元；被提取扣押的鸦片1816.7克，依法予以没收。宣判后，许五成上诉提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山西籍毒贩“虎云”没有查清，以及“虎云”所开车辆作为犯罪工具如何处理不清；证据存在瑕疵，除了自己的供述外，其中两个同案犯的供述没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
　　省高院在二审后明确，上诉人许五成从侦查到审判阶段，对其五年来持有鸦片伺机出售的事实供认不讳，供述稳定，同时对交易前后的商议过程、交易地点的选定等具体情节供认详尽，且符合情理。原判考虑其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等情节，已对其酌情从轻处罚。故其所提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二审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西部商报记者樊丽实习生李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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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以大总统身份贩卖鸦片发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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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宣讲三民主义，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十几年来，一帮军阀官僚，像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到处搜刮，所发的横财动辄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安全，供子子孙孙万世之用，都是存入外国银行。”
&&&&军阀大发横财，把横财存进外国银行，这些说的都对，不对的是数目字――孙中山先生过于低估了军阀们发横财的能力。比如说冯国璋吧，此人接袁世凯的班做大总统的时候，所发的横财不是几千万，而是“数万万”，即几个亿的大洋，要按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至少有几百个亿！后来的大总统徐世昌，身家也是“数万万”，跟冯国璋打了个平手。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稍微逊色一些，身家“万万”，即大洋一个亿。靠贿选做上大总统的曹锟更逊色一些，私人财产大约有5000万大洋。
&&&&民国前期，大洋购买力很强，我从物价上比较过，一块大洋在上海相当于60元人民币，在广州相当于80元人民币，在北京相当于120元人民币，在东北三省则至少相当于200元人民币（东三省币制混乱，大洋奇缺，日本银行、朝鲜银行和中国银行都在那里滥发纸币，造成纸币贬值而银元升值）。咱们就按最低标准，一块大洋只相当于60元人民币估算，5000万大洋也值整整3个亿，而这还是北洋政府历届大总统中发财最少的曹锟的身家，其他大总统身家几何可想而知。
&&&&军阀们发横财的手段说穿了毫不稀奇，无非是贪污、受贿、收礼、经商。冯国璋以大总统身份贩卖过鸦片，徐世昌贪污过伤亡士兵的抚恤金，北洋军阀的开山鼻祖袁世凯当大总统时曾向五国借款，把其中2000万大洋直接划给私人账户，然后转存到设在青岛的某个德国银行，曹锟、张作霖则既做贩运生意，又大开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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