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武成》之真伪——兼说《孟子》“血之流杵”　　子乔　　【摘要】：传世本《古文尚书》是伪作，早有定论，“清华简”只是锦上添花。以《武成》为例，《逸周书·世俘》才是真本《武成》或其另一种传本，而传世本《武成》，则是汉末魏晋时人根据《孟子》等古籍中的有关文字以及经学家的注解，编造出来的。《孟子》中与传世本《武成》相近的字句，非但不能证明后者为真，而恰恰能证明后者是抄袭之作。对于武王克商，孟子所说的“血之流杵”（传世本《武成》作“血流漂杵”），并非真本《武成》原文，而只是孟子对它的概括。西周王朝是经过了血腥的战争才建立的，孟子认为并不存在的“血之流杵”，基本上是真实的历史。历史上的纣王最多只是昏君，还够不上暴君。　　一、传世本《古文尚书》是伪作，早有定论，“清华简”只是锦上添花。　　年初，“清华简”第二批成果发布，引起媒体和网友的热议，诸如“传世2000多年的《尚书》被证实确系伪书”之论，频频映入眼帘。其实，传世本《尚书》58篇真伪杂糅，较《今文尚书》多出的25篇《古文尚书》才是“伪书”。自明清以来，这基本上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其证据不仅有传世文献，也有出土文献，还是比较充分的。【子乔按：所谓“真”、“伪”，都是相对而言。“伪”是指该篇乃两汉魏晋时人伪造的，但并不是毫无价值；“真”是指该篇乃先秦传本，但也未必就是最原始的文献。】　　“清华简”作为新的出土文献，在传世本《古文尚书》真伪的问题上，只是锦上添花，无关大局；而且“清华简”自身的真伪，至今仍有争议。这是因为，“清华简”不是得自田野发掘，而得自海外文物市场；虽然有C14测年数据，但样品却是没有字的竹简残片——即使拿有字简来测量，也同样有问题，“器真铭伪”的情况在考古文博界很常见。当然，笔者个人相信“清华简”为真。【子乔按：不知能否通过字迹的化学成分来进一步鉴别“清华简”。就像青铜器，本身无法直接进行C14测年——C14对于生物体残骸才有意义，常见的样品是遗骨、木炭——而其样式、花纹、铭文、颜色、锈迹等均可伪造，但是其用料的物理特性和化学成分却很难完全复制，通过与当时的标准器和后世的伪品、仿品进行比较，即可证伪。】　　《尚书》的流传情况和历代学者对它的辨伪，在研究《尚书》的专著中一般都有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本文只以“清华简”并未涉及的传世本《古文尚书·武成》为例，说说认定其为伪作的根据。读者可以自己评判一下，在没有“清华简”这种证据的情况下，通过其它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信。　　二、传世本《武成》是伪作，而《逸周书·世俘》才是真本《武成》（或其另一种传本，下同，不注）。　　这一点学术界也早有定论，因为先秦文献曾多次引用真本《武成》的文字或提到其内容，相比之下，《世俘》比传世本《武成》更当得起“武成”之名。两者所记虽然都是武王克商以及他此后的活动，但《世俘》要具体、丰富、真实得多，传世本《武成》则正好相反。　　最直观的是，《世俘》篇首有“武王成辟”一句，意思是周武王成了国君，而先秦文献多有从篇首取字作为篇名的习惯，如《学而》、《关雎》等等。当然，仅凭这一点还不够。　　我们可以将传世本《武成》（附后）、《逸周书·世俘》（附后）、“周初八诰”以及西周早期金文（如《小盂鼎》，附后）、商代后期甲骨文进行一下比较。不难发现，传世本《武成》虽然有一些西周文献中特有的内容，比如月相术语，但是象“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这类句子，却不似西周的文字。【子乔按：“周初八诰”是指《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八篇，是公认的西周文献。】　　反观《世俘》，除了因避汉景帝讳而将“崇禹生启”改为“崇禹生开”之外，风格和用语均与商代后期甲骨文和西周早期的《小盂鼎》非常接近，例如：　　《世俘》：“吕他命伐越戏方……百合以虎贲誓，命伐卫……百韦命伐宣方”。【子乔按：命：被命令，受命。戏方、宣方：诸侯国名。】　　《小盂鼎》：“王令盂以□□伐鬼方”。【子乔按：鬼方：西北少数民族国名。称某国为某“方”（城邑之形），先秦文献常见，尤以甲骨文、金文为最，而后世则极其少见（使用先秦成语者除外）。】　　《世俘》：“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子乔按：憝：通敦，征伐，这里有打垮之义。】　　《小屯南地甲骨·第2286号》：“王其呼敦戎”。【子乔按：呼：命令。敦，义同上。这是先秦古义，后世罕用。《诗经·鲁颂》：“敦商之旅，克咸厥功。”郑玄注：“敦，治”，有误。可见汉代学者已然不解，此《世俘》形成年代较早之一证。】　　《世俘》：“禽御八百有三百两（辆），告以馘俘。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辆）……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　　《小盂鼎》：“获馘四千八百又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卅辆，……获馘二百卅七馘，俘人□□人，俘马百四匹，俘车百□辆”。　　《世俘》：“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小盂鼎》：“王呼■伯令盂以人馘入门，献西旅，□□入燎周庙”。　　应该说，《世俘》的文字和内容都不是后人能编得出来的。　　西汉末期刘歆的《三统历·世经》引用了当时所见之《武成》的部分文字，现存于《汉书·律历志》：“《周书·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据东汉郑玄说，《武成》亡佚于“建武之际”，也即东汉初年。从时间来看，《世经》所引应该是真本（孔壁本）《武成》。　　而《世俘》的有关文字为：“维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传世本《武成》的有关文字为：“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子乔按：最后一句是传世本《武成》篇名之由来。】　　可见，《世俘》较传世本《武成》更接近于真本《武成》。黄怀信先生认为，两者“当为同一文献的不同传本，而《武成》系古文，《世俘》为今文”，其文字的差异，是在流传中造成的，互有正误（黄怀信：《由&武成&、&世俘&与&利簋&看武王伐纣之年》，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真本《武成》亡佚之后，只留下了篇名和少量文字——说“亡佚”，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存于《逸周书》中的《世俘》就是《武成》，而以为它失传了——有人出于某种需要，就根据篇名和残留的文字以及其它古文献，编造出了“大告武成”这篇伪作，所以传世本《武成》中既有西周文献中特有的内容，也有明显晚出的文字，只可惜作伪者不知道《武成》之名取自“武王成辟”，而非“伐商大业成功”的意思。　　三、孟子说的“血之流杵”并非真本《武成》原文，而只是孟子的概括，传世本《武成》中的“血流漂杵”恰是抄袭的证据。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要问：传世本《武成》中有一句“血流漂杵”，那可是《孟子》引用过的，而《世俘》中并没有这一句。这不正好证明了，传世本《武成》不伪，而《世俘》并非真本《武成》吗？　　其实，传世本《武成》中的“血流漂杵”非但不能证明此书为真，而恰恰能证明此书为假，并且可以作为《世俘》即真本《武成》的旁证。　　让我们先来看看《孟子·尽心下》的原文：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东汉赵岐注：“《武成》，逸《书》之篇名。言武王诛纣，战斗杀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箪食壶浆而迎王师，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两三简策可用者耳，其过辞则不取也。”北宋孙奭疏：“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无有敌于我师也，是以至仁之人而诛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武王诛纣，战斗杀人乃至於血流舂杵也？”　　我们这里先不讨论《孟子》这段话所涉及的哲学思想，只是以之考察传世本《武成》的真伪。　　顾颉刚先生在《&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一文中早已指出：　　“孔广森《经学卮言》（下简称《孔卮言》）已见及此，惟云‘孟子所读《武成》有‘血之流杵’，《世俘》乃无之，则又未可竟以《世俘》当《武成》”。按‘血之流杵’只是状其战事之剧烈，不必文中真有此字样。（王充《论衡》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赤地千里。”“赤地”一语亦形容此战役之酷烈，非本篇所有。）观篇中云‘馘■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馘为断首后截耳，以记杀人之数，其多如此，非‘血之流杵’而何！”（载于《文史》第二辑，中华书局，1963年）　　孟子所见的《武成》，显然是先秦流传的真本。可是，《孟子》原文并无传世本《武成》中的“血流漂杵”四字，只有“血之流杵”，一字之差，大有文章。即便是“血之流杵”，从上下文看，也不能明确地体现出它就是真本《武成》的原文，而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很可能只是孟子的概括。　　赵岐的注文中倒是有“血流漂杵”，但是真本《武成》早在东汉初年就已经亡佚了，东汉末年的赵岐未曾见过，所以才称之为“逸《书》”。而且《赵注》前言“血流舂杵”，后又言“血流漂杵”，显然和“战斗杀人”云云一样，都只是概括，而非原文。赵岐要么是知道这篇佚文的大致内容，要么只是根据孟子的话“顺杆儿爬”。　　传世本《武成》的有关文字为：“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这是说前面的商军倒戈，向后攻击，自相残杀，以致“血流漂杵”，并非与周军作战所致，似与孟子本意不合。　　明代学者梅鷔指出：　　“歧之言云尔，平正无碍（引者按：歧通岐，指上引赵岐注文），甚得孟子口气。而晚出《武成》则言‘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是纣众自杀之血，非武王杀之之血，其言可谓巧矣。然果纣众怒纣，以开武王，当如《史记》言，武王驰之，纣兵皆崩，方合兵机。今仅自攻其后，必杀人不多，血何至流杵？且均之无辜党与，什什伍伍争相屠戮，抑独何心。且真有如蔡《传》言，武王之兵，则盖不待血刃者，非痴语乎？私意杜撰之《书》，既非孟子所见元本，而其言又躐居周初，致孟子为不通文义、不识事机之人，读《书》误认纣众自杀以为武王虐杀，何其悖哉？”（[明]梅鷔：《尚书谱》（未刊），转引自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一百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这段文字另有其它抄本，大同小异）　　梅鷔的意思是：　　如果孟子所见到的《武成》就是传世本的样子，那么以孟子的智慧，怎么会将商军自相残杀所造成的“血流漂杵”理解成周武王所为，以致于大发感慨，企图为周武王辩白呢？而且传世本《武成》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如果商军真是临阵倒戈的话，不可能死这么多人。所以，孟子见到的《武成》，应该有周武王大肆杀戮商人的记载，并不是传世本的样子。赵岐说，《武成》所言之“血流漂杵”，是“武王诛纣，战斗杀人”所致，并未提到商军自相残杀之事，这是符合《孟子》本意的（当然，孟子并不相信）。　　梅鷔的眼光非常敏锐，清代学者阎若璩进一步指出：　　“余谓鷟说善矣，而抑未尽也。此作伪者学诚博，智诚狡。见《荀子》有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进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固殷人也，《淮南子》有士皆倒戈而射，《史记》有皆倒兵以战，遂兼取之成文，方续以血流杵，故曰学诚博。魏晋间视孟子，不过诸子中之一耳，纵错会经文，亦何损？而武王之为仁人、为王者师甚着，岂不可力为回护，去其虐杀，以全吾经，故曰智诚狡。噫，抑知数百载后，由程、朱以迄于今，晚出之《书》日益败阙，输攻锋起，而《孟子》宛若金汤，无瑕可攻。有不必如斯枉用其心者哉？！”（[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一百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P）　　阎若璩的意思是：　　由《孟子》及其《赵注》可知，真本《武成》中应该有武王伐纣时“血之流杵”（或“血流舂杵”、“血流漂杵”）之类的记载，这是伪《武成》的作者无法回避的。既然要伪造，就必须有这些内容，但是它却有损于周武王“王者师”的光辉形象。于是，作伪者就根据《荀子》、《淮南子》、《史记》等书中商军倒戈的说法，编造出了商军自相残杀导致“血流漂杵”的文字；以为这样既能“为尊者讳”，又能冒充真本《武成》——至于此举是否会让人们以为孟子误读了经文，则属末节——不想反而弄巧成拙。　　【子乔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作伪者可能是怕当时的执政者效仿“血流漂杵”式的杀伐，这样编造实是出于好意，与孟子企图否定“血之流杵”的用意一致。】　　不过，阎若璩接下来又说：“又按‘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孟子》语，似当日《书》辞仅‘血流杵’三字，未必增有‘漂’字。只缘赵歧注云尔。晚出《书》与之同，故可验其出赵氏后。”（《尚书古文疏证》第一百十九，P1173）　　他认为，东晋才出现的传世本《武成》抄袭了东汉的《赵注》，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说“似当日《书》辞仅‘血流杵’三字”，却太拘泥于文字了。　　近年力主梅本《古文尚书》为真、否定阎若璩证伪工作的学者张岩认为：“《孟子》‘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不是以引文方式提出，而是以设问方式非难《武成》篇中的相关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其言语与原文有所不同是很正常的现象。‘血流杵’与‘血流漂杵’，当然后者更加完整，更可能是原文。”（张岩：《阎若璩&疏证&伪证考——清代考据学存在多大问题的一次检验》，国学网，/zt/yrq/04003.htm）　　这个说法前面都是对的，而最后“更可能是原文”云云未免过于武断。　　不论是《孟子》还是《赵注》，都无法明确地体现出真本《武成》中有“血流漂杵”（或“血流舂杵”、“血流漂杵”）之类的文字。所以，《孟子》中的那段话与《世俘》即真本《武成》并无任何矛盾，相反，却可以作为《世俘》为真的一个旁证。　　请看《世俘》的有关文字：　　“……则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太公望命御方来，……告以馘俘。……吕他命伐越戏方，……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集于陈。……告以馘俘。甲申，百合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辆），告以馘俘。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辆），告以馘俘。百韦命伐厉，告以馘俘。”【子乔按：馘：也作聝，是敌人的首级或左耳，邀功之用。馘是杀敌之数，俘是俘敌之数。】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子乔按：亿：十万。十万：七万之误。亿有十万：十七万。憝：通敦，征伐，这里有打垮之义，是说通过征伐所服之国有九十九个，算上不战而服者，总计六百五十二个。】　　“……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辛亥，荐殷俘殷王鼎。”【子乔按：废：断人肢体。伐：杀死。用俘：以俘虏为牺牲进行人祭。】　　如前所述，孟子肯定是在真本《武成》中看到了周武王大肆杀戮商人的记载，才会质疑“何其血之流杵也？”，而上引《世俘》的文字，是足以用“血之流杵”来形容的（当然，具体数字或有夸张）。　　四、西周王朝是经过了血腥的战争才建立的，“血之流杵”基本上是真实的历史。　　与“血流漂杵”（传世本《武成》）、“血之流杵”（《孟子》）这组文字类似的，还有以下这组文字：　　传世本《武成》：“……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　　《孟子·滕文公下》：“《书》曰：……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赵岐注：“从‘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纣时也，皆《尚书》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武王东征，安天下士女，……救殷民于水火之中，讨其残贼也。”　　从表面上看，《孟子》及其《赵注》似乎可以证明传世本《武成》的文字为真，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孟子》原文既没有说所引篇名就是《武成》，也没有说“周王”就是周武王。其实，此“周王”本来就不是周武王。　　首先，周武王称本国为“大邑周”，与史实不符。周在文化上落后于商，在政治上从属于商，即使是在克商后的一段时期内，别说武王，就连周公和成王也是称呼商为“大邑”、“大邦”，而自称为“小邦”、“小国”的。如《大诰》：“天休于宁（文）王，兴我小邦周。”《多士》：“非我小国敢弋（代）殷命，惟天……弼我。”这两篇属于“周初八诰”，是公认的周初文献。　　其次，《赵注》明显有误。“攸”并不是“所”，而是商之同姓诸侯国名，屡见于甲骨文和金文。“有攸”之称与“有夏”、“有殷”类似。据陈梦家先生考证，其地“在今（河南）永城之南部，(安徽）宿县之西北”（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P301）。这是近现代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赵岐当然不知道。　　那么，周武王可曾征讨过攸国吗？笔者认为没有根据。在其它文献中，并没有周武王征讨攸国的记载，从当时的史实看，也几乎没有可能。　　“有攸不惟臣，东征”这种表述，是说因为攸国不臣服于周，周王才进行东征，显然跟伐商是两回事。就算根据《赵注》而将“有攸不惟臣”解释为“（商）有所不惟臣”，也是讲不通的。因为在克商之前，周是商的属国，伐商乃是“吊民伐罪”，而不会用“（商）不臣（周）”这种理由和口气。伪《武成》的作者即是围绕“吊民伐罪”来写，而在使用真本《武成》逸文时，将“不惟臣”一句删去了，确如阎若璩所言：“学诚博，智诚狡”。　　熟悉周初历史的人都清楚，所谓“武王克商”，只是“小邦周”利用“大邦殷”讨伐东夷、王畿空虚之机，迅速攻克了殷都，然后扫清了殷都周边的一些小诸侯国，不久就班师回朝了。当时，周人所征服的地区仅限于今河南的中部、北部和河北的南部，大致是原殷商王畿的范围。虽然纣王已死，但是殷商在河北中部、北部、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等地区的驻军、诸侯国和盟友却并未遭受打击。　　周武王不但无力继续征讨这些地区，就是对已经打下来的原殷商王畿，也无力完全控制。王畿内有大量忠于殷商、不服周人统治的殷遗民，所以周武王又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把纣王的儿子禄父封在殷都，“以续殷祀”，并设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共同管理殷遗民，可是殷遗民仍然蠢蠢欲动。【子乔按：禄父的日名为“武庚”，可见是续了殷祀的。】　　这种局面让周武王忧虑不已，在回镐京的路上，他彻夜不眠，谋划着两件大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殷遗民势力之强大：　　第一件是建储。周武王大概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担心年轻的儿子无法应对复杂的形势，而想把王位传给具有雄才大略的弟弟周公旦，但是周公没有接受。　　第二件是建都，将统治中心向东也即殷都的方向移动，以便监控殷遗民。周武王决定在洛邑营建新都，因为他觉得洛邑是历史上夏人建都的地方，地理位置优越，更重要的是离嵩山不远，而嵩山很高，是与“天”进行沟通的最佳场所，他要依靠“天”的力量来平定殷人（以上详见《逸周书·度邑》）。【子乔按：嵩山又名“太室山”，上古“天”、“大”通用，而“太”是“大”的后起分化字，故“太室”之称源自“天室”，祭天之所也。】　　周武王果然在克商后两年（另说四年）去世，其子诵继位，是为成王。周公旦摄政当国，管叔和蔡叔对此十分不满，遂联合武庚等殷遗民造反，史称“管蔡之乱”。经过三年的战争，周公才平定了叛乱，史称“周公东征”，学术界也称为“二次克商”。在此之后，周人的势力才得以逐步进入河北中部、北部、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等地区，并在那里施行分封。渐渐地，周人才敢自称为“大邑”、“大邦”。　　以上史实说明：从攸国的地理位置来看，周武王克商之后，是无力继续征讨攸国的，回师镐京之后更不可能，文献中没有记载也很自然。而征讨攸国，很可能是周公“二次克商”后所进行的，也可能是周公之后的周初某王。　　杨伯峻先生在《孟子译注》中，将“有攸不惟臣，东征……”译作“攸国不服，周王便东行讨伐……这说明了周朝初年东征攸国的情况”，并没有根据《赵注》而将其与“武王伐纣”联系起来，只称“周王”而不称“周武王”，这是十分谨慎的（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P149）。　　可见，这一组文字同样不能证明传世本《武成》为真；相反，它是传世本《武成》抄袭了《孟子》及其《赵注》的又一个证据。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孟子认为并不存在的“血之流杵”，基本上是真实的历史。仅以周武王第一次克商而言，其血腥在《逸周书·世俘》中已有体现（具体数字或有夸张），而周公二次克商，虽然细节已不可考，但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其惨烈程度也是可以想见的。　　五、历史上的纣王最多只是昏君，还够不上暴君。　　从《尚书·牧誓》来看，周武王在克商前所能举出的纣王的罪状，也只是：听信妇人之言、轻视对祖宗的祭祀、不重用兄弟而重用坏人，使坏人得以祸害百姓之类（注意不是纣王自己祸害百姓，他只是用人失察而已）。而后人所熟知的纣王的种种暴行，象什么“剖腹观胎”、“截胫观髓”……，都只见于晚出的《吕氏春秋》、《韩非子》、《战国策》等文献。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周人掌握了“话语权”之后，力图把纣王塑造成暴君的形象，以证明自己克商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这就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说”。详细的资料，请看顾颉刚先生的《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载于《古史辨》第二册上编），该文详细梳理了先秦文献中有关纣王的记载，篇幅很长，这里只摘开头两句：“春秋战国时人说话，最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和极坏的坏人作议论的材料。极好的好人是尧、舜、禹、汤；极坏的坏人是桀、纣、盗跖……”　　至于《史记·周本纪》中“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的记载，也很可能并无其事（黄怀信：《纣兵未“倒戈”考辨》，载于《古文献与古史考论》，齐鲁书社，2003年）。　　总之，值得怀疑的并非“血之流杵”，反而应是“徯我后，后来其无罚”、“篚厥玄黄，昭我周王”、“以至仁伐至不仁”、“箪食壶浆而迎王师”、“救殷民于水火”之类“明君”推翻“暴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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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子乔先生的研究，后辈受益匪浅，很是受用。　　本文以转到我的帖子里，冒昧之处还请谅解。
　　子乔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谈谈“后”、“才”等被冤枉的合并简化字及“复繁派”的死穴 》，我也一并转了。　　另外想请教子乔先生，我最近需要了解周井田制历史渊源及其变迁，想请教下先生我应该找那些书，那个版本的好。　　还望指教。
　　很抱歉，我对井田制素无研究。专著我只在很早以前看过金景芳先生的《论井田制度》，再就是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中的有关内容，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太清楚。金景芳那本书太老，估计对你帮助也不大，不过参考一下也没坏处。
10:42:08　　很抱歉，我对井田制素无研究。专著我只在很早以前看过金景芳先生的《论井田制度》，再就是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中的有关内容，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太清楚。金景芳那本书太老，估计对你帮助也不大，不过参考一下也没坏处。 　　-----------------------------　　非常感谢！！
　　古史辨里对这些问题有很好的见解
　　有些道理　　不过“血流漂杵”到底是原文还是孟子的概括，好像论证还不充分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虽然商纣王可能不像历史书里写得那么坏，但似乎某些人就非得把商描写得多伟大，周武王多么邪恶，微子多么无耻。某些人的的逻辑更诡异，说帝辛忙着拓土东夷，才让西周捡了便宜。如果这话成立的话，允许商打东夷，就不允许周打商？历史不是简单的正义邪恶，但是似乎也不能老是反着拧。
用考古学证据驳倒他们。我自己写过点，希望你喜欢。从来做学问的态度，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已经知道的是已经知道的。已经知道的部分周朝优于商朝。偏有些人总爱说商朝其实优于周朝，已经知道的是被儒生篡改的，又脑补不知道的部分是被儒生删掉了，删掉就是因为这部分周朝不如商朝。我再问有什么证据证明商朝优于周朝？他说证据都被儒生删掉了。于是我再问天理何在。所幸我学的是考古学。本来真不想提了，毕竟到银行看仓库也有年头了，还管这么多干吗？可是人心不死，圣贤永存，还是最后提一提吧。以后就不管了。现实中很多人黑周粉商，认为文明，周朝野蛮，周克商是倒退，封神演义是黑，笔者一向不可理解，任何一个对于有一点点研究的人，都会认为周克商是明显的进步，封神演义写商朝有一群忠臣烈士是在洗白。后来看了很多人的帖子才晓得，他们完全不知道考古学常识，又认为所有说商朝缺点的文献都是儒家伪造，反而相信一个从没有下工地挖过墓，提倡外行领导内行的政治家说的纣王伟人论。是何异于看病不找医生而找市长？术业有专攻，政治家对于历史就是纯粹的外行。想想看，就在政治家发动的文格中，史学家先生因为说在抗清是对的，结果被红兵从山顶推下，尸骨无存。难道我们也要信政治家的话，认为郑成功抗清是错的？要知道，虽然说古代有伪君子，说着尧舜的大道理，做着的勾当。可是现代也有伪君子，做着盗跖的勾当，嘴上却对孔孟破口大骂，不将其骂成盗跖誓不罢休。只要孔孟这等千年公认的圣人其实是混蛋，那这些不是太混的伪君子自然就显出好来。是以，笔者在此普及一些的常识。首先说明，为洗白，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早在，儒家就有人怀疑纣王没那么坏，但是什么根据都没有。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圣母心发作。到五四以后，打倒孔家店，疑古派兴起，很多人认为纣王不是，以至于首次发掘，发现杀殉的人牲遗骨时，考古界提出了殷墟漂没说，认为被发掘出的建筑基址中的础石是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石头，建筑基址中奠基时杀殉的尸骨当成是被淹死的人。直到“”中的董彦堂发掘山东才弄清那些石头是版筑的建筑遗址，那些尸骨是奠基时被杀殉的人，就如同欧洲古时建筑，常在挖地基时埋入杀死的猫狗马尸骨以镇宅一样。参考因为山东发掘出了保存良好的版筑围墙等，明显是建筑基址，通过研究发现与一致。毕竟，城子崖遗址是古代谭国的都城。谭国，大约建于公元前1200年，是始于的小国。谭国人祖先姓子，与同姓，谭国是建立后，由商王分封的。周克商后，谭国又接受分封，继续了300多年，最终被所灭。周朝对商朝遗民的政策正是如此，直系的，封给旧都，监视居住：旁系的，封给宋国，任其发展，直到成为之一；商王支系的诸侯，保持原状，继续存在，甚至还让他们保留城墙。（说到分封制，有些人无法理解，总是认为周克商是外国入侵。如果周对于商是外国，那么纣王任用四方多罪逋逃，也就是任用外国的逃犯，试想美国任用藏疆分子等我国逃犯为官，我国会是什么反应？发怒开战理所当然。反之如果商周算作一国，中央特赦省区逃犯也可，那么周克商绝非外国入侵。曾见有人认为纣王有权赦免逃犯，却又说周克商是外国入侵，笔者浑不可解。）不只是发掘出人牲遗骨，挖出的中也有关于人祭的记载。大体说，人殉人祭在商代早、中期就很普遍，但用人数量较少；以后进入鼎盛时期，用人数量达到最高峰；之后又逐渐有所减少。已发表的中的有关人祭数字可考的达一万三千多人。其中以武丁时为最多，人855
祭数字可考的九千多人。一次用人数目不等，最多的达五百人。殷商人殉人祭制度下的牺牲者，其身分有所不同。用作人殉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死者的妻妾宠幸及其亲近的奴仆武士；人祭则大都是以战俘为主体的奴隶。羌方是武丁等时期的主要征伐对象，掳获的羌人成为当时奴隶的重要来源。他们经常与牛羊一起被作为祭祀时的牺牲，而且用羌数超过用牲数。祭祀的范围很广，天神、地示、人鬼，无所不祭，而以祭祀祖先为最常见。砍头的“伐”祭和焚人的“■(燎)”祭是最常用的祭祀方法。此外还有剁碎、血祭、活埋，等等。考古发现的殷商人殉人祭实例甚多，殷墟所见即达六千人以上。商代早中期，人殉一般与狗同埋；迁殷后，则以单埋为主。已发掘的殷王陵和殷王室墓十五座。每募殉葬数十人至数百人；中小奴隶主墓每墓殉葬一人至数人。殉人分全躯葬和身首异地而葬两种。全躯葬的殉人放于墓主周围，有的还备有薄棺和少数随葬品。这种殉人，多半是墓主生前宠幸的臣妾。身首异地的殉人放于墓坑填土中或墓道中。有的头骨与躯骨分别放置墓道中；有的是在墓坑中放头骨，墓道中放躯骨。这后一种殉人，其性质与杀祭的人牲无别。祭祀坑遍布于殷王陵陵区内。杀祭活动是多次进行的：既可在死者埋葬时进行，也可在其死后陆续进行，而以死后追祭为多。年，在1400号王陵附近曾发现一片殷王室的公共祭祀场所，人牲坑中分别埋放全躯人骨、无头肢体、无肢体的人头，总数近两千人。殷商的宫殿、宗庙建筑，也是使用人祭的重要场所。从奠基、置础到安门、落成，都要举行隆重的人祭仪式，连同牲畜、车辆，一齐埋在宫殿宗庙台基的内外。人祭最多的是小屯乙组第7号宫殿址，共用五百八十五人。以上这些，若果有人不信，一定要看一手资料，可以去翻四部商代考古里程碑的著作:(1)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2)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3)的《卜辞通纂》;(4)董作宾的《殷历谱》。除了商朝国度，还可以提一提商朝的王陵。譬如是商代晚期的王陵区。位于西北郊侯家庄附近。从1934年起发掘，已发现晚商大墓13座，祭祀坑1400余个。墓地分东、西两区。西区有大墓8座，东区5座，均有一定布局。大墓外附有少量陪葬的中小型墓及祭祀坑。据研究，这些大墓为商王至帝乙、帝辛（纣王）时期的商王及王室成员的陵寝。这些大墓都有人殉与人牲。如1001号大墓殉人总数超过164人。与墓主同穴者约96人以上，分置4处：第1处殉9个壮年男子，各持一戈，伴随一犬，分置在墓底9个长方形小坑中，可能是作为墓主人的武装侍卫而被殉葬的。第2处为木椁外侧，发现殉1人(已被扰乱，原来可能不只1人)。第3处为木椁顶部周围四阶，共殉11人，有的有棺木，并随葬绿松石等装饰品，个别的随葬铜戈，大概是墓主人生前最亲近的侍从，有的无棺木，而同木器、抬架等混在一起，大概是般运礼器和管理仪仗的人。第4处为墓道夯土之中，共殉75人(统计不完全)以上，有的有墓坑，并随葬少量青铜礼器，有的则身首分置，分别埋在不同深度的夯土中，或10人一组，或6人一组，或3～4人一组，排列似有一定的次序，这些被砍头的殉人多数都未成年，甚至有幼儿。与墓主异穴者，全在大墓的东侧，已发现22坑，另外还有马坑，据不完全统计，共有68人。而人牲除在埋葬过程中被杀戮埋在填土中的外，还大批埋入大墓附近的祭祀坑。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去看亲临一线挖掘的考古学家高去寻先生完成著名的考古报告《侯家庄》，从1001大墓到1229大墓共计九大本，本本是铁板干证。比较起来，周朝人殉虽然继续存在，但是人数大大减少，大量用陶俑代替。考古所见的两周殉人墓有八十多座，八十多座墓总共殉两百多人。诸侯、王和高级贵族墓一般都有殉人，一墓殉一人至数人。殉人一般是青年女性和少年儿童，多数处死后全躯入葬，有的有木棺，并有少量随葬品和佩饰，但仍有少数杀殉入葬的。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春秋末期以后，这种野蛮的习俗已经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一座大墓就殉164人，两周八十多座墓总共殉两百多人，可知周朝比商朝少杀多少人。需要说明的是其实陶俑在商朝已经出现，殷墟H358坑曾出土一批灰色陶俑，涂有红漆，男女都有，手被上了刑具，有不少连头也断了。可是在可以烧制陶俑以作替代的情况下，商朝依旧大量杀人，可见商朝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是真心想杀人牲。（我上次与人比较此事，竟有人提铭文记载“献聝于王”事，且不论这里的“聝”是指首级还是耳朵。即便是首级，铭文记载"折首五百，执讯五十",也就是“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把战场上斩下的敌人的首级献给王，这和把活活的妻妾宠幸奴仆武士杀死殉葬相差多少！这也能相提并论，我是真不能理解现在年轻人的脑回路。）这里只是比较商周本身的王墓，而不讨论他们的诸侯国。毕竟分封制下，天子其实很难管理诸侯，商周后期诸侯更是直接挑战天子。所以不讨论时期巴人等国墓葬，也不讨论周朝舆论公认野蛮的杀三大臣殉葬的事。（巴人者，曾在商朝时期在横行霸道，打的商朝一点脾气也没有。周朝时巴人灭亡，在江南建立了，南方又有进贡。这里头的事，我不详述，但若有人以为商朝曾征服东夷而周朝疆域缩小，武力上无所作为的，可以查阅相关文献。）人殉的事，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脑补，如果实在不信我的话，又不愿去看殷墟和侯家庄的考古报告，还可以去看的谣言粉碎机（“被推翻不是因为爱 是因为拒绝活人献祭”这个说法是真的吗），一楼回复中，的考古小组管理员已经列出诸多现代考古文献证明的人祭。私以为果壳网是现今网上不带任何政治，纯客观公正，而最为专业学术的科普网站，推荐各位道友常去。当然，也不是说要痛批的残暴，毕竟商朝还是野蛮的，有人祭也是难免。毕竟我生在千年以后去议论古人，自然也要，代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若果我凭着现代人眼界，批评起古人来，哪里不好批评。难道看见一张世界地图，就要骂动辄讲平天下，说来说去都是千乘之国，不知世界上有五洲万国？只是周克商能使得人祭大大减少，明显是历史的进步。更不是说一无是处。譬如说在殷墟E区曾发掘出一片白陶残片，上有毛笔书写的墨书“祀”字，笔画与形体完全与甲骨文字相同，比较周朝基本都是使用刀笔竹简，直到千多年后的战国才普及毛笔，以致有蒙恬制笔的传说，似乎周朝缓慢了科技的进步。可是科技的进步难道要以杀老百姓做人牲为代价？我只能说，作为一个从农村里出来的平民，我只信人命大过天，任何时候都反对为了什么宏伟的理想牺牲平民，谁知道下一个被牺牲的会不会是我？（提到的科技，有一点切须说明，有人以为美洲，商朝科技多么发达。其实殷人东渡说的证据，有的只是误会，譬如人说印第安人是殷地安人，其实印第安是“indian”的音译，意为人，当年不晓得有个美洲，以为到了印度，称土著为，美洲至今有；有的只是赝品，比如所谓的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扶桑植夜图，是1991年由《国家地理》白人插图作者Jack Unruh想象所作彩色插图，有人曾研究拆穿，详情见此；有的反而证明不可能是，例如有一个1865年在北部的喜玉山洞中发掘出的银铸女神像，这件古物的照片在1948年首次由美国历史学家发表，这尊女神头戴太阳帽，坐在有蛇缠绕的龟背上，双手各提一面铜牌，两面铜牌上都赫然铸着“山”三个汉字,因为美国人不识中文,当年的照片还把字给拍反了。这神像真伪，我没有研究，不敢论断，但若是真，则定然与殷商无关，因为"武当"这个词要到大兴以后说"非不足以当之",把原名叫的山改叫武当山,然后才有武当这个词；还有的是就是上的同源共形，美洲土著源于从过海的蒙古人种，因此有些文物形态与亚洲上古文物类似，这是人类学上的常事。类似的也有，如仰韶文化曾出土与中东文物类似的尖底瓶，但只是因为欧亚人种终究同源，分开不久时，还会发展出类似的文物。当然，可能有耶教人士出于信仰，以此文物的类似来论证中国人源自西方，最终论证上帝造人说，那就未免不够客观。真正能站得住的殷人东渡说证据，可能只有拉文塔，可是拉文塔玉圭所刻是否为，学界争议甚多。此文可见一斑）以上对现实中的说明，算是我纪念自己学过的考古的一点“多余的话”。若是有人还是不信，认为这些文献资料，考古报告，都是儒家为了抹黑商朝而伪造，那挖出的尸骨，也是儒家卜算到后世会有考古发掘，所以伪造埋下的；又或是像我上次遇到的某位先生一般，拿我专业知识和他说,网上查不到,他要说我脑补，我拿网上能查到的东西给他看,他倒来质疑我的文凭，说我所有的东西还不是从网络上搜索出来的，两头都被他占着。若果是这等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商朝不如周朝的先生，我只好是劝他去读《八仙得道传》，内中正阳真人说的最好：“有种人是天生的固执脾气，相信了一个人，就永远不得疑心。假如有人指说这人不德，纵令有凭有据，也决不能移易她的念头；又如定下一个主见，认定这事应该怎么办的，便当百折不回，死死活活，竭全力以赴之。成功与否，在所不计。总之意见已定，决不许自己少尽一分力量。凭心而论，这一种人，实是世上最可敬可佩而最有希望的人。可是有了这种性格的人，也有一样非常危险之事，就是观察上的错误和见解的乖谬。因为他们的毅力最坚，迷信最甚，对于可信之人，礼为之事，原该有此迷信和毅力；设或遇到一种虚伪的人和谬妄之事，他却一般地迷信和执意，非要把这人抬高到十足，并要拼出全力，牺牲自己，拼命价去干那乖谬的事情。那便要从头错到脚，从生活错到死路上去，甚至已到临死的境界，还不信害他者是歹人，所做的事是坏事。这正合于古人所谓合九州铁铸成的大错。天下可危可怕之事，还有比这更甚的么？”人言宗教迷信，噫，我见有迷信甚于宗教之人。ps：有人说我这篇文章没有详细列出在哪本书第几页之类的考据，我只能承认我挺懒得，原因详见评论区。有人提出质疑的，我也尽量回复了。还有人说诸如“周朝的故地，后来被蛮族犬戎占领，又让给了秦，然后诸侯认为秦是蛮夷---那么一个周朝的发祥地，怎么会被认为是蛮夷呢？”之类的话，这我就实在没办法了，居然有“诸侯认为秦是蛮夷是因为秦得到了蛮夷的土地”这种观点，从而论证周是蛮夷，这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尽量澄清已被考证的事实，至于看了这事实能得出什么观点，这是各人归各人的。只好是夙夜忧叹我国不要占有一丝一毫日本人的土地，不然我们不是要被骂日本鬼子了吗？
谢邀！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应从两个方面来阐释: &br&1、商为什么会灭亡？&br&一个国家承平日久，大都法制废弛，上令不能下达。国家到了这一步就麻烦了。&br&平心而论，纣王的所作所为比诸后世的某些君王并不过分，他的暴虐只是一方面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br&其实，商的国家体系很早就出问题了。&br&你看《尚书·盘庚》就会发现早在盘庚时期，就出现了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社会联系广泛，给盘庚的改革泼脏水，甚至给盘庚本人泼脏水。这是什么？这是“卿大夫不从君令。”&br&你再看《尚书·微子》，微子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现状的:“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大小臣民无不抢夺偷盗、犯法作乱，官员们都违反法度。凡是有罪的人，竟没有常法来惩处他们，小百姓一齐起来，和我们搞阶级对立。）”他甚至大胆预言:“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大商要完咯！就好像要渡过大河却找不到渡口。贵商药丸！）”当时甚至出现了“民志不入，狱囚自出”（《史记·乐毅列传》）的情形。这是什么？这是“小民不畏国法，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br&所以商亡根本在于法度的弛坏，亡只是时间问题。纣王的荒淫加了个速而已，我倾向于纣王确实有点荒淫，有些人喜欢矫枉过正，把他塑造成一个明君形象，这是不对的。&br&2、武王伐纣后做了什么？&br&“立其子武庚，宗庙不毁，社稷不迁。”这样说吧，武王伐纣了，但是没有亡殷，商只是不再是天下共主而已。&br&三代以来，并没有杀国君的传统，纣王是自焚的，他要是不自焚，结局个桀差不多——流放。伯夷叔齐之流，迂腐过头了。&br&《尚书·多士》里，周公和商王士是这样说话的:“非我小国敢弋殷命”，一个新朝的领导人有必要自称:“我小国”，尊称对手是“商王士”吗？
谢邀！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应从两个方面来阐释: 1、商为什么会灭亡？一个国家承平日久，大都法制废弛，上令不能下达。国家到了这一步就麻烦了。平心而论，纣王的所作所为比诸后世的某些君王并不过分，他的暴虐只是一方面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其实，商的…
&div class=&highlight&&&pre&&code class=&language-text&&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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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读书人最大的悲哀就是相信这个世界讲道理，竟至死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