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抗战彰显中华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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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写下《》一文。在总结了国共抗战的历史，包括相当详细地描述国民革命军的历次大规模抗日战役之后，我写到：【从大局上两个原来是死敌的政党，能走到一起， 为民族大义而战，这是无法否认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第二次合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两个政党虽主义不同，但都是以革命救国、复兴民族为己任。在今天救国使命已经完成、复兴大业还须同志努力的时候，中国人民也自然希望国共能再次合作，制止违背民族利益而分裂的不明智之举。对此，作者感到很有信心， 因为目前的中国已有相当的领导能力，中国人民有更大的向心力。】20年后的今天是中国抗战胜利70 周年，日本已经违背波茨坦公告条款，日军已经准备对外攻击作战。而中国政府早已抛开成为历史的国共内战旧怨，普遍承认国民党将士（包括蒋介石）对抗战的贡献。中国国内反映蒋介石国民党军抗击日本的各大战役都纷纷被搬上荧幕，包括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等。表彰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日，而不是忽略国民党正面战场、单纯强调中共的敌后抗战，这是回归历史真实，也是在倭患再起之际扬我民族不可辱之精神。在《》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抗战打了八年之久？ 其实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做出了定性的分析。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大大落后于日本。在文中，我对中日的武器数量与武器生产能力进行了对比。其中提到，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大规模扩军，【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国的作战兵力增加到二百六十一个师加五十个独立旅共四百一十六万人；中 国军拥有步枪总数为一百五十六万支】。也就是说当时国民党军几乎是三个兵才有一条枪。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确实存在问题 --- 如果蒋介石有毛泽东一半高明，他也不至于那么快就被毛打垮，国民党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也大有可以改进。但是不能把国民党所有的败退都说成是懦弱无能。国军战死在抗日战争战场的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0多人。电影《太行山上》描述了国民党第九军中将（追）郝梦龄在忻口战役壮烈牺牲的场面，牺牲的不仅是郝梦龄军长，还有手下师长团长。张自忠虽然在卢沟桥事变中被国人指责，但后来在与日寇作战中，身为国军第33集团军司令的他也壮烈殉国。下面的视频是郝梦龄上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电影镜头：Video Player当然对抗日的贡献不是看自己牺牲了多少，而是应该看消灭了多少日寇。但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国军将士在很多情况下非常顽强，绝非总是一触即溃。国军浴血抗战的将士同样代表了中华民族魂。时过70年，希望国共两边的支持者互相肯定抗战的功绩，而不是继续内斗，让日本人窃笑、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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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十四年抗战”的巴图鲁　　由日军“第十七联队陆军步兵中尉水岛庄介”1931年12月编撰，“九.一八事变”策划参与者“国防大臣南次郎”题字的《满洲事变早知道》书中，记录了“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精确时间为晚10时30分。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将军队撤出了东北。有关“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以为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但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时，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到现在在 日军进沈阳并占领东北军司令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张学良向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而言不由衷。特别是到1990年后，蒋介石蒋经国均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正因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而就在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马占山以三个旅的兵力抵抗日本侵略军，打响了政府抗战的第一枪，史称“江桥抗战”。“满洲国”成立后，东北民众先后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抗日同盟军、蒙边镇威第一义勇军、辽西抗日义勇军、少年铁血军等。1932年夏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达到高潮，直接参加反抗日伪统治斗争的人数累计达40万之众。这些队伍活动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在这些武装队伍当中，有许多满族志士：黄显声（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奉天公安局长，令属下“尽力抵抗，非到不能支持时，决不放弃阵地。”后组建了“辽宁义勇军”）、邓铁梅（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称他“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唐聚五（日，延安《新华日报》社论称他“是‘九一八’后揭起抗日旗帜的民族英雄之一”，领导“辽宁民众自卫军”）、关永芳、关耀洲、关玉衡、苗可秀、白君实、刘壮飞、赵连秀、白承润等。[1]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事迹孕育了“救亡文艺”——《共赴国难》、《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凤尔凰城》……，其中《共赴国难》后来改编成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响了中华民族抗战的集结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进！”满族抗日群英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辽宁通化（今吉林）人，抗战期间民国空军英雄。日上午，高志航烈士纪念墓落成仪式在通化市东昌区南山福园举行。在场人员向烈士雕像三鞠躬，表达深深的敬意，高志航的子女高丽良女士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代表国内外的亲属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高志航从小就立下了要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抱负。张学良组建空军时，给他带来了机会。1924年8月，高志航到了法国莫拉诺高等航空学校学习。出国前，张学良接见了他。他激动地对张学良说：“保卫祖国，空中英雄就是我的奋斗目标。”他向张行了个军礼，“为了实现我的目标，从现在起，我将子恒改为志航，请总司令批准！”张学良高兴地拍了他一下肩膀“好！”。在法国期间，他练就了一身飞行高难动作本领。　　1926年，高志航回国，在沈阳继续训练，被任命为东北航空处少校。他对技术精益求精，每次演习都受到奖励。日晚，高志航正与战友们议论着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讨论着如何保卫祖国领空的时候，日军的机关枪和大炮响了。他跳了起来，高声喊道：“日寇的枪声响了，我们赶快到司令部请示起飞杀敌！”一群热血年轻军人来到东北军司令部，得到的却是“不准抵抗”的回答。第二天，他没带任何行装，偷偷登上去北平的列车，向空军代司令张焕相请战，得到的仍然是“不准抵抗”的回答。高志航对东北军绝望了，向张焕相敬了一个礼就匆匆而去。下午，他又登上南下的列车，决心要寻找一条报国之路。1932年，经同学介绍，高志航被分配到杭州笕桥空军总校。航委会主任黄光锐在一次亲自看了他的飞行后，提升他为分队长。他那时在国民党空军中声名显赫。一次，英、德、意等国派飞行员在南京表演，参演的中国飞行员不如他们，不在表演之列的高志航看后主动要求上天。他的驾机特技一下子就让前面的表演都相形见绌，蒋介石当即就把自己的飞机“天窗号”奖给了他。1935年，他去参加国际航空订货会，会上，他驾驶一架意大利菲亚特驱逐机做特技表演，不仅征服了台下观众，也征服了酷爱飞行的墨索里尼。这个一向瞧不起亚洲人的意大利总统在召见他时说：“不可思议，像你这样出色的飞行员在意大利，不，在整个欧洲，也只能找到一两个，希望你留在意大利，为意大利服务，我将给你最高酬金和最好的职位。”高回答：“谢谢阁下的夸奖和邀请，不过，我的职位在中国，我只愿做一名中国军人。”回国后，加上原来的飞机编为五个航空大队，高志航升任第四航空大队长，率领三个驱逐机队。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出动百架轰炸机对江浙两省进行狂轰乱炸。当时，中国战机较少且性能较差，航委会下令不抵抗。8月14日，面对日军战机的狂轰乱炸，高志航忍无可忍，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下令战机起飞与日军作战。他首开第一炮，击落日领队机，短短的十几分钟，中国空军就击落日军战机6架，击伤2架，而我军无一伤亡。此一辉煌的战果，当时轰动全国，蒋介石特别兴奋，把8月14日定为“空军节”。15日，爸爸又击落了两架来袭的日军飞机，当时世界各地都报道中国“空军之魂”高志航的消息。11月，他从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飞机，因为当时日军飞机一直在轰炸中国守军，他不甘等待就冒险带队伍来到周家口机场，准备前往南京参战。28日，几十架敌机到周家口机场上空。当时日军飞机一直在扔炸弹，他要避开是能躲掉的，可高志航冒着敌机疯狂的俯冲轰炸奋不顾身地登上座机，刚进入机舱，就被日军投下的炸弹给烧死了，高志航壮烈殉国，时年30岁。高丽良女士后来回忆：“说来奇怪，那年我才8岁，东北的11月已经很冷了，我晚上睡觉，就梦见一个又矮又黑的人影来扑我，我大哭，奶奶她们赶忙开灯，可是什么都没看见。过了几天，我们就从电台里听见爸爸牺牲的消息。我一直觉得，那天晚上，是爸爸来看我了。”　　刘澜波领导的“东总”（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配合国共共同抗战的有利形势，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当时的《新华日报》高度评价这支宣传队，“在每一次武汉的群众运动中，我们总看见东北救亡总会的话剧团在街头活跃着，用他们巧妙的化装宣传吸引住无数的群众。”宣传队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最受群众的欢迎。[2]1936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整合原来各路武装队伍编成11个军。到7月间，抗日联军已发展到45000余人。到11月，抗日联军重新编成三路军，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为各路总指挥。抗日联军对“满洲国”军和关东军进行游击战骚扰，被“满洲国”政府视为“治安之癌”，日满以大批部队围剿抗联队伍并重金诱降，还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和“保甲连座”、“集家并屯”等清剿策略。　　从1939年开始，抗日联军由于给养断绝、人员叛逃、兵力不断伤亡等原因而陷于极险恶境地。1940年2月，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在逃亡中被当地农民告发，于密林中与日满军警周旋数日后战死。1941年，部分抗联溃退苏联境内。1942年8月，苏联将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军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这些人员在1945年8月作为苏军返回满洲。[3]东北抗联队伍中，有满族领导者金永绪（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伊俊山（抗联第一军政委）、赵尚志（抗联第二军军长）、李兆麟（抗联第三军军长）、李春润（第三军副军长）、王光宇（第四军副军长）、谢文东（第八军军长）、陈翰章（第二军第五师师长、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张兰生（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付显明（第五军二师师长）等。东北抗联的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第九军、第十一军转战在满族聚集的松花江中、下游与牡丹江一带。各地满族人民踊跃入伍，仅佳木斯以西的满族聚居区一次就有七八十人参军。抗联的每个军里都有满族指战员。1934年。中共依兰县地方党组织动员当地各族农民参加游击队，其中还有满族妇女，她们同男同志一样冲锋陷阵，奋勇杀敌。[4]当时抗联的环境极为恶劣：孤军奋战，外无援助，内无给养，敌强我弱，日寇残酷围剿。有时数日吃不到粮食，只以野菜、草根、树皮等充饥，喝雪水解渴，时常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苦斗，饿死、冻死和战死者不计其数。　　然而，“九.一八事变”后这六年的东北抗战却长期没有纳入“中国抗战”的时段，直到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十四年抗战”才有了国家层面的定论——“1931年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5]在这“十四年抗战”中，满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关内抗战的满族志士有：佟麟阁（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七七事变”时任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丛德滋（毛泽东签发的中国第一号烈士）、白乙化 （绰号“小白龙”，“九一八”事变后在辽阳组织抗日义勇军，先后任中共东北地区义勇军工委书记，华北人民抗日联 军副总司令等职）、赵洪文国（“双枪老太婆”原形之一）、杨靖远（冀鲁边区副司令员， 1939年牺牲。为纪念他盐山县一度命名为靖远县）、吴克仁（国民革命 军上将，是牺牲在淞沪战场上的中国陆军最高军衔）、洪麟阁、万毅、白志文（抗战时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团长，延河防司令部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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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向应（），1924年参加革命，1937年任八路军120师政治委员，与贺龙一起开辟了晋绥根据地。日病逝于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优秀指挥员。毛泽东赞颂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朱总司令称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6]　　从东北抗日义勇军到抗联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其中流砥柱。“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7]“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连续发表抗日宣言，发出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号召。从1931年10月开始，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东北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中共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在组织上分为四个方面：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刘澜波系统，胡乔木代表的中共北平市委系统，李运昌所属的中华铁路总工会满洲办事处系统和以罗登贤为领导的满洲省委系统。1931年9月末，刘澜波奉周恩来之命到达锦州“发动、组织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抵抗日军的侵略”。他在起草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编委方案》，对义勇军的组织原则、程序、奖励办法、经费来源等都做了切实可行的规定，然后下发各县政府，使义勇军迅速组建和发展合法化。[8]抗战时期，他是中共在东北军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推动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实现“三位一体”和“西安事变”的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东总”在北平成立，刘澜波为书记。由于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刘澜波按周恩来的指示于日将“东总”迁到武汉。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建立，全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刘澜波利用这一良机，团结各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建抗日救亡大业。日，他在“东总”主席团会议上宣布建立分会，派高崇民、陈先舟、于毅夫、栗又文等人分赴西安、济南、成都、延安等地建立分会。由于刘澜波的幕后领导和高崇民、王化一等的出面斡旋，使戴笠对“东总”的存在加以默许，“东总”在国统区公开活动达5年之久。　　日，中日空军在武汉上空进行了大规模空战，击落11架日机，中方有5名飞行员殉国。“东总”委派阎宝航、于毅夫和陈先舟等人联络“东北党务办事处”、“东北协会”，联手于2月20日举办了追悼大会。蒋介石送来挽联，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邵力子等出席了追悼大会。这是自“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共携手开展的一次抗日救亡活动，是刘澜波落实党的统战政策的实际行动。1937年8月，蒋介石委任原黑龙江省代省长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司令，率部在绥远抗战。东北军骑兵第二军六师刘桂五部也参加了挺进军。刘澜波闻讯，经请示周恩来，立即派栗又文、邹大鹏、徐寿轩、关梦觉等去大同东北挺进军马占山处协助工作。刘桂五在刘澜波的重点培养下成长为一名东北军抗日爱国将领。全面抗战开始后，日至30日，“东总”在武汉举办了“战时服务训练班”。在流亡武汉的青年中选拔精锐，教员也都是“东总”党组请来的，由刘澜波、于毅夫担任主讲，邓颖超、李涛等都讲过课。1938年1月，“东总”党组创办了会刊《反攻》，由刘澜波等53人组成编委会，他常以“蓝渤”为笔名撰写文章，如《一年来关内东北人民的救亡运动》、《纪念“九··一八”七周年》、《我们要为抗战建国而奋斗》、《抚恤与救济》、《徐州撤退之后》等。邓颖超、陆定一、胡绳，东北元老莫德惠、万福麟，国民党要员孙科、冯玉祥，知名人士茅盾、史沫特莱、绿川英子等人也都曾为《反攻》撰写过文章，表明各自在抗战中的观点与主张。《反攻》半月刊实际上是国统区各党派共同议政和宣传抗战的舆论阵地之一，影响与意义十分深远。周恩来和董必武曾指示“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反攻》的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要以这样的团体和刊物跟蒋介石作斗争.”[9]　　黄显声自组织东北义勇军时起刘澜波就担任秘书并为其出谋划策。后来，他入关任骑二师师长、骑兵军副军长、五十三军副军长时刘澜波也一直跟随左右。在刘澜波的影响下，1936年8月，黄显声被中共东北特支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别党员”。黄显声深受张学良的器重和信任，参与了“西安事变”等许多重要事件。“九·一八事变”前的八月底，他已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于是他到北平见张学良进行汇报，但未明确得到抵抗指示。返回沈阳后，他当即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批武器成了后来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的比例，并有多位是著名义勇军指挥官，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黄显生率沈阳12个警察大队和日军激战3天，直至9月22日才奉命撤出沈阳,当时被称为“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人。在北京八宝山的碑文上，他被誉为“血肉长城第一人”。全面抗战爆发后，黄显声拉出部分队伍在漳河前线打了一场硬仗，重创日军，接着果断地收容退兵五六千人准备再战。这时的黄显声，为了长远的发展考虑迫切希望通过刘澜波能与中共领导人会面。　　1938年1月，刘澜波以“东总”名义传达了周恩来邀请他到武汉的指示。在刘澜波的安排下，周恩来和黄显声、东北军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及“东总”部分主
席团成员在汉口见面。周恩来分析了华北危亡的形势和抗战前途，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打到鸭绿江边，这使黄显声和与会者深受鼓舞。按周恩来的指示，黄显声留在武汉和张学思一起设法营救张学良。刘澜波不仅支持和协助黄显声把流亡武汉的东北军部属和东北流亡人士组成“东干队”100人开赴延安北上抗日，还与他共同策划把秘存在虢镇及旧属熊正平处的精锐武器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全运到延安。[10]黄显声多次“违抗”蒋介石并在抗战爆发后又到武汉营救张学良，使蒋对他大动肝火，于日晚在武汉太平洋饭店将黄显声秘密逮捕。黄显声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期间，常听到共产党人受刑时发出的惨叫，他主动代表狱中难友与周养浩交涉，为“犯人”争周恩来武汉“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取自由。经过他的再三“谈判”，息烽集中营设立了管总务和医务所，管全营警卫、行动和牢房，管给养，管生产四个组，开办了复活工厂、农场等。黄显声先后任第三组、第四组组长。他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犯人”们提供一些方便，特别是为“狱中秘密支部”的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但“犯人”们却一直不知道他是一名共产党员。自当上生产组组长后，他 常为了工作辗转于息烽阳朗坝，甚至贵阳与遵义之间，所以“自由”得多。一次，他在息烽集中营外散步时偶遇过去的一名部下带着一支部队途经息烽。当得知黄是被捕关押于息烽时，部下当即说“在这里干什么，跟我走吧！”但黄将军没这样做。事后有人曾埋怨他“为什么能逃时不逃跑呢?”黄显声说“我这样做会牵连他人，况且我也不能丢下那么多难友不管。”日，在重庆步云桥，黄显声在蒋介石策划的惨绝人寰的重庆大屠杀中牺牲。[11]
　　“东总”卓有成效的救亡运动，不仅将东北人民团结、组织起来，壮大了东北救亡团体、东北救亡运动在全国的影响，还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战，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奔向东北，在东北各个区域组织、领导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有：胡乔木、刘澜波、高崇民、李运昌、罗登贤、李兆麟、何成湘、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童长荣、李延禄、王北成、张希尧、张金辉、苏梅、刘凤悟、白乙化、黄宇宙、胡泽民、张庆泰、孟经清、金伯阳（金永绪）、金大伦、于天放、张甲洲、张文藻、张清林、郑炳文、夏尚志、杨松、赵一曼（李坤泰），杨佐青、杨君武、张永兴、张雪轩、杨靖宇、王德泰、毕士梯（朝鲜族）、崔庸健（朝鲜族）、李学福（朝鲜族）许亨植（朝鲜族）、朴翰宗（朝鲜族）金顺姬（朝鲜族）、黄玉清（朝鲜族）李延平、柴世荣、冯治钢、侯国忠、曹亚范、韩仁和、夏云杰、陈荣久、景乐亭、汪雅臣、张忠喜、祁致中、宋铁岩、李学忠、张敬山、张兰生、张文偕、何忠国、张中华、金正、魏长魁、刘曙华、王光宇、陈翰章、傅显明、王克仁、刘海涛、李范五、赵毅敏、韩光、李荆璞、冯基平、杨寿天、赵濯华、李向之、丁济阳、刘乃风、孙志远、张一吼、翟乐全、王守贤、魏拯民、侯薪、孙已泰、田黎平、孙乙太、林郁青、徐大同、史纯青、王正义、莫于超、孟兆瑞、王邵藩、宁匡烈、郑洪轩、吴福海、张平生、高体乾、高存信、蒋泽民、谭维中、张志毅、郭维城、杜界雨、王效明。[12]
　　为抗日不惜“抛头颅”的赵尚志和陈翰章　　在上述抗联领导当中，有17岁入党、18岁毕业于黄埔四期的满族赵尚志，他被苏联人民称为中国的“夏伯阳”，与杨靖宇齐名，有“南杨北赵”的美誉。毛泽东曾赞扬说：“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3]　　1932年初，赵尚志受派东北，负责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曾与杨靖宇同事。1933年10月，他任珠河抗日游击队队长，1934年2月起历任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等职。1935年，珠河根据地遭敌“讨伐”受严重破坏，赵尚志率部北征会合第四军李延禄等部，在松花江下游建立根据地，被推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聚起队伍2万人，活动范围达30余个县。赵尚志在哈东建立的根据地被日寇惊呼为 “共产王国”，他多次以游击战术挫败敌“讨伐”，使日酋惊叹“必有名将指挥”。赵尚志的名字曾让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关东军发出的无奈而又钦佩的感慨。他转移到汤原后还模仿黄埔建立军政学校并自任校长，举办了三期，为抗联培养了不少干部。1938年抗联形势恶化， 　　1932年赵尚志（前中）留影
部队锐减至不足万人，他只得入苏商讨对策。因此前他反对王明康生指示信中一些内容，加上内部矛盾而遭扣押。翌年春，苏联远东军通知他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东北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召集百余名在苏人员回北满。1940年春，游击队难以生存而再度入苏，此时北满省委再次将他开除党籍。次年秋，他回国打游击，被特务暗算于1942年2月牺牲，年仅34岁，赵尚志被害后颅骨下落不明。 　　黑龙江解放后，赵尚志遇难地珠河县1947年被命名为尚志县至今。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赵尚志失踪62年的头颅被发现，经多种科学方法进行全面鉴定后，最终得到权威认定确系赵尚志颅骨。　　1954年6月，杀害赵尚志的日本关东军警官东城政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首先交待了参与谋杀赵尚志的经过。两年后，另一战犯田井久二郎也提交了《赵尚志将军谋杀事件供述书》，坦白了谋杀赵尚志的全部过程：“我身为署长，应负命令指挥责任，因为谋杀赵尚志有功，而取得了奖状和勋章，我承认全部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日，伪“三江省”接到伪满军政部尽快将赵尚志遗体运往新京的密令。次日上午，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监押赵尚志的遗体，先到伪“三江省”省会佳木斯。在等候飞机期间，他们发现赵尚志的遗体已有些解冻，枪伤也开始腐烂。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等人当即将赵尚志的头颅锯下，然后派人在松花江冰面上凿了一个冰窟窿，将遗体投进松花江中。2月25日，伪满军政部派来了专机，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护送赵尚志头颅从佳木斯飞往长春，头颅在运到长春后从此下落不明。中共东北局曾两次寻找过赵尚志的头颅：1945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兼苏军长春警备副司令周保中来到战后的长春时，对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尽快在这座城市里寻找老战友杨靖宇和赵尚志的遗骸！当时驻长苏军曾派出5个支队，对长春“伪帝宫”和“八大处”等日伪盘踞地点进行了数次搜索，但终未找到两位烈士的头颅。后因国民党军队接管了长春，寻找杨靖宇、赵尚志头颅的工作暂时中断了。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再次解放了长春，陈云亲自给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陈正人交待：“前番周保中没有找到杨靖宇和赵尚志同志的遗骨，现在我军解放了长春，还要继续寻找。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找到，因为东北老百姓都怀念他们，将来建国以后也好供后人瞻仰。”1948年3月初，地下党在国民党占领的长春医学院发现了3个大玻璃瓶子，内有杨靖宇、陈翰章的头颅和抗联战士常基隆的心脏，但赵尚志的头颅仍无影踪。　　1987年初，从事战争史研究的日本学者山崎枝子从东京来到佳木斯，亲自去梧桐河察看了赵尚志牺牲的地方。在哈尔滨期间，她采访了抗联老战士李敏。后者讲述了赵尚志牺牲和头颅失踪的经过，并对山崎枝子说：“能否请您协助找一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我们知道头颅被送到了长春，据说，关东军的医务军把它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转送到了日本。”山崎枝子回到日本后，很快了解到东城政雄仍活着的消息，并于日会见了75岁的东城政雄。据东城政雄说，当年策划杀害赵尚志的另一主凶田井久二郎早在从中国返回日本后不久就病死。赵尚志的头颅是他和田井从佳木斯乘一架日本战斗机运往长春的。当时佳木斯的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所以起飞前赵尚志的头颅是冰冻着的，被放置在一只特制的小木匣里。因那架日本飞机中途在哈尔滨落地加油，又吃了午饭才起飞，以致中间耽搁了几个小时。当飞机在长春大房身机场降落时，赵尚志的头颅已经开始解冻。当伪满军政大臣于芷山和一群日本军官亲自查验时，头颅已散发出腐烂的气味。当时，日本关东军准备将赵尚志的头颅公开示众，然后密封保存，与杨靖宇、陈翰章等烈士的头颅一起伺机运往日本，以炫耀占据满洲的赫赫战果。但因赵尚志的头颅在进行药物浸泡之前就发生变化，保存已不可能，所以于芷山请示关东军司令部决定将烈士头颅焚烧灭迹。就在准备焚烧时，一位叫炎虚的僧人及时赶到了。他是长春市般若寺的住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信奉佛教，曾多次去般若寺拜见这位僧人。所以，当炎虚法师听说赵尚志烈士的头颅将要被焚毁时便亲自出面请求将头颅掩埋在般若寺内。关东军最高司令官居然对炎虚的要求允许了。东城政雄说，关于赵尚志的头颅运到般若寺后的下落，后情均一无所知。山崎枝子在哈尔滨采访李敏时陪同的翻译是黑龙江省中共党史专家金宇钟。日，山崎枝子将东城政雄提供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李敏和金宇钟。事后，李敏两次来到般若寺，金宇钟及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也多次去般若寺寻找赵尚志头颅，但炎虚法师早已作古，对赵尚志的头颅究竟掩埋在寺院何处现在的僧人均不知详情。
　　日，沈阳军区长期致力于东北抗联题材创作的姜宝才走进了般若寺，当时他正在与长影厂导演李俊岩合作拍摄大型文献片《东北抗联》。多年来，他也一直苦寻赵尚志烈士的头颅。在寺院姜宝才向僧人打听有关赵尚志头颅的情况时，一个名叫释果慈的僧人告诉他，昨天寺院修缮围墙时几个民工在后院北墙下挖出了一个无名头颅。姜宝才心里陡然一紧，马上问现在头颅在哪儿？释果慈说，头颅挖出后，他进行了超度并于当天下午埋到了长春净月潭公园的山坡上。姜宝才当即请他找到民工。民工向姜宝才讲述，昨天施工时是在离墙根10公分远、离地面50公分深的地下发现的无名头颅。至此，赵尚志烈士的头颅终于找到了。[14] 武警战士将英雄头骨抱出灵车
在赵尚志百年诞辰之际，其颅骨安葬仪式于二十五日在烈士家乡辽宁省朝 阳县尚志乡尚志村的“赵尚志烈士陵园”隆重举行。　　赵尚志富有传奇色彩，他的人生是短暂的，但事迹极其丰富的，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作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赵尚志等八位抗日将领赞誉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15]　　2012年5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了《关于恭请陈翰章将军头颅回家乡遗体合葬的请示》，陈翰章，1913年生，吉林敦化人。“九·一八事变”5天后，敦化沦陷。东北军残部与不甘做亡国奴的地方武装组成了抗日救国军，一时间聚众数万人。1932年，19岁的陈翰章弃笔从戎加入了救国军，开始了与侵略者死战到底的铁血生涯。他率部战斗在吉林、滨江、牡丹江、间岛、通化、东安六地，是插在日军心脏的一把尖刀。陈翰章身经百战，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杨靖宇牺牲后，陈翰章率抗联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坚持斗争，在抗联最危急最低潮时也仍然不肯撤退，是抗联每年出来作战次数最多的部队。1937年8月，他率部在安图县大沙河实行“围城打援”。经过4天战斗，共毙伤俘敌500多人。紧接着，陈翰章又率部截击军松岛“讨伐队”，全歼包括日军少将部队长松岛在内的100余人。陈翰章喜欢主动出击，每次战斗都打到敌人的痛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9月至1940年12月，在这八年期间陈翰章参加并指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数百次，击毙日本侵略者数千人。据日伪资料记载，1938年到1940年，三方面军与日伪战斗次数达同时期东北抗战总战斗次数的百分之五十五，被日寇称为“最有力之匪”。1940年，日寇腾出手来妄图一举消灭孤军奋战的东北抗联。2月23日，杨靖宇被叛徒出卖后战死，抗联部队士气遭受重创。在危急关头，陈翰章率部在强大的敌人中间往来穿插，尽可能地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消灭日寇，减少牺牲。“4月的时候，陈翰章在战斗中腿部受伤，因为没有消炎药 ，伤口发炎化脓，他就用一根小木棍把布条捅进伤口里，咬着牙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处理之后率部继续战斗。”[16]重重困难并没有让陈翰章退缩，他没有和其他一些部队那样退入前苏联境内，而是指挥部队继续在敦化、宁安一线战斗。由于人单势孤，战力损失越来越大，陈翰章后来将部下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12月8日早晨，陈翰章在湾沟村刚和战士们用雪水煮了一点麦子吃就被叛徒带来的敌人包围。为掩护4名女战士突围，陈翰章与所部仅存的十几名战士与百倍之敌展开生死决战。在接连击退日伪军四、五次进攻后，战士们纷纷倒下，只剩陈翰章孤身一人与敌人对峙。敌人以高官厚禄劝他投降，陈翰章用子弹回答敌人。战斗到最后，他的右手和胸部都负伤，扑倒在雪地上。他顽强地靠着一棵大松树坐了起来，准备用左手射击。敌人冲上前去夺去了他手中的枪，他仍痛骂敌人，敌人用刺刀剜出了他的双眼。陈翰章鲜血流尽，英勇牺牲。敌人割下他的头颅，送到伪满首都新京邀功请赏。日军杀害陈翰章将军后，派人做了一副棺木，将没有头颅的将军遗体送回了半截河屯。遗体运回后，乡亲为将军建了一座墓，把将军的遗体葬在墓中。抗战胜利后，我党一直在寻找杨靖宇、赵尚志和陈翰章等烈士的头颅。经过调查，我党地下工作者得知几位将军的头颅就在长春医学院。当时医学院里驻扎着国民党军的一个旅。　　1948年，在长春开诊所掩护身份的刘亚光打入敌人内部，成为上尉军医。他借这一身份多次寻找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在一次夜间巡诊时，他偷偷潜入医学院的解剖学教室，仔细检查后发现了教室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侧室。刘亚光进去后看到了一个大型的厨柜，里面的玻璃罐里装着人的内脏标本，后来他又找到了两个大型标本罐，里面各装着一颗人头，罐上的纸条一个写着杨靖宇，一个写着三江好（即陈翰章）。为不打草惊蛇，刘亚光悄悄返回后将这一重大发现立刻上报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布置下，刘亚光打听到负责看守医疗器械室的是警察局的警察曹如超。那时正赶上曹家里断了粮，他整天唉声叹气的。刘亚光知道此事后就经常送一些粮食给他，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有一天，曹又找到了刘亚光，说家里又没有粮食了。当天晚上刘亚光就给值班的曹送去了7斤高粱米，曹兴冲冲地扛起粮食回家了。拿着配好的钥匙，借着收购医学器材的名义，将两位烈士的遗首瓶偷运了出来，藏在了王淑茹的家里，她当时的身份是开诊所的。当时瓶子里面的药水已经浑了。夫妻两人将头颅重新清洗，换了瓶子重新灌了药水，然后藏在药柜的最深处。日，两位烈士的遗首被送往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敬放陈列。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敬放九年后，经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于日由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迁往吉林省通化市，安葬于靖宇烈士陵园，那里是杨靖宇将军牺牲和战斗过的地方。1946年，第一座陈翰章烈士纪念碑由额穆、敦化两县共同建成。1948年，将军诞生地半截河屯改为翰章村。1983年，敦化县还在翰章乡修建了陈翰章将军纪念碑。日，敦化市委市政府在省州各部门和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及哈尔滨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终于迎回“镜泊英雄”陈翰章烈士的遗首。这期间，时光已经跨越了整整73年。日是陈翰章将军诞辰100周年， 6月13日，敦化隆重举行了陈翰章将军身首合葬暨公祭仪式，将他安葬于他为保家卫国不肯后退一步的陈翰章“身首合葬暨公祭”仪式陈翰章烈士八角墓故乡。据陈翰章的外甥鄢成回忆，他母亲陈凤英曾告诉他：她小时候有一年冬天，两个战士跟着一个大着肚子的年轻女子来到家里，对她母亲说，她是陈翰章在部队的妻子，想回家来生孩子。鄢成说，母亲对他讲：那个女子穿一件羊皮袄，腰里别着双枪。进屋后，女子将双枪和羊皮袄都交给了两名战士，告诉他们：“回去告诉他，我到家了，让他放心。”鄢成在接受采访时说，能让陈翰章将军遗首与身体合葬是他们家几代人的愿望。“母亲临终还念念不忘地说：‘希望哥哥能身首合一。’”所幸到了他们这代人，在敦化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和韩锡平将军等人的大力相助下，终于帮助他们完成了父母的遗愿。烈士陵园位于翰章乡翰章村西，陵园大门朝南，高10.1米宽27米。广场两侧立有6座题字碑。广场尽头是陈翰章将军的雕像，汉白玉材质，高3米，加上底座一共是4.4米。雕像后面是陈翰章将军烈士碑，有27个台阶寓意将军27岁牺牲。碑身加碑座高19.12米，寓意将军1912年出生。纪念碑座下面是将军事迹陈列馆。纪念碑的后面、陵园的最后方是将军墓，墓呈八面体，意味着陈翰章将军是八旗子弟。[17] 在14年抗战期间，只有三百万人口的满族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这将彪炳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册。　　然而，至今却常见“八年抗战”的说法，理由是1937年日本开始进攻中国，这就给人一种“东北不是中国”的感觉。又有人称1937年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何谓“全面爆发”，进入国境线开战即为全面爆发，这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况且，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性质，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金日成、野本参三等都有明确的定性——是世界反法西斯序幕的开始。所谓“八年抗战”和“全面爆发”的提法不仅与国际惯例不符，也是与当时上述世界反法西斯领袖们对时局的认识不符，是一种不求甚解、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在文化战线“救亡”的满族志士　　辽阔的东北地区,是满族的故乡，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早在20世纪初,沙俄与日本两国的侵略军就为争夺在中国领土上的经济权益相互交战。1931年起，日本军国主义者更是以武力强行占有白山黑水之间的大好河山,东北地区的满、汉各族同胞,又经历了长达14年之久的凄惨万状的亡国奴生活。逢此国难乡仇当头之际，一批受到国内外进步文学感召的满族青年作家挺身而起，毅然地开始为祖国为民族的庄严写作。这批满族青年的写作活动，为民族的文学发展增添了新的价值与特征。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李辉英、马加、关沫南、金剑啸、田贲、丁耶等就是这些青年作家中间的优秀代表。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文化战线上满族志士也开展了为中华民族独立而战的英勇斗争。日本侵占了东北后，金剑啸以笔为刀枪与侵略者斗争。从1933年8月起，他先后用“巴来”的笔名在《大同报》副刊《前哨》、《国际协报》副刊《文艺》、《洪流》、《大北新报画刊》、《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黑龙江民报》周刊《艺文》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他还根据一位抗联战士口述的亲身经历创作了叙事长诗《兴安岭的风雪》，诗中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抗联游击健儿在寒风呼啸、白雪皑皑的兴安岭上和敌人优势兵力以大无畏精神与日寇殊死搏斗的英雄壮举，展现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金剑啸是东北文化战线上反日斗争的领导人、东北革命文艺的奠基人和著名的诗人、画家与报人。日，因他在《大北新报画刊》上面刊登“高尔基病危”的消息暴露身份被日寇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便衣特务抓捕，随后解往齐齐哈尔，受尽酷刑，但他仍然坚贞不屈，保全了党组织和同志。6月15日，金剑啸被日寇杀害于齐齐哈尔市北门外白塔附近，年仅26岁。[18]　　萧红（，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34年，萧红到上海，与鲁迅相识，同年完成小说《生死场》，次年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鲁迅在序中评论它是“以女性细致的观察、越轨的笔致，生动地写出了几个农妇血淋淋的悲惨命运”。抗日战争爆发后，萧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应李公仆之邀到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萧红小说最有成就的是写于香港的长篇《呼兰河传》，出版后在文坛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和强烈反响。《呼兰河传》虽不重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无完整的故事情节，却是写得回肠荡气、韵味深长。鲁迅赞扬她写出了“东北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茅盾评价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悲苦的女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萧红诞生85周年时，称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当代女作家之一”。萧军（，原名刘军、田军、刘鸿霖），辽宁义县人。曾在东陆军讲武堂宪兵教练处做学员。其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得到了鲁迅赏识而被编入《奴隶丛书》出版。抗战期间，萧军曾两次到过延安，写了不少杂文，其他长篇小说有《五月的矿山》、《第三代》、《过去的年代》等。晚年从事戏曲创作与文物研究。　　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从事进步学生运动。1932年考入清华大，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5年创作了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成为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年，他在上海和武汉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创作亦走向成熟与多产，先后有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及《鹭鸶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等一系列风格独异的短篇小说，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　　舒群（），黑龙江哈尔滨人，原名李书堂，曾用名李春阳等。世居山东青州，为该地驻防旗人后代。清代解体后,当地满人举步维艰,他隶属镶黄旗的父亲和出身正黄旗的母亲,便决计逃奔白山黑水的东北故土.。1931年参加抗日义勇军，1934年秋青岛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告密被捕，因敌人未掌握其真实身份几个月后被释放。在狱中，他写下了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影响甚广。1935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37年，舒群随周扬、艾思奇等人前往延安，路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受林伯渠委派赴山西前线给朱德担任秘书。他曾以总部随军记者的身份同周立波、史沫特莱一起参加了平型关战役，负责领导战地采访。1938年2月，任弼时派他去武汉与丁玲共同创办《战地》文艺刊物。1938年6月出版了战地丛书第六册《西线随征记》。1940年，回到延安后受凯丰委派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曾协助毛泽东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19]胜利后舒群任延安鲁艺东北文艺工作团的团长，回故乡后任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副主任，领导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李辉英（，原名李连萃），吉林永吉人。青年时代到上海，毕业于中国公学中文系。长篇小说《万宝山》取材于东北人民反抗日寇暴行的悲壮事迹，影响颇广。辛劳（），黑龙江呼伦人。“九·一八事变”后流亡上海，1935年开始创作，在《太白》发表《索伦人》，以后又陆续在《文学大众》、《创作》、《时代文艺》、《光明》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其抒情长诗《捧血者》充满战斗激情，冯雪峰、聂绀弩、邱东平对之都给予较高评价。骆滨基（，原名张璞君），吉林珲春人。抗战初开始文学创作并崭露头角，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取材于爱国青年刘强参加大森林中抗日游击队的艰苦斗争故事，生活气息极浓,《幼年》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之一。“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作品充满了自身的民俗体验、亲历的家国之痛和真切的政治诉求，昭示着民族精神，刻录出黑土地上的“关东魂”，第一次向关内展现了关外民俗文化景观的独特魅力，体现了作家对“人-家-国”问题的深度思考，将民俗描写与民族大义连接在一起使其创作成为了激发读者民族精神的有力符号。[20]1936年，邹韬奋收集了当时影响最显著的东北作家一批短篇小说，出版单行本《东北作家近集》，包括舒群《战地》、李辉英《参事官下乡》、穆木天《江村之夜》等八篇。
　　然而，“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这六年，长期以来却没纳入“抗战”时段，直到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十四年抗战”才有了国家层面的定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但2006年《抗日战争研究》一期“问题讨论”栏中，仍有一篇持“七七事变”起点说的《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2010年《新华文摘》第12期“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争鸣栏目，有“七七抗战”是抗战开端的《中国抗日战争问题再探讨》。这让人不可思议：是研究能力上有差异还是研究方法有差异或其他？其实，这个问题本不难得出明确的结论，因为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领袖们经历了那段特定的历史，更为高瞻远瞩地全面了解当时的局势，因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比那些在故纸堆里翻来覆去的后学们更有深邃的洞察。“九一八”抗战爆发不久，周恩来即在日以“伍豪”笔名在《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日本侵占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一文，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为要加紧太平洋战争的准备，所以要首先占领满洲，以巩固它的作战后方。”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的。”金日成回忆：“九一八事变不仅震撼了朝鲜和中国……人类把它看做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开始。”苏共和日共的领袖斯大林、野阪参三的讲话也都明确了这一点。威廉.福斯特在《三个国际》一书中更明确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他们（日军）占领了沈阳……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46]这十四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纵队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同国民党正面战场官兵一道为中华民族独立事业做出不朽贡献，其中包括许多满族志士，历史应该能清晰地铭记他们！
　　真正认识满族，才能真的了解近代中国。　　满族原是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长白山系、黑龙江流域，以渔猎为主，兼畜牧与农耕的民族。满族的先祖历史悠久，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的肃慎、两汉南北朝时期的挹娄与勿吉，隋唐的靺鞨和宋代的女真。明朝初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建立了“后金”，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大业。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旧称定族名为“满洲”，至此“满洲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正式形成。满族历史上先后建立过渤海国、金国和“后金”政权。其“前金”和“后金”分别进入过中原，从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当代中国社会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前金”确定了北京自金元明清民国至今的国都地位，“后金”则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奠定了今日中国的多民族国家版图。自满族入关统一全国后，作为第二个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政权，满族也就和清代变得密不可分，至民国初年，由于“满洲族”大都定居于关内，于是“满洲族”就简称为了“满族”。　　清代是距今天最近的朝代，因而它在268年的治国理政经验、教训对今天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为此，2002年经江泽民、胡锦涛、李岚清等中央领导批准，国家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并于2004年编辑出版了《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其出版前言中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前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甚有功绩。中叶以后，内外矛盾尖锐，外敌入侵，国内动荡，政治日益败坏，其失误和教训也实足发人深省。清亡刚过百年，离今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较大而直接。今之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要根据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学习和研究历史，特别是离今天很近的清代史。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要弘扬中华文化，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而发展是最好的保护。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必须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也提出：“当今时代，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有许多难题需要我们去破解，有许多挑战需要我们去战胜，有许多风险需要我们去应对。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想大事，谋全局，如饥似渴地学习，好不倦怠地实践，与时俱进地提高，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中获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从前人留下的思想宝库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珍贵滋养，从人类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中寻找登高望远的思想阶梯。”　　清代是一个少数民族主导的国家政权，这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因传统文化的固有观念，特别是“华夷之辨”意识的影响，又使得历来对“满清”的评价产生了分歧的情况。作为国家领袖来说，因关注的是历史借鉴，以为治国理政服务，所以大都基于科学理性、实事求是地给予客观评价。毛泽东就说：“满族是个很了不起的民族……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满族的到来是阔姑娘下嫁，我们现在吃的是乾隆的饭。”周总理说：“满族不过几十万人口。但是它建立的清朝统一中国长达二百多年，正说明它是一个有本领的民族，是值得佩服的。”“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清朝起了统一的作用。另一件事就是繁荣了人口。中国人的增长，在清朝是相当大的。这是它有功的一面。”蒋介石也说：“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法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对大多数史学家而言，由于对“满清”状况采用比照的方法做过深入研究，其评价也大都是客观的，如郑天廷、戴逸、李治亭、冯尔康、阎崇年、易中天等。认真研究过“满清”的业外专家，如刘亚洲、余秋雨等也都持比较客观的态度。而先入为主，仍怀有“华夷”情结的业内专家相对很少，大多也只是出于“驳论”式选题以便“成一家之言”的需要。而对一些非“满清”史专业的学者来说，在论及“满清”话题时，或因观念陈旧，或因方法偏颇，或因“华夷”心理，仍有人给予非理性、非客观的评价，少数人仍未脱离满族“异族”论的窠臼。还有一些媒体人、网民试图通过拿“满清”说事的方法来吸引眼球，于是就一味诋毁“满清”，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乐道其“残暴、愚昧、落后”方面。后两种状况的仍然存在，是与当今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和谐社会局面相抵触的，也是其思维观念和认知水平严重落伍于时代的表现。如今，辛亥百年已过，应当摒弃“华夷”观念和“面子”心态，客观认识“满清”的功过是非并给予公正评价，而不能再以谤满谤清为认识、评价的归旨和制造噱头、哗众取宠的谈资。因此，澄清有关“满清”的一些历史事实，消除部分人对“满清”持有的认识偏见，同时站在21世纪的历史节点，激发满族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一如既往地为大中华大家庭的繁荣昌盛再立新功。
　　这个必须顶
　　对满族的作为，对满族的贡献，很多人都喜欢选择性“眼瞎”。不过，都喜欢通过贬损自身人格来抹黑满族。　　在一些人眼里，明朝是伟大的，只要一些人的祖先没有被明皇、明子们殉葬过，他们就以为明朝就会出现内阁制、资本主义。
　　中国人一向“好事不出门”，况且是满族人救国就更不能有人出来褒扬了。　　可是，那些喜欢抹黑满族的愤青们在这个贴子里确实又无法“下蛆”，所以就选择性失明（眼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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