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歌（9）
& 唐代大诗人韩愈有诗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1989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撼动新中国这棵参天大树，正是“可笑不自量”，“桀犬吠尧堪笑止”，甚几何时，便“泥牛入海无了消息”。然而肩负重任的海员弟兄们，没有忘记朱市长的嘱托，毫不为那些噪声迷失了北航的方向，仍然是汽笛长呜，乘风波浪驶向煤港。
那个时候，我经常随船工作，记得五月的某天下午，巨轮昂首转过陆家嘴湾，直驶董家渡煤码头。从高耸的巨轮驾驶台上望去，只见市府门前菌集着许多人，还有一些白色的标语似群魔在乱舞，不时地传来杂乱无章的狂叫声，公交车辆只能不断鸣声，缓缓而行……。
“你看这些人，把交通搞得乱糟糟的。”船长朝我看看说。“什么东西，都是吃了饭没事干，弄得我老婆上班天天迟到”，舵工骂娘似的嚷着。我说：这种思潮，都是有些人的阴谋，我们还是忙运煤吧。
“船长，我们拉三声汽笛震震他们，也给码头工人发个到船信号，满载2万吨的煤轮又到啦”，又是舵工大声说。“好！看看我们煤运海员的壮举吧”，随即三副拉响了汽笛，响亮而长久的汽笛声回荡在浦江两岸，直冲云霄，悦耳而和谐的笛声盖过了乌鸦的噪声，引来了外滩江边无数游人的观望，因为很难有机会如此清晰的看清楚满载煤炭的巨轮在声声汽笛声中驶过外滩。
这一场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害，自六月始，上海的交通不断出现严重阻塞，至四日，终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公交车被砸被阻，致使上海交通基本“瘫痪”，许许多多上海人步行上班。记得那天早晨，我从广播中得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因动乱而引发交通困难”的消息后，即对儿子说：今天让妈妈抱你上幼儿园吧，爸爸要借你们的自行车去外滩上班，听话的儿子点了点头。一路上果然没有直通外滩的48路和71路，也没见其他公交车辆，见到的只是几辆被烧被砸的大小汽车。
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一切吓不倒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海员，我们的船员设有一个是“孬种”：在上海的干脆不回家；郊区和外地公休结束上船的，步行几十里甚至更远来到船上，没有一个漏船的，更不用说去参与行动了。汽笛长鸣，主机飞转，坚定不移的劈波斩浪行驶在运煤的黄金水道上。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的一些动人记录。
1、日的工作笔记上记着：华红轮，本航次4日开出，没有一个漏船（也即旷工）的，今天到达董家渡煤码头，全船6名党员，坚决拥护中央决定，船员也没有一个支持这种损人害己的“动乱”的。党员木匠钱阿勤，五月下旬那个航次妻子生急病，请了一个航次，4日上午船一靠码头，就上船了，说是从松江华阳桥走了五个多小时来的……。
钱阿勤，华红轮木匠，上海松江人，中共党员，部队复员后于1971年进入海运局，人称“老黄牛”。不善言谈，只知干活，是位人人称赞的老先进、优秀党员。
船舶木匠这个职务，局外人是不清楚的。其实在海轮上，它是一个很重要岗位：负责船员吃用淡水的管理，诸如测量储存量，负责加载水量啊等等；离靠码头前在船艏负责铁锚随时抛下江海，以配合紧急情况的发生；负责船舶铁锚的保养，大仓装货后的紧密封闭，以防货物受损，尤其在大风大浪中更马虎不得；特别在“多装快跑”抢运煤炭运输中，为了“多装”，必须精密计算一个航次日用水的数量，配备最小的使用量。为了“快跑”，必须保证大仓盖板的密封性，以防大量海水进入仓内，粘结煤炭而造成超载危险……。总之，在船长眼里，这个岗位马马虎虎，丢三落四的人是绝对不能干的。
开舱翘首，待装乌金
&“前几天，我看乱得不行，便想到船到上海一定要去，万一比我更远的人赶不到船，人手更少了。于是4日那天，我背了行李，早上4点左右就从家出发，一路走来，四五十里路，算啥！当年去越南打仗，走的路比这难多了，吃的苦比这多了不知多少。”当我问他的时候，他笑笑说，全然不当一回事。
2、日工作笔记：华太轮，朱家门煤码头。政委说：本轮6月3日靠抵码头，上级已通知我们，这几天交通受阻，务必做好船员回家回船的教育工作，一不能参与，二不能影响开船。“动乱”发生的6月4日晚，我轮开航，没有一个漏船的，特别是党员机匠长黄瑞华，家住松江新浜乡下，一大早便从家出发，一路走到码头，将近十个小时……。
黄瑞华，中共党员，部队复员后于1971年进入海运局，是一位德艺双馨的机匠长，以其吃苦耐劳而常被评为先进，日，被推选出席了保煤运输电视新闻片《海运之光》的实况转播。
3、日工作笔记：长阳轮，中华南栈，本航次12日到上海，动乱中没有一个不到船的。水手长陈志兴，党员、常州人，1965年4月从东海舰队某部复员到海运局。五月份在家公休，上航次打电报叫他6月5日到上海，船6日到达中华南栈煤码头。结果火车到了南翔，没有汽车，只好背着行李，沿着铁路线走。走了六个多小时，约晚上9点多钟才到我局河南路船员招待所，第二天船刚靠码头，水手长已在舷梯边等候。机匠蒋必恩也是位从部队复员到海运船舶的同志，群众，家住南汇乡下，6日船到上海，他也早已等候，还说：“政委啊，我虽然是群众，但这点觉悟总是有的。”
“刚下火车，涌上来一帮人，说什么北京人都死了……。”我在船上见到陈志兴时，他对我说：“我也不管他们说啥，一看没有汽车，就拿了行李往市区走。大概有四五个小时吧，走到了外白渡桥，太累了，便在黄浦公园门口息一息，抽支烟。看到一个外地的女人带着孩子，累得坐在路边拦车，后拦到一辆‘黄鱼车’，但外滩都是人，也不大好走，站在路中不让，女的骂了几声，立即有人围上来，也有劝的……。破坏交通，堵塞铁路，对社会有啥好处？”，水手长气愤的说。
4、日工作笔记：长青轮，北票煤码头，船上水手刘志荣是崇明人，五月份在家公休，六月份返船，正巧船是6月4日到上海的，5日晚开航，按规定可在开航前到船。小刘得知上海市区的交通情况后，便于4日从家出发，到了吴淞徒步9个小时，赶到局船员招待所。第二天凌晨4点，又步行2小时走到船上，其时船上早饭还没开始。政委说：怎么这样早啊，腼腆的小伙子说：交通不好，我昨天就出来了，都是走来的。“好小子”，政委拍拍他的肩膀说。
“动乱”，乱不了船员干活的心
5、日工作笔记：长通轮，张家浜码头，本航次昨晚到上海。政委对我说：“上航次6日开出，正值动乱后交通瘫痪，当时船靠中华南栈，卸完货后带北京路浮筒。二个水手是崇明人，轮休回船，一个叫吴财玉，5日12点多从家里出来，乘船到了吴淞口下船，乘56路到北站后，没车了，于是一路走到船码头；一个叫胡忠良，从军工路走了五个半小时到船。一名叫刘永昌的机匠，家住长宁区，见没有车，跑着到船，都赶在开船前到达。三副丁怀本，家住徐汇区大木桥路，本想回家一次看看父母，随接送船员的交通艇到了外滩，一看乱哄哄情况，感到不妥，船明天早上6时就要开航，回不来就糟了，于是又返回到船长（那时没手机，也无法给父母打电话报个平安）。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那几天公司的领导带头跑码头，上船舶，为维护安定团结，坚持开航保煤而不辞辛劳。中国海员是好样的，不要说这小小的歪风邪浪，就在那黑云滚滚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船员也没有漏船的，我们的船舶也没有停航的。而留存的资料足以证明了煤运海员为大上海作出的贡献：从6月1日到10日，公司煤运比88年同比增长6．5万吨，公司五月份煤运量达到333．73万吨，同比上升12％，而六月份又创煤运历史新高，达到了350．12万吨，同比上升12．3％，为全年完成3725．5万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船在异国它乡，心同祖国呼吸。当这场动乱波及上海时，公司有一部分远洋船却身在异国它乡，为了不使远离祖国的海员蒙受欺骗，公司及时用电报通告事件真相，要求船舶党支部做好思想工作，切不能被外国媒体误传，尤其是别有用心者的煽动而失去立场。事实证明，我们的煤运船员个个是好样的，他们不仅没有动摇对祖国、对党的坚定信仰，还对海外种种言论不屑一顾，许多人还写信给读大学的孩子，教育他们要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努力学习，毕业后好报效祖国。同时努力做好远洋运输工作，出色完成外运和期租任务。
安平3轮是1989年3月远航海外的，期间正是国内某些城市燥动和动乱开始的时候，“六四动乱”时该轮正好在美国某港卸货。由于党支部有力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全船没有一个人相信美方的“报导”，政委（党支部书记）及时给船员宣讲局里传来的中央消息，轮机长（党支时委员）邓慧聪和副水手长、电报员等党员，放异休息，自觉组成“收录小组”，将收录到的祖国消息，随时播放给船员听。党支部组成了以党员为核心的学习小组，学习四中全会公报，写学习体会并在船舶园地上交流。十月份船到澳大利亚某港，根据当时情况，船员暂不下港，大伙毫无怨言，整整五天，除了工作，便是收听国内消息，学习相应文件，一切表现了中国海员的传统本色。十二月底从日本返国，大家都认真学习朱镕基市长写给煤运先锋船的亲笔信，纷纷表示，无论在煤运战线上，还是在远洋战线上，都要坚持“以苦为荣，无私奉献”的煤运精神，为国家和企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安3轮船员举行升国旗仪式
在此必须说一下安平3轮船长鄔林昌同志，这位科班出身的高级船长，虽然是一名群众，然而他十分坚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工作和行为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他说：我虽然是一名群众，但我是在新中国的红旗下长大的，是共产党培养我进了大学，当了船长，几十年来我看到了国家的兴旺发达，身在海运，更感受到了祖国海运事业的速迅崛起。由于他热爱企业，支持并力行思想政治工作，1989年3月，邬船长被授予1988年度局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光荣称号，这在当时90余位船长中唯有的2人之一，足见邬船长不仅仅是一位操船高手，而且还是一名极有成绩的精神文明优秀建设者。
他是海运局开拓远洋业务以来，首批投身远洋运输事业的驾驶员，曾二度任安平3轮船长，二次外派海外公司船舶，几乎跑遍了西欧北美南澳东桑世界各大港口，以他精湛的驾轮技艺为开拓、发展海运远洋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奉献。
鄔林昌：高级船长，高级工程师，无党派人士，曾任上海航海学会驾驶专业委员会委员，这是上海地区航海驾驶技术的权威组织，有资格荣任这个专业委员会的船长是不多的，可见他的技艺了。浙江奉化人，1944年2月生于上海，幼时为避战火，在故乡长大，1950年5月重返上海入学就读，十二年寒窗苦读，于1962年7月考入大连海运学院，被分配在驾驶专业。
这是一位天资聪明，生性活泼的学生。我曾听他说过，读书时尽是玩耍，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无不涉及，似乎心思全不在学习上，但考试总是门门优良，所以老师也就特别喜欢。他曾是大连海校足球、乒乓球校队队员，而1米72的个头，还叫人难以相信他还是校篮球队队员，然而同学们都说“有这回事”。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企业盛行什么“运动会”之类的活动，50多岁的他不但样样参加，居然还夺得乒乓球亚军的荣誉，真让人刮目相看，也不得不承认学生时代确有“骄人的体育活动荣誉”。
1968年8月分配进海运局，当时正闹“文化大革命”，被贬作“臭老九”的大学生是不被重视的，于是14位“海运骄子”被一股脑儿地塞到1500吨位的“大庆4轮”改造思想去了。
“那时候年纪轻，只要有事干就行，什么专业不专业的，我们学驾驶的当水手，学轮机的当加油。”我常常听他说那些年的事。
“大庆4轮是一艘美国人造的、二战期间的海军加油船，‘文化大革命’前叫作‘建设4轮’，几经创伤，后来成了企业运输成品油如汽油、柴油的运输船，到处都跑，北边从大连、营口、天津、龙口、烟台、青岛……，南到温州、福建，长江里的南通、南京、黄石、安庆，最远到武汉。一个航次至少一个月才回上海，被人称作‘三最船’：船舶条件最差，顿位最小，航程最苦。然而在那个年月，谁也不好说什么，一干就是几年，后来形势有所好转，才一个个被提任见习三副、见习三管轮的，我1978年调离时才是二副”，每当说及那个年月，鄔船长总是百感交集，要知道像他们那些名牌海校五年制毕业的海运人才，正常情况下早应是一名万吨海轮的船长了，而如今却仅仅是一名二副。
1978年调入货轮后，正是国家改革开放之始，从此在海运大发展中，鄔林昌同志便一路顺达，并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娴熟自如地驰骋在大海中，尽心地圆着他学生时代海洋梦，努力地完成组织交给的远洋任务。
1984年船出日本濑户內海口的关门大桥
1980年后，他开始投身远洋运输，先跑香港，后赴巴基斯坦接新船。1982年升任大副外派，1985年12月经考试合格升任船长，不久再次外派日本某公司，任该公司五万余吨大型散货船“快乐勇士”轮船长。1987年回国后任“运煤选锋船”振奋11轮船长，投身保煤运输，1988年后再涉重洋，奋战在外运线上。
1995年，具有丰富航线经验的鄔林昌同志调任公司海务任指导船长，不久荣任海务科长，直至2004年2月退休，鉴于他在上海航运界的声望，退休后为中海船员公司、上海电力船运公司等国企聘用，直到65岁才解甲归家，颐养天年。
人称“鄔头”，初识时大惑不解，因其脸长得黝黑，鄔、烏同音，鳥者，有黑之意，这且不是有不敬不雅之举吗！后来才知，船员常将“船长、政委、轮机长”称作“三大头”，而将“水手长、机匠长、大厨”称作“三小头”，而事实上仅将“船长”呼之为“头”。其人又爽气，合群，故而“鄔头、鄔头”成为习惯，而至老不变。记得他当科长后，除了正规场合或外来人呼之“鄔科长”外，同仁们几乎无人呼之，而他总是乐哈哈答之、应之，可见其为人之诚了。
1994年摄于西班牙HUELVA
“鄔头”为人忠厚，活泼好动，长期在船形成的“发号施令”，终老不改。记得我们常去沿海港口码头走走，每与他同往，也只好任其“瞎指挥”了。记得一次去张家港，返程回上海时，他便指挥驾驶员这么开那么开，弄得驾驶员无从着手，结果照他的“指挥”开了。等我打了个瞌睡醒来，怎么半个小时了还没有上沪宁高速。“噢唷，鄔头非要他指挥，弄来弄去，走了许多冤枉路……”，我说“鄔头啊，这是开车，不是开船，侬要搞搞清楚……”，“我晓得，我晓得，马上要上高速了……”。不过遇到“大事”，他很有份寸，绝不自说自话。
他还有许多为人不解却颇有意趣的事。比如有时喝白酒，他老是喜欢在高档的茅台、五粮液中放几块冰块。我们说你这不是将好酒作贱了吗！只有听说在洋酒中放点冰，那有在白酒中放的。他却说：你们不懂，我刚远洋时，招待外国引水，他们不管来什么酒，总是要放些冰块，后来我试试，倒别有一味。当然对地道的汉民族后裔来说，是不会在茅台中放冰块的，不过有几次我试了一下，却正如他说，别具一味，或许是冰冷引起的快感，或许是淡化引起的爽口，中西文化的这种交融，也无法说清。
又如喝茶，只听说在红茶中有人喜欢放点糖，说是学外国人，从不在绿茶中放糖块的。但他却说，放一些味道也不错，依据还是当年亲眼目睹外国引水所为，并且说，越高档的如龙井、旗枪、碧露春，放一点糖越有味道，对此我们也不敢苟同，也舍不得去作贱佳茗了，你说有趣不？
说起钓鱼，鄔头又有当年跑远洋的故事了。他说外国人钓鱼是为了娱乐，不管钓到的鱼是大是小，钓上来便“放生”了。而我们却不管大小，一律允公，作为船员菜肴，还真不错。尤其是加大拿、美国那些港口，蟹、鱼特别多。有一次船在美国新澳尔良港口，大家钓到的海蟹，大的有3、4斤一个，小的也在半斤以上，结果钓到100多斤，一直吃到回上海，大家都吃厌了。记得船到上海，他还招待过我们，那个蟹脚比一只大闸蟹还大，肉很粗糙，但烧得不错，初吃的人还挺喜欢的，而他却乐呵呵地说：刚钓上来时，那肉味真嗲，冰冻了一个多月，肉味则差多了……。喋喋不休大讲垂钓之趣闻、战果。
他还说在“浮动国土上”那些“烟鬼”的心态，有一次在汉堡等货，抛了10多天锚，个人“计划”好的烟几乎出空。于是有捡烟蒂头的、有讨烟的，更有“抢烟”的，只要谁的房间冒出烟味，便一哄而进，共享剩品。他说他是船长，备量总是多一些，因而成为“吃大户”重点，谈吐之中，不无喜乐之情，可见那种共同经历也特有滋味。
说起中西文化的不同，人情世故的各别，则更是说不完，谈不尽，比如洋人的穿着言谈啊、待人接客啊、过马路啊、卖买东西啊……，八十年代初对这些刚出国门的海员来，还真大大的开了眼界，知道了差距，懂得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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