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签署文书离婚的皇帝是谁：A溥仪。B康熙。C乾隆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签署文书离婚的皇帝是谁：A溥仪。B康熙。C乾隆
傅仪。资料：文绣和“妃革命” 文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从而摆脱了婉容那样的悲惨命运。 文绣进宫那年尚不满14岁，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可她一踏进那高大的围墙，便失去了一切自由。她在一篇短文中，把自己比做“悲鸣宛转”、“奄奄待毙”的“哀苑鹿”。皇后婉容欺侮文绣，皇帝总是偏袒皇后。有一天，文绣独自外出，回来后在院子里吐了一口唾沫，凑巧婉容正坐在旁边，便生了疑心。皇后要求皇帝对文绣当面斥责，文绣蒙受此不白之冤，感到十分委屈。从此，婉容和文绣之间的疙瘩便愈结愈深，以致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文绣在外貌上确实不如婉容美丽：椭圆形的脸稍胖，眉毛浓重，眼睛缺乏神采，口角较大。但论思想却远远超过婉容，她追求自由，也很有勇气。 日，文绣在胞妹文珊的陪伴下，带一名随身太监出外“散心”。出门后，就指令司机一直开向国民饭店。进房坐定后，文珊正色告诉太监说：“你先回去吧！淑妃留在这儿了，还要向法院控告皇上哪！”被此话震惊的太监，双腿长跪哀请淑妃回宫。文绣态度坚决，从袖中出示三封信，让他转告皇上。太监还想哀求，只听房门一响，三位西装革履的律师走进室内，太监只好登车而去。 文绣的出走，犹如向封建统治阶级甩出了一枚炸弹，震荡了平津。溥仪焦急万分，召集遗老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丑事。最后决定委托律师出面，争取和解，但因双方坚持己见，差距太大，未能达成协议。 文绣出走，是在当时封建势力核心人物头上动了一把土，不能不激怒那顽固存在的旧世界。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们如黑云压城般向这位不愿再当皇妃的青年女子压了过去。打前阵的不是别人，却正是文绣的族兄文绮！这位族兄在信中写道： 惠心二妹鉴：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是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德。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廖万分矣！ 文绣并不屈服，她给文绮复了一信： 文绮族兄大鉴：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 ……………… 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这封信写得有理有据，何等痛快！当时有人把淑妃出走叫做“妃革命”。 溥仪虽然采取多种办法调解，文绣断然拒绝，坚决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了诉状。文绣硬了，溥仪也就软了，让“皇帝”在法庭相见，简直是要他的命。经过双方律师两个月的磋商，终于签字和解，双方协议完全脱离关系。溥仪给文绣5.5万元的生活费。文绣永不再嫁。双方互不损害名誉。 文绣用这笔经律师、中间人和家人克扣后所余甚少的赡养费办了一所小学，亲身任教，终身未嫁，直到1950年因病去世。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当过教师的皇妃。
其他回答 (5)
溥仪，但他离婚时已经不是皇帝，但毕竟曾经是皇帝，
宣统帝爱新觉罗o溥仪。
A 清朝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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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对历代帝王庙的三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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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修庙宇、“法戒论”和“统序论”
&&& 许伟& 曹海涛& 于淼
&&& 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祭祀历代帝王的皇家庙宇，明清皇帝的话语权和导向性决定着入祀帝王和祭祀意义的发展变化。到清乾隆皇帝继位时，历代帝王庙已经存在了360多年，历史选择了乾隆，乾隆也驾驭了那个时代。正是乾隆皇帝重修庙宇、强调“法戒论”、彰显“统序论”这三大贡献，才使历代帝王庙的庙貌更加壮观，祭祀意义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境界，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 一 乾隆之前的历代帝王庙&&& &&& 历代帝王庙，明太祖朱元璋创建于南京，明嘉靖帝再建于北京，清顺治、康熙、雍正皇帝持续关注。&&& v一w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恢复中华”的需要，创建了历代帝王庙，集中祭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开国帝王，也入祀了元世祖忽必烈，初步建立了统一多民族的帝王祭祀体系。
&&& 我国的帝王庙古已有之，但称作历代帝王庙者，是在“元明交替”之际，由明太祖朱元璋一手创建的，起因是源于当时的民族关系问题。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即蒙古权贵统治全国的王朝，但它实行的却是“人分四等”[1]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汉人地位低下，汉蒙之间的文化冲突巨大，终成“胡元制主”不及百年的致命“软肋”。因此，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的开篇便是“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中原）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中原），未闻以夷狄居中国（中原）治天下者。”进而发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号召。但朱元璋也深知民族歧视压迫之害，同时承诺了安抚政策：“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2]这是朱元璋能够推翻蒙元统治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继续大作恢复中华的文章，以强化家国天下的中华意识和正统地位。为此他选择了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隆重祭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彰显自古以来华夏-汉民族帝王的主体地位。然而朱元璋也承认蒙元王朝的存在，同样祭祀了元朝的开国帝王元世祖忽必烈，把民族安抚政策做到了高端和极致。朱元璋此举非同小可，对于缓解当时的民族矛盾，稳定政治大局起到了重要作用，被朝野誉为“太祖睿断”。[3]他先后做了四件事：
&&& 1、恢复历代帝王的陵寝祭祀。
&&& 洪武三年至四年（1370年―1371年），朱元璋命在全国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共查访到历代帝王陵寝79处，后经“礼官考其功德昭著者”36处，开始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湖广、浙江等地进行陵寝祭祀。由于不知道元世祖忽必烈的陵寝在哪里，估计是在元大都所在的北平府祭祀他。朱元璋对各地的陵寝祭祀非常重视，他亲制祭文，委派官员主持祭礼，每陵拨发银两购置祭物。命奉祀官掩埋好被盗掘的陵寝，修补好被毁坏的地方，修复好破败的庙堂，无庙者设坛祭祀。还命地方官府严禁采伐陵木，每陵设陵户看守。规定每年春秋择日致祭，祭牲用牛羊猪俱全的“太牢”之制。并要求各陵立碑镌刻祭祀时间和牲帛数量，便于监督执行。[4]
&&& 2、在国都修建历代帝王庙集中祭祀。
&&&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命在南京修建历代帝王庙，集中祭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开国帝王。由于历代帝王庙是首创，选择哪些帝王入祀，如何排列他们的位次，都是全新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决定正殿入祀16人，即三皇五帝和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和元世祖忽必烈 (见附表一)。关于位次排列，决定“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按照“先祖居中左昭右穆”的顺序排列他们的位次。正殿设为五室：中一室祀三皇，即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东一室祀五帝，即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西一室祀三王，即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又东一室祀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祀宋太祖、元世祖。[5]
&&& 这种位次排列极具创意。本来太庙是皇帝祭祀自己祖先的家庙，所谓历代帝王庙仿太庙之制，就是把历代帝王的朝代早晚，视为太庙祖先的前后辈分，按“先祖居中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五室之间和每室之内的入祀人物。于是历代帝王庙俨然另外一座“太庙”,三皇五帝和历代开国帝王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列祖列宗一样享受后人的崇祀。
《明会典》中南京帝王庙正殿位次图
又西一室再穆位 西一室右穆位 中一室先祖居中 东一室左昭位 又东一室再昭位
宋太祖赵匡胤元世祖忽必烈 商汤王夏禹王周武王
炎帝神农氏太昊伏羲氏黄帝轩辕氏&
&& 皇 帝尧陶唐氏颛顼高阳氏少昊金天氏帝喾高辛氏帝舜有虞氏 汉光武帝刘秀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
本文制正殿“同堂异室”位次示意图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朱元璋只选择了正统王朝（大一统王朝）的开国帝王入祀，但并非全部，如“名声太坏”的秦始皇嬴政、晋武帝司马炎和隋文帝杨坚则不在入祀之列。据说，最初还有隋文帝，但很快就被撤出了。3、为入祀帝王塑像，朱元璋亲临致祭。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命入祀帝王皆塑成衮冕坐像，但认为伏羲、神农时尚无衣裳之制，不必加冕服。同年八月，朱元璋亲临新落成的历代帝王庙致祭。[6]关于这次亲祭，还有一个传说。当朱元璋在元世祖塑像前行礼时，元世祖（塑像）面带泪痕，伤心地哭了。朱元璋笑着安慰他说，你失掉的天下，是你漠北草原本来就没有的，我取得的天下，是中原自古以来就有的，你有什么遗憾呢？元世祖（塑像）听了这番话便止住了眼泪。[7]如果真的有此传说不胫而走，对于缓解当时的民族矛盾还是大有好处的。不管这个传说如何，朱元璋确实重视对忽必烈的祭祀。洪武六年（或洪武十年），朱元璋还以元世祖“有功德于燕土，不可绝其血食”为由，命在北平金城坊修建元世祖庙，由地方官府每年按时致祭。[8] 4、从祀历代名臣。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经朱元璋增减审定后，在东西两庑（东西配殿）从祀历代名臣37人，[9]其中亦含元朝名臣5人(见附表二)。 至此，历代帝王庙正殿祭祀三皇五帝和夏商周汉唐宋元的开国帝王16人，东西配殿从祀历代名臣37人，规定每年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遂成明朝祖制。应该说，朱元璋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推翻了蒙元王朝，却又在历代帝王庙中入祀了元世祖忽必烈，这种看似矛盾，实乃睿智的做法，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历代帝王祭祀体系上的必然体现。（二） 明嘉靖皇帝再建北京历代帝王庙，却因汉蒙民族矛盾加剧，罢祀了元世祖忽必烈。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南京历代帝王庙由太常寺负责祭祀，北京的元世祖庙仍由顺天府致祭，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还专门修缮过元世祖庙。[10]可见，南京和北京均依太祖之制祭祀如常。1、再建北京历代帝王庙明正德皇帝死后无子，按“兄终弟及”的制度，由他的堂弟朱厚屑涛唬俏尉富实邸＜尉傅鄄⒎腔首樱渖钢皇且晃缓谰雍惆猜剑窈敝酉椋┑男讼淄酢＜尉傅奂涛缓笪渖刚〉搅讼谆实鄣拿郑〉昧恕按罄褚椤钡氖だ４撕蠹尉傅鄱岳裰蒲芯坎伺ê裥巳ぃ宥诵矶嗉赖渲贫龋慕蛐陆艘慌始姨趁恚俳ū本├弁趺砭褪瞧渲兄弧嘉靖帝认为，历代帝王庙远在南京不便前往亲祭，在北京祭祀历代帝王只附属于南郊之祀也很不正规，应该在北京新建一座历代帝王庙。嘉靖九年（1530年）决定建庙，次年正月庙址选定在了阜城门内大街的保安寺故址，嘉靖十一年（1532年）夏天建成，当年八月，嘉靖帝亲临历代帝王庙致祭，并在亲祭的前一天于太庙后寝殿行礼敬告先祖知晓。[11]2、罢祀元世祖&&& 北京历代帝王庙只设神位不设塑像。“庙初，元世祖（神位）犹列”，但早在建庙期间就有翰林院的姚涞上奏，请求罢祀元世祖忽必烈，结果部议不从，理由是“太祖睿断有确”，祖制不得更改。庙成之后，到了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二月，又有礼科给事中陈上奏说，“元以夷乱华，不宜庙祀，宜撤忽必烈及其臣木华黎等五人神主”。这次嘉靖帝听从了群臣建议，不顾违背祖制，罢祀了元世祖忽必烈,南京亦撤其像祀。[12]至此入祀帝王减少到15人，从祀名臣减少到32人（见附表一、二）。原来庙里曾有萧端蒙撰写的《京师新建帝王庙碑》，明确记载着朱元璋“以三皇、五帝、三王、汉唐宋及胜国(指被推翻的元朝)创业诸主祀焉”的话，估计元世祖被罢祀后，这座碑也不会存在了。[13]应该说，嘉靖帝再建历代帝王庙是其功，罢祀元世祖忽必烈是其过。他面对蒙古鞑靼部的北患之扰，没有施行化干戈为玉帛的良策，只好拿元世祖忽必烈出气，于是“缺席元世祖”的历代帝王庙便一直延续到了明朝末年。（三） 清承明制，顺治皇帝是接续历代帝王庙的第一人，在多尔衮摄政期间既有和平过渡，也出现了明显偏向。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北方民族，即满族权贵统治全国的王朝，但它与“胡元制主”不同，深知依靠武力得到的统治地位，必须融入中华治统文化之中，才能固本强身，坐稳天下。因此，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都极为关注历代帝王庙。顺治皇帝是接续历代帝王庙的第一人，他6岁继位，由满臣权贵多尔衮摄政，这期间既有和平过渡，也出现了明显偏向。1、和平过渡。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皇室为了使用明朝太庙祭祀自己的祖先，决定把明太祖朱元璋的神位迁入历代帝王庙供奉。在迁移神位时多尔衮委派大学士冯铨，专门举行了一个祭告仪式，特意表白说，颠覆明朝社稷的不是大清而是流寇李自成，大清驱除逆贼，拥有天下，实乃天意所授。本来迁移宗庙神主的事古无成例，老弟（指多尔衮）念你曾是一代天下之君，不敢轻视慢怠，特前来祭祀以示告慰。[14]顺治二年(1645年)，又恢复了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纠正了明嘉靖帝的罢祀之过，维护朱元璋的祖制，忽必烈再次“登堂入室”享受大清朝的崇祀了。&&& 2、明显偏向。多尔衮借恢复祭祀元世祖之机，又以“元世祖之有天下，功因太祖，应追崇元太祖”为由，增祀了成吉思汗。还以“宋之天下，辽、金分统，南北之天下也”为由，增祀了辽太祖、金太祖和金世宗。[15]这种只顾增加辽金元帝王入祀的做法，是满臣权贵出于自己与契丹、女真、蒙古同属北方民族的类同感或亲近感带有的明显偏向。至此，历代帝王庙入祀帝王增加到21人，从祀名臣也相应增加了9人，总共达到了41人（见附表一、二）。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意外死亡，顺治帝亲政后努力学习中原汉族皇帝安邦治国的经验，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亲祭了历代帝王庙，“以抒景仰前徽至意。”[16]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增加了商、周、汉、宋、明等七位守成之君入祀，罢祀了辽太祖，金太祖和元太祖，理由是历代帝王庙崇祀的都是开国帝王，他们那时还未统一天下。同时罢祀了抗辽失败的潘美和抗金有误的张浚两名宋臣。[17] 但顺治皇帝对入祀帝王的增减，后来又被辅佐少年康熙的索尼、鳌拜等满臣权贵否定。[18]入祀帝王又退回到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21人（见附表一）。应该说，把明太祖朱元璋的神位移入历代帝王庙供奉，是一种和平过渡，只是朱元璋的在天之灵万没想到，由他一手创建的历代帝王庙，到头来却成了自己神位的归宿。另外，重新恢复对忽必烈的祭祀也是正当之举，但借机新增加辽金元等北方民族帝王入祀则是一种明显偏向，虽然顺治皇帝后来纠正过，最终还是被满臣权贵们的顽强主张占据了上风。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狭隘的族裔之争并没有继续下去，康熙晚年超越了各种纷争，发生了重大变化。（四） 康熙皇帝晚年为历代帝王庙划定了入祀底线，即“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从而确立了中国大历史的帝王祭祀观。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代明君，为中国开创了又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盛世。他在位长达61年，深感在这个古老大国当皇帝坐江山的艰辛和不易，在他人生的最后两年里关注到了历代帝王庙的入祀问题。他以超凡的理念和博大的胸怀，为历代帝王庙划定了入祀底线，确立了中国大历史的帝王祭祀观。1、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康熙皇帝发布谕旨，首先回答了两个重大问题。[19]一是为什么要祭祀历代帝王？康熙认为，历史上前代帝王都没有子孙后裔祭祀他们了，但后世统治天下的人，继承的正是他们世代创建的功业，所以要重视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二是如何把握入祀标准？康熙说，以前的儒臣们对前代帝王只知道讥笑妄评，说长道短，百般挑剔，致使历代帝王庙每朝入祀不过一二位，远没有做到公平合理。怎么能以他们的轻率议论，就决定历代帝王庙崇祀谁和不崇祀谁呢？我作为当今皇帝，不得不为前代帝王说句公道话，那就是“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最后康熙要求大学士及九卿诸臣，从从容容地详细讨论具文回奏。礼部整整研究了一年，才向康熙皇帝上报了拟入祀帝王和从祀名臣的方案。2、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月，康熙皇帝对礼部的回奏又提出了两条重要意见。[20] 一是对开国者和守业者都要重视。康熙举例说，在明朝的从祀功臣中，以开国元勋居多，但对那些辅佐太平的功臣，反而不在享祀之列，这是很不公平妥当的。二是对亡国之君也要具体分析。康熙说，从离我们最近的明朝亡国来看，并不是崇祯的罪过，而是坏在了万历（神宗）、泰昌（光宗）、天启（熹宗）三朝，崇祯不应与亡国之君相提并论。我年少时，见过很多明朝遗老，对明朝末年的情况有确实的了解，崇祯也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但他面对颓败之势已无可奈何，毫无办法了。所以，可祀崇祯，不祀万历、泰昌、天启三帝。康熙皇帝又让大学士会同九卿再认真讨论一次然后具文回奏。然而未及礼部回奏，康熙皇帝就于当年的十一月十三日与世长辞了。康熙去世七天后雍正皇帝继位（那时尚无雍正年号），为了赶在康熙六十一年之内落实康熙遗旨，礼部于十二月十一日及时上报了入祀帝王164人的名单，雍正立刻下旨，“依议速行”，十二月二十六日就在历代帝王庙设立了这些入祀帝王的牌位。[21]应该说，康熙皇帝不仅是一位旷世明君，还特别重视对历代帝王的祭祀，见解极为深刻。康熙提出的入祀底线，既大度包容又不失庙祭标准，也不绝对化，充分体现了对历代帝王的尊重。虽然康熙没有最后审定入祀帝王的名单就去世了，但他的理念和思想却给后来的雍正、乾隆皇帝指明了方向，留下了空间。（五）雍正皇帝修缮庙宇，首立御碑，颂扬康熙的大公之道，重点论述了治国守业者的极端重要性。雍正皇帝在第一时间落实了康熙遗旨，历代帝王庙入祀帝王从21人增至164人（见附表一），从祀名臣从39人增至79人（见附表二）。由于历代开国君臣毕竟是少数，因此大量增加的是历代治国守业的君臣，这让雍正皇帝这位深感“为君难”[22]的艰苦守业者，对历代帝王庙怀有一种特殊感情。雍正皇帝在位13年，5次亲祭历代帝王庙，为了表达尊崇之意，他要求“大驾卤薄”（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队）不可直达庙门，只能从庙门对面的映壁外行。在三皇神位前行礼时，改一上香为三上香。[23]最重要的是雍正七年（1729年），下旨修缮陈旧的庙宇，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十月竣工时，他首次亲书御碑，矗立在了正殿东南的位置。[24]雍正皇帝在《历代帝王庙碑》文中，颂扬了康熙皇帝的大公之道，重点论述了治国守业者的重要性。他认为，历代王朝开国之后，只有出现了英明睿智的守成之主，他们或继世而生，或间世而出，才能让功绩重光、德教相续、国泰民安，呈现太平盛世。即使他们的机遇和运气各不相同，遇到的艰难和顺利也不一样，只要没有失德堕落的污点，康熙皇帝都要求尊崇和安抚。至于治国名臣，他们的功劳有益于江山社稷，他们的品德配得上是股肱重臣，比起那些开国元勋来也毫不逊色。康熙皇帝厘定的祭典，公正适当，周全详细，其宽仁之心无人能及，是不可更改的千古定论。应该说，雍正皇帝在继位之初就落实了康熙遗旨，使历代帝王庙发生了空前变化，从主要入祀开国者到大量入祀了治国守业的君臣，可谓人气大增。雍正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感治国守业的艰辛与不易，由他亲书的《历代帝王庙碑》，重点论述了入祀治国守业者的极端重要性，是对康熙圣意的很好发挥。以上就是乾隆之前历代帝王庙的演变历程，始终围绕着入祀什么人的问题向前发展。明太祖朱元璋因恢复中华而建，又以入祀忽必烈告成。康熙皇帝超越纷争划定底线，确立了中国大历史的帝王祭祀观。雍正皇帝感同身受，崇尚守业君臣，实现了对开国与守业者的并重崇祀。乾隆皇帝面对这样一座历代帝王庙，自己又作出了哪些独特贡献呢？
二、乾隆皇帝的三大贡献
在乾隆皇帝心中，历代帝王庙的分量很重。他非常崇拜康熙祖训，念念不忘为历代帝王庙留下自己的印记。乾隆从25岁继位到75岁高龄，6次亲祭、5次赋诗、10多次颁布谕旨，先后做了三件大事，即重修庙宇、强调“法戒论”、彰显“统序论”。正是由于乾隆皇帝的这三大贡献，才使历代帝王庙的庙貌更加壮观，祭祀意义更加深刻，把祭祀宗旨提升到了当时的最高境界。（一）重修庙宇，把正殿规格提高到了“乾清宫级”。历代帝王庙自明嘉靖帝建成后，雍正皇帝曾经进行过一次大修，但并未改变正殿的外观形制。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皇帝决定重修庙宇，[25]把正殿规格提高到了“乾清宫级”。 历代帝王庙的正殿名为“景德崇圣”殿，建庙之初的规格已经是“准乾清宫级”了。如正殿为重檐庑殿顶（双层檐四面坡），面阔9间，进深5间，全部为金丝楠木立柱，殿前带有月台，建筑面积约1400平方米。但与乾清宫不同的是，按照庙制殿顶为黑色琉璃瓦绿剪边，彩画规格也相对偏低。乾隆认为，正殿供奉的是历代帝王的神位，他们应该与当今皇帝使用的寝宫待遇一样，要求把殿顶全部更换成纯黄色琉璃瓦，外立面也相应饰用了金龙合玺彩画，殿内保留了雍正修缮时的金坐龙天花彩画，于是景德崇圣大殿被提高到了“乾清宫级”。这项工程历时3年，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竣工之际，乾隆皇帝亲书《重修历代帝王庙碑》，立于正殿的西南位置，与正殿东南的雍正《历代帝王庙碑》东西并列，两大御碑交相辉映，正殿显得更加神圣高贵，庙貌也更加庄严壮观了。需要指出的是，乾隆这次重修并非好大喜功，目地是为了开创一个崭新局面，郑重宣誓他的“法戒论”，作为历代帝王庙的祭祀要义。（二）强调“法戒论”，祭祀历代帝王。自康熙、雍正之后，历代帝王庙的入祀帝王已达160多人，虽然已经排除了无德失国者，但乾隆也不盲目崇拜，认为在他们身上既有值得效法的功德，也有引以为戒的教训，祭祀他们的意义全在于法戒兼备。我们把乾隆的这一思想称为“法戒论”。当然，乾隆的“法戒论”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青年乾隆立志效法先贤做一个好皇帝；中年乾隆强调效法先贤功德与力戒前人教训都要重视；老年乾隆的内心则充满了戒意与警惕。1、 青年乾隆。乾隆三年（1738年）秋天，27岁的乾隆首次亲祭历代帝王庙，有感而发，赋诗言志，作了一首《礼成纪述八韵》，[26]表达了他一心效法圣贤功德，立志成为像舜和禹那样的帝王。诗云：&“明稽古制，殷礼值秋时。肃肃旗常列，跄跄g鹭随。爽风开宝扇，旭日耀灵祠。两序陈钟楼，千秋焕鼎彝。羹墙增忾慕，典籍信昭垂。对越严将祀，钦承俨若思。志曾希舜禹，心作君师。代谢固天运，孙曾鉴在兹”。(明: 祭祀神灵。稽：合。殷：盛大。跄跄：起舞的样子。g：传说为凤凰一类的鸟。鹭：白鹭、鹭鸶。焕：鲜明、光亮。鼎彝：泛指各种祭器。羹墙：指汤和墙。传说尧死之后，舜极为思慕他，吃饭时看见尧在喝的汤里，坐着时又望见尧在对面的墙上。后人用“羹墙”比喻思慕。忾：叹息。这里为由“羹墙”引发的“感叹”。昭：彰扬、显示。垂：留传。对越：相称。：同惭愧的愧。）&这首诗的前四句描述了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场景。大意是，祭祀神灵符合古制, 盛大的祭典正值秋天举行，强劲凉爽的秋风吹拂着旗帜与宝扇仪仗，起舞一般的鸟儿随风飞翔，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帝王庙，祭祀历代帝王的礼器格外明亮。后四句说出了乾隆的内心感受。大意是，我从虞舜怀念唐尧的羹墙传说，联想到历代帝王的功德令人信服地记载于史籍之中。在崇祀历代帝王之时，俨然又若有所思。我的志向是希望成为像舜和禹那样的帝王，如今当上了一国之君，成为万民师表，心里却自愧不如。然而新陈代谢、更替变化是自然气数。我作为后世子孙，来到这里祭祀就是为了效法他们的功德。乾隆九年（1744年）春二月，34岁的乾隆皇帝第二次亲祭历代帝王庙，这次亲祭没有留下感言，可能与首次亲祭的感受大致相同。2、中年乾隆。这时乾隆已治国多年，且善读史书颇具学识，他从历代帝王的成败得失中感悟到，只有效法前人功德和力戒前人教训才是历代帝王庙的祭祀要义。故决定重修庙宇，郑重宣誓他的“法戒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春天，重修历代帝王庙告竣，54岁的乾隆皇帝第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27]通过三种方式宣扬了他的“法戒论”。一是为景德崇圣大殿题写新的内额和楹联。内额曰“报功观德”，上楹联为“治统溯钦承，法戒兼资，洵哉古可为鉴。”下楹联是“政经崇秩祀，实枚式焕，穆矣神其孔安。”[28]（钦：皇帝的行事。资：资历、经历。洵：确实、诚然。鉴：铜镜。实：充满。枚：量词。式：形式、规格。焕：鲜明、光亮。穆：恭敬。孔：大。）内额的“报功观德”是说崇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是为了报答他们建立的功业和景仰他们施行的德政，属于祭祀的主旋律。上楹联的关键词是“法戒兼资”、“古可为鉴”，全句的意思是，皇帝治理国家的传统，追溯起来，值得效法和引为戒鉴的经历都有，确实历史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下楹联是说，在皇帝处理的政务中，最推崇依序祭祀，多而光亮的祭器盛满丰富的供品，恭敬神灵他们便会十分安乐。这组匾联高悬在大殿正中，居高临下，庄重威严，既为历代帝王庙确定了“报功观德”的主旋律，也指明了“法戒兼资”、“古可为鉴”是历代帝王庙的祭祀要义。二是为这次亲祭作《长律述事诗》，镌刻于大殿西南的碑阴。[29]全诗共有八句:“三皇五帝道功崇，历代君王懋建中。虽是乘除抚人世，莫非兢业代天功。由来观德视迁庙，用以陈年新s宫。更忆戴黄教易瓦，载闻刻羽发调桐。考经圣祖加之位，敬法世宗祀以躬。乐亮礼章溯古制，牲蠲币量冀神通。落成莅止摅诚恪，蒇祀虚徐仰显荣。周监在殷殷监夏，难谌益切惕予衷。”（懋：勉励。乘除：象征兴盛与衰落。兢：谨慎、戒惧状。观德迁庙：祖庙中七世以上的远祖神位，会被迁出祖庙而供于祧庙，如果仍被后世怀念，说明这样的远祖具有大德。摅：表示。恪：恭敬。蒇：完成。虚徐：从容状。谌：相信。）开头两句说的是效法。大意是三皇五帝的思想、品德和功绩是崇高伟大的，历代君王都以他们为榜样，勉励自己在帝王世系中树立本人的形象。虽然他们是有兴有衰地抚安人世，但没有一个不是谨慎戒惧地替天行道。中间四句说到了自己和康熙、雍正祖孙三代对历代帝王庙祭祀的重视。大意是我把“观德迁庙”的古训，运用在了历代帝王庙，把正殿修葺一新，更把殿顶换成了纯黄色瓦，祭祀礼乐又兴盛了起来。圣祖康熙皇帝增加了入祀帝王，世宗雍正皇帝数次亲临致祭，我恭敬地效法他再次前来躬祭，祭祀的礼乐、进献的牲和使用的帛都是遵从古制，这一点希望帝王神灵们都知道。最后两句说的是戒鉴。大意是恭祭礼成之后，我从容体会和仰慕历代帝王的显赫与长久，究其原因是做到了戒鉴，如周王戒鉴了殷商的失国教训、商王戒鉴了有夏的失国教训，很难相信他们那时比我的内心更加迫切和警惕。&&&&&&&&&&&&& 这首诗的重点是开头和结尾，既讲到了效法三皇五帝的伟大功德是历代帝王为君之道的优良传统，也说到了夏商周之间的相互戒鉴是多么迫切与警惕。在这里乾隆是用借古喻今的方法，表达了他的“法戒论”思想。三是亲书《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乾隆为这次亲祭事先只准备了《长律述事诗》，礼成之后应主管官员的请求，又写了《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作为对《长律述事诗》的详细阐述，镌刻在了大殿西南的碑阳。[30]这篇碑文较长，此处不再转述加注。乾隆在《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中，首先追溯了帝王庙的起源和演变。大意是，最初的祖庙只祭祀本朝的祖先，并有“七世之庙，可以观德”的古训。而东汉郑玄注释《周礼》时又说，不同姓氏的帝王都要祭祀，可以看做是“合祀”的开始。但是，汉魏以来对古代帝王的祭祀，一般都是在他们的创业建都之地进行，没听说过立庙祭祀的做法。到了唐朝以至明代才建有帝王庙（应指唐玄宗在长安为三皇五帝、周武王、汉高祖分别建庙和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用来祭祀历代的开国帝王。我皇祖康熙认为只祭祀开国帝王的制度不够完备，于是在康熙六十一年敕谕，如果不是失德亡国的帝王，对那些承继大业、遵守成法的帝王都应祭祀。我皇父雍正继承先志，增定了守业帝王入祀，且在登基初始，就亲自到历代帝王庙致祭。接下来，乾隆重点阐述了他的“法戒论”。大意是，关于创业难还是守业难，历来少有定论。实际上创守难易之辩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景仰他们为君行事的德行，效法他们的安邦治国之道，而在安邦治国之道中，就包含着力戒前人教训的做法，这是极为重要和关乎深远的。西周初年召公]开导周成王保佑社稷永久时就说过，一则借鉴于夏，二则借鉴于殷。后来逐渐形成了入庙而祀的世代统系，经历百世之后，比较历朝帝王，如果全以清明的时代为标准来衡量他们，到头来还不是都成了胜国（指被亡之国），这多么像房屋变成废墟那样可怕啊，难道不该从这种告戒中深思警惕吗？看看历代帝王庙里经过挑选入祀的列位帝王，他们无不端庄盛貌，文雅安和，样子就像在筵席之上，享受着异代同堂的祭祀。但祭祀的本意却是在无形之中获得他们提示的警戒之义，或者是得到圣君明主留传下来的成功之法。如果有永远熟知这个道理的人，观德之意才会被彰显起来。最后乾隆说，我这次从皇宫府库中拨出银两重新整修，特意把正殿覆瓦改为黄瓦，是为了显示它的盛大高贵。工程告竣正值甲申年季春时节，于是亲自到帝王庙的新宫殿进献。来之前已写了一首《长律述事诗》揭示其概要，适逢主管官员请求撰文并镌刻于碑，故又详细阐述于此。这篇碑文的精华在中间一段。乾隆认为,在历代帝王的安邦治国之道中，本身就包含着力戒前人教训的做法，效法与戒鉴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极为重要和关乎深远的。乾隆还尖锐指出，经历百世之后，比较历朝帝王，到头来都是一个亡国的结局，这就像房屋变成废墟一样可怕，难道我们不该从这种告戒中深思和警惕吗？乾隆由此说到，祭祀历代帝王的本意，就是在无形之中获得这种警惕和戒鉴，或得到圣君明主留传下来的成功之法。如果永远明白这个道理，观德之意才会被彰显起来。乾隆的这些观点非常深刻，是他对“法戒论”思想的最好的阐述。3、老年乾隆。老年乾隆的心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强调戒鉴和警惕的迫切性。因此他不顾高龄年迈又先后3次亲祭了历代帝王庙，从他亲祭后写的诗文和碑文看，主要是告诫大清子孙要深知惧怕和牢记戒鉴。乾隆四十年（1775年）二月，65岁的乾隆皇帝第四次亲祭历代帝王庙，作《躬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有述》。诗云：“载景德仲春和，数则诚非疏未过。十载一来瞻庙貌，万年永式省赓歌。圣惟吾法庸吾戒，法者实稀戒实多。但匪堕宗均入祀，仁皇奕代著金科。”[31]（载：再。：祭祀。赓歌：作歌唱合。圣: 聪明。庸: 日常。但匪：同但非。堕宗：毁掉宗庙，指亡国。仁皇: 指康熙皇帝。奕代：一代接一代。金科：皇帝的法令。)诗的大意是，仲春二月，天气温和，我再次到历代帝王庙景德崇圣殿致祭，算起来实在没有过分地疏远帝王庙，过了十余年又来瞻仰帝王庙的容貌了，照这样长久下去，就会省去许多悠闲的作歌唱合了。本来聪明的做法是效法历代帝王的功德，经常以他们的成败得失作为我的戒鉴。但是，在入祀的历代帝王中值得效法的实在太少，引以为戒的实在太多了。然而康熙皇帝说，只要不是毁掉祖宗功业导致亡国的帝王都可以入庙享祀，这已经成为重要法令了。这首诗的关键句是“圣惟吾法庸吾戒，法者实稀戒实多。”乾隆以前对入祀帝王的评价还是比较认可的，但乾隆这次却说他们当中值得效法的人没有几个，引以为戒的人实在太多了，甚至对康熙“但匪堕宗均入祀”的宽容态度也似乎表示出了一些无奈。是不是因为乾隆老了、资历深了，在他眼里没有几个像样的帝王呢？答案可能不完全是这样，而是乾隆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用意是为了更加强调力戒前人教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乾隆的这种心态在他后来的诗文谕旨中都有更加明显的表露。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73岁的乾隆皇帝第五次亲祭历代帝王庙，作《癸卯暮春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诗云：“本拟古稀中祀疏，值兹精力尚能诸。况乎古帝胥天子，嬗以斯时逮貌予。笾豆式陈冀假飨，史书具载凛乘除。礼成旋复銮舆返，回顾犹殷意绻如。”[32](古稀: 指七十岁为古稀之年。中祀：指清代皇家的中等祭祀。胥：全。嬗：传递、演化之义。斯时：这时候。逮：及、到。予：我。笾、豆：盛放供品的祭器，这里泛指各种祭品。式：规格、模式。陈：陈列、摆置。冀：希望。假：给予。凛：恐惧貌。乘除：象征兴盛与衰落。銮舆，皇帝乘坐的车驾。犹：仍然。殷：众多，引申为不停地。绻：屈服。）这首诗的大意是，我本打算年过七十岁，像历代帝王庙这样的中祀就减少亲祭了，但我的精力还能够做到，况且祭祀的古代帝王都是天子，我还是来亲祭了。帝王之位传递到了我，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笾豆等祭器里盛满了供品，依照礼制陈放在祭案上，希望历代帝王的神灵们享用。但祭祀时我想到的却是史书中完备记载着令人恐惧的帝王兴衰史，祭祀典礼完成后，我转而回到銮舆上，在回宫途中仍然不停地回头看看，心意就像在帝王庙里被屈服了一样。这首诗的关键句是“史书具载凛乘除”和“回顾犹殷意绻如”。即乾隆在祭祀时想到了史书中记载着许多令人恐惧的帝王兴衰史，心情就像被屈服了一样。乾隆之所以用“恐惧”、“屈服”这样沉重的语言表达他的心情，就是为了从反面强调对戒鉴警惕的高度重视。两年以后乾隆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乾隆五十年（1785年）仲春月，75岁高龄的乾隆皇帝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亲祭历代帝王庙，[33]礼成之后，精心撰写了1400多字的《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这里引用他最后的一段话：“我大清国子子孙孙，祈天永命，所以绵万祀无疆之庥者，更当以不入斯庙为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用慎苞桑之固，思及此，有不忍言而又有不忍不言者。世世子孙其尚凛难谌之戒乎！”[34]（祀：此处指世代。庥：树荫。棘：急迫。苞桑：指丛生的桑树，比喻根基牢固。凛：恐惧貌。） 这段话的大意是，我大清国的子子孙孙，祈求上天保佑长命，以至成为万世无疆的庇荫者，更应当有日后不能被入庙享祀的危机感。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千万要小心根基的稳固。想到这些，我有不忍心说，又不忍心不说的话：世世子孙假如还有知道惧怕的，怎么能不以此为戒鉴呢!乾隆的这番话就是告诫大清子孙，要想成为万世无疆的庇护者，就要知道惧怕，只有知道惧怕，才能真正做到戒鉴与警惕，可谓是语重心长的叮嘱了。总之，乾隆“法戒论”的心路历程很明显，青年乾隆志在效法先贤，中年乾隆秉持效法与戒鉴并重，晚年乾隆则充满了警惕与告戒之心。但乾隆皇帝的“法戒论”作为一个整体，为历代帝王庙的祭祀意义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三）彰显“统序论”，增加入祀帝王。乾隆皇帝对历代帝王庙的理解和认识，并没有止步于“法戒论”，到了乾隆晚年他又提出了更高思想境界的“统序论”，其核心思想是“中华统绪（序）不绝如线”，即中华的治统序列就像一条不断延长的线，没有缺环和中断,是连绵不绝和一脉相传的。我们把这一表述称为“统序论”，这既是乾隆对中华统序特点的精辟概括，也是乾隆主张增加入祀帝王的理念依据。需要说明的是，乾隆曾于乾隆元年和乾隆晚年两次增加入祀帝王，乾隆元年只是为了给明朝的建文皇帝正名，乾隆晚年则是为了彰显他的“统序论”。乾隆元年只增祀了明朝建文皇帝一人。[35]起因是清修《明史》的需要，由于“建文”只是年号，并非写史体例。建文帝因为永乐皇帝夺位后不予承认，所以他后来既无庙号也无谥号。乾隆认为，建文皇帝是明太祖的嫡孙，朱元璋传位给他，是一代正经君主，理应载入《明史》。遂命给建文皇帝追加了恭闵惠皇帝的谥号，并以谥号的名分入祀在了历代帝王庙，神位就设在明太祖朱元璋之下，以示明初真实的帝王序列，至此历代帝王庙的入祀帝王增至165人（见附表一）。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别样现象，在明朝的自家太庙里没有建文皇帝的位置，而乾隆却在历代帝王庙中入祀了他，反映了青年乾隆严谨求实的历史态度。乾隆晚年的增祀发生了质的变化。他认为历代帝王庙虽然已经入祀了帝王165人，但还是多有遗漏和不妥之处，原因是当年的儒臣们并没有很好理解和落实康熙谕旨，为了让人们深入领会康熙皇帝的博大心怀，乾隆转换了角度，从更高层面揭示了“中华统绪（序）不绝如线”的帝系传承特点，并从这一理念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增祀主张。乾隆的这些思想，分别见于乾隆四十九年谕旨、乾隆五十年《恭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和《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由于这几篇文字较长，此处不再转述。1、乾隆四十九年谕旨。[36]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二，74岁的乾隆皇帝发了一道近二千字的谕旨，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主要内容如下。一是，遵从康熙祖训，从“统序论”出发主张再增加一些入祀帝王。乾隆说，他在阅览《四库全书》的《大清通礼》时，重新审视了历代帝王庙入祀帝王的名单，认为存在诸多问题，原因是当年儒臣们并没有很好落实康熙谕旨。为了准确起见，乾隆专门调阅了当年礼部原议的红本（清制：由内阁用红字书写的皇帝批示），重温了康熙六十年四月的谕旨是，凡曾在位的帝王，除了暴虐无道、荒淫失德而被臣子杀死和亡国之君以外，都应入帝王庙享祀。乾隆认为，按照康熙的想法，上自太昊伏羲、轩辕黄帝，下至明朝的历代帝王，其间的开国之君和守成之主都应入庙享祀。但那时的儒臣们未能体仰圣意，只在奏疏中说偏安的、亡国的、无道被杀的帝王不入祀典，但在偏安之国中，却只入祀了辽、金帝王，没有入祀东西晋、北魏、前后五代的帝王。这种有意区分南北、轻重、高低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康熙皇帝的本意。为了说明康熙祖训的博大和包容，乾隆皇帝转换角度，提升高度，深刻揭示了“中华统绪（序）不绝如线”的帝系传承特点，认为在中华帝王的传承谱系中，既包括正统王朝的帝王，也包括偏安之国的帝王，两者不可或缺。历代帝王庙应该从这个特点出发增加入祀帝王，但是由于庙祭本身含有褒贬扬弃之意，所以不可能入祀全部帝王，只能有选择地入庙崇祀，而选择的标准却很容易引起纷争与妄议，只有康熙皇帝“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的英明决断才破解了这个难题。于是乾隆遵从康熙祖训，从“统序论”出发，斟酌取舍，折衷百代，提出了自己增加入祀帝王的主张。二是，重点增加“偏安之国”的帝王入祀。所谓“偏安之国”，是指正统王朝以外苟安一隅的方国，或是割据时期相互对峙的方国。乾隆认为，明朝时历代帝王庙只入祀正统王朝的帝王是有缺欠的，我朝虽然增加了偏安之国，但只入祀了辽、金帝王也是不公平的，这全是议礼诸臣怀有的偏见，如果这种门户之见不予纠正，与康熙皇帝的本意就相差太远了。因此乾隆提出了一连串的发问：如果说南北朝是偏居一方的政权而不能列为正统朝代，那么，辽、金所建立的国家，也没有全部占有中原地土，为什么只入祀辽、金帝王而舍弃南北朝的帝王呢？更何况自汉昭烈帝刘备（乾隆以三国时期的蜀汉刘备为正统之君）一直到唐高祖李渊统一中国，时间相隔三百余年，其间常有英明坚强的帝王和节省勤俭的君主出现，又怎么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边不管不问呢？比如，北魏雄据黄河以北，地广势强。太武帝（拓跋焘）、道武帝（拓跋圭）经常思考为政的道理，尊儒重佛，讲学育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也可称得上是英明之主。这样的帝王为什么不应当酌量入祀以示表彰呢？再往后看，唐末五代的五十余年间，皇位多次改换姓氏，如后周的太祖郭威虽然身为叛臣，但郭威的养子世宗柴荣还不愧是一个贤能的君主。像这样的帝王一概不入祀帝王庙，怎么能让千秋公论服气呢？乾隆皇帝论从史出，言之有据，既反驳了只入祀辽、金帝王的狭隘偏见，也强调了应该入祀更多“偏安之国”帝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三是，为某些帝王正名。乾隆十分赞成当年康熙特准入祀明朝崇祯皇帝的做法，认为明朝亡国的祸根，确在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在位时的朝纲堕毁、法纪松弛，到崇祯继承大统时，虽然励精图治，身体力行，勤苦不已，但已经不能挽救国家危亡了，他的自缢殉国，不可与无德失国的帝王同例。康熙将明神宗、熹宗神位从帝王庙撤出，让崇祯帝入庙享祀，实乃大公之论。乾隆还效仿康熙的做法，举一反三，为历史上的其他几个帝王进行了正名。如乾隆认为，金哀宗正处于金朝的衰败时期，国家形势已不可逆转，推断他的失败原因应该与金朝的荒淫暴虐一个比一个厉害有关，他上吊殉国，情如明末的崇祯皇帝，应当入庙享祀。乾隆又认为，唐宪宗处于唐朝中叶，那时藩镇割据，仗势骄横，他平定叛乱，功劳很大，属于一代明君，后被内官药死，是奸邪造成的祸变，与那些因荒淫乱伦、失德无道而被杀的帝王不一样，应当入庙享祀。乾隆还认为，东汉的桓、灵二帝对于国家的衰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导致了汉献帝的亡国，因此桓、灵二帝不能混入帝王庙滥叼庙食，应当罢祀撤出。乾隆皇帝的这些观点和做法，是对康熙祖训的继承与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历代帝王庙从未入祀过秦始皇、秦二世，西晋、东晋帝王和隋文帝、隋炀帝等人。乾隆对这些人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而只把东晋作为一个“偏安之国”看待，增祀了一些东晋帝王。另外，在建庙之初，隋文帝曾经有过反复，洪武六年被追加入祀，洪武七年又被罢祀撤出了，[37]乾隆这次也没有考虑增加隋文帝入祀。乾隆提出以上若干见解后，遂命大学士和九卿会议详加讨论，具文回奏。经过一番研究考证，最后经乾隆皇帝审定同意，增加了（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南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齐武帝，陈文帝、宣帝，（北朝）元魏道武帝、明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唐朝）唐宪宗，（五代）后唐明宗，周世宗，（金朝）金哀宗，凡二十五帝入祀。同时罢祀了（东汉）桓、灵二帝。至此，历代帝王庙的入祀帝王从165人最终增减至188人（见附表一）。 四是，对增祀结果十分满意。 “统序论”是乾隆增加入祀帝王的理念支撑。乾隆是一位满族皇帝，但他的历史观并不狭隘，“中华统绪（序）不绝如线”，就是他对中华统序的高度认可和精辟表述。康熙“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的入祀底线，既大度包容又不失原则，也不绝对化，体现了一位旷世明君对历代帝王的充分尊重。乾隆皇帝正是在“统序论”和康熙祖训的结合上，实现了他们祖孙二人的增祀理想，最终把入祀帝王增加到了188位。其中，既有作为华夏之首的三皇五帝，也有正统王朝的开国之君和守业之主，还有割据时期和偏安之国的部分帝王代表，基本体现了“中华统绪（序）不绝如线”的帝系传承，如果说尚有缺环和中断的话，缺少的大多是因暴虐无德而被杀或亡国的昏暗之君了。 乾隆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首先要求四库馆臣把当年的康熙祖训和他的这道谕旨，一起载于《大清通礼•庙飨》的卷首，以昭示历朝，留传万年。其次交待说，已经决定增祀的帝王神牌，于明年春祭时入庙安奉，翰林院在撰拟祝文时要加上这次增祀的内容，祭祀仪式可按平常年份的规格进行。从这些安排看，好像乾隆皇帝并没有亲临致祭的打算。2、乾隆五十年的《恭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38]第二年，即乾隆五十年春二月，75岁高龄的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对这次增祀的特别重视，还是到历代帝王庙参加了祭典，并亲书了400多字的《恭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重点记述了这次增祀起因和结果，相关内容与乾隆四十九年上谕基本相同，此处不再赘述。这篇礼成述事分为前序和诗并释两个部分，故乾隆又称《礼成述事诗并序》。需要提及的是，乾隆这篇《礼成述事诗并序》，被镌刻在了雍正皇帝《历代帝王庙碑》的碑阴，遂成“父子碑”。碑阳是雍正皇帝的《历代帝王庙碑》文，记载的是雍正落实康熙遗旨的增祀内容，碑阴是乾隆的《礼成述事诗并序》，记载了乾隆遵从康熙本意的增祀内容。这种一前一后的位置安排体现了他们祖孙三代的承袭关系，即康熙是增祀的开创者，雍正是增祀的继承者，乾隆是增祀的发展者。另外，乾隆五十年是乾隆皇帝在位五十周年的大庆之年，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乾隆皇帝第六次也是他最后一次亲祭历代帝王庙，足见他对这次增祀祭典的格外重视。正如乾隆在《礼成述事诗并序》中说的：“敢以古稀谢躬祭，曰钦曰监并殷予”，意思是我本想年过古稀就不再参加亲祭了，但是，钦敬历代帝王，借鉴历代帝王，我会更加殷勤。3、乾隆五十年的《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39]乾隆皇帝参加完这次亲祭后，当天住进了圆明园,在那里他还在思考这次亲祭与增祀的事，总觉得只写了一篇《礼成述事诗并序》并没有表达充分，于是又撰写了一篇长达1300多字的《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再次阐述了他的想法。其要点如下。一是，康熙祖训是大公大智的千古定论。乾隆说，所谓历代帝王，是自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为君为王者的通称，但选择哪些人入庙享祀却很难有一个标准。比如商汤王、周武王都是著名的开创之君，但他们的行事也有缺点，如果慎重到这个地步，那么除了三皇五帝之外，还有几个帝王值得入庙崇祀呢？当然这也就不是祭祀历代帝王的本意了。所以，我皇祖康熙皇帝说，只要不是无道亡国以及被臣子杀死的帝王都应该入庙享祀，道理就在这里。乾隆还进一步比较说，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入祀了元世祖忽必烈，“犹有一统帝系之公”。明嘉靖帝罢祀忽必烈是“狃于中外之见，而置一统帝系于不问矣”。清初时，顺治皇帝幼龄即位，议礼诸臣只入祀辽、金帝王，排斥前后五代的帝王，“未免有左袒之意”。康熙皇帝无比圣明，规定了凡是在位的帝王，除无道亡国被弑之主外，尽宜入庙享祀。皇父雍正曾赞誉说，康熙的圣明就像先师孔子的大成一样而无以复加。我想史上还有谁能像皇祖康熙一样，提出这种大公大智的千古定论呢？二是，遵从康熙祖训，增撤入祀帝王。乾隆认为，康熙祖训就像拉满的弓而未射出的箭一样，当时的议礼大臣未能领会康熙圣意，又因报奏的时间正处在康熙皇帝逝世的前几天（据《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礼部上报的时间是康熙去世后的十二月十一日，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他没有来得及审定，别人也无心顾及，因此在入祀的164位帝王中多有遗漏和不妥。我去年翻阅《大清通礼》时才详知此事，所以又命大学士、九卿重新会商。结果增祀了东晋以来的25位帝王，撤除了东汉的桓、灵二帝，以昭公论。今年春天安奉神主入庙，我亲自行礼致祭，并写了《礼成述事诗并序》，记述了这件事情的原委。三是，应公正对待历代帝王。乾隆说，所谓天下者，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南方的、北方的、中原的、四夷的人所能私有。比如，虞舜起于东夷，周文王起于西夷，怎么能以东、西夷为由，区别他们的轻重与高低呢？进而说到了自远古至本朝已有四千五百余年，到了南北朝及宋、元、辽、金时期，如何看待正统与偏安、天命与人心的更替存亡，不容有私情杂念掺入其中，都要公正对待、唯有严谨是求。四是，要清醒看待入祀帝王。乾隆认为，“一时之议虽权，万古之论不可欺也”。帝王庙的入祀帝王，从表面看都被供奉在了景德崇圣大殿，他们有德还是无德，是南朝的还是北国的，是中原的还是胡夷的，是一家人还不是一家人，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谁可以效法，谁应该戒鉴，万世之后入庙而祀的人，谁不因醒悟而深思，不因警惕而害怕呢！这样看来，即使历代帝王庙并未明示历代帝王的高低与善恶，但实际上寓于其中的意图则是无穷的。五是，告诫大清子孙。最后，乾隆语重心长地告诫大清子孙，如果不明白上述道理就是无道之辈，必定不能入祀帝王庙。什么样的帝王应当入庙崇祀，什么样的帝王不应入庙崇祀，再明显不过了。我大清子孙要有不能入庙享祀的危急感，要知道惧怕，要以此为戒，这是我不忍心说，又不忍心不说的话。六是，修建新碑，镌刻铭记。乾隆皇帝非常重视他的这篇《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命另建新碑镌刻铭记。因为原有的两座御碑都用满了，一座是大殿东南的“父子碑”，碑阳是雍正的《历代帝王庙碑》文，碑阴是乾隆的《礼成述事诗并序》，另一座是大殿西南的乾隆御碑，碑阳是《重修历代帝王庙碑》，碑阴是《长律述事诗》。所以乾隆要求在大殿的东北和西北各建一座新碑，东北御碑用于镌刻他的《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西北御碑定为“无字碑”。关于为什么要设“无字碑”，尚无确切记载可寻，推测大约有三种可能：其一是为了形成东西对称的庙宇格局；其二是乾隆认为他的《礼成恭记》已经把话说尽了，无需后人再作评论；其三是历代帝王的功过是非，在此留白，由后世评说。这两座御碑的大小和花纹相同。乾隆特准“碑身照依东边旧碑尺寸，花纹照长陵（明永乐皇帝陵寝）碑趺式样成做”。两座御碑的龟趺均为P猎煨停洞蠖兀孜怀龅脑驳窳罚痈吡傧拢斐Ｍ稀１纠葱藿ㄕ饬阶卤⒉皇呛艽蟮墓こ蹋∪疵笔钡某⒅爻己瞳|、金简、福长安、伊龄阿等人牵头监造。乾隆五十年下旨修建，乾隆五十一年动工，乾隆五十二年圆满建成，但后因工程费用延迟到了乾隆五十四年才报销，结果和|等监造大员被罚俸6个月，主事官员被罚俸2年，足见乾隆对新建御碑的格外重视，不容任何官员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怠慢。[40]以上就是乾隆皇帝对历代帝王庙的三大贡献。重修庙宇，把大殿提高到“乾清宫级”，是物质层面的形象工程，为了让历代帝王庙更加庄严壮观。而强调“法戒论”和彰显“统序论”，是精神层面的无形建树，把历代帝王庙的祭祀意义提升到了当时的最高境界。正是乾隆皇帝的这三大贡献，为历代帝王庙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三 乾隆之后的历代帝王庙
乾隆的三大贡献令他的后继者们难以望其项背，加之后来国势渐衰，庙祀不振，再无大的作为。虽然嘉庆、道光皇帝也亲祭过历代帝王庙，道光皇帝还维修过大殿，同治皇帝增祀过两个名臣（并未落实），[41]但都是应付而已。唯一留下印记的是，在西跨院修建了一座关帝庙及其祭器库，用于单独祭祀关羽，加上东西配殿原有的从祀名臣79人刚好80人，给历代帝王庙增加了新内涵。但关帝庙是谁下旨修建的，尚不得而知。在清代的五朝会典中，关帝庙只在《光绪会典图》中才出现，判断它应该是在嘉庆十八年到光绪十三年之间修建的，至于为什么要修建这座关帝庙，还有待进一步求证。
四 一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历代帝王庙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以下六大文物历史价值。（一）史上独有，现存唯一。我国很早就有祭祀前代帝王的传统，儒家经典《礼记•祭法》中就提到了“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太（大）灾则祀之，能捍太（大）患则祀之”的五条标准，[42]但一般都是在他们的发迹或陵寝之地进行。唐代天宝年间，唐玄宗开启了在京城长安分别为三皇五帝、周武王、汉高祖等人建庙祭祀的先例（今已不存）。[43]但是以历代帝王庙为名，合祭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的庙宇只见于明清时代。历代帝王庙，明太祖朱元璋创建于南京，明嘉靖帝再建于北京，清朝继续沿用发展。今南京之庙无存，北京历代帝王庙成为全国唯一。（二）庄严壮观的皇家庙宇。历代帝王庙集明清两代建筑精华于一身，见证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历史辉煌。景德崇圣大殿是全庙的经典建筑，明嘉靖帝建庙时，就使用了高大珍贵的金丝楠木立柱，今天已成绝世之作。乾隆皇帝将殿顶更换为纯黄色琉璃瓦，施用了金龙合玺彩画，其等级规格被提高到了“乾清宫级”，更显得豪华而凝重。四座御碑亭和东西配殿分列在大殿左右，气势恢弘，蔚为壮观。整座庙宇高低错落有致，前后层次分明，处处显示着皇家风范。当年庙前街建有两座景德街牌楼，均为明代原构，异常精美。如今在首都博物馆大厅复建了其中一座，历代帝王庙的皇家气派可见一斑。（三）尊崇三皇五帝的创世功德。历代帝王庙把三皇五帝尊为华夏之首，始终位于“先王居中”的崇高地位。三皇五帝特指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和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他们勤政爱民、凝聚万邦、创造发明、恩泽华夏的古老传说和创世功德，史有所载，世代传扬。乾隆皇帝无限景仰三皇五帝的楷模作用，在御碑上亲书了“三皇五帝道功崇，历代君王懋建中”的颂扬诗句，与大殿中供奉的三皇五帝神位交相辉映，历代帝王庙由此成为集中崇祀三皇五帝的最高庙堂。（四）推崇“中华统绪（序）不绝如线”的帝系传承。中华古代文明已有五千年未曾中断的历史，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历代帝王系列的一脉传承，帝系就是统序，乾隆说的“中华统绪（序）不绝如线”就是这个意思。历代帝王庙推崇中华帝系的一脉传承，入祀帝王依朝代系列，不分创守，不求姓氏，不讲地域，不分民族，惟以史纪因袭为宗。其中，既有华夏-汉民族为主的帝王系列，也有其他民族帝王和“混血”帝王的存在，既有大量正统王朝的帝王，也有部分“偏安之国”的帝王代表，共同构成了中华帝王的祭祀体系。他们作为不同朝代的历史符号和一脉相传的历史标志，其象征意义重大，表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朝代历经更迭但主权始终延续的伟大国家。（五）强调法戒兼备的祭祀要义。首先是康熙皇帝用排除法为历代帝王庙划定了一条入祀底线，即除暴虐无道、荒淫失德被杀和亡国之君外，历代开创与守成的帝王都应入庙享祀，其褒贬扬弃的之意已经尽在其中了。更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对入祀帝王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反复强调他的“法戒论”，即在入祀帝王身上值得效法的功德和引以为戒的教训都有，“法戒兼资，古可为鉴”才是历代帝王庙的祭祀要义。乾隆还尖锐指出，史书中记载着令人恐惧的帝王兴衰史，这就像房屋变成废墟一样可怕。祭祀经过数千年改朝换代积累形成的历代帝王，其根本之意就是在无形之中获得这种畏惧、警惕和戒鉴。（六）从祀历代名臣。&&& 历来帝王君主的宏图大业，都要依靠文臣武将的忠诚、智慧、谋略和勇敢去实现。所以我国很早就有主祀帝王，从祀辅臣的优良传统。历代帝王庙传承了这一传统，正殿主祀历代帝王，东西配殿从祀历代名臣。雍正用“功在社稷& 德协股肱”的评价，赞誉了他们的功德。强调说，开国元勋固然显赫，治国良臣也毫不逊色，只有一起崇祀他们才公允适当。不过雍正有意把“功在社稷”的功字，写成了□形，即力字没有出头，可能的解释是告诫他们不要骄傲自满，只有用尽了全力才是真正的大功劳。以上就是我们目前认识研究历代帝王庙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和现存碑记进行阐释，重点引用和参考了北京市社科院尹钧科先生对相关谕旨、碑文、诗文所作的注释，在此一并表示感谢。[44]关于历代帝王庙的保护工作，是在它经历了百年沧桑、满目疮痍之后才实现了重大突破。民国初年祭典废除，庙改作它用，最后的使用单位是159中学。从2000年底到2004年春天，西城区政府实施了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变学校使用为社会共享，变年久失修为延年益寿，变破损杂乱为再现风采，变资源沉寂为文化高地，包括搬迁学校、修缮庙宇、恢复陈设，举办展览，实现了对外开放，历代帝王庙作为一座“绝版”庙宇和历史纪念物，终于展现在了世人面前。[45] 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代帝王庙必将得到永续的保护。
附表一：历代帝王庙入祀帝王一览表序号 入祀者 入祀时间 变化时间1 太昊伏羲氏 洪武六年 2 炎帝神农氏 洪武六年 3 黄帝轩辕氏 洪武六年 4 少昊金天氏 洪武六年 5 颛顼高阳氏 洪武六年 6 帝喾高辛氏 洪武六年 7 帝尧陶唐氏 洪武六年 8 帝舜有虞氏 洪武六年 9 夏王禹 洪武六年 10 夏王启 康熙六十一年 11 夏王仲康 康熙六十一年 12 夏王少康 康熙六十一年 13 夏王杼 康熙六十一年 14 夏王槐 康熙六十一年 15 夏王芒 康熙六十一年 16 夏王泄 康熙六十一年 17 夏王不降 康熙六十一年 18 夏王扃 康熙六十一年 19 夏王 康熙六十一年 20 夏王孔甲 康熙六十一年 21 夏王皋 康熙六十一年 22 夏王发 康熙六十一年 23 商王成汤 洪武六年 24 商王太甲 康熙六十一年 25 商王沃丁 康熙六十一年 26 商王太庚 康熙六十一年 27 商王小甲 康熙六十一年 28 商王雍己 康熙六十一年 29 商王太戊 顺治十七年 康熙元年罢祀康熙六十一年复祀
30 商王仲丁 康熙六十一年 31 商王外壬 康熙六十一年 32 商王河甲 康熙六十一年 33 商王祖乙 康熙六十一年 34 商王祖辛 康熙六十一年 35 商王沃甲 康熙六十一年 36 商王祖丁 康熙六十一年 37 商王南庚 康熙六十一年 38 商王阳甲 康熙六十一年 39 商王盘庚 康熙六十一年 40 商王小辛 康熙六十一年 41 商王小乙 康熙六十一年 42 商王武丁 顺治十七年 康熙元年罢祀康熙六十一年复祀
43 商王祖庚 康熙六十一年 44 商王祖甲 康熙六十一年 45 商王廪辛 康熙六十一年 46 商王康丁 康熙六十一年 47 商王太丁（文丁） 康熙六十一年 48 商王帝乙 康熙六十一年 49 周武王 洪武六年 50 周成王 顺治十七年 康熙元年罢祀康熙六十一年复祀
51 周康王 顺治十七年 康熙元年罢祀康熙六十一年复祀
52 周昭王 康熙六十一年 53 周穆王 康熙六十一年 54 周共王 康熙六十一年 55 周懿王 康熙六十一年 56 周孝王 康熙六十一年 57 周夷王 康熙六十一年 58 周宣王 康熙六十一年 59 周平王 康熙六十一年 60 周桓王 康熙六十一年 61 周庄王 康熙六十一年 62 周僖王 康熙六十一年 63 周惠王 康熙六十一年 64 周襄王 康熙六十一年 65 周顷王 康熙六十一年 66 周匡王 康熙六十一年 67 周定王 康熙六十一年 68 周简王 康熙六十一年 69 周灵王 康熙六十一年 70 周景王 康熙六十一年 71 周悼王 康熙六十一年 72 周敬王 康熙六十一年 73 周元王 康熙六十一年 74 周贞定王 康熙六十一年 75 周考王 康熙六十一年 76 周威烈王 康熙六十一年 77 周安王 康熙六十一年 78 周烈王 康熙六十一年 79 周显王 康熙六十一年 80 周慎靓王 康熙六十一年 81 汉高祖 洪武六年 82 汉惠帝 康熙六十一年 83 汉文帝 顺治十七年 康熙元年罢祀康熙六十一年复祀
84 汉景帝 康熙六十一年 85 汉武帝 康熙六十一年 86 汉昭帝 康熙六十一年 87 汉宣帝 康熙六十一年 88 汉元帝 康熙六十一年 89 汉成帝 康熙六十一年 90 汉哀帝 康熙六十一年 91 汉光武帝 洪武六年 92 汉明帝 康熙六十一年 93 汉章帝 康熙六十一年 94 汉和帝 康熙六十一年 95 汉殇帝 康熙六十一年 96 汉安帝 康熙六十一年 97 汉顺帝 康熙六十一年 98 汉冲帝 康熙六十一年 99 汉昭烈帝 康熙六十一年 100 晋元帝 乾隆四十九年 101 晋明帝 乾隆四十九年 102 晋成帝 乾隆四十九年 103 晋康帝 乾隆四十九年 104 晋穆帝 乾隆四十九年 105 晋哀帝 乾隆四十九年 106 晋简文帝 乾隆四十九年 107 宋文帝 乾隆四十九年 108 宋孝武帝 乾隆四十九年 109 宋明帝 乾隆四十九年 110 齐武帝 乾隆四十九年 111 陈文帝 乾隆四十九年 112 陈宣帝 乾隆四十九年 113 北魏道武帝 乾隆四十九年 114 北魏明元帝 乾隆四十九年 115 北魏太武帝 乾隆四十九年 116 北魏文成帝 乾隆四十九年 117 北魏献文帝 乾隆四十九年 118 北魏孝文帝 乾隆四十九年 119 北魏宣武帝 乾隆四十九年 120 北魏孝明帝 乾隆四十九年 121 唐高祖 洪武六年 洪武六年罢祀康熙六十一年复祀
122 唐太宗 洪武六年 123 唐高宗 康熙六十一年 124 唐睿宗 康熙六十一年 125 唐玄宗 康熙六十一年 126 唐肃宗 康熙六十一年 127 唐代宗 康熙六十一年 128 唐德宗 康熙六十一年 129 唐顺宗 康熙六十一年 130 唐宪宗 乾隆四十九年 131 唐穆宗 康熙六十一年 132 唐文宗 康熙六十一年 133 唐武宗 康熙六十一年 134 唐宣宗 康熙六十一年 135 唐懿宗 康熙六十一年 136 唐僖宗 康熙六十一年 137 后唐明宗 乾隆四十九年 138 后周世宗 乾隆四十九年 139 辽太祖 顺治二年 顺治十七年罢祀康熙元年复祀
140 辽太宗 康熙六十一年 141 辽景宗 康熙六十一年 142 辽圣宗 康熙六十一年 143 辽兴宗 康熙六十一年 144 辽道宗 康熙六十一年 145 宋太祖 洪武六年 146 宋太宗 康熙六十一年 147 宋真宗 康熙六十一年 148 宋仁宗 顺治十七年 康熙元年罢祀；康熙六十一年复祀
149 宋英宗 康熙六十一年 150 宋神宗 康熙六十一年 151 宋哲宗 康熙六十一年 152 宋高宗 康熙六十一年 153 宋孝宗 康熙六十一年 154 宋光宗 康熙六十一年 155 宋宁宗 康熙六十一年 156 宋理宗 康熙六十一年 157 宋度宗 康熙六十一年 158 宋端宗 康熙六十一年 159 金太祖 顺治二年 顺治十七年罢祀康熙元年复祀
160 金太宗 康熙六十一年 161 金世宗 顺治二年 162 金章宗 康熙六十一年 163 金宣宗 康熙六十一年 164 金哀宗 乾隆四十九年 165 元太祖 顺治二年 顺治十七年罢祀康熙元年复祀
166 元太宗 康熙六十一年 167 元定宗 康熙六十一年 168 元宪宗 康熙六十一年 169 元世祖 洪武六年 嘉靖二十四年罢祀顺治二年复祀
170 元成宗 康熙六十一年 171 元武宗 康熙六十一年 172 元仁宗 康熙六十一年 173 元泰定帝 康熙六十一年 174 元文宗 康熙六十一年 175 元宁宗 康熙六十一年 176 明太祖 顺治二年 177 明惠帝 乾隆元年 178 明成祖 康熙六十一年 179 明仁宗 康熙六十一年 180 明宣宗 康熙六十一年 181 明英宗 康熙六十一年 182 明景帝 康熙六十一年 183 明宪宗 康熙六十一年 184 明孝宗 顺治十七年 康熙元年罢祀康熙六十一年复祀
185 明武宗 康熙六十一年 186 明世宗 康熙六十一年 187 明穆宗 康熙六十一年 188 明愍帝 康熙六十一年 注：先入祀，后罢祀，未复祀的帝王有：※周文王于洪武六年入祀南京历代帝王庙，后于当年被罢祀。※隋高祖于洪武六年入祀南京历代帝王庙，后于洪武七年八月被罢祀。※汉桓帝、汉灵帝于康熙六十一年入祀北京历代帝王庙，后于乾隆四十九年被罢祀。
附表二：历代帝王庙入祀名臣一览表序号 入祀者 入祀时间 变化时间1 风& 后 洪武二十一年 2 苍& 颉 康熙六十一年 3 力& 牧 洪武二十一年 4 夔 洪武二十一年 5 伯& 夷 洪武二十一年 6 V& 陶 洪武二十一年 7 龙 洪武二十一年 8 伯& 益 洪武二十一年 9 伊& 尹 洪武二十一年 10 傅& 说 洪武二十一年 11 仲& 虺 康熙六十一年 12 召公] 洪武二十一年 13 毕公高 康熙六十一年 14 召穆公虎 洪武二十一年 15 仲山甫 康熙六十一年 16 周公旦 洪武二十一年 17 太公望 洪武二十一年 18 吕& 侯 康熙六十一年 19 方& 叔 洪武二十一年 20 尹吉甫 康熙六十一年 21 张& 良 洪武二十一年 22 曹& 参 洪武二十一年 23 周& 勃 洪武二十一年 24 魏& 相 康熙六十一年 25 萧& 何 洪武二十一年 26 陈& 平 洪武二十一年 27 刘& 章 康熙六十一年 28 丙& 吉 康熙六十一年 29 邓& 禹 洪武二十一年 30 耿& m 康熙六十一年 31 冯& 异 洪武二十一年 32 马& 援 康熙六十一年 33 诸葛亮 洪武二十一年 34 赵& 云 康熙六十一年 35 房玄龄 洪武二十一年 36 李& 靖 洪武二十一年 37 宋& Z 康熙六十一年 38 郭子仪 洪武二十一年 39 许& 远 顺治二年 40 李& 晟 洪武二十一年 41 裴& 度 康熙六十一年 42 杜如晦 洪武二十一年 43 狄仁杰 康熙六十一年 44 姚& 崇 康熙六十一年 45 张& 巡 顺治二年 46 李& 泌 康熙六十一年 47 陆& 贽 康熙六十一年 48 耶律赫噜 顺治二年 49 曹& 彬 洪武二十一年 50 李& 沆 康熙六十一年 51 王& 曾 康熙六十一年 52 富& 弼 康熙六十一年 53 文彦博 康熙六十一年 54 吕蒙正 康熙六十一年 55 寇& 准 康熙六十一年 56 范仲淹 康熙六十一年 57 韩& 琦 康熙六十一年 58 司马光 康熙六十一年 59 宗& 翰 顺治二年 60 斡& 鲁 康熙六十一年 61 宗& 望 顺治二年 62 李& 纲 康熙六十一年 63 韩世忠 洪武二十一年 64 文天祥 康熙六十一年 65 赵& 鼎 康熙六十一年 66 岳& 飞 洪武二十一年 67 穆呼哩 洪武二十一年 嘉靖二十四年罢祀；顺治二年复祀
68 布呼密 康熙六十一年 69 巴& 延 洪武二十一年 嘉靖二十四年罢祀；顺治二年复祀
70 托克托 康熙六十一年 71 徐& 达 顺治二年 72 常遇春 康熙六十一年 73 杨士奇 康熙六十一年 74 于& 谦 康熙六十一年 75 刘大夏 康熙六十一年 76 刘& 基 顺治二年 77 李文忠 康熙六十一年 78 杨& 荣 康熙六十一年 79 李& 贤 康熙六十一年 注：先入祀，后罢祀，未复祀的名臣有：※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于洪武二十一年入祀南京历代帝王庙，后于嘉靖二十四年被罢祀。※潘美、张浚于洪武二十一年入祀南京历代帝王庙，后于顺治十七年被罢祀。&[1] 第一等是“蒙古人”，地位最高;第二等是“色目人”，即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第三等是“汉人”，即北方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包括江南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地位最低。[2]《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北伐檄文原称“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由当时著名史学家宋濂等人起草。[3] [7] 明《帝京景物略》卷四《西城内篇•帝王庙》。[4] [6]《明史》卷五十 志二十六。[5]《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六，《明史》卷五十志二十六。关于入祀人物，最初礼部建议只祀三皇，朱元璋认为“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后又入祀了元世祖。并“以周文王（姬昌）终守臣服（商末周族之主），唐高祖（李渊）由太宗（李世民）得天下”为由，取消了对他二人的庙祀，仅祀于陵寝。隋高祖杨坚，洪武六年列祀，七年罢祀，未言其由。[8]《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六记载为洪武六年，明《大明一统志》卷一的《 顺天府•祠庙篇》和清《天府广记》卷之九《帝王庙》，记载为洪武十年命建元世祖庙。[9] 据《明史》卷五十 志二十六记载，原报奏36人从祀，被朱元璋增减为37人。他认为：“宋赵普负太祖不忠，不可从祀。元臣四杰，木华黎为首，不可祀孙而去其祖，可祀木华黎而罢安童。既祀伯颜，则阿术不必祀。汉陈平、冯异，宋潘美，皆善始终，可祀。”[10]《明实录•明英宗实录》卷五七。[11]《明史》卷五十 志二十六，《明实录•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一、卷一四一，明《帝京景物略》卷四《西城内篇•帝王庙》。[12] 明《帝京景物略》卷四《西城内篇•帝王庙》。罢祀元臣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5人。 [13] 碑文著录见清《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 。目前，此碑下落不明。[14]《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五。[15]《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五十 礼部七。增祀名臣唐朝张巡、许远，辽国耶律曷鲁，金国黏没忽、斡里不，元朝木华黎、伯颜和明朝徐达、刘基9人，从祀名臣增至41人。[16]《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五十 礼部七，《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八。[17]《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三六。[18]《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五十 礼部九。[19]《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九二。[20]《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九七。[21]《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二。[22] 雍正皇帝曾命人刻有多方“为君难”印章，今收藏于故宫博物院。[23]《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三。[24] 雍正十一年《历代帝王庙碑》文，见历代帝王庙东南碑阳，著录于清《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25] [27] [35] [36]《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五十。 [26] 诗文著录于清《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28] 见景德崇圣殿内。楹联的标点断句，本文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的《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29]《长律述事诗》见历代帝王庙西南碑阴。著录于清《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30]《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见历代帝王庙西南碑阳。著录于清《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31]《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 卷九七七。著录于清《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32]《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 卷一一七六。著录于清《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33]《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二五.[34] [39] 乾隆五十年《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见历代帝王庙东北碑阳。著录于清《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37]《明史》卷五十。& [38] 乾隆五十年《恭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见历代帝王庙东南碑阴。著录于清《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4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相关档案。[41]《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一八、卷三三九，《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五九，《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三。[42]《礼记•祭法》，见东汉郑玄注《礼记》卷十四，祭法第二十三。[43]《唐会要》卷二十二。[44]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北京历代帝王庙开放利用研究报告》，见《历代帝王庙研究论文集》，香港国际出版社2004年3月。[45] 许伟：《历代帝王庙文物保护工程记述》，《北京文博》200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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