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怎样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的？
新加坡是怎样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的？
文：未火 （注：文中提及货币单位为新加坡元，1新元兑人民币约等于5元）
住房向来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随着近年来房价的不断上涨，中国人民对政府房地产政策的不满也日益加深，不管是在网络媒体上，还是在日常聊天中，对房地产现状的批评到处可见。中国中央政府虽然出台了强硬的房地产政策来抑止压低房价，然而见效甚微。本人认为政府现行的房地产政策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根本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住房问题。相比之下，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寸土寸金，却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的住房问题，还获得了“花园国家”的美称。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究竟新加坡是怎样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的？
从“组屋”说起
去过新加坡的人，多少会留意到新加坡有许多整齐划一，造型相似的一排排楼房，那就是新加坡的“组屋”。组屋就是由新加坡政府统一规划开发的公屋，组屋是中文叫法，因为组屋是由房屋发展局（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专门负责管理开发，所以称为HDB。根据新加坡权威的亚洲新闻台报道，新加坡约有80％的人口居住在组屋。除了组屋之外，新加坡还有共管公寓，排屋（半独立式别墅），别墅等由房地产商开发的高级住宅。组屋的所有权属于政府，新组屋的使用时限是99年，换句话说，购买新组屋的人可以住99年，99年后政府收回房子。非组屋的高级住宅有永久地契（即所有权属于私人），也有99年地契的，后者的使用期限也是99年。
一分为二的房地产策略
新加坡政府采用了一分为二的房地产政策。组屋是专门为低收入的国民所提供，价格低廉，属于半开放式的房地产市场。而非组屋住宅市场则高度自由化，价格随市场需求起伏。根据报道，2006年第四季度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为7.6％，在经济前景乐观的情况下，非组屋住宅的房价平均上涨了10％，与此同时，组屋房价上涨的幅度仅为2％而已。这样一分为二的策略，一方面确保组屋价格的上涨不会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又发挥了中高端房地产市场的市场效率。新加坡政府除了在市场自由化的控制对组屋区别对待外，在价格方面，组屋与非组屋更是相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组屋的大小。组屋的大小从小到大分为1房式到5房式。请注意新加坡房间的算法跟中国不同，厅也算成房间，5房式等于中国的三房两厅，4房式等于三房一厅或者两房两厅，如此类推。因此，组屋大多以三房式到五房式为主，1房式或者两房式的很少，还有一种公寓式组屋，比五房式的稍大，是最大型的组屋。当然了，同样的是组屋，价格还是有差别的，以5房式（三房两厅）来举例，一间一百三十多平方米约三十多万，4房式一百一十多平方米约二十多万，如此类推，一房式可以低至几万元。众所周知，地段是决定房价的主要因素。但是，组屋的价格基本上不会高于50万，高于40万的也非常少。（注：在房屋发展局的网站上可以很方便地查到最新的组屋交易价）
再看看非组屋住宅，房价从50多万起，高到上百万上千万的房子都有。跟五房式组屋差不多大小（面积一百三十多平方米）的共管公寓就要60多万，相差二三十万。这还算便宜的了，地段好的更贵。比如在乌节路（相对来说就是北京的王府井）的公寓，动辄上百万。据报道，新加坡艺人范文芳购买了一间四房式公寓，花了400百万。至于那些别墅式的私人住宅或者大型豪宅，价格更是高得惊人。据联合晚报道，最高价纪录高达一平方英尺四千新元，约一平方米四万新元，也就等于一平方米20万人民币！只是联合晚报多报道小道消息，这则报道的可靠性很低。但是由此可见新加坡房价之高确实是很惊人的。就算价值一百万的公寓，也并非一般的工薪人士能够承担的。但就算如此，住在这些非组屋住宅的还是大有人在，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依然火得不得了。
&因此，我们看新加坡房价，也要一分为二。从组屋来看，当然便宜了。从非组屋住宅看，贵得很。平均来看，也不便宜了。
组屋政策与福利制度挂钩
组屋的价格不止低廉，新加坡政府还为国民提供了许多福利，将组屋政策跟福利制度挂钩。例如，新加坡人可以用公积金户口的金额来还房屋贷款；两人都是新加坡公民的夫妻买组屋有三万元购房补助；组屋的房产税比公寓低；连水电费的计算，组屋都比公寓便宜！本人的一位朋友，夫妻两人买间三房式组屋才花十几万元，每个月的分期付款八百多元，但是每个月从公积金户口还五百多，每个月只需要付两百多元的现金。
俗话说：“便宜没好货”，组屋这么便宜，还有许多优惠，那么组屋的居住环境内部装修等居住条件是不是很差？组屋居住条件肯定比不上非组屋住宅，毕竟价格差那么多。但是，组屋的居住条件并不算差。新加坡的环境绿化和卫生非常好，就算是在组屋区，也保持很好的绿化和卫生条件。组屋区相对来说比较偏远，但因为新加坡面积很小，新加坡的交通又很发达，所谓的远也就是差几十分钟的路程。就算从东部最远的组屋区坐地铁到繁华的中央商业区，也不过50分钟而已。新加坡的治安也非常好，就算没有保安守在小区大门，也不用提心吊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新加坡有80％的人口都住在组屋。
新加坡的组屋政策，成功地解决了绝大部分低收入国民的住房问题。一分为二的策略，同时有效保持房地产高端市场的自由化。换句话说，让有钱人选择花大钱住大屋，没钱的还可以有安身之所。中国的房地产政策搞一刀切，房价压不下来还打击了市场效率。
中国旧时的集体分房，权力都掌握在当官的手上，官大住大屋，官小住小屋，没官睡破屋。新加坡的组屋分配，有国家统一规划，以抽签方式选择，买卖市场化，过程透明公开，把权力腐败控制到最低。
中国所谓的商品经济房，偷工减料质量低，物业管理态度差。新加坡的组屋，国家专门部门管理，各小区有区议员负责，彻底杜绝了豆腐渣工程的出现。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刚好看到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南大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光炎教授在北京出席由厦门大学和南大主办的“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2007春季预测发布会”
建议，中国应让20－60%国民住公屋。本人看罢深为认同陈教授所言。
后注：这篇文章较早前已经在酝酿，不但亲自参观过一些组屋和查资料，更询问从事房地产中介的朋友，字字皆辛苦，绝非随意之作。奈何年底审计工作量特别大，只能利用春节时间匆匆完成，若有遗误，敬请指出。
图为新加坡组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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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话泛滥 “有关部门”怎不“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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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泛滥 “有关部门”怎不“高度重视”
导语近日，《人民日报》在其官方微博向网友征集"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反响热烈。随后，《人民日报》也刊出了一些读者所反感的官话套话，其中"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等榜上有名。那么官话套话究竟是有怎样的吸引力？才能如此"顽强不息"，从而在各级机构和大小官员中"源远流长"，且"一如既往"的被使用。
01 官话套话"源远流长"，被"有关部门"用得"坚定不移"反官话套话已有“多次”，但不少官员使用官话时仍“情绪稳定”官话套话肆意蔓延早不在一天两天，仅在最近几年，针对“反对官话套话”的新闻就热过几次。在2012年两会期间，“官话套话”成了众矢之的。王岐山在参加山东团小组讨论就表达了对官话和废话的不满，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的开场白：“王岐山副总理来听取小组讨论，与我们共商国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温暖，备受鼓舞，深感振奋，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就被王岐山打断，并直言 “这些话全是浪费时间的”。时间继续往前追溯，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改进新形势下党建重大问题决定》，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而在2010年9月的中央党校春季学员开学典礼上，习近平也强调了反对长、空、假，提倡短、实、新的文风。不过，虽然“反官话套话”已有多次，但今天还在被不少官员和机构使用。这点在《人民日报》的“令人反感官话”的调查中就有所反映，这条微博截至14日17时就被转发12266次，评论达到4380条，可见网友“共鸣”之深。而《中国青年报》引用的一项对5163人进行的题为“你身边爱讲官话的官员多吗”的调查显示，有91.7%的受访者坦言，自己身边普遍存在爱讲官话的官员；69.8%的受访者表示身边这样的官员“非常多”。个别官员和机构在官话套话的使用水准上“屡创新高”《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段来自普通民众吴俊平的感受，很好的描述了民众对官话的感觉。对吴俊平来说最令人反感的官话和套话是：“下面，我再强调三点意见”、“必须把此项工作纳入到重要议事日程”、“提高认识、端正态度”、“高屋建瓴”等。而一“强调”就是一个多小时，一“必须”就把工作扔到了脑后，一“提高”就想出了对付政策的对策，一“高屋建瓴”就讨好领导拍马屁已经成了模式。不少官员们在这样的语境中变得麻木、保守和封闭，越发不做实事。2012年12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出了要求切实解决准生证办证难的通知，但随后记者采访时却发现，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记者遇到的公务人员要么是以“不清楚，去问我们的上级部门”搪塞，要么更直接，“你是看新闻看到的，那是新闻，要到我们这儿，那就得等。”在此事中，上级的通知沦为官话和空话，而下级同样以官话和套话应付民众。
宜昌政府网站回复仅为两字“说吧” 官话和套话甚至蔓延至政府网络，在2010年12月，中国宜昌网站的互动平台上的一则编号为的办件就让人啼笑皆非。一条留言中称：“我2002年得的小孩，现在某事业单位工作，同年将独生子女证交单位人事部门，次年春节后经询问证件被遗失，我个人已为孩子补办了独生子女证，但是到现在我还未在单位拿到每月5元的独生子女费，说了吧怕被单位穿小鞋，不说嘛又实在是怄不过这口气，我能怎么办？”而当地计生委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说吧”，生硬和所答非所问的口吻尽显。而今年初，河南商报也爆出沈丘政府网的《来信选登》栏目中来信编号从389到多封来信，无论内容是什么，回复全部是“您好，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的”这样的套话。
河南沈丘政府网的万能回复：“我们会尽快处理的&rdquo 02 让"广大群众"耳朵起茧的官话为何成了官员的"统一思想"原因一：为了所谓“政治高度”，放弃真话而说官话套话《深圳晶报》在一篇社论中这样总结了官话套话的共性：“总是那么平稳，总是强调不出错，而且话语看似面面俱到，实质毫无温度。很多官话套话让人乍听感到振奋，但仔细思考却味同嚼蜡。面对一位满嘴套话的官员，民众挑不出毛病，心中感到憋气窝火，但就是说不出来。”当然，对此这些官员也是心知肚明。在他们看来，官话虽然晦涩无物，但绝不会犯错。而这也解释了一个“中国官员圈”的独特现象：即不少官员任上平平淡淡，一旦退休卸任却会对公共事务接连开炮，变成了“大明白”。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汪恕诚，他是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1998年至2007年间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任上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他卸任后的言论显然较任上更出位。“如果地下水位恢复了，就表扬、提拔他；如果地下水位下降了，你就批评他，免了他。”、“提醒大家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认为国家现在有大投入就忙着修建大工程。”和“我们现在用行政手段、宏观调控手段在控制物价的做法是欠妥的。”，这些都是他卸任后的表态，绝少模糊，立场清楚。原因二：对所辖业务没能“提高认识”，说不出实话才说官话套话“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一种，而有些官员是真糊涂。这些官员爱说官话套话，就是因为业务不精，思考不深，语言逻辑能力欠缺，除了官话套话，说不出别的什么像样的话。对于这些人来说，官话套话更像是遮羞布，按套路来，才可以蒙混过关。以兰考火灾为例，7名儿童的死亡非但没有引起当地官员的忏悔，反而一再强调领导对“抢险救火”的“高度重视”，相比于孩子的声明，地方上的官员更在意这一事件可能对自己权力产生的负面影响。还有山西苯胺污染迟报事件，明明已经对下游城市的民众生活产生了影响，可长治市的媒体却仍然刊发“数千军民冒严寒，热火朝天刨冰掘苯”。类似这种坏事变好事，丧事变喜事的政绩思维，正是一些能力不足的官员“惟上”心态的表象。原因三：“重要讲话”的格式成了官员习惯，好话也说成了官话套话有些官员爱说官话套话，是为了向上级看齐。为了显示同上级的一致，一些官员讲话的语气语调、遣词造句都同领导雷同；还有些官员爱说官话套话，则是因为长期耳濡目染。经过各级领导不断的打磨，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中不断强化自我审查，直至丧失对正常语言的把控能力。特别讽刺的是，就在《人民日报》征集最令人反感官话套话的第二天，中国传媒大学有声媒体语言监测与研究中心和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联合发布“2012媒体关注度10大榜单”，其中一份名为《新闻联播》10大成语的榜单赫然在目，而在这份榜单中的成语：继往开来、坚持不懈、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前所未有、长治久安、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来之不易和丰富多彩，其中不少就是让民众反感的官话。03 征集官话容易，反对官话套话"任重道远"只要“端正态度”，也不是所有官话套话都应被一刀切需要补充的是，反对官话并不是反对严谨，反对套话也不是让官员们去玩弄辞藻，关键就是要给民众个实在。这方面，新加坡官员使用“官话”和“套话”的方式，就有不少就值得借鉴。新加坡官员所说的频率最高的一句官话套话就是：新加坡地小人少，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新加坡没有什么资源，就连土地也缺乏。全国面积只有六百多平方公里，国防、公共设施、企业、居民都要用地，我们只能把所有空出的土地全部绿化。”新加坡国家公园局的官员这样介绍。然而就在这寸土寸金之地，新加坡的绿色覆盖率在2007年时就接近47%。“新加坡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要实现居者有其屋，我们不得不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这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官员的开场白。可是由新加坡政府为中低收入者提供的公共组屋，占全国住宅量的85%左右。可见，即便是官话和套话，只要结局是实在的，是为民所用，就仍然有其作用。
美国也有官话：美联储的经济报告常因语意模糊而饱受诟病 反对官话还需“求真务实”，别只是“重视”和“强调”在欧美有句名言：“语言可以败坏政治，政治也可以败坏语言。”可见，官话和套话的泛滥，远不只让人反感那么简单。中青报的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71.3%的人认为官话泛滥会降低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76.7%的人期待官员说话能直面问题，不回避、不闪躲；84.1%的人期待不说官话能成官场新风气。杂文作者刘洪波在微博上也说到：官话是“处处用心”与“无动于衷”的结合体，是一种装饰性的语言，而不是一种真实表达的语言。但民众是实在的，向来只看疗效不看广告。所以，这次反官话，如果期望得到民众的赞许，就要“实干”，而不只是“重视和强调要实干”。 历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竞选花费-->结语官话套话最让人反感的是，官话这套语言，无法表明立场和解决问题，正反兼容，唯一的用处就是形成一道安全门，让很多机构和官员可以在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仍可以在话筒前支支吾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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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官员的狡兔三窟术
贪腐官员的狡兔三窟术 南方都市报贪腐阶层狡兔三窟，对冲风险。郑州房妹案提供经典案例，由郑州市二七区纪检委、规划、房管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初步确认，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一家拥有29套房产，均属商品房。报道还披露，翟振锋2002年1月至2010年9月先后担任二七区房管局局长、二七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职务。因“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牟取利益及其他违纪行为”，已于2011年9月被纪检部门予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目前是二七区二七新城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没有职务。翟振锋一度官阶不高、举报不断，却成为贪腐的经典案例。我国公务员约为700万左右，副处长以上的干部数量不详。根据《人民日报》日的报道，全国共有178.7万名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从侧面透露我国副处级以上公务员数量为178.7万。如果这些公务员户均拥有三套以上的商品住宅或者商铺，则需要536.1套房，如果拥有10套，则需要1787套，超全国保障房总量。狡兔三窟拥有多套房产，目的是成为食利阶层。翟家拥有商品物业有一半左右是商铺，如果说拥有住宅主要是拥有资本利得（住宅租金偏低），那么，拥有商业物业的主要目的是成为商业食利阶层，商业物业租金是主要收益。中国发展商业之初，就需要支付一笔买路钱。要强调的是，投资房地产风险收益自担，合法合理并无不妥，关键是翟家的财产合法性如何，以什么样的价格购买了房产，其中是否存在非法之处。翟家使用了贪腐官员常用的聚敛手段。第一招是靠山吃山，自己管房地产，家人成立房地产公司，进行利益输送。郑州市一通房地产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淑萍是翟振锋妻子，该公司注册于日，前法人是王伟斌，现在法人是李淑萍，不是亲戚就是妻子。而另一家兰亭房地产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最初注册人为冯松伟，据披露为翟振锋妹夫。翟振锋之子翟政宏开有两个公司，分别为河南十方艺术馆、龙源信息技术公司，其中龙源公司注册于2000年，当时翟政宏只有15岁。中低收入阶层依靠保障房，因为贪腐有多少保障房收益流入贪腐官员之手？如果曝料者信息披露属实，那么一通公司开发的郑州南溪苑经适房小区项目已经成为非法牟利的工具。保障房筹措经费之难众所周知，这笔血汗钱很有可能通过畅通的利益管道源源不断地流到食利官员手中。第二招是多重身份。等而上者非法同时拥有中国身份与外籍身份，在一定区域内拥有权势者则手执多张身份证。据央视报道河南省项城市公安局消息，2011年，“房妹”父亲翟振锋通过关系人王峰，找到秣陵派出所内勤民警张新生，违规办理户口入户手续。从此这一家庭四口人拥有了八个户口，直到网络案发户口被取缔为止。多重身份与多处房产一样，也是狡兔三窟的重要手段。翟振锋依靠新注册的户口隐匿财产和房产，一家共购买了29套房产，而他位于郑州市嵩山路派出所的户口名下，却没有一套房产，翟振锋俨然是一位“清廉”官员。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基础的身份制度可以被官员玩弄于手掌之中，再多的财产公开也将成为摆设。官员以多重身份、以转移资产，对冲未来的公开风险。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未行，狡兔们已经做好防御。以往的高铁案例，以及郑州房叔案例，似乎有些项目一半的公共财政经费进入了贪腐者的腰包。希望这只是个案，否则以这样的比例，建立民生工程与重要的基础工程项目所借贷的款项，必然成为大众支付的庞大负债。围绕翟振锋案件的处理很难让人信服，处理者将对公众负责，公众更进一步质疑，庞大的利益群体是否形成了互保群体。郑州市二七区纪检监察部门2011年已经进行了调查处理，相信以纪检部门的威力，其寻租、贪腐、二套户口等行为已经被掌握。奇怪的是，网络曝光“房妹”事件后，12月28日，郑州市房管局回应：经该局多部门联合调查，被微博举报的业主确有11套房产，但这些房产并非经济适用房，且该业主“与我局领导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同时，查证“房妹”被举报的11套房产，有2套为商品住房，另有9间为商业服务用房，“均不是经济适用住房”。这是以事实掩盖寻租的痕迹：翟振锋现在不是官员，不等于以往任职时没有利用职务寻租；购买的不是经济适用房，不等于没有用寻租的钱购置资产，更不等于开发经济适用房帐务清白。翟振锋被褫夺官职，似乎就保护了其家庭的财产。翟振锋案再次显示，公共资源流失严重、基础制度被破坏已经超出想像，更可怕的是，长期寻租如入无人之境，寻租被发现后处理轻如鸿毛，这是在周告大众：官位可以抵销法律惩处，既得利益群体已形成与民意隔绝的保护膜？
狡兔三窟遍行于世，基础制度失去尊严，公共资源流失严重程度如千钧一发，靠网民反腐而非重塑制度尊严，其行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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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散一石:上访20年又何必？
上访20年又何必？ 闲散一石
有报道称，有一个三口上访之家，流浪北京已经20年，儿子已经30岁，三口住在一个塑料布支起来的棚子里，每天除了捡破烂，就是到信访局登记。为了上访，这家人与老家早就断了联系，“怕连累亲戚。”《人民日报海外版》（日第04版）　　这个报道给人一种伤楚之感，何苦呢。报道中没有说明这家人为何上访，但可以看出，在孩子10岁时一家人就上访了，如今孩子已经30岁，可以判断出，孩子没有接受过教育，一家人都成为流浪者。如果换一个思维方式，愚以为，这样的上访不值得，得不偿失，即使有天大的怨枉，也不应该一家如此生活20多年。
有道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人就怕钻牛角尖儿，一旦进入管状思维，就回不了头。愚想，这家上访者一定受了委屈，一定遇到了不公平对待，但是再大的委屈、再大的不公平，也比不上全家人的幸福，更比不上孩子的前途与命运。与其一家人把时间、精力、体力耗在没有结果的上访上，不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靠自己的辛勤过去享受幸福的生活。
应该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不如意之事就包括遭到不公平对待，遭到别人欺负，遭到意外之祸，这就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烦恼：工作上杂乱的琐事，身体上偶尔小疾甚至大恙，亲人的生死离别，人际关系中的你争我斗，商场中的尔虞我诈，官场中的勾心斗角，还有各种天灾和人祸，更有凶恶之徒的侵害……面对如此多的苦难，有时候是不能较真的，特别是明知不可能得到公正时无休止的较真下去，往往是失大于得，并不是最佳选择。这就要看如何对待。
在一些寺院，一般都有一尊笑嘻嘻、胖乎乎、袒露大肚皮的弥勒大佛，在他的两旁有一付意味深长的楹联：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或是：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对于人生当中的不如意之事，就看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去理解。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从上访来说，实际上只有两种结果，要么讨来公正，要么讨不来公正。讨来公正最好，讨不来公正特别是永远讨不来公正时就应该换一个思维方式，应该衡量值不值得，为争一口气而耽误孩子一辈子应该说不太明智。
这不是说要人们放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而是说在面对现实，毕竟现实当中美好的东西多于丑恶的东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民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也可以生活得不错，与其把那么一点并不非常重要的希望寄托于上访上，不如把时间、精力与能力用于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上。愚想，如果上访20年之久这三口之家，豁出去改变人生，找一个正当工作，也许就不会还住在用塑料布支起来的棚子里，孩子也许能够上个学，接受正规教育，找一个好工作，结婚生子，一家人享受着天伦之乐，至少应该比现在强，能够看到希望。
人民日报记者探访京城流浪者:一家三口流浪20年
燕秉利:静静地聆听浍河水的清柔与唯美
静静地聆听浍河水的清柔与唯美 静静地聆听浍河水的清柔与唯美，目送她的波光粼粼，随夕阳西下，汇入那源源不断的灿烂与瑰丽，那是一条盘旋在高原脊梁上的卧龙，是一只悄然飘落的金色凤凰，随一路调皮而生动地语言欢歌而去，忙碌而不知停歇，昼夜而不舍劳累。聆听 浍 河燕秉利静静地聆听浍河水的清柔与唯美，目送她的波光粼粼，随夕阳西下，汇入那源源不断的灿烂与瑰丽，那是一条盘旋在高原脊梁上的卧龙，是一只悄然飘落的金色凤凰，随一路调皮而生动地语言欢歌而去，忙碌而不知停歇，昼夜而不舍劳累。河床的边上，有一块硕大的石头，水亲吻的痕迹缠绕而上，那是河水与石头爱情的证据，有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的悲壮，有小鸟依人清新浪漫的温存，我听着石头跳动犹如时光的序言，串起了关于河水的记忆。我儿时的母亲河，亲吻，抚摸过我古铜色的躯体。让我沉醉，迷恋。河水多少个日子都不曾温顺过了，她一定有伤心的理由，在绵绵不绝的唠叨里、咆哮里我读懂了，那是爱人离去的伤痛，那是家园退却的愤怒，在无人能解的暗夜里爆发，那一夜，猝不及防地人们在犹如天神发怒地颤栗中眼睁睁看着无数牛、羊、猪之类的东西随一阵雾而去，暴涨的脾气差点掀翻了山谷，人们无语的凝视。当一个少女的身影在山水间填充成灵魂的时差，河水平静了下来，是真有灵性的呻吟吗？那个少女用母性的手掌，温暖抚慰了那冰冷的心。这是一次有记录的，最让人谈之色变的暴力，地表植被的消失，树林的砍伐让这一切都成了频繁发作的痛。当两岸的绿色开始成长，渐渐地温暖了寂寞的黄土，水的颜色开始重新回归了银色，只是少了以往的强健，瘦弱不堪，躲在青青的草下匍匐前行，让人鼓起了怜爱的心，地底下时不时有垮塌的消息传来，一个更大地捉迷藏开始了，河水想通了离开的理由，转身离去的脚步蹒跚而坚定。我站在岸上，死寂的岸上，偌大的河道，只有毫无羞耻的石头裸露着，被来往的风摆弄着，尘土盖住了面目，连泥都没了踪迹。我幻想着太阳能泛出点金光，在这曾经的圣河里重新闪烁生命，而石头羞涩地回应，连底层的沙土都毫无计划的暴露，一脸无奈。我伤心地哭，期望重新有一个咆哮的生命把我推倒，哪怕肆虐地穿过我的身体，可连阳光都一点点地消失了。
施永青:年轻人为何容易不满
年轻人为何容易不满 港大的一项调查显示：愈是年轻的香港人，对社会目前的民生状况愈是不满。其中18至29岁的群组，不满意率高达59%。其实这种情况并非香港所独有，其他已发展的地区都有类似的情况。
18岁至29岁这段年龄，是人生出现重大转折的阶段，年轻人不一定懂得去面对。他们刚离开学校，要开始找工作；他们刚身体发育成熟，要找伴侣组织家庭。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阻滞与困惑，年轻人很容易感到彷徨。 过去，年轻人的权利意识不高，所以只会独自彷徨一下算了。但现在年轻人的权利意识高涨，倾向把自己在人生上的不如意，视作社会对年轻人的亏欠与不公。彷徨的一代旋即转变成愤怒的一代。 与我同龄的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物质生活比较贫乏，很容易有新的改善。我在25岁前睡帆布床，朝「杭」晚拆，十分麻烦，所以当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固定的床的时候，已感到十分满足。逐渐家里先后添置了雪柜、电视、洗衣机，生活得到了实质的改善。不断有进步，自然感觉良好。 但现今一代的年轻人，一出世就有我们以前没有的东西，失去了从无到有的改善过程。人对于已有的东西都不会觉得稀罕，一如健康的时候不知道健康珍贵。人的眼光总盯着自己未有的东西。同学换了新计算机、买了名牌波鞋、吃了法国大餐、或去了自己不会有机会去的地方旅行，都可以导致年轻人的不满。不是说人生而平等的吗﹖为甚么我一出世就比人差了一大截﹖ 我刚出社会工作的时候，做过打磨工人，做过信差，当时看到自己可以自食其力已感到很高兴。但新一代的年轻人不愿意做这类工作，他们看到的，是有些同学因为家庭背景入了银行工作，他们却连见工的机会也没有。我打工的时候，担心上司不分配工作给我做，但新一代的年轻人却埋怨上司用得他们太尽，却不给他们升职机会。 现实世界一定是上司少过下属，不可能人人都可以爬上高位。尤其是已发展的地区，经济增长只有三两个巴仙，哪里来那么多新设的高位﹖要升职就得敢去新发展地区冒风险，或有本事表现得比自己的同事明显要好。 香港的情况已比较好，升职虽难，但要找工作不难；不似一些欧洲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三至五成，那就想突围而出也没有机会了。 发达地区的特色，是生活费高、竞争激烈；成功者少，失败者多。胜利者的威风，突显失败者的不济。年轻人来到一个这样的世界，事业难成，组家无望；想「躲进小楼成一统」也不容易，唯有学孙悟空，大闹天宫。
徐贲:公共媒体对民众知情权的责任
公共媒体对民众知情权的责任
West Contra CostaPublic Record ActRalph M. Brown Act1984RegisterRegister Division of Freedom Newspapers Inc. v. Orange County158 Cal. App. 3d89354957.1a(3)(A)B Fair Political Practices ActStatement of Economic Interest7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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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话泛滥 “有关部门”怎不“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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