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没有朋友的“一代伟人”（五）
北京保卫战之后，朝廷论功行赏，加封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
于谦虽居功甚伟，却并不以此为荣，他推辞道：“京城四郊都是战垒，此乃卿大夫之耻也，岂敢以此邀功取赏！”于谦认为，敌人打到了首都城下，说明大臣们并没有治理好国家，这是士大夫的耻辱。于是极力推辞封赏。朝廷不允，于谦只得接受。这就是人们称于谦为“于少保”的由来。
景泰元年（1450），大同参将许贵报告，称瓦剌派了三个人至大同，要求讲和。于谦随即上奏道：“以前我们派指挥使季铎、岳谦出使瓦剌，可也先随即领兵入犯。（北京保卫战时）又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出使瓦剌，却没有见着太上皇就回来了。和议不足恃，这已经是很明了了。况且我大明与瓦剌有不共戴天之仇，情理上也不可与之讲和。万一讲和之后，瓦剌肆无忌惮地向我大明索取财物，那我从之则因此而困敝，不从则会生出变故，客观形势上也不可与之讲和。许贵乃是武将，竟如此怯懦，则我大明何以同仇敌忾。依照律法，许贵其罪当诛！”景泰帝遂降旨切责许贵。于是边将人人主战，再也不敢言和。
当初，也先挟持明英宗要求边将开门，这一计谋完全出自叛徒、汉奸太监喜宁，于谦密授大同守将计策，最终擒得喜宁，戮之。于谦又授密计给兵部右侍郎王伟，擒杀叛人小田儿。
这两位也先身边的重要谋臣被诛杀，如同斩掉了也先的左膀右臂，也先再也无法对明朝内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再加上此时的明英宗已经成了“太上皇”，地位虽高，却一点实权没有，也先已经从他身上得不到一点好处。而假如明英宗死在自己手中，明朝便会人人视自己为不共戴天的仇人，自己也会失去与明朝周旋的底牌，这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况且自己的政敌还常常利用明英宗大做文章，所以留着他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为了摆脱这个烫手的山芋，也先多次派遣使团，要求明朝派人将明英宗接回去。
见瓦剌有意归还明英宗，吏部尚书王直等人都主张应尽快派出使臣，将明英宗迎回。景泰帝一脸不情愿地说：“当初，我本不愿意当这个皇帝，是你们非要我当的！”这话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搞得王直等人异常尴尬。
景泰帝朱祁钰对他这位做了俘虏的哥哥的感情极为复杂。他不希望哥哥在瓦剌手中，因为他毕竟曾为皇帝，这对自己以及大明帝国而言都是一个耻辱；可他又不想让哥哥回来，因为这对自己的皇位将是个极大的威胁。总之，明英宗回与不回，都会令景泰帝左右为难。
于谦当然非常清楚景泰帝的这种心理，可既然对方已经提出了要求，不派人回复一下也说不过去，而且朝中大臣们也都希望能将明英宗迎回，毕竟自家皇帝在人家手中怎么说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于谦于是劝景泰帝道：“如今天位已定，不会再有其他情况！从情理上讲，我们应当尽快派出使臣迎回太上皇。况且若瓦剌果真有诈，则在道德上我大明也会处在优势地位。”
和前两次一样，景泰帝又被于谦的一句话搞定。
见于谦如此分析，景泰帝大喜，忙说：“从汝！从汝！”
在此情况下，景泰帝接连派出以给事中李实和都御史杨善为使者的使团，出使瓦剌。不过他们的任务却并不是迎回明英宗，只不过是耍了心眼的景泰帝为敷衍包括于谦在内的群臣而做出的象征性行为。然而，由于选人不当，能干的都御史杨善竟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将明英宗迎回。无奈之下，景泰帝只得诏告天下，宣布“太上皇”归来。
终于，在沦落荒凉的蒙古草原整整一年之后，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明英宗回到了北京，和家人团圆了。
要说这明英宗的经历还真是奇特，他即位时只有九岁，是明朝即位时年龄最小的皇帝。他也是明朝唯一一位两次登基、拥有两个年号的皇帝，他还是明朝唯一一位太上皇。他不仅是明朝唯一一位被俘虏的皇帝，更为奇特的是，明英宗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被瓦剌俘虏，至次年景泰元年八月十五日还京，做俘虏的时间，不多不少，正好一年。在南宫被囚禁七年之后，明英宗又在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七日复辟登基，至天顺八年（1464）正月十七日驾崩，前后正好八年，又不差一日。如此巧合，令人称奇。
尽管哥哥被迎回来了，景泰帝却对他非常猜忌，在明英宗回来之后，便立刻将他软禁在了南宫，处处提防着他，逢年过节也不准大臣朝贺，而且景泰帝还故意减低待遇，企图让哥哥自生自灭。
明英宗是个聪明人，他从自己的待遇上看出了弟弟的心思，尽管十分愤怒，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只得将自己的愤怒深埋心底，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报仇雪恨。所以，当七年之后徐有贞（就是徐珵）、石亨派人来联络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明英宗回来之后，也先派遣使臣，又与明朝恢复了朝贡贸易。最初，瓦剌贡使不过百余人，至正统十三年，瓦剌贡使竟猛增至三千余人，且无论明朝赏赐多少都嫌少，也先最终还以此为借口入侵了明朝。与明朝恢复了朝贡贸易之后，也先又派了三千名贡使。于谦怕也先故技重施，命令明军列兵于居庸关，以备不虞；京师则盛陈甲兵，严阵以待，然后才设宴款待瓦剌贡使。
见瓦剌如此情形，于谦深觉和议不足为恃，便条上安边三策。同时，他请求景泰帝下敕命，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关、辽东各路总兵官修补城防，整军备战。同时，于谦又改组京军，组建团营。
所谓团营，是指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对京营所作出的改革。明朝的京军又称京营，地位等同于其他朝代的禁军，始创于洪武时期，在永乐年间达到其顶峰。它的主体包括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三个部分，也就是俗称的“三大营”。三大营各设一名统帅，互不相属，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其中，五军营是步骑混合的编制，三千营因其组建之初只有三千名蒙古骑兵，所以才有此称呼，也正是因为这个历史，它的成员全都是骑兵，而神机营则全部使用火器。这是一个非常合理完美的兵种安排。三大营平时一起训练，排演阵法，战时一起行动，互相配合，其威力与效果较之单一兵种的单独行动要好上很多倍。而在组建之初，它也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明成祖朱棣五征蒙古、明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朱高煦等就是以其为主力军。
然而，随着战争的减少，京军开始衰败，不仅人数锐减，演练不勤，冒籍严重，即便是在籍人员也多为高级将领和宦官视为奴仆役夫而长期服务于这些显贵人家。每当皇宫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庙宇祭坛等建筑之时，这些京军往往又是廉价劳动力的不二首选。久而久之，这些拱卫京师的国之熊罴精锐，逐渐蜕变成了出卖劳力的建筑工人。这些京军常年劳作，每逢训练检阅，则花钱雇佣京中游民无赖顶替。这样的军队自然是无法保家卫国的，“土木堡之变”即是明证。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景泰帝朱祁钰的支持下，于谦着手对其进行全面改革。他从三十多万京军士兵中挑选出最勇武健壮的十五万人，按步、骑、炮三个兵种将其编成十支部队加以训练，并且只设一名将官训练指挥，以统一事权。这一改革十分有效，它是根据实情而设的，因而迅速提高了京军的战斗力。
然而在明英宗复辟之后，因政治因素又将其废除，代之以三大营旧制，京军又旧态复萌。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立即恢复了团营制度，同时又对它略作修改。他将十支部队扩充到了十二支，每支部队的人数却有所减少，各有一万人，并给每支部队都冠以特定的名称。此后这一制度便沿用于以后各代（正德皇帝时期曾作短暂改动），直到近一百年之后的嘉靖年间，因其不能应对入侵到北京城下的蒙古人才被革除。
瓦剌贡使入贡之时，有一习惯，他们总是会带着以前从明朝掠走的老百姓入贡，不知为何。于谦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每逢瓦剌入贡，都会奏请景泰帝酬劳瓦剌贡使，因此有数百名明朝被掳百姓获救。
永乐年间，明成祖把历次征蒙战争中的降虏大都安置在了河北河间、山东东昌一带。经过数十年的生养蕃息，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骄悍不驯的群体，到明英宗正统年间，当也先进犯京师的时候，他们也乘机骚动起来，几乎酿成变乱。景泰年间，湖广、贵州及两广等处的民众造反，朝廷派大兵镇压，于谦趁机奏请景泰帝，派遣他们中的大小首领，厚加赏犒，让他们随军征进。事情结束后，于谦又奏请皇帝，把他们就留在了当地，不准返回原住地。于是，困扰了朝廷数十年的积患，就这样消于无形。
于谦认为，太上皇虽然回来了，但国耻未雪，又听说也先与他拥立的蒙古可汗脱脱不花有矛盾，便上疏景泰帝，请求趁着瓦剌内部闹矛盾，希望皇帝能允许自己领军讨伐瓦剌，以雪国耻，除边患。景泰帝坚决不许于谦以身犯险，此事遂作罢。
于谦任兵部尚书期间，不光北方有瓦剌也先入侵，南方也不安定。福建有邓茂七、浙江有叶宗留、广东有黄萧养，各自拥众数万，啸聚山林，称王作乱；此外，湖广、贵州、广西等地，瑶族、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谋反。数年之间，明朝兵燹四起，几乎到处都在打仗。
按照明朝制度规定，无论何处打仗，兵将调配、后勤运输等等所有的重要事情都需要兵部尚书来筹划负责。而面对景泰年间的如此乱局，恐怕任何一个兵部尚书都会忙得手忙脚乱，急出一身大汗，而且还不一定能干好。但于谦却不是这样，按照《明史》上的传神记载，于谦“日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
如此奇才，当真是“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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