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和近代时期出现的风水易学相关历史人物（五）
紧接着上一篇元代和明代时期易学相关历史人物介绍。这篇文章我们来看看清代和近代风水易学出现的相关人物。
连斗山、清代颍州（今安徽阜阳县）人。其《易》说专主卦画立意。着有《周易辨画》。
黄宗义（）、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易学家。浙江余姚人。精象数详九宫持论皆有据，据理不空谈。着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行朝录》等。
方以智（）、明清之际哲学家、易学家、科学家。安徽桐城人。学识渊博，群经史子略能背诵，博涉多奇……凡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卜、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
沈孝瞻　清乾隆年间进士，精研命学。命理著作有《穷通宝鉴》和《子平真诠》流传于世。并被后来研习命学者视为经典。
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昆山（今属江苏）人。晚年治经侧重考证，赞成“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反对空谈“心、理、性、命”，主张“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撰《易音》古卷。着有《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
陈梦雷、清代学者，易学家。阊县（今福建福州市）人。易说大旨以朱熹《周易本义》为主，而参以诸家之说。着有《周易浅述》及《松鹤山房集》、《天一道人集》，主修《古今图书集成》，声名远播。
魏荔彤、清代柏乡（今属河北）人。论画卦，认为唯与河图、洛书义理相通，不信先儒扶阳抑阴之说，而予以反复辩论。认为阴阳二者，一理一气，调济刚柔损益过不及，务期如天地运化均平之时。其辩甚健，着有《大易通解》、《怀舫集》。
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易学家。学识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这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易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等。
董说（）、明末清初学者。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工于古文。闻名江左。明亡。皈依佛门，退隐丰草庵，精研经史，尤专注方言、地志、星法、星经、律法、释老之书。其论《易》专主数学，兼取焦循、京房、陈抟、邵雍之法，参互为一，并以己意推阐。着《易发》另有《七国考》、《董雨若诗文集》等。
毛奇龄（）、清代经学家、易学家。淹贯群书，诗文称冠一世，而自负者在经学，尤精于《易》。其易着主要有《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
钱大晰（）、清代著名学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进士。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习。其论《易》先后天之说，其说多散见于《潜研堂文集》和《十驾斋养新录》中。另着有《二十二史考异》、《元诗纪事》、《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恒言录》等三十多种。
王琬、清代渭南（今属陕西人）。积一生之力，研究易学。说易大旨围绕图学，但所说均自出新意。着有《周易集注》、《图说》。
张惠言（）、清代经学家、著名易学家、文学家。平生治经最重《易》，其易说，海内推为绝学。认为解《易》者惟虞翻之说较为详备，故独宗虞氏，穷探力索，专攻虞说，被誉为虞氏易专家。易着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虞氏易候》、《虞氏易言》、《虞氏易事》、《周易郑氏注》、《周易荀氏九家》、《周易郑荀义》、《易义别录》、《易纬略义》、《易图条辨》。
端木国瑚（）、清代易学家。字子彝，又字井伯，号鹤田，晚号太鹤山人，浙江青田人。嘉庆举人，道光进士，《易》学则承自家学，通天卜之奥理，旁及阴阳术数，尤深于《易》。治易以象数为宗，欲包罗汉、宋、焦、京、陈、邵之学，融合为一。易学著作颇丰，有《易例》一卷，《周易葬说》三卷等。
许桂林（）、清代经学家。字同叔，号月南，又号月岚。江苏海州（今连运港人）。嘉庆举人。认为“《易》皆乾所生”。易道有三，一曰造化，二曰学术，三曰治道。故易着中图书、象数、占筮、律历、算术、声音、训诂、心身、性命、人事、治道，无不综贯。易着有《易确》。
苏秉国、清代南清河（今属上海崇明）人。易说不信汉学爻辰、卦气，也不信宋学河洛、先天，只信朱熹之说。
黄式三（）、清代易学家。字薇香。定海（今属浙江省）人。着《易释》。
朱骏声（）、清代经学家、文字训诂学家。博学多通，尤遂于《易》，精天算。曾综核汉、宋以来各家之易说，详论其短长。精研郑氏爻辰，古今占象征验，阴阳术数，又增订卦辞古韵等。易学著作颇丰，有《易郑氏爻辰文义》二卷、《易互卦扈言》一卷，《易章句异同》一卷、《易消息升降图》二卷、《易答记》四卷、《六十四卦经解》（又名）《周易汇通》八卷。
国翰（）、清代学者。平生辑有多部《易》学著作，如《周易丁氏传》等，均保存在其所著《玉函山房辑佚书经部易类》中。
唐宗海（）、晚清医学家。字容川，四川彭县人。普于将易学、中医学、西方医学融于一炉，运用易学和西方医学解释中医理论，强调医易相通，认为易是医之源，医为易之绪，重视《周易》“交易”和人身八卦理论，所著《医易通说》二卷是论术医易关系的专著。还着有（中西汇能医书五种），其中《血证论》以阴阳水火论气血，对血证的认识和诊治颇具特色，影响亦大。
任铁礁、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命理学家，精研五行生克文理《五行大义》一书。对《滴天髓》一书的增注阐微，分篇诠释，深富哲理，堪称中华命理学的大成之作。
张锡纯（）、近代名医。字寿甫。河北盐山县人。对医学主张衷中参西，溯源《易经》、《内经》异典。尝谓“中华‘苞符’之秘启自三坟，伏羲易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是也。”其理“至精至奥”，“余蕴犹多”，指出医学的真正渊源非此莫属。着有《医学衷中参西录》三十卷。
叶德辉（）、近代学者。湖南湘潭人。对星命颇有研究，善采前人四柱之说，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乾支相生，盛衰死亡相基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生平藏书甚富。著作有《星命真原》、《藏书十约》、《书林清话》、《观古堂藏书》、《自园读书志》等。
魏元旷、近代学者。原名焕奎。江西南昌人。光绪进士，著作有《易独断》一卷。
韦千里、近代命理学家，所著命书《千里命稿》流传至今，颇具影响。
徐乐吾、生于1836年，近代著名的命理学家。著作颇丰其代表力作《子平真诠评注》颇享盛名。与任铁礁评注《滴天髓》称姊妹篇而交相辉映。（又名徐东海，两江派之一）。
袁树珊、江苏镇江人，生于1881年，清末著名文人，命理学家，其代表作《命谱》及《命理探源》。被后人视为命学经典。
金士麟、清末江苏武进人。字仁甫。说易原旨以来知德为宗，兼综象数与义理，为宋元易说支流。着有《易义来源》。
张步骞、清末易学家。字乘搓，湖南益阳人。终身玩易，认为阴阳之理蕴于河图，羲之画卦本于河图。说易者必溯源于河图而后可。并曾历论西汉以来诸易家之短长，著作有《易解经传证》、《易理寻源》等。
黄元炳、近代易学家。字景若，江苏无锡人。善治易学，其易兼主汉宋，旁搜博征，探究易学之本源，并融易、数、理于一炉，即体即用，说多所阐发。著作有《易学探原》包括《易学入门》、《河图像说》、《经传解》、《卦气集解》四种。
杭辛斋（）、近代易学大家。名慎修，字一苇，浙江省海宁县人。以天下之重自任，觉世牖民，锄奸去恶，声震海内，曾被袁世凯逮捕入狱，在狱中得异人传授易学真传，出狱后乃搜集古今论《易》之书而精研之。易学著作甚丰，有《学易笔谈》、《易楔》、《愚一录易说订》，并辑有《沈氏改正揲蓍法》等。
章炳麟（）、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哲学家。号太炎，浙江省余杭县人。视《周易》为古史，认为《周易》为历史之结晶，即今之社会学。并从音韵、训诂的角度为八卦释名。一生著作颇丰，易学论文有《与吴检斋先生论易书》、《八卦释名》等。
吴承仕（）、近代经学家。字检斋（亦称见斋），安徽歙县人。章炳麟弟子。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在对《周易》的研究中，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名物为象数所依，象理为义理而设，“象数”与“义理”当相互参用，才能明辨《周易》大旨。作有《见斋周易提要》、《与章太炎先生论易书》、《经说二首》。
尚秉和（）、近代易学大家。字节之，自号石烟道人，又号慈济老人。河北省行唐县城西南滋河北岸伏流村人。中年以后方习《易》学。针对前人之误解重新注释《周易》，创立了“周易尚氏学”。著作宏富，有《周易尚氏学》、《周易古筮考》、《（左传）、（国语）易象释》一卷，《焦氏易林注》十六卷，《焦氏易诂》十二卷、《周易时训卦气图易象考》一卷，《连山归藏卦名卦象考》一卷、《易注》二十二卷、《易林评议》十二卷、《读易偶得录》二卷、《太玄筮法正误》一卷、《洞林筮案》、《郭璞洞林注》、《易卦杂说》、《易筮卦验集存》、《周易导略论》等。
胡朴安（）、近代历史学家。认为《易经》一书，所言虽天道，实则以天道明人事。将《易》之简易、变易、不易用之于政治。著作有《周易古史观》、《易经之政治思想》、《易制器尚象说》、《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庄子章义》等。
潘谷神（）、近代易学家。原名潘善庆，字竹孙，号祖彝（后改祖诒），又号谷公，笔名谷神，福建省崇安县人。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英、法、德文及语。抗战期间，曾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教务长、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等职。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攻治《易》学。受罗素数理哲学影响，其易学研究亦由“易数”贯通“易理”及“易象”。其易学自成独特理论体系，称为“中国辩证法”或“易论理学”。易学著作有《易论理学》、《自然辩证与易经》、《易经》之现代观。
刘师培（）、近代学者、经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博通古文经学，精于文字训诂。认为《易经》为数学所从生，上古之时，数学未明，即以卦爻代数学之用。其还曾考证《连山》、《归藏》、阐述司马迁述《周易》义。著作有近人南桂馨辑为《刘中叔先生遗书》，凡七十四种
熊十力（）、现代哲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抗战期间讲学于四川复性书院。解放后，继续往北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晚年由佛归儒，合佛归《易》。一生著作颇丰，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原儒》等。
钱玄同（）、近代语言文字学家。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国语统一筹备会常委，《中国大辞典》编辑主任。对《周易》亦有研究，有《周易》中阴阳两爻为男女生殖器之说，并曾探讨汉代今文《易》的篇数之真相与变迁问题、《文学字音篇》等。
蒋伯潜、现代经学家。曾任上海世界书局特约编审、大夏大学国文系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文学系教授等职。自幼熟读《十三经》，尤精《周易》。认为《周易》对“易”与“象”作阐发者，则在乎“辞”，今人读《易》，须藉辞以明“易”、“象”之理，然又不可执着文辞以求有得。易著有《周易概论》即《十三经概论》文第一编。
李镜池、现代易学家。曾分别注释《易经》六十四卦之卦辞、爻辞。易学著作有《周易通义》、《周易探源》等。
郭沫若（）、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学识渊博，对甲骨文字，中国古代史和儒家学说均有较深刻研究。曾对《周易》和《易传》的作者和创作年代进行考证。一生著作宏富，涉及史学、文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易学方面则主要有《周易之制作时代》收入《青铜时代》，另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奴隶制时代》等。
颐颉刚（）、现代史学家、疑古派史学代表。主要论文有《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西周的王朝》等。
范文澜（）、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亦对《周易》作过深入探讨。认为《易经》是卜筮书，然它包含有丰富的历史资料。著作有《易经概论》为其所著《群经概论》的一种，《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经学讲演录》、《正史考略》、《文心雕注》、《中国近代史》上编等，并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等。
冯友兰（）、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新理学体系创立者。曾深入探讨《易传》、《易经》中的哲学思想，认识它们是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著作，对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深刻广泛的影响。认为《易经》是一种占卦之书。易学著作主要有《易传的哲学思想》，《易传的哲学思想》原载、《周易学术讨论会代祝词》。
闻一多（）、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易学方面，认为《周易》阴阳爻代表男女生殖器；认为《周易》卦名同卦爻辞的内容（即所占问之事）有联系；考证出乾卦中的“龙”乃龙星，其出没标志四时节气的变化。著作有《周易义证类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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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人物”，通常是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推动或阻碍作用的人。评价历史人物，应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以他们的历史行为和社会行为为根本，在具体的历史坐标中定位，衡量其所作所为是否顺应了时代大势，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愿望。但历史虚无主义目前在我国的突出表现之一则是颠倒是非、对历史人物“重新评价”。
一、片面取材，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才能够把历史现象个别性、独特性的研究与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统一起来。
历史虚无主义颠覆前人的历史结论，盲目和错误地使用逆向推理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颠覆式的重新解读，边缘化、否定甚至抹黑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历史人物，却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及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加以美化，歌功颂德，把他们放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既解构历史又重构历史，把已被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混淆是非。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鸦片战争以来追求进步的各类历史人物，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鲁迅等，都难逃被贬低、丑化的命运。有人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是西方中世纪式的黑暗神权政治，是历史的反动与倒退；孙中山是“20世纪的乱臣贼子”，是阻碍历史发展的罪人；鲁迅是“虚无主义者”，“是超阶级党派的”，“并不关心政治、革命”。另外，一些的代表人物，尤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所攻击的重点，其中尤以毛泽东为最。比如，有人就中伤毛泽东，称其主要问题不在于晚年的错误，而在于选择社会主义革命延误中国现代民主进程，得罪更非明智之举。还有人怀疑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挖掘”毛泽东的“绯闻秘史”，将毛泽东丑化的一无是处。与上述贬抑反帝反封建诸人相反，近年来一些论者对慈禧、李鸿章、荣禄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去阶级化”而加以颂扬。如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便将慈禧说成是晚清近代化的最高拍板人，称“慈禧是一位极力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英明太后”，“近代中国所以衰败，恰恰在于人们未能在她正确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即实现其理想与主张，中国近代化因此被延误了”。再如，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一改过去历史教科书中昏庸无能的“卖国贼”形象，而变为“忍辱负重”、“耿介善良”、“开明进步”并带有浓厚人文色彩的“忠臣”。
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无中生有，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歪曲和颠覆历史的惯用手法。当然，翻案文章历来都有人做，翻案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主要看它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西子湖畔岳飞坟前的一副名联：“忠奸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辨伪真”，做的就是翻案文章，翻风波亭千古奇冤的案。史评自有人心在。扶正压邪，涤浊扬清，扬我民族之浩然正气，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和有识之士应有的史识良知。今天如果再有人要翻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的历史铁案，忠佞颠倒，指鹿为马，一定会被视为荒唐与可笑。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人物评价方面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公然为汉奸人物进行翻案。比如，有人就直言“爱囯应该一致，方式不必求同，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以这种“新理念”、“新认识”为指导，某些论者将汪精卫的形象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把汪精卫的附逆说成了以身殉国的壮举，“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精卫忍辱负重保护中国文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中国不亡于则亡于苏联，汪精卫虽然投降日本却未背叛汉文化”。更甚而言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如此明目张胆，不惜歪曲捏造事实，为汉奸的罪行进行辨白粉饰！当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多数是属于学术讨论的问题，矫正过去存在的对历史评价过于简单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用颠倒事实的办法一褒一贬，这难道仅仅用“史事如烟”、见仁见智能够解释的吗？
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是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会是多面的甚至是多彩的，重要的是要在他活动的总和中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
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在方法上的片面性，并不完全是一种随意性，而是有他们明确的取舍标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对历史完全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他们虚无的是人民革命的历史和历史的进步人物，而对反动统治者、历史的倒退者以及卖国者，则加以美化，做翻案文章。这就是他们“重写历史”的实质。历史虚无主义者用一些片面的材料，就很轻易地做出结论，轻易地推翻过去的判断，并把它当成“创新成果”塞给读者，这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是很有迷惑作用的。
二、评价历史人物，以抽象人性取代阶级性和社会性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普遍公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唯物史观主张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坚持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要求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进行具体的、全面的考察。阶级分析方法要求把历史人物置于一定的阶级关系中，同他所属的阶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评价。
但历史虚无主义在分析历史人物时只讲抽象的人性，不讲阶级性和社会性。他们以人性化为由，以“客观”、“公正”的面貌出现，崇尚“坏人不坏”、“好人不好”的模式，编排历史情节，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涂抹、剪裁和虚构，为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叛徒、反动统治人物评功摆好，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他们要求按照人性论的原则治史，否则就是“脸谱化”、“扣帽子”。
当然，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有他自己丰富而细腻的感情世界，但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区分主流和支流、公德与私德、小人性与大人性。历史上有一些人物，公德很好，私德也许并不完美。另有一些人，私德有可取之处，但公德却有很大问题。一个残暴凶狠、逆历史潮流而动，对国家和民族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对待父母、妻子、子女却又温情无限，这样的情况并非不可能存在。然而，作为“历史人物”，我们不能根据家庭私德，来遮掩、开脱他的历史行为上的罪过，进而博取读者对其公德方面重大缺失的同情。比如某著名汉奸，如果仅从家庭私德的角度去衡量，或也有常人所具有的家庭亲情，甚至不失为一个好儿子、好父亲、好伴侣。但是，必须明确一点，汉奸之为汉奸，不是因为家庭私德，而恰恰是因为这些人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反动作用。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历史人物的小的人性不能被无限放大，并最终替代了人物大的反历史、反人性的一面。
诚然，我们过去所塑造的一些正面人物形象的确存在高、大、全的问题，似乎只有革命事业而没有任何个人感情生活，而反面人物则是反动透顶、十恶不赦，也曾出现过如四人帮时期以阶级出身来代替阶级分析这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错误做法，这些当然是需要纠正的，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
世界观和历史观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每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过是一定阶级的意志、利益的代表者，“超阶级”、“超党派”的分析研究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阶级社会中，历史人物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特定阶级关系的制约，要反映或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因而历史人物的作用要受到阶级的制约。离开了一定的阶级背景，就难以理解历史人物的产生、作用及其性质，就难以看清一些问题。例如，抗战时期称蒋介石为“民族领袖”、“最高统帅”，解放战争时期又把他称为“人民公敌”，两种说法大相径庭。我们说，历史人物的阶级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但是这会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已经危及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进行了一定的抵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党正是从民族利益这个大局出发，推动国共合作、尽可能地团结国民党顽固派共同抗战。可是尽管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这个阶级本质，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产生动摇，制造了三次反共高潮和一系列反共磨擦，特别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又破坏和平，公然再次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其反动阶级本质充分暴露。毛泽东说，“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从阶级性角度说这是符合蒋介石的本质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是任何人强加给历史的主观臆测，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只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如实、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
三、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苏联的经验教训
在苏联解体之前，一些人编造各种奇谈怪论或者捏造各种谎言丑化国家领导人，有人把斯大林描绘成专制暴君，是历史上最大的“杀人犯”。他们无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打败法西斯、捍卫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基本事实，反而污蔑斯大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在丑化完斯大林后又把攻击矛头指向列宁，说斯大林之所以“罪恶累累”，是因为“列宁带了个坏头”。通过炮制真假难辨的资料，极力证明列宁毫无政治家的才干，通过制造分裂和玩弄权术，夺得了无限的权力，比历史上的一切独裁者还要藐视生命和仇恨人类。历史虚无主义者进而挖苦苏联的十月革命，丑化卫国战场上的阵亡者，戏谑革命和建设的失误之处，几乎把苏共几十年的历史全部抹黑。另一反面，他们则改写罗曼诺夫王朝的全部统治史，称“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者们被说成是上帝的羊羔，他们只懂得关心人们、为人们谋幸福”。
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这绝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如果历史被否定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历史预见性。
苏联解体后，曾担任过20多年《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在回忆录中对比了美国资产阶级与苏联共产党人对待自己领袖的不同态度。他说:“这里我想起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白宫有一个著名的椭圆形大厅，在大厅周围走廊的墙上绘有美国历届总统的画像，从林肯到里根。他们用睿智而和善的目光看着来访者。而谁都不去回想这位睿智和和善的林肯当初曾把试图脱离北方中心而独立的南方各州掩没在血泊中。”对照美国的做法，阿法纳西耶夫感慨地说:“在我国却一切都正好相反。斯大林一死，所有的脏水都泼在他身上，所有坏事都归罪于他。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所有第一号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全都不能幸免。他们的肖像早就被丢到垃圾箱里去了。”阿法纳西耶夫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和颠倒历史，一方面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的一无是处，另一方面颂扬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红色的年轮在苏联记忆中只刻写了74圈，红旗就从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落下。震惊世界的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是苏联共产党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教训十分深刻，需要认真总结研究。只有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历史材料，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才能够把历史现象个别性、独特性的研究与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统一起来，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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