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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即使是狗,老在中央台晃,也会成为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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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妈妈米亚 于
21:18 编辑
& && &&&“央视名嘴”白岩松、当家花旦周涛出现在2004年央视黄金段广告招标说明会上。记者在现场看到，二者不仅主持节目好，卖起广告来也是特有招数，为了说服台下的广告商在央视投放广告，白岩松竟更不惜称自己为央视的一条名狗。在“神舟五号”成功飞行的一系列画面之后，央视的广告招标会正式开始了，但主持人白岩松、周涛仍然三句话不离开“神5”，白岩松现场推荐道，“在杨利伟升空前5秒钟时，你们知道他的脉搏是多少吗，76下；杨利伟回到地球后，他先是接受了我的同事的采访，后来又接受了中央电 视台几个栏目的采访……在神5事件的报道上，央视几乎扮演了独家的角色，它始终站在中国新闻的最前沿，掌握了大量的独家资料。”
& & 为了证明中央台的魅力究竟有多大，白岩松来了个现身说法，“因为中央台太好了，所以我一直赖在里面。”也许觉得此番话不过瘾，白岩松又进行了一番自嘲，“一条狗拉到中央台连播30天自然成为一条名狗，我不过就是那条名狗而已！”此话一出，广告商们笑得合不拢嘴，这话还不明白吗，就是到中央台做广告保证出名呗！
& && & 当你见到白岩松，你会立即明白，“国字脸”是个什么意思。那几乎就是国家的脸谱。
　　他很早就结婚。妻子知书达理，儿子活泼可爱。30岁得子。近些年来他参与了所有的大型新闻的直播，他很少出错，值得领导和同事们信赖。
　　天天可以在电视上见到他。除却隐私，他的个人生活大白于天下。他是蒙族人，为人正直，坦诚，尽量地和人相处好，是性情中人，喜欢喝酒，却往往彬彬有礼。他从事着一个不能时常笑的工作，十分严肃甚至有刻板的嫌疑，然而私下里，他热情、善意，亲和，睿智，善于自嘲，他有足够的幽默感，他思考，也痛苦，也急噪，也快乐，但是有分寸。
　　偶尔，他会担当全国十大杰青，或者“青年领袖”一类让人心生虚荣的头衔。他是优秀主持人，亦庄亦谐。
　　他年幼失怙，年轻时极瘦，瘦得像那些60年代的年轻人。那些68年出生的人都曾意气风发，胸怀理想，愿意和国家同呼吸，共患难，而他们的理想和激情，往往会被一个夏天就打击得七零八落。他们青年时期的欲望和理想，在上世纪90年代的激烈斗争，和经年的失眠，脆弱的神经纠缠一起，至今未能完全平息，而中年就如期来临。
　　39岁，他依然会引用海子的诗歌，来印证他的情怀。他会感动于一张照片，一句话，一个微小的细节。甚至会因此流泪。
　　总而言之，在主流的人群中，白岩松几乎符合了所有的主流价值观。他是有志于新闻的年轻人的良师益友。他要教会他们在一个大的名利场和绞肉机里，如何保持真诚、质疑和必要的愤怒。他表示等他年老了他要回去教书，他要做一个让人快乐的老头子。
　　活在光天化日之下，白岩松让人毫无悬念。
　　但他依然坚持：我是主流中的非主流。他必然要面对来自公众的质疑和猜想：在一个庞大、复杂的央视体制下，他有无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感觉？他究竟有无痛苦和分裂感？他是否矫饰过他的本来面目？他是否人格一致？
　　他的一名同事说，“作为既得利益者，这必然会妨碍他的表达。”采访过程中，他依然会跟你谈论：道德，人格，理想，激情这类大词。在他可以操控的语言范围内，他轻松自如，交流顺畅，“别以为背靠着大树，你就是一棵大树”——对自我的认识相当贴切，时不时抛出类似警句名言的句子。这时候你难免心存狐疑：这是矫饰，还是本心？
　　记者问，你是否善于沟通？
　　白岩松回答：“我不一定善于沟通，但我善于和不需要沟通的人沟通。”同样地机智聪明。
　　在体制内成长，备受体制压抑的同时，也接受了体制所赐的平台，白岩松始终在积极利用自己的才干和热情寻求更有效的方式，进行沟通和突破。
　　许多年前，白岩松早就知道，这不是一个英雄时代，而是一个平民时代，而他也只有正视他人，不骄不躁，才可能获得亲和力。从这一点来讲，白岩松验证了古人的话：识时务者为俊杰。
　　电视“老人”白岩松
　　本刊记者吴虹飞发自北京
　　2007年初，北京的深冬季节，白岩松得了一场小病，他到武警总院去打点滴，忽然感慨说，老了。
　　事实上，39岁的白岩松正当壮年。明年的北京奥运直播，他铁定要作为主持人参与。1968年出生的白岩松，在80年代度过青年时代，成名于90年代的电视新闻行业，又将在2008年奥运期间度过40岁生日。生逢盛世，一切于他都顺理成章，又意味深长。
　　很多人都会把2008年的奥运会当成一个期限。“我也同样如此。困惑是每天都有，还是到2008年9月份之后再想接着做些什么，往哪走，怎么走。四十不惑之后再重新开始吧。”
　　自1993年起，白岩松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先后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周刊》、《新闻会客厅》做主持人，虽然，他自称为“主流中的另类”，主流却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香港回归，三峡大江截流，朱镕基第一次总理招待会，江泽民跟克林顿人民大会堂答记者问，1998年珠海航展，1999年澳门回归，2000年迎接新千年，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1年北京申奥、中国加入WTO、伊拉克战争，连宋大陆行，神舟六号……
　　做新闻让白岩松感到骄傲。“作为记者，我始终站在新闻的第一线，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我站在这个平台上，有机会实现最大的梦想，是很幸运的。”
　　打开电视机，几乎是每天的固定时间，你会看到熟悉的白岩松，一如既往地端坐着。灰色西装，白色衬衣，以及条纹领带。他眉头有一个隐隐的“川”字，他语气顿挫，正告天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小事。
　　作为主持人，他并不真的照本宣科，他带着某种书生气，声称用自己的个性来诠释这个世界。他获得他应有的名声、地位和报酬。和当前不少不幸获得负面名声的央视主持人相比，他和他的名字一样，立场坚定，方向明确。
　　供职14年的央视职员白岩松，是你熟悉的陌生人。
　　李咏是谁啊？
　　1993年，刚进入电视台的白岩松奉《东方时空》之命，到青海和西藏的交界处采访一个电影放映员，偶然和一位牧民对话。
　　你是从北京来的吗？
　　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好吗？
　　毛主席已去世。
　　牧民错愕了一下，又问：那现在北京谁是毛主席啊？
　　是江泽民。
　　牧民沉默了一下，说，不认识。
　　白岩松立刻感到了“他们生活的闭塞”。当然也有人用桃花源的故事去想象牧民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对政治也还算敏感”的白岩松，并未真的预想到电视时代的“更新换代”，群雄并起。在《新周刊》2000年度最佳电视主持人大奖中，除了崔永元和白岩松，他听到了第三个人的名字“李咏”。白岩松就想，李咏是谁啊？
　　他没有想到的是，娱乐时代呼啸而来，发聋振聩。“超级女声”、“欢乐总动员”、“快乐大本营”、“梦想中国”……绯闻、丑闻、炒作、明星、PK……传媒们席卷于狂欢时代，心醉神迷。
　　《中国周刊》的制片人王力军说，“白岩松过去有些一支独秀的意思，声音很鲜明。现在高屋建瓴的东西少了，尤其是互联网如此发达，他的声音也就没有过去那样显得那么重要了。”
　　白岩松对娱乐时代有着他的个人思考：“盛世的人需要有娱乐。但是娱乐的人要有智商。现在电视台的问题在于，严肃的不够严肃，娱乐的不够娱乐，单调，跟风。”
　　“娱乐的主持人应该走向市场，应该走向制播分离的路。现在都是中央台在养，新闻也养，娱乐也养。我们应该有更商业的主持人，比如刘仪伟，他可能在市场里价码会很高，他就应该进入市场。娱乐主持人的收入很高，有的还可以进入富豪排行榜。在美国，一个娱乐主持人和一个新闻主持人的收入相差10倍。我从来不会为此不平衡。我要的是我要的东西。”
　　——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就是做新闻。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得到的是自己对自己的尊重。除去体育和新闻，你让我做其他类型的节目恐怕很难——除非做音乐。”他是资深音乐发烧友。
　　“2000年，我主持了悉尼奥运会的解说，那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用2个主持人去全程直播，我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整天在大家面前晃，那一年突然把你推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的媒体、网络都在讨论你，忽然被推上了舆论的峰尖。这些让我挺恐慌的。我休息了一年，关掉手机，想安静一下。2001年，我去台湾转机香港。一觉醒来，走出宾馆，发现报纸全部都是中美撞机的头条，我立刻买了所有的报纸。这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参与的机会，心情非常沮丧。那一瞬间我发现不可能离开新闻。它让我永远保持好奇心和热情。”
　　“‘9．11’那天晚上，我比相当多的人知道的都早。那时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媒体直播。我给主任打了个电话，说‘时刻准备着’，左等右等，一直到夜里，说不能做了。第二天办公室突然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指着我说，不是什么大事都能见到你吗？为什么昨天晚上没见到呢？”
　　《360度》的制片人张巍说，白岩松是比较纯粹的新闻主持人，在职业方面的才能无可挑剔。“他在工作中非常认真，尽职，甚至刻板。勤奋得让人吃惊。他有激情，在工作中，他会令其他人受到鼓舞，这一点恰恰是传媒需要的。”
　　王力军说，虽然是一个名主持人，白岩松并不满足于现阶段的主持，他期待在舆论监督上有更大的突破和更高的平台，他希望能够质问官员，能达成与老百姓的沟通，能够让政府听进去更多的话，能够做更有效的沟通。诚然，电视毕竟是挺肤浅的，而“严肃新闻”的空间确实也比不上“娱乐新闻”。而他的收入也不如一个娱乐主持人。有时候某个部门指派要一个主持人，白岩松就得去，他一分钱费用都不能收。“他也不走穴。”
　　白岩松做主持人讲解都是自己亲自写讲词，轻易不让编导替他写。他不用电脑，他喜欢用硬的纸和尖一点的笔，而稍微薄的纸，他就会写得没感觉。他就是要这样执拗地，坚持自己的声音。
　　——你会成为一个商业主持人吗？
　　“我们确实被明星化过，可是我们会慢慢回到原来位置。但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成为一个商业主持人。”白岩松说。
　　哪里不是体制？
　　十几年前，还在《时空连线》的白岩松收到过一张明信片，上面挑衅地写着：每天早上起来看着你哭丧着脸，一天的好心情都没有了。
　　白岩松知道之所以用明信片，是为了让大家都看得到。他把明信片收了起来，时不时还能看到。
　　十几年之后，白岩松说，自己不必再看那张明信片了。
　　他知道，那张明信片，从自己心里已经消失。
　　“这个行当就是中国最大的名利场和绞肉机，你无法躲开任何人对你的评价。如果做了十四年的主持人，你还无法正确地、放松地去看待别人的评价，就不要再做这行了。”
　　“遥控器在你的手里，你喜欢和不喜欢，一切由你。主持人也在提供选择，我也只是其中一种。”
　　“虽然内容上越来越亲民、平民化，然而他十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他的想法和他那件灰色的西服一样。”《中国周刊》的王力军说。
　　有人诟病他话多，过分自信。王力钧认为，主持人在短时间内要求对一个事件表明态度，快言快语，有时会言多必失。
　　白岩松在团队中，喜欢有所担当。做大型直播的时候，他总是对导播说，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把镜头切给我；如果前面信号断了，你把镜头切给我。这意味着他要担当责任。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信号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导播说，说两句，快，我就说了几句。刚想停，导播又说，不行，你还得说。那一段我说了28分钟。你说观众能不烦吗——话痨啊！”
　　2000年第6期的《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王朔的《痛、病、快乐着》，批评了白岩松刚火热上市的新书《痛并快乐着》：“对他种种突如其来的断语和始终如一的自信过目难忘，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了生活真相并具有超常理解力的能者，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
　　显然，这是一种“精英”对另一种“精英”质疑甚至是挑衅。而其实，两个人有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骨子里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白岩松最近看了王朔的长篇访谈，“王朔是很有价值的作家，比较准确，而且动脑筋。他能让自己消停十几年，没太大动静，推掉许多诱惑，是很难得的。”
　　依然有着尖锐的批评。或许因为在立场以及理解层面上的差异，艺术家艾未未批评央视的主持人，“总是一副主持公正立场的态度，而在信仰、心理上，他们又距离太远。”“利用公共话语，你明明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偏要说成这样。这种局部的、片段的正义，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和不真诚。”“你在谈论苦难时，需要立场。你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至少要相信自己说的话吧？”而这又代表了一部分人，对国家话语和央视体制的不信任。
　　“在体制内生活、做新闻当然遇到过许多的为难和挫折，我从来不去抱怨体制。你抱怨它会有用吗？”白岩松说。
　　上大学的时候，白岩松曾和学校的男生打架，打得十分嚣张，“我在学校里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因为打架差点被开除。”
　　在白岩松进中央台的头几年，一直是一个“反对派”的角色，他们给他取的外号是“白文萨”(波兰有个瓦文萨)。他跟所有的领导拍过桌子，摔过门，脾气来了就骂一通。他是一个“刺头”，在评论部尝试成立了同行工会，和领导去谈判。“领导也很可爱，真的答应了谈判，结果是双方都拍了桌子。”
　　一名同事对他的拍桌子印象深刻，认为那是“小范围的争取民主”。
　　“别人会认为我有知名度，所以很强悍，其实我那时没知名度。可是那时我们真的觉得这样是对的，就必须这么去做，绝不会为了生存去迎合。我一直是有恃无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现在也不会去逢迎。”
　　——现在会有所改变吗？
　　“现在会理智些。你发现你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而不是为了拍桌子的乐趣。我会冷静下来，想改进的方式。直到我想到了2-3个对策，我才会去谈，说，你看，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做好不好？80%他们会在我的几个方案里选择一个。也许别人说，你没有过去那样尖锐了。我反而觉得我尖锐得更有效果了。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艾丰说过，‘一个会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哪里不是体制？体制对你的压抑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脱离这个体制，还有金钱的体制，在钱的面前，背叛自己的人更多。很多人把事情完全归咎于体制，这太简单化了。”“我对体制没什么可抱怨的，这是我的选择，我必须承担这样的压抑。”
　　惟有选择它，坚守它，他才能获得这样的一个平台，有机会、有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显然不满足于现在的状况，而他只能一步步地在体制内争取话语权。”一名同事说。
　　“这次我们做不了‘9．11’，下一次我们就会想办法，让它做。后来，打伊拉克直播了，非典也直播了。”
　　“我们是最早关注非典的栏目。”那时白岩松作为制片人，日接到了广东线人的电话。他们派出了第一拨记者，摄制组，并发掘了钟南山这样的典型。2月份，他们就开始讨论“政府信息公开”。后来，摄制组要求回来，说这都没什么事了。白岩松却说不行，“还是要留在那里，肯定还会有事情。”“‘五一’开始直播，讨论了‘心理抚慰’的问题。”白岩松认为自己还是有足够的敏锐。
　　白岩松喜欢读书，如最近他看何兆武的《上学记》，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一名同事说，在单位他会每个月给大家发一本新书。在央视这样主流的地方，他会做一些相对边缘性的策划，当他读了《明朝那些事儿》之后，他就想做一期《民间的思想家》。
　　展江认为，央视评论部集中了一批像白岩松、崔永元等有新闻才干、有想法的聪明人，在电视节目的深度上，做出过不少推进。“但白岩松的缺陷是，他更多的时候不是记者的角色，大部分时间坐在录播室里，很少跑现场。”“有些节目，一开始还不错，但是一旦权力介入，就会变质。《焦点访谈》还能起些舆论监督的作用。而《决策者说》有时就是给当官的做宣传。”展江认为目前舆论监督依然有着官方意识形态倾向，想独立是不大可能的。
　　3年前，白岩松一连辞去了《中国周刊》、《时空连线》、《新闻会客室》3档节目的制片人职务。
　　“对我来说，我必须去做制片人，是体制的原因推我上的，我没办法。但我做了2年制片人之后，发现没时间做主持人了。而且我发现，屁股决定脑袋，你坐在制片人的位置上，思考就不独立了。你必须考虑，我要这么说会不会使得栏目被毙掉？我就丧失了某种做主持人的自由。”
　　白岩松改变了做制片人的一个传统体制，他削了自己的权力，成立了编委会，按照国外的方式来运行。接下来创办了《新闻周刊》和《新闻会客厅》。他离开了制片人的位置，留下了编委会的机制。而且，在他的手下，还发现了一些制片人和主持人，比如张泉灵、柴静。他觉得“满快乐的”。
　　“利益这个东西，有没有？说白了，有，而且还不少。但我做制片人的时候就达成了协议，我的所有工资从上级拿，不从我组里拿，这样我就避免了许多的诱惑。”
　　坏脾气
　　白岩松的脾气有时候会不那么好。
　　“岩松作为朋友，实在是很可爱的一个人，他和你肝胆相照，为你两肋插刀。”白岩松的前同事雷溶说。“但是作为上下级，他让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和我翻脸两次都挺厉害，几乎就是暴跳如雷，在楼道里大声说：‘雷溶——你出来啊——’哎哟，我都被气堵了那次。”
　　“后来他回去给我打电话，说得挺动人的，把我都说哭了。”
　　王力军也说，“有一次，我们在做一个死于矿难的矿工的孩子——牛津和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对话，在直接连线中出了些技术故障，一时间，白岩松冲了进来，当着许多人的面，指着我不客气地说，‘你还干不干了？’当时那么多人在场，我也一下子懵了，脸上挂不住。”
　　张巍也说，他是那种最难合作的主持人，这样会给人很大的压力，也会得罪一些人。这让他们对白岩松爱恨交加。
　　“不过，他发脾气也真的只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因为其他的。事后，他也不直接地，生硬地道歉。他会找一种很自然，很细腻的，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解决，找我去喝酒，说着说着，两个人的关系就恢复自然了。”王力军说。
　　张巍说，“他喜欢喝酒，喝多了就和你谈心，拍着你的大腿，说很肺腑的话，但醒来后经常不认账。他容易调动人的感情，让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挺知足。这可能和他的蒙族的血统有关系吧。”
　　“最烦他的脾气，然而在工作中，他非常准确，有才华，有热情，他有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责任感。我和他合作的片子，大部分都获了奖。”雷溶说。
　　在工作上极为苛刻的白岩松，却时常被一些细微寻常的小事感动不已。有一张照片：农民工回家的路上，一个母亲咬着方便面，俯身递给怀中的孩子。这张照片让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白岩松8岁时父亲去世，一直到1978年才平反。“母亲没有再嫁，和我们相依为命。家里是很穷的，在东北那个地方，冬天到了，家里头全都结了霜。我到井边打水，得先提一些热水过去，先把冻住的浇化了，才能从井里提水。”
　　白岩松的班主任，北京广播学院的曹璐老师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岩松这拨孩子挺不容易的，而岩松特别懂事，有责任感。”
　　“虽然他犀利，咄咄逼人，逻辑感强，但我觉得他的性格里实际上充满了一种纯真和热烈的东西，感情很充沛。别人认为习以为常的，他却经常被这些点滴打动。有一次我们做了一期残疾人的节目，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啪嗒啪嗒’地掉眼泪，我就看着他哭。有一次，我还听说他在家里和妻子听交响乐，两个人居然听到抱头痛哭。”
　　“一方面他像一个孩童一样热烈天真，另一面，他又很世故圆滑，在体制里一步一步地争取话语权。有一次我不小心摔断了腿，而我当时已离开了《东方时空》，那医药费谁出呢？他就出面帮我和领导斡旋，斗智斗勇，硬是把医药费用给解决了。我住院，他拿着他的CD机跑到医院来看我，让我听他买的唱片。”雷溶说。
　　他的一名同事略带促狭地笑着说，白岩松不知为何，无法在工作中和女性坦然相处，只能和男性或者是比较中性的女性合作。“他从来没有过绯闻。”“他其实在人群中匆匆忙忙，只有在自己掌握的环境中，才会自如。我觉得他是自信的，而内心深处有着不为人知的羞怯和敏感。”
　　白岩松说，“在大学我基本上没和女生打过交道。我球打得很好，是那个时期的‘球星’。在大学一个男生如果体育很好，那他是很容易自信的。”
　　“他很自信，但他并不放大这样的自信。他内心柔软，他轻易不透露这样的柔软。其实这个人骨子里比较骄傲，他对他看得上的人都特别好。”王立军说。
　　“我只希望我在乎的人对我点点头。”白岩松说。
　　白岩松可以说是典型的“68-40”一代，60年代末出生，受教育于80年代，而今40岁左右，正当壮年。
　　1985年上大学，那时流行尼采、叔本华、朦胧诗。“听说顾城要朗诵诗歌，我们大老远地跑去沙滩一带寻找，去复兴门的书屋附近听中青报的记者沙龙，把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麦天枢等人的文章，绞下来贴在本子里。大小伙子大半夜地写诗歌，热泪盈眶。毕业的时候又在89年春夏之交的变动中离开。那时我们只考虑国家，很少考虑自己。我们愿意寻找意义，赋予意义，这是我们的成长。”
　　作为一名文青，他喜欢贾樟柯，食指。他觉得自己和贾樟柯有些像。他们来自小县城，他们有着许多冰冷而温暖的回忆。他们几乎内敛，却又对时代，热切地表达自己的声音。
　　他们曾是集体主义的一代人，带着浓重的理想主义和反叛性，而他们在和世界发生关系时，力图更加友善、宽容、积极并且有效。
　　白岩松：改革者还是守成者
　　他有表达的锐气，对体制持有自省，更多扮演了电视新闻改革推动者的角色。跟体制关系很近，同时也希望还能在体制内保持自我。然而，有时候妥协到底是换来空间的必须，或是放弃努力的托词，恐怕连当事人自己都未必知道
　　本刊记者曾繁旭发自北京
　　呼啸聚义
　　1989这一年，白岩松刚刚毕业，在京郊周口店乡的简单住所里，他和同事认真算过一笔账：要用多长时间才能买得起一台21英寸的彩电。
　　当时流行的牡丹牌21英寸平面直角彩电被认为是电视中的极品，价格为2600元，而白岩松当时的工资还不到100元，按照他们当时的算法，即使省吃俭用，每个月存上20元钱，一年存240元，大约需要11年的时间，也就是2000年才能把那台彩电搬回家。
　　当然，他并没有等到11年后才用上电视机。事实上，仅仅在这场聚会的3年多后，他就到了中央电视台工作，机缘巧合，他和一批同事一起推动了一场电视行业的改革试验，而再后来，他也成为了电视时代一个重要的主角。白岩松感慨，“生命，这个巨大的万花筒。”
　　日中午两点，阳光正好。
　　顺着中央电视台的西门一直向南，穿过几百米树荫，就在胡同边上见到一座三层小楼，新闻评论部的人管这叫“南院”，评论部的很多栏目组都在这办公。
　　因为晚上有直播，白岩松早早到了，一身便装，挎着包，在办公室门口和人说话。
　　楼里面，墙上的大型显示器闪烁着一周以来各个栏目的收视率情况，而角落里张贴着这个季度的获奖节目名单和员工工作量统计。乍一看，完全是一副考核严明、效率至上的企业做派。然而，你也能在入门处的红色牌匾上看到，“近期召开党员大会”，“某某编导申请入党”以及“批准某某编导转正”的字样，隐隐透露了这个单位的机关气息。
　　从1993年2月，白岩松到中央电视台干兼职开始，这个庞大的机构就一直处在从纯粹的机关单位逐渐向一个事业机构转型的过程中。在那个时候，早间节目《东方时空》的创办，算是中国电视行业改革的一块试验田。
　　那时邓小平刚结束南巡不久，全国上下充满改革的热情，中央电视台也在酝酿着一场变革，时间定在党的十四大以后。考虑到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电视台并没有早间节目，而且早间节目影响力小可以降低风险，这场改革从早间节目开始。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央电视台是每天上午8：00才与观众见面。
　　正在《中国广播报》工作的白岩松有一天接到师兄崔永元的电话，“小白，我有个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的节目，你过去帮帮忙怎么样？”小白立刻答应，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将是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决定。
　　最初，他“干的是不用抛头露面的策划”，有一天制片人时间劝他出镜，他很有顾虑，时间说，“你怕什么，节目早上7：00播，谁看你啊？”估计是出于对早间节目没有人看的放心，他走上了屏幕，再也没有离开。那一年，他25岁，还带着摇滚青年的气息，在此前的一年，他刚刚写完一本名为《动荡节拍——中国流行音乐现状》的书。
　　按照制片人时间的回忆，让白岩松当主持，主要是出于对之前一板一眼的播音腔的强烈反感，他希望在这档早晨七点钟播出的节目中启用有个性的主持人，以让观众“耳目一新”。时间一直在寻求电视上的纪实语言，尝试还原“世界的本来”，白岩松恰好成为了这种尝试的载体，要求是——按自己的风格说话。
　　日，《东方时空》播出，几段开场白之后就是白岩松主持的《东方之子》，处于改革热情中的领导们谁也没有对这个“不一样”的主持人表示异议，这给了时间信心，“之后我才起用了崔永元和王志等主持人”，时间在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时说。
　　“这批新的主持人，是中国的第一批新闻节目主持人，在此之前是赵忠祥和倪萍的综艺节目的天下。”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学院吴郁教授说。
　　一个新的电视时代的到来，为白岩松等一批新的主持人铺平了成功之路。多年之后，白岩松回忆起这个阶段，还感到幸运。“我们就是电视台体制改革的受益者。如果说《东方时空》那个时候没有实行改革，我就会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水均益在新华社，方宏进还在深圳大学教书，偶尔来北京电视客串，而崔永元在中央台的《午间半小时》。”
　　那是延安
　　《东方时空》开播的时候，整个栏目组仅有三十多人，摆在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人才不足。于是，《东方时空》张开双手，面向台外和社会招聘人才，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应声而来，他们隐隐觉得新一轮的新闻改革试验将会在这里展开，《东方时空》成了他们心中的延安。
　　“94、95年每年都有好几千人来面试，但之后就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了，”《东方时空》时空连线的现任制片人刘爱民回忆说。这个阶段为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精英，多年之后人们还是把这个时候加入《东方时空》的人称为“黄金一代”。
　　创业者们最早在一个不足20平米的临时办公室里展开自己的事业，其中有时间负责的《东方之子》，王坚平负责的《音乐时空》，张海潮负责的《焦点时刻》，以及辗转落到陈虻身上的《生活空间》。
　　经过若干次的搬迁，《东方之子》工作组最后稳定在六里桥一幢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那套房子有七八个房间，住着近20个人，白岩松是其中唯一结了婚的。一个除夕，白岩松和太太张罗了一桌子菜，等下半夜加班的同事归来，一批流浪北京的人有“相依为命”之感。当时的制片人时间回忆，尽管之后办公室又屡经搬迁，但小白夫妇的张罗，倒成为了保留节目。
　　创业期的组织一片民主作风。因为大家都是临时工，对待遇不满，但工作上则更多是齐心协力。当时的台长杨伟光对孙玉胜说：“给你两项政策，一是经费包干；二是节目你把关，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虽然这些都是口头表达，但孙玉胜已经能感受到台里的改革决心以及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
　　十年后，孙玉胜写书总结，这一场改革的根本就是“改变了电视的语态”，降低了说话的口气，尝试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人们从一贯严肃刻板的屏幕上，看到了民间话语的鲜活、幽默，看到了冲突的故事和人物的命运。
　　这种转变，具体表现在主持人身上，要求他们“更像是邻家的兄弟，像一个朋友，以聊天拉家常的方式说话”，这批没有经历正规播音腔训练的主持人反而得了好处，他们不再扮演一个读稿件的“传声筒”。其中，除了白岩松来自《中国广播报》，《东方之子》中胡健、刘爽等主持人也都是报社的编辑记者。过去的采访经验让他们可能以记者报道的形式在现场完成节目，毕竟“现场”才是电视的本质。
　　后来，《东方时空》干脆开辟了一个叫做《面对面》的主持人言论板块，让主持人用个性化语言对一天中的某件大事进行3、4分钟的评论，很多观众也是这个时候开始记住了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方宏进等一大批标志性的主持人。
　　为了确保这些栏目和主持人成功的运作，《东方时空》还试验了制片人制、主持人制和第二用工制度，财政包干制度也曾经在这里得到试验。
　　那是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在节目开播9年之后的年终联欢会上，新闻评论部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来纪念这个时期，节目用了一种非常夸张而且兴奋的方式表达对特殊年代的怀念。
　　在孙玉胜看来，这场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看电视的习惯，也重新检讨了电视与观众的关系。他不由得感慨，“十年之计在于晨”。因为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东方时空这个被标注上了新闻改革符号的栏目引领了一场向电视的本质靠近的过程。在90年代初，这样的改革力度是让人吃惊的，当时中国媒体还没有苏醒过来，即使后来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当时也只是一份街边小报。
　　在《东方时空》的基础上，1993年12月新闻评论部成立，1994年4月《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创办，一直到2003年新闻频道开播。而在这些节目上，经常可以看到白岩松，比如《新闻调查》第一期节目《宏志班》，出境记者就是白岩松。
　　娱乐时代的到来
　　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方时空》以及屏幕前的白岩松都扮演了一个电视改革者的角色。但娱乐化时代呼啸而来，而一个严肃的新闻时代并没有得到发展，相比于湖南卫视那些娱乐主持人，白岩松显得有些刻板了，有人开始说他老了，甚至，还有人说他成了现有体制的代言人和维护者。
　　或者，因为在任何一个政治正确的场合都可以看到他，比如两会报道，比如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过多提醒了人们他作为一个垄断的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身份；或者，因为他在屏幕上的表达总是那么有把握，全知全能，失去了与平民时代的呼应；也或者因为他获得了太多的体制认同，头上顶着诸如“十六大党代表”和“全国十佳青年”等称号，过于闪耀；总之在一个媒体逐渐商业化，平民意识逐渐崛起的时代，白岩松象征的改革者角色似乎正在淡化。
　　但在白岩松看来，他一直都是“主流中的另类”，他说自己一直保持着愤怒，并且期待说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房子问题，他对政府的举措一直颇有微词。“我五年左右的时间，一有时间就抨击，凭什么政府预期每个人都能买得起一套房子？扯淡，13亿人口的国家能每个人买得起一套房子？我从此不姓白了。大家都去讨论房价问题，政府的责任因此被掩盖了。我一直批评经济适用房，为什么？当我都有同事住在经济适用房里，你认为经济适用房公平吗？靠经济适用房解决问题的，为什么没有人说话？我一直在呼吁廉租房，但今年才成为廉租房的元年。”
　　《时空连线》的制片刘爱民和白岩松有多年的合作，在他看来，“白岩松主持的节目和所表达的观点都是很主流的，即使在直播中也特别让人放心。但他也不是守成者，他创办新的栏目，进行体制改良，而且也开拓新的报道领域，他一直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新闻中心。”
　　白岩松也说到自己在体制内的消耗，比如在节目被毙掉的时候“感到绝望”，但很快又有新的内容让自己兴奋起来，“所以才会是痛并快乐着”。“其实如果业务素质足够高，没有什么不能做的，看你怎么做，看你有多快。马家爵、孙志刚都是我做的，孙志刚的节目刚播完，中宣部打来电话，节目做得很好，但是后边别再做了。”
　　有一次，温家宝总理来节目组小范围座谈，让白岩松说一段话，他说，“领导要清醒，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全方位了解各种资讯，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了望员，前方海面上好的和不好的消息都要告诉乘客和船长，你的船才能安全行驶，如果我只告诉你好消息，而不告诉你坏信息，请问领导怎么冷静和清醒？那就是泰坦尼克。”“我说的时候看见总理在记。”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当年起用白岩松的制片人时间正在广西挂职，他说，“白岩松来广西看过我两次，我们没有在一起战斗，但心意相通，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有限的空间中保持了自我，这一点没有变。”
　　透过这些细节，我们慢慢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白岩松：他有表达的锐气，对体制持有自省，他更多扮演了电视新闻改革推动者的角色，但他也注意不对体制作出过多的批评，注意表达的主流。所以，他一方面跟体制的关系很近，另一方面也希望在体制内保持自我。然而，有时候妥协到底是换来空间的必须，或是放弃努力的托词，恐怕连当事人自己都未必知道。
　　与《东方时空》渐行渐远
　　今年是《东方时空》开播的第14个年头，栏目的办公条件越来越好，但当年的“特区”今天却已经褪去创业时期的热情，逐渐跌入低谷。“收视率跌到了最低点，改革的动力也降到了最低点。”《时空连线》的制片人刘爱民说。
　　而与此同时，白岩松正与《东方时空》渐行渐远。他开拓了《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和《360度》这些新的栏目，从日新闻频道开播之后，他的工作重心，更是逐渐从《东方时空》转移了出去。
　　“很多新的节目都想找他当主持，这是收视率的保障，而《东方时空》这个老平台开始步履蹒跚，各种体制优势已经完全丧失，不同栏目之间还相互牵制，留给主持人的空间越来越小，白岩松与东方时空的关系若即若离，只有在策划一些节目时，才回来。我能感觉到他的失望。但说实在的，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他能回来，能帮帮《东方时空》。”刘爱民叹了一口气。
　　刘爱民1995年来到《东方时空》，见证了当时在这片“试验田”里迸发出来的改革热情，看到了《东方时空》的种种光荣时刻，以及从这个母体孕育出来的孩子一个个茁壮成长，于是越发对今天的《东方时空》感到失望。“当时的改革是上下一条心，但现在整个栏目一直在守成，中国电视进步了。它没有进步。”
　　事实上，《东方时空》也经过1996年、2000年和2001年的三次改版，节目的播出时间和内容安排都作出不少调整，却没能形成大的突破。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呼唤改革的人，感觉到很难受。
　　“可能现在是一个修补、维护期吧。”刘爱民感慨。
　　时间则表示自己已经5、6年没有看《东方时空》了。在他看来，没有体制保障的创造性，是无法持久的。“缺少了小环境以及大环境的种种支撑，完全依靠个人的专业追求和理想热情，是无法防止一个节目逐渐走向老化与衰亡的。”无论这个节目在历史上享有多么高的地位。
　　“《东方时空》也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与中国的改革的每一步伐都如此相象：十多年前改革春风吹遍大地，但今天各种资源都已经充分调动起来了，接下来能改的就是体制了。”
　　“《东方时空》的下一步就是体制改革，不然很快就会死掉。”坐在《东方时空》略显空旷的办公室里，刘爱民的神情显得凝重。
　　陷阱无处不在
　　即使在一连辞去几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之后，白岩松的工作量依然惊人。他同时要主持3、4档节目，还要应付各种直播节目以及主持外面的一些重要活动，比如说某知名大学的校庆点名要他去主持等等。
　　“主持太多节目当然是不好的，观众会觉得你面目模糊，但有时候他可能被名声裹挟着走，也可能被体制裹挟着走。”这是刘爱民对于白岩松的担忧，“有很多年轻主持人追求出镜率，白岩松不应该是这样，他该重视质量，混个脸熟对他没有用。”
　　对此，白岩松并非毫无知觉，他已经逐渐减少在一些栏目的出现，比如《新闻会客厅》和《时空连线》他都做得少了，《中国周刊》和《360度》是他想做的，因为有直播的内容，能说些自己的话。而台里的重要节目和外面的一些场合都难以拒绝。有时候那是任务。
　　他主持的节目依然能够得奖，比如第一季度的《岩松看日本》得到了栏目组的金奖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制片人奖，他的节目收视率也还不错，但中国所有的新闻奖他都拿过了，收视率再高的时候也有过了，目前有些工作多少显得重复。
　　白岩松常感慨自己幸运地赶上了那个风气初开的时代，但是危险也就在这里，人们容易把他们明星化以及英雄化，让他们承担专业以外的许多事务。
　　“接力棒在我们手中真的是很长时间了，但是现在看不到交棒的可能，前几天我还在抱怨，香港十周年的直播50个小时我做了20个小时，主要的四块儿都是我在做，体力的消耗不重要，可是心里有消耗。”
　　前几天白岩松还去找中心主任聊天，“你不能遇到大型直播就是我在做，从97年到现在，中央电视台所有大型直播都是我做，连之一都没有，这就不正常，我都做了十年，直播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机会，我甚至想躲着它走，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机会，这多么不公平。”小白顿了一下，轻声说了一句：“我接这个棒子太长了。”
　　在刘爱民看来，白岩松也有很多无奈，“《中国周刊》是媒体盘点，没有突破；《360度》因为在新闻频道，落地受限制，影响力还不够；《东方时空》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平台，但现在空间是太小了。”“另外，还有那么多的事务，也很消耗。”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成熟的主持人制度，一个人成了名，就要承担许多栏目以外甚至专业以外的任务”，当然，这样的“委以重任”有时让人无法抵挡，即使是白岩松这样自省的人，也很难例外。
　　“我们这一代的主持人是铺路石，只是希望我们铺的路快点有人走过去。”白岩松说。
　　他曾经感慨“渴望年老”，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他的这个年龄，还远远没有资格上荧屏，但现在他不说了，或者他也意识到，中国主持人与西方主持人的距离，并不仅仅是年龄。
　　“电视新闻最好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我觉得严肃的新闻应该只在电视里占不大的比例，但做得非常严肃，受人尊重；而娱乐做得很好，很有智商。”白岩松说。
　　“有了娱乐的时代，我才突然想到我们90年代的趾高气昂是多么的不负责任，我们占据舞台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百花中还有其他花要开得好看一点，那时候完全是个舆论监督的时代，我们也被明星化过，现在我希望新闻躲在娱乐的背后，需要它发出声音的时候才出来。”
　　形成中的体制惰性
　　现在的央视大楼是1986年启用的，但图纸是70年代末开始设计的，所以整个大楼的办公条件十分局促，很多栏目都在附近租了自己的办公楼。新的央视大厦还在建设中，不久就要竣工，但与大厦建设不相匹配的是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白岩松感慨，“1993年到1999年之前是最好的时间，这之后就没有大的革新。”
　　日，央视新闻频道成立，也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目前新闻频道的影响力还是有限，在时间看来，“既有舆论环境的问题，也有操作者的技巧问题。”
　　有人说，2000年之后，新闻评论部在报道语态上可以算得上出新的，是《社会纪录》的阿丘，他更草根也更娱乐。
　　也有人拿新闻评论部跟央视的其他部门相比，比如社教中心，这个阶段做得相当红火，《百家讲坛》很好地影响了社会，反而评论部有些活力不比从前。
　　孙玉胜在《十年》中写道，“当时的那次改革之所以能引起效应，主要在于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但，“中国电视新闻的体制近些年来变化不大，并没有给制片人和记者更多的空间，也并没有给新闻报道更多的空间。”时间和刘爱民不约而同说了同样的观点。
　　“很多地方电视台已经给制片人实行年薪制了，通过机制保障创造性，但央视还是没有解决人才的奖励问题，虽然曾经搞过十佳主持人奖励，却没有编导和制片奖励的制度安排，另外，节目有很重的行政负担，影响了业务发展。
　　时间说，“改革到了一个阶段，各种体制力量开始生成，要对机制或者是屏幕上的内容作出一点调整都是很困难的，正常的顺序是从研发小组到部门，到中心主任和频道总监，还要通过编委会。这是个复杂的流程。”
　　“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一次大改革的发生往往需要机会。”回忆十多年前的那个改革年代，时间这样感慨。
　　在这样的框架下，就算白岩松有大的改良的愿望，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他通过走外围路线，打通相关的外交部门而推动了《岩松看世界》系列，目前已经“看完了”台湾、日本、香港，在日程上的还有俄罗斯、印度甚至朝鲜等。
　　留下的和离开的
　　在电视台里，主持人的流动是相对较少的，比如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崔永元等最早进入《东方时空》的主持人，至今仍然活跃在央视的屏幕上，但那些幕后英雄，却早已换了好多茬，最初的那批创业者也有去有留，散向四方。
　　留下来的有很多，比如当时监管《东方时空》社会新闻栏目的童宁(现任西部频道编辑部主任)，比如当时负责《东方时空》统筹的孙克文(现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负责《焦点时刻》的张海潮(现任央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负责《生活空间》的陈虻(现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只是这些人多数干起了行政职务，真正还战斗在第一线上的少。
　　当时《东方时空》的总制片时间也到了社教中心法制专题部当副主任，他特别早就提出“做电视就是要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在1993年的那场改革中，他和陈虻、梁建增都是主要的实施者。后来他离开《东方时空》是因为，“一个改革者当政的时候，他就需要用人才，而到了节目不需要创业，只要维持的时候，多我、少我分别不大。”
　　时间说话直接，因为常说一些得罪人的话，孙玉胜在《十年》之中也没有忘记提出这一点。
　　而学者李幸曾经总结时间身上的几个“二元性”，其中一个就是：央视的人，你就是个按口径宣传的，但是时间偏偏要在其中搞出花样来，栏目要做得轻松好看，观点要隐藏在影像背后。其实有这种特点的不仅仅是时间，我在央视采访时的感受是，体制内有一批人在坚持，尝试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他们中不少人讲到在体制内坚持的困难，有的甚至说，“其实就是要把臭狗屎做成冰淇淋味道。”
　　当然也有一批人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离开央视新闻评论部，在主持人中，离开的有方宏进。他受朋友之托帮尚未面世的东方卫视进行总体策划，结果不但策划了新节目，连自己也于2003年9月前往东方卫视任总策划与新闻评论员。从他1992年初进入《东方时空》算起，正好十年。今天看起来，东方卫视是个有活力的机构，但作为主持人，方宏进似乎没有赢来比在央视时更大的名声。
　　王坚平，最初《东方时空》音乐节目的制片人，1996年东方时空千期改版，取消了音乐节目，他随之参与筹备《新闻调查》，2000年他辞职下海创办“北京银汉文化传播公司”，探索“民营电视”的发展之路。两年后，又单枪匹马组建了北京冠华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电视内容供应商，向中央电视台提供内容。
　　在孙玉胜的回忆中，王坚平的离去是件遗憾的事情，只是“没有令他们不离开的充分理由。”另外，夏骏和刘春的出走，也同样让孙玉胜感到惋惜。
　　夏骏是1988年著名电视系列片《河殇》的编导，后来是《新闻调查》的制片人，2000年他和王坚平一起创办“银汉公司”。
　　王坚平和夏骏走了完全脱离央视垄断体制的路，寻找市场和民营电视的结合点，这样的方式特别有象征意味，然而，王坚平最终依靠向中央电视台提供内容来运转公司，充分说明了在这个领域之中，民营企业的生存有多么艰难。
　　刘春的道路也很有代表性，1996年香港凤凰卫视组建不久，他被聘为台长助理，现任中文台执行台长，负责中文台专栏节目的策划和管理。现在的凤凰卫视几乎成为了每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人都提到的名号。
　　无论结果好与坏，敢于脱离体制重新创业的肯定都是理想主义者，内部的空间拓展受到限制，外部拓展总是一种可能。他们的离去，也说明中央电视台逐渐失去了其在行业内完全垄断的地位，格局正变得多元。
　　有人问白岩松，为什么一直留下来，“在中国做电视，除了中央电视台去哪儿？”白岩松反问了一句，“首先，凤凰卫视落地不好；其次，中央电视台每前进一步，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要参与到这个进程中。”
　　一个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曾经问白岩松，你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之后最大的感觉是什么？白岩松的回答是：“背靠着大树，你自己就成为大树。”白岩松还有另一个表达，“即使是一条狗，老在中央台晃，也会成为名狗。”他是非常明白体制的好的，而他也藉着足够的平衡能力，赢来了一些空间。
　　在一个垄断体制下，坚持与放弃都有足够的理由：留下来，你可以背靠大树；放弃，你会推动新兴力量的成长，尽管这往往更为艰难。
　　采访的最后，白岩松说，“凤凰卫视的董事长刘长乐是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原来是广院的老师，台柱刘春也在广院毕业，我们都是一拨人，但凤凰和央视却是两个不同的台，这真是很有趣的事情。”
　　白岩松：希望新闻改革速度可以更快
　　总有人说你们的胆子真大，但如果没有上面的支持，能够变现吗？不能。我觉得做新闻应该借力发力，同时顺应大家的需求，和上面的需求。三任总理都到《焦点访谈》视察，不是偶然的
　　本刊记者曾繁旭吴虹飞发自北京
　　“持续是一个关键词”
　　人物周刊：进入央视这么多年，前后有什么变化？
　　白岩松：年龄。我的节目每天都是面对战争，矿难，飞机失事，美国打伊；拉克。你终于知道，那些美好的东西更珍贵，更值得珍惜，更敏感。
　　人物周刊：做新闻这么久你会麻木吗？
　　白岩松：做新闻的好处是你很难变得麻木。神六回来的那一天，我是夜里三点去直播，我心里也一样揣着好奇。新闻就是“树欲静风不止”的职业。
　　人物周刊：14年前《东方时空》的创办，提倡了许多新观念，现在这些观念是不是成为了电视台里头的共识？
　　白岩松：当时所努力的其实是从国家话语逐渐向媒体话语的过渡。前不久我大胆地在2007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动员大会上说了一席话，我说：“请注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面讲政治也是要用讲业务的方式讲，人们不能接受的不是讲政治。”我担心，我们有一些人因为环境稍微变化以及在稍微的压力下就直接讲政治。
　　我曾经给他们举例，说美国的电影其实也讲政治，但它是以讲业务的方式讲政治。你看《辛德勒的名单》，尤其是《拯救大兵瑞恩》，已经意识形态化到相当的地步了，但你看得进去，觉得好看。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人物周刊：目前中央台是如何讲政治的？
　　白岩松：我不妨说一下我们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说的一句话，我们播完第一次《感动中国》的时候，李长春同志写来了一封信，说主旋律难道不可以也这样好看吗？我觉得我们的决策者也在这样思考问题，很好啊。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媒体的喉舌功能？
　　白岩松：过去我们是党的喉舌，现在我们是党的喉舌和群众的喉舌，这是一种进步。必须成为百姓的代言，以人为本。从政府的喉舌，变为百姓的喉舌。站在百姓的阵营里，谋求的是百姓的“公共利益”。
　　人物周刊：你的公共利益指的是什么？在民工、中产阶层、商人等利益阶层划分的当下？
　　白岩松：我认为弱势群体是要关心的，比如医疗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月收入1万就不必去关心他们。这是另一种不平等。
　　人物周刊：你持续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白岩松：首先是怎么样让官员做该做的事情，如何改善用人体制、官员体制，这几年反腐败反得很厉害，而“不腐败，但不作为”怎么办？他是不腐败了，可是他好几年都不做事，这时候怎么办？
　　其次是关心公益性的捐助。如杨小霞这样的孩子，得到的捐助甚至在治完病后还富裕出40万来。我就会觉得，这样的捐助，是被媒体挑选出来放大的，所以杨小霞就是像幸运抽奖一样的。我希望能持续性地采访希望工程，督促，参与关于捐助的纳税立法。
　　另外还有弱势群体，陕西某县的农民用贺卡来讨要工资，这样一种“温柔”的方式，我们报道之后，立刻40万拖欠的工资还给了农民。我们还做了回访。必须持续地关心，只要有机会。“持续”是一个关键词，它让你不沮丧，不骄傲。
　　人物周刊：一谈到腐败，大家就立刻会想到过去的《焦点访谈》，想到舆论监督。
　　白岩松：我个人觉得，上下都有这样的愿望舆论监督才能促成。总有人说你们的胆子真大，但如果没有上面的支持，能够变现吗？不能。我觉得做新闻应该借力发力，同时顺应大家的需求，和上面的需求。三任总理都到《焦点访谈》视察，不是偶然的。
　　比如说朱镕基总理在《焦点访谈》题字，我站在他的身后，“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当他写下“舆论监督”后我在后面鼓掌，他扭头冲我一乐说还有。下来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我问他说：总理，您这是即兴之语还是想了很久？他说我想了一宿，今天早上我一量，血压都高了。
　　温家宝总理来的时候，也是小范围座谈，他说了这样的话：“领导要清醒。”
　　我从来不信奉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但是我一直相信普利策所说的，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了望员。
　　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就要到来
　　人物周刊：现在还不是电视新闻最好的时候？
　　白岩松：远远不是。从2000年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一个娱乐时代，和娱乐时代相对应的是电视新闻改革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我认为是被娱乐时代屏蔽了。
　　我隐隐地觉得，我们应该进入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的时代，应该有一次更快的提速。
　　人物周刊：什么是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
　　白岩松：真正电视新闻的到来，肯定是更关注新闻本身，更客观更理性，而不是只展现态度，好的新闻就是新闻本身。我们现在报道大量不是新闻的新闻，也有大量的新闻没有报道，都有问题。
　　新闻就应该督促社会出台合理的决策，同时监督社会一切决策的运行，就这两个。当然你希望最快地让老百姓看到新闻，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就会形成推动力、形成约束，每个人加起来，决策就不敢太离谱。
　　人物周刊：是什么在阻碍这个时代的到来？
　　白岩松：现在我们非理性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兄弟媒体在干一些非常荒唐的事情，但是大家混这碗饭吃的心照不宣。如果我们媒体有很好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媒体和媒体之间可以互相监督，还有人敢胡来吗？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监督。
　　人物周刊：实际上，很多人觉得媒体不是缺少监督和限制，而是限制太多。
　　白岩松：我觉得现在媒体最大的压力都不是责任实施的问题，甚至不是政治压力，而是生存压力，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为生存压力走到物质第一的地步，都已经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了，钱是第一位的。
　　人物周刊：你说的是收视率的问题？
　　白岩松：我从来不谈收视率的不好，因为在我看来，收视率是比人治进步的评价标准。好歹收视率是一个标准，好歹它比领导拍板定什么好什么不好强。可很多东西不一定要强调收视率，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十套做得非常好，这是国家大台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如果也逼着它一些科学节目都要搞怪的话，就错了，那不是你该干的事情。
　　(我们国家媒体目前的阶段)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比如波兰、美国的媒体都曾经是这样。媒体也错过，有时候也荒唐过，但只要它信奉着媒体的价值观，它就会往前走。它必须是科学的而不是情绪化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媒体不能被情绪化绑架，不能被所谓的老百姓的喜好所绑架，你是跟从者还是引领者？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多了，老百姓有时候还喜欢毛片呢，你放吗？
　　人物周刊：你做的节目也面临着收视率的压力？
　　白岩松：还好，我一直没有遭遇过于糟糕的收视率，但是我不去追求最红火的收视率，我觉得真正起到作用的东西，恐怕比收视率高好。我三年多时间一直坚持做《中国周刊》，我们头两年评到的NO、1啊，现在也不低，但是改来改去改，让我们受害很多。
　　人物周刊：央视有些节目可能面临这种压力，比如《新闻调查》，它的播出时间不断调整，听说收视率也在下降，这样严肃的新闻节目会不会受影响？
　　白岩松：它面临压力，但是它的生存不会有问题，你能想象《新闻调查》或者《中国周刊》这样的栏目在电视节目中消失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应该不干这个行当了，已经没有什么可干了。
　　守土有责
　　人物周刊：你在很多场合都说自己是主流中的另类，这个另类是什么意思？
　　白岩松：我们做《东方时空》的时候都是各种纪录片的爱好者，我们当时是体制外的，是非主流的，但是做着做着，我们发现主流开始欢迎这些东西。但是你别做出主流以后就守着主流，彻底变成既得利益者。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对你的评价有一些分化，很多人觉得你还是一个电视体制的改革者，但也有人说你正在成为某种现有体制的维护者。
　　白岩松：我觉得这都是不怎么看我们电视节目的，比如说我拿十年前和十年后做评价，十年前我似乎显得更尖锐，但是那时候只是解气，我觉得现在我比过去更有效、更有力，骨子里其实也更尖锐。我就不知道做新闻还有谁比我更尖锐。
　　我非常警惕，如何始终不把自己放在既得利益者的层面上考虑问题。作为一个主持人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全得到了，比如说名誉，中国新闻奖最高的我都得过，我可能是建国以来很少的主持人成为党代表的，物质上肯定也不缺钱，在业内也不缺乏肯定，但是这时候你会不会成为温水中的鱼，你已经失去活力了，这是我非常警惕的。能让自己还不变成一个既得利益者不容易，我希望我到退休的时候都不会变成既得利益者。
　　人物周刊：想过离开央视？
　　白岩松：当钱不是最诱惑我的东西的时候，我还真没有跳槽的理由。国外有两家大的公司曾经对我做过调查，关于跳槽的，我就很坦率：“请问要在中国做新闻，除了中央电视台，还能去哪？”有人说你可以去凤凰，没有，凤凰的落地率和中央电视台不能比。我为什么很看重要比如伊拉克战争的转播，因为意味着我爸爸妈妈哥哥姑姑舅舅他们也能看到，哪怕他们都在边疆的小城市。而凤凰是少数人的权利。
　　我和央视是相互的，它给了我一个平台，我选择它，坚守它，这样我才有机会、有可能发出我自己的声音。我当然不满足我现在的状况。但我会去争取这样的发言的机会。
　　人物周刊：但凤凰可能意味着更大的体制上的自由，近来有些现场直播他们出现了而央视没有出现。
　　白岩松：任何改革的推进都需要人，我很开心凤凰台的兄弟姐妹们快速往前走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和促进，但是也需要中央台很多内部人士往前走。在我看来，中央电视台前进一步，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参与到中央电视台往前走的进程，这是一种坚持，守土有责啊。如果大家都不开心就走，不是在失去很重要的舞台吗？
　　人物周刊：坚持留下来，在这样相对稳定的体制下作用有多大？
　　白岩松：我觉得这个东西每个人都看得到，如果我不在中央电视台，就没有机会做《看日本》，就没有机会做《看台湾》和《看香港》，未来也没有机会做《看朝鲜》、《看俄罗斯》、《看印度》。这些东西我在中央电视台才有机会做，才有机会把它成倍地放大，这是别的地方不能比拟的。更何况中央电视台也是我成长的平台，它给了我很多机会，它成长一点点，往前走一个足迹都是有意义的，起码你可以制止它的退步。
　　话又说回来，体制？哪儿不是体制？钱不是另外一种体制吗？有人说离开这种体制了，别逗了，钱会让人更加难以抵抗。我说我见过在主义面前当烈士的，但是没有见过在钱面前当烈士的。想明白就好办了。我觉得迎合钱不比迎合政治光荣，忘掉自己的价值观，哪儿都是体制。
　　真相如何界定
　　人物周刊：有人说在过去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你的声音有些一枝独秀的味道，但是现在高屋建瓴的东西少了，互联网这么发达，所以你的声音显得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白岩松：但凡有点民主观念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局面，我非常开心看到这样时代的到来。我非常不喜欢中央电视台当年只有一个频道，全中国人民从爷爷到孙子都看一个节目、听一种声音。我现在不仅追求发出我的声音，甚至要追求我能放大什么声音，这点很重要。
　　人物周刊：你选择放大什么样的声音？
　　白岩松：对我来说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大原则，第二是规则意识，第三个是更多的弱势群体，你必须站在更多的弱势群体的一面，第四你还是要站在你期待的前方。这话我不好深说，比如对多元的尊重，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但是我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你要接受很多你不喜欢的东西存在的心态，这都是未来非常重要的机制，也是我的一套价值观。
　　人物周刊：你习惯站在政府的立场，还是民众的立场解读新闻？
　　白岩松：面对一个新闻的时候，我很少考虑政府和老百姓喜欢什么，我的价值观是判断这个事情是不是对的。有时候老百姓喜欢的也不见得是对的，你真的要有勇气得罪人。反过来，有些东西是政府支持的，我也批评，比如做经济适用房的时候我就坚持持反对的意见，但是不是政府支持的都是错的呢？
　　人物周刊：怎么界定事实的真相？
　　白岩松：理性和科学，不被任何一种利益所绑架，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媒体一定不能被强势的利益所绑架。
　　人物周刊：你刚才讲到评价，你怎么看待别人对你的评价？
　　白岩松：说实话，我看得不多，这么多年都没有逃脱别人说我严肃，基本冷板着脸，深沉。我发明了一句话，白氏语录：“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缺陷都被弥补了，完美也随之消失了。我知道那些声音，你要沉迷其中就什么也别干了。
　　人物周刊：你听过最不喜欢的评价是什么？
　　白岩松：我在台湾听到李立群(编者注：台湾演员)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凭什么你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表扬，就不能接受很多不公平的批评？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延伸了一下，你为什么得到了很多夸张的表扬，就不能接受很多夸张的批评？我现在什么都能接受了，我也接受了很多夸张的表扬，当然夸张的表扬来的时候我会起鸡皮疙瘩，这是不会欺骗人的，是生理反应。
　　人物周刊：你强调新闻工作者的良知？
　　白岩松：香港中行行长刘金宝，现在在监狱里。我过去问他，钱、权、名，你喜欢什么？他说，喜欢权。他说，这些东西其实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只是要用得更好。
　　做新闻你是获得了某种公权力，如果没有良知做支撑，作为约束，如果没有这个约束我是不敢想象。
　　做得差的新闻不如做得差的超女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电视时代的娱乐时代？
　　白岩松：2000年的时候，是一个分水岭，我当时对娱乐时代的到来没有意识。2000年开始进入了一个娱乐时代，现在是以娱乐，狂欢为标签的年代。
　　盛世的人需要有娱乐。但是娱乐的人要有智商。现在电视台的问题在于，严肃的不够严肃，娱乐的不够娱乐。你看有时候我们娱乐节目还要承担那么多的使命，给老师说点什么、给警察说点什么，其实大家只想解解闷；而严肃的新闻节目，却还要承担娱乐的职责，是不是足够轻松好看，收视率怎样等等。
　　现在娱乐时代也快到一个拐点了，已经有了一些迹象，比如以《百家讲坛》为例，虽然它具有新时代电视评书的特色，但是我认为它是积极的，人们不象过去那么躁了，开始静一点了，如果倒退五年这个节目都火不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百家讲坛》？
　　白岩松：我对骂他们的人很不以为然。因为《百家讲坛》从来不是给骂他们的人或者骂这个现象的人看的，你吃你的鱼翅，凭什么不让人家吃点馅饼？《百家讲坛》的制片人明确说，我的节目是给有初中文化水准的人看的，可是骂他的人都是教授们。我觉得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情况。
　　《百家讲坛》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让很多老百姓找到了重新与传统文化沟通的桥梁，这是一种进步，我始终认为如果中国的平均文化水准能由五年级提升到六年级，要比国内多出一两百个博士后有用得多。
　　人物周刊：你自己看什么电视？
　　白岩松：我主要看五套，那是真正真实的，你都不知道结尾，那东西没有办法提前商量。
　　人物周刊：你们节目里提前商量的状态多吗？
　　白岩松：新闻少，尤其是直播时。如果是录播，在过程中多少会滤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所以直播非常好，直播直接就出去了。第一反应往往是生动的鲜活的。
　　人物周刊：直播对你个人的表达很重要？
　　白岩松：对，我一直在呼吁直播时代，新闻不直播就没戏。我经常举这样的例子，足球当中最好的进攻是反越位，我是踢前锋的，我始终贴着对方最后一个后卫站着，我要逼迫着对方离他的门越来越近。
　　人物周刊：除了体育，你还看什么新闻，《超级女生》和《快乐男声》看不看？
　　白岩松：超女去年我就知道了，过高的表扬和过低的贬损都没有意思，各种讨论都是一窝蜂。干吗那么着急啊，让它走吧。
　　我最近看郑钧和杨二的吵架，杨二背后的导演披露，整个吵架过程杨二知情、导演知情，是策划了这个过程，但郑钧不知情。最后必然会吵得很像真的。居然这个也是做出来的。所以现在说超男超女，我说你让他们自己发展去，如果他们能做十年，牛啊！
　　人物周刊：这方面你跟崔永元差别很大。
　　白岩松：你认为我们很多新闻比超女做得更好吗？要以为它具有新闻这两个字就天然有品质了，做得差的新闻还不如做得差的超女，做得差的超女我们不看就是了，但是做得差的新闻会误导，它对社会的坏影响更大。
　　我们这批人肯定是民主爱好者，但是我们一方面呼吁民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极其担心，中国的民主基础太差。你要真把民主拿来，我们可能会搞砸。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推动民主。我每次去台湾，台湾人的综合素质已经比我们高很多了，可是你看他们(的“议会”打架)，光看他打人还不够沮丧，沮丧的是打人的人会提前告诉记者，打之前看你红灯开了才开始打，作秀啊。
　　你必须用更快的速度超过我
　　人物周刊：对自己的多年工作你有什么评定？
　　白岩松：我过去是玩短跑的，广院的4X100接力赛，我都是冠军队员。但是我干新闻的时候是用长跑在做。长跑是什么概念呢？你咬住第一方阵，直到最后冲刺，这14年我庆幸我始终站在第一集团。
　　另外有一点，起码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责任，我85年到89年上大学，你所有的东西离不开你的成长背景，我只能这么做，我从来不怕别人不尊重自己，我怕的是自己不尊重自己。可能过两年我不做主持人了，我会非常开心，因为接力棒交下去了，但是目前我在这个舞台上，当你在这个舞台上有话语权的时候，如果放弃责任那太缺德了。
　　人物周刊：现在，谁正在超越你？
　　白岩松：我曾经跟很多年轻人说别指望我停下来等你，你必须用更快的速度超过我。但我的很多年轻同行想超过我们很难，我替他们感到有一点惋惜。不是他们不行，而是在电视这个圈里边，一代超越另一代必是以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和改革作为标志，你必须带着新的空气，伴随新节目和新样态出现。现在大家都在93年的基础上走，已经摸到后边的天花板，逾越不了，他们怎么超越我们。凭经验？不可能，凭人缘？也不可能，所以一定要有不断的新闻改革才会一茬又一茬地出现新人。
　　我急切地盼望着他们超越我们，因为这意味着又一次新的变动和改革，我还是希望我们的新闻改革速度可以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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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沙发很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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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板凳很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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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让人瞬间感觉精神焕发，力从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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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支持楼主ing，支持和平论坛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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